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彼埃尔·卡多吗？”

“您是谁？”

“我可以和雅克丽娜说话吗？”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我放下了话筒。

*

翌日午后，我在但丁咖啡馆里又见到他们，樊·贝维和她。在咖啡厅的深处，只有他们俩在玩电动台球。我来到近旁，他们也没有停下手中的游戏。雅克丽娜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裤，直束到脚跟；脚上穿着一双系鞋带的红布鞋，不是御寒的冬鞋。

樊·贝维跑去买盒烟，只剩下雅克丽娜和我面对面坐着，我趁此空当问她：

“卡多今天没有来？昨晚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玩得开心吗？”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您为什么问我这些？”

“我看见您和他一起走进大楼里。”

我努力装出笑容，用淡淡的口气说。

“您跟踪我。”

她圆睁双目。这时，樊·贝维走回来，她这下低声对我说：

“只准您知道。”

我想起乙醚瓶子——正如她说的，那个“脏东西”——那一夜她和我两人一起共享……

“您好像有心事……”

樊·贝维站在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像要将我从一场噩梦中拉出来似的。他递给我一盒烟。

“你想再玩一盘台球吗？”雅克丽娜问他。

她好像故意要他和我分开。

“现在不，玩久了头痛。”

我也是，甚至我离开但丁咖啡馆，脑里还回响着电动弹子的声音。

我问樊·贝维：

“您有卡多的消息吗？”

雅克丽娜皱了一下眉头，大概暗示我不必谈这个人。

“为什么？您对他感兴趣吗？”

他用冷淡的口气问我。我能记住卡多的名字，他感到惊讶。

“这是位好外科—牙科大夫吗？”我问道。

我回想起他那套灰色的西服和低沉洪亮的声音，他不乏某种高雅的气派。

“我不知道。”樊·贝维答道。

雅克丽娜装着没有听见，目光朝咖啡馆的入口，望着外面。樊·贝维微笑着，有点强笑的样子。

“他一半时间在巴黎工作。”他说。

“除了这，还在哪里工作？”

“在外省。”

前几天夜间，我们在居雅斯街咖啡馆里，他们和卡多谈话时似乎十分拘谨。我当时坐在他们的对面和他们交谈，尽管一些话无关痛痒，他们的拘谨仍然没有消失。今天我在雅克丽娜的沉默中和樊·贝维支吾搪塞的答话中又察觉到这种拘谨。

“和这人在一起，令人烦恼的是他老纠缠不休。”雅克丽娜说。

樊·贝维听到她主动告诉我这个秘密，松了一口气，似乎从今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秘密要对我隐瞒。

“我们不想特地见他，”他补充说，“是他老来纠缠我们……”

是的，正是那天晚上卡多说过的：两个月之前在兰格吕纳游乐场里他们认识了，他独自一人在玩台球，漫不经心地在消遣时间，他邀请他们到稍远的吕苏湄尔唯一还开着的餐厅里吃晚饭，他告诉他们他是地方的牙医，在勒阿弗尔……

“你们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吗？”我问。

卡多说他是勒阿弗尔的牙医，我对此表示怀疑，樊·贝维听我这一问好像非常吃惊。很久以前，我到这个城市去了好几次，从那儿坐船去英国。我常在码头周围散步。我努力回忆列车到达火车站的情景，以及到港口的路程。那里的大街很宽阔，两旁都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巨大的建筑物和广场使我感觉一片虚空。现在我竭力想象卡多生活的这种背景。

“他甚至还把他在勒阿弗尔的地址给了我们。”樊·贝维说。

我不敢当着雅克丽娜的面问他知不知道在巴黎奥斯曼林荫大道的另一个地址。突然，她的目光流露出讥讽，好像在想樊·贝维把事情简单化了。事情变得远没有实际那么复杂：他们在诺曼底海水浴疗养地认识了他，他只不过是勒阿弗尔一位普普通通的牙医。现在我回想起：在勒阿弗尔我总在码头的一家咖啡馆等船，名叫“海洋之门”……卡多去过这家咖啡馆吗？他去那儿也穿着同样的灰色西服吗？明天，我将买一张勒阿弗尔的地图。要是我单独和雅克丽娜在一起，她会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以为他不知道我们在巴黎的行踪。但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又看到他……”

樊·贝维稍稍弯下腰，头龟缩在双肩之间，仿佛他正要跨越一个障碍物似的。

“你们在街上遇见他？”我问道。

“是的。”雅克丽娜答道。“我偶然碰见他，他在夏特莱广场等出租车。我把旅馆的地址给了他。”

她好像一谈及这一话题，突然就噎住了。

“现在他一半时间在巴黎，”樊·贝维说，“他想见我们，我们也无法拒绝他……”

昨日下午，卡多打开车门，雅克丽娜从车里走出来，紧跟着他走进奥斯曼林荫大道的一幢大楼里。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是他们俩。雅克丽娜脸上毫无恼意。

“您真的非见他不可？”

“有一点。”樊·贝维说。

他朝我笑了笑，犹豫了一阵儿，然后又说：

“您可以帮我们一个小忙……每次这家伙来纠缠我们时，您和我们待在一起……”

