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遇过的最难的问题。”埃勒里·奎因闷闷地说。他垂头丧气地握着杜森伯格的方向盘，看着混凝土路面渐渐远去。车头向北，家的方向。

麦克林法官叹了口气。“这下你知道法官每天都面对着怎样的问题了吧。理论上说，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的命运是由陪审团决定的。但在法庭之上……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尽管文明发展至今，但公平问题我们仍未真正解决。”

“我能怎么样？”埃勒里叫着，“我常把人性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挂在嘴边。但我还是被影响了，该死的，真躲不开。”

“假设他没有设计如此聪明的计划，”法官悲伤地说，“他承认他完全知道马尔科怎么毁了他的妹妹斯特拉，种种无赖行为如何搅得她不得安宁。接着他又看出——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看出来了——侄女洛萨身上所发生的事。这件事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没人向其他人倾诉。就算他如此痛恨马尔科，决定非杀了这无赖不可，为什么不直接找把手枪，朝他开枪，这不就结了吗？这样不会有陪审团判他有罪，尤其他若宣称只是两人吵架时一时情绪失控。在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埃勒里低声说，“人们总认为犯案犯得越聪明，就越不容易被侦破。但聪明的罪犯都会把犯罪计划弄得很复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容易出现失误。真正完美的犯罪啊！”他虚弱地摇摇头，“真正完美的犯罪，是找个机会，在一条没人的暗巷里干掉一个普通人。一点儿花招也没有。每年都有上百起完美的犯罪发生——由被人们称为低能暴徒的人犯下。”

接下来的好几英里路两人都没说话，仿佛西班牙岬角的巨大岩石让两人觉得厌恶；他们像是悄无声息逃走的罪犯一般。唯一较为愉快的一段话，还是出自哈里·斯特宾斯口中，在他们把车开到他的加油站加油时。

“我认得戴维·库莫尔，他是个好人。”斯特宾斯平静地说，“如果我所听到的有关马尔科那个杂种的事全部属实，郡里的任何一个陪审团都不可能判他有罪。他现在就应该被放出来。”

戴维·库莫尔此刻被关在普恩塞特的郡监狱中，虽然还因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暴风雨而浑身发抖，但笑容十分平静。戈弗里已经找了东部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整个西班牙岬角一带因骤然降临的阴冷天气而没有一点生气。洛萨·戈弗里回到了年轻的科特身边，她的母亲也重返父亲的怀抱。只有蒂勒一人依然如故——谦恭、谨慎，沉着自若。

“你还没告诉我，”行车途中，法官干巴巴地问，“埃勒里，你是如何破解这起思想骗局的，还是纯粹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法官眯起眼睛看着同伴，埃勒里看向他时他又笑了起来。

“才不是那样呢！”埃勒里愤愤不平地回嘴，但马上又咧嘴笑了起来，回头羞怯地扫了一眼来时之路，“心理学……其实也挺可爱的。”他叹了口气，“事实上，昨晚我先是感觉到了事实，然后才在脑子里想明白了。昨天船来的时候，我说到哪儿了？”

“你刚得出结论，只有第五种可能能解释衣物的失踪。”

“哦，对！”埃勒里两眼平视着道路，“凶手拿走马尔科衣物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需要这些衣服。”听到如此简单的结论，老绅士顿时睁大了眼睛，“但为什么凶手需要马尔科的衣物呢？因为他要穿。也就是说，很显然，他没穿衣服。这很诡异，但千真万确。那为什么凶手在杀了人之后需要穿衣服？也很简单——因为他要逃走。这身衣服能帮他顺利逃走。”

埃勒里苦涩地摆了摆手。“一开始我没想到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拿走他的全部衣服，却唯独留下披肩。按理说，披肩才是所有衣物中最容易隐去身形的。凶手不可能放弃这件隐形披肩——像夜晚一样漆黑，能从喉咙一直遮到脚踝——如果他需要这些衣服是为了方便逃跑的话。实际上，考虑到杀人之后凶手都想尽快逃离现场，他更应该放弃那些被他拿走的——外套、衬衫，领带肯定不拿，长裤也不用要——只拿披肩；注重一点仪表，最多加上皮鞋。然而，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拿走了马尔科的每一件衣物，唯独留下披肩！我只好排除掉第五种可能，寻找新的解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重新想想这一可能——真可惜；完全陷入迷雾之中。直到昨天下午晚些时候马尔科太太说出来，谋杀发生期间那条披肩并不在马尔科身上，甚至不在露台上，我这才意识到，第五个可能——衣服是为了穿上逃离现场的——肯定是正确答案。凶手没披肩可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披肩是整桩谋杀案最关键的东西。缺少有关披肩的线索，案子就无法解决。”

