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坐，”山姆·霍桑医生和来客打招呼，同时伸手去拿白兰地，“这次要讲一个不堪回首的故事——差点害我丢了行医执照……”

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开始减少出诊数量。因为我在圣徒纪念医院翼楼的办公室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病人，即便是身处大萧条年代，镇上的大部分人家都有车开，那些没车的也总有办法搭便车。一般说来，只有老人小孩，尤其是那些住在北山镇外围的居民们才需要我上门出诊。

其中之一是年迈的威利斯太太，她已经八九十岁了，各种疾病缠身。一直以来，我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心脏病和糖尿病，但自从去年摔坏屁股之后，她便卧床不起。每次出诊，我都能感觉到生命在她身上流逝的痕迹。她是不想活了。

她的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两人没有孩子。眼下，威利斯太太由她年届中年的外甥女和她的丈夫共同照料。她承诺在死后把老农场和周围四十亩未开垦的土地送给他们。“我能给他们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两人搬进去之后，有一次她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好好照顾我，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老实说，走到生命尽头的贝蒂·威利斯并不是个可爱的老人。她专横跋扈，难以取悦。外甥女弗雷达·安·帕克是个平凡的女人，四十多岁了，工作任劳任怨。她丈夫奈特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我很多次听到他在背地里说老女人的坏话，还有一次他和弗雷达·安在我面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威利斯太太家，要是在那一带碰巧还有别的病人要出诊，我就不会事先通知她。在一个特别的周一早晨，弗雷达·安打电话到办公室，要求我务必上门。“她昨晚状况糟透了，医生。我想她活不成了。”

“我大概一小时内赶到。”我答应她。接待完眼前的病人之后，我告诉护士玛丽我要开车去威利斯太太家拜访。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晴朗早晨，每到这种时候，人就会觉得夏天仿佛可以无限绵长。一些男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奔跑，离开了压抑的教室，他们就像自由的鸟儿。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暑假。我虽然在城里长大，但对自由的向往是一模一样的。我开到一段上坡路的顶端，威利斯太太的农舍远远地映^眼帘。农舍四周是一个小苹果园。近年来，威利斯家唯一算得上是务农的活动就是打理这片果园了。我回想起在祖父的农场里做客的童年时光。年岁久远的宾夕法尼亚州，那时还没有开战。

奈特·帕克正在果园里巡视，前夜的暴风雨有可能对果树造成损伤。他-N病恹恹的样子，头发稀疏，下巴永远是胡子拉碴的。奈特看上去比他老婆大好几十岁，说不定他的真实年龄就是那样。“果树没事吧？”我走下车，冲他喊道。

“没什么大问题，医生。瞧昨晚那架势，我还担心至少一半果树要遭殃了呢。”

“你太太告诉我贝蒂今天早上情况不太妙。”

“哦，她现在应该好点了。”

我和他告别，走进前门。这扇门从来不锁，而且弗雷达·安应该已经知道我到了。她从厨房里冒出来迎接我。“很高兴您能来，”她说，“贝蒂舅妈真的不行了，医生。”

我跟在她身后朝二楼走去，楼梯在脚下吱嘎作响。贝蒂·威利斯保留了大的主卧室，她和丈夫在这里共度了大部分人生。她躺在装饰华丽的双人床上凝视着我，好像看到了召唤她的天使。

“我要死了。”她对我说。

“别瞎说。”我察看了她的脉象，接着用听诊器检查她的心脏。毫无疑问，这是个虚弱的老人，她的生命征兆比我上一次出诊时又弱了几分，但我并未发现生命即将消逝的迹象。床头柜上只有一个盛了水的玻璃杯，里面装着她的假牙。我把杯子挪开，为我的医药包腾出空间。“你会好起来的，贝蒂。你只需要一些特效药。”

我结束了检查，弗雷达·安走进卧室。“她还好吗，霍桑医生？”

“没问题，一点心脏兴奋剂就可以帮助她振作起来，”我拿过医药包，打开装有洋地黄①的夹层，“能麻烦你帮我们拿一杯水吗？”

