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厨房吧。”哈里说道，拉着格斯的胳膊，带他走了过去。

我很明白哈里带格斯去厨房是为了不让我和德博拉听到他们的谈话，那更激发了我偷听的欲望。既然哈里没明确地说“待在这儿，别听我们说什么”，那么，这就不能叫偷听！

于是我从电视机前站起来，很随意地朝走廊那边的卫生间走去。我在走廊上停下来回头看，德博拉正全神贯注于下一个节目，于是我溜进一小片阴影里听着。

“法庭会处理的。”哈里说。

“就像他们现在处理的这样？”格斯说，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生气，“好了，哈里，你很清楚。”

“格斯，我们不是民间治安团。”

“哼，也许我们应该是，妈的。”

静默。我听见冰箱门打开了，然后是啤酒罐被打开的声音。过了片刻，一片安静。

“听着，哈里，”格斯最后说，“我们当警察很久了。”

“马上就二十年了。”哈里说。

“从干这份职业的第一天起，难道你就没感觉到法律不好使？最大的坏蛋总是能逃脱坐牢，回归自由，是不是？”

“那也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力——”

“那谁有权力，哈里？要是我们没有，谁有？”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最后哈里说话了，非常温和，我得紧贴着墙才能听见他的话。

“这不是在越南，”哈里说，格斯没吭声儿，“我在那儿明白了有些人能当冷血杀手，其他人不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哈里说，“这事儿最后对你没有好处。”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但你做不来？假使有谁罪有应得，哈里，这个奥托·瓦尔德斯……”

“你干吗呢？”德博拉的声音传来，离我耳朵八英寸远，我吓得跳起来，头撞在了墙上。

“没什么。”我说。

“你可真够搞的。”她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决定不再听下去了，于是回到电视机前的座位上。我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兴致勃勃，亲爱的甜蜜和善的格斯叔叔想杀人，希望哈里帮忙。我的大脑兴奋地高速运转起来，疯狂搜索着所有可能说服他们让我当帮手的借口——或者至少让我看着。这有什么不好？这几乎可以称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但哈里拒绝帮格斯，过了一会儿格斯离开了，他看上去很受伤。哈里回到电视机旁和我以及德博拉一起又待了半小时，努力想唤回他的快乐表情。

两天之后，格斯叔叔的尸体被发现。手足都被砍断，头也被砍下，而且生前明显遭过毒打。

三天之后，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哈里在后院里的灌木丛下发现了我的小动物墓地。又过了两周，我看到他好几次都望着我，带着他的工作表情。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而且有点儿害怕，但我当时只是个傻小子，完全不敢提问说：“爸，你干吗那么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后来，结局揭晓了。格斯叔叔遇害三周后的一天，哈里和我去艾略特海湾露营，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从“你现在变了，孩子”开始。哈里自此改变了一切。

他的计划，他为德克斯特设计的道路，他为我精心打造的智勇双全的方针铸就了今日的我。

现在我偏离了这条路，走了一段小小的危险岔路。我几乎能看见他摇着头，用那双冰冷的蓝眼睛看着我。

“我们得管教管教你。”哈里会这么说。

丘特斯基那震天动地的鼾声将我拉回现实。这呼噜打得实在太响，引得一位护士把头伸进门，把所有仪器仪表检查了一遍才走，临走还一脸狐疑地回头看着我们俩，好像我们成心发出那可怕的鼾声把她的机器都震坏了似的。

德博拉的一条腿能轻微地动了，证明她还活着。我把自己从回忆的曲折走廊里拽回来。在某处，某人把刀扎进了我妹妹的身体，他因此而有罪。这就是关键。有人干了这事儿。有一条很大的漏网之鱼在那儿游荡，我得抓住他，让事情重新井然有序。因为有这么一个大漏洞在那里悬而未决，我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清理厨房，打扫卧室。很杂乱。德克斯特不喜欢乱七八糟。

又一个念头浮了上来。我想轰走它，可它挥之不去。我闭上眼睛再把当时的情景想了一遍。门开了，德博拉举起警徽，倒下。门仍然开着，直到我赶到她身旁……

也就是说，另外有一个人一直在屋内看着。也就是说，那里有人知道我的模样。第二个人，也就是库尔特警探说的那样。我可能知道这个假设的第二个人的名字。我们本来是要去找一个叫布兰登·韦斯的人，询问关于他对旅游局的威胁，可是最后却遭遇了东切维奇。所以很可能他们俩在一起生活——