“您的在场有利于我们谈事情。”雅克丽娜说，“您对这感到厌烦吗？”

“一点也不。我很乐意来。”

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

*

星期六，樊·贝维准备去弗日雷索。下午约莫五点，我在他们住的旅馆前等候着他们，因为事先他们要我这样做。樊·贝维第一个走出来，他提议沿着图纳尔码头散散步。

“我拜托您照顾雅克丽娜。”

听了这话，我吃了一惊。他有点难为情，告诉我：卡多在这之前给他打了电话，称他因工作无法开车陪他去弗日雷索。但樊·贝维不相信他这表面谦恭的托辞，也不相信他这般假惺惺的诚恳。事情很清楚，卡多想利用他的不在，偷偷来看雅克丽娜。

那么樊·贝维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弗日雷索？

他回答说：如果他这样做，卡多就会去那里找他们，还不是一回事？

这时，雅克丽娜走出旅馆，和我们一道散步。

“我敢肯定你们刚才在谈卡多。”她说。

她瞪着我，又看着他。

“我要求他照顾你。”樊·贝维说道。

“你想得真周到。”

如同上次，我们陪他一直走到玛丽桥地铁站，他们俩都保持沉默。而我，我再不想多嘴了。我禁不住露出一种不经意的样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能独自和雅克丽娜待在一起，况且还是樊·贝维亲自授权我这样做的，我充当一个她的保护者的角色，我还奢望其他什么？

在走下地铁楼梯前，他说：

“我争取明天上午赶回来。”

他走到阶梯的下方，停了一下，一动也不动，人字斜纹的布大衣裹着笔直的身板，他盯着雅克丽娜说：

“如果你想找我，可以打电话到弗日游乐场……”

他脸上蓦地显出倦意。

他推开门，门扇在他的后面重重地关上。

我们穿过圣路易岛，朝南岸走去，雅克丽娜挽着我的胳膊。

“我们什么时候见到卡多？”

听了我这句话，她好像有点不快，没有回答。

我本想她在旅馆门口会和我道别。但她拉我到她的房间里。

夜幕降临，她打开床头灯。

我坐在靠近盥洗池的椅子上，而她坐在地板上，背靠床沿，双臂抱着弯曲的膝盖。

“我得等他的电话。”她对我说。

她说的是卡多的电话，为什么她必须等他的电话？

“昨天，您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监视我？”

“是的。”

她点上烟，抽了一口，就开始咳嗽起来。我离开椅子，坐在地上，在她的身旁。我们都背靠着床沿。

我从她手里夺过烟。抽烟对她毫无益处，我真希望她能停止咳嗽。

“我不愿意在热拉面前谈论卡多……在您面前，他可能感到尴尬……不过，我还是要告诉您：热拉对一切了如指掌……”

她的目光直逼着我，露出挑衅的神态说：

“目前，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们需要这个人……”

我正准备向她提个问题，然而这时她伸长手臂，熄灭了床头灯，随后俯身贴近我，我感觉到她的嘴唇吻着我的脖子。

“现在我们该想别的事了，您难道不愿意吗？”

她说得对，别想他了，谁也不知道将来有多少烦恼。

晚上七点左右，有人敲门，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叫喊：“有电话。”雅克丽娜从床上起来，没有打开灯，就穿上我的雨衣，离开卧室，门半掩着。

电话机固定在走道的墙上，我听见她回答“是”或“不是”，还重复说：她并不一定非得今晚去，似乎对方听不懂她的话，或者她想卖关子，让对方求她。

她又关上门，坐在床上。她穿上一件太大的雨衣，双袖高高卷起，样子特别好笑。

“过半个小时，我和他有个约会，他来找我……他以为我一个人在这里……”

她凑近我，压低声音说：

“我需要您帮一下忙……”

卡多将带她和他的朋友一道吃晚餐，她不知道晚上的结局如何。她要我帮的忙是这样的：我要在卡多到达前离开旅馆。她暗里交给我一把钥匙，那是奥斯曼林荫大道他套房的钥匙；她要我潜入他的房间里，在牙诊室的一个壁橱——“靠近窗户的那个壁橱”——里寻找一个手提箱；我拿走这个箱子，带到她的卧室这里。就这样，事情很简单。她将于十点钟左右打电话告诉我在哪里会合。

这个箱子里到底藏了什么宝贝？她难为情地笑了笑。对我说：“一点钱。”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当卡多再也找不到它时，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好了，他绝对料想不到我们会偷这个箱子。当然，他更不知道我们会复制他房间的钥匙。她曾趁他不注意时，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快制钥匙”铺上复制了一把钥匙。

她用“我们”称呼，我心里十分激动，因为“我们”指她和我。我仍想了解樊·贝维知道不知道这个计划。他肯定知道，但他更喜欢由她来告诉我这事。这么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无关紧要的角色而已。他们要我干的，是一种撬门偷东西的勾当。为了消除我的顾虑，她强调说：卡多不是一个“好人”。总之，“他必须这样偿还她……”

“手提箱很沉吗？”我问道。

“不沉。”

“因为我不知道回来该坐出租车，还是坐地铁？”

我毫不迟疑地答应做这件事，她却显得有点惊奇。

“叫您为我做这事，您不觉得为难吗？”

