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瘦小的年轻男子，身穿蓝色细纹西装，白衬衫的领口端整扣住。他眼镜椭圆形的镜片框着棕色玳瑁。他的头发是暗棕色，短但不算太短，梳理整齐分线在右侧。我看到他走进门，看着他在吧台停脚询问。那个礼拜轮到比利值午班。我看着他对年轻人点点头，惺忪的睡眼甩往我的方向。那人走向我的桌子时，我垂下眼睛，看着眼前一杯掺了波本的咖啡。

“马修·斯卡德吗？”我抬眼看他，点点头。“我叫艾伦·克雷顿。我到你的旅馆问过。柜台那人告诉我也许可以在这儿找到你。”

这里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绕过一个转角便可以走到我五十七街旅馆的酒吧。午餐的人潮已经退去，只除了前头两三个落单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开始因为酒精而浓浊。外头的街上洒满五月的阳光。严寒的冬日漫长难挨。记忆中没有过这么叫人欢迎的春天。

“我上礼拜打过几次电话给你，斯卡德先生。想来你没收到留言。”

我是收到两个留言，搁着没理是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要干什么，也不想花几美分问出答案。不过我愿意配合他的说法。“是家廉价旅馆，”我说，“留言他们不见得处理。”

“我可以想象。呃，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吗？”

“就在这儿谈如何？”

他四下张望。想来他不习惯在酒吧谈生意，不过显然他已经决定要为我开个先例。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然后坐到我对面。新上工的早班服务员安吉拉快步走来问他要点什么。他瞥了一眼我的杯子说他也要咖啡。

“我是律师。”他说。我头一个念头是他不像律师，不过我马上想到他也许处理民事。我当过警察，和刑事律师共处的经验颇多，干这行的可以分成几种类型，而他全都不是。

我等着他讲明想雇我的原因。不过我搞错了。

“我正在处理某人的遗产，”他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抹似乎经过算计但却友善的微笑，“我很乐于向你报告，你继承了一笔小小的款项，斯卡德先生。”

“有人留钱给我？”

“一千两百美金。”

是谁走了呢？我早就跟所有亲人失去联络。我的父母多年前过世，而我们跟家族的其他人又并不亲近。

我说：“是谁——？”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

我大声重复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是何方神圣。我看着艾伦·克雷顿。我看不清他眼镜后头的眼睛。他薄薄的嘴唇透出一抹淡淡的笑，像是我的反应并未出他所料。

“她死了？”

“约莫三个月以前。”

“我不认识她。”

“她认识你。你应该认识她，斯卡德先生。你或许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笑容加深。安吉拉已经捧来他的咖啡。他往里头搅拌牛奶和糖，小心翼翼啜了一口，赞许地点点头。“雷菲德小姐死于非命。”他说话的模样像是在演练一句他不习惯讲的话。“她于二月底遇害，作案手法残酷而且原因不明——又多了个无辜的街头冤魂。”

“她住纽约？”

“噢，对。就住附近。”

“她也是在这一带被杀的？”

“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有人在小巷子里发现尸体。凶手连续戳了她好几刀，然后用她脖子上的围巾把她勒死。”

二月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丧尽天良的凶手。戳刺勒颈，死在暗巷的女人。我通常都会记住命案，也许是残留的职业病吧，也许是因为人类不人道的行为一直让我诧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留了一千两百块遗产给我。而且有人拿刀刺她把她勒死，而且——

“噢，老天，”我说，“是那个袋妇。”

艾伦·克雷顿点点头。

纽约到处都是这种人。东区，西区，每个区都不缺它们专属的袋妇。有些是酒鬼，不过大部分都不需酒精帮忙就疯了。她们在街上浪游，蹲聚在石阶或者门口。她们在石头上找到讲道词，在垃圾桶寻得宝藏①。她们自言自语，她们对着路人讲话，还有对神讲话。有时她们喃喃低语。有时她们尖声嘶叫。

她们随身携带家当，这些袋妇。购物袋是她们外号的由来，以及最明显的共同标志。她们大半似乎都有妄想症，而她们的疯狂则让她们深信自己的财物非常宝贵，敌人虎视眈眈必须严加防范。所以她们的购物袋永远都不离视线。

