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
斯蒂芬·乔治
她中等个儿，而他，热拉·樊·贝维稍稍矮些。那是三十年前的冬天，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陪他们一直到图纳尔码头的一家旅馆。我在他们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只见里面有两张床铺：一张靠近门口，另一张位于窗沿。窗口并没有朝向码头，我觉得它好像是个复折式屋顶的老虎窗。
我没有看出房间里有半点混乱：床上铺得整整齐齐，没有箱子，没有衣服，只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大闹钟。虽有这个闹钟存在，仍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偷偷藏在这里，避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似的。况且，这初次见面的晚上，我们只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只是我把书放进房间的那么一会儿时间。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书店，我没能把这些艺术书籍卖掉，提在手里很累。
那天日暮，正是在圣米歇尔广场上，地铁口人来人往，上上下下，他们从人群里走来和我搭话，问我这周围哪里可找到邮局。我害怕说不清，我这个人笨嘴笨舌，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给人指出一条最近的捷径来，于是我干脆亲自带他们到奥德翁邮局。途中，她停在一家卖烟的咖啡店里，买了三张邮票，在信封上贴了，我看见了信封上写的收信地址是：马略卡。
她把信扔入其中的一个信筒里，也没有看清那个信筒有没有写上“外国—航空”。我们转向圣米歇尔广场和码头走。她看见我手里提着这么一摞书，担心我提得太累，因为“它们大概很沉”。随后，她用生硬的口气对热拉·樊·贝维说：
“你帮他一下。”
他朝我笑了笑，随后拿了其中一本最厚的，夹在腋下。
我来到图纳尔码头他们住的房间里，把书放在床头柜的脚下。柜上的闹钟没有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时针指着三点。枕头上有一个斑点。我俯身放书时，闻到枕头和床上飘出一股乙醚的气味。她打开床头灯，她的胳膊擦到我的身上。
我们在旅馆附近的码头上的一家咖啡馆吃晚饭。我们每人各自只点了一道主菜。是樊·贝维付钱结账，那天晚上，我身上没有钱。樊·贝维少了五法郎，在大衣和衣服的口袋到处摸，终于凑足了五法郎的零钱。她抽着烟，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他，看着他到处找。她刚才把她的菜让给我们分着吃，只在樊·贝维的碟里夹了几口菜。她转过头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
“下一次，我们去一家像样的餐厅……”
随后，樊·贝维上楼去提我的书，我们两人站在旅馆门口等。我打破了沉默，问他们是不是住在这里很久了，他们是从外省来，或是从外国来？不是，他们来自巴黎的郊区。他们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这就是那天晚上她给我说的一切。还有她的名字：雅克丽娜。
樊·贝维来到我们跟前，递给我书。他想知道我明天还要不要卖书，这种生意好不好挣钱。他们对我说我们可以再见面，但很难和我约定一个明确的时间，不过他们经常在但丁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
如今我在梦中有时回到那里：但丁街上，二月的一天黄昏的夕阳令我赞叹不已。从那时候，它一直没有变化。
我停在平台的玻璃窗前，凝视着酒吧间的柜台、电动台球和咖啡桌子。桌子的摆放就像放在舞池边缘一样。
我走到街的中间，对面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的高楼在那里投下阴影，但在我的身后，人行道还是阳光明亮。
醒过来，我一生中认识雅克丽娜的那个阶段，就如同那种阴阳差别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冬天灰白色的街道和那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过去的阳光。
*
热拉·樊·贝维穿着一件人字斜纹的布大衣，他这样的小个头，大衣显得太宽了。我在但丁街的咖啡厅里又看见他站在电动台球桌前。不过，是雅克丽娜在玩台球。她的胳膊轻轻地动，胸部在缓缓地起伏，只听见电动装置连续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闪烁着亮灯。樊·贝维的大衣又长又宽，下摆垂到双膝下方。他站得很直，领子翻下，双手插在口袋里，雅克丽娜穿着一件栗色的软皮上装，卷曲的灰领子饰有螺旋形的流苏。
我第一次在但丁街上找到他们时，雅克丽娜转过身，朝我笑了笑，随后她继续玩弹子球。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她的胳膊和胸部纤细优美，尤其是她站在一台笨重的大机器旁边，机器的抖动似乎随时可把她扔到后面去。她站好架式，像是一个随时都有跌倒危险的人。她朝我的桌子走来。樊·贝维站在弹子台的前面接着玩。起先，我对他们玩得这么带劲感到惊讶。经常是我打断他们玩球。否则，他们会无休止地玩下去。