“这部分我懂了。”法官思索着说，“但你是如何想到戴维·库莫尔的，这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埃勒里暴躁地按着汽车喇叭，超过了一辆被吓到了的锐箭牌汽车。“别急。我刚才说了，凶手自己没有衣服，这又是为什么呢？于是我问自己，凶手真的没穿衣服吗？是的。那么，既然是计划好的谋杀，凶手为何赤裸着身子来杀人呢？我们很清楚凶手在杀人后具体取走了哪些衣物，相应的，我可以说凶手当时一定没有他从马尔科身上弄来的那些衣物，否则他不必如此费事。也就是说，那时他身上没有衬衫，没有领带，没外套、长裤、袜子甚至内衣。当然，他没带走马尔科的帽子和手杖，但要说凶手身上一丝不挂，却诡异地戴了帽子、拄着手杖前来，这也太离谱可笑了。显然，他不需要帽子和手杖，因此把它们留在了现场。另外，他来的时候也没戴帽子、没拿手杖。那么，凶手到这海滩边的露台来杀人，还可能穿着怎样的衣服呢？”

法官说：“嗯，我看首先不能忽略他穿着人们所谓的泳衣。”

“没错。这一点我并未忽略。事实上，他极有可能是穿着泳衣来的，穿泳装加浴袍，或者只有一件浴袍。”

“那——”

埃勒里虚弱地说：“之前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他拿走马尔科的衣物是为了方便脱逃。可是，如果他穿着泳衣，或者泳衣加浴袍，或者只披了浴袍，方便他脱逃吗？当然方便。”

“我不认为，”法官反驳道，“如果说他没——”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早就分析过各种可能性了。如果他打算从露台逃回屋里，不管他身上穿着什么——泳衣、浴袍，或两者皆有——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他不必费事去弄马尔科的衣服。毕竟，穿成那样丝毫不引人注目，就算被谁撞见，简单一句‘刚去游泳了’就可打发过去——如果有人问他的话。你也许会接着问：如果他不是逃向屋子，而是沿着公路那头逃去偏远的地方呢？答案是，即便如此，穿着泳衣或浴袍，无论他穿着哪一种还是两种都穿，依旧可以沿着这条线路逃走。你应该还记得，上周日早晨，你的好朋友哈里·斯特宾斯曾说过，当地法规允许去游泳的人只穿泳衣走在通往海滩的公路上——而那里恰好是离开西班牙岬角的路径。事实上，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刚从某处公共海滩回来，身上就只穿着泳衣。既然只穿泳衣出门在这一带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么凶手完全没必要有所顾虑——不必费事拿衣服。我再说一遍，如果他穿着泳衣，想从公路逃走，那他完全不需要马尔科的衣服。还有一条可能的逃跑路线——除了回宅子和公路——就是回到海里。可如果他想逃到水里，就更没必要拿走衣服了，更何况沙滩上没发现脚印，证明凶手并非逃向海湾。”

“可是，假设是这样的，”法官十分困惑，“我还是不明白——”

“结论还不明显吗？”埃勒里叫道，“如果凶手一开始穿着泳衣，或者泳衣和浴袍，甚至只披了件浴袍，逃走时他都不需要马尔科的衣服。但我刚才已经证明了，他确实需要马尔科的衣服逃走。由此一来，我便得出结论，凶手赶到凶案现场时，并未穿着泳衣或浴袍。”

“可这就意味着——”老绅士震惊地说道。

埃勒里则十分冷静。“没错，这就意味着他一开始什么都没穿。换句话说，往马尔科头上敲那么一下，以及偷走他的衣服时，凶手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丝不挂。”

两位男士都沉默着，只有杜森伯格隆隆有力的引擎声在轰鸣。

过了半晌，法官才幽幽地说：“我懂了，从全身赤裸的约翰·马尔科可以直接推断出凶手全身赤裸。非常聪明，真是非常聪明！继续吧，孩子，这可真是不寻常啊。”

埃勒里却一脸茫然，他累坏了。真他妈的是个假期！他心想，但还是顽强地说了下去：“既然凶手是光着身子来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他从哪里来？这是整个推理最简单的部分。很显然，他不可能光着身子从屋里来，自然也不可能从公路来，赤裸的他只能从第三条路径而来：海。”

麦克林法官放下跷起的长腿，转过头来盯着埃勒里，直截了当地说：“嗯，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完美之人的弱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凶手是从海上来的，可是我记得就在星期天，你一口咬定说凶手绝不可能从海上来！”

埃勒里的脸刷地红了。“继续啊，尽情地羞辱我吧。你该记得昨晚我曾承认之前的推理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没错，我如此‘证明’过，此事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纪念碑，时刻提醒我思考不周。这只能说明所有推论都有可能出错，我们只能期盼——这是整桩谜案中最要命的失误。你应当还记得，当时我的‘证明’基于两点事实：第一，马尔科在遇袭前正在露台上写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信上写明是凌晨一点，且提到他独自一人，谋杀肯定发生在这之后。既然谋杀发生在之后，也就是说凶手是凌晨一点之后出现的。而凌晨一点时潮汐已退，露出了十八英尺以上的沙滩，没有足迹。因此，我认定凶手不可能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内陆，走小路过来的。这么说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会犯错了吧？”

“坦白说，并不清楚。”