她大概还想补充说我不会有危险，但我不需要她的鼓励。说实在的，我从童年开始，见过我父亲搬了许多行李——双层底的箱子、袋子和小皮箱，甚至黑色的公文包。父亲提着公文包，给人一个受人敬重的假象……然而我总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十分乐意做这件事。”我对她说。

她对我笑了笑，一边谢我一边补充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叫我做这样的事。我因樊·贝维也知道这事，感到有点失望。但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感到尴尬，我习惯于提箱子。

走出门外，她把钥匙递给我，亲了我一下。

我快步走下楼梯，飞速地穿过码头，朝图纳尔桥走去，希望不要碰到卡多。

在地铁里，正是人流的高峰期，我挤在人群中，反而觉得安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我决定，拿回手提箱时，还坐地铁回来。

我在阿弗尔—沟马丹车站等去米罗湄尼的列车。还有时间，雅克丽娜在十点前不会打电话到旅馆叫我。我让两三趟地铁列车过去。为什么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而不是叫樊·贝维办呢？她真的告诉他我去拿那个手提箱？和她在一起，从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走出地铁，心里感到一阵恐惧，但很快就消失了。路上的行人不多，我交错而过。一座座大楼的窗户昏暗，职员们刚刚离开办公室。在160号大楼前，我抬起眼睛，唯有五楼的窗户亮着灯。

我没有打开定时楼梯灯，电梯缓缓地上升，我头顶上的灯泡射出黄色的光线，在墙上投下栅梯的影子。我让电梯的门半开着，借电梯的光线，迅速地将钥匙插入锁眼。

在前厅四周，房间的双重门敞开着，从大街的路灯射来一股白色的光芒。我从左边走入牙诊室。诊室中间放着一把给病人坐的靠背椅，皮靠背略往后仰，看上去像一张增高的长沙发，病人可以伸腿靠在上面。

借着路灯的光线，我打开靠近窗口的那个铁皮橱，手提箱就在里头一层架子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白铁皮做的手提箱，就像休假军人常提的箱子一样。

我提上箱子，又回到前厅。在牙诊室的对面有一个候诊厅。我转动开关，光线从一盏水晶吊灯上射下来，几把绿绒靠背椅，在一张矮桌上放着一堆杂志。我穿过候诊厅，走进一个小卧室，一张狭窄的床上被单凌乱。我打开床头灯。

一件睡衣在枕边卷成一团。在衣橱里，用衣架挂着两套和卡多在居雅斯街上穿的一样形状的灰色西服。在窗脚，放着一双栗色的皮鞋，用鞋撑撑住。

显然，这就是卡多的卧室，在柳条筐里，我看见一个“国王”牌香烟的烟盒，这是雅克丽娜习惯抽的烟，大概是前一天晚上她来这里扔下的烟盒。

我机械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堆安眠药瓶和阿斯匹林药瓶，以及名片。名片上写着：彼埃尔·罗博，外科—牙科医生，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电话Wagram 1318。

手提箱用锁锁着，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撬开？它并不重，里面大概放着钞票。我在西服的口袋里摸了摸，找到一个黑色的皮夹子，里面放一张身份证，是前年签发的，名字是彼埃尔·卡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生于波尔多（纪龙德省），家住：巴黎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

这么说，卡多至少住在这里有一年……这也是一个名叫彼埃尔·罗博的外科—牙科医生的住所。时间已经太迟了，无法向楼下看门人打听，况且我不可能手拿这个白铁皮箱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我坐在床沿，闻到一股乙醚的气味，心里好像一阵刺痛，似乎雅克丽娜刚刚离开这个房间。

在离开大楼之前，我却决定敲敲看门人的玻璃门，里面亮着灯光。一个棕色头发的矮小的男人打开了门，头露在半掩的门缝间，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

“我想见罗博大夫。”我对他说。

“罗博大夫现在不在巴黎。”

“您能告诉我到哪里去找他？”他似乎越来越不信任我，眼睛停在我手上拿的白铁皮手提箱。

“您没有他的地址吗？”

“我不能给您地址，先生，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罗博大夫的亲戚，我在军队服役，回来休假几天。”

听了这些详细的自我介绍，他似乎对我稍稍放心些。

“罗博大夫在他的贝乌斯特的住宅里。”

我觉得这个地名的字的组合不很清楚。我叫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我听：贝—乌—斯—特。

“对不起。”我对他说，“不过，我想罗博大夫不再住在这里，在住户名单上有另一个名字。”

我指了指名单和卡多的名字。

“这是罗博大夫的一个同僚。”

我又看出他脸上显出不信任的表情，他说：

“再见，先生。”

突然他转过身，关上门。

我已经在楼外了，决定步行到圣拉扎尔车站；手提箱真的不沉，林荫大道上冷清清的，大楼正面的灯熄灭了，不时有轿车擦身而过，朝星形广场驶去。我刚才敲了看门人的门可能犯下一个错误，因为他将说出我的体貌特征。为了自我安慰，我暗里在说：任何人——卡多，还有那个幽灵般的罗博大夫以及160号大楼的看门人——都无法指控我。是的，我所做的——潜进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拿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手提箱，这行为对其他人来说，带有某种严重性——这一切对我来说不会有危险。

