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艺术品商人奇案(1 / 2)

萨拉·派瑞斯基

我妻子被召到埃克塞特去陪伴那位对她而言近乎母亲的女家庭教师了,而我也刚巧想要与我的老伙伴兼室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共度数周的时光,因此我回到了贝克街的老公寓。最近一次我们夫妇二人说服他与我们共同进餐的时候,我注意到福尔摩斯已经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就如同往常没有智力方面的竞赛占据他的头脑的那些时候一样。

正如往日这种情况之下他惯常的表现一般,他整日整夜地拉着小提琴,发出尖锐刺耳的噪声。这对我来说倒并非不可忍受,但公寓楼上的住户却声称,他必须在凌晨2点至6点之间保持安静,否则便要诉诸法律。“我们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还曾经多次避免我们的君主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但我们必须请求他能够让我们略微休息几个钟头。”他们的律师如此说道。于是我的老友就又捡起了吸食可卡因这一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我以作为挚友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请求他不要这样做,然而却徒劳无功:福尔摩斯蜷缩在他的椅子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自己并没有邀请我前来陪伴他,我只不过是个不速之客,像我这样溺爱妻子的人本应陪着玛丽一起前往埃克塞特。在这种时候,我的朋友总是表现出一种暴躁的心态,或是嫉妒我的妻子,又或是因为我更喜欢和她在一起而感到生气:我们结婚之后就搬到了新的住所,并未将这间公寓作为我们的婚房。

我试图用哗众取宠的媒体上刊登的一些罪案将他从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唤醒过来。舰队街车夫被刺死案“简直就是最为陈腐不堪的犯罪”,而胡佛灵公爵夫人的翠玉冠被盗案“肯定是家里的女仆做的”。然而后续报道却表明他的判断全是错的——胡佛灵家的幼子由于对窘迫的财务现状感到极为不满,因此将翠玉冠偷走,卖得的钱财在一场前往蒙特卡洛的灾难之旅中被挥霍一空;另一方面,调查发现被刺死的车夫原来是个俄国间谍,当时正在尝试窃听一位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官的机密——福尔摩斯在药物引起的恍惚中沉浸得更深了。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别,那就是与我的那些主顾,或者应该说是患者们相比,我的这位朋友尽管头脑聪慧,性格却反复无常,而且显然根本不乐意听从我的劝告。当我和他同住的第三个星期开始时,我被召唤到格洛斯特宾馆去照料一个在夜间遭受暴力袭击的男子。

当我到达的时候,我注意到宾馆的经理格莱斯先生对于这位遭受殴打的住客并不怎么关心,反而更在意我此行会不会让这一秘密泄露出去。

“我们宾馆现在有一位意大利王子和一位法国伯爵夫人入住。”他领着我走向仆人们使用的楼梯,准备从那里登上二楼,“任何丑闻,或是任何能使客人们觉得袭击事件在格洛斯特宾馆是家常便饭的迹象对我们的声誉都是极其重大的损害。”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我倒以为住客们对自己健康的关注会使你更加尊重那些你请来诊视他们的医护人员。若是你不准备带我从主楼梯上楼,我宁愿回到我自己的诊所,那里想必已经有些患者在等候着了。”

格莱斯先生连忙向我道歉,并且带领我穿过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厅走向主楼梯。这会儿,有很多女士正在往下面走,或是去逛街购物,或是和她们的朋友们在咖啡馆见面。

那位受伤的客人躺在靠近宾馆二楼东北角的一间套房里。这是宾馆之中较为隐蔽的一个部分,从这里的窗子向外看,只能看到鹤鸵路周边密密麻麻的住宅,以及远处的海德公园中那些最高的树。此外有一道通往宾馆马厩的备用楼梯。

伤者是个年约二十五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像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丰塔纳,来自纽约州布法罗——但他的肤色却相当白皙,与意大利人并不相同。若不是绑着绷带,或许他还是颇有些帅气。此人的脸部遭到暴打,指尖上也有相当深的割伤,如此奇怪的伤势令我无从判断他究竟是如何受伤的。丰塔纳声称当时他睡得很熟,但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房间门口出现了煤气灯的亮光,而他也立刻被惊醒。

