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吃的我差不多都喜欢。”我说。

“所以我想给你做顿法国餐，”她说，“法式红酒罐焖鸡。”她用她最好的蹩脚法语念道，听着像“粪便闷罐运输车”，我脑子里有盏小灯泡亮了。

“大粪车？”我说，看着阿斯特。

她点点头。“车。”她说。

“浑蛋！”丽塔又叫起来，这次她又徒劳地想把被烫的胳膊肘塞到嘴里。

“来吧，孩子们，”我用玛丽·坡平斯41的愉悦口气说道，“我到外面跟你们解释。”我带他们来到走廊，走出房门来到后院。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

“好了，”我说，“车只是一个误会。”

阿斯特摇摇头。因为她无所不知，误会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安东尼说过粪便就是西班牙语的，”她确定地说，“而且大家都知道闷罐车是什么。”

“可法式红酒罐焖鸡是法语，”我说，“我跟你们的妈妈在法国学会了这个词儿。”

“是什么呀？”她问。

“是鸡。”我说。

他们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着我。奇怪的是，这次是科迪打破了沉默。“我们还能吃比萨吗？”他问。

“我肯定你们能，”我说，“咱们组个队去踢罐子怎么样？”

科迪跟阿斯特耳语几句，阿斯特点点头。“你教我们东西吧，你知道，别的东西。”她说。

她说的“别的东西”当然是指德克斯特训练营教授的黑暗勾当。我最近发现他俩由于生父曾拿家具和随手能拿到的任何东西砸他们，给他们留下了创伤，把他俩变成了“我的孩子”——德克斯特的后代。他们跟我一样总是处于惊吓之中，和天真可爱的现实格格不入，更喜欢沉迷于邪恶得见不得光的乐趣。他们太急于玩儿坏游戏了，唯一安全的办法是让他们走上哈里之路。

不过，今晚还真可以来一堂小小的教育课，对我这样一个恢复正常生活、在正常生活中蹒跚学步的婴儿会有帮助。蜜月生活已经让我变得彬彬有礼，我需要重披我的黑色战袍，磨砺我的森森利齿。那就带上孩子们一道吧。

“好吧，”我说，“去叫些孩子来玩儿踢罐子，我会教你们一些有用的本事。”

“踢罐子的本事？”阿斯特噘着嘴说，“我们不想学。”

“为什么我玩儿踢罐子总能赢？”我问他们。

“你没有。”科迪说。

“有时候我是故意让你们的。”我傲慢地说。

“哈。”科迪说。

“关键是，”我说，“我知道怎么安静地移动。这一点为什么重要？”

“躲开人们的注意。”科迪说。对他来说，一次说这么多字真是不少了。看他日渐走出阴影可真好。

“对，”我说，“踢罐子就是个很好的训练。”

他们互相看看，阿斯特说：“先教我们，我们就去叫大家。”

“好吧。”我说，站起来带他们来到和邻居家院子的交界处。

天还没有黑，但日头已经把影子拉得很长。站在灌木旁边的草荫中，我闭上眼，感觉黑暗后座传来些微骚动，黑色的翅膀轻柔地拂过我，我觉得自己融进了阴影，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你在干吗？”阿斯特说。

我睁开眼。她和弟弟正盯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我很难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和黑暗融为一体，但这就是真实情况，我没法儿骗他们。

“首先，”我说道，尽量让自己听上去像那么回事儿，“你们要放松自己，然后感觉自己成为黑夜的一部分。”

“还没到夜里。”阿斯特说。

“那就当自己是黄昏，行不？”我说。她看上去将信将疑，但没再说什么。我继续说下去。“现在，”我说，“你身体里有一种东西，你得把它唤醒，你需要学会听它说话。明白吗？”

“影子家伙。”科迪说，阿斯特点点头。

我看着他俩，心里有种近乎宗教般的震撼。他们知道影子家伙，那是他们给黑夜行者起的名字。他们早就处之泰然地任由它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和我一样。他们已经处在和我一样的黑暗世界中。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这一刻意义重大，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做对了，他们真是我的孩子，也是黑夜行者的孩子。我们拥有比血缘还紧密的联系，这真让人为之倾倒。