我不愿意马上返回图纳尔码头。我登上火车站的台阶，走进大厅。许多人涌进开往郊外的列车的月台上。我坐在一条板凳上，双腿夹着手提箱。渐渐地，我自己也觉得既像一个游客，又像一个休假的军人。圣拉扎尔车站给我提供一个逃避场所，它比列车将开往的郊外或诺曼底更广阔。买一张车票，去勒阿弗尔——卡多待过的城市。在勒阿弗尔，消踪在任何地方，消踪在广阔的世界。从海洋之门过去……

为什么这个车站大厅叫做歇脚大厅？大概在这里歇一会儿就出发了。再也不要用力，甚至你的脚力……

我一直走到大厅深处的餐厅。在露天座上，坐着两个休假军人，手里带的手提箱和我的一模一样。我差点儿向他们要开箱子的小钥匙，以便打开我的箱子。但是我害怕一旦箱子打开，里面一沓沓钞票会暴露在我的近邻，特别是暴露在一位穿便装的检查员的眼皮下。我听说他是火车站的巡警，一听说警察这两个字，使我想起雅克丽娜和樊·贝维，似乎他们俩要把我拖进一场冒险之中：从今以后，我将成为车站警察的猎物。

我走进餐厅，选择靠近玻璃窗的一张桌旁坐下，玻璃窗悬在阿姆斯特丹街的上方。我并不饿，叫了一份石榴汁。我把手提箱夹在双腿之间。我邻座的一对夫妇在低声谈话，男的棕色头发，三十来岁，颧骨上有麻点，他没有脱去外套；女的也是棕色头发，穿着一件皮大衣。他们刚吃完晚餐。这位女乘客与雅克丽娜一样抽的是“国王”牌香烟。在他们坐的长凳后靠着一个黑色的大包和一个同样颜色的皮箱子。我自忖他们是否刚到达巴黎或者正要出发。女的清晰地说：

“我们只能乘下一趟火车。”

“什么时候开？”

“十点十五分。”

“好的。”男的说。

他们用一种奇特的表情互视了一下。十点十五分，这也正是雅克丽娜往图纳尔码头给我打电话的时间。

男的结清了账，他们站起来。他提起黑包和手提箱，从我的桌前走过去，丝毫没有注意我。

侍者俯身对我说：

“您选好了吗？”

他指着菜单。

“这里是吃饭的餐厅……您想吃点什么？……”

“我在等一个人。”我对他说。

我从玻璃窗望出，突然看见那一男一女走在阿姆斯特丹街的人行道上。她挽着他的胳膊，他们走进一家旅馆。它就在不远的下面。

侍者又站在我的桌子前。

“先生，您决定吃点东西吗？我快要下班……”

我看了看表，八点十五分。我更愿意待在这里，而不愿冒着寒冷在外面闲逛。于是我点了菜。人流高峰期过去了，乘客都是坐去郊区的列车。

下面，阿姆斯特丹街上，布达佩斯广场前最后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后有许多人。那里，光线比但丁咖啡馆更黄、更浑浊。很久以来，我心里一直琢磨着，为什么这些人消失在圣拉扎尔附近，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地区是巴黎最污浊的地方之一。刚才那一对夫妇也抵挡不住这一诱惑。他们宁愿错过火车的时间，也要来到旅馆里关在房间中，放下黑色的窗帘，就像利马旅馆一样，但这里的墙纸更脏，床单被前来的过客弄得皱巴巴的。在床上，她甚至不敢脱掉皮大衣。

我吃过晚餐，把手提箱放在长凳上，我的身旁。我拿把小刀，试试把刀尖插入锁眼。但锁眼太小。锁用几个小钉固定住，我可以用一把钳子拔出钉子。但何必呢？等会儿，我和雅克丽娜在一起，在图纳尔码头的房间里打开它。

我也可以一走了之，永远不给他们，不给她和樊·贝维留下任何音信。直至现在，我留下唯一好的回忆，是逃遁的回忆。

我心里想把一张纸剪成一片片小方块，在每一个方块上写上一个名字和一个地方：

雅克丽娜

樊·贝维

卡多

罗博大夫

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三层

图纳尔码头65号，图纳尔旅馆

圣日耳曼林荫大道46号，利马旅馆

居雅斯街22号，居雅斯咖啡店

但丁咖啡馆

弗日雷索，迪耶普，巴涅欧罗内，昂基恩，

吕苏湄尔，兰格吕纳

阿提蒙

我要像洗扑克牌一样洗这些纸片，然后排列在桌面上，那么，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局限在二十来个不相称的姓名和地址中，而我只是它们唯一的联系？我与这些名字和地方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处于梦幻之中。在梦中当您受到危险威胁时，您知道随时会从梦中惊醒过来。倘若我决定离开这张桌子，随后一切都分离，一切都消失在虚空之中，只剩下一个白铁皮的手提箱和几块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名字和地方。

