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早上，事情开始走下坡路。

我去上班时，身体疲惫但心情很好，昨晚的活计让我感到满意。我刚坐下来喝了一杯咖啡，正准备处理一大摞文件，文斯·增冈把脑袋伸了进来。“德克斯特。”他说。

“绝世无双的德克斯特在此。”我谦虚地说。

“你听说了吗？”他一副很欠扁的“我保证你不知道”的表情。

“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文斯，”我说，“你指的是哪件？”

“尸检报告。”他说。他说完那几个字后一语不发，只是期待地看着我。

“好吧，文斯，”我只好说，“是哪个我没听说过的能改变我的人生观的尸检报告？”

他皱起眉。“什么？”他说。

“我说不知道，我没听说。请您告诉我吧。”

他摇摇头。“我觉得你说的不是这个，”他说，“不过算了，你知道那些被疯子设计师搞的尸体吧，就是塞了水果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那些尸体。”

“南海岸和仙童花园那些？”我说。

“没错，”他说，“他们把尸体送到太平间解剖，那儿的管理人员说，哦，太好了，他们回来了。”

“文斯，”我说，“劳驾，在我拿椅子砸你脑袋之前，请直白地告诉我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是说，”他说，这句话我听明白了，“管理员收到那四具尸体后说，它们是从太平间被偷走的，现在它们回来了。”

世界忽然倾斜了，一阵浓重的迷雾笼罩了一切，让我无法呼吸。“尸体是从太平间被偷走的？”我说。

“是的。”

“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是尸体了，有人把它们拿走，对尸体干了那些奇怪的勾当？”

他点点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疯狂的事儿，”他说，“从太平间偷死尸？然后拿它们那么玩儿？”

“那个人没有杀死他们。”我说。

“没有，他们都是意外死亡，躺在太平间的台子上。”

“所以根本不是谋杀。”我说。

他耸耸肩。“他还是有罪，”他说，“偷尸体，侮辱尸体，危害公共健康？反正算违法。”

“类似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我说。

“除了纽约。那儿人人都这么干。”

了解纽约人乱穿马路的情况对我现在的心情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我越想这件事儿，越觉得自己快要有了真正的人类感情。这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克制不住地越想越多。我感到喉咙里有一种奇怪的梗阻感，一种模糊而无来由的焦虑挥之不去，我不禁想，这就是内疚吗？如果我有良心，此刻会不安吗？这感觉真是非常不安，我一点儿都不喜欢。

而且它是这么没头没脑——东切维奇毕竟拿刀捅了德博拉。她没死成，不是因为他没尽力。他肯定犯了别的很严重的罪，即使未必是杀人。

那我干吗还要“感觉”什么？这点儿小小的意外和冲动的肢解行为真能让我坠入骚动不安的人类情感的泥潭中吗？我没什么好惭愧的，用德克斯特那顺畅而冰冷的逻辑来审视多少次，每次都导向一个结果：东切维奇的死对谁来说都不算损失，至少他肯定想杀死德博拉，难道我非得等她死了，才会为我的行为感到好过一点儿吗？

可我还是很烦，这感觉延续了整个早晨，直到我在午休时去了医院。

“嘿，哥们儿，”丘特斯基疲倦地跟我打招呼，“没什么变化，她睁了几次眼。我觉得她有所好转。”

我坐在床另一边的椅子上。德博拉的情形没有好到哪儿去。她看上去还是一样苍白，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她离死亡比离生存更近。我以前见过人的这种样子，见过很多次，但不是从德博拉身上，而是从那些我精心挑选的家伙身上，当我把他们推下黑暗的陡坡，让他们进入永恒的虚无、承受自己的行为的后果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是这种表情。

这表情我昨晚刚从东切维奇脸上看到过，是他把这种表情弄到我妹妹脸上的，这就够了。没必要再折磨德克斯特那并不存在的灵魂。我干了自己该干的事儿，结果了一个坏蛋的性命，把他送到了他该去的垃圾袋。尽管不是精心策划、仔细调查的结果，可他一样罪有应得，这是我的法庭合议的结果。

像伊斯利尔·萨尔格罗之流，现在就不必仅仅因为光头男人对媒体的一通乱喷来骚扰德博拉并威胁她的事业了。

我的世界变得好了一点儿。我坐在椅子上，嚼着一块非常难吃的三明治，一边和丘特斯基聊着，目睹德博拉睁开一次眼睛，足足有三秒钟。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感觉到我来了，可是能亲眼看到她的眼球真让人激动，我开始能明白一点儿丘特斯基那巨大的乐观精神了。

我回到办公室，对自己和整件事情感到满意多了。是我太草率了吗？那的确不好，可东切维奇是自作自受，他活该。德博拉也不必被内务部和媒体骚扰了，生活回归正轨，我再烦就是庸人自扰了。

