“耐心等候，尼尔森，”我说，“不要再打架，不要再动手，照他们吩咐的做。”

“我尽量试着做就是了。”

“假如你不和他们合作的话，我没办法帮你了。”

“好吧，我听你的话。”

我离开他，心里明白，如果我不弄他离开那个房间的话，他会死在那里面。

我来到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是个外貌温和的中年人，叫史劳德，他告诉我的情况和我弟弟告诉我的差不多，但是我要弟弟亲口告诉我。

史劳德医生的白色外衣、厚厚的眼镜和超然的态度，给我一种感觉：他对文书工作的兴趣，远远胜过对病人的兴趣。

我设法说服他，把尼尔森换到看守比较松，空间大些的房间，让他可以走动。他不买账，因为尼尔森在这儿举止粗暴，态度恶劣。我辩解说，尼尔森的行为正是任何无辜者的正常反应，他平白无辜地被逮捕，又被判刑送到这个人间地狱。但医生坚持说，那是因为尼尔森心理不正常，已经有三位精神病医生确诊。我告诉他，正常人被误诊为精神有问题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他不理会。我想我是有些冒火了，因为后来他竟然威胁我，要把我也关起来，因为我和尼尔森一样不正常。

接着，我去找爱德华律师。他是个年轻人，留着长发，穿一套昂贵的西装。我认为，凭他的收入，他是买不起这种西装的。他告诉我，曾经提出上诉，但是希望不大。我告诉他，尼尔森一直说他是无辜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和警方不设法找到真正的凶手。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他说，在抓到尼尔森之前，凶手每月月圆之时，就会出来作案一次，但是，在抓到尼尔森之后，凶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是无辜的，为什么凶手不作案了呢?我无言以对。

在审判期间，爱德华一直希望凶杀再次发生，那样一来，尼尔森就可以被释放了，但是，凶杀一直没有发生，因此，他和警察一样，认为尼尔森是真正的凶手。

也许尼尔森说他无辜，是因为他不记得自己的行为了，这并非没有先例。

我告诉自己，尼尔森是我的弟弟，我必须相信他的话。

三年前我离开家乡时，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所以，当我离开律师办公室后，我在公共电话亭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了要找的人。我叫了辆出租车去他那儿。

那是城中贫民窟的一栋公寓，又脏又破，不过我并不觉得意外。那人住在三楼，他看到我似乎很不高兴。

我告诉他，我要他帮我安排一个人越狱，据说他是个安排越狱的专家。

他问我是哪一个监狱。

我告诉他，是城边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他大笑起来，说他没有办法安排精神病人出逃，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靠不住，再说，他也不愿帮助一个拿着冰锥到处杀人的病人。给他多少钱他也不愿干。

这一下我可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要他出来，他是我弟弟，我要对他负责，如果他死在医院的话，那么，我也有责任。

我带了一瓶威士忌回到旅馆，边喝边想。想了很长时间，也许是威士忌给了我灵感，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离开旅馆，找了一家小型超市，我挑了几样宴会用的东西，然后将一把冰锥放在当中。至于口红，为了不引人注目，我偷了一支。

离开超市后，我从袋子中取出冰锥，把其他东西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一条街一条街地闲逛，一直到深夜。我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看到一个少女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我跟踪她来到一条黑暗的胡同。她是个矮小、瘦弱的女孩，我一只手臂从后面扼住她，另一只手举起冰锥，她惊恐地叫了一声。

但是，我并没有杀掉她。

也许那时我的酒醒了，也许是我潜意识里的良知，不管是什么吧，反正我手中的冰锥没有刺下去。

我放开她，转身就跑，寂静的夜晚里，她的尖叫声非常刺耳。

我跑了不远，就被巡逻车截住了。一搜身，就搜出了冰锥和口红。

警察局的办案人员让我坐在审问室里，他自己则来回踱着步。他是个矮胖的秃顶男人，看上去不像个警察，倒像个商人。

“去年他们在城那头抓到那个傻瓜后，我以为冰锥和口红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他说，“看来，他们抓错人了。”

我露出微笑。不管怎么说，尼尔森没事了。

“不过，也许事情并非如此。”

