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还是持续蒸蒸日上。

乔开始为买下丽思饭店的事情打通关节。约翰·瑞龄愿意卖掉建筑物，但不肯卖地。于是乔带着自己的律师跟瑞龄的律师洽谈，看能否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最近他们双方研究出一份九十九年的租约，却又卡在郡政府的空间权上。乔有一组政治掮客负责收买萨拉索塔郡的调查员，另一组在州首府塔拉哈西对州级的政客下功夫，还有第三组人马在华府，去对付那些常进出佩斯卡托家族所投资的妓院、赌场、鸦片窟的国税局官员和参议员。

他的第一个成功，是让宾果游戏<sup><small>[18]</small>在潘尼拉斯郡合法。接着把全州宾果合法化的提案排入备审程序，预定在州议会的秋季会期召开听证会，可能最早会在1932年初投票表决。他在迈阿密的朋友（那个城市要容易收买得多）已经设法让戴德郡和布劳沃德郡的彩池投注赌博合法，使得州政府的态度更软化。乔和艾斯特班曾冒险帮他们在迈阿密的朋友买了一块地，现在那块地变成了赛马场。

马索曾搭飞机来察看那座丽思饭店。他最近刚治疗完癌症，但只有他本人和医师才知道是哪种癌。他宣称自己治疗的状况很好，但头秃了，身体也很虚弱。甚至有人私下说他脑袋变糊涂了，不过乔看不出任何迹象。马索很喜欢这块产业，也喜欢乔的想法——如果要打破赌博禁忌，那么现在，趁着禁酒令凄惨地在他们面前崩溃，就是绝佳的时机。他们因为饮酒合法化所损失的钱，会直接进入政府的口袋，但在合法赌场和赛马场被抽走的税，可以从众多笨得跟庄家对赌的人身上赚回来。

那些政治掮客也开始回报，说乔的预感看起来没错。整个国家都已经准备让赌博合法化了。整个州、整个国家都缺钱。乔派出去的人带着各式各样保证——赌场税、饭店税、餐饮税、娱乐税、房间税、酒类执照税，外加所有政客都很爱的超额收益税。任何一天，只要赌场当天的进账超过八十万元，就会缴百分之二的超额收益税给州政府。但其实，只要赌场的收入一接近八十万，他们就会短报收入。不过那些睁大眼睛想捞好处的政客不需要知道这点。

到了1931年末，他口袋里已经有两个资浅参议员、八个众议员、四个资深参议员、十三个州议员、十一个市议员，还有两个法官。他也收买了以前的三K党对手：《坦帕观察家报》的总编辑霍普·休伊特，他开始刊登社论和新闻报道，质疑说没有道理让这么多人挨饿，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有这么一家一流的赌场，可以雇用所有失业的人，让他们有钱买回被银行没收的房子，因此可以让律师们脱离领济贫食物的队伍，去完成种种赎回房屋的买卖契约，而律师们则需要文书人员帮忙拟定法律文书。

乔开车送马索去搭回程火车时，老人说：“这个事情，不管你需要什么，都尽管放手去做。”

“谢了。”乔说，“我会的。”

“你在这里做得很不错。”马索拍拍他一边膝盖，“别以为我不会列入考虑。”

乔不知道他的工作成果要列入什么考虑。他在这儿从烂泥堆里建立起一片天地，而马索跟他说话的口气，却好像他只是帮忙找到一家可以勒索的杂货店。也许那些关于老人脑子不管用的谣传，并不是空穴来风。

“啊，”快到联合车站时马索说，“我听说你还剩一个麻烦家伙没对付，是真的吗？”

乔还想了两秒钟才明白：“你指的是那个不肯让我们抽成的私酒贩子？”

“没错，就是那个。”马索说。

那个私酒贩子名叫特纳·约翰·贝尔金。他和三个儿子在帕梅托市卖自家蒸馏的私酒。特纳·约翰·贝尔金无意损及任何人，他只想卖酒给那些光顾了一辈子的老顾客，在自家后头的房间经营一些赌博，在同条街的另一栋房子提供一些妓女。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加入佩斯卡托帮旗下。不肯付抽成，不肯卖佩斯卡托的产品，什么都不肯，只想照着他向来的老样子，还有之前他父亲、他祖父的老样子——早在当年坦帕市还叫布鲁克堡、死于黄热病的人口是衰老而死的三倍时——做自己的生意。

“我正在对他下功夫。”乔说。

“我听说你已经对他下了六个月功夫了。”

“三个月。”乔承认。

“那就除掉他吧。”