另一辆小火车进站了：阿拉贝拉。那个在乔餐馆的清洁女工，她曾经见过两个带照相机的同性恋游客。我也在仙童公园看到过两个带相机的男人在拍摄人群。一切都从一段寄到旅游局的关于犯罪现场的电影开始。这不是结论，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高兴，因为大脑的功能正在回归到德克斯特身上。

我又有了一个主意。再引申一步，如果这个假想中的韦斯一直在跟踪媒体报道，这看上去非常有可能，那他大概知道我是谁，而且可能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这想法并没让我觉得荣幸和兴奋。这意味着当他来时我要么成功地保护自己，要么束手就擒。不管哪种方式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且会引来很高的曝光率，这对我的秘密身份不利，是我想尽一切可能避免的。

所以我得干一件事儿：先下手为强。

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一直很擅长从电脑上找东西和找人。其实，正是我的这个天赋把我和德博拉引到目前棘手的麻烦之中，所以从对称原理上讲，这个同样的技巧将为我解围。

好吧，开工。号角已经吹响，我要埋头在我那值得信赖的电脑上了。

跟以往一样，当我就要开始执行决定性的行动时，所有的事儿都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正要站起来，丘特斯基突然睁开眼说道：“哦，嘿，哥们儿，医生说——”话没说完，我的手机响了，我伸手去摸手机，这当儿一个医生走进病房说：“这里。”两个实习医生紧跟在他身后。

然后我稀里糊涂地听着医生、电话和丘特斯基在说话：“嘿，哥们儿，这是医生——童子军，阿斯特的朋友得了腮腺炎——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在回应……”

我再次为自己不是个正常人而高兴，因为如果我是正常人的话，肯定会拿椅子砸医生，然后尖叫着夺门而出。而此刻我朝丘特斯基挥挥手，转过身离开医生，专注于电话。

“抱歉，我没听见你说什么，”我说，“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说，你要是能回家就好了，”丽塔说，“如果你不是特别忙的话。因为科迪今晚参加他的第一次童子军活动，阿斯特的朋友露西得了腮腺炎，也就是说阿斯特不能去她家过夜，所以我们俩有一个得在家陪着她。我想，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特别忙的话……”

“我现在在医院。”我说。

“哦，”丽塔说，“哦，那好吧，她好点儿了吗？”

我看看那一小群医生。他们正查看一小堆显然跟德博拉有关的文件。“我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我说，“医生现在就在这儿。”

“哦，要是这又——我猜我能——我是说，阿斯特可以跟科迪一起去童子军活动——”

“我带科迪去童子军，”我说，“让我先跟医生说两句。”

“如果你确定，”她说，“如果这样，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尽管我不知道，“我马上回家。”

“好吧，”她说，“我爱你。”

我挂了电话，转身看向医生。其中一名实习医生正翻起德博拉的眼皮，用一只小手电筒检查她的眼球。真正的医生正注视着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文件夹。

“劳驾。”我说，他抬眼看我。

“有什么事儿吗？”他说。脸上带着一个我能看穿的虚假微笑。笑得几乎跟我一样好。

“她是我妹妹。”我说。

医生点点头。“亲属，好吧。”他说。

“有进展吗？”

“嗯，”他说，“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恢复功能了，自主反射也不错，没发烧和感染，所有预后分析都显示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出现好的进展。”

“太好了。”我期待地说。

“不过，我得警告你，”他说，带着装出来的皱眉以示严重，“她失血过多，这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伤。”

“但现在还不能确诊？”我说。

“是的，”他说，使劲儿点头，“就是这么回事儿。”

“谢谢你，医生。”我说，然后绕过他走了两步到了丘特斯基那里，丘特斯基为了给医生腾出地方检查德博拉，正站在角落里。

“她会没事儿的，”他告诉我，“别被这些家伙吓着，她绝对会没事儿的。记住了，我让泰德尔大夫来看过了。”他压低声音小声说，“不是对这些家伙不敬，但泰德尔比他们棒多了。他把我恢复原样，我伤得比这个厉害多了，”他说着朝德博拉点点头，“我也没有脑损伤。”