“我从床上爬起来,马上大声呼叫,询问来者何人。没有人回答,但是一个蒙面男子迅速穿过起居室,重重地给了我的头一下,不断询问我把‘那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全力反击,但那人衣着齐整,我只穿了睡衣。他踩住我的脚,要求我立刻说出‘那东西’的下落。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搞明白,他要的是我从美国带来的一幅小画。那是我家族的传家宝,据说是出自提香之手,我本来准备到邦德街的卡雷拉艺术馆去鉴定一下。这个暴力分子翻开了我的行李,最后在行李箱中的一个秘密夹层里找到了它。我们又争斗了一会儿,但他比我强壮,而且正如我所说,他还穿着衣服和靴子。他离开之后,我马上就跑到一楼,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但是看到我身上的伤,夜里的值班人为我清洗、包扎了伤口。当然,我已经提出了正式的投诉。那强盗肯定是从粗心大意的宾馆服务人员那里拿到了我房间的钥匙,若非如此,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呢?”

格莱斯先生责难地看着丰塔纳:“我们没有把钥匙给任何人,丰塔纳先生。正如您所知,我们已经详细质询了夜间的守门人和值班经理,昨夜根本没有人向他们索要您房间的钥匙,很有可能是您自己没有把门锁好。”

丰塔纳怒气冲冲,准备争辩一番,但我及时阻止了他的爆发。我解开他的绷带,并要求他在我检查伤处时乖乖坐好。他右颊边的伤看起来最严重,似乎是遭到了某种重物击打——或许是一根棍棒。我用双氧水冲洗了伤处,再涂上含有鸦片制剂的油膏,这样便能够最大程度地缓解疼痛。接下来我开始查看他的指尖。

“你的手指是怎么弄成这样的?我在一个伤口里找到了一小块碎玻璃,而且这些伤口看起来全都是玻璃割伤的。一开始我还以为你用手抓住了袭击者手里的刀呢。”

“有什么区别?我看你简直跟这个格莱斯一样麻木不仁。你是个医生,莫非还要学警察查案么?我想是那张画上覆着的玻璃在我们的搏斗中碎掉了。不论怎么想,这种可能性最大。”

我抑制住了继续质询的冲动,只是拿出放大镜,仔细检查每一个手指,确保没有玻璃碎片残留在伤口中。随后我再次拿出同样的油膏,为他的手指涂抹起来,并且告诉他说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正常穿衣吃饭,不会有任何痛苦,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他最好能够完全避免手部动作。

他看起来对此并无异议,还告诉我说他的仆人现在正待在仆人专用区域,但是马上就会搬到这个房间里来照料他,宾馆已经同意提供一张带轮矮脚床。并且仆人在场也能够更好地抵御可能到来的再次袭击。

“还有,记得别把这事告诉我妹妹。”当我将医疗器械收拾到包里的时候,他补充道。

“你妹妹?”我问,“丰塔纳小姐也居住在这家宾馆吗?”

“不,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住在肯辛敦。但她有可能会来看我,若是她真的来了的话,我得让她相信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回国了。如果她知道这次袭击的事,肯定会非常担心。”

格莱斯先生和我都承诺,万一那位妹妹知道了有一位医生来到宾馆的事,我俩也不会说出是丰塔纳先生需要诊治。“你的伤并不严重,”我一边穿起大衣、戴上帽子,一边对丰塔纳先生说道,“但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送信到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住处,我现在正在他家作客。”听到福尔摩斯的名字,丰塔纳的脸色明显有了变化,而我也必须承认这正是我想要得到的效果。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于是我就此告辞了。