①Digitalis，一种强心剂。

这间农舍的水源仍然来自外面的小屋，所以二楼没有自来水。安回到楼下的厨房水槽取水。“我要吃药吗，医生？”威利斯太太颤颤巍巍地问。她已经很难吞咽了。

“只需要一点洋地黄，贝蒂。那会让你的心脏恢复活力。”尽管我确信她没有发烧，但还是给她量了体温。

弗雷达·安给我们拿来了水，我取出体温计。“一切正常，”我告诉她们，“稍微有一点低。”

贝蒂接过药片用水吞服。“我已经觉得好些了。”她努力挤出微笑。

我正准备转身从床边离开，她开始剧烈地喘气。我回过头，她布满皱纹的脸因为痛苦和惊讶而扭曲着。接着她的身体软了下来，落进枕头里。“贝蒂！”我连忙为她把脉。

“发生什么事了？”弗雷达·安问道，“您对她干了什么？”

我不敢相信她是在指责我。“是某种突发症状。”没有脉动，没有心跳。我取出一小面镜子探测鼻息，镜面没有雾化。

“她死了，对吗？”

“是的。”我告诉她。

“你给她吃了什么药？”

“不可能是药的原因。那只不过是洋地黄。”

她狐疑地盯着我：“太突然了。一分钟前她看上去还好好的——”

“你自己不也觉得她快死了吗？”我惊讶于自己会用如此抵触的态度回答她的质疑。

弗雷达·安咬着下嘴唇，她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她丈夫上楼了。“贝蒂舅妈死了，”她告诉他，“就像你看到的这样。”

他盯着尸体，一脸阴沉，“这样对大家都好。”

我弯腰凑近贝蒂，想合上她的眼睛。一阵苦杏仁的味道扑鼻而来，错不了的，就是那种味道。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九三三年废除禁酒令的那个夜晚。①我直起身子说：“她的死亡有疑点。你们最好打电话通知蓝思警长。”

①此处指1933年12月5日晚的案件，见密封酒瓶毒杀案件，是山姆·霍桑的第三十二个案件，参见吉林出版集团《不可能犯罪诊断书Ⅲ》。

十三年前我刚到北山镇开设诊所的时候，蓝思警长就成了我的朋友。他很多方面都是个典型的小镇警长，我也乐于在他需要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不过这次需要帮助的人也许是我自己。

他耐心聆听了我对贝蒂·威利斯之死的描述，然后问道：“你有没有可能给她拿错药了，医生？”

“绝对不可能！我的包里根本就没有氰化物。”

蓝思警长环视这间卧室——褪色的、有水渍的墙纸，家人的肖像，窗台上奋力生长的常春藤末梢。然后他的视线聚焦在床头柜上那个半满的玻璃杯：“这就是她最后喝的水吗？”

我点点头：“必须检查一下，不过我不认为里头有毒。”

“为什么？”

“没有味道。出事后我马上就闻过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瓶——那是我用来提取尿样的容器——然后将水杯里的液体倒进去。出于直觉，我还取了一点盛放假牙的水样。

“我们得进行尸检。”警长简直是怀着歉意对我说。

“必须的。”

我们回到楼下的客厅，弗雷达·安和奈特正候在那儿。“你们有什么发现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你觉得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呢？”

奈特·帕克好像一直盯着天花板在看，大概是在研究某个角落里晃晃悠悠的蜘蛛网。最后他说：“这个老女人也过够好日子了。是时候见上帝了。”

他妻子忽然面向他，露出欲哭的表情，“我猜你肯定乐坏了，奈特！你巴不得她早一点死掉。”

“喂，弗雷达——”

“我没瞎说，你敢说不是吗！”

他站了起来，“也许我该去果园看看了。”

蓝思警长清清嗓子：“我们要带你们的舅妈到圣徒纪念医院做尸检，帕克太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殡仪人员联系安排善后事宜了。他明天早上可以去医院取回遗体。”

“谢谢，警长。”