埃勒里叹道：“很简单，就是个小把戏。我一直没看出来，直到最后一条线索证明之前的推理可能是错的，我才从头检查了一遍。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信了马尔科的话：凌晨一点，他独自一人在露台。他说他独自一人；但事实上——尽管他并没有说谎，也没任何理由说谎——并非如此。他只是认为自己独自一人罢了！两种情况——他认为自己独自一人，以及他的确独自一人——导致了同一种结果：他坐下来写一封私人信函。而我则笨到没把另一种可能性考虑到。”

“老天！”

“现在很明白了，我的第一次‘证明’错了。如果仅仅只是他以为自己一个人，但实际上他写信时并非一个人；换句话说，马尔科不是先到露台的人，凶手更早过来，在某处埋伏了起来，马尔科并不知道。”

“躲在哪儿呢？”

“当然是那两个巨大的西班牙壶中的一个的后面，这是最有可能的地方。和人一样高大，很方便躲藏。还有，你应该还记得，敲昏马尔科的凶器是一尊哥伦布雕像，原本放在岩壁上的壁龛里，靠近一千零一夜酒壶中的一个。马尔科坐在那儿写信时，凶手可以轻易地够到雕像，抓在手上，轻手轻脚地——而且光脚丫子——潜到马尔科身后，往他漂亮却愚蠢的脑袋上来一下。接着，他将原本绕在自己脖子、手腕或脚踝上的绳子取下来，套上昏迷的马尔科的脖子。以绳索作为凶器——相较于其他较正统的杀人凶器——也是凶手来自海上的另一个佐证。绳索不会妨碍你游泳；它很轻，而且不像枪那样怕水；刀子携带起来太麻烦，游泳时你可能得咬在口中，这会导致换气困难。当然啦，最后的这层推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推论的每个细节都符合已知事实。”

“但沙滩，我的孩子，”法官高声抗议，“上面没有足迹！那么，他是如何——”

“你之前可聪明多了。”埃勒里幽幽地说，“如果凶手先到露台，那他可以在凌晨一点之前的任何时间来，赶在退潮之前，趁还没露出十八英尺沙滩之前来。”

“可是那张字条，”老绅士顽固地反驳，“他不太可能来得太早。那张假字条约马尔科一点到露台，凶手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然后自己不得不早早过来？他可以直接把时间约在——”

埃勒里叹口气：“字条上写了一点吗？”

“当然！”

“哦，不，别这么快下定论。如果你认真回忆一下，那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数字‘1’后面缺了一小块。那是个不幸的意外，我亲爱的法官，正确的数字应该是‘12’，数字‘2’被撕掉了。”

“哦，可你怎么知道一定是‘12’？”

“肯定是。如果是‘10’或‘11’，马尔科绝不可能打桥牌打到十一点半才离席，他肯定会早早结束，好去赴约。因此，约会时间必然在十一点半以后不久——那就是十二点啦。”

“我懂了，真懂了，”法官低声说，“库莫尔太倒霉了。库莫尔在快到午夜时来到露台，他想很快就能等到马尔科了。我猜，他一定是裸泳的，肢体不受束缚；另一方面，他肯定觉得少穿点就会少留下些线索。但他没想到马尔科被戈弗里太太缠住了足足一小时。你试着想一想，夜半时分，没穿衣服待在海边整整一个小时！”

“从库莫尔的角度来看，痛苦还不只这些。”埃勒里干巴巴地说，“很显然你还没抓到问题的关键。这意料之外的一小时，正是导致他必须取走衣物的主因！如果马尔科准时到，我们将完全找不到一丝指向库莫尔的线索。”

“我又听不懂了。”法官没好气地说。

“你还没发现吗，”埃勒里解释道，“凶手必须考虑潮汐问题。如果他在十二点之前来，那时水面仍很高——差不多在最高点，他可以直接从水里走上石阶，来到露台。沙滩上绝对不会留下脚印。如果马尔科准时到，他可以杀人后循原路回海里——仍旧不会留下足迹。因为海水仍在涨潮状态——杀人也就一两分钟时间——他可以不踩露出的沙滩，直接跳进海里。可他却被迫在露台上绝望地守候，眼睁睁地看着潮水退去；沙滩越来越宽，越来越宽，马尔科却仍不见踪影。是的，是的，对库莫尔而言真的很痛苦。他选择了等候，并利用等候的时间重新规划，想新的脱逃方式和路线。我猜他觉得自己很难找到同样的机会让马尔科入瓮，神不知鬼不觉地宰了他。之所以生出拿走马尔科的衣服这个灵感，一定源于他知道自己的身材和马尔科的很接近。

“到这个阶段，我已能确认凶手从海上来，时间是午夜之前，且一丝不挂。那么，执行谋杀计划前，他在戈弗里家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为什么先去海里游泳——绕了那么一圈，多麻烦——直接从家里沿小路上露台不是更方便吗？”

老绅士抚着下巴。“为什么，如果说动身之前他人在戈弗里家里，却刻意选择先去游泳再杀人，那只可能因为他希望凶手看起来是外人，从海里游来杀人。换句话说，借此来掩饰凶手是屋里的人。”

“很精彩的说法，”埃勒里赞许地说，“但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那他应该做得更明显一点，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从海上来的。但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