我不再是孤单一人，我肩负着一个巨大而神圣的责任，就是教育这两个孩子，让他们待在哈里的道路上，成长为他们天生注定成为的样子，但这个过程又必须是安全和有序的。这一刻真甜蜜，我甚至听见了圣乐响起。

这本该成为这混乱而艰难的一天胜利的尾声。真的，假如这邪恶的世界上有正义的话，我们本该在傍晚的余热中嬉笑打闹，乐成一团，共同领略那奇妙的秘密，然后从容享用美味的法国大餐和美国比萨。

“滚过来。”德博拉在电话中说道，她连招呼都没打。

“好的，”我说，“如果我身体的其余部分能留在家里吃饭的话。”

“笑话，”她说，听起来她一点儿都没笑，“我这会儿不想听笑话，因为我正在看又一具那样的尸体。”

我感到来自黑夜行者的一阵好奇的呜呜声，脖子后面的汗毛立了起来。“另一个？”我说，“你是说跟今早三具一样的？”

“完全正确。”她说完，挂了电话。

“嗯嗯，啊啊。”我说着把手机收了起来。

科迪和阿斯特看着我，脸上都是一副失望的表情。“是不是黛比探长？”阿斯特说，“她要你去工作。”

“没错。”我承认。

“妈妈会生气的。”她说。我觉得她可能是对的，我还能听见丽塔在厨房里发出的愤怒的声音，不时夹杂以“浑蛋”在中间。我虽不算是个研究人类期待的专家，但也能肯定，如果我不吃丽塔千辛万苦精心炮制的晚餐，她真的会生气。

“现在我是真坐上车了。”我说。然后我走进屋里，巴望着灵感能赶在丽塔之前击中我。

直到停好车，我都不确定自己来对了地方。这里看上去和犯罪现场很不搭。暮色中没有黄色封锁胶带，没有旋转的警车顶灯，也没有越聚越多的巴望看见什么难忘画面的围观群众。“乔家石头蟹餐馆”永远客满为患，除了七月到十月。餐馆从七月一直关到十月，估计连乔家人也等得不耐烦了。

但今晚的人群有些不寻常，他们来此不是为了大快朵颐石头蟹，而是等着看别的东西，那是乔家人很不愿意出现在自家餐馆菜单上的东西。

我停好车，跟着一群便衣警察朝后院走去，那是今晚的大餐所在地，在紧挨着后门的墙上。还来不及看清究竟，我便听见心里咝咝作响。走近前来，法医部架设的灯光让我确信，眼前的情景将会让我感激地笑出来。

尸体的双脚被塞进一双类似胶皮手套的黑色鞋子里，这种鞋通常只有跳舞的意大利男人才会穿。他还穿着一条做工精良的鲜艳的红色短裤和一件蓝色丝绸衬衫，上面绣着银色棕榈树。衬衫没系扣子，向后拉开，露出男人的胸膛，那里已空空如也，腹腔里所有与生俱来的恶心内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块、啤酒瓶、从蔬菜店买的基围虾。他的右手抓着一大把大富豪的游戏币，脸上也用胶水粘着一副塑料面具。

文斯·增冈蹲在门旁一侧，正慢慢地扫墙根的尘土。我走到他身边。

“我们今晚运气怎么样？”我问他。

他哼了一下。“要是他们能让我们从那里拿一两罐免费啤酒就好了，它们可都凉透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他朝尸体努努嘴。“啤酒是新品种，标签会在低温下变蓝。”他说。他用胳膊擦了一下前额。“这儿的温度超过三十二摄氏度，冰镇啤酒喝起来该有多爽。”

“当然，”我说，看着尸体上那双令人难以置信的鞋，“喝完咱们可以去跳舞。”

“嘿，”他说，“你真想去吗？咱们收工就走？”

“算了，”我说，“德博拉呢？”

他朝左边点点头。“在那边，”他说，“正在跟发现尸体的女人谈话。”