中央车站曾经群聚过这样一群袋妇。她们会守在候车室一夜不睡，时不时轮流拖着脚蹒跚走到洗手间。她们很少与人搭话，然而某种群体直觉却让她们可以安然相处。当然她们并没有安然到可以把自己宝贵的袋子托付给别人保管，所以每一个可怜的疯妇在来回于洗手间之时，都会随身扛着自家袋子。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也曾是个袋妇。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附近做起的生意。我从纽约警局辞职并且离开妻儿之后就一直住在这家旅馆，说来也有好几年了。雷菲德小姐这么久以前就来到这一带了吗？我想不起头一次碰面时她是什么模样。她就跟附近的许多城市艺术一样，已经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如果她的死亡不是那么暴力且猝然，我也许永远不会发现她已经不在。

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显然她知道我的，而且也对我起了想要馈赠的感情。她怎么会有钱可给呢？

她算是做过生意。通常她都坐在一个木制饮料箱上，周边堆放着三四个购物袋，卖报打发时间。五十七和第八大道的交界处有家全天营业的书报摊，她会去那里买几十份报纸，然后朝西走一条街到第九大道的路口，蹲坐在人家门口做生意。她以零售价卖报，不过也许有人会给她几美分小费吧我想。我记得有几次我拿一块钱买报时也曾挥手表示无须找零。水上的粮②，或许吧；如果她留钱给我是这个原因。

我阖上眼睛，凝神唤出她的影像。是个身材厚实的女人，壮硕而非肥胖。五英尺三四。衣服宽松，不起眼的灰黑两色罩袍，一层接一层的衣物随着季节变化。我记得她有时会戴顶帽子，一只老旧的草帽，上头插了纸花以及塑料花之类。而且我还记得她的眼睛，无邪的蓝色大眼，比起其余的她要年轻许多许多岁。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

“是家产，”艾伦·克雷顿正在说，“她没什么钱，不过她出身不错。巴尔的摩一家银行负责处理她的信托基金。她就是那里人，巴尔的摩，不过她已经在纽约住得久到不知多少年。银行倒是按月寄支票给她。钱不多，才几百，不过她花得不多，主要是付房租——”

“我还以为她以街头为家。”

“不，她的房间设备齐全，就在离命案地点几户人家的街上。之前她住第十大道的另一家公寓，不过大楼出售以后她就搬到现址。差不多有六七年了，从那之后直到死去那天，她都住在五十五街。她的房间月租八十美金，外加几块钱伙食费。剩下的钱不知她都怎么处理。她房里只找到一堆零钱，全塞在一个咖啡罐里。我查过几家银行，没找着存款记录。想必是花光了或者搞丢或者送人了。她那人不太切合实际。”

“嗯，看来是这样。”

他啜啜咖啡。“也许应该关到精神病院，”他说，“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吧，我想，不过她在外头的世界其实过得不错，一切都还算正常。我不知道她洗不洗澡，也不知道她的脑子怎么运作，不过她在外面应该比住病院来得快活。你说是吗？”

“也许吧。”

“只是少了人身安全，看结果就知道——不过话说回来，在纽约的街头任谁都有可能遇害。”他皱了皱眉，像是脑子里卡了件私密的事想说。然后他说：“她十年前就来过我们事务所，当时我还不在那里。”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名称——一长串盎格鲁萨克逊的姓氏。“她想另立遗嘱。原先的遗嘱只是一份很简单的文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妹妹。之后几年里，她偶尔会过来加注几个条文，另立款项留给不同的人。到她死的时候，她总共多了三十二个继承人。有一笔是二十块——留给我们还没找到的一个叫约翰·强森的男人。其他款项少则五百多则两千。”他笑起来，“公司要我负责找到所有继承人。”

“她是什么时候把我列进遗嘱的？”

“前年四月。”

我试图追想自己为她做了什么，我的生命和她有过什么交集。一片空白。

“当然可以挑战遗嘱的正当性，斯卡德先生。想质疑雷菲德女士的精神状况其实并不困难，任何亲属都可以轻易达到目的。不过没有人打算提出异议。她的总财产累计起来超过二十五万美金。”

“这么多啊。”

