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被召往旧的法院大楼，加入了陪审团，我答应过你们要讲讲那时的故事。”山姆·霍桑医生边说边往两个玻璃杯里倒上了白葡萄酒，“一九二八年九月，胡佛.和艾尔·史密斯.之间的总统竞选正趋于白热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召入北山镇的法院陪审团，也是最后一次。通常情况下，发生犯罪案件后我总是自然而然地介入调查，因为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我和蓝思警长的深厚情谊，而我本人也对解决镇上的案件颇感兴趣。但这次的案件事实上发生在临镇。考虑到可能对公众造成的恶劣影响，辩护方要求更改审判场所，因此审判被转移到北山镇……”那一年，夏天离去的脚步异常缓慢，树叶迟迟未改变颜色。），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4691—HerbertClarkHoover（187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曾两次出任纽约州州长。4491—AlSmith（1873.

我沿着镇大道漫步向前，最后走进法院大楼。这是一栋俗气的建筑，墙上的石头已经发黑。这栋大楼建造于世纪之交。当时，城镇的一些先驱者仿佛看到了北山镇的蓬勃发展，可至今北山镇仍裹足不前。尽管只有两层楼高，这栋房子仍占据了靠近镇广场的一个小型街区。大楼的尖顶由四座象征诚实正直的石像鬼守护，这令亲者痛、仇者快。

二十五名男女被召集到二楼的法庭，审判由贝利法官主持。陪审团以男性为主，因为当时只有很少的女性位列北山镇的陪审团成员花名册上。

我们在法院工作人员蒂姆·乔叟的引导下进入法庭，他走路时有点瘸，是在阿尔贡.落下的伤。除了瘸，他也非常丑，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法院大楼的第五尊石像鬼，可是老蒂姆似乎不以为意。

即将开庭审判的案件发生在相邻的库德伯里镇，一个农场主被谋杀了。他生前为人喜爱，也是库德伯里最大的地主。他被人杀死在自己的谷仓里，猎枪一击致命。被控犯下杀人罪行的凶手是一名年轻的雇佣工人，他流浪到当地后，受雇于农场，干一些杂活儿。他的姓名是亚伦·弗拉维，二十三岁。

除了名字，我对死去的华尔特·加斯特罗一无所知，不过被召入陪审团这件事对我来讲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当天，我还弄清楚了陪审团的组成：九男二女，外加一名男性候补。贝利法官告Argonne，法国东北部山林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

诉我们，陪审团成员只有审议.阶段才会被隔离，所以，在呈堂证供的时候，我们将一同留在法庭。贝利法官认为审判将持续一周左右，他希望不会因此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抿了一口放在他手肘旁玻璃杯里的水。在法官坐席与证人席当中有一个小托盘，上面准备了一个水罐和另两个玻璃杯。

通常情况下，停止出诊一周肯定会带来诸多麻烦，尤其是对我的病人们而言。不过那年夏天，有另一位医生来到北山镇开办了诊所，这分担了我的部分压力。这个叫罗伯特·耶鲁的伙计刚刚结束了在波士顿的实习期，怀揣建造一所小医院的计划来到了北山镇。他的到来使我想起了六年前的自己，当时我也是初出茅庐，来到这儿创办自己的诊所，我们年龄也正相仿，很容易就成了朋友。他主动要求在我忙于陪审团工作期间，帮我照顾病人。

尽管诊所被托管了，但我有个习惯，每天中午庭歇的时候，我总是要到诊所看望一下护士爱玻和早晨送来的信件。到了星期四，也即审判的第四天，我进门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抬。

“今天早上有啥进展？”

“胶着着呢，”我回答，“诉讼方中止了案情论述。下午就看原告方了。”

“你认为他杀了人吗？”

“难说，枪是他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无法确定是陪审团私下对审判内容进行讨论后，通过投票方式决定支持原告或被告一方的行为。

谋杀还是意外。诉讼方试图证明亚伦·弗拉维和加斯特罗的老婆有一腿，这么一来，杀人的动机就有了。”

爱玻露出一副“我早就料到如此”的得意表情：“我可是一直听到关于这次审判的有趣传闻哦！”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小镇简直就是生产谣言的工厂！库德伯里的情况肯定比这儿还糟，不然也没必要把审判移到北山镇。”

我翻看着早上收到的邮件，但没什么值得注意，“看来我可以赶紧吃个三明治，然后回法庭去了。”

“你就不能透露点儿证人的证词吗？”爱玻恳求道。

“审判结束了我会全部告诉你的，”我答应她，“在那之前，我不能和其他人讨论。”

