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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警司亚当·达格利什已经习惯了突然被拉去参加原本不在日程安排上的会议,至于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出席,通常也无从得知。不过,大多数会议的目的都是相似的:他敢肯定一具尸体正躺在某处等着他去调查。有时候,其中一些加急电话或者会议还是最高级别的。身为署长的常设参谋,达格利什肩负很多职责,这些职责的类型和重要性都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职责间暧昧的界限也渐渐令大部分同事望而却步,他们早就放弃了界定达格利什职责范围的尝试。然而,此次会议是由新苏格兰场七楼助理署长哈克尼斯办公室于10月23日,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10点55分致电召集的。甫一踏进办公室,达格利什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起谋杀案。这种奇怪的感觉并不是由那些忽然转向他的严肃面庞带来的——部门的失职或许会引发格外的关切,但是,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往往能够催生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空气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种信息:有些情况或许已经超出了当局的掌控。
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出乎达格利什意料的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亚历山大·柯尼斯通竟然也在其中。达格利什对柯尼斯通颇有好感,在这个越来越墨守成规、政治化的政务机构中,他是为数不多的怪咖之一。柯尼斯通擅长危机处理,这种能力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在柯尼斯通的观念里,没有什么突发事件是不能够遵循先例或者既定规程解决的,不过,一旦正统的做法无计可施时,他便能立刻想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危险的、有时甚至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按照寻常的官僚思维,这些措施最后难免会以失败告终,然而事实上它们全都奏效了。达格利什对于威斯敏斯特官僚机构中的那些门道并不陌生,所以他很早就决心将柯尼斯通的这种处事原则继承下去。柯尼斯通家族世代从戎。为柯尼斯通家族危机管理而献出生命的无名氏们数不胜数,也正是他们的尸体滋养了不列颠帝国主义早先的境外领土。就连他古怪的外表也透露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在那群同僚中,只有他像20世纪30年代的公务员,穿着一丝不苟的细条纹西装,有着坚毅、嶙峋的面庞,斑驳的双颊和枯草一样的头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农夫。
他坐在达格利什的身侧,正对着一扇大窗户。会议开始的前十分钟,柯尼斯通一反常态,只是端坐在微微倾斜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出神地打量着窗外高耸的塔尖和巍峨的楼宇,神情甚是满足。一道稍纵即逝的晨光不合时宜地笼罩着眼前的建筑物。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分别是柯尼斯通、亚当·达格利什、助理署长哈克尼斯和一个来自军情五处名叫科林·里夫斯的新人。柯尼斯通对眼下这起案件最上心,但迄今为止鲜少开口。里夫斯全神贯注地做着笔记,丝毫不觉得自己现在的模样有什么丢脸,忙得根本没有工夫说话。这时,柯尼斯通挪动了一下身体,看样子似乎是要总结发言。
“谋杀案最令我们无地自容,自杀案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外死亡案件或许比较容易处理些。可是无论哪种状况,只要出现受害者,就势必面对公众的责问,但无论怎么说,也好过处理谋杀案。眼下的问题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日期尚未确定,不过首相打算将此次绝密的国际会晤定在1月初。不错的时间段。议会休会,圣诞节刚过,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当然谁也不希望发生什么。首相似乎已经决心将地点定在科姆岛。那么……你会接手这起案子,对吗,亚当?嗯,很好。”
没等达格利什开口,哈克尼斯插了一句:“安全等级……如果真这么安排的话,安全等级一定得是最高级别的。”
达格利什心想:就算你们已经知晓了内情,恐怕也不会向我透露究竟有哪些人出于什么原因要出席这次绝密会议。不该知道的不许知道——安全通常取决于信息的保密程度。达格利什能够猜到一些,不过并没有特别好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被委派调查这起暴力死亡案件,有些情况需要告知他。
不等柯林·里夫斯意识到轮到他发言了,柯尼斯通又接着说:“当然,一切都得考虑到。我们可不希望出什么岔子。几年前曾有过类似的状况。哈克尼斯,那时候你还不在任,有位政界要人想甩开保镖透口气,于是预约了两周的科姆岛行程。刚过了两天的安静日子,这位大人物就意识到,没有了文件箱,他的生活毫无意义。我本应该想到那就是科姆岛存在的作用吧,而他却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不,我认为没必要为泰晤士河南岸的那些朋友们担心。”
好吧,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一直以来,一旦牵扯安保工作,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达格利什不由得联想到,这个特勤机构同这个君主政体一样,因为公众期待更大的透明度而被迫放弃了自身的神秘性,而肩负这些机密工作的人员似乎也因此而丧失了一些半宗教式的权威感。现在,机要机构头目的姓名及照片时常见诸报端,上一任负责人甚至还著了书立了传。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总部大楼状似一座古怪的现代东方纪念碑,其设计宗旨似乎是为了引起关注,而不是抑制人们的好奇心。放弃神秘感也带来了另外一些弊端;在大众看来这个机构同其他官僚机构没有什么不同,雇用的同样是些爱捅娄子、不甚可靠的家伙。达格利什希望特勤机构这次不会出差错。事实上,军情五处代表的是中级水平,也就是说,这起发生在近海岛屿上的死亡案件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达格利什说:“我不能就这么过去吧。除了死者是谁,以及死亡地点和方式,你们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跟我说说那个小岛。它的具体方位?”