午休回来感觉真好，这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进了办公楼，进了我的小格子间，我看见库尔特警探正等着我。

“摩根，”他说，“坐吧。”

我觉得他人不错，请我在我的椅子上坐下？于是我坐了下去。他打量了我半晌，嘴里嚼着一根牙签，牙签一头从他的嘴角伸了出来。他一副梨形身材，从来都没特别帅过，此刻更不帅了。他把庞大的屁股塞进我桌旁的另一把椅子里，叼着牙签又喝起了一大瓶“激浪”，溅了一些在他那发黑的白T恤上。他这副一言不发地瞪着我，等着我跟他痛哭忏悔的做派，往轻了说，非常让人讨厌。我忍住放声痛哭的念头，从桌上待阅的文件中拿起一份实验报告看了起来。

过了片刻，库尔特清清嗓子。“好吧，”他说，我抬头挑起眉毛警惕地看着他，“我们来谈谈你的证词吧。”

“哪个？”我说。

“你妹妹被扎的那段，”他说，“有几个地方对不上。”

“好吧。”我说。

库尔特又清了清嗓子：“那么，嗯，再跟我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我坐在车里。”我说。

“离得多远？”

“哦，大概五十英尺吧。”我说。

“啊哈，你怎么没跟她一起过去？”

“啊，”我说，心想这干他什么事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你该帮她的，”他说，“也许能阻止那人伤害她。”

“也许。”我说。

“你该像个搭档那样。”他说。显然他仍然着迷于那神圣的搭档关系，所以我忍住没说什么，停顿了一下，他点点头继续往下说。

“后来门开了，他就捅刀子了？”

“门开了，德博拉拿出了警徽。”我说。

“你肯定？”

“是的。”

“可你离了五十英尺远。”

“我视力很好。”我说。怎么今天来找我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讨厌。

“好吧，”他说，“然后怎么了？”

“然后，”我非常缓慢地把当时的情形回想了一遍，“德博拉摔倒了。她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没成功，我跑过去帮她。”

“这个叫东卡维茨还是什么的家伙，他一直都在现场？”

“不是，”我说，“他消失了一下，然后又回来了，那时我已赶到了德博拉身边。”

“啊哈，”库尔特说，“他走了多长时间？”

“最多十秒钟，”我说，“怎么啦？”

库尔特把牙签从嘴里拿了出来，显然连他自己都受不了了，他考虑半晌后终于决定把牙签扔进垃圾桶，当然，他没扔进去。“问题是，”他说，“刀上的指纹不是他的。”

大概一年以前我拔过牙，医生给我上了麻药。这会儿，有一刹那我感到同样的眩晕感穿过我的身体。“哦……嗯……指纹……”我最后挣扎着说。

“是，”他说，从大汽水瓶里喝了一大口，“我们逮住他的时候，自然给他留了指纹。”他拿手腕抹了一下嘴角，“我们拿他的指纹和那把刀刀柄上的指纹做了对比，不吻合。所以我想，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你说是吧？”

“可不。”我说。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家伙，不然怎么解释呢，是吧？”他耸耸肩，然后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根牙签开始嚼，“所以，我得问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他看看我，带着一种非常专注的愚蠢，我只得闭上眼睛思考。我在记忆中又重放了一遍镜头：德博拉等在门边，门开了。德博拉拿出警徽，然后突然摔倒——我能看到的只是那男人模糊的身影，没有细节。门开了，德博拉出示警徽，轮廓模糊——不，就这些。没有其他细节。黑头发、浅色衬衫，跟全世界一半的人一样，包括我后来猛踢他头的东切维奇。

我睁开眼。“我觉得是同一个人。”我说。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想再说太多，可我还是说了。“不过老实说，我不是特别肯定。发生得太快了。”

库尔特咬着牙签。我看着牙签在他的嘴角画着圈，他在努力回忆说话的技巧。“所以可能是两个人。”他最后说。

“我觉得有可能。”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捅了她，跑进去，想着，操，我怎么办，”他说，“然后另一个家伙出来了，操，他跑过去看，然后你踢了他一脚。”

“有可能。”我说。

“他们有两个人。”他重复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个问题回答两次，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看他转着牙签。如果我以前有过心里闹得慌的时刻，那绝对不能跟我此时的不舒服相比。倘若东切维奇的指纹跟刀柄上的不同，那就说明他没有扎德博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亲爱的德克斯特。如果他没捅德博拉，他就是无辜的，我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可是也许哈里的教诲对我的作用比我想象的要深，因为想到东切维奇有可能是无辜的，我就惊慌失措。我还没能从这一大团乱糟糟的思绪中摸清线索，而库尔特还在看着我。