我常常在某间咖啡馆吃午饭，今天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位陪审团成员：兰德·史密斯女士。她五十多岁了，身板结实，自打我来到北山镇以来，她就一直在干货店上班。“坐我这边吧，山姆医生，”她邀请道，“离开那个沉闷的屋子，感觉好多了。”

“荣幸之至，”我说着，把身子挪到了她对面的木质雅座上，位子有些局促，“应该再有一两天就结束了吧？”

“希望如此！”

这时，蓝思警长走了进来，他在贩售香烟的柜台停下步子，买了一小块口嚼香烟。他看到了坐在雅座里的我们，便走了过来，类似口香糖，含有烟草成分，有烟瘾的人只要嚼一嚼就不需要通过吸烟来

获取尼古丁了。

加入这场谈话。

“作为陪审员的感觉如何？”

“有点不习惯。”

“你的病人们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啦。”他爽朗地笑着。

“我可不希望被人们忘记。”

我们三个人一起朝法院大楼的方向往回走。穿过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蓝思警长和我们挥手告别，他还要去一趟位于下一个街区的监狱。

“那辆是贝利法官的车，”兰德史密斯女士指着一辆黑色的帕卡德轿车，“有人说，他的收入不像一个小镇法官。”

“庭审的时候，他令人印象深刻，”我说，“他从不和犯人有太多瓜葛。”

下午的程序是从辩方陈词开始的，由亚伦·弗拉维的律师发言，他名叫西蒙斯，来自库德伯里。看上去他很好地胜任了这个职务，尽管他的发言有点机械，好像判决结果早已经决定了之后走的过场。我没法判断他的想法到底是想赢还是想放弃，因为我是一个陪审员。

开场白结束后，西蒙斯将他唯一的证人—被告人自己—叫上庭来。亚伦·弗拉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有棕黄色的头发，脸和手臂因为在夏季农场工作的原因变得黝黑。这一周的时间以来，他都和律师坐在一起，表情毫无变化。即使死者的妻子作证说亚伦常常放下手边的农活来和她搭讪，这个年轻人也只不过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似乎忆起了那些七月骄阳下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西蒙斯紧张地搓着双手，这个动作他之前重复了好几次，“请你自己告诉大家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的下午发生了什么。”

“好，”弗拉维开口了，挠着额头，“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田里干活儿—把干草搬到农场里面去。当时只有我和华尔特—加斯特罗先生，因为另一个工人那天生病了。”

“你那时住在加斯特罗的房子里吗？”

“没错。从春种季节开始我就住在那儿，帮忙干一些农活。”

“这期间，你和加斯特罗太太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绝对没有，先生！她是我老板的妻子，就这么多。她负责准备一日三餐，有时候我会帮她做一些家务事。”

“我们知道，死者的遗孀加斯特罗太太正是二八芳龄—与她死去的丈夫相比，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加接近。我们收到一些情报—镇上的传言之类的—大致是说你们之间有些不光彩的事。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先生！”

亚伦·弗拉维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但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手在证人席的椅子上紧张地摩挲，加斯特罗太太之前也有相同的动作。

夫妻紧张时会有些相同的习惯，不知道情人是否一样。

“请继续陈述有关那天下午的证词，弗拉维先生。”

“好的，我当时正在谷仓里，这时加斯特罗先生从田里回来，他说在远处有一群讨厌的乌鸦，让我去房间里拿一下猎枪，他要把它们赶走。”

“你照办了？”

“是的。”

“加斯特罗太太当时在房间里吗？”

“是的。”

“你有没有和她谈话？”

“我印象里是没有。”他在裤子上擦干了手上渗出的汗水，偷瞄了一眼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们。

“你从家里把猎枪拿走的时候，猎枪有没有上膛？”

“在往谷仓走的路上，我装了两发鸟弹。”

“为什么这么做？”

“只是为了帮加斯特罗先生一把。他要去对付那些乌鸦，我想帮他把准备工作都搞定。”

“你到达谷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就站在门里面，因为我是从阳光刺眼的室外走进去的，所以没注意到地上的挤奶椅。我被这个椅子绊了一下，就在我试图稳住身体的时候，枪就走火了。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胸口，我向上帝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然后你做了什么？”一种挤奶时使用的工具，可防止牛脚碰倒装奶的桶。

“我朝屋子跑去，找来了加斯特罗太太。他的状况非常糟糕，流了很多血。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贝利法官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证人发言。这时他身体前倾，向法庭工作人员指了一下桌上的空水壶。老蒂姆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水壶拿走了。很明显，他没有趁中午休庭的时间将水壶灌满，所以现在他要去陪审席对面墙上的饮水器取水。他先放走了水管里的泡沫，接着将水管接入水壶，注满了四分之三的高度。接着，他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法官面前，将水壶放在三个玻璃杯旁边的托盘上。