下午，咖啡厅里几乎没有客人，但傍晚六点以后，顾客盈门，拥挤在酒吧台和厅里的几张桌子周围。厅里，叽叽嘎嘎的说话声，电动弹子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以及这些拥挤的人群中的嘈杂声，使我无法一下子认出樊·贝维和雅克丽娜。首先我试试在人群中找到樊·贝维穿的人字斜纹的布大衣，然后雅克丽娜的皮上装。我在球台前好几次没有找到他们，随后我就坐在一张咖啡桌旁。每次我都等了很久，心里在想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永远消失在这一片人群和嘈杂声中。但一天的午后，在冷清的大厅深处，他们出现在那里，两人并肩站在台球桌前。
我几乎回忆不起来我一生中这个时期的其他细节，也几乎想不起来我父母的面孔。在此之前，我曾经还在他们的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随后辍学，靠卖旧书谋生。
在认识雅克丽娜和樊·贝维后不久，我住在一家叫利马的旅馆，离他们住的旅馆不远。我在护照上改了出生年月，多记了一岁，这样我便成了一个成年人。
我住进利马旅馆前一周，因为不知要住在何处，他们便把房间的钥匙交给我，而他们俩出发去外省的一家游乐场，他们习惯在那里赌博。
在认识我之前，他们就开始出入于昂基恩的游乐场和其他两三个位于诺曼底海水浴疗养地的小游乐场。随后，他们固定到迪耶普、弗日雷索和巴尼欧罗内等地赌博。他们星期六出发，星期一回来，带回一小笔赢来的钱，但从来没有超过一千法郎。樊·贝维曾找到一种赌法：正如他所说的，输后在“中五周围”双倍下注。但这种赌法只有在玩滚球赌小数目的钱时才能赢利。
我从来没有陪他们涉足这些地方，我等候他们，直到星期一，一步没有离开街区。隔不久后，樊·贝维去“弗日”——他这么简称，它比巴尼欧罗内近些，而雅克丽娜留在巴黎。
夜间，我独自留在他们房间时，房里总是飘浮一种乙醚的气味，蓝色的瓶子放在盥洗台上。壁橱里放着衣服：一件男上装、一条裤子、一个胸罩和一件雅克丽娜穿的灰色卷领羊毛套衫。
那几夜，我没有睡好。我醒过来，却不知身在何处，要隔好久才认出房间。倘若有人问我有关樊·贝维和雅克丽娜的事，我定会困惑不安而回答不出，也说不出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将回来吗？我终感疑惑。旅馆入口，总台的暗色木柜台后，站着一位男服务员放心地看着我登楼进房间，并向我点头表示致意，我随身带钥匙出入，他也不过问。
最后一夜五点左右，我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我大概睡在雅克丽娜的床上，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这么响，我想把它放在壁橱里，或藏在枕头底下。但我又怕寂寞，于是我起身，走出旅馆，在码头上漫步，直走到植物园的栅栏旁。奥斯特里茨火车站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了。
在这前一周，他们去了迪耶普的游乐场赌博，早晨，他们很早就回来。今天大概也一样会早回来。还要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住在郊外的人走出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小咖啡馆里喝咖啡，然后走进地铁口。天还黑着，我又在植物园以及古老的酒市场的栅栏外漫步。
我远远地瞥见他们俩的身影。樊·贝维穿的人字斜纹的布大衣在夜间清晰地闪动着。他们俩都坐在一张长凳上，在码头的另一端，面对着旧书商的那几只锁闭着的旧书箱。他们刚从迪耶普回来时，去敲过他们房间的门，但没有声音，因为我刚才出门时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
我住在利马旅馆的房间，窗口朝向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和贝尔纳会修士街的高处。我躺在床上时，看见一座教堂——我忘记它的名字——的钟楼显现在窗框中。夜间，在车辆的嘈杂声消失后，报时钟声特别响。雅克丽娜和樊·贝维常陪我回旅馆。我们去一家中餐厅用晚餐，去看一场电影。
那些傍晚，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我们混同在与我们擦身而过的大学生人群中，很难区别。樊·贝维略旧的大衣和雅克丽娜的皮上装消失在拉丁区暗淡的背景里，而我，穿着一件本色的肮脏雨衣，手里拿着书。不，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可引起注意的东西。
我在利马旅馆的登记卡上写我是文科大学生，但这只不过形式而已，因为站在总台后的男子从来没有问过我任何情况，我只需每周付一次房租就行了。有一天，我提着一袋书走出去，要卖给一位我认识的书商，他问我：
“行吗？您的功课？”
起先，我以为他话中带刺，其实，他是诚心问我的。
图纳尔旅馆和利马旅馆一样安宁，樊·贝维和雅克丽娜是唯一的客人，他们告诉我旅馆不久将停止营业，将改成套房。的确，白天，还可听见邻屋有锤击声。
他们是否填过住宿登记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樊·贝维告诉我，在他的证件上写的是“推销商”。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雅克丽娜耸了耸肩，她没有职业。要说推销商么，那我也是，我也可以挂上这个头衔，我的时间都是花在提着书从这个书店走到那个书店去兜售。
天很冷，人行道上融化了的雪，冬天那黑灰的色彩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雅克丽娜总是穿着皮上装出门，这样的冷天，她穿得太单薄了。
*
正是那样的一个冬日，樊·贝维第一回独自去弗日雷索，而让雅克丽娜待在巴黎。我们穿过塞纳河，陪樊·贝维直走到玛丽桥地铁站，因为他得去圣拉扎尔站坐火车。他对我说：他可能也去迪耶普的游乐场，想挣回比往常更多的钱。他的人字斜纹布大衣消失在地铁口里，只剩下雅克丽娜和我两人。
