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
“我想，”格利登先生很温和地说，“金龟是埃及的一种神。”
“埃及的一种什么？”木乃伊惊叫一声，站了起来。
“格利登先生，你这样讲话，我真为你害躁。”伯爵说着坐回椅子，“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承认有一个以上的神。与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金龟族、鹮族等等（与其他种族一样），都只信奉一个令人敬仰的创世主，通过图腾和巫师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
他停了下来，后来，谈话又由庞诺勒医生重新引起。
“你所说的不是不可能，”他说，“在尼罗河附近的陵墓中，可能还有金龟族的其他木乃伊活着。”
“毋庸置疑，”伯爵答道，“所有活着而被意外地涂抹香料的金龟人肯定都活着。甚至有些故意被涂抹香料的人，也可能被涂抹人忽略，现在还在墓中。”
“你是否可以解释一下，”我说，“‘故意被涂抹香料的人’是什么意思？”
“非常乐意，”他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寿命一般约有八百年。如果不发生非常意外的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但也很少有人活过一千岁；八百年是自然寿命。涂香料原理被发明后，我刚才已给你们描述过，我们的哲学家们突发奇想，提出分期度过这八百年的设想，在这段时间，科学的进步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从历史的角度上，这种事件也理所应当，譬如，一位年届五百岁的历史学家想写一本宏篇巨著，于是便将自己小心地裹上涂料；然后给当时涂料的人留下指示，要他过一段时间，五百或是六百年以后再让他重生。届时，他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巨著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古书标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相悖的猜想、难解之谜，整群恼怒的评论像争吵的口舌战场。人们会发现这些以注解形式出现的猜想等等，完全包裹、扭曲并淹没了原文，作者必须拿一盏灯方能找到自己的书。待找到时，又会发现自己完全是白费功夫。历史学家便会义不容辞地立即着手重写，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纠正对有关他早年生活时代的传统习惯的描写。现在重写和纠正工作由好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完成，为防止我们的历史退化成无稽之谈的寓言。”
“对不起，”这时，庞诺勒医生将手轻轻地放在埃及人手臂上说，“对不起，先生，我可以打断你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答道，停止了讲话。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医生说，“你提到过历史学家亲自校正对他所在时代的传统习俗的描写。请问先生，魔法占卜的比例平均有多大？”
“魔法，这个词用得恰当。先生，魔法普遍都精确地施在幼鲑上，事实都记录在不能重写的历史上；——也就是说，两者丝毫不是孤立的。就我所知，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完全彻底地错。”
“既然，”医生接着说：“你涂抹香料显然已过了至少五千年，那么我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你们的历史，如果不是传说，也只始于大约十个世纪以前。对于你们的历史我们最感兴趣。”
“先生！”阿拉米斯塔肯伯爵说。
医生复述了他的话，并加了不少注释后，这个埃及人才听明白。埃及人最后犹豫不决地说：
“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独具匠心。在我那个时代，我从没有听谁说过宇宙（或像你们所称的世界）还有一个开端这个奇异的幻想。我记得有一次，只有一次，听一个富于思考的人曾间接地提示过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据这人说，你们常用的亚当（或红地球）这个词，当时也在用。但这个词在广义上用指从过于肥沃的土壤中自然萌发的人类（就像低级动物的萌发一样）——我说，自然萌发有五大群人，同时从地球上五个区分明确而均等的地区生长。”
在场的所有人都耸耸肩，其中一两个人意味深长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西尔克先生先是瞥了一眼阿拉米斯塔肯的枕骨部，接着瞥了一眼他的头前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寿命长，偶尔还要像你所说的那样分期度过。那你们一定强烈地倾向于知识的总发展和密集型，但埃及人在微观科学上与现代人，尤其是与美国佬相比较，处于明显劣势，因此，我认为，这些完全是由于埃及人头盖骨强度大的缘故。”
“我再次承认，”伯爵语气平和地回答道，“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告诉我微观科学指什么？”
我们几个人七嘴八舌，详详细细地解释假定的脑相学和神奇的动物磁力等。
听我们讲完以后，伯爵继续讲述了一些轶事，证实说胆囊和骨刺的原型在埃及早已兴盛，只不过后来逐渐衰败，几乎被人忘却，催眠术与底比斯的热带草原奇迹相比，简直让人瞧不起。底比斯的热带草原创造了虱子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东西。
于是，我问伯爵，当时的人是否会计算日蚀和月蚀，他不屑地说会。
这使我有些吃惊。当我准备问些有关天文学的其他问题时，在场的一位一直缄默不语的老兄悄声告诉我，说要了解他脑子里想些什么，最好去问问托勒密[3]（不管他是谁），还要问问普鲁塔克[4]有关月形岩相的问题。
于是，我问木乃伊有关生产玻璃之事，如烧制玻璃和透镜什么的；可我的问话还未完，那个一直不吭声的仁兄又悄悄碰了我一下，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窥视一下西克洛人[5]迪奥多拉斯[6]。而伯爵却反问我，现代人是否有显微镜，是否可以像埃及人那样切割浮雕宝石。我正思忖着怎样回答，矮子医生庞诺勒突然搭腔。