“很抱歉打断了证词陈述，”贝利法官说道，“好几小时没喝水了，喉咙有点儿渴。”

我扫了一眼法庭后方，发现了那个新来的医生罗伯特·耶鲁，他悄悄地溜进了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坐下。我起初认为他有什么急事找我，后来我发现他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审判。

我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法官席，贝利法官似乎对西蒙斯提出的新问题视若无睹，他拿起最靠近自己的一个水杯，透过眼镜死死盯着杯子的边缘。

“……然后，加斯特罗夫人就叫来了蓝思警长。”亚伦·弗拉维继续说道。

贝利法官的手指在杯子的边缘绕了一圈，很显然他发现那上面有一小块裂缝或是缺口，于是他把这个杯子放回托盘，从剩下的杯子里拿了一个。他举起水壶，往杯子里倒了半杯水。

“枪击纯属意外？”西蒙斯向被告提问。

“百分之百的意外！我发誓！”亚伦·弗拉维的面孔因为情绪激动而变得扭曲，仿佛重历了一番那可怕的回忆。这时我认为他是个无辜的人，否则就是一个杰出的演员。贝利法官将水杯举到唇边，喝了一口水。

随即他脸色大变，将杯子放回桌上。紧接着，他抓着自己的喉咙，发出了痛苦的喘息。我坐在陪审席上看着这一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年我还足够年轻，年轻到能够从陪审席的护栏一跃而过—我正是这么做的。我是个医生，贝利法官需要的就是我。我跑到法官身边的时候，整个法庭乱成一锅粥，律师们和蒂姆·乔叟就在我身后不远。法官从椅子上滑落的瞬间，我扶住了他的身体，他呼出的气体带有致命的苦杏仁味。

“他被人下毒了！”我冲身后的人大喊，“过来帮我一把！”

贝利法官试图说话，我身体前倾，听到他气若游丝的声音：

“石像鬼……”

下一秒钟，我发现怀里已经是一个死人。

法庭的混乱仍在持续，几分钟后才恢复秩序。这时罗伯特·耶鲁也来到我的身边：“山姆，死因是什么？心脏病？”

我摇了摇头：“是毒药。苦杏仁味的。八成是某种氰化物。”

“上帝！水里有毒？”

“还能是哪里呢？”

“但是所有人都看着蒂姆·乔叟从那边的饮水器往水壶里灌水！怎么可能有机会下毒？”

“我只是告诉你有人下毒，他是怎么干的我也不知道。”

蓝思警长分开拥挤的人流，来到我们身旁：“医生，你走到哪儿，尸体就跟到哪儿，简直像一群苍蝇，我发誓！”

“最好把你的犯人带走，警长，让这儿恢复清静。我们又要面对凶手了—一个远比现在的案子更令人头疼的凶手。”

“谁有杀害贝利法官的动机呢？”

“这正是我们要查明的。”

过了好一会儿，一位代理法官进来宣布休庭，陪审员们被遣散。原告亚伦·弗拉维被押回监狱候审，他住在一个假释犯人的牢房里。死者遗孀莎拉·加斯特罗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凶杀搞得身心俱疲，她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含泪离开现场。

“现在是什么情况？”稍后，当法庭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蓝思警长问，“医生，你以前也帮助过我从这些疯狂的案子里脱身，现在又轮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要是选民们知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法官在自己的法庭上被人毒死，他们准得把我的警徽扒了。”

我站了起来，望着法庭里空空荡荡的椅子：“我们一直还没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在手里藏了一些氰化盐颗粒，喝水的时候一起吞了下去。”

“你相信你自己说的这些东西吗，医生？”

“当然不，”我承认道，“据我所知，他并没有自杀的理由。而且真要自杀的话，他更有可能选择非公开场合。百分之九十九是谋杀。”

“怎么下手的？”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氰化物有三种形式—首先是气体，有些州开始采用氰化物气体作为行刑工具；其次是无色液体，人称氢氰酸；最后是固体氰化盐。我认为我们可以排除气体，液体在本案中是最有可能的。我现在还能在法官用过的杯子里闻到苦杏仁的味道。”

“水壶里呢？”

我闻了一下，摇了摇头：“我不认为是水壶的问题，不过你最好也拿回去分析分析。”

“哪能有人在杯子里或水壶里下毒啊？从你告诉我的事实来判断，在场所有人都看着乔叟注水，法官饮水的时候也是一样。”