以前，我总是看见她陪着樊·贝维，因此，我没有机会和她真正地聊一回。况且，有时她整个晚上一声不吭。或者，有时她用冷淡的语气叫樊·贝维去替她买包香烟，似乎要支开他，也要支开我似的。不过，渐渐地我习惯于她的沉默和冷淡。
那天，正当樊·贝维走下地铁的台阶时，我想她也许后悔没有像往常一样和他一道出发。我们没有回南岸去，而是沿着市政厅码头走去。她沉默不语，我等候着她随时向我道别。但没有，她继续在我的身旁走着。
雾飘浮在塞纳河和码头的上方。雅克丽娜穿着一件太单薄的皮上装，大概冻得麻木了。我们沿着斯德岛末端的大主教广场漫步，她突然被阵咳呛住，等她终于缓过气来，我对她说：她应该去喝点热东西，于是我们走进但丁街的咖啡馆里。
黄昏，咖啡馆里总是一片喧哗声。在电动弹子台前站着两个身影，不过雅克丽娜无心玩游戏。我为她叫了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她皱着眉头喝下，好像喝的是毒药一般。我对她说：“您不该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出门。”自从我们认识以来，我还是无法用“你”来称呼她，因为她总是在她和我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坐在一张靠里面的桌子旁，离弹子台不远。她俯下头对我说：她感到身体不适，所以没有陪樊·贝维出门。她的声音很低，我贴过脸去听她的话，我们的额头几乎碰在一起。她告诉我一个秘密：冬天一结束，她想离开巴黎，但去哪里呢？
“去马略卡……”
我回想起来了：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寄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马略卡。
“要是明天我们就能出发该多好啊……”
突然她脸色苍白，我们的邻桌竟把胳膊肘倚在我们的桌沿，他仿佛没有见到我们似的，滔滔不绝地和他对面的人在聊天。雅克丽娜逃到长凳的另一端坐下。听见电动弹子器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我心里阵阵作紧。
我也一样，心里在幻想：当人行道上的雪化的时候，我将穿着旧便鞋轻装出发。
“为什么要等到冬天结束？”我问她。
她朝我笑了笑。
“首先我们得有些积蓄。”
她点了支烟，又咳起来。她抽得太多了，总是抽那种味道略淡的、金黄色的烟叶制成的法国香烟。
“您光卖书，我们是无法有积蓄的。”
我很高兴听到她说“我们”两个字，似乎从今以后，她和我，为了将来，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说不定，热拉会从弗日雷索和迪耶普带来许多钱。”我对她说。
她耸了耸肩。
“我们玩这种赌法已有半年，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钱。”
她好像不相信这种在“中五周围”下双倍赌注的赌法。
“您认识热拉已很久了吗？”
“是的……我们是在巴黎郊区的阿提蒙相识的……”
她平静的目光直射我的眼睛，大概她想让我知道：关于这个话题，不便多问。
“那么说，您是阿提蒙人吗？”
“是的。”
我想起这个城市的名字，离阿布隆不远，那里住着我的一位朋友。他经常借他父母的车子，晚上带我去奥利。我们上电影院，进机场的一家酒吧间。我们待在那里很迟，听着广播里播放飞机到达和起飞去远方的消息。随后，我们在候机大厅里闲逛。深夜，他用车子送我回巴黎，途中，我们不走高速公路，而是绕新城王、阿提蒙和南郊的几座小城……那时候，我很可能和雅克丽娜擦面而过。
“您到过很多地方旅游吗？”
一提起这个问题，一场乏味的对话又会变得活跃起来，我故意用一种淡淡的口气问她。
“谈不上旅游，”她答道，“不过，要是我们现在能弄到一笔钱……”
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似乎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周围一片嘈杂声，很难听清楚。我俯身靠近她，我们的双额又快碰在一起了。
“热拉和我，我们认识一位写小说的美国人……他住在马略卡……他将替我们在那儿找一座房子……我们是在码头上的英语书店里遇识这个人的。”
我常去那个书店，它就像个迷宫，里面挂着卷轴，隔成一个个小间，顾客可独自在小间里读书。他们都从远处来此购书。书店关得很晚。我曾经在那儿买了托施尼什丛书的几本小说，试着再把它们卖出。露天的书架旁还放着椅子，甚至放着长沙发，就像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从这里，可望见巴黎圣母院。然而，刚刚跨过书店的门槛，人们就好像身处阿姆斯特丹或旧金山。
这么说，她去奥德翁寄的信是寄给这位“写小说的美国人……”“他叫什么？我也许读过他的书……”
“威廉·麦克吉文……”
不，我不认识这个麦克吉文，她又点了一支烟，她咳了起来，脸色总是一样苍白。
“我大概感冒了。”她说。
“您该再喝一杯掺糖的烈酒。”
“不，谢谢！”
她蓦地神情不安。
“我希望热拉一切顺利……”
“我也希望……”
“热拉不在时，我总是心情不安……”
她说到“热拉”的名字时，拖长音节，口气很柔和。当然，尽管有时她冷淡地对待他，但在大街上她总是紧拽他的胳膊；我们坐在但丁咖啡馆的桌子旁，她常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一天下午，我敲他们的门，她叫我自己推门进去，我见他们俩躺在窗沿的一张狭床上。
“我无法离开热拉……”