哈克尼斯情绪不佳,官腔也没能掩饰他的坏脾气,不由得显露出一副滔滔不绝的势头。桌子上铺着的大地图有些歪扭。哈克尼斯皱了皱眉头,小心地拉过地图,让它与桌子的边缘对齐,然后朝达格利什的方向推了推,用食指点了点某处。
“喏,在这儿。科姆岛。靠近康沃尔海岸,位于伦迪岛西南方向大约二十英里处,距离内陆的彭特沃斯约十二英里。纽基镇是离它最近的大镇。”他望向柯尼斯通,开口道,“你最好接着说下去。细说起来,这是你的任务,不算是我们的。”
柯尼斯通对达格利什说:“我要花些时间先讲讲这个岛的历史,它会让你对科姆岛有个大致的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的话,或许从调查一开始你就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这个岛一直归属于霍尔库姆家族,尽管没有人知道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不过这个家族自16世纪起就拥有这座岛屿。有可能是霍尔库姆家族中的某个人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家丁,划船来到岛上,制定了自己的家规进而占领了这个岛。我想,当时也没有多少其他势力同他们争夺这座岛屿。一些地中海海盗曾经企图将该岛作为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沿岸的奴隶贸易基地,不过被岛上的霍尔库姆家族击退了,后来亨利八世承认了该岛的所有权。在那之后,科姆岛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8世纪,霍尔库姆家族又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不时登岛赏鸟或是野餐。到了19世纪末,这个家族出了个叫杰拉尔德·霍尔库姆的人,他决意将科姆岛改造为整个家族的度假地。于是,他修复了岛上的别墅,又于1912年在岛上兴建了一幢房屋和其他一些附属设施供随从人员居住、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霍尔库姆家的人每年夏天都会上岛住一段时间。可惜,随后爆发的战争令原来的一切面目全非。霍尔库姆家族是那种宁愿战死也不愿借战争发国难财的人家。家族中两个年长的儿子先后因为战争客死他乡,一个死在了法国,另一个死在了加利波利。只剩下了族中年纪最小的儿子亨利,他因为肺病不适合服兵役而躲过了一劫。兄长的死无疑令亨利的心灵备受煎熬,深深的无力感折磨着他,他并没有想要继承家产的强烈愿望。霍尔库姆家族的财产并不是由土地带来的,而是源自几次目光独到的投资。到了19世纪末,霍尔库姆家族的财产几近枯竭。1930年,亨利用剩余的一点家产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又找了几个资金雄厚的资助者,将小岛连同岛上的物产一并交给他们打理。他想让这座小岛成为一处休养避世之所,供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士来此暂时摆脱严酷的职业生活。”
柯尼斯通破天荒地弯下腰,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沓印着保密标记的文件,逐一翻阅,然后抽出其中一张:“我这儿有当时确切的措辞,能够清楚地表明亨利·霍尔库姆的意图:供那些在服务皇室与国家的过程中承担重要职责、从事危险和艰苦工作的男士们寻求一处安静平和的独处之地以恢复身心健康之需——无论他们服务于武装部队,还是从事政治、科学、工业又或者艺术领域的工作。这段声明极具那个时代的特征,不是吗?从头到尾没有提及过女性,当然了,别忘了,那可是1930年。然而,公认的约定俗成开始施行,‘男士’演变为‘人士’,女士也被囊括在内。小岛每次最多接待五位访客,访客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住进主宅或者任意一幢别墅。从根本上来说,安静和安全就是科姆岛吸引人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安全的地位或许变得日益显著了。需要时间静心思考的人们可以去那里,他们不用带着自己的保镖,因为他们知道在岛上他们是安全、完全不受打扰的。海边的小型港口内只有一块停机坪可供直升机起落,也就是说,客人们只能从这里进出。不速之客不允许登岛,岛上甚至禁止使用手机——说实在的,其实岛上根本也搜索不到手机信号。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低调。访客们通常需要通过私人推荐,经由基金会的信托人或者前面访客的介绍才能登岛。这下你能看出首相这么安排的用意了吧。”
听到这里,里夫斯脱口而出:“首相官邸出什么事了吗?”
