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你没有起名；这并不值得拥有。

——弗兰西斯·博蒙特和约翰·弗莱彻，《冒牌者》

第二天，雨、雪和冰雹轮番敲打着办公室的窗户。中午时分，布鲁克赫斯特小姐的老板大驾光临，查看女友不忠的证据。斯特莱克把他送走后不久，卡洛琳·英格尔斯来了。她忙得不亦乐乎，正要去学校接孩子，但决定给斯特莱克送来新开张的金蕾丝绅士夜总会的卡，那是她在丈夫的钱夹里发现的。英格尔斯先生已答应远离艳舞舞娘、应召女郎和脱衣舞女演员，作为他们和好的必要条件。斯特莱克承诺去金蕾丝侦察一下，看英格尔斯先生是不是又经不住诱惑。卡洛琳·英格尔斯离开后，斯特莱克迫不及待地享用放在罗宾桌上的那包三明治，可是刚吃一口，他的手机就响了。

那位黑美人客户意识到他们的雇佣关系即将结束，就抛开所有的顾忌，邀请斯特莱克出去吃饭。斯特莱克仿佛看见罗宾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偷偷发笑，同时假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斯特莱克想礼貌地拒绝，先借口工作太忙，最后推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从没告诉过我。”黑美人说，口气突然变得冷淡。

“我想把私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斯特莱克说。

黑美人没等他礼貌地说一声再见，就挂断电话。

“也许你应该跟她出去，”罗宾假装天真地说，“只是要确保让她买单。”

“她肯定会买单的。”斯特莱克没好气地说，为了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一口塞进半个三明治。手机又响了。他暗暗叫苦，低头看是谁发来的短信。

他的心里一阵发紧。

“利奥诺拉？”罗宾看见他脸色变得凝重，问道。

斯特莱克摇摇头，嘴里塞满三明治。

短信只有五个字：

本来是你的。

跟夏洛特分手后，他没有换过号码。手机卡里面存有一百多个工作联系人，换号太麻烦了。这是八个月来夏洛特第一次跟这个号码联系。

斯特莱克想起戴夫·普尔沃斯的警告：

你得留神，迪迪，看她会不会从地平线上飞跑回来。她要是逃婚我一点也不惊讶。

今天是三号，斯特莱克提醒自己。她应该是明天完婚。

自打拥有手机后，斯特莱克第一次希望它有呼叫者定位功能。她是从那个该死的克洛伊的城堡发来短信吗？在检查教堂里摆放的鲜花和点心的间歇？还是站在丹麦街的拐角，像皮帕·米吉利一样盯着他的办公室？从一场这样豪华、这样知名的婚礼上逃跑，也算是夏洛特登峰造极的壮举了，是她麻烦不断、自毁声誉的生涯的最高顶点。

斯特莱克把手机放回口袋，开始吃第二个三明治。罗宾推断自己不便打听斯特莱克脸色突然变得阴沉的原因，便把自己的薯片包装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说道：

“你今晚要去跟你弟弟见面，是吗？”

“什么？”

“你不是要去见你弟弟——”

“哦，对了，”斯特莱克是，“没错。”

“在河滨餐馆？”

“是啊。”

本来是你的。

“为什么？”罗宾问。

我的。真他妈见鬼。什么时候有过。

“什么？”斯特莱克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罗宾问了他一句话。

“你没事吧？”

“没事，我很好，”他说，振作起精神，“你问我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河滨餐馆？”

“噢，是这样，”斯特莱克说，一边伸手去拿自己那包薯片，“可能不太容易，但我想找某个亲眼目睹奎因和塔塞尔吵架的人谈谈。我想弄清奎因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一直在筹划自己的失踪。”

“你希望找到一个那天晚上在场的工作人员？”罗宾问，显然有些怀疑。

“所以我把阿尔带去，”斯特莱克说，“他认识伦敦每一家高档餐馆的每一位服务员。我父亲的孩子都这样。”

吃过午饭，他端着一杯咖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冰雹又在敲打窗户。他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下面冰天雪地的街道，隐约以为（希望？）能在那儿看见她，长长的黑发在苍白而姣好的面庞周围飘舞，一双带有斑纹的绿褐色眼睛抬起来望着他，恳求着他……然而，街上只有一些陌生人，裹得严严实实，抵御严冬的寒冷。