我走过去，德博拉正在讯问一个说着西班牙语的妇女，后者吓坏了，正捂着脸边哭边摇头，那动作让我觉得难度很高，好比让你一手摩擦肚皮，一手拍脑袋。但她做得很好，可德博拉好像没被这个技巧展示打动。

“阿拉贝拉，”德博拉说，“阿拉贝拉，你听好了。”阿拉贝拉根本没听，我也不觉得我妹妹那混合了愤怒和权威的语气能打动谁，尤其是对一个看上去好像没绿卡的清扫妹来说。我走过去时德博拉瞪向我，好像把阿拉贝拉吓坏了都赖我，于是我决定帮把手。

帮她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德博拉搞不定，其实她的工作能力一流，毕竟她是天生的警察；也不是因为她了解我、爱我，这念头从来没让我放松过警惕。事实上正好相反。但阿拉贝拉明显吓坏了，没法儿应答讯问。她已经离吓疯不远了。和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谈话与和一个正常人交谈相比，并不需要特别的同情或喜爱，这正适合阴沉忧郁的德克斯特，要的只是技巧、手艺，而不是艺术，一个长期研习和模仿人类行为的专家可以恰到好处地运用。笑得恰当，点头称是，假装在听——我多少年前就会了。

“阿拉贝拉，”我用带着恰当的中美洲口音的柔和声音说道，她果然停止了摇头，“阿拉贝拉，我们得抓住这个魔鬼。”我看看德博拉，继续说道，“这是魔鬼干的，是吧？”她猛地抽动下巴，点头称是。

“请看着我。”我柔和地说，阿拉贝拉终于放下了捂着脸的手。

“啊？”她羞涩地说，我再次为自己说甜言蜜语的本事所打动，这次还是双语的。

“说英语好吗？”我堆上一副大大的假笑说，“我妹妹不会说西班牙语，”我朝德博拉点点头，相信那已经表明德博拉是“我妹妹”，而不是一个“在你被欺凌虐待了这么多年之后将你送回萨尔瓦多的全副武装的美国警察”，这有助于她开口说话，“你能说英语吗？”

“会，嗯，会说一点儿。”她说。

“好，”我说，“告诉我妹妹你看到了什么。”我退后一步，阿拉贝拉赶紧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

“你别走。”她羞涩地说。

“我就在这儿。”我说。她探寻地看看我。我不知道她在探寻什么，但显然她在我脸上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并放心了。她松开我的胳膊，两手在胸前交叉，转过来对着德博拉。

我看看德博拉，发现她正难以置信地瞪着我。“老天，”她说，“她信你不信我？”

“她知道我的心是纯正的。”我说。

“纯什么纯，”德博拉边说边摇头，“天哪，要是她知道真相……”

我必须承认我妹妹的辛辣评价不无道理。她只是最近才发现我的本相，她说有点儿不舒服真是太轻描淡写了。不过，这些都是在她爸爸的同意下安排的，圣哈里即便已经死去，他的权威仍然不容德博拉置疑，也不容我置疑。但她的语调对另一个正指望我的人来说太尖锐了，有些伤人。“要是你愿意，”我说，“我可以离开，让你独自处理这件事儿。”

“不！”阿拉贝拉说，又飞快地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你答应过会留下来。”她说，声音里几近于谴责和慌张。

我挑起眉毛看着德博拉。

她耸耸肩。“好吧，”她说，“你留下来。”

我拍拍阿拉贝拉的手，把它拿下来。“我就在这儿，”我说道，又带着假笑补充，“我愿意留下来。”这让她安心了，她看着我的眼睛冲我笑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去对着德博拉。

“说吧。”德博拉对阿拉贝拉说道。

“我和往常一样准时来的。”她说。

“几点？”德博拉问。

阿拉贝拉耸耸肩。“五点，”她说，“现在一周三次，因为快到七月了，但他们想保持清洁，不准有蟑螂。”她看看我，我点点头。

“你去了后门？”德博拉问。

“Esway,es——”她看看我做个鬼脸，“怎么说？”