其他人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目光就像是大人们迁就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
柯尼斯通回答:“没有。那是一幢令人愉悦的宅子,非常舒适。但是获邀拜访首相官邸的客人们通常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他们去岛上不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吗?”
达格利什接着问道:“唐宁街是怎么得知这个岛的?”
柯尼斯通一边将那页纸塞回文件里,一边回答道:“首相有一位密友最近受封了爵位,就是通过那个人得知的。此人先前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新增了一间连锁百货公司,其个人资产随之增加了十个亿,履行完这项艰巨的职责之后,他曾到科姆岛休养过一段时间。”
“我猜,岛上应该有一些固定的工作人员吧。否则,那些贵客还要亲自洗洗涮涮?”
“有一位干事,名叫鲁珀特·梅科洛夫特,在此之前曾在温布尔做过事务律师,我们不得不向他透露一些信息。当然啦,我们也联系了基金会的信托人,告诉对方如果他们能在1月初安排几位重要的访客入住科姆岛的话,唐宁街十号将不胜感激。眼下虽然事情尚没有定论,不过我们已经拜托他在这个月过后就不要再接受其他的预约了。此外,岛上还有另外几位工作人员——船夫、管家和厨子。这几个人的情况我们都做过了解。因为,之前也曾有过几位重要人士入住过该岛,所以我们也曾对岛上的工作人员做过安全审查。审查工作十分审慎。岛上还有一位常驻医师,名叫盖伊·斯特维利,以及他的妻子。不过据我所知,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待在岛上,显然是忍受不了岛上枯燥无聊的日子。斯特维利曾在伦敦从事过综合医疗工作,后来流落到科姆岛。他似乎曾因为误诊导致了一名儿童死亡,后来便在岛上谋了一份差事,在那里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有人坠崖,但是那就怪不到他头上了。”
哈克尼斯说:“岛上只有一位常驻人员曾有过犯罪前科,那就是船夫杰戈·塔姆林,1998年他曾致人重伤。据我了解,那起案件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减罪,但想必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人身伤害,他因此被判服刑十二个月。从那之后,就没再惹过麻烦。”
达格利什追问:“现在这批访客是什么时候登岛的?”
“五位访客都是上个星期上的岛。其中作家南森·奥利弗,同他的女儿米兰达还有文字编辑丹尼斯·特雷姆利特,于上星期一抵达。曾担任过驻北京大使的德国前外交官雷蒙德·施派德尔博士,搭乘私人游艇从法国出发,于上星期三登岛。位于英格兰中部的海耶斯-斯科林研究实验室的主管,同时也是动物解放组织积极分子攻击目标的马克·耶尔兰德博士,于上星期四上岛。稍后,梅科洛夫特将为你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
哈克尼斯插了一句:“最好不要声张,至少要先摸清楚你要调查的是什么案件。牵扯的人越少也好。”
达格利什回答:“几乎不会牵扯什么人。我还在等人来代替塔兰特的职位,我会与米斯金督察和本顿-史密斯巡佐一同前往科姆岛。现阶段如果没有犯罪现场调查员或者官方摄影师的话,大概也能应付得过去,不过,一旦这起案件被证实是一宗谋杀案的话,我会申请支援或者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另外,我需要一位病理学家。如果能联系到基纳斯顿的话,我会先请他帮忙。不过,他很有可能外出办案,不在实验室。”
哈克尼斯说:“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委派伊迪斯·格兰尼斯特协助你。当然了,你认识她的。”
“她还没有退休?”