“法官认为是乔叟干的。他临死前说了‘石像鬼’三个字。”

“这是蒂姆·乔叟的绰号？”

“还能是谁？”

“我们去找他谈谈。”

我们在一间专为法庭工作人员保留的小办公室里找到了乔叟。他勾着身子俯在书桌的抽屉上，正在清理一些铅笔和记事本。

他把这些办公用品堆在桌上，紧挨着的是一张他自己在战时的照片。照片上，乔叟身着一级上士的军装。他抬头看了看我们，然后说：“用不着你们告诉我，我知道自己被解雇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贝利法官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伙伴。梅特兰对我恨之入骨。不过贝利是个真正的绅士。当所有人都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只有他坚持让我留在这个岗位上。”

“什么坏话？比如说你像石像鬼？”我问。

“没错，就是这样。这份工作对长相的要求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水里怎么会有毒的，蒂姆？”蓝思警长问。

“我哪知道！”

“是不是你干的？”

“我说过了，法官是我的朋友。”

“但你没准觉得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没准就是你干的。”

“胡说，扯淡！”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走远点，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他蹒跚着走向衣架，“瞧，我现在要滚蛋了。用不着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我友好地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这里也许还需要你，蒂姆，为了找出杀害法官的凶手。我有些事想问你—你给水壶注水的时候，有没有闻到类似于苦杏仁的味道？”

“我不知道苦杏仁是什么味道，”他回答，“连正常的杏仁是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没闻过杏仁。”

“法官临死前说的话是‘石像鬼’。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没道理的！他从来不会这样叫我！法官一直都管我叫蒂姆。”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中午重新开庭之前，你是不是忘记给水壶加水了？”

“没有，不可能忘记。我一直按照法官的指示将水壶注满。”

蓝思警长让他暂时留在法庭待命，便和我回到法院大厅。

我留意到陪审员之一的兰德·史密斯女士正在和辩护律师西蒙斯交谈。

“真可怕，不是吗？”她悲伤地摇着头，“而且就发生在我们大家眼皮子底下！”

“对我的客户来说也很糟啊，”西蒙斯自顾自地说，“现在他得在牢里把屁股坐穿，直到他们决定重审。我打算让法庭驳回起诉，或者让他自己支付保证金获得保释。”

“机会不大，”蓝思警长说，“弗拉维小弟还没结婚，在这一地带无依无靠。他是个流浪汉，一旦让他出狱，那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儿了。”

西蒙斯把公文包一夹：“我希望法院能有不同看法，警长。”

我们看着他迈开大步离开大厅，兰德·史密斯女士问我：“山姆医生，既然陪审团已经被遣散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投票？”

“实话实说，我还没想好。”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好了，”她说，“我认为是加斯特罗太太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然后让亚伦·弗拉维背黑锅。她陈述证词的时候一直在嚼口香糖。我从来不相信在公共场所嚼VI香糖的女人。”

“也许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我是指弗拉维背黑锅的部分。”我承认。

“你觉得法官是怎么被害的？是不是整个供水系统被污染了？这事儿发生之后，我都不敢喝饮水器的水了。”

“饮水器没问题。”贝利法官在我怀里咽气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法庭里的饮水器有无问题。水很干净，塞子也没有被动过手脚。

“感谢上帝！”兰德·史密斯女士说完，跑过去喝水了。我们镇的另一位法官——将陪审团遣散的那位——名叫布鲁斯·梅特兰。他是个壮实男人，为人友善，一个典型的地方政客。蓝思警长回监狱察看亚伦·弗拉维的状况，趁此机会，我决定去梅特兰的办公室拜访。

“欢迎，霍桑医生，”他挥手请我进屋，“您是被我遣散的陪审团的一员，对吗？”

我点了点头：“好容易有个机会担任本镇的陪审员。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可说不准。北山镇一直在发展。我们将会需要更多的医生，也需要更多的陪审员。您在想什么？”

“我敢肯定，我脑子里想的事儿和您一样——贝利法官。”

他悲伤地摇了摇头：“可怜的家伙，谁会干出那种事呢？”

“这正是我来此想要请教您的问题。”

“他没有什么敌人——除了那些曾经被他判刑的罪犯们。但这对法官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的工作啊。”

“我和老蒂姆谈过了，他认为既然贝利已死，您将会剥夺他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职务。”

“唔，我没法儿假装自己喜欢乔叟。那个丑陋的男人！”

“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才受伤的。”

“要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他从桌上的一盒哈瓦那烟盒里抽了一根点上，“我希望警长好好查查他和贝利遇害之间的联系。”

“蒂姆自称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