格莱斯和我离开的时候,我环视了一下套房中的起居室,昨夜搏斗的迹象非常明显:书桌的抽屉被抽了出来,长沙发的坐垫凌乱不堪,而我的患者的行李箱连同其中的秘密夹层全都被砸成了碎屑。格莱斯以为我的目光是某种不以为然,连忙许诺会立即派女仆前来打扫整理房间。

这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贝克街,身心都十分疲惫,因为在这一天我为一个难产的妇女接了生,死神只差一点就带走了她。我早就忘记我那位来自美国的伤患了,因此当我看到他打扮得衣冠楚楚,正在我们的门口跟一个女乞丐争执不休的时候还是很惊讶的。

“啊,医生,你可来了。这个死老太婆正在跟踪我,我敢对老天发誓,她从海德公园角就一直跟着我走到这里。快滚开,臭婆娘,不然我叫警察了。”

“哎,你真是个小滑头,没错吧,先生?你想从一个可怜的老乞婆那里夺走她丈夫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儿遗产,不过,用不着叫警察。我不会伤害你的,先生。”

我走了过去,想要命令她别再骚扰我的患者,然而她身上层层叠叠的围巾和裙子散发出和她的乡土口音同样浓郁的气味。我转身抓住丰塔纳的胳膊,拽着他走进了公寓楼的大厅。在我们上楼的时候,我询问他为何不耐心在床上休息等待伤势恢复。他说,因为我提到了福尔摩斯的名字,他就想到最好能够请求这位著名侦探的帮助。“警方派来了一个韦彻警官,但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一点也不喜欢。他就好像是因为我成为了一起罪案的受害者而责备我一样。”

那位著名的侦探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身上穿着的还是那件已经很脏的睡袍,看起来并不比门外的那个女乞丐更有魅力。他的气味也不怎么样,不过那是出自他经常接触的那些化学品。他的目光慢慢地转向我,当他看到我还带来了一位客人的时候,呆滞的眼神变为了愤怒。

丰塔纳似乎并不认为福尔摩斯的装束和作派有什么奇怪之处——或许他早已得知天才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怪癖。他单刀直入,不等对方发话,就如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遇袭的经过说了一遍。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的朋友闭上了眼睛,但那并非是我所担忧的放弃思考时导致的困倦,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十指指尖相抵,那是他在听取他人叙述,同时进行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等到丰塔纳说完之后,福尔摩斯依旧闭着眼睛,喃喃说道:“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你把这幅画从美国带到英国来了?”

“没有别人。”丰塔纳说。

“你妹妹也不知道。”福尔摩斯说。

“哦!比特丽丝?她当然知道了。”

“你父亲是个典型的学者。”福尔摩斯说。

“我父亲是个银行家,先生,或者至少在去年的大罢工使他丧失了所有的产业之前是。特别喜爱意大利经典艺术作品的是我母亲。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伟大诗人的名字命名的,而你妹妹的名字则来源于另一位伟大诗人的情妇。”福尔摩斯懒洋洋地说道,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你的口音令我很惊讶:完全不像是美国人,倒像是温彻斯特公学的毕业生。”

丰塔纳的嘴唇绷紧了,但他却装着若无其事地说他母亲的家族原本出身于吉尔福德,因此得以设法将他送到温彻斯特去接受教育。

“对,这我能想到。”福尔摩斯说,“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专门论述英格兰各家公立大学教出来的不同口音,我在这上头可是很少犯错的。不过,我们还是回到眼下的话题吧,你在卡雷拉艺术品店得到了什么结论吗?”

“昨天早上我去过卡雷拉艺术馆,但是卡雷拉大师不在,我可不想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学徒去处理。我留了一张名片,请他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住处坐一坐,但尽管我今天按照华生医生的医嘱在床上躺了一天,他却始终都没有来。”丰塔纳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恼怒,“英国人不是以礼貌而闻名的吗,可我见到的却没几个懂得尊重别人,不管是警察还是宾馆经理都是一样,就连可能会做成一笔大生意的画廊主人也没表示出最起码的礼貌。”

福尔摩斯指出,卡雷拉大师其人实际上并不是英国人,但他又补充道:“也许正是他在夜间攻击了你。若是他从你手中夺走了画,他自然也就知道自己不需要再去拜访你并且检查那幅画了。”

闻听此言,丰塔纳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紧绷的肩膀放松了,眼神中的怒气也消退了。“还有你的妹妹,比特丽丝·丰塔纳小姐,她是否同意你将这幅画拿来估值的事?”