她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仿佛在自言自语，忘记了我在旁。突然间，我成为了多余的人。也许最好让她一人静一静。正当我找借口要告别她时，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起先目光是无神的，随后才注视着我。
是我打破了寂静：
“您的感冒好些了吗？”
“我得去买阿司匹林，您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药铺？”
总之，直到现在，我的作用是给他们指最近的邮局和药铺。
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有一家药铺，她买了阿司匹林，还买了一瓶乙醚。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直至贝尔纳会修士街的拐角。她停在我住的旅馆的人口。
“如果您愿意，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
她握了握我的手，朝我笑了笑。我只得克制自己，不敢要求她留下来。
“晚上七点来找我。”她说道。
她拐过街角。我禁不住看着她朝码头走去，这寒天，她穿着一件皮上装太单薄了，她双手插在口袋里。
整个下午，我待在房间里。没有暖气，我没有脱去大衣，就躺在床上。我模模糊糊，半睡半醒，有时眼睛注视天花板上的一个点，心里想着雅克丽娜和热拉·樊·贝维。
她是不是回了旅馆？或者她在巴黎的某个地方与人约会。我回想起她把樊·贝维和我两人甩掉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去看夜间最后一场电影，樊·贝维当时显得躁动不安。他带我去看电影，纯粹是去打发时间。大约子夜一点，我们在居雅斯街的一家咖啡馆找到雅克丽娜。她没有对我们说那天晚上她去干什么。况且，樊·贝维从来不过问她任何事情，似乎我在场妨碍他们自由自在地交谈，那夜，我成了多余的人。他们又陪我到利马旅馆，路上，他们都缄默不语。那天是星期五，是他们通常去迪耶普或弗日雷索的前一天。我问他们明天他们坐几点的火车。
“明天，我们待在巴黎。”樊·贝维用生硬的口气说。
在旅馆门口，他们同我告别，樊·贝维说：“明天见。”他没有和我握手。而雅克丽娜，她朝我笑了笑，一种不太自然的笑，好像她独自和樊·贝维在一起有些害怕，她喜欢有第三者在旁。然而，我看见他们俩走远，樊·贝维挽着雅克丽娜的胳膊，他们在谈什么？雅克丽娜在自我辩解吗？樊·贝维在责备她吗？或者是我在胡思乱想？
在我走出旅馆时，天已黑了许多。我穿过贝尔纳会修士街，来到码头。我敲了敲她的门。她来开了门，穿着一件饰有螺旋形流苏的卷领毛套衫，黑裤紧贴踝关节，光着脚丫。靠窗沿的床上，被子掀开，窗帘拉上，床头的灯罩被拿掉，小小的灯泡仍留下一片阴暗区。仍是这种乙醚的气味，比往常更强烈。
她坐在床沿上，盥洗池附近靠墙放着一张椅子，我坐下来。
我问她是否觉得好点。
“好一点点……”
她无意中发觉我在注视床头柜中间有一瓶打开的乙醚，她大概想我闻到了气味。
“我闻乙醚，是为了阻止咳嗽……”
她用一种自我辩解的口气反复说：
“真的……镇咳效果好极了。”
她以为我开始相信她的话，对我说：
“您从没有试过吗？”
“没有。”
她用一支棉签蘸了一下乙醚，递给我。我犹豫了一会儿，才接过来。不过，要是这能够在我们之间创造一种联系……我吸了一下棉签，然后吸了吸瓶子。随后，她也吸了吸。我顿感肺部一阵清新，我躺在她身边。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两人都掉入虚空之中。清新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一片寂静中，闹钟的滴答滴答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我竟然能听出它们的回声。
清早约莫六点，我们走出旅馆，直到居雅斯街上，那里有一家通宵开着的咖啡馆。上周，他们从弗日雷索回来后和我在那里约会。他们在早上七点到达，我们一起用早餐。然而，他们脸色毫不带倦意，不像通宵熬夜过一样，讲话比往常更热烈，尤其是雅克丽娜。他们赢了两千法郎。
那一次，樊·贝维不是坐火车从弗日回来，而是搭一位朋友的车子，他在兰格吕纳游乐场认识的，这位朋友也住在巴黎。克丽娜一走出旅馆，就对我说：他可能已经在居雅斯街了。
我问她是否她自己一人去找他，我是否必要出现。然而她耸了耸肩，要我陪她去。
咖啡馆里只有我们俩，霓虹灯的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外面，天还黑着，我失去时间的概念，我们并排坐在靠玻璃窗的一条长凳上，我却觉得夜开始了。
透过玻璃，我看见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咖啡馆旁边。樊·贝维穿着人字斜纹布大衣，跨出车门，俯下身和开车的人道谢，就咔哒一声关上车门。他东瞧西望，寻找我们，但没有在门口找到。他以为我们会坐在咖啡厅深处。霓虹灯太强烈，他眨了眨眼睛，然后走来坐在我们的对面。
我的出现，他并不感到意外，或者是太困的缘故，懒得他疑神疑鬼？他立即叫了双份咖啡和月牙形面包。
“我最终还是去了迪耶普……”
他没有脱下大衣，衣领还竖起，弯着腰，头缩进肩窝里。他坐时常是这种姿势，不禁使我想起赛马骑师的姿势。他站着时，身板反而保持笔直，似乎他想显得更高些。
“我在迪耶普赢了三千法郎……”
他用一种挑战的口吻说，也许因为我陪着雅克丽娜，而他想表示他的不满。他拉住她的手，不理睬我。
“好极了！”雅克丽娜说。
她抚摩着他的手。
“你们可以坐飞机去马略卡。”我说。
樊·贝维惊讶地望了我一眼。
“我已经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了。”雅克丽娜说。
“这么说，您知道了？我希望您跟我们一道去……”
不，说到底他没有因我在场而感到不高兴。不过，他还是用“您”称呼我。我好几次想称呼他为“你”，但没说出口。他总是用“您”来回答我。