他陪我回到车上。我钻进车门时，他问道：“你怎么看，医生？”

“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干的，也有可能是共犯，”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但我真不知道凶手是怎么办到的。”

第二天早上，地方医学会的沃尔夫医生登门拜访。玛丽认识他，连忙请他进屋，“沃尔夫医生来了。”

我放下正在阅读的医学期刊，起身迎接他。“稀客，稀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医生？”

马丁-沃尔夫个头挺高，今年六十多岁，蓄着一头波浪般的银白色长发。如果你没有凌驾于他之上的资历和经验，还是别直呼其名的好。“我是为贝蒂·威利斯的惨死一事而来。”他说。

“我一直在等验尸结果。”我告诉他。

“结果就在我这里，”说着他将官方的文件递过来，“死因是心脏、呼吸系统和大脑的突然麻痹，由服用的氢氰酸所致。典型的毒杀。”

“和我担心的差不多，”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守在她身边。洋地黄药剂是我从自己的包里取出来的，水杯里的水也没有异常味道。”

“那杯水没有问题，”他肯定了我的判断，“已经做了测试。请你告诉我，霍桑医生，你给患者服用的洋地黄药剂是哪一种？”

“地高辛。去年刚刚上市的。”

沃尔夫紧紧抿着嘴唇：“我对地高辛太熟悉了。你应该知道，这种药的应用领域非常窄。医用剂量是毒性剂量的百分之六十。用它来治疗如此高龄的患者是个危险的选择。”

他的话令我有些不爽，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说：“我想提醒您，沃尔夫医生，威利斯太太死于氰化物中毒，不是洋地黄过量。”

“说得好，”他承认，“要是你说的是真话，那我还能想到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是你给威利斯太太服药时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你可怜那个女人，决定给她个了断。”

“安乐死。”

“没错，是有这么个说法。”沃尔夫医生认同道。

“我向您保证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我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对她的治疗没有问题。”

“那还有第三种解释吗，霍桑医生？”

“我会找到的。”

“好极了，”他站起来，越过桌面俯身看着我，“还有一周就是医学会的例行月会，这起事故必然会被作为议题提出，我相信到时候你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目送他离开，心里的愤怒正在逐渐累积。玛丽进来的时候，发现我正紧握着两截刚刚被我折断的铅笔。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她问道。

“我觉得你应该去干春野市的那份工作，”我告诉她，“还有一周，我大概就要丢掉饭碗了。”

“啊？”

“很显然，下周医学会打算深入调查贝蒂·威利斯的死亡。沃尔夫认为这起事故是因为我的疏忽或者对死者的怜悯导致的。”

“他疯了，山姆！”

我的情绪极为不安，因此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是她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

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你？”

“不知道。我们虽然谈不上是朋友，但我也不觉得得罪过他。”

“有没有可能是威利斯太太的外甥女或者她丈夫干的？”

“我想不出来，”我努力地思考，“肯定是他们，他们用了某种我还不知道的手法。”

玛丽从放档案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档案夹，仔细地读了起来。

“威利斯太太的病史只记录到一年前。更早的病历还有吗？”

“更早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真不知我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更早的时候，她是马丁·沃尔夫的病人。”

玛丽挑起眉毛。

“我以前跟她不熟。但是弗雷达·安和奈特搬过来后不久，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认为沃尔夫医生并不是特别称职。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医学会主席，有很多俗事缠身，几乎没时间出诊。她摔坏屁股卧床以后，他们打电话给我，我答应接受这位病人。但这件事对沃尔夫医生算不上有很糟糕的影响。”

“不过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今天的态度，”她说，“说不定他还在为放弃了自己的病人而耿耿于怀呢。”

一整天我都在回忆和死者相关的事，以及前一天早上发生在农舍的事件细节。我这辈子也算解决过不少奇奇怪怪的案子了，但这次的情况却简单得很，一个女人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被毒死了。我没办法专心给别的病人看病了，风言风语也在医院流传。

