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女儿在坦帕市。”特雷弗·斯通说。

“斯通先生，”安琪说，“你没听到我们讲的话吗？”

他拉紧晚装便服领口。透过迷蒙的眼睛看她。“听到。两个男人相信她死了。”

“是。”我说。

“你觉得呢？”

“还很难说，”我说，“但从我们听到的描述来看，杰夫·普莱斯不像是会在企图躲藏的时候，还带着像你女儿这么引人注目的女人在身边。所以坦帕市的线索……”

他张口想说话，随即闭上。眼睛紧闭，似乎在强忍某种酸性物质。他的脸滑溜溜地渗出汗水，脸色比漂白过的骨头还苍白。昨天早上他准备好要见我们，他使用拐杖，穿着讲究，展现一个虚弱但骄傲且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

但今天晚上他来不及准备我们就到了，他坐在轮椅上，据朱利安说，如今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使用轮椅，被癌症和企图对抗癌症的化疗折磨得身心俱疲。头发稀稀疏疏翘在头顶，声音是非常沙哑的微弱低语。

“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线索。”他说，眼睛仍然闭上，哆嗦的拳头按住嘴巴。“也许那也是贝克先生失踪的地方。嗯？”

“也许。”我说。

“你们多快能动身？”

“什么？”安琪说。

他睁开眼睛。“去坦帕市。你们明天一早能不能准备好？”

“我们必须订机票。”我说。

他皱眉。“没有必要订机票。朱利安可以明天一大早去接你们，载你们去搭我的飞机。”

“你的飞机。”安琪说。

“找到我女儿或贝克先生或普莱斯先生。”

“斯通先生，”安琪说，“机会不大。”

“好。”他对着拳头咳嗽，眼睛又闭上一会儿。“如果她还活着，我要找到她。如果她死了，我要知道。如果这个普莱斯先生是害死她的人，你们愿不愿意为我做件事？”

“什么事？”我说。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大忙杀了他？”

房间空气突然冷得像冰。

“不。”我说。

“你以前杀过人。”他说。

“绝对不再。”我说。他转头面对窗户。“斯通先生。”

他把头转回来，看着我。

“绝对不再，”我重复，“明白吗？”

他闭上眼睛，头靠在轮椅头枕上，从房间向我们挥手。

“你看到的男人像死人多过于活人。”朱利安说，我们在大理石玄关，他手上拿着安琪的大衣。

安琪伸手接大衣，他示意她转身背对他。她做个鬼脸，但照做了，朱利安将大衣滑上她的臂膀，盖住她的背。

“我看到的男人，”他边说边伸手到壁橱拿我的夹克，“像塔一样高耸在其他男人之前，高耸在工业和金融和他愿意踏足的每一个领域之上。这个男人的脚步声令人颤抖，而且尊敬，至高无上的尊敬。”

他举起我的夹克，我套进去，闻到他身上干净清凉的古龙水味道。我闻不出那是什么牌子，但我知道反正我买不起。

“你跟他多久了，朱利安？”

“三十五年，肯奇先生。”

“不倒翁呢？”安琪说。

朱利安对她淡淡一笑。“你是说克里夫顿先生？”

“是。”

“他跟我们也有二十年了。他本来是斯通夫人的男仆和私人秘书。现在他帮我料理房地产的维修和保养，当斯通先生本人太累时，照顾斯通先生的生意。”

我转身面对他。“你认为黛丝丽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希望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事。她是一个极乖巧的孩子。”

“贝克先生呢？”安琪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姐？”

“他失踪那晚是在来这个房子的途中。我们向警方查过，奥奇森先生。那天晚上1A号公路沿途没有发生过任何骚动或不寻常的事件。没有车祸或遗弃车辆。没有出租车公司在那段时间载客到这个地址或往这个方向。杰·贝克那天没有租过车，他自己的车子还停在他的公寓停车场。”

“因此你们假设？”朱利安说。

“我们没有假设，”我说，“只有感觉，朱利安。”

“哦。”他替我们开门，涌进门廊的空气像来自北极。“那些感觉告诉你们什么？”

“告诉我们有人说谎。”安琪说。“也许很多人。”

“值得思索。是的。”朱利安颔首。“晚安，肯奇先生，珍纳洛小姐。开车小心。”