“是啊。”我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库尔特又把牙签朝垃圾桶扔去，结果又没瞄准。

“那另一个人在哪儿？”他说。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真不知道。

可我非常想知道。

我听同事说起过“脑残”，还总是觉得自己好命，因为这难听的称号还不曾用在自己身上。可是今天余下的几个小时，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自己。尖刀之神德克斯特、黑夜王子德克斯特、冷酷锐利的德克斯特，现在脑残了。我当然不舒服，但无能为力。我坐在桌后拨拉着曲别针，希望那些景象能像曲别针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拨拉到一边：德博拉倒下，我的脚踢向东切维奇的头，刀子扬起来，钢锯切下去……

脑残。这不仅让人窘迫，让人有气无力，而且无比愚蠢。好吧，坦白说，东切维奇本来是清白的。我犯了个讨厌的小错误。那又怎么样，谁也不是完美的。再说了，东切维奇一直在对死尸做那些勾当，他让几百万美元白白流走，搞砸了城市预算，损害了旅游业。迈阿密有多少人巴不得杀了他来阻止他干这些事儿。

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没那么正义，我知道。我从来没假装我多么有人性，我也不会告诉自己，我做的都是对的。我并没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价值。我做了我该做的，也并没要求感谢。不过以前，我一直都是照着圣哈里，我那几近完美的养父定的教规行事，这次我打破了规矩。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抓起来并接受惩罚。我没法儿让自己不这么想。

一直到下班，我都在和自己是个脑残的感觉做斗争，累得几乎虚脱。我又开车去了医院。高峰时段的交通也没让我高兴起来。等我到了德博拉的病房，丘特斯基在椅子里睡着了，呼噜打得响亮，窗子都被震得直颤抖。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看着德博拉的眼皮翕动。我想这应该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在深睡阶段，慢慢就能好起来。如果她醒了，知道我犯的小错误后不知会怎么说。想到她被刺之前的态度，似乎她不太可能理解我这微不足道的小错误。毕竟她和我一样在哈里的熏陶下长大，要是她连哈里批准我做的事情都无法容忍，就更不会对我超越哈里教规之外所干的勾当听之任之了。

德博拉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干了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一直都在对她隐瞒一切，直到最近。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心安。可毕竟我是为她才做的这件事儿，跟其他事儿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出于冲动而鲁莽行事，结果很惨。我的妹妹造就了一个蹩脚的黑夜行者。

德博拉动了动手，只抽动了一下，她的眼睛张开了，嘴唇微微张开，我肯定她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有一会儿，然后她的眼睛又合上了。

她在慢慢恢复，她会好起来的，我肯定。可能不只需要几天，而是需要几个礼拜，不过她迟早会从那个讨厌的铁床上下来，上班，恢复她的正常生活。那时候——

她会把我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但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那对我俩来说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因为我刚刚明白，我们仍然生活在哈里的影响之中，我很明白哈里会怎么说。

哈里会说我做的是错的，因为这不是他为德克斯特设计的生活，我对这点记得再清楚不过了。

哈里下班回家的时候通常看起来都很开心。我觉得他不是发自内心地愉快，但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的第一课：让你的表情适应环境。这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菜鸟级魔鬼还以为他跟别人有多不同呢，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

我记得那个下午自己坐在前院里的榕树上，因为邻居家的孩子也会这么做，那是个热爱爬树的年纪。那些树坐上去很舒服，巨大的枝条横着伸出，是每个十八岁以下的孩子都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那个下午我坐在树上，希望邻居误以为我是个普通孩子。我正处在看世间万物的眼光发生转变的阶段，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变得非常不一样。比如，我不像别的男孩那样费尽心思要趁博比·盖尔伯爬树的时候从她的裙子下面看见什么。还有……

当黑夜行者开始向我低语些坏念头时，我意识到他一直都在我的身体里，只是他之前没有出声而已。可现在，当我的同龄人开始传阅色情画片时，他在为我传递另一种梦境，大概是来自《好色客》。尽管我刚接触时有些害怕，但越来越适应，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欲罢不能，直到最后变成我的必需。但后来另外一个同样响亮的声音在告诉我说，这是错误的、疯狂的、非常危险的。这两个声音总是在交战，不分胜负，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做这些梦，跟我这个年纪其他人类的男孩子一样做梦。

但一个奇妙的夜晚，两个低语的阵营相遇了。我发现盖尔伯家那条叫巴迪的狗没完没了地狂吠，扰得妈妈睡不了觉。这样不好。妈妈得了一种叫淋巴瘤的神秘绝症，她需要睡眠。我觉得如果我能帮助妈妈让她睡着，就是在做一件好事儿。两种声音都同意我这么做，尽管其中一个稍微有些勉强，但另一个声音，就是比较黑暗的那个，则兴致勃勃地怂恿我尝试。