贝蒂·威利斯的遗体被安置在主街的福瑞德金殡仪馆。这间殡仪馆就坐落在镇广场，守灵的第二晚是星期三，当天我拜访了那里，并且参加了周四早晨的葬礼。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说遗体入葬前只供奉了两天，而不是通常的三天。他们指责帕克夫妇急着把老人埋了。

我端详着墓地另一头的弗雷达·安和她的丈夫，耳边传来牧师吟诵的悼词，我很难想象这两人里头，有一个是谋害亲人的凶手，而且我也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必要杀人。

贝蒂舅妈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何况那天早上她的情况正在恶化。如果她的遗嘱里没有什么有时间限制的条件，根本用不着杀人。

想到这里，我在吊唁人群的外围找到了塞斯·罗杰斯。塞斯在本地是个知名律师，北山镇的老住户都很喜欢他，他来参加葬礼的理由不难猜测，我认为他应该是死者的律师。当拥挤的人群渐渐散去，我和他搭上了话，简短寒喧后，我便直奔主题。

“是的，我负责处理她的法律事务。”他告诉我，他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线框眼镜背后，大而精明，“不过她并没有给我太多委托，除了偶尔对遗嘱做些修修补补的小动作。”

“她最近一次修改遗嘱是什么时候？”

“哦，那是一年前了——当时她还没摔坏屁股呢。是她本人来办公室签署文件的，我记得很清楚。”

“你们之后就没见过了？”

他对我笑笑：“你的交叉询问就像个律师，山姆。事实上，我上周五才刚刚拜访过她。三天后她就死了。”

“可以问问你的拜访原因吗？不用说得很细，只要——”

“她打算出售部分财产，想听听我的意见。不过这事儿她根本不急。我猜她只是为将来作个打算。”

我们从小圆丘迈步而下，朝他的车走去。那是一辆时髦的绿色凯迪拉克跑车，拥有十六个汽缸和白色的可折叠顶棚。尽管我自己的红色梅塞德斯也让我情有独钟，但不得不承认这辆标价五千美元的巨大艺术品也令我暗暗心动。“你们见面时，她看上去还好吗？”他钻进驾驶座后，我追问道。

“没什么异状，和之前见面都差不多。她牙口好得可以吃硬糖，我们谈话时，她嘴巴里就没停过。”

我想起来了，“这是她的一个毛病。她总是在床头柜摆一包糖。我也没办法抱怨什么。她算个好病人，我说的话她基本上都听。”

塞斯眉头紧锁地看着我，他从车窗探出脑袋问道：“就咱俩私底下说说，山姆，她是被谋杀的吗？”

“我也想知道，塞斯，”我告诉他，“真的。”

那天我开着车路过镇中心，人们的目光和闲言碎语让我很不自在。大家都知道我对贝蒂生前最后一次患病的诊断正在接受调查——就算警察没有动手，医学会也已经采取行动了。回到办公室，玛丽进一步验证了事态的恶化。“三名病人取消了下午和明天早上的预约。”

“他们说了取消的原因吗？”我问她。

“呃，梅森太太不是很舒服——”

“不用遮遮掩掩了，真正的原因我们都心知肚明吧，玛丽？贝蒂·威利斯被毒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她一脸悲戚：“医院里的人都知道验尸结果，流言飞语传播起来是很快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动动脑子，”我告诉她，“我的优势在于我清楚自己的无辜。所以一定另有致死原因。”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们一步步理一下这件事，山姆。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掉换了你包里的洋地黄？”

“不可能。那些药片的样子你是知道的。每一片上都有制造商的标志。这不是一个药剂师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伪造的东西。就算其中有一片被人下了毒，我也是从满满一瓶里随机拿的，一瓶有一百片药片啊！我检查了剩下的全部药片，都没有问题。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有毒的药片会在什么时候被哪个倒霉蛋吞下。”

“帕克夫妇有没有机会？案发时，他们应该也在威利斯太太的卧室里吧？”

“奈特是直到案发后才上楼的。我给患者检查时，弗雷达·安站在门口。她唯一靠近病床的一次，是给我递水。”

“你能确定威利斯太太真的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