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那个惬意的八月夜晚，假如迫近的冷锋未曾袭来，以致遮蔽了天上的一轮满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就永远不会发生。在北山镇格兰治厅举办的周五夜方块舞舞会结束后，杰克·托伯和贝姬-托伯驾车回家。刚过十一点时，贝姬恳求丈夫把道奇车的方向盘交给她来掌控。

“杰克，你喝得太多了。让我来开车吧。”

丈夫推开她放在方向盘上的手，粗声粗气地骂道：“我睡着了也能把咱们送回家。你给我看着点儿路标。”

路标应该在乡间土路的右边出现，上面有个表示左转的箭头，还写着“特克山路”这几个字。天黑后在这条路上行车颇为考验车技，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杰克·托伯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印着车辙的道路上，每一英寸都加倍小心。“贝姬，你确定咱们没开过头吧？”

“没有，还在前面呢。你没问题吧？”

“挺好。”

“你喝最后那杯啤酒的时候跟福斯特起了争执，还和他去停车场单挑，那时候你似乎小怎么好嘛。”

“他就喜欢聊西班牙内战。佛朗哥有没有攻克比纳罗斯关我屁事？他就——”

“杰克，看见路标了。前面转弯l’‘

“该死！险些错过。”他左拐开上一条狭窄的土路，沿着缓和的山势驶向两人的农场。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说，他们尚不足四十英亩的农场并不大，几年前买下来以后，托伯夫妇将其改建成了苹果园，顺便种种蔬菜，养养鸡。

“杰克，看着点儿路。别把咱们开到沟里去。”

“这该死的路，每次开过它都要窄几分！”

两人开到了一段缓坡的最高处，杰克忽然在前方看见了灯光。灯光来自左手边，与农场所在的位置隔路相望。可是，那个位置有的应该只是树林，而不是正在进入视线的低矮建筑和附带的小停车场。“贝姬？这是什么？咱们弄错路了。”

他放慢车速，透过身边的车窗上下打量。那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家酒馆，室内传出音乐和交谈声。停车场里有六辆还是八辆车，其中一辆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先生。杰克对他大声招呼道：“我这是在哪儿？这地方叫什么？”

男人对建筑物侧面的霓虹灯打个手势：“苹果园，进来坐坐？”

杰克·托伯摇头道：“苹果园？我们才住在苹果同！我们是苹果园的主人。”

“你说的肯定是路对面的果园。这地方就是这么得名的。”

杰克在马路对面除了茫茫夜色外什么也没看见：“我的农场附近哪里有什么酒馆？肯定走错路了。”

男人走上前来。他面容粗糙，久经风霜，头戴尖顶海军帽：“要是还没来过的话，不妨进屋喝杯啤酒。”

贝姬说道：“杰克，你喝得不少了。我只想回家。倒车，掉头。”

杰克把车子打到倒车挡，开始徐徐后退，但几乎刚起步就听见了砰然一声，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怎么了？”

“上帝啊，你撞上了雷尼！”戴帽子的男人喊道，“往前开！”

“雷尼又是谁？”杰克咕哝道，但他和贝姬立刻下了车，快步走向车后，见到那男人站在一个蜷曲在地上的人影前。

“他在呼吸吗？”贝姬说。

“很难说，”那男人说，“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杰克连忙从满是鲜血的躯体上抽回手。看见这幅场景，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送他去医院岂不更快些？”那男人说。

“用我的车？”杰克可不想让陌生人的血流得满车都是。

贝姬没有理会他显而易见的不情愿，马上答应了下来：“杰克，帮忙把他抬进后座。我去取后备厢里的围毯。”

“好吧。”

受伤的男人年约三十，棕色头发。他穿正装，打领带，脸上和身上清楚地印着杰克·托伯所驾车辆的轮胎印迹。他们把他抬进后座，拿毯子裹好，贝姬说：“我觉得他死了。”

“送他去觐圣纪念医院，”戴帽子的男人说，“我开自己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杰克换挡上路，在没有几辆车的停车场里掉头。“要换我开车吗？”贝姬问，她的声音显然很紧张。