丰塔纳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她认为若是这幅画果真价值巨大,就会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是多此一举;另一方面,如果事实证明它不是伟大的提香的作品,反而会使我们的父母万分失望。”

“她现在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肯辛敦?她是和你一起横渡大西洋的吗?”

“是的,就是因为她要来,我才决定和她一起来的。我母亲认为索姆——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可以带领我妹妹进入社交圈,因为我母亲本人需要照顾我父亲,无法担负这一职责。”

随后丰塔纳重述了一遍他不想让他妹妹知道此事的请求;她为他们的父亲操的心已经够多了。她不需要知道她的哥哥遭到袭击,家传的昂贵画作也被抢走一事。福尔摩斯略微坐直身子,看着我:“我的老伙伴,你一定已经很疲惫了——我能看得出你今天为一位难产的产妇接了生——但既然你的患者身在此处,也许你可以为他再次检查伤口,换条绷带之类的。”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我在这天下午进行了何种医疗作业,但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可以猜测出是我的衣服上显示出了某种特别的、仅在此种情况下会出现的迹象。我解开丰塔纳的绷带,并且高兴地看到伤处已经开始愈合了,伤口周边的皮肤颜色变得更深,有些地方已经结痂。这时福尔摩斯从他的扶手椅中站起身来,严肃地看着我为伤口清洁、涂油膏。当我使用干净的绷带重新将伤口包扎起来时,我的朋友向后退去,很快我就听到了浴室里传来了水声——的确是个值得高兴的信号!

我将丰塔纳送到街上,不过我们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出租马车。终于,我目送着我的病人安全地登上了一辆马车的车厢。我感觉到那个之前跟丰塔纳说过话的女乞丐似乎正躲在转角处的一个门洞后窥伺,但由于贝克街位于帕丁顿火车站附近,在这里出没的女乞丐相当多,加之街道相当昏暗,我并不能完全确定那就是她。

等我回到楼上时,福尔摩斯已经洗完澡,并且穿戴整齐了。这些天来,这是他第一次穿上干净的亚麻服装。哈德森太太正在为他送上一盘烤腰花,还有土豆和一份拌好的色拉,看起来像是早餐和晚餐的混合体。另外,哈德森太太还为我准备了烤牛排。

我的朋友像是任何一个长期缺乏营养的人那样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很不错的问题,华生,真的很不错。”

“对他的故事你怎么看?”我问。

“我倒是不怎么关注他的故事,使我感兴趣的是那幅画。”福尔摩斯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他的伤是他自己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我重复道,“他脸颊上遭到的重击差一点就把他的骨头都打碎了。”

“他是个左撇子,我在他打开名片盒时发现了这一点。”福尔摩斯指出,“理所当然地,你会注意到他右边脸伤得比左边重多了,而且两边的伤处是完全对称的。”

他拿起一只里面塞上了碎布的袜子,将它递给我,并且让我用它来击打自己的脸。我不情不愿地照做了。袜子分别击中了我两边脸的同一个部位,刚好是眼眶下方。我本人是惯用右手的,因此我感觉到袜子打到左边脸的力度明显比右边来得大,我不得不认同了他的说法。

“那么他指尖里的玻璃碎屑呢?那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啊,那正是最有趣的地方。我想我们有必要拜访两个地方,一个是邦德街上的卡雷拉艺术馆,另一个则位于肯辛敦卡杜甘花园,艾莉西亚·索姆灵福斯夫人的府上。”