“没错。多年来雷菲德女士收到的钱远比她的财产滋生的利息要少，所以本金快速增长，一辈子下来累积了不少。她追加的个别款项总额是三万八，误差约莫几百，其余的钱则都归给雷菲德女士的妹妹。这个妹妹名叫帕尔玛太太，先生过世，儿女都长大了。她目前住院，大概是因为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吧，而且来日无多。她的孩子希望能在母亲死前把遗产问题处理完毕，而他们在地方上的名声也足以加快遗嘱认证的脚步。我是受命要把所有附加的个别款项一一以支票给付，条件是收受人必须签下具结书，声明金额已经付清，双方之间业已了结债务关系。”

接下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术语。他给了我文件，要我签名，整个程序最后以桌上的一张支票作结。收受人是我，金额为一千两百元整。

我告诉克雷顿，咖啡的钱由我来付。

我还有时间再买杯酒，并赶在银行关门之前抵达窗口。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的赠金我存了一些到活期账户，有些则是提现，另外还寄了张汇票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我回到旅馆查问有无留言。没有。我到麦高文喝了一杯，然后过街到宝莉酒吧再饮一杯。还不到五点，吧台已经是热闹滚滚。

这个晚上结果还颇为曲折。我在希腊馆子一边吃晚餐一边阅读邮报，之后到五十八街的乔易·法罗小馆晃荡一阵，十点半左右又回到阿姆斯特朗。当晚我在老位子独自坐了一段时间，又到吧台找人闲聊一阵。我刻意稀释酒精的浓度，波本掺上咖啡，放慢速度喝，好撑久一点，时不时再穿插一杯白开水。

不过这种伎俩从来就行不通。如果你打算喝醉的话，最终总是会把自己灌醉。我一路搁在这里那里的障碍，只是将自己清醒的时间拉长而已。凌晨两点半时我已经达成我立意达成的目的。我已经喝满我的配额，恰好可以回家睡掉酒力。

我十点醒来时，宿醉情况比我预料中的要轻，但是完全不记得离开阿姆斯特朗以后发生了什么。我躺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上。而且我的衣物也整整齐齐地挂在柜子里——绝对是宿醉之后的好现象。说来我应该是身体健康精神正常。不过有一段时间却不在记忆之内——抹除了，不见踪影。

这事儿头一回发生时我免不了忧心。不过这种事情是可以慢慢习惯的。

问题出在钱身上，那一千两百美金。我搞不懂那笔钱。我是平白拿到钞票的。那是一位可怜的有钱的小老太太留给我的，而她的名字我原本并不知道。

我一直没想过要推掉这笔钱。早在开始任职警察时我就归结出一条准则；有人把钱摆到你手上时，你要弯起手指拿住钞票放进口袋。这门功课我学得精通，历年来于应用过程中亦未曾发生过让我心生悔意的状况。我绝不摊出两手在外晃荡，也没有收过毒品或者命案相关的钱，不过所有送上门来的干净贿款以及某些无法通过烦琐检验的金额我都曾入袋为安。如果玛莉·艾丽丝觉得我值一千两百美金的话，我又有什么资格争辩？

啊，然而这次的结果却不是那样。不知怎么，这笔钱搞得我坐立难安。

早餐之后，我走到圣保罗教堂。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仪式，有位神父在做弥撒，所以我没留下来。我走到五十三街的摩尔人圣班尼狄教堂，在后头的长椅子上坐了几分钟。我去教堂是为了思考，我会尝试，不过我的脑袋却不太知道该往哪儿转。

我把六张二十块塞进奉献箱。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一如《圣经》所说。这是我离开警局后养成的习惯，而且我还是搞不清自己干吗这么做。天知道吧。要不也许上帝也跟我一样摸不着脑。不过这回这么做还真是达到了平衡作用：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给了我一千两百块，原因叫人疑惑；而我把十分之一的佣金给了教堂，原因也是同样难解。

我出门前驻足为几个离世的人点上蜡烛。其中一支是给袋妇的。我看不出这对她会有什么好处，不过同理我也想不出对她会有什么坏处。

那桩命案发生后我读过一些相关报道。犯罪故事我通常都会注意，我体内有一部分显然还是坚持着警察身份。这会儿我走向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想要擦亮我的记忆。

《纽约时报》的社会版登了两篇相关的简短报道，头一篇叙述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游民惨遭杀害，第二篇透露了她的姓名年龄等资料。死时她四十七岁。这叫我惊讶，然后我才想到，其实不管什么数字都会叫我诧愕。游民和袋妇是没有年龄的。玛莉·艾丽丝·雷菲德也许三十，也许六十，或在两者之间都有可能。