“如果你们想要我一道去，那我就去。”我对他们说。
“当然喽！我们要您一道去。”雅克丽娜说。
她朝我笑了笑，现在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手上。侍应生端来了咖啡和面包。
“整整一天一夜，我什么都没吃。”樊·贝维说。
他脸色苍白，在霓虹灯下，两眼凹陷，一个接一个快速地连吞几个羊角面包。
“现在好多了……刚才在车上，我睡着了……”
雅克丽娜好像脸色不错，不再咳嗽了。是乙醚的效果吗？我心里在暗想我是不是还在梦中：继续和她欢度良宵，我们两人挤在一张窄床上，我们领受到一种虚空、清新、腾云驾雾的感觉，轻飘飘似乎被一股龙卷风带走；她那讲话的回声比闹钟的滴答声还响，她用“你”亲昵地称呼我。现在她仍用“您”来称呼我，热拉·樊·贝维在面前。要等到他下次再去弗日雷索或迪耶普，我们才再有机会欢聚。他根本不相信她在巴黎会和我待在一起。
“那你们呢，你们做什么？”
蓦地，我觉得他怀疑我们什么事。不过，他漫不经心地问了这句话，好像例行公事似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雅克丽娜答道，“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
她瞪了我一眼，似乎要我默认这一谎话。她的一只手总是搭在他的手上。
“你们看了什么电影？”
“《蒙弗里的走私者》。”我说。
“好看吗？”
他的手从雅克丽娜的手下抽出。
“很好看。”
他仔细地注视着我们：望了我又望了她。而雅克丽娜毫不示弱地回视他。
“我希望你们给我讲讲电影的内容……不过改天吧……你们有时间……”
他的口气带有嘲讽。我察觉到雅克丽娜的脸色露出一丝怯意，她皱了皱眉头，最后对他说：
“你要回旅馆吗？”
她又牵起他的手，忘记我也在场。
“不马上回去……我还要喝一杯咖啡……”
“然后再回旅馆。”她温存地接着说。
我突然间猛醒过来，知道现在是早晨时间。良宵迷人，但一切已烟消云散了，只剩下面前的一位棕发女郎：她穿着一件栗色的皮上装，脸色苍白，坐在一个穿着人字斜纹大衣的男人前。他们在拉丁区的一家咖啡馆里手挽着手，他们一起回到旅馆。冬天过了许多日子，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还要在这条阴沉的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漂泊，穿行在这些匆匆去上学的人群中。这些大学生和我一般年龄，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陌生人，我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有一天，我对樊·贝维说我真想搬出拉丁区，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大学生中格外不舒服。他却劝我说：
“这就错了，和他们混杂在一起，我们就不被认出来了。”
雅克丽娜转过头去，似乎她对这话题不感兴趣，她怕樊·贝维把秘密告诉我。
“为什么？”我问道，“您怕被认出？”
他没有回答。不过，我也不要他解释。我也是，总怕被人认出。
“那么，我们回旅馆吗？”
她的语气总是温存可心，她抚摩着他的手背。我回想起昨天下午她在但丁咖啡馆对我说过的话：“我无法离开热拉。”他们俩回到房间里，也像昨夜我们一样吸乙醚吗？不会的。刚才我们离开旅馆时，雅克丽娜从衣袋里拿出乙醚瓶子，扔进了离这稍远的码头的一条阴沟。
“我答应过热拉，不再吸这脏东西。”
从表面上看，我还不至于引起她的这种顾忌。我有些失望，但也有一种同谋的混乱感觉，因她和我一起吸过这“脏东西”。
我陪他们走到码头上，正要跨过旅馆大门，樊·贝维向我伸出手来。
“一会儿见。”
她的眼睛躲过我的目光。
“我们稍后在但丁咖啡馆见面。”她对我说。
我目送他们登上楼梯，她挽着他的胳膊。我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随后我听见房间门“啪”的一声关上。
我沿着图纳尔码头，在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树下漫步。雾潮湿而寒冷。至少我穿着双软皮鞋，我心里松下一口气。然而，我住的这间房间没有暖气，躺在这张栗木做的床上，我心里不免感到一阵恐惧。樊·贝维在迪耶普赢了三千法郎，我怎么也能挣来这么一笔数目的钱呢？我算算还剩下没有卖出的几本书能值多少钱，就算我有了很多钱，我想雅克丽娜对此也会不屑一看。
她对我说过：“我们稍后在但丁咖啡馆见面。”究竟什么时候，她含糊其辞，我就得等他们一个下午，再一个下午，像我第一次等他们一样。我越等越感到不妙：她会不会因昨夜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再也不肯见我？我是不是成了她碍手碍脚的见证人？
我又走上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似乎觉得等了好长时间。我几乎毫无理由地成了这个区的囚徒。不过，还有一个理由：为了合乎惯例，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张假学生证，因此，我最好还是出入学生区。
我来到利马旅馆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进去。然而，我不能整天待在外面，混在这些人群中。而他们提着公文包或背着书包，走向中学、巴黎大学或矿院。我躺在床上，房间太小，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
在窗口里清晰地显现教堂的钟楼和一棵栗树的树枝。遗憾的是没有树叶，还得等待一个月才到春天。如今我再也想不起来我那时有没有考虑过将来。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我那时是得过且过，心里像今天一样只有一些渺茫的逃跑计划，希望不久后在但丁咖啡馆重新找到雅克丽娜和他。