我又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车站大厅。我朝月台走去。在巨大的列车时刻牌上，我寻找刚才那一对男女将要坐的二十二点十五分火车的目的地：勒阿弗尔。我似乎觉得这些列车没有开去任何地方，乘客被迫在车站溜达，从餐厅走到候车厅，从候车厅走到售货长廊和周围街道，还有一个小时要消磨。在郊区线附近，我停在一个电话间前。难道回到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把手提箱放回原处吗？这样一切恢复原样，我就没有什么可自责了。在电话间里，我查了查电话簿，因为我忘了罗博大夫的电话号码。电话铃连续响着，没有人接。要不要打电话到贝乌斯特找这位罗博大夫，向他承认一切？现在雅克丽娜和卡多会在哪里？我挂断了电话，更愿意留下这个手提箱，带给雅克丽娜，这是唯一和她保持接触的办法。

我翻了翻电话簿。巴黎大街的名字在我眼皮下鱼贯而过，还有大楼的号码、居住人的姓名。我的目光停在：圣拉扎尔（火车站），惊奇地发现那里也有名字：

警察网　Lab 28 42

卧铺　Eur 44 46

罗马咖啡馆　Eur 48 30

终点站旅馆　Eur 36 80

搬运队　Eur 58 77

咖玻里尔·德玻里，花店，

候车大厅　Eur 02 47

售货长廊：

1贝尔努瓦店　Eur 45 66

5彼德罗和迪雷太太店　Eur 42 48

“大地”鞋店　Eur 44 63

电影放映室　Lab 80 74

19布尔儒瓦（勒内）店　Eur 35 02

25私人邮局　Eur 45 96

25（甲）诺诺—纳内特店　Eur 42 62

27铁饼掷手店　Eur 41 43

能否和这些人打电话联系呢？这时候，勒内·布尔儒瓦在车站的某个地方吗？在候车大厅的玻璃窗后，我只看见一个穿着栗色外套的男人，倒在一条长凳上睡觉，外套的口袋里露出一张报纸，他是贝尔努瓦吗？

沿着宏伟的楼梯，我来到售货长廊，所有的店门都关闭。阿姆斯特丹广场里，出租车排队等待着，我听见马达“噗噗”的响声。售货长廊上，灯光明亮，我突然害怕撞上“警察网”——正如电话簿上所写的——的检查员。如果他要我打开手提箱，那我得无地自容，他们将易如反掌地把我逮住，拉到车站派出所。这太蠢了！

我走进电影放映室里，在出纳台付了两法郎半的钱，一位剪短发的棕色女引座员照着手电筒，带我到头几排的座位上，但我更喜欢坐在大厅的深处。银幕上接连出现新闻影像，播音员用一种刺耳的声音讲解。二十五年来，我听惯了这种声音。去年在波拿巴电影院里放映一场过时的剪辑影片，我也听到这种声音。

我把手提箱放在右边的座位上。在我前面，我数了数，稀稀拉拉共有七个人影，仅仅七个观众！厅里飘浮一种臭氧的温热的气味。当你走近地铁的栅栏边也常闻到这股气味。我几乎不太注意本周的时事短片，一刻钟又一刻钟，这些图像又出现在银幕上，毫无时间性，和这种刺耳的声音一样难受。我心里在自忖：播音员是不是安上假器而引起声音不正常。

时事短片第三次在放映，我看了看表，九点半。我前面只剩下两个人影。大概他们都睡着了。引座员坐在加座上，背靠在入口的后墙上。我听见折叠式的加座关叠的声音。她打开手电筒，扫了一下我这一排座位。她引导一位穿制服的年轻人，叫他坐在走道的另一旁。她熄灭了手电筒，两人坐在一起。我无意中听见他们的只言片语。他大概也是乘去勒阿弗尔的火车，两周之后他争取再来巴黎，他将打电话告诉她来巴黎的确切时间。他们坐在我的附近，仅是走道把我们隔开。他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响，仿佛忘记了我在旁，也忘记前面还有两个睡着的观众。过一会儿，他们不语，两人紧靠着身体，拥抱亲吻。银幕上，总是刺耳的声音，喋喋不休的讲解，接二连三的影像：罢工者游行，一位外国政治家来访的车队穿行在巴黎街道上，爆炸……我宁可这些声音完全消失。播音员在讲解未来的灾难时，声调不变，没有流露一点怜悯，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现在引座员骑在她的男伴的膝盖上，她在他的上面一冲一冲地颤动，像弹簧似的上下磨擦，不久她发出呻吟和喘息声，声音覆盖播音员刺耳的声音。

在罗马广场上，我在口袋里找有没有钱，十个法郎。我可以坐出租车，这比乘地铁更快，因为坐地铁我得在歌剧院站换车，得提着这个箱子沿着地道走一段路。

司机正准备把手提箱放在车尾箱里，不过我更愿意随身带箱子。我们沿着歌剧院大街而下，飞驶在码头上。那夜，巴黎冷清静谧，就像一个我将永远离开的城市。到达图纳尔码头。我怕房间的钥匙丢失。还好，就在我的雨衣的口袋里。

我走到总台前，值班人通常待到半夜。我问他有没有人打电话到三号房。他回答说没有。不过，这时才九点五十分。

我登上楼梯，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可能他分不清樊·贝维和我，或者因为旅馆不久就要关门，他不再理进进出出的人。