《日报》登的一篇报道比《时报》来得详尽，清楚算出刀戳了几下——共计二十六下；并且描述了圈在她脖子上的围巾——蓝白相间，名家设计的图案，不过边沿破烂，显然来自垃圾桶。我记得这就是我先前读过的报道。

不过《邮报》才真是拿了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当时正值该报的新任老板上台，众位编辑戮力以赴发掘人性——而这通常的意思就是性与暴力。女性遭到残杀兼顾了这两项议题，而她作风独特又更添加不少风味。如果他们得知她是女继承人的话，想必可以攻上三版，不过即便不知道，他们的报道也算是可圈可点。

他们头一天登了篇直来直往的报道，只是略加装饰提到血流多少她穿什么衣服以及她被人发现的那条巷子有什么垃圾等等。第二天的记者竭力赚取眼泪，访问了该区的住户，记录下他们的感叹以及哀伤。其中只有几个人点出名字，叫人不得不心生疑惑：某些发人深省的精湛语句应属记者虚构，然后套用在没有点名亦不存在的路人身上。另外有篇剖绘侧写，假想会有一群又一群的袋妇惨遭相同命运，幸好结果证明此人纯属多虑。这名小丑自称跑到西区各处采访袋妇，询问她们担不担心即将惨死刀下。希望他是信口胡说，没有真去骚扰袋妇。

总之事情便是到此为止。凶手没再出击，众家报社于焉鸣鼓收兵停止报道。好消息可上不了报。

我从图书馆走回家。天气甚佳。风儿把天空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吹跑了，所以头顶上只见一片纯蓝。空气中果真还有一些空气，这是平日没有的景况。我走在四十二街上往西行，走在百老汇大道上往北移，然后我便开始数算路上有多少流浪汉——酒鬼疯子以及无法归类的游民。走到临近五十七街时，我发现这类人口的比例大增。每个小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类浮萍与渣滓，而春天就是他们的活跃期。冬天把其中某些人赶到南方，把某些赶到收容所，另外还有一部分则死于暴寒，但当太阳晒暖人行道的时候，他们多半就又回笼了。

我驻足在第八大道街口买报纸，随口把这名袋妇引入了我的谈话。报贩咋了个舌然后摇摇头。“妈的谁想得到啊。妈的真是。”

“杀人确实没道理。”

“妈的谁在讲杀人啊。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你知道艾迪吧，从半夜帮我顾店到早上八点的那个？有只眼皮垂下来？其实卖报给她的不是他，是我才对。她通常都是午餐前后过来，先买个十五二十份报纸，然后坐到下个街口那个木箱上头卖起来，剩的她一定拿回来，我也会把钱全数退给她。”

“她都付你多少？”

“全额，而且她也用同样的价钱卖呢。妈的，报纸我总不能打折吧，你也知道我们是薄利多销。照规定是不能回收，不过收回来又碍着谁啦？依我说，这一来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有事可做了。这下子她就厉害啰，这下她可成了生意人啦，坐在那儿卖起一份她用两毛五买来的报，卖价不多不少还是两毛五，这哪赚得了钱啊！不过你知道吗，她是个小富婆。过得比猪不如其实是个富婆呢。”

“听说了。”

“她留了七百二十美金给艾迪。这你信吗？七百二十块绿油油的钞票呢，她立了遗嘱给他，三个礼拜前有个律师约莫下午两点跑了来，带了张支票。烦请某人签收什么的。这你信吗？她跟他从来没打过交道。我卖她报纸，我买回她的报纸。我这倒也不是在怨谁，我可没想要那女人的钱喔，不过我倒是请问你：干吗给艾迪啊？他又不认识她。她知道他名字他都还不敢信呢，艾迪·哈洛伦。她怎么会留给他呢？他告诉那个律师，他说也许她心里想的是别的哪个艾迪·哈洛伦。爱尔兰人叫这名字的还挺多，而我们这一带的爱尔兰人可多着呢。我心里直嘟囔，艾迪啊可真笨，闭上嘴巴拿钱就好了。不过还真是他没错，因为遗嘱上就这么说。上头说卖报人艾迪·哈洛伦。所以应该错不了，对吧？可干吗给艾迪呢？”