*
过后，约莫凌晨一点，他们让我认识了卡多。昨晚，我在但丁咖啡馆白白等了许久，我不敢贸然进他们的旅馆。我在索莫拉街上一家中国餐厅草草吃了一顿饭，一想到再也看不到雅克丽娜，就失去了胃口，于是，我努力自我安慰：他们不会马上离开旅馆的，即便离开，也该在门房留个地址给我。但凭什么要他们给我留地址呢？算我倒霉，我将到处流浪去找他们，周六和周日到迪耶普和弗日雷索的游乐场去找他们。
我在码头的穷者圣于连教堂附近的英语书店逛荡了许久，买了一本书：《A High Wind in Jamaica》，我十五岁时曾经读过它，法文版的题目是《牙买加的飓风》。我无目的地徜徉，太疲劳，停在另一家书店。它位于圣塞维朗街，也关得很迟。随后，我又回到房间，强打起精神阅读。
我再次出门，拖着双腿，走到居雅斯街咖啡馆里，这就是凌晨我们见面的地方。我的心“噗通”一跳：他们坐在原先靠窗口的那张咖啡桌旁，还有一位棕色头发的男人相陪。樊·贝维坐在他的右边。雅克丽娜双臂交叉，坐在他们的对面，独自坐在长凳上，背后是玻璃窗，头上笼罩着黄色的光芒。如今我遗憾的是无法追溯时间的长河。我本可再站在居雅斯街人行道与往昔同一位置上，然而，像我今天这个样子，我会毫不困难地把雅克丽娜从玻璃鱼缸中拉出来，带她到新鲜的空气中来。
我局促不安地走到他们的桌旁，似乎我要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跟前。樊·贝维看到我友好地招手叫我。雅克丽娜朝我笑了笑，没有露出一丝惊讶。樊·贝维把我介绍给客人：
“彼埃尔·卡多。”
我和他握了握手，随后坐在长凳上，雅克丽娜的身旁。
“您去了我们的街区吗？”樊·贝维问我，语气谦和，就像跟一位不太熟悉的人讲话似的。
“去了……完全是出乎意外……”
我决定坐在长凳这个位置上。雅克丽娜避开我的目光。是否因为卡多在场，他们不得不与我保持距离？我大概打扰了他们的谈话。
“您喝点什么？”卡多问我。
他的声音低沉、洪亮，就像善于演说的雄辩家的声音一样。
“石榴汁。”
这人比我们都年长，约莫三十五岁，棕色头发，相貌端正，穿着一套灰色的西服。
我走出旅馆时，把《A High Wind in Jamaica》插进雨衣的口袋里。我出门身上总带着一本自己喜欢的小说，这样我的心踏实多了。我把它放在桌上，在口袋底找一包香烟。卡多看书问道：
“您会英语？”
我回答说：“是的。”雅克丽娜和樊·贝维两人都沉默不语。于是他又问：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我们在街区认识的。”雅克丽娜答道。
“哦，是吗……我看得出……”
他究竟看出什么来？他点了支烟。
“您也陪他们到游乐场去吗？”
“没有。”
樊·贝维和雅克丽娜说话总是小心翼翼，不知我哪里妨碍了他们的事？
“这么说，您从来没有看见他们连续玩三个小时的滚球……”
他哈哈大笑起来。
雅克丽娜转过身对我说：
“我们在兰格吕纳认识这位先生。”
“我一眼就看出来，”卡多说，“他们有一种奇怪的赌法。”
“有什么奇怪？”樊·贝维装着一副天真的样子问道。
“您自己想想您在兰格吕纳做的好事。”雅克丽娜朝他笑了笑说。
樊·贝维保持赛马骑师的习惯姿势：猫着腰，头缩进两肩之间，好像一副难受的样子。
“您也在游乐场玩吗？”我问卡多。
“不完全是，我进去是闹着玩的……当我闲得无聊的时候……”
那么在这无聊之外，他的职业是什么？
雅克丽娜和樊·贝维渐渐地镇定下来，他们是不是害怕我说出冒犯卡多的话，或者害怕他在交谈中暴露出他们想瞒我的秘密？
“下周末……去弗日吗？”
卡多微笑地注视着他们。
“还是去迪耶普好。”樊·贝维说。
“我可以用车子带你们去，这样快多了……”
他转过头朝雅克丽娜和我说：
“昨天，我们从迪耶普回来只走了一小时多一点点……”
这么说，是他带樊·贝维回巴黎的。我回想起停在居雅斯街的黑色轿车。
“这太麻烦您了。”雅克丽娜说，“每次坐火车，真烦死人……”
她用一种奇特的目光望着卡多，似乎他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目光里禁不住流露出某种钦佩的神情。樊·贝维察觉到这些吗？
“我很高兴为你们效劳。”卡多说，“我希望您也和我们一道去……”
他用一种嘲讽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后来他在审视我，他似乎感到我有一种优越感。
“我不去外省的游乐场。”我生硬地回答。
他当头挨了一棒。雅克丽娜也为我的回答感到吃惊，樊·贝维却一声不吭。
“您错了，外省的游乐场，有趣极了……”
他的目光也生硬起来，我大概惹恼了他。他没有料想到从一个外表羞怯的小伙子嘴里竟作出这种反应。不过，我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于是我说：
“您说得对……有趣极了……特别是兰格吕纳……”
是的，我本应该了解一下：他碰到雅克丽娜和樊·贝维后将在兰格吕纳做出什么事来。我知道那个地方，因为前一年，我在一次去诺曼底旅游时和朋友在那里待了一个下午。我隐隐约约回想起在那里有一个人像他，穿着一套灰色西服，沿着海滨破旧的别墅，冒着雨寻找游乐场。我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游乐场不在兰格吕纳，而在几百米之远的吕苏湄尔地方。
“您是大学生吗？”
他终于开口问我。我先想回答：是的，但这样简单的回答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化，因为随后还得解释清楚学什么。
“不是，我为几家书店做事。”
我希望这样回答就行了。他曾向雅克丽娜和樊·贝维提出同类的问题吗？而他们怎么回答？樊·贝维是否回答他是流动商贩吗？我对此感到怀疑。
“而我，曾是大学生，就在对面……”
他给我们指了指街道对面的一座小楼。
“那是法国矫形外科学院……我在里面读了一年……随后，我进了舒瓦齐大街的牙科学院……”