于是那条叫巴迪的老是乱叫的小狗把德克斯特送上了征程。初试身手显得很笨拙，这很自然，而且比预想的要乱，可仍然是那么美妙、正确而且必需。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又做了几个小试验。精心策划，小心挑选，尽管是在热血澎湃的自我发现阶段，我已经懂得如果邻居家的宠物都不翼而飞，肯定会有人要找麻烦。但我另辟蹊径，骑自行车去了另一块地盘。年轻的我屡屡得手，慢慢学会了自娱自乐。我是那么沉迷于自己的小试验，我把残余废物埋在附近，就在我家后院的灌木丛后面。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其中的不妥。但当时，一切都显得天真而美好，我喜欢每当望向灌木丛时就能沉浸在暖洋洋的回忆之中，接着我犯了我的第一个错误。

那是一个慵懒的午后，我坐在大榕树上，看着哈里停好车走了出来，站住。他脸上是一副工作时的表情，我以前见过他这样子，但很不喜欢。他在车旁站了很久，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屏息静气。

然后他睁开眼睛，换了一副“很高兴回家了”的表情。他朝前门迈了一步，我从树上跳下来迎上去。

“德克斯特，”他说，“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其实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有，但即便那时我也知道不能这么回答。“很好，”我说，“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

哈里点点头。“学这个很重要，”他说，“俄罗斯的首都是哪里？”

“莫斯科，”我说，“以前是圣彼得堡。”

“是吗？”哈里说，“为什么改名呢？”

我耸耸肩。“他们现在是无神论者了，”我说，“他们没有圣人了，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个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们开始往屋里走。“那可不太好玩儿。”他说。

“你有没有……嗯……跟共产党打过仗？”我问他，我想说杀人，但没敢，“你做海军的时候？”

哈里点点头。“打过，”他说，“他们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和他们对抗很重要。”

我们来到前门，他轻轻推着我走在他前面，进入充满了新鲜咖啡香气的家。我的养母多丽丝总是为下班回家的哈里煮好咖啡。她那时还没有病得卧床不起，她在厨房里等着他。

他们像往常那样一起喝咖啡，轻声交谈，这是一副诺曼·罗克韦尔50画作中的经典场景，如果不是那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早把它忘了。

多丽丝去睡觉了。由于癌症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需要加大止痛药的剂量，所以就寝时间越来越早。哈里、德博拉和我跟往常一样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在看一部情景喜剧，我不记得是什么了。当时有很多部，都在试图说明一个道理：尽管我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我一直等着看到些证据，证明我也是这样的，但不管哪个主角都未曾砍死他的邻居。不过，大家似乎都喜欢看这些剧集。德博拉不时放声大笑，哈里一直面带笑容，我则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低调，融入其中。

可是在一幕高潮戏演到一半时，就在即将上演我们彼此一样，马上是热烈拥抱时，门铃响了。哈里皱了皱眉，但还是站起来走到门边，眼睛仍然看着电视。我因为已经猜到结局，而且不大会被那些做作的拥抱所打动，所以看着哈里。他打开前廊的灯，从门镜向外看了看，打开门锁，开了门。

“格斯，”他说，语气里略带惊讶，“进来。”

格斯·里格比是哈里在警察局最老的朋友。他们互相给对方的婚礼当伴郎，哈里是格斯女儿贝特西的教父。格斯离婚后，他每逢节假日和特殊日子都会来我家，现在多丽丝病了，他来得没那么勤了，但每次来都会带柠檬派来。

可他这会儿不太像是来做客的，也没带柠檬派。他看上去愤怒而疲惫。“我们得谈谈。”说完推开哈里进了屋。

“关于什么？”哈里说着，仍然开着门。

格斯转过身冲他大吼：“奥托·瓦尔德斯被放出来了。”

哈里看着他：“他怎么会被放出来？”

“他找了律师，”格斯说，“律师说是警察施暴。”

哈里点点头：“你对他是够狠的，格斯。”

“他奸淫幼女，”格斯说，“你想让我亲吻他吗？”

“好吧，”哈里说。他关上门，上了锁。“要谈什么？”他说。

“他现在盯上我了，”格斯说，“经常电话响了却没人说话，只有喘气声。可我知道是他。我还在前门收到了字条，在我自己家里，哈里。”

“督察怎么说？”

格斯摇摇头。“我想自己解决，”他说，“私下解决。我想让你帮我。”

他们说到这里时，巧得跟真实生活似的，电视正好演完了，格斯话音刚落，电视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德博拉也笑起来，然后抬起眼。“嘿，格斯叔叔。”她说。

“嘿，黛比，”格斯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德博拉皱了皱眉。那时她已经为自己的相貌感到窘迫了，她不喜欢别人提醒她这一点。“谢谢。”她没好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