“看看我们的建筑！”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使得那两位游客格先生和白先生非常气恼，他们随意地拧得他青一块紫一块。
“看，”他激动地叫道，“纽约的鲍灵格林喷泉！如果要看规模大一点的，就看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这个善良的矮医生继续详细地讲述这一建筑的面积大小。他解释说光门廊一项就装饰有不下二十根直径五英尺，每根相距十英尺的柱子。
伯爵说，他很抱歉，已经不清楚阿兹拉克城某一主建筑的准确规模，反正它是在没有白昼之分的时期奠的基，其遗迹在他涂抹香料时还伫立在底比斯西部的荒漠上。他还记得（说到门廊），在下宫附设了一个叫做卡拉克的门廊，共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组成，每根圆周长三十七英尺，相距二十五英尺远。从尼罗河到这个门廊要穿过一条两英里长，分别为二十、六十和一百英尺高的狮身人面像、石像和方形尖塔组成的林荫道。宫殿里每个方向都有两英里长（他还记得），方圆可能有七英里。所有墙壁内外都写满了象形文字。不是吹牛的话，在围墙内甚至可以建造五十或六十栋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他还没有说，可以费点神挤它个二三百栋。因为卡拉克宫殿毕竟是个不起眼的小建筑。但是他（伯爵）也不得不承认喷泉家医生所描述的那样设计优雅，外观壮丽，傲然屹立在鲍灵格林。这在埃及或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
我问伯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他答道。“这些铁路规模太小，设计太糟，非常拙劣地拼凑在一起，当然比不上埃及人搬运整个寺庙和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方形尖塔时用的宽敞、平坦的铁槽路。
我补充说我们拥有雄厚的机械能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确有所长，但又反问我要费多大的功夫才能制造出卡拉克小宫殿上面的拱梁。
我佯装没听见他提的问题，继续问他对自流井有何看法；他高傲地扬起眉头；格利登先生在一旁对我使劲眨眼，悄声说工程师最近在埃及一个绿洲发现一口自流灌溉的自流井。
接着，我提到钢铁；可这个外国佬居然抬起鼻子问我，我们的钢铁能否做出方形尖塔上的尖状曲线形物。这些东西可全都是铜刃具制成的。
我们在与他的对话中一直未占上风，只得以攻为守，把话题转向空洞理论。我们找来一本叫做《日规》的书的副本，读了其中含混不清的第一二章，主要谈及的是波士顿人所谓的“大运动或“进步”。
伯爵淡淡地说“大运动”在他处的时代已见惯不惊，至于“进步”，曾搞过一次，简直是胡闹，根本没有进步过。
我们接着谈到民主的极大魅力和重要性。但却很难使伯爵相信我们生活在没有国王，有自由选举权的国度的优越感。
他似乎听得兴味盎然，但实际上并不感兴趣。我们说完这些后，他说好久以前曾发生过一起非常相似的事。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全盘自由化，为人类的其他民族树立榜样。他们组织一批有识之士，共商可能想象得出的最具独创性的宪法，并很快获得成功；但他们都只是在夸夸其谈。结果这十三个省与大约十五或二十个其他省合并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作呕的、孤立无援的专制国家。
我问那个专制暴君姓甚名谁。
伯爵记得很清楚，说叫马布[7]。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抬高声调，说对埃及人不懂蒸汽感到悲哀。
伯爵十分惊愕地看着我，没有作答。可那个默不作声的人用肘猛地推我的肋骨——说我这下子使自己暴露无遗了——问我是否真是个笨蛋，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来源于一个名叫所罗门・德・科斯的英雄发明家。
眼看我们就会全线崩溃，幸运的是，庞诺勒医生重整旗鼓，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他问道，埃及人在穿戴上是否能与现代人一比。
伯爵听后向下瞥了一眼他穿的马裤，然后，把上衣后摆部分抓到眼前看了一会儿。接着放开衣服，慢慢地张开嘴巴，笑得合不拢；但我已记不清他怎样回答的了。
我们的士气大振，医生非常高傲地走向木乃伊，希望他坦率地以它的绅士名誉担保，埃及人是否早已了解庞诺勒的糖衣药片或布里德雷斯的小药丸。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它的回答，但很失望。他并没有回答。这个埃及人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这是我们最完美的胜利，是它最不光彩的失败。我确实不忍心看这个木乃伊屈辱的样子。我摘下帽子，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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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我马上上床睡觉。早晨七点钟就起了床，为了我的家，为了全人类，我用笔录下了上述内容，现在已是上午十点整。我感到自己从心底里讨厌现实生活，我的老婆太刁钻，我讨厌19世纪的生活。我相信一切都错了。我急于想知道2045年谁会当总统。因此，我打算刮完胡子，喝下一杯咖啡后，立即去庞诺勒的家里，将自己涂上香料，保存它二百年看看。
邓英杰 译
[1]古埃及人的护身符。——译者注
[2]一种手足中可发现之短骨，常包在肌腱或关节束囊内。——译者注
[3]托勒密，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于公元前127—前125年在埃及亚西三大城进行天文观测。——译者注
[4]普鲁塔克，（约46—120），希腊地理学家。——译者注
[5]西克洛人，西西里人之一。——译者注
[6]迪奥多拉斯：公元前4世纪麦加学派的哲学家，曾对模态逻辑有突出贡献。——译者注
[7]英语Mob的译音，意为暴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