现在，他用一种知己的语气对我们说话。他真的很善良吗？也许他设法使我们相信他也像我们这么年轻，他曾经是大学生。
“我选择牙科是为了更明确我的专业方向，况且，我习惯闲逛，像你们一样……”
这个穿着西服、约莫三十五岁的男人，这么晚还和我们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闲聊，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猜出他的动机：他在打雅克丽娜的主意。
“你们还喝别的吗？我，还要一杯威士忌……”
樊·贝维和雅克丽娜却没有露出一丝的厌倦，而我呢，我坐在长凳上，就像在做噩梦似的，梦中你再也起不来，因为你的脚像灌上铅似的。我不时转过头望雅克丽娜，我真想劝她离开这家咖啡馆，然后我们俩径直去里昂火车站，搭上夜班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蓝色海岸或意大利。
车子停在居雅斯街的上坡处，那里的人行道有台阶和铁扶手。雅克丽娜坐在前座。
卡多问我旅馆的地址。车子穿过圣雅克街，来到圣日耳曼林荫大道上。
“要是我没有猜错，”他说，“你们都住在旅馆里……”
他转过头，又脸带讥笑地望着樊·贝维和我。我感到在他的眼里我们俩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物。
“说到底，这是波希米亚的生活。”
他也许想找一种既开玩笑又默契的口气，但他像那些年纪已大、又畏惧青年的人一样，反而弄巧成拙。
“你们住旅馆要住到什么年头？”
这一次，他是问雅克丽娜，她在抽烟，在半开的玻璃窗沿将烟灰磕掉。
“住到我们可以离开巴黎为止。”她答道，“这要看住在马略卡的美国朋友。”
刚才我在码头上英语书店找这个名叫麦克吉文的书，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他存在的唯一证据，是第一天我看到雅克丽娜手里拿的信封上写着寄去马略卡的地址。不过，我不敢确定收件人的名字是“麦克吉文”。
“你们真能指望他？”卡多问道。
坐在我旁边的樊·贝维显得尴尬不安，还是雅克丽娜开了口：
“当然……他建议我们去马略卡。”
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这么干脆地回答。我觉得她想以这个“美国朋友”使卡多折服，让卡多明白他不是唯一关心她和樊·贝维的人。
他的车子停在我住的旅馆前。这样我不得不离开他们，我害怕再也看不到他们，心情就像那几天下午我在但丁咖啡馆等候他们一样忐忑不安。卡多可能不马上送他们回旅馆，可能和他们一起去北岸某个地方度过余夜，或者就在附近喝最后一杯酒，他们想先把我甩掉。
樊·贝维从车子里钻出来，车门开着，我好像看见卡多的手触到雅克丽娜的膝盖。不过这也可能是灯光昏暗引起我的错觉。
她勉强地对我说一声：“再见。”卡多送我一个冷淡的“晚安”。显然，我是多余的。樊·贝维站在人行道上，等我离座。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也许再过一两天在但丁咖啡馆里见。”
在旅馆的门槛上，我转过身，樊·贝维向我招了招手，然后钻进车子。车门“啪”的一声关上。现在，他一人坐在后座上。
车子开动了，朝着塞纳河方向驶去，那也是通向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和里昂火车站的路，我心里想他们要离开巴黎。
我在上楼进房间之前，向守夜人要了电话簿，但我还不知道“卡多”的正确写法，我看里面有近音异字的姓：喀多、家多、佳多、加多、卡脱、卡图、卡朵，但没有一个名叫“彼埃尔”。
我睡不着，遗憾的是刚才没有对卡多提问题。要是提他几个问题，他会怎么应答？如果他真的是牙科学院学生，那他现在开业吗？我努力想象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在诊室里接待病人。随后，我想到雅克丽娜时，又回想起卡多的手触摸雅克丽娜的膝盖。樊·贝维也许会给我作出解释，我辗转不安地睡着了。在我的梦中，一列姓名闪闪发光，鱼贯而行：喀多、家多、佳多、加多、卡脱、卡图、卡朵……
*
约莫八点，我醒过来，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是雅克丽娜。我神色慌张，就像一个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的人。她在门外说：她在下面等我。
天色还昏暗，我从窗户看见她坐在林荫大道对面的一张凳子上，为了御寒，她竖起皮上装的领子，双手插在口袋里。
我们俩朝塞纳河走去，走进酒市场前的最后一家咖啡馆里。是什么风把她吹来，坐在我的对面呢？昨晚，从我走出卡多的车子后，从没有想过事情会这么简单。我所想的是，好几个下午我将泡在但丁咖啡馆无缘无故地等候她。她告诉我：樊·贝维去阿提蒙拿他们的出生证，以便做新的护照。三个月之前，他们去比利时旅行时丢了护照。
昨晚，我意外地出现在他们俩和卡多之前，她对我十分冷淡，我感到迷惑不解。现在她不再那样对待我，就像我们上次待在一起那样亲热。我问她感冒好了没有。
她耸了耸肩。今天早上比昨天还冷。她却仍穿着那件单薄的皮上装。
“您该买一件真正的大衣。”我对她说。
她直视我的眼睛，略带嘲讽，笑着问：
“在您看来，一件真正的大衣究竟是什么？”
她这么一问，我怔住了，她似乎要让我放心，说道：“不管怎么样，冬天即将过去了。”
她等待马略卡来的消息，它们不会迟迟不来。她希望春天出发。显然，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要是我愿意去的话。她也认可了，我放下心来。
“卡多呢？你们有他的消息吗？”
一听到卡多的名字，她就皱起眉头。我就像闲聊似的以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她。