我让房间的门虚掩着，以便我能听到他喊我接电话。我把手提箱平放在地上，然后躺在雅克丽娜的床上。枕头上留下乙醚的气味，她又吸乙醚吗？以后我会不会总把这种气味和雅克丽娜联系起来？

从十点开始，我心里焦急不安：她会不会来电话？我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她？我经常在想：我认识的人不时会失踪，再也听不到任何消息。我自己也一样，有时与人约会，我不赴约；甚至我和人家走在街上，我趁人不注意，溜之大吉。圣米歇尔广场的一个大门曾帮我的大忙，我一跨过大门，溜进大院里，跑到燕子街。我在黑色的小记事本列了一个表，记下所有前后门相通的大楼……

我听见楼梯口值班人的叫声：三号房有电话。十点十五分了，我已经不相信会来电话。她不辞而别甩开卡多，她现在十七区。她问我有没有带回箱子，叫我把她的衣服放在一个旅行袋里。我还得到利马旅馆拿我的东西，然后到但丁咖啡馆等她。不过，我应该尽快离开图纳尔码头，因为这是卡多可能来的第一个地方。她讲话的声调十分平静，似乎她头脑里事先安排好这一切。我从壁橱里拿出一个旧旅行袋，在袋里塞进两条裤子、一件皮上衣、胸罩、几双红布鞋、卷领羊毛衫，以及盥洗架上的梳洗用具，其中有一瓶乙醚。衣橱里只剩下樊·贝维的衣服。我让灯光亮着，为使值班人以为屋里还有人住，我关上门。樊·贝维几点回来呢？他会到但丁咖啡馆和我们会合吗？她有没有打电话到弗日或迪耶普，同样通知他？

我提着旅行袋和手提箱，跑下楼梯。我没有打开定时路灯，担心引起值班人的注意。他趴在一张报纸上，好像在做填字游戏。我经过时，禁不住望了他一眼。但他没有抬头看我。到了图纳尔码头，我害怕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叫：先生先生……请马上回来……而且，我还预先想象过：卡多的汽车停在我的身边……不过，一到贝尔纳会修士街，我恢复了镇静。我很快登上我的房间，把几件衣服和剩下的几本书塞进雅克丽娜的袋子里。

然后我下楼，结清了账。夜间值班人没有问我任何事。到了外面，跑到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我心里感觉一种习以为常的醉意。每次我逃跑时总是感觉昏沉欲醉。

*

我坐在咖啡馆深处的桌旁，把手提箱平放在长凳上。厅里没有一个人，仅有一个顾客倚在酒吧的柜台前。那儿，墙上一排排香烟的上方，时钟的针儿指着十点半。在我的身旁，第一次看见电动弹子台这么静。现在，我肯定她会如期赴约。

她走进来。不过她的目光没有马上找我，先到柜台买了包烟，然后来到长凳上坐下。她看到手提箱后，两肘支在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终于把他甩掉了。”她对我说。

卡多、她和另一对男女在裴雷尔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晚饭。她原想在晚餐结束时就溜掉，但是他们坐在餐馆的露天台座上，有可能看见她走向出租车站或地铁口。

他们离开餐馆，她不得不和他们一起上车。他们又把她带到一个酒吧里喝酒，酒吧在离刚才餐馆不远的栗树宾馆里。于是，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们。一旦自由脱身，她就在库塞尔林荫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给我打电话。

她点了一支烟，开始咳嗽起来。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就像上次在居雅斯街我看到她的手放在樊·贝维的手上一样，她继续咳着，真讨厌的干咳！

我拿掉她的烟，在烟灰缸里压熄。她对我说：

“我们俩都得离开巴黎……您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喽！

“您喜欢去哪里？”我问道。

“随便一个地方。”

里昂车站就在附近，只要沿着码头走，就可以到植物园，然后穿过塞纳河。我们俩似乎都沉入水底，无路可退了，现在该是用脚跟用力踩水，浮回水面，找条生路的时候了。那边，雅克丽娜溜走这么久，卡多可能开始生疑。而樊·贝维可能还在迪耶普或弗日。

“那热拉，我们不等他吗？”我问她。

她用头摇了摇，示意我“不”，她脸上的肌肉痉挛一下，接着泪如雨下。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她之所以要我们俩一起出发，是要和她生命的一段时期决裂。而我也一样，在我的身后留下我直至那时所经历的无生气、不肯定的年代。

我心里想再次劝她说：要不要再等等热拉？但我沉默了。一个穿着人字斜纹布大衣的身影永远凝固在那年的冬天里。我的脑海又涌出两个字：“中五”。还有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棕发男人，我刚刚碰见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牙医；还有我双亲那越来越模糊的脸庞。

我从雨衣的口袋抽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它是她曾经交给我去开奥斯曼林荫大道套房的那把钥匙。

“怎么处理它？”

“留作纪念吧！”

酒吧柜台前没有一个顾客。在一片寂静中，我听见我们四周的霓虹灯发出“吱吱”的声音。它们射出的光芒在露天台座的玻璃的底色上显得特别耀眼，光线太强烈，犹如未来春天夏日带来的希望。

“应该朝南面走……”