柯尼斯通回答:“名义上她两年前就退休了,不过,现在仍然时不时地接一些工作,大多是一些敏感的涉外案件。一过六十五岁,她大概再也无法忍受需要穿着橡胶靴蹚过泥泞田地的活儿,也受够了跟着当地的刑事调查人员到阴沟里检查腐烂尸体的工作了。”
达格利什不确定这究竟是不是格兰尼斯特教授名义上退休的缘由。虽然从未与她共事过,但是达格利什对她的大名耳闻已久。格兰尼斯特教授是备受推崇的几位女性法医病理学家之一,她能够极其准确地推断出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异常迅速、全面地完成尸检报告,为法庭提供条理清晰、极具权威性的证据。她坚持法医病理学家和调查人员的职责应被正确区分,这种理念也令她声名远播。据他所知,格兰尼斯特教授在亲自检查尸体之前,绝对不会听任何人讲述任何关于凶杀现场的详细情况,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尸检时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达格利什倒是很好奇自己与她共事时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想必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建议委任格兰尼斯特教授来参与此案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同相熟的法医病理学家合作。
他说:“你不会是不信任迈尔斯·基纳斯顿,认为他不能守口如瓶吧?”
哈克尼斯连忙解释:“当然不是啦,可是康沃尔郡基本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啊。而且,格兰尼斯特教授眼下就驻派在西南部。总之,基纳斯顿现在没有空,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达格利什真想说,这些事对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而言可真方便啊。他们肯定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哈克尼斯接着说:“你可以到纽基镇附近的圣茅根皇家空军基地接她,他们会安排一架专机将尸体送到她的停尸间。格兰尼斯特教授会做加急处理,估计明天你就能拿到她的报告了。”
达格利什问道:“这么说梅科洛夫特一发现尸体就打电话给你了?我猜他是遵循了某种指令。”
哈克尼斯回答:“他掌握了一个绝密的电话号码,并被告知一旦岛上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的话,就打电话给慈善基金会。他已经收到了通知,得知你会搭乘直升机登岛,正午过后他就会去接你。”
达格利什说:“我想,他很难向同僚解释为什么这起死亡事件惊动了伦敦警察厅的总警司和督察,而不是由当地的刑事调查局负责处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哈克尼斯回答:“尽我们所能吧。当然,相关情况也通告给了郡警察局局长。在确定这究竟是不是一起凶杀案之前,讨论该由谁来负责案件毫无意义。在此期间,当地警方也会协助我们。如果这确实是一起凶杀案,而那个岛又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安全的话,那么嫌疑人的数量屈指可数,调查的进度也会跟着加快。”
只有对凶杀案调查知之甚少,或者轻易就遗忘了过去那些不太成功的经历的人才会说出如此轻敌的话。虽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嫌疑人,但如果每个嫌疑人都足够机智、精明,能够保守住秘密,且能够克制住致命的冲动,在接受问询时不主动交代,他们就能够令任何调查变得错综复杂,使检举变得困难重重。
柯尼斯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我猜,科姆岛上的食物还算可口,床还算舒服,是吧?”