“您想起他的名字吗？”
“这个名字很容易记住。”
这个卡多，他干什么职业？对，他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一家外科—牙科诊所里工作，就在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附近。
她点上烟，手有点发抖，说道：
“他可能会借钱给我们，帮我们旅行。”
她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他很富有吗？”我问道。
她笑了笑。
“您刚才说大衣……好，我叫他给我买一件皮大衣……”
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就像我上次在居雅斯街的咖啡馆里看见她的手搭在樊·贝维的手背上一样。她凑近我的脸说：
“放心好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皮大衣。”
在我的房间里，她拉上黑色的窗帘。以前我从来没有拉上，因为窗帘的颜色让我不安。每天我被窗口射入的光线弄醒过来。现在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射入。看到她的衣服、内衣撒落在地板上，感到非常奇怪。过了许久，我们睡着了。楼梯上的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把我从梦乡中拉出来，但我躺着不动。她还在睡，头倚在我的肩膀上，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她离开我的房间时，对我说：最好晚上我们不要见面，樊·贝维大概已经从阿提蒙回来很久了，他在图纳尔码头等她。我不想问她将如何对他解释她不在。
一旦我又剩下一人时，又感到自己重回到昨天的那个点上：对任何东西都不敢确定。我没有任何法子，只有待在房间里，或在但丁咖啡馆里等候，甚至可能在凌晨一点在居雅斯街上等候。周六，如果樊·贝维又出发去弗日雷索或迪耶普，那么我们就陪他到地铁站。倘若他同意她留在巴黎，那么我们就又像上一次那样。一直到时间的终结。
我把三四本艺术书籍放进本色的帆布袋里，走下楼梯。
我问一位站在总台后的男子，有没有巴黎市分街道的电话簿。他递给我一本几乎是新的蓝色电话簿。我查了奥斯曼林荫大道的所有电话。我终于在门牌158号找到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在160号的确有个牙医，叫什么彼埃尔·罗博。我随手记下他的电话号码：Wagram 1318。随后，我提着本色大布袋，走到穷者圣于连街的英语书店。我成功地卖出我带来的其中一本书：《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得了一百五十法郎。
*
我在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大楼前犹豫了一下，随后跨过大门。在墙上挂的木牌上用印刷大字写着姓名和楼层：
彼·罗博—彼·卡多大夫
三楼
卡多的名字和别的名字写得不同，好像是加上去似的。我决定敲三楼的门。电梯的两扇门在昏暗中闪光，我不想坐电梯。我慢慢地爬上楼梯，心里在准备我将对开门人讲的第一句话——我和卡多大夫有约会。如果他把我带到卡多大夫跟前，那我就装作一个出其不意登门拜访的客人，诙谐地对他说话。此外，他只见过我一次，也可能一下子认不出我来。
在门口挂着一块金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外科—牙科医生
我摁响门铃，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没有人回答。
我从大楼里走出。在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后有一家咖啡馆。露天台座上装有玻璃。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从这里可以监视160号的入口，我等候着卡多的回来。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对雅克丽娜和樊·贝维是那么重要。这也许是一次邂逅，他们也许此生再也不见到他。
我已经喝了好几份石榴汁，已是傍晚五点了。我最后竟忘记我待在这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究竟是为什么。几个月来，我都没有来过北岸，现在我觉得这里离图纳尔码头和拉丁区好像远隔几千里。
夜幕降临，刚才我进咖啡馆时厅里几乎没有顾客，现在顾客大概从办公室下班，渐渐地挤满了咖啡厅。我听见电动弹子的声音，就像在但丁咖啡馆一样。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附近停下来。起先，我不经意地看着，随后我的心“怦”的一跳：是卡多的车子。我认出来了，因为车子是英国车身，在法国很少见。他从车里走出来，到左边打开车门：雅克丽娜走出来。他们从玻璃露天座后面经过，朝着大楼的大门走去。他们可能会见到我，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们，似乎我要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走过去，没有见到我。卡多推开大门，让雅克丽娜进去。他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大衣，雅克丽娜还是穿那件单薄的皮上装。
我在柜台上买了一个打电话的筹子，电话间在地下室里，我拨了Wagram 1318，有人拿起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