他真是百分之百疯了。夏洛特在苏格兰呢，而且她在那里要远远好得多。

后来，罗宾回家了，斯特莱克穿上夏洛特一年多前给他买的那套意大利西装，当时他们就在那家餐馆庆祝他的三十五岁生日。他披上大衣，锁上公寓门，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出门去乘地铁，仍然拄着拐杖。

圣诞节从他经过的每个橱窗向他发起攻击：晶莹闪烁的彩灯，一堆堆崭新的商品，玩具，工艺品，玻璃上的假雪花，以及各种圣诞节前大甩卖的招牌，在深度的经济萧条中徒添一种悲凄的音符。星期五晚上的地铁里，有更多圣诞节前的狂欢者：女孩们穿着滑稽可笑的亮片裙子，冒着体温过低的危险，跟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耳鬓厮磨。斯特莱克深感疲惫和情绪低落。

没想到从哈密史密斯走过去路这么长。他走上富勒姆宫路时，发现这里距伊丽莎白·塔塞尔家很近。可能是她建议在这家餐馆吃饭的，因为对她来说方便，而奎因从拉德布鲁克林的家中赶来却要走很远的路。

十分钟后，斯特莱克向右一拐，在黑暗中穿过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街道，朝泰晤士河码头走去，他的呼吸凝成团团白雾。那座河滨花园，夏天有许多人在蒙着白布的椅子上就餐，此刻却被厚厚的积雪掩埋。再往前，泰晤士河闪着幽暗的光，冰冷刚硬，令人不寒而栗。

斯特莱克拐进一个改造过的砖砌仓库，立刻就被灯光、温暖和喧闹所包围。

阿尔就在一进门的地方，靠在吧台上，胳膊肘撑着亮晶晶的金属台面，正跟吧台侍者聊得很投机。

他身高不到一米七八，作为罗克比的孩子来说算矮的，体重却有点超标。鼠褐色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跟他母亲一样是尖下巴，但遗传了父亲那种微弱的外斜视，这种斜视给罗克比英俊的脸庞赋予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也证明阿尔毫无疑问是他父亲的儿子。

阿尔一看见斯特莱克，就热情地大吼一声，冲过来拥抱他。斯特莱克拿着碍手碍脚的拐杖，正忙着脱大衣，对他的拥抱无法做出回应。阿尔往后退去，露出局促不安的神情。

“你怎么样，老哥？”

阿尔虽然一副滑稽的英伦范儿，但口音却是欧美的奇怪混合，这是他多年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来回游走的结果。

“还行，”斯特莱克说，“你呢？”

“也还行吧，”阿尔学他说话，“还行，不算太糟。”

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法国式耸肩。阿尔曾在萝实学院，那家瑞士的国际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因此肢体语言仍依稀带有在那里接触到的欧洲大陆风格。不过，他的回答中蕴含着某种东西，某种斯特莱克每次跟他见面都能感觉到的东西：阿尔的负疚感，他的防范心理，似乎因为过得比哥哥优渥舒适而准备受到指责。

“你喝点什么？”阿尔问，“啤酒？来杯佩罗尼怎么样？”

他们在拥挤的吧台前并排坐下，面对摆满酒瓶的玻璃搁架，等候自己的座位。长长的餐馆里人头攒动，天花板上用工业金属塑造出别具风格的波浪，地毯是天蓝色的，远处那座燃烧着木头的大炉子活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斯特莱克环顾四周，认出一位知名雕塑家、一位大名鼎鼎的女建筑师，和至少一位著名演员。

“听说了你和夏洛特的事，”阿尔说，“真可惜。”

斯特莱克猜想阿尔可能认识某个跟夏洛特相熟的人。阿尔跟一大帮富豪打得火热，说不定其中就有人认识未来的克洛伊子爵。

“是啊，”斯特莱克耸了耸肩说，“这样也好。”

（他和夏洛特曾经坐在这里，坐在这家美妙的湖滨餐馆里，享受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愉快的夜晚。四个月后，他们的关系分崩离析，四个月的伤害、煎熬，心力交瘁……本来是你的。）

阿尔叫住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跟她打招呼，她把他们带到餐桌旁。另一个同样漂亮的年轻男子给他们递来菜单。斯特莱克等阿尔点了酒水，又等侍者离开之后，才解释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四星期前的一个晚上，”他对阿尔说，“一个名叫欧文·奎因的作家跟他的代理在这里吵了一架。据大家说，当时整个餐厅里的人都看见了。奎因气冲冲地扬长而去，之后不久——大概几天之内，也可能就在当晚——”