看到我脸上的迷惑表情,福尔摩斯举起了他那本记载着伦敦各区域以及相应街道和住宅的册子。“肯辛敦有十七所住宅的主人拥有以‘索姆’开头的姓氏,但其中只有一所住宅有着足够多的房间可以让一位首次踏足社交圈的年轻女士居住。而且尼尔·索姆灵福斯先生在外交部身居要职,是负责中东事务的副部长。他目前人在开罗,因此他夫人颇为空闲,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席任何一场舞会。”

如今福尔摩斯已经完全恢复了活力,同时也酒足饭饱。他准备立刻就开始行动,首先到邦德街去,然后再到卡杜甘花园去拜访索姆灵福斯家。我发着牢骚告诉福尔摩斯,艺术馆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整个白天闲着没事只能睡觉,反而在半夜起床做生意。“老伙计,你总是让我赶紧起床活动活动,都说了好几个星期啦。现在就别催着我上床睡觉了。另外,今天是周四,每个周四的晚上邦德街上的那些艺术馆都会推出一批新作品,卡雷拉会在那里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坚果,并且热情接待所有的来客。不过,若是你白天的工作累得你情愿退休,我也可以自己去处理所有事情。”

听到他这么说,我自然也就不再反对,而是换上了那套有些脏了的亚麻服装,做好了再次出发的准备。我们来到邦德街,正如福尔摩斯所说,那里正在举行热闹的展览会,集中展示近期风靡一时的法国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一位叫做莫奈的画家所画的滑铁卢车站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片模糊不清的斑点,另一位名叫莫里索的女性画家的作品也没让我产生多少兴趣。然而福尔摩斯却细致地欣赏着这些画作,最后,艺术馆的主人终于向我们走来了。

卡雷拉先生身材高大强壮,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个运动员而非艺术品商人,不过他讲起莫里索小姐对于光影和颜色的运用倒也头头是道。

“我觉得这些印象派的作品让我心神不宁,”我说,“瞧瞧这幅滑铁卢的画——那些火车简直跟它们头上正冒出来的烟雾一样毫无实体感。”

“我不得不指出,”福尔摩斯说,“我的这位客户赞姆隆(1)教授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更感兴趣。我们得知您最近可能得到了一幅提香的肖像画,如果您能带我们一观,我们将感激不尽。”

我试着装出恰当的神态,以利于更好地伪装成一位喜好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的德国知识分子。

“提香?”卡雷拉笑着举起了手,“不,没这回事。我很少与这类古画打交道。我既没有足够的技能辨别它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收购它们。”

“哦?”我说,“但是丰塔纳先生(2)与我谈起过他手上的一幅提香的画,还说他准备把那幅画卖给您。您没有到他那里去看一下吗,卡雷拉先生?”

卡雷拉眯起眼睛打量着我,突然,他声称自己从不认识任何一个叫做丰塔纳的人,而且他现在必须要去招呼另外一些对于现代艺术更感兴趣的客人了。

一位中年女性走过来,和我们一起站在莫里索的画作前面。她身穿一件华丽的提花丝织衣物,然而其剪裁干净利落,不像是喜好当代艺术的人士会钟意的那类服装。“我喜欢这幅画。”她直截了当地说,她的美国口音就如同她身上的高领服装一样直白,“她很恰当地描绘了女人的生活,不是吗?那种疲惫感。不过也许这里的两位绅士都从来没有以女性的观点来看待过家务吧。”

福尔摩斯和我顾左右而言他,那女人反而颇具幽默感地点了点头。“对,我知道,爱管闲事的中年女性就像魔鬼一样恐怖,难道不是么?不过我得承认,当我听到你是一位德国艺术品收藏家时,我可震惊了——从你的马甲和那只特别易于保养的怀表来看,你应该是一位医生。”

“得了吧,女士,”福尔摩斯说,“医生有收藏的爱好不是什么稀罕事吧。亲爱的赞姆隆先生,在咱们去用餐之前还有另外一家画廊要走访呢。”他朝那女人微鞠一躬,我则来了个后碰步,我们两人便匆匆离开了。

我们登上出租马车之后,不禁悔恨地相视苦笑。“一个极富观察力的女人,”福尔摩斯若有所思,“的确少见,太少见了。我可不希望她成为我的对手。但艺术馆主人明显隐瞒了什么,当你提到丰塔纳的名字时,他就突然离我们而去了,赞姆隆先生。”

“他知道我不是德国人,”我有些生气,“如果你准备给我安插一个荒谬的假身份,最好早点告诉我,别让我突然发现自己得把流利的英语换成结结巴巴的德语!”