干吗给我呢？“也许她喜欢他笑起来的模样吧。”

“哎，也许吧。要不就是爱他梳的发型。总之，钱进了他口袋。我担心他会花钱买醉全喝光，可他说他绝对挺得住。他说他的牛仔裤里的钱永远都够买一杯酒而且每条街都有一家酒吧，可他照样可以过门不入，所以干吗担心几百块会害了他呢？你知道吗，说来那个疯婆子我还真想她。她跑我这儿来，疯癫癫的帽子戴在头上，飘来飘去的眼睛空洞洞的，买了叠报纸以后就大摇大摆走开去，之后又把剩报捧回来换现金，每次她走了以后我都要拿她来取笑，可我还真是想她呢。”

“我懂你的意思。”

“她从来没伤害过人，”他说，“一个人都没伤过。”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是啊，多处刀伤被勒毙。”他把一坨口香糖从嘴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拨开额头上的一绺头发，然后打个呵欠，“你得了什么消息吗，新的信息？”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们知道什么。”

“喔，是吗？”

他继续和口香糖做斗争。这人名叫安德森，是十八分局的巡警。另一个警察，是名叫古兹克的警探，得知安德森给分派了雷菲德的案子，便不计麻烦地帮我俩牵了线。离开警界前我从没听说过安德森。他比我年轻，不过时下又有哪个人不年轻呢？

他说：“问题是，斯卡德，我们已经搁下那件案子了。归进了公共档案。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如果有新的信息是很好，不过我们可不会为了它睡不着。”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手头有什么。”

“哎，眼下我的时间有点紧，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我的时间，我私人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

“这我了解。”

“看来是死者哪个亲戚找你帮忙吧。想查明是谁对玛莉表姐这等心狠手辣。你有兴趣也是当然，因为这就有机会可以赚几张美钞了。人嘛总要糊口，不管警察还是平民。大家都得有钱赚才行，是吧？”

嗯哼。我依稀记得以前我们讲话都比较含蓄，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老了。我想到要告诉他我并没有客户，不过他干吗信我呢？他又不认识我。如果没有油水可揩，他又何必多事？

所以我就说：“你知道，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了。”

“是啊，我会跟退伍军人买朵罂粟的③。讲个我不知道的吧。”

“纪念日一到，女人都要穿上白鞋男人都要戴顶草帽。夏天转眼就要来了，你是否备有一顶崭新的帽子呢安德森？想来你会需要一顶吧？”

“男人随时都用得上一顶啊。”他说。

帽子是警察术语里二十五美金的意思。等我离开分局时，安德森已经收下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给我的遗产里的两张十元和一张五元，而我则掌握了该案所有的数据。

钱没白花。这会儿我知道凶器是把菜刀，刀刃约莫七英寸半长。有一处直戳心脏，有可能造成立即死亡。无法判定勒颈是发生在死亡之前或者之后。这点其实应该不难判定——想来法医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为她检查，也或许是他不想为此贡献精力。他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死了几个钟头——估计死于午夜，而尸体则是凌晨五点半才有人发现并报警。说来她应该不至于腐化得太严重，因为那时还是冬天。不过也有可能她的个人卫生做得不够理想，而她又只是个无名袋妇，你又无法让她死而复生，所以何必在她恶臭的尸身上测这验那的把自己搞得一身味道？

我还得知其他几件事。比如房东太太的名字，还有下了班的那个酒保的名字——在邻近一家夜店喝了睡前酒以后走路回家，然后刚好撞见尸体，当时他应该是酒醉（或者清醒）到愿意不计麻烦通报警局。而且我也得知一些注定要列入公共档案的无关痛痒的事实：几条引向死胡同的不是线索的线索，几名无所贡献的目击者，一些以例行方式了结的例行公事。他们并没有尽心尽力，安德森和他的伙伴，不过换了是我难道就会不一样吗？干吗为了追查明明不太可能查获的凶手尽心尽力？