我不笑了。

他打开我的钱包，打量着身份证说：“这名字很熟。”

他一脚放在椅子上，仔细地看着身份证，“我以前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他说，“我想起来了，你的名字和那个被判杀人罪的人一样，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就是你们家人有这种杀人癖好。”

我没有说话。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坐在这儿，别乱动。”

他出去了。我坐在那里，心乱如麻，事情越弄越糟，不仅帮不上弟弟的忙，连我自己也被拖进去了。

他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卷宗。他小心地把卷宗放在桌子中间，说：“全在这儿，在州立医院的是你弟弟。”

他探过身说：“我猜想，你以为杀个女人，给她做个记号，就可以使我们认为抓错了人，你真是太幼稚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手法，就知道是不同的人干的。做案手法各有不同。幸亏你没有下手．我们只能以人身攻击的罪名扣押你，不能指控你谋杀，听那位女孩的口气，好像不愿告你，这倒让我很奇怪。”

我想到的是，对不起尼尔森。

搜身时，连我的那个小佛像也搜出来，现在它就被放在桌子中间。我看到它时，心想：这算是什么幸运符啊!

办案人员走到窗前，掀起百叶窗。天已经亮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没有下手，”他说，“不过这真是件幸运的事!对你、对那女孩、对你弟弟，都是一个幸运的事，只可惜另一个女人很不幸。”

我忍不住问道：“什么另一个女人?”

“那个在城里遇害的女人，她遇害的时间，和你动手的时间差不多。她被冰锥刺死，而且用口红做了记号，专家说，作案的手法和以前那些是一样的，看来，你弟弟是清白的，而且不用你来帮忙。他说得对，虽然我尽了力，但我与此事无关。

后来呢?

太阳升到屋顶，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小佛像身上，发出亮光，我可以发誓说，它在微笑。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相信，我的这个幸运符给我带来了运气。

那人轻轻地抚摸小佛像。

“这么说，你认为那一切全是因为这个精美的小玩意?”

“没有别的解释了。”那人看着我问：“你觉得呢?”

我耸耸肩。

那个小佛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不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某种信仰和寄托，他在这个小佛像上找到了自己的寄托。

那个女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佛像，可以看出，她也相信。

“他们放了你弟弟没有?”我问。

“还没有，办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出来后，我还要带他去看医生，那些精神病医生的结论并不是完全错的，他的确需要治疗。”

“真奇怪，我怎么没有在报纸上看到对此事的报道呢?”女人问。

“这倒没什么奇怪的，” 那人说，“警方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抓错人了。”

“真正的凶手还没有抓到吗?”女人问。

“没有，”那人说，“不过，那只是一个月前的事。如果凶手照他的日程行凶的话，就这几天了。”

女人打了个冷战说：“一想到他仍然逍遥法外，就感到非常可怕。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为什么做做停停呢?”

“除非抓到他，否则我们不会知道的，”那人轻轻拿起小佛像，放在口袋里，扔了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在吧台上。“我得走了，这是我们的酒钱，不用找了。”

女人从凳子上溜下来，抱住他，亲吻他的面颊，高兴地说：“非常感谢你，好久没有人请我喝酒了。”

那人点点头，走了出去，虽然他喝了不少酒，但走路仍然很平稳。“再来一杯怎么样?”我问那女人，“他留下的钱足够我们再喝一顿。”

她微笑着点点头。

我给她倒上酒。

“听了冰锥的事，我真怕到外面去。”她说。

“酒吧关门后，我送你回去吧。”

“那真是太好了。”她说。

我关掉酒吧的灯，再回到吧台后面，冰锥仍然在原来的地方，我悄悄地将冰锥和那天下午偷来的口红放进口袋。

今天是满月，是时候了。

谁也救不了她、就像谁也救不了其他那些女人一样。那些女人就像我老婆一样，浓妆艳抹，唠唠叨叨，吵吵嚷嚷。很久以前我就把我老婆干掉了，可是，她不停地回来，以不同的容貌、不同的衣着、不同的声音来骚扰我。一年前，我以为我终于把她赶走了，但是，上个月她又回来了，她骗不了我，今晚更骗不了我，她一进酒吧门，我就认出来了。

我必须再次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