“我没事。刚才那事情让我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没有等那位开车跟在后面的先生，载着后座上不省人事的男人沿原路返回。杰克忽然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刚才那人的名字。十分钟后，他们到了医院，在急救入口前停车。

“交通事故。”杰克告诉值班护士。

护士带着抬担架的人走到车前。

“他怎么了？”护士边问边把脉。

“我倒车撞上了他。”

“我觉得这位先生没得救了。”

“你是说他死了？”贝姬问，“真是抱歉。”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医生确认了他的死亡，他告诉杰克和贝姬：“我们必须打电话叫蓝思警长。建议你等在这儿，先别离开。”

后来，我听杰克·托伯讲了这些事(年迈的山姆·霍桑医生回忆道)，但第二天早晨蓝思警长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医生，有空吗？”警长问，他把脑袋探进门里，看着我和

护士玛丽·贝斯特正在翻检过期病历。

“十五分钟就好，”我看了看挂钟，回答道，“进来吧，出什么事了？”

“昨天夜里有个叫雷尼·布鲁的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事情有些地方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法？”

蓝思警长已经完全走进了办公室，他对玛丽抬抬帽檐：“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二位有谁听说过一家叫‘苹果园’的酒馆吗？”

我和玛丽一起摇头。玛丽问：“在附近？”

“特克山路附近什么地方，至少托伯夫妇是这么说的。”

“杰克·托伯？”

警长点点头：“你是他的医生？”

“有一次韦伯斯特医生不在，我给他治过流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了个奇怪的故事。杰克和贝姬昨天夜里跳完方块舞后回家，不知道是拐错了弯还是怎么了，结果来到这家名叫‘苹果园’的酒馆门口。停车场里有个男人跟他们聊了几句，但他们没问那男人姓甚名谁。托伯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东西——他碾过了雷尼·布鲁，雷尼当时肯定正好站在车背后。”

“雷尼·布鲁，”玛丽重复着这个名字，“他好像因为精神问题被送进过医院。”

“高个子，身材瘦长，不到三十岁。没有谁跟他特别熟，但大家都知道他有点儿疯疯癫癫。”

“他是北山镇的人？”我问。

“他在雪松街租了高茨基夫人的房子住，已经住了差不多一年。工作嘛，受雇采摘苹果，也打其他季节工。”

“苹果同酒馆。”

“是啊，能对得上。”蓝思警长郁闷地说，“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在附近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

我瞥了一眼办公室的挂钟：“几分钟后我有一个病人，结束后还有两场预约。今天剩下的时间我没事。玛丽，午餐后没有人家约我出诊吧？”

玛丽翻开登记簿对了一下：“今天没有。”

“那么，让我和托伯夫妇聊聊吧。”

我就是这样听说了前一天夜里那事情的前后经过。午餐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杰克·托伯坐在我对面，详详细细地讲述着来龙去脉，就像是他才在北山镇电影院看了部格外出色的电影，此刻正在向我复述。

他不时扭头去看妻子，寻求贝姬的旁证，贝姬或者点头附和，或者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纠正丈夫。

“那位跟你去医院的先生后来呢？”等他说完，我问道。

托伯只是摇摇头：“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猜他多半不想卷入这桩事件。”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是啊。”

就在这时，蓝思警长走进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字条。我飞快读完，说道：“托伯先生，看起来你们有麻烦了。”

“怎么？因为那男人死了？”

“比这更严重。尸检显示他的头部有一处枪伤。雷尼·布鲁是被谋杀的。”

警长离开，前去盘问高茨基夫人，也就是把公寓租给雷尼居住的那位女士；我想了想，决定值得花些时间，趁记忆还新鲜的时候，让托伯夫妇回溯昨天夜里的行动路线。蓝思警长扣押了他们的道奇车，希望能找到与事故相关的证据，因此我们坐进我的别克，驶向这趟奇遇的起点：格兰治厅。

我在格兰治厅门前停下轿车，问：“你们经常来这儿？”我知道这里定期举办舞会，经常请外地乐队来演奏，去年我还参与了一场在此处进行的谋杀案调查。

“这里周三有方块舞舞会，他有时会来。”贝姬拍拍丈夫的肩膀，解释道，“但这家伙喝了太多啤酒，连开车回家都有困难了。”