我口里说出：南面，心里感觉一阵惬意。那晚，在冷僻的大厅里，在霓虹灯的光芒下，生命好像没有一点重量，是那么容易逃走……子夜已过，老板朝我们的桌子走来，告诉我们：但丁咖啡馆关门的时间到了。

*

在手提箱里，我们找到了两沓钞票、一双手套、几本外科的书和一架订书机。钱太少，雅克丽娜好像有点失望。

在去南方和马略卡之前，我们决定绕伦敦走。我们把手提箱扔在北站的行李寄存处。

我们在车站餐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我买了一个信封和邮票，把行李寄存处的收据寄给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卡多收，我还附上一句话：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还清他的钱。

*

在伦敦，那年春天，要成年人和结过婚的才能在旅馆里下榻。我们待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个家庭式膳宿公寓里。那里的老板娘佯装把我们俩当作兄妹。她给我们一个房间。它既可以当吸烟室，也可以当阅览室，里面有三张长沙发和一架书橱。我们只可以住五天，条件是要先付房租。

随后，我们每人轮换到总台登记，似乎我们互不认识。我们终于在坎伯兰租到两间房子。这个旅馆粗糙的门面朝向马布尔拱门。然而，我们在那里只住三天，又得离开，因为他们察觉到我们在说谎。

我们真不知道该住在哪里。离开了马布尔拱门，沿着海德公园径直往前走，走进苏塞克斯花园街。这条街的地势渐渐升高，通到帕町顿火车站。在左边人行道上，小旅社一家接一家。我们随便找到一家。这一次他们不向我们要证件看。

*

夜，我们走在回旅社的路上，每隔一个钟头，心中的疑惑就袭来一次，尤其是想到过一会儿我们得经老板的允许，像黑户一样躲藏在房间里。

在跨进旅社的大门之前，我们又沿着苏塞克斯花园街散步。我们俩任何一人都无心回巴黎。从今以后，我们被禁止居住在图纳尔码头和拉丁区。当然，巴黎是个大城市，我们完全可能改住在另一个区，用不着害怕碰见热拉·樊·贝维或卡多。然而，最好还是不要走回头路。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后，我们才认识了林达、彼得·拉赫曼和迈克尔·莎宛德拉。大约是半个月。漫长的半个月，没完没了地下着雨。为了逃避这间墙纸布满霉斑的卧室，我们常去电影院，然后散步消磨时间。我们总是沿着牛津街步行，经过布卢姆斯伯里，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来伦敦的第一个夜晚。然后我们又沿着牛津街朝相反方向走去。

我们努力推迟回旅社的时间。我们无法在雨中继续步行，不过，我们总有精力看电影，去逛大商店或进咖啡馆。但是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返回苏塞克斯花园街。

一天傍晚，我们走得更远，直走到泰晤士河对岸。我心里感到一阵恐惧。那正是人流高峰期，一大群住在郊区的人涌向火车站，穿过滑铁卢桥。我们在桥上与他们相遇。我们被他们往后搡，我害怕被他们推回来。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脱了身，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坐在一张凳子上休息。在途中，我们一声不吭。

“你觉得不舒服吗？”雅克丽娜问我，“你脸色发白……”

她朝我笑了笑。我心里明白她在努力克制自己，保持冷静。一想到还要在牛津街的人群中穿行返回旅社，我心里就难受。我不敢问她是否有同感。我说：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吗？”

我也强装出笑容。她望了望我，皱一下眉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我的声音失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她点上一支烟。她像在巴黎一样，穿着那件太单薄的皮上装，有点咳嗽。我为离开巴黎的图纳尔码头、奥斯曼林荫大道和圣拉扎尔火车站，心里有点懊悔。

“在巴黎更容易……”

不过，我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心里在问：她有没有听到。她沉浸在思索之中，忘记了我的在场。我们前面有一个红色的电话间，一个女人从里面走出。

“很遗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我对她说。

她转过身，把手搭在我的臂弯上。刚才，我们沿着斯特兰街朝特拉法尔加广场走时，她大概也一样感到气馁，但是现在她克制住了。

“应该弄点钱去马略卡……”

自从我认识她，我看到信封上的地址以来，她的这个想法坚定不移。

“到了马略卡，我们就安心了，你可以写你的书……”

一天，我曾告诉她：我将来希望写书，不过此后我们再没有机会提起这件事。现在，她这样暗示可能是为了安慰我。显然，她远比我冷静。我仍然想知道她准备用什么办法弄到钱，她不像忧心忡忡：

“只有在城市里可以弄到钱……你想想：假如我们掉进旷野的一个窟窿里。”

是的，她说得有道理。我顿时觉得好像特拉法尔加广场更有安全感。我注视着喷泉流出的水，心里稍稍平静。我们并不是非待在这个城市不可，非淹没在牛津街的人群中不可，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弄点钱去马略卡。这像樊·贝维的赌法：输后下双倍的赌注，非赢点不可。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街道和十字路口，这更增加我们的运气，我们最终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从此之后，我们避免进牛津街和市中心。我们总是朝西走，朝霍兰公园和肯辛顿区走去。