汽车停下，马索的私人保镖赛普·卡伯奈帮他打开车门，站在大太阳底下等他出来。

“我有几个人在想办法。”乔说。

“我不希望你让人去想办法，我要你结束这件事。必要的话，亲自去处理掉。”

马索下了车，乔送他上了火车，目送他离开，虽然马索说不用了。乔其实是想亲眼看到马索离开，非看到不可，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又能再度放轻松，再度呼吸。马索一来，就像是有个叔叔到你家住了几天，从不离开屋子。更糟的是，这叔叔还以为他是在帮你。

马索离开几天后，乔派两个人去吓唬特纳·约翰，结果反倒被他吓唬回来，他把一个人揍得住进医院，而且没靠儿子或武器帮忙。

一个星期后，乔去找特纳·约翰。

他叫萨尔在车上等着，自己站在特纳·约翰那栋铜顶木屋前的泥土路上，门廊一边都坍掉了，只有一个可口可乐的冰柜放在另一头，又红又亮，乔怀疑每天都有人擦它。

特纳·约翰的儿子们是三个壮硕的小伙子，身上除了棉质长内裤没穿戴太多别的，连鞋子都没穿（不过有一个穿了件红色毛衣，上头还沾了些头皮屑），他们给乔搜了身，拿走了他的萨维奇点三二手枪，接着又搜了一遍。

然后，乔进了木屋，隔着一张桌脚没放稳的木桌，跟特纳·约翰对面而坐。他想调整一下桌子，没成功，于是放弃了，然后问特纳·约翰为什么要打他的手下。特纳·约翰又高又瘦，面容严肃，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都跟身上的褐色西装一样，他说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眼神摆明是要来威胁他的，所以没必要等到他们开口。

乔问他知不知道，这表示乔为了面子就得杀了他。特纳·约翰说他也猜到了。

“那么，”乔说，“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付一点保护费就算了？”

“先生，”特纳·约翰说，“你父亲还在吗？”

“不，他过世了。”

“不过你还是他的儿子，对吧？”

“没错。”

“就算你有二十个曾孙子女，你也还是他儿子。”

那一刻，突来的激动情绪让乔猝不及防。他不得不在眼神泄露之前别开眼睛。“是啊，没错。”

“你希望他以你为荣，对吧？希望他把你当个男人？”

“是啊，”乔说，“那是当然。”

“好吧，我也一样。我有个好老爸。他偶尔打人，都是我自找的，而且从不会在他喝了酒之后。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我打呼噜，他就打我的脑袋。我是打呼噜冠军，我老爸累得像狗一样的时候，就会受不了。除了这一点，他是大好人一个。我们当儿子的，总希望自己的父亲能看着自己，觉得他的种种教导在你身上扎了根。就是现在，我老爸正在看着我说：‘特纳·约翰，我可没教你付钱给一个没跟你一道辛苦干活儿、只想白捞的人。’”他摊开遍布疤痕的双掌给乔看，“你想要我的钱，考克林先生？那你最好跟我们父子一起酿酒，帮我们照顾农场、耕田、照顾庄稼、挤牛奶。你懂了吗？”

“懂了。”

“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乔看看特纳·约翰，然后抬头看天花板。“你真觉得他在看你？”

特纳·约翰露出满嘴银牙：“先生，我知道他在看我。”

乔拉开裤裆拉链，拿出他几年前从曼尼·布斯塔曼特那里没收来的单发小型手枪，指着特纳·约翰的胸口。

特纳·约翰缓缓吐出一口长气。

乔说：“一个人既然决心要好好做一件事，那就该做完，是吧？”

特纳·约翰舔舔下唇，双眼始终盯着那把枪。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枪吗？”乔问。

“这是娘儿们用的掌心雷。”

“不，”乔说，“这是把会让你后悔的枪。”他站起来，“在帕梅托这边，随你怎么做都行。懂我的意思吗？”

特纳·约翰眨了几次眼，表示肯定。

“可是别让我看到你的商标或产品，出现在希尔斯伯勒郡或潘尼拉斯郡。萨拉索塔也不行，特纳·约翰。这点我们讲清楚了吧？”

特纳·约翰又眨眼。

“我得听到你说出来。”乔说。

“讲清楚了，”特纳·约翰说，“我跟你保证。”

乔点点头：“你父亲现在怎么想？”

特纳·约翰目光经过枪管，往上到乔的手臂，然后看进他眼里。“他在想，他差点儿又得忍受我打呼噜了。”