“上是下。”安琪说，车子驶过杜宾桥，万家灯火的都市夜景铺展在我们眼前。

“什么？”我说。

“上是下。黑是白。北是南。”

“行，”我说得很慢，“你要不要开到路边，换我来开？”

她瞅我一眼。“这个案子，”她说，“我开始感觉人人在说谎，人人有什么东西要隐瞒。”

“那么，你想怎样？”

“我想停止对别人的话信以为真。我想质疑每一件事和不信任每一个人。”

“行。”

“而且我想闯入杰·贝克的家。”

“现在？”我说。

“现在。”她说。

杰·贝克住在慧帝苑，一栋俯瞰查尔斯河或舰队中心的高楼大厦，全看你的公寓面对哪个方向。

慧帝苑是查尔斯河公寓群的一部分，一个可怕的现代豪华集合住宅区，20世纪70年代建造，和市政厅、荷利与林德曼中心、肯尼迪大楼一起取代旧的西角小区，因为几个天才都市计划专家决定这个小区非铲除不可，好让70年代的波士顿看起来像《发条橘子》里的伦敦。（译注：A Clockwork Orange，1971年的电影，改编自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名小说，故事讲一群以杀人为乐的少年。书名源自英国俚语“像上了发条的橘子一样古怪”。）

从前西角很像北角，虽然有些地方因为邻近斯考莱广场和北站的红灯区，看起来比较脏一点、寒酸一点。如今红灯区不再，西角已逝，五点以后路上行人寥寥无几。都市计划专家在原来的小区竖起钢骨组装的市政建筑，蜷伏蔓生的水泥丛林，没有机能只有形式，且形式丑陋无比，以及高大的混凝土空心砖集合住宅，那个模样除了干旱不毛、毫无特色的地狱外，无以名之。

我们绕着斯多洛环道开到慧帝苑入口，充满巧思的招牌欢迎我们：“如果你住在这里，你终于到家了”。

“如果我住在这辆车里，”安琪说，“我难道不也是到家了？”

“或住在那座桥下。”

“或住在查尔斯河。”

“或住在那个垃圾箱。”

我们一来一往玩这个游戏直到找到停车位，另一个如果我们住在那里也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你真的痛恨现代，是吗？”她说，我们向慧帝苑走去，我抬头看这栋建筑，掩不住脸上嫌恶的表情。

我耸肩。“我喜欢现代音乐。有些电视节目也比从前好看。但仅此而已。”

“没有一栋现代建筑你看得上眼？”

“我看到汉考克大楼或遗产广场不会立刻想炸了它。但法兰克·洛伊‘错’和贝聿铭设计的房子或建筑没有一栋比得上甚至最基本的维多利亚建筑。”（译注：Frank Lloyd Wright是美国建筑大师，作者故意将其姓氏Wright说成Wrong“错”，因Wright与right“对”同音。）

“你绝对是波士顿男孩，帕特里克。彻头彻尾。”

我点点头。我们爬上慧帝苑门口台阶。“我只希望他们放过我的波士顿，安琪。如果他们一定要建这种狗屎，去哈福特好了，或洛杉矶。管它哪里，只要不是波士顿。”

她捏捏我的手，我注视她的脸，看到一抹微笑。

我们穿过一组玻璃门进入候客室，迎面是另一组锁上的玻璃门。我们右边墙上有一列名牌。每个名牌旁边有三个数字，整列名牌左边有一具电话。正是我所担心的。你甚至不能用一次按十个门铃，盼望其中一户会帮你开门的老伎俩。如果你使用电话，接电话的人可以透过监视摄影机看到你。

那些可恶的小贼害我们私家侦探日子不好过。

“看你刚才越说越激动的样子很好玩。”安琪说。她打开皮包，高举过顶，稀里哗啦把里面东西倒了一地。

“是吗？”我跪在她旁边，我们开始把东西一一捡回皮包。

“是啊。很久没看到你为任何事情激动了。”

“你也是。”我说。

我们对望，她眼中的问题那一刻可能也存在我的眼中：

这些日子我们是谁？杰瑞·格林夺走一切后，还剩下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再快乐起来？

“一个女人究竟需要多少支润唇膏？”我说，继续拣地上的东西。

“十支刚刚好，”她说，“至少五支，如果你必须减轻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