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明月挂在天上。

我非常悠闲地看着报纸，因为酒吧生意清淡，只有一个金发女人，她喝着伏特加酒，忧郁地看着吧台后面镜中的自己，好象希望镜中的影像不是自己一样。

大约半夜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坐到一张凳子上，要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他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黑发，有一张很开朗的脸。桶里的冰有点结在一起了，我用冰锥刺开，然后把锥子放在吧台上，给他倒了酒，双手抱胸，靠在吧台休息。

那人指着冰锥说：“把这玩意儿拿开。”

我把冰锥放到下面。

“对不起，”他说，“这玩意儿叫我不安，我一看见它就神经紧张。”

他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心里有事，想找个人倾吐一下。我意识到，不管我有没有兴趣，他都是要说的。

“那只是个冰锥啊!”我说。

“对你来说是这样，对我就不同了，”他说，指指空酒杯。

我给他倒满酒。我从来都是顺着顾客的，我说：“这话很新鲜。”

他咧嘴笑笑说：“你也许不想听。”

我指指差不多空着的酒吧，说：“没有关系，我很愿意听你说。”

“你相信运气吗?”

那个女人突然大笑起来，她说：“我相信，三个月来，我的运气坏极了!”

“真为你遗憾，”那人说，“我过去一直有同感，买了这东西后，就不一样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玉做的小佛像，放在吧台上，小佛像刻得很精致，一只手就可以握住。

“啊，”女人叫起来，“真是太可爱了，”说着，伸手去拿。

他轻轻地挡住她的手，说：“请你别碰它。”

“真是太好看了，”她说，“我可以买一条精巧的项链，把它系在上面当坠子，你愿意卖吗?”

“这可是无价宝啊。”他说。

“这值不了几个钱，”我说，“我见过很多这类东西。”

“那些跟这个不同，这是我的幸运符，非常灵验。”

“真是幸运符吗?”女人问。

“真的。”

“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她说，“我非常需要你带来了幸运，有什么证据吗?”

“自从我在香港买了它之后，便财运亨通，玩扑克、赌轮盘和买马票，无一不赢，不仅如此，还有更幸运的事呢。”

我估计他在胡说，想骗人，只是不知道他想骗谁，骗那女人呢，还是骗我。

“冰锥跟这有什么关系?”

“那和我弟弟尼尔森有关。”

“他出什么事了?”

他指指空酒杯，我再次给他倒满酒。

“你们两位都想听吗?”

“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她指指我，“他反正要留在酒吧里。

“那么好吧，我告诉你们，也许你们不相信，但这没有关系。告诉你们就是了。”

他一进入酒吧，我就知道他会说的。

精神病院的走廊很长，上面吊着日光灯，有一半已经烧坏，不亮了。我左边的墙本来是漆成黑色的，现在已经脱落得成灰色。我右边是装着铁条的窗户，紧紧地关着，看不到外面的草坪。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压抑的地方。

看守来到一道门前，停下脚说：“就是这儿。”

门上，在和眼睛平行的地方，有一个一尺见方的金属网孔，我从那儿望进去，发现房间很小，除了一张低矮的小床外，什么也没有。

坐在小床上的应该就是我弟弟尼尔森，不过，如果在路上遇见他，我可能认不出来了，虽然他是我的亲弟弟。弟弟和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高大挺拔，黑黑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发。现在，这个穿着褐色衣服的人抬起头，他脸色苍白，毫无生气。

“哥哥，是你?”他声音沙哑地问。

“是我，尼尔森。”我说。

他大步走过房间，把手按在网眼上，我也把手按过去，算是握手，但是，钢条阻碍了我们兄弟的交流。

弟弟嘴一咧，大哭起来。我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边看着。

“哥哥，你来了我很高兴。”他说。

“如果我早点知道的话，我早就来了，”我说，“我出国去了，昨天才回来，他们一告诉我，我马上就赶过来。”

他抬起头说：“哥哥，让他们打开这道门。”

“我已经试过了，但他们不肯，因为他们说你太野蛮了，你把他们打得很惨。”

“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们不相信你，你每时每刻都和他们打斗。

他擦擦眼泪说：“因为我不该被关在这里。”

“你没法靠打架证明。”

他低头看着地板说：“我真受不了这些墙，他们不该把我送到这儿。”

“他们说你杀了一个女人。”

“根本没有那回事。”

“从头说。”我严肃地说。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你离开后，我干得不错，我找到一份送货工作，做得很不错。你知道，我一向喜欢空旷，喜欢大自然，我无法忍受被关在围墙里。我有一栋小公寓和一辆卡车，我可以每个周末开车到山上露宿。我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去买啤酒，结果被警察抓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只是把我和其他一些人排列在一起，然后，告诉我，公园里有一个女人被害，有人看见一个人逃走，他说那是我。”

“他们说你杀死了那女人?”

“不只杀了一个，已经杀了三个了，都是用同一方式：用一根冰锥把她们刺死，然后用口红在她们额头画一个大大的x。”他低下双眼，似乎要我做出评判。

“一定有很多理由，才会说是你干的，”我说，“他们一定有证据。”

“每一个案子，我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哥哥。”

“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这个。”

“有个女孩叫朱迪，上周和我一起上山度假，她有支口红掉在我的卡车里，我捡起来放在口袋里，准备见到她的时候还给她的。结果他们搜到那支口红，说是和凶手做记号的口红颜色相同，牌子相同。”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你把女孩的事告诉他们了吗?”

“我跟他们说了，我的律师也告诉他们了。那种口红到处都可以买到，可是他们不听。”

“那个叫朱迪的女孩怎么说?”

他的头低垂着，“她无法发誓说那支口红是她的，或者她曾把它遗留在车上。”

“还有什么吗?尼尔森。”他的头仍然低垂着，“还有血迹。”

“什么血迹?”

“那女人衣服上的血迹，她一定挣扎过，抓伤了凶手的手。他们说血迹的血型和我的一样。”

“你的手被抓伤了?”

“我在换车胎时弄伤的。”

“整个案情就是这样?还有，动机是什么?”

“他们说，疯子是不需要动机的，有人说我憎恨妇女，因为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因此，我憎恨所有的女人。我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是陪审团知道。他们说我有罪，法官判我到这个地方来，他说，任何喜欢用这种方式杀害妇女的人，都需要治疗。”

我知道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他告诉我的已经够了，一切证据对他都不利，没有一条是可以辩驳的，很容易定罪。

我记得当时我曾摸摸袋中的小佛像，那时候，我真需要某种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上那儿去求助。

“爱德华，”他说，“他是指定的辩护律师，因为我没有钱。”他告诉我那人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扯扯衣领说：“哥哥，我来这儿

已经半年了，憋了半年，我想你一定明白，如果我不早点出去的话，我会死在这儿的!”

这点我倒相信。被关押在封闭的监牢里，弟弟肯定受不了。如果不发生这件事的的话，或许他现在已经在哪个树林里，或者在一个农场里。

“我会死在这儿的，”他说，“我会发疯死去的，他们说要治疗我，我看他们是正在谋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