一天下午，在霍兰公园的地铁站，我们照了一张即时取相的相片。我们贴近脸摆个姿态。我留着这张纪念性的相片，雅克丽娜的脸在近景，我的脸稍稍退后点，在照片的边缘，看不到我的左耳朵。闪光灯亮后，我们狂笑起来。在照相小间内，她想坐在我的膝盖上。随后，我们沿着霍兰公园旁边的一条大街走，街旁尽是有柱廊的白色高房子。自从我们来伦敦以来第一次看到太阳。我好像觉得从那天下午开始，就一直是好天，以后渐渐变热，出现一种早夏的气候。

*

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在诺汀希尔门的一家咖啡馆里认识了一位名叫林达·雅各布森的女子，她先向我们搭话。她是一位年纪与我们相仿的棕发姑娘，留着长头发，高颧骨，稍稍带有蒙古褶的蓝色眼睛。

她想知道我们来自法国的哪个地区。她慢条斯理地说话，似乎她每吐一个字都要犹豫一下。这样我们很容易听懂她说的英语。我们住在苏塞克斯花园街的一家不三不四的旅社里，她听了好像感到十分吃惊。不过，我们对她解释：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俩都是未成年人。

翌日，我们在同一地方又找到她。她来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问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伦敦长期住下。令我吃惊的是，雅克丽娜告诉她：我们准备待在这里好几个月，甚至想找份工作干干。

“这么说，你们不能继续住在那家旅社里……”

每天夜里，我们都想出门，因为卧室里飘浮着一股怪味，一种有点发甜的怪味。我不知道它是来自阴沟，还是来自厨房，或是从腐烂的绒地毯发出。早晨，我们在海德公园散步很久时间，为使渗入在我们衣服里的怪味散去，它消失了，但在白天它又袭来。我问雅克丽娜：

“你闻到一股怪味吗？”

一想到它追逐我们一生，我就心灰意懒。

“这很可怕，”雅克丽娜用法语对她说，“这是旅社发出的怪味……”

我勉勉强强地译了她的话，林达终于明白了，她问我们有没有钱。手提箱里的两沓钱，我们就剩下一沓了。

“不太多，”我说。

她扫了我们一眼，笑了笑。每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悯，我都感到惊奇。后来我在一个塞满旧信件的鞋盒里又找到那张在霍兰公园照的相片，我为我们脸上露出的纯真感到惊讶。我们的纯真容易引起人家的信任。我们没有别的，只有青春赋予的纯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获得任何人的信任，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含糊其辞的誓言。

“我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你们。”林达对我们说，“明天，我带你们认识他。”

她经常在这家咖啡馆里和他约会。她住在这附近，而她那位朋友在西界林街上面有他的办公室。那条大街上有两家电影院，雅克丽娜和我曾常去那里，总是去看夜间最后一场电影，以推迟回旅社的时间。对我们说来，每天晚上在那里看同样的电影也无关紧要。

*

翌日，中午时分，在林达的陪同下，我们在咖啡馆里等候。彼得·拉赫曼走进来。他坐在我们的桌子旁，连向我们问好都没有。他吸着一支雪茄，烟灰撒在他衣服的翻领上。

他的身体使我感到十分诧异：从外表看，我似乎觉得他很老，其实不过四十岁，中等个头，臃肿肥胖，圆圆的脸庞，光秃秃的前额和头顶，戴着玳瑁架眼镜，一双孩童的胖手和宽阔的肩膀形成鲜明的对照。

林达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情况，不过她说得太快，我听不僅她所说的。他眯着小眼，注视着雅克丽娜，不时，他烦躁地吐出一口雪茄烟雾，吹到林达的脸上。

她停下了，沉默不语。他朝我们——雅克丽娜和我——笑了笑，然而，目光冷峻，他问我：我们住在苏塞克斯花园街的旅社名叫什么。我告诉他：拉德诺旅社。他大笑一声：

“你们不要付房租……那是我的旅社……你们以我的名义告诉值班人，就说免费给你们居住……”

他转过头对雅克丽娜说：

“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住在拉德诺旅社，这怎么行呢？”

他努力装出绅士的腔调，这反使他噗嗤一笑。

“您开旅馆？”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又把雪茄的烟雾吹向林达的脸上，然后耸了耸肩膀。

“不用着急……”1

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自言自语，然后起身去打电话。林达发觉我们有点困惑，想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彼得·拉赫曼专做楼房的买卖生意。说“楼房”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实际上他做的是百瓦特和诺汀希尔这两个区周围的破旧房屋和陋室的买卖。她不大懂他的生意。不过，她对我们再三说：他表面上粗鲁，其实是个很慷慨的人。

拉赫曼的“美洲豹”牌轿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林达坐在前座，她转过头对我们说：

“你们可以搬到我家里住，等彼得给你们另找一个地方……”

他的车子启动了，沿着肯辛顿花园街驶去，然后进入苏塞克斯花园街，最后停在拉德诺旅社前。

“去搬你们的行李。”他对我们说，“记住，别付账……”

服务台没有一个人，我摘下房间的钥匙。自从我们住在这里以来，我们就把衣服放在两个旅行袋里。我拿起它们，立即走下楼梯。拉赫曼在旅社前来回踱步，口里叼着雪茄，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