“总是。”我翻译道。

阿拉贝拉点点头。“我总是从后门走，”她说，“前边关到十月。”

德博拉晃着头，终于明白了：前门到十月之前一直是锁上的。

“好吧，”她说，“你到这儿以后，来到后门，看到了尸体？”

阿拉贝拉又捂住脸，这次只是一小会儿。她看着我，我点点头，于是她放下双手。“是的。”

“你还看到别的可疑的、不寻常的东西了吗？”德博拉问，阿拉贝拉茫然地看着她，“你看到什么不该在这儿出现的东西了吗？”

“尸体，”阿拉贝拉愤慨地说，指着那边的尸体，“它不该在这儿。”

“你看到别的人了吗？”

阿拉贝拉摇摇头。“没别人，除了我。”

“周围呢？”阿拉贝拉又茫然了，但德博拉指指旁边，“那边？过道？这附近任何人？”阿拉贝拉耸耸肩。“旅客，带着相机。”她皱皱眉，放低声音，秘密地跟我说，“有些是同性恋游客。”她说道，耸耸肩。

我点点头。“同性恋游客。”我对德博拉说。

德博拉瞪着她，然后转向我，好像在吓唬我们，让我们中的一个想出个好问题。但即使是我也没有了灵感，于是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说，“她也许就知道这么多了。”

“问她住哪儿。”德博拉说。阿拉贝拉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恐。

“我觉得她不会告诉你的。”我说。

“为什么他妈的不会？”德博拉说。

“她怕你告诉移民局。”我说道。当我用西班牙语提到移民局时，阿拉贝拉几乎跳了起来。

“我知道移民局的西班牙语怎么说，”德博拉飞快地说，“我也住在这儿，明白吗？”

“是啊，”我说，“但你拒绝学西班牙语。”

“让她告诉你。”德博拉说。

我耸耸肩，转向阿拉贝拉。“你家住哪儿？”我说。

“干什么？”她羞涩地问。

“我想请你去跳舞。”我说。

她咯咯笑起来：“我结婚了。”

“求你了，”我说，带着我电力一百瓦的假笑，“我绝不告诉移民局。”阿拉贝拉微笑着凑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个地址。我点点头，那里是中美洲移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中只有少数是合法移民。“谢谢。”我说完正准备走到一边，她抓住我的胳膊。

“你不会告诉移民局？”她说。

“绝不，”我说，“只是为了抓住这个凶手。”

她点点头，似乎明白我要她的地址是为了找到凶手，又朝我害羞地笑笑。“谢谢，”她说，“我相信你。”她对我的信任真的很让人感动，尤其是想到除了朝她假笑了几下以外我什么都没做。这让我不禁想自己是否该换个职业，也许该去卖汽车，或者竞选总统。

“好了，”德博拉说，“她可以回家了。”

我朝阿拉贝拉点点头。“你可以走了。”我说。

“谢谢。”她又说一遍，冲我爽朗地笑着，然后几乎是跑着冲向街道。

“靠，”德博拉说，“我靠我靠我靠。”

我扬起眉毛看着她，她摇摇头，有些泄气的样子，又生气又紧张。“我知道这么想很蠢，”她说，“我真希望她看到了什么。我是说，”她耸耸肩，转过头去，看着过道那边的尸体，“我们找不到同性恋游客，在南海岸找不到。”

“反正他们也不可能看到什么。”我说。

“光天化日之下能没人看见什么？”

“人们只看他们想看见的东西，”我说，“他也许开一辆送货车，那就能让他变成隐形。”

“好吧，靠。”她又说一遍，这会儿批评她词汇贫乏好像不是时候。她又转过来冲着我：“我觉得你不大像是能告诉我些有用的信息。”

“让我拍个照，再容我琢磨琢磨。”我说。

“那就是‘不’，对吗？”

“不是一个正式的‘不’，”我说，“只是个暗示的‘不’。”

德博拉竖起了中指。“暗示这个。”她说着转过身，步履沉重地朝尸体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