“我又没喝醉。”杰克·托伯嘟囔道，妻子的话似乎弄得他有些狼狈。

“这么说，开车的是你喽？”

“是的。”

“你出了停车场，然后朝——朝哪儿开？”

“朝回家的方向开。我们的农场和果园在特克LlJ路。”

我发动别克车，朝那个方向开去，在费尔法克斯路右转。这是一条乡间土路，左手边先有三条土路与之相交，然后才到第一个右转路口。拐下第二个左转路口就是特克山路。“你确定这就是你们拐弯的地方？”我问。

“我看见路牌了。”贝姬确认道。

三个左转路口只有一个有路牌，或许是因为这条路上住着托伯夫妇和其他人家。我很清楚，其他两条路卜．只有一处临时水果店和一两个农场。当然，我在这两条路上也没有病人。特克山路则大不相同，它稍许宽一些，也更平整，这都要归功于路边那几家果园带来的更繁忙的交通。

此刻，我一边驾车沿着特克山路行驶，一边试图想象昨天夜里这里会是什么样子：连月亮都被云层遮住了，这条路上肯定被重重黑暗包裹着。道路两边，果树林立，农舍都在树木深处．仅靠泥土或煤渣路面的车道与特克IlJ路相通。“没这么远，”托伯忽然说，“再往前，右手边就是我们家了。”

“我继续往前开一段看看，黑暗或许糊弄住了你。”

没多久，车就开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不得不承认托伯夫妇说得对。这条路上不只没有酒馆，而且连可供容纳酒馆的地方都没有。我掉过头，沿着特克山路向回开，这次开得更加慢了。可是，仍旧一无所获。

“还是试试其他几条路吧，”贝姬·托伯假模假式地建议道，“酒馆肯定在什么地方。”

往北的一条路名叫北马路，这里还不如特克山路，路边仅有一条通往远处农舍的车道。我们在一处大型水果店门前停下，前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箱箱新鲜采摘的李子、樱桃、玉米和番茄。

“有什么瓜类吗？”我问那位出来迎接我们的矮胖女人。

“那得等明天了，下午过来瞅瞅。”

我上下打量这条小路。视线所及范围内，再也没有其他车辆，不过这家水果店足够容纳十多个开车前来购物的顾客。“这条路上没什么车子嘛。”

“大家都知道这地方，皮奇大妈水果店。已经开了十个夏天。”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很少来北马路。知道附近有酒馆吗？叫什么‘苹果园’？”

“酒馆？”女人嗤之以鼻，“这个县就没有一家酒馆，难道不是吗？”

“至少我不知道有。”

托伯夫妇已经下了车，皮奇大妈认出了他们，大声叫道：“最近有好苹果给我没有？”

“再等几个星期，”杰克·托伯允诺道，“我给你送几篮子过来。”

开上北马路，我说：“不知道你认识她。”

“她出售我们的苹果，”贝姬解释道，“附近的所有农场和果园都向她供货。”

北马路上再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连第二条车道也没有。回去的路上，我们朝皮奇大妈挥手告别。

开车回镇的时候，我这才想起我们还没有试过南马路，也就是费尔法克斯路上的第一个左转路口。原以为不会有什么发现，但我们错了。还没有开半英里，就看见了一处仍在闷烧的谷仓残骸。谷仓确实位于左手边，但托伯坚持认为距离还不够远。

“就算我们不知为何拐错了弯，开得也肯定不只这段路。我非常确定！”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高秆草前。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正在探查谷仓的余烬，我认出了他，是塞尔·霍尔登。

“塞尔，怎么了？这是你的谷仓？”

他走到我们的车前：“曾经是我的谷仓，医生。黎明前什么烧了起来。等我叫了义务消防队过来，已经没剩下什么了。”

从我住进北山镇以来，塞尔就在耕种这片地方，尽管他从没找我看过病，但我通过集会或类似的场合认识了他。他的农场面对主大道，索耶老先生去世后，他把索耶家的土地也接了下来，将这个谷仓当做备用仓库。这里到他的农舍有一英里多的距离，因此他才没有在更早时候发现火情。