SRO 在戏院里是好消息，意谓观众爆满只剩站票（Standing Room Only）。可是一旦出了戏院，这个缩写则摇身变成单人房的意思（Single Room Occupancy），所在位置通常是一家繁华落尽的破败旅馆或者公寓宿舍。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生命中的最后六七年便是在老租约法下设立的宿舍度过的。该栋建筑盖于二十世纪初，六层楼高红棕砖面，每层楼有四间公寓。如今所有这些小公寓都如同惨遭疯子胡乱切砍般被断成单人房。每个楼层都有公共浴室，而且无须倚仗地图即可找到。

经理是拉金女士。她蓝色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大半颜色，一半的头发已由黑转灰，不过她还是非常活泼可亲。如果她投胎变成鸟的话，应该会是一只鹪鹩。

她说：“唉，可怜的玛莉。我们有哪一个能活得心安？街上全是怪物。我生在这一带也会死在这里，可老天拜托不要让我死于非命吧。可怜的玛莉，有人说应该把她关起来，可老天在上她没问题，她活得很好，也按月收到支票准时付我房租啊。她有她自个儿的钱，你知道。她可不像那些我知道名字可不想明讲的人那样靠纳税人的钱过活。”

“我知道。”

“你想看看她的房间么？那件事之后我又租出去两次。头一个是小伙子，但他没久住。瞧他模样还行，但他退租的时候我却是松了一口气。他说他是水手，走的时候说是又找到了一艘船要跟去香港之类。我这儿租住过好多水手，可他走路一点也不像，不知他在打什么鬼主意。后来我还有机会可以租它个十二次都不止，可我没有，因为我才不想租给黑鬼或者西班牙仔呢。我对他们是没意见，不过我可不想让他们住这里。老板跟我说，拉金女士啊，政府规定不论种族宗教肤色谁都不能拒绝，不过如果你想照自个儿的判断选择房客我倒是不用知道。换句话说他也不要他们，他只是想找台阶给自己下。”

“也是情非得已。”

“是啊，法令一大堆，不过我没惹过麻烦。”她把食指抹上鼻沿。这个手势时下已经不太多见。“两个礼拜前我把玛莉的房间租给一个挺好的女人，一个寡妇。这人爱喝啤酒，还真是爱，但那又怎样？我紧盯着她，而她也没惹祸，所以如果她偶尔想来个一两罐的话谁又管得着呢？”她把她灰蓝的眼睛定在我身上。“你爱喝酒。”她说。

“你闻到了吗？”

“没，不过全写在你脸上啦。老拉金以前也挺爱酒，有人说是酒毁了他，不过男人总有权利过他想要的日子吧。何况他喝了酒以后也好好的，从来没像我知道名字可不想明讲的那些人，各种狂骂毒打全来。对了雪帕太太这会儿不在。就是她租下了可怜的玛莉的房间，如果你想的话我这就带你瞧去。”

于是我看了房间。整理得井然有序。

“她保持得比可怜的玛莉要干净，”拉金女士说，“说来玛莉也不脏，你知道，不过她拉拉杂杂的东西太多。购物袋啊什么有的没的到处堆。她把这儿当仓库呢，住了这么些年房间从不打理。我想帮忙铺床她怎么也不让，所以我就乖乖让它乱下去。毕竟她不拖欠房租也不惹事嘛。听说她蛮有钱的，你知道。”

“嗯，我知道。”

“她留了钱给四楼一个女的。比玛莉小很多，是她遇害前三个月才搬来的，我不敢发誓她跟玛莉讲过半句话，不过玛莉留给她差不多一千块呢。说起来，住在大厅旁边的克莱小姐可比玛莉还早搬来，而且两位老小姐都是以礼相待。克莱小姐得靠救济金过活，能多个几块钱对她还真是不无小补，可玛莉偏偏把钱留给史东小姐不给她。”她抬起眉毛一副不解状，“克莱小姐是没公开说什么，不过天知道她有没有暗暗嘀咕着玛莉怎么没在遗嘱里提起她。而史东小姐呢则是说她实在搞不懂。她还真是摸不着脑呢。依我说啊谁又摸得清可怜的玛莉呀，她的两只脚从来没踩在地上过。脑子昏糊，成天疯疯癫癫的，谁又说得出她在想什么？”

“我可以跟史东小姐谈谈吗？”

“那要看她愿不愿意，不过她去上班了还没回来。她下午打零工赚钱。这位小姐口风紧得很，从来不说她做什么营生，我倒也不是说她没这权利啦。总之这人行事端正是真的。我们这儿可是正当营业。”