正当乔忙着推动赌博合法化和买下饭店的事情之时，格蕾西拉则开设了自己的旅舍。乔所追逐的是上流社会的豪客，格蕾西拉则为失去父亲和丈夫的人提供住处。这几年男人们就像战时一般纷纷离开家人，已经成为全国的耻辱。他们离开贫民木屋和寄宿旅舍，或者就像在坦帕的状况，离开他们的霰弹枪木屋，出门说要去找牛奶，或讨香烟，或因为听说有工作可做的谣言，然后再也没回家。没有男人的保护，女人们有时成为强暴的受害者，或被迫从事最底层的卖淫工作。突然失去父亲或可能也失去母亲的儿童，则流落街头和暗巷，往后的下落少有好消息。

有天晚上，乔坐在浴缸里，格蕾西拉来找他。她带来两杯咖啡加朗姆酒，脱掉衣服，滑进水里，坐在他对面，问乔说，她能不能用他的姓。

“你想跟我结婚？”

“不能在教堂，没办法。”

“好吧……”

“可是我们算是结婚了，对吧？”

“没错。”

“所以我想在自己的名字后头加你的姓。”

“格蕾西拉·多明加·马爱拉·罗沙里欧·玛丽亚·康赛塔·科拉莱斯·考克林？”

她扇了他手臂一记：“我的名字没那么长。”

他靠过去亲她一下，又往后坐正身子。“格蕾西拉·考克林？”

“对。”

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啊，”她说，“很好，我买了一些房子。”

“你买了一些房子？”

她看着他，褐色的双眼无辜得像小鹿的眼睛。“三栋，连在一起的。就是以前佩雷斯雪茄厂旁边那一排。”

“在棕榈大道上？”

她点点头：“我想在那里，收容被抛弃的妇女和他们的孩子。”

乔不惊讶。最近除了那些女人之外，格蕾西拉很少谈别的话题。

“那你拉丁美洲政治的崇高理想呢？”

“我爱上你了。”

“所以呢？”

“所以你限制了我的行动能力。”

他大笑：“是吗？”

“很严重呢。”她微笑，“有可能行得通的。或许哪天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获利，让它成为世界各地的模范。”

格蕾西拉以前梦想着土地改革，还有农民权利和财富公平分配。她以前相信本质上的公平，而乔认为这个概念老早就不存在于地球上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世界各地的模范。”

“为什么不可能呢？”她跟他说，“一个公平的世界。”她朝他泼泡泡，好显示自己是半开玩笑的，但其实她很认真。

“你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生活所需，成天围坐在一起唱歌，还有微笑？”

她把肥皂泡沫弹到他脸上：“你明知道我的意思。一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不可能？”

“真贪心。”他说，举起双手，“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可是你有回馈。你去年把我们四分之一的钱捐给了冈萨雷兹诊所。”

“他们救了我的命啊。”

“前年你还盖了那栋图书馆。”

“这样他们才能买我想读的书啊。”

“可是那里头所有的书都是西班牙文的。”

“不然你以为我要怎么学会西班牙文？”

她一脚跷在他肩膀上，用他的头发搔着自己脚底外侧的一块痒处。她的脚停在那儿，他吻了一下，发现自己再度处于这种时刻，体验到一种全然的宁静状态，难以想象天堂怎么比得上——她的声音在他耳边，她的情谊装在他口袋，她的脚在他肩上。

“我们可以做点好事。”她说，垂下视线。

“没错。”他说。

“尤其是在经历过这么多不好的事之后。”她轻声说。

她看着自己胸部底下的肥皂泡沫，迷失在思绪中，整个人出神了。看起来，她随时都会起身去拿毛巾。

“嘿。”他说。

她抬起眼皮。

“我们不是坏人。或许我们也不是好人。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都很害怕。”

“谁很害怕？”她说。

“谁不害怕？整个世界都很害怕。我们告诉自己说，我们相信这个神或那个神，相信这个来生或那个来生，或许我们真的相信，但同时我们又都想着，‘如果我们错了呢？如果只有这辈子呢？狗屎，那我最好给自己弄一栋大房子和一辆大车，还有一大堆漂亮的领带夹跟珍珠握柄的手杖——’”

她大笑起来。

“‘还有一个可以洗我屁股和腋下的厕所。因为我需要这些东西。’”说到这里他也低声笑了，但笑声逐渐消失，“‘不过，等一下，我相信上帝。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过我也相信贪婪。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原来一切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害怕？”

“我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只知道我们都很害怕。”

她捞起肥皂泡沫，像一条披巾似的围在脖子上，点点头。“我希望能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