考虑到他表现出来的极端乐观主义精神，我不太确定他的话是否是真的，但也没必要辩论。“好吧，”我说，“我稍后再跟你联络。我家里有点儿急事儿。”

“哦，”他说，皱了皱眉，“家里都还好吧？”

“都好，”我说，“是童子军的事儿让我担心。”

我随口一说的告辞台词，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丽塔给科迪找的童子军组织在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金湖小学举行活动。我们到得有点儿早，就在车里等了一会儿，科迪面无表情地看着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穿着蓝色制服跑进学校。我让他坐在那儿看，觉着稍微有个心理准备对我们俩都好。

又来了几辆车。更多穿蓝色制服的孩子跑进学校，显然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参与。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都会觉得这场面很动人——一个家长欢喜地站在他的货车旁用摄像机拍摄着向学校里奔跑的孩子们。可是科迪和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

“他们都一样。”科迪细声细气地说。

“观察他们的外表，”我说，“这是你需要学习的。”

他茫然地看着我。

“就好比穿上一件那样的制服，”我说，“当你看上去和他们一样时，人们就相信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你能做到。”

“为什么？”他说。

“科迪，”我说，“我们讲过了，保持正常的外表有多么重要。”他点点头，“这能帮助你学会使自己看起来跟其他孩子一样。这也是你培训的一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他说，第一次显出了热情，我知道他在渴望锋利的刀刃。

“如果你把这部分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做其他部分。”我说。

“一只动物？”

我看看他，他小小的蓝色眼睛里闪过一道冷冷的光，我知道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唯一能做的是给他漫长而艰难的训练，就像我自己经历过的一样。“好比——”我说，“我们会做掉一只动物。”

他又看了我很久，然后点点头，我们下了车，跟着人群去了餐厅。

在那里，其他男孩们，还有一个女孩正在跑来跑去，吵个不停。科迪和我安静地坐在小小的塑料椅子上，小桌子刚到膝盖。他看着别的孩子嬉闹奔跑，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也一点儿都不想参与，这就是一个起点，我得帮帮他。他还太小，还不到离群索居的年龄，我得让他把伪装穿上。

“科迪，”我说，他漠然地抬头看我，“看看那些孩子。”

他眨眨眼，然后转头看看屋内。他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对着我。“好吧。”他柔声说。

“你看他们都在跑着玩儿，而你没有。”我说。

“嗯。”他说。

“你要先站起来，”我说，“你得假装你在这儿很开心。”

“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一大段演讲了。

“但你得学，”我说，“你得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不然……”

“好啦，好啦，你怎么了，小家伙？”一个声音响起。一个咋咋呼呼的大块头男人走了过来，将手捂在膝盖上，好让自己的脸凑近科迪。他穿着童子军领导的服装，与他露出来的多毛的腿和大胖肚子显得非常不协调。“你不是害羞了吧？”他说着脸上露出一个大得可怕的笑容。

科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了他半天，那男人的笑容往回收了一些。

“不是。”科迪终于说。

“哦，那好。”男人说着站起身，往后退了一步。

“他不是害羞，”我说，“他只是今天有点儿累了。”

男人将他的笑容转向我，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出手。“罗杰·多伊奇，”他说道，“我是童子军的领导，想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跟每个人认识一下。”

“德克斯特·摩根，”我说，跟他握了握手，“这是科迪。”

多伊奇又把手伸向科迪。“嘿，科迪，见到你很高兴。”科迪看看他的手，然后看看我。我朝他点点头，他便将自己的小手放到面前这只大胖手里。“嘿。”他说。

“那么，”多伊奇不罢休地说，“科迪，你为什么来童子军？”

科迪看看我，我笑笑。他转过头对着多伊奇。“寻开心。”他说。他的小脸跟在葬礼上似的面无表情。

“太好了，”多伊奇说，“童子军会让你开心的，不过也有严肃的部分。你会学到所有很酷的东西。有什么是你特别想学的吗，科迪？”