“那当然。”

“全是单人房而且租金不贵，所以你很清楚这里不是丽兹酒店，不过我们的房客都很检点，而且我也尽可能保持干净。说来每层楼只有一间浴室，确实有点不方便。不过我们是正当营业。”

“是。”

“可怜的玛莉。怎么有人会想杀她呢？是强奸吗，你可知道？很难想象有人想要她，那个老东西，不过把自己摆进疯子的脑子去想还真会把自己搞疯哩。她被侵害了吗？”

“没有。”

“那就只是杀了她啰。噢，老天垂怜。七年来我给了她这么个家。当然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可没说我在做慈善。这么多年来她住我这里可我一直跟她不熟，和她那样的老可怜是不可能熟起来的，不过我习惯她了。你懂我意思吧？”

“我想我懂。”

“我习惯有她在这儿。我跟她说哈啰还有早安还有今天天气真好，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不过就算碰到那种时候她总还是个可以讲话的熟面孔。这会儿她走了，而我们全都老了，不是吗？”

“可不是。”

“可怜的老东西。怎么有人下得了手，你倒是告诉我好吗？怎么有人杀得下手啊？”

我不觉得她在等我回答。这样也好。因为我没有答案。

晚餐过后，我又回到那儿跟珍妮薇·史东聊了几分钟。她搞不懂雷菲德小姐为什么留钱给她。她收到了八百八十块钱而且满心欢喜，因为她还真是用得上，不过整件事却搞得她一头雾水。“我跟她几乎不认识，”她说了不下一次，“我不断在想自己该拿这个钱做点事，但是该做什么才好呢？”

当晚我在多家酒吧间晃荡，不过不像前一晚那么迫切需要饮酒。我有能力自制，也清楚知道隔天醒来我的记忆还能保持完整。四处游走之际，我于午夜过后不久顺道走访了那家书报摊，和艾迪·哈洛伦闲聊一阵。他气色不错，而我也如是相告。三年前他为希德做事时的模样我还记得。当时他神经兮兮而且总在发抖，不管朝哪儿看眼珠子都要躲到一边。但现在他的神态却透出自信，而且看来年轻好几岁。他并没有完全恢复，有一部分的他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想来在他决心斩断酒根以前，他就已经让酒毁掉大半了。

我们谈到那名袋妇。他说：“这事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有人在扫街。”

“我不懂。”

“清洁大队上路啦。几年前啊马修，有过那么一帮小毛头，他们想到一个新的花样。拎着汽油桶跑到包厘街④，抓个流浪汉浇下去，然后点上火柴烧了他。这你还记得吧？”

“嗯，记得。”

“那些毛头小子还自认是爱国分子呢。觉得理当得个奖章什么呢。他们是为民除害，把醉鬼游民清除了。马修你也知道啊，游民就像过街老鼠。北边那栋双子星大楼，他们暖气系统的通风口不是装了栅栏吗？你还记得冬天有人在那儿睡觉吧——热烘烘的好舒服又不收钱，所以每晚都有两三个人过去打打盹儿取个暖。记得吗？”

“哎。可后来给围起来了。”

“没错。因为租户抱怨连连。其实也没碍着他们，只是当地一些游民跑去睡觉嘛，不过那些公司都付了高额租金，他们出入大楼时可不想瞧见游民。虽说游民都睡外头不会干扰别人，不过他们觉得有碍观瞻，所以房东只好花钱架了个铁篱围住暖气口。该死的真是丑，唯一的功用就是挡掉游民，不过目的正是在此啊。”

“人哪，人。”

他摇摇头，转身卖了份日报和赛马新闻给路人。然后他说：“说来我以前就是游民呢，马修。我还真是沦落得可以。你也许不知道有多惨。我惨到住上了包厘街。我在那儿沿街乞讨，裹着衣服跑到人家门口或者路边的板凳睡觉。看到了你准会想说，这种人是在等死。这话还真没错。不过有些人回头了。可你说不准哪些人会回头，哪些会继续堕落。我没被人倒上汽油点火烧掉还真是走运呢，耶稣基督。”

“那个袋妇——”