“——被人谋杀了。”阿尔一直张着嘴听斯特莱克说话，此时插言道，“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尸体是你发现的。”

从他的语调里可以听出，他渴望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斯特莱克未予理会。

“这里可能不会有什么发现，但我——”

“但凶手是他妻子呀，”阿尔不解地说，“他们已经把她抓了起来。”

“不是他妻子干的。”斯特莱克说，把注意力转向纸质菜单。他以前就发现，阿尔虽然从小就被各种关于父亲和家人的不实报道所包围，却似乎并没有把他对英国媒体的正当怀疑扩展到其他话题上。

阿尔的学校有两个校区，夏天在日内瓦湖畔上课，冬天去往格施塔德，下午溜冰、滑雪。阿尔是呼吸着价格高昂的山区空气长大的，身边围着一群名人的孩子。那些遥远的面目狰狞的小道消息，只是他生活中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至少，斯特莱克是这么解读阿尔跟他说过的关于小时候的寥寥数语。

“不是他妻子干的？”斯特莱克重新抬起头来时，阿尔说。

“不是。”

“哇。你又要来一次卢拉·兰德里案？”阿尔问，咧嘴绽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他不对称的目光增添了一份魅力。

“正是这么想的。”斯特莱克说。

“你想要我找服务员打听打听？”阿尔问。

“一点不错。”斯特莱克说。

阿尔因为有机会为斯特莱克效劳而显得欣喜若狂，斯特莱克看了觉得既好笑又感动。

“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找个体面的人。卢卢去哪儿了？她是个很机灵的家伙。”

点完餐后，阿尔悠闲地往卫生间走去，看能不能找到机灵的卢卢。斯特莱克独自坐着，喝着阿尔点的天娜干红，注视着穿白制服的厨师在开放式厨房里干活。他们都很年轻，技术娴熟，效率很高。火苗腾起，刀起刀落，沉重的铁锅被搬来搬去。

斯特莱克注视着弟弟阿尔闲庭信步地走回桌旁，身后跟着一个系白围裙的黑皮肤姑娘，心想，他并不笨，只是……“这是卢卢，”阿尔说着，重新坐下来，“她那天晚上在场。”

“你还记得那场争吵吗？”斯特莱克问，注意力立刻集中到这个姑娘身上，她太忙了，没工夫坐下来，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哦，记得，”她说，“吵得可大声了。整个餐馆一下子就安静了。”

“你还记得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吗？”斯特莱克说，急于证实她目睹的确实是那场争吵。

“很胖，戴一顶帽子，是啊，”她说，“冲一个灰头发的女人嚷嚷。是啊，他们吵得可厉害了。对不起，我得去——”

她说着就走了，去给另一桌的客人点餐。

“等她回来我们再把她抓住，”阿尔安慰斯特莱克，“对了，埃迪向你问好。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他最近怎么样？”斯特莱克假装感兴趣地问。阿尔积极地想跟斯特莱克建立友谊，而他的弟弟埃迪却显得很淡漠。埃迪二十四岁，是自己组建的那个乐队的主唱。斯特莱克从未听过他们的音乐。

“他很了不起。”阿尔说。

两人沉默下来。开胃菜上来了，他们默默地吃着。斯特莱克知道阿尔在那些国际文凭课程上成绩优异。一天晚上，斯特莱克在阿富汗的军营帐篷里，从网上看见阿尔十八岁时的一张照片，他穿着奶油色的外套，胸前的口袋上有一个饰章，长长的头发飘向一侧，在日内瓦明媚的阳光下闪着金光。罗克比用胳膊搂着阿尔，满脸洋溢着慈父的骄傲。这张照片很有新闻价值，因为罗克比以前的照片都没有穿西服、打领带的。

“你好，阿尔。”一个斯特莱克熟悉的声音说道。

斯特莱克吃惊地看到，丹尼尔·查德拄着双拐站在他们面前，天花板上工业金属的波浪在他的秃顶上映出各种微妙的光斑。这位出版商穿着暗红色的敞领衬衫和灰色西服，在这群不修边幅的人中间显得时髦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