“昨天夜里尽管多云，”我回忆着，“却没有雷电。”

“也许是小孩子恶作剧，或者是流浪汉在这里宿营。还好我没在这儿存牲口，损失的只是一个谷仓和里头的干草。”

“午夜之前，你有没有听见或者看见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比方说？”

“比方说枪声。”

“没有这么刺激的。这条路太荒僻了．夜里只要有车经过，肯定会引起注意，但我们的住处离得很远，恐怕传不IIilIIjJL去。有一次，我在天黑后来这儿找一头走失的牛，听见了说话声，但懒得去看个究竟。要是逮住某些人正在干出格的事情，难说他们不会大发雷霆。”

“的确如此，”我赞同道，“有没有听说附近某条土路边有家酒馆？播放音乐，能进去喝酒，名字叫‘苹果园’。”

塞尔·霍尔登摇摇头：“这附近没这种场所。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会知道。想喝酒只能进镇子去。”

离开南马路，我们驶回北山镇。苹果园酒馆即便真的存在，那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杰克·托(II幂N妻子比出发前更加不安了。“我们在那里！”贝姬坚持道，“亲眼看见了！”

“我们还和戴着尖顶帽的男人说过话！”

“鬼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和一场谋杀调查有关系，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你们的说法。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

“查过他的口袋吗？他也许有那个什么‘苹果园’的火柴。”

“没有火柴，”尽管我没有亲自查过，但我还是这样告诉了他们，我记起了读尸检报告时看到的一处细节，“也没有酒精。”

“什么？”

“雷尼·布鲁在死前没有喝过酒，不觉得蹊跷吗？深夜时分，你们在一家酒馆门外撞倒他，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理由让他走进酒馆吗？”

杰克·托伯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我怎么知道？”他这样答道。

我揭穿过许多谎言，但却不认为托伯描述的经过有多么难以采信。我在北山镇的这些年教会我一个道理：谋杀案往往伴随着最离奇诡谲的环境。在我看来，受害者是此刻手头的唯一线索，要弄清楚特克山路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凭依。

我找不到蓝思警长，因此也就问不到他从受害者的女房东那里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安顿好托伯夫妇以后，我亲自前去拜访高茨基夫人。她在北山镇的资历相对较浅，五年前才从波士顿迁居至此。尽管有东欧血统，但她的英文颇为不错。我估计她四十岁刚出头，虽然穿着平常的普通衣物，但她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丈夫。自从来到北山镇．她一直使用高茨基这个名字；她买下了雷尼租住一个房间的那幢屋子。

“我已经和警长谈过了，”她来应门时这样告诉我，“现在还得回答医生的问题？”

“并没有强迫您回答我的问题，高茨基夫人，”我说，“我只是在帮蓝思警长而已。你和雷尼·布鲁熟吗？”

“怎么说呢？他很安静，按时交房租。”

“警长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

“是的，我领他看过了。”

“您认为也能让我看看吗？”

她犹豫片刻，然后让到一旁，允许我走进装饰简单的楼下rJ厅：“我去拿钥匙。”

回来的时候，她紧握着一柄最常见的细长钥匙，领着我上楼。或许是习惯使然，她在插钥匙前先敲了敲已经去世的那位先生的房门。房间里的装饰和楼下一样简单：单人床、褪色的沙发、直背木椅、小桌子。

“房间是带家具出租的吗？”我猜测道。

“是的。他的物品只有那个手提箱和壁橱里的几件衣服。警长说他会派个警员过来，收拾所有东西等亲属前来领取。”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似随意地拉开抽屉，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搜查。没有什么异乎寻常或不符环境的东西，直到我掀起最底下那个抽屉里的一套内衣为止，内衣下面是一个倒扣着的相框。照片中，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露天集会上讲演，这种场面在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是什么？”高茨基夫人问。

“只是一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抽屉，“看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他是个没人在意的孤独男人。”

“有人很在意他，足够让他送了性命。”我这样提醒高茨基夫人。

回到办公室，我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玛丽·贝斯特：“他在衣橱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带框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