哈克尼斯冷冷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关心这个。坦白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该想到的,你比我们更在意厨子的手艺和床垫的质量,但我们的关注点只在一具死尸。”
柯尼斯通接过话茬儿幽默了一番:“没错。会议结束后,我们可以去确认一下岛上的便利设施。有钱有势的人首先要懂得的就是舒适的价值。我本该早点告诉你们的,科姆岛上有一位常住居民,她是霍尔库姆家族的最后一名健在者——艾米丽·霍尔库姆小姐,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是个前牛津学者。我记得,她钻研的是历史专业。和你一个专业,不是吗,亚当——不过,你念的不是剑桥大学吗?她要么配合我们的调查,要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如果我对学术女性估计得没错的话,她应该会是后者。谢谢你能够接手这起案件,我们保持联系。”
哈克尼斯站起身,陪同柯尼斯通和里夫斯走出大楼。达格利什将他们送至电梯口,然后转身回到办公室。首先,他需要致电凯特和本顿史密斯。那之后,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电话要拨。他和艾玛·拉文纳姆原本计划好要一起共度今宵和明天一整天。如果今天下午她也想在伦敦过的话,那么眼下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达格利什不得不拨通她的手机号码。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像往常一样,她或许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她不会抱怨什么——艾玛从来不抱怨。他们俩时不时就要处理一些紧急情况,计划永远不及变化快,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才显得格外珍贵。达格利什想对她说三个字,却发现很难在电话中说出口。那三个字只好同他本人一起再耐心地等一等了。
达格利什朝私人助理的办公室探了探头:“帮我联系米斯金督察和本顿-史密斯巡佐,好吗,苏西?然后,我需要一辆车前往巴特西直升机机场,先去接本顿-史密斯巡佐,再去接米斯金督察。米斯金督察的工具箱在她的办公室里,务必把它放在车上。”
恐怕没有比现在打这个电话更糟糕的时候了。连续一个月每天十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已经令他精疲力竭,虽然还不至于压垮他,但是他渴望休息,渴望能同艾玛一起度过两天平静、幸福的时光。达格利什对自己说,他只能怪自己毁掉了这个周末,除此之外他没法怪罪任何人。无论受害人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又或者罪案本身具有多么大的挑战性,没有人强迫他接手这起潜在凶杀案的调查工作。有些高级官员希望他能够利用已经掌握的信息占据调查的主动权,但治理一个多种族社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集团都是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曾有人提议组织一支新型的刑侦势力,站在国家的高度处理那些重大的犯罪案件,然而,计划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搁浅了——最高级别的监管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伦敦需要的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游刃有余的高级官员。达格利什发觉自己正面临着一种风险,他将变得越来越官僚,变得愈加像一位委员、一位顾问、一位协调人,却再也不是一名侦探。一旦这种担忧变成现实,他还算得上是一位诗人吗?失去了调查凶杀案的肥沃土壤,丧失了一步一步揭开真相的美妙体验,不再有与人并肩作战、分担未知的危险,也再没有机会怜悯那些绝望而破碎的生命,他的诗意又能从何处迸发呢?
不过,眼下凯特和本顿-史密斯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些事情需要尽快解决——一些会议得以委婉的口气取消,有些文件需要赶紧存起来,公共关系部门也将加入进来。达格利什有一只专门用来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李袋,被他放在了皇后港的公寓里,不过他很高兴自己还有机会能够再回去一趟。迄今为止,他还从未在苏格兰场给艾玛打过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她就会明白他想说什么。她会自行安排周末活动,说不定没有了他的陪伴,她还会暂时将他从脑海中删除。
十分钟后,达格利什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破天荒地又回头望了一眼,仿佛在同一个熟悉的地方告别,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似的。
2
在那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公寓里,凯特·米斯金督察依然躺在床上。若是往常,这个时间她早就坐在办公室里了,即便是休息日,恐怕也洗过澡、穿戴整齐、吃过早餐了。早起已然成为凯特的日常习惯。究其原因,一部分是源于个人喜好,另一部分则是童年生活的后遗症。那时候,她每天都为了臆想中的灾难景象而提心吊胆、如临大敌,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她便匆忙地套上衣服,迫切地等待着应对某场突发事故:楼下的某间公寓里着了大火无法施救,一架飞机撞毁了窗户,地震震塌了高楼,阳台的栏杆颤动着在她的手中折成几段。每当她外婆孱弱、不耐烦的喊声传来,唤她下楼喝早茶时,她总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她的外婆有权不耐烦:女儿的死令她感到痛苦、蜗居在这间高层公寓的小房间里也非她所愿、抚养这个私生外孙女的责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爱的痛苦让她无法承受。但是现在外婆已经不在了,如果过去的时光不会消逝,也永远不会消逝,那么这些年来,她已经艰难地学会了承认并接受过去的一切对她的所作所为——无论那是最好还是最坏的结果。