对此,福尔摩斯只是表示他会派一位流浪儿去盯着卡雷拉的一举一动。“当他从我们身边离开的时候,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去招呼其他客人了,而是去了画廊后面的那间小办公室。我想我们可以确定他会去拜访丰塔纳。我得在我们去肯辛敦之前找到查理。”

我们沿河而下,前往码头区,福尔摩斯经常使唤的那些孩子们一般都在那附近活动,从泰晤士河岸边的垃圾中找寻可用的物品。福尔摩斯打了一声唿哨,过了一小会儿,回应的唿哨声传来,一位他手下的流浪儿——贝克街小分队的一员——出现了。我们的车夫不耐烦地等候着,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马车停留在这一可疑区域。与此同时,福尔摩斯给了那个流浪儿一个先令,并告诉他该去哪里以及该盯着谁。

接下来福尔摩斯就让车夫前往卡杜甘花园,后者明显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是一个相当高级的住宅区。我们在花园的角落处,亦即凉亭路的路口下了车。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就在福尔摩斯付车费的时候,另一个人向车夫招起手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委托人。

“丰塔纳先生!”福尔摩斯叫道,“我还以为你肯定在格洛斯特的宾馆房间里休息呢。你刚受了伤,这运动量未免有点大吧。”

丰塔纳气冲冲地瞪着我们俩:“我要做什么不关你们的事,再说我有必要来看望一下我妹妹。”

“我以为你不想让你妹妹知道你受伤的事情。”我说。

“原本是这样的,”他说,“但是我被袭击的事已经登载在晚报上了。那个该死的、没用的格莱斯,我猜一定是他干的,不过你们肯定都认为他不想让自己宾馆的住客半夜在卧室里被袭击的事情曝光。”

他钻进车厢,在马车离开之前,我们听到他对车夫说他要去格洛斯特宾馆。

福尔摩斯轻笑了几声。“把故事传出去的不是格莱斯,而是我。我给各家晚报都发了这么一条电报,现在《泰晤士报》和《检查员报》都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

“但这是为什么呢?”我质问道。

“如果丰塔纳是自己弄伤自己的,那就说明他想掩藏一些不体面的秘密。这些秘密可能是他自己的,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我的目的是敦促他行动起来。”

我们向卡杜甘花园26号走去,这时看到一名女仆正在门口与一个衣着破旧的女人说话。我给福尔摩斯打了个手势,让他往那边看,因为我以为她就是今晚早些时候在贝克街公寓外面与丰塔纳说话的那个女人。福尔摩斯很感兴趣地注视着她,但当我们走得更近一些的时候,我俩都发现那只是一个粗使女佣,正在寻找一些她能干的粗活儿。她身上的衣物虽破旧却不破烂,也不像那个女乞丐那样身上一股恶臭,另外我也看到她远比我早先看到的那个女人更年轻,身材也更矮小。

“我听人说你们这儿缺人手,”我们走上门前那几级不高的台阶按下门铃时,刚好听到她这样说着,“而且我也是有介绍人的,当然有。清理台阶,倒马桶,我啥活儿都能干。”

我想到了在卡雷拉那里遇到的那个美国女人,以及她对法国女画家的评论:她的画描绘出了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体会到的那种疲惫感。我想到我似乎从未曾思考过,我亲爱的玛丽也是如此的疲惫,只为了我能够享受舒适的家居生活。这些思绪令人极为不安,因此当一个男仆来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我竟然感到微微高兴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