“刻动物。”科迪说，我差点儿从小椅子上摔下来。

“科迪。”我说。

“不，没事儿，摩根先生，”多伊奇说，“我们刻很多东西。先从刻肥皂开始，然后刻木头。”他朝科迪挤挤眼，“如果你担心他用刀，我们会小心不让他伤着自己。”

我不大好说我担心的不是科迪用手里的刀伤着自己。他已经很明白要握着刀的哪一头，而且他已经表现出早慧，懂得从哪里下刀。可我相当肯定科迪不会从童子军学到他想要的那种刻动物，至少在初级班不会。所以我只是说：“我们要跟妈妈说说，看她有什么意见。”多伊奇点点头。

“好，”他说，“别害羞。你只管双脚并用全身心投入好了。”

科迪看看我，又朝多伊奇点点头。

“好，”多伊奇说着，终于站了起来，“可以开始了。”他朝我点点头，转身去召集队伍了。

科迪摇摇头，低声嘟囔了几句。我凑过去。“什么？”我问。

“双脚。”他说。

“只是个比喻罢了。”我告诉他。

他看看我。“傻比喻。”他说。

多伊奇走过大厅，叫大家安静，把他们召集到大厅前面。科迪该过去了，即便是先用一只脚。于是我站起来向他伸出一只手。“来吧。”我说，“会挺不错的。”

科迪看上去不大相信，但他还是站了起来，看着其他聚集在多伊奇面前的孩子们。他尽量昂首挺胸地深深呼吸了一下，然后说了声“好吧”，走了过去。

我看着他小心地排开周围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站在那里，既孤单又勇敢。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融入一个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集体，一定有好多别扭的地方。他是一只小狼，现在要长出绵羊的毛，还要学着叫“咩”！只要他对着月亮嘷叫一次，就全完了。

我呢，我只能看着，间或给他一些指点。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还记得有多痛苦，心里明白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全不是为了自己——那些笑声、友谊、归属感，没一样是自己能感觉到的。更糟糕的是，这些跟自己全无干系，自己还得假装能感觉到它们，学着戴上快乐的假面以掩饰空洞的内心。

我还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年有多么难熬：第一次学着放声大笑，却总是在错误的时间，显得特别不正常。跟别人自在轻松地交谈，谈些恰当的内容，做出恰当的反应。这是个漫长、痛苦而又别扭的过程，得观察别人都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做着这些事儿，为自己天生和这些得体优雅的表达方式无缘而感到痛苦。笑，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却变得比登天还难，得通过观察别人才行。

科迪必须经过整个令人生厌的过程来明白，自己将永远和别人不同，同时又要学会假装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这还只是个开始，是哈里之路开始时容易的部分。然后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艰巨和痛苦，直到人工伪造的生活全部建立，并变得稳固。都是装的，永远都在刻意去做，只有短暂而稀少的刀锋时刻让人期盼——我正在把这些传授给科迪，这个小小的受损的生命，他站在那里，身体僵硬，表情紧绷，期待着那永远不会有的归属感。

我真的有权力把他塑造成这个样子吗？只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了，就意味着他也必须这样吗？坦白地说，最近我自己做得都不是特别好。哈里之路本来是这么清晰确凿聪明的道路，却暗暗地被转了个弯。德博拉，这世上唯一一个应该理解我的人，却让我怀疑这一切是否正确。她此刻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而我则在城市里游荡，残杀无辜。

这真的是我希望科迪过的生活吗？

我看着他跟着大家宣誓，心中找不到答案。直到散会后带着疲倦而不确信的科迪回家，我仍然毫无头绪。

丽塔在门前迎接我们，看上去有些担忧。“怎么样？”她问科迪。

“好。”他说，脸上一副不好的表情。

“还可以，”我说，听上去稍微有点儿说服力，“会更好的。”

“一定。”科迪轻声说。

丽塔看看科迪，又看看我：“我不是——我是说……你们……你……科迪，你还会坚持去吧？”

科迪看看我，我几乎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寒光闪过。“我会的。”他对妈妈说。

丽塔看起来放心了。“太好了，”她说，“因为这可真——我知道你会的，你知道。”

“我肯定他会的。”我说。

我的手机响了，我接了起来。“是。”我说。

“她醒了。”丘特斯基说，“她说话了。”

“我马上来。”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