此刻,她向外远眺,望着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伦敦。她的寓所位于河畔公寓大楼的一端,能够看到两个方向的景色,拥有两座阳台。从客厅望出去,泰晤士河西南方的景色尽收眼底,熙熙攘攘的河面上驳船、游艇、巡河警和伦敦港口管理局的巡逻汽艇游弋其间,游览的客轮逆流而上,停泊在塔桥旁。从卧室望出去能够俯瞰金丝雀码头的全貌,它的顶端犹如一只硕大的铅笔;还有西印度码头平静的水面以及多克兰轻轨线,轻轨线上的列车仿佛儿时摆弄的发条玩具。她钟爱这种由强烈反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在这里她游走在新与旧之间,从破晓到日暮,观察着泰晤士河畔截然不同的点点滴滴。每当夜幕降临,她倚靠着阳台的栏杆,凝望着眼前的城市逐渐变成一片灯海,璀璨的光芒令星辰也黯然失色,为天空着上深红的色彩。
这间寓所是她的家、她的避风港、她的安身处,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和慎重的抵押贷款,她多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凝结为砖和水泥砌筑而成的实物。她从来没有邀请同事来过这间寓所,她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恋人——艾伦·斯库利很久以前就离开她,去了美国。艾伦曾经希望能够同她一起离开,但是被她回绝了,一方面是对这样的投入感到忧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那之前她已经找到了工作。而现在,是自从她和艾伦共度了最后一夜之后,第一次有人同她一起待在这间寓所里。
她躺在双人床上,伸了个懒腰。透过透明的窗帘,她看见浅淡的灰色云朵上有一片清澈的淡蓝色天空。昨天的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又将是一个时晴时雨的晚秋天。轻微而令人愉快的声响从厨房传来,水滋滋地流进水壶,橱柜的柜门被人合上,瓷器彼此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皮尔斯·塔兰特督察正在煮咖啡。自从他俩一起回到这间寓所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待着。她回味过去的二十四小时的时候并不觉得后悔,而是有些意外——这一切竟然就这样发生了。
星期一一大清早,皮尔斯的电话就打到了她的办公室,邀请她星期五晚上一起共进晚餐。这个电话有点儿出乎她的意料,因为自从皮尔斯离开专案组、加入反恐科之后,他们还没说过话。此前,二人曾经在达格利什的特别调查专案组共事多年,互相看重,彼此之间若有似无地暗自较量着,她知道这一点刚好遂了总警司达格利什的意。二人时有争吵,虽然激烈却从未有过恶言相向。她很早就发觉——并且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在她共事过的所有男同事里,他是最性感的一个。不过,即便当时他对她表现出明显的性趣,她也不会有所回应。和一位老同事发生暧昧关系无异于拿一个人的工作去冒险,甚至他们中的一个将不得不离开专案组。而正是这份工作帮助她摆脱了埃里森·费尔韦瑟公营公寓,她可不想因为陷入这种具有诱惑性又难以收场的境遇而危及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她将手机收进口袋,有点讶异自己竟然立刻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但还是想不明白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特别的用意。她猜测皮尔斯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她,或者要和她讨论。但似乎又不大像。警察局里爱造谣的那伙人像往常一样有效率,迅速地散布了他不满意新工作的谣言,但是男人们通常只爱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成功的一面,而不是自己的不得志。在询问过她喜不喜欢吃鱼后,他提议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在杰士奇餐厅碰面。选择这样一家享有盛誉的餐厅必定花费不菲,这本身就传递出一种微妙却又令人困惑的信息。是为了庆祝什么事吗?或者这种奢侈只是皮尔斯取悦女人的一贯方式?毕竟,在她的印象里他从不缺钱,传言中也从不缺女人。
当她抵达餐厅时,他已经等在那儿了。皮尔斯站起身迎接她,并迅速地打量了她一眼,刚好被她察觉。她很庆幸自己花了点心思,将浓密的金发仔细地盘了起来,若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她常常将头发往后梳,扎一个马尾辫或者随便一系贴着后颈。她穿了一件暗奶油色的丝绸衬衫,佩戴着自己唯一一件昂贵的珠宝——一对古式的金耳环,每只耳环都镶嵌了一颗珍珠。她饶有兴致、笑意盈盈地看着对方,眼前的皮尔斯显然也精心打扮了一番。她从不记得曾经看过他穿西装、打领带,同时也几乎要脱口而出:“我们看起来都不大一样了,不是吗?”
二人的餐桌在角落里,那是一个分享私密话题的好位置,不过类似的话题几乎没有。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无拘无束,漫长而享受。他很少提及自己的新工作,这一点在她的预料之中。二人简单地聊了聊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抽空看了哪几部电影,这些常见的话题令凯特觉得这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第一次约会时谨慎的社交闲谈。之后,他们说到了熟悉的老本行:那些他们曾经一起调查过的案件、局里最新的八卦,时不时地还透露了一些各自私人生活的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