“你会看着一个游民然后暗想：‘搞不好我也有这么一天，还是别想的好。’要不就是看着一个袋妇心想：‘沦落到这种地步我铁定疯掉，所以还是赶紧把她弄走为妙。’另外也有人长着纳粹脑袋。你知道，把这些个残废疯子还有智障小孩什么的通通给我拖去打针一了百了吧，再见了拜拜。”

“你觉得凶手是这个心态？”

“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不过不管那人是谁，他可没再犯案，艾迪。”

他皱起眉头。“没道理啊。”他说，“搞不好他干了这票以后第二天就被第九大道的巴士撞倒了，这叫恶有恶报。要不就是他给吓到了，血流如注完全出乎他意料。或者他跑到外地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有道理。”

“不会有别的原因对吧？她被杀就是因为她是袋妇，对吧？”

“谁知道呢。”

“哎，老天在上，马修。杀她倒是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艾伦·克雷顿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位在熨斗大厦的七楼。除了四名合伙人以外，还有十一名律师的名字也写在毛玻璃门上头。艾伦·克雷顿名列倒数第二。嗯，毕竟他还年轻。

他看到我颇为惊讶。我开口表明来意后，他表示这不太寻常。

“应该都是公开信息，对吧？”

“呃，没错。”他说，“意思是你可以查问，但并不表示我们有义务提供给你。”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十八分局，有个警察正在催我缴付一顶帽子钱。不过克雷顿有所保留也许是出于道德考虑。我想要一份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的受益人名单，外加他们各自收到的金额，以及列入遗嘱的日期。但他不确定他是否有责任为他们保密。

“我是很想帮忙，”他说，“不过也许你先告诉我你的目的何在会比较好。”

“这我也不确定。”

“啊？”

“我不知道名单会有什么帮助。我当过警察，克雷顿先生。目前我是非正式执业的侦探。我没有执照，不过我会为人提供帮助，结果也算能赚到一笔小钱维持温饱。”

他的眼睛露出戒心。我猜他正在揣测我打算如何借由这份名单捞到油水。

“现在，我凭空到手一千两百美金。给我钱的女人我不认识，她其实也不清楚我是谁。我百思不解，老觉得我拿到这钱应该有个好理由。我觉得这是一笔预付款。”

“预付来干吗？”

“帮忙找出凶手。”

“噢，”他说，“噢——”

“我不会把继承人找来质疑遗嘱的正当性——如果你担心的是这点的话。而且我也不认为是哪位受益人谋财害命。因为她从没透露过自己把谁纳入了遗嘱——她从来没跟我或者另外两名和我交谈过的受益人提起。何况，这桩命案的动机与钱无关。手法是刻意且残忍的。”

“那你为什么想知道其他受益人的身份？”

“不知道。也许跟我的警察训练有点关系吧。总要先找到特定线索找出具体事实，然后循线追查才有机会撒下大网。不过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我想对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说来，也许实际上我也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因为查出真凶的机会看来很渺茫。”

“警方好像没什么斩获。”

我点点头。“应该没有太努力吧。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她留了遗产。我跟办案的一名警察谈过，他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告诉我。她的档案中并未体现。我猜他们是想等凶手再干几票掌握到更多信息才要办下去。这种案子通常都会发了疯般地不断重复。”我眼睛阖上一会儿，想抓住某个飘忽的想法。“不过他没有重复，”我说，“所以他们就把案子搁在一边凉快，最后是干脆丢进垃圾桶当作没看见。”

“警察运作的方式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处理遗产以及基金事宜。”他勉强笑了笑，“我的客户大半都寿终正寝。谋杀是例外。”

“谋杀原本就不是常态。搞不好我永远查不出真相。其实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啦。该死的，凶手看来就是杀了她然后回归常轨，何况又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搞不好是哪艘船的水手大醉一场发了疯，这会儿已经跑到澳门或者太子港。没有目击者没有线索没有嫌犯，而且所有的痕迹这会儿都已经过期三个月。凶手搞不好连自己做了什么都记不得。很多命案都是在一片黑时发生的，你知道。”

“一片黑？”他皱起眉头，“你是说在黑暗里？”

“烂醉以后一片黑。不少囚犯是酒后开枪杀了老婆或者好友。这会儿他们则在为一件不复记忆的事情关上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这个说法惊到他了，他看来突然变得很年轻。“吓人嘛，”他说，“真是不可思议。”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