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又出现他的一个帮手，一个叫雅克·夏蒂雍的人。二十年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已更名为雅姆·B·夏蒂雍。在德军占领初期，他给一个批发商当秘书，娶了那人的孙女，在那个时期，他在讷伊区成为马贩子。他寄给我一封信，谈了我父亲的事：“他在孤独中死去，你不要太难过。你父亲并不厌恶孤独。他有一种想象力——老实说，只是在面对生意时——他细心地充实着这丰富想象力，也充实着他的头脑。他从来就不孤单，因为他同自己的构建总是那么默契，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子怪怪的，特别让人迷惑不解。他对什么都好奇，即使对他不以为然的事情。他本来是很容易暴躁的人，却能给人以平静的印象。他身处逆境的时候，眼里就放射光芒。他那双眼睛会睁得老大，而平常，他那稍显厚重的眼皮就遮护着眼睛。他尤其是凭兴趣做事的人。使他的对话者更加惊诧的是，他懒得说话，懒得阐明他的意图。他只是简单地提示几句，还用手势隔断，伴随着‘就这样’……话尾还从嗓子眼儿带出摩擦声。懒得说话，再加上懒得写信，而且在他看来有情可原：他的字迹难以辨认。”
雅姆·B·夏蒂雍很希望我写一写他一个朋友的回忆录：那是个混混，科西嘉人，名叫让·萨尔托尔，不久前死了，他同洛里斯通街的帮伙来往密切，在占领时期，他的头儿是拉封。“真可惜，你未能写让·萨尔托尔的回忆录，你认为他是拉封的一个老朋友，那就错了。他那是在利用拉封，当作他走私黄金和外汇的避雷针，法国人追捕他比德国人还要紧。要明白这一点，他确实了解洛里斯通整个团伙的底细。”
一九六九年，我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之后，他打来电话，留给我一个姓名和街道门牌号，我去那儿能找到他。那是德·瓦尔加先生的家，后来，德·瓦尔加先生牵连到杀害让·德·布罗格利34的案件中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父亲，以及那个夏蒂雍，我们到瓦莱里安山散步。夏蒂雍五短身材，棕褐色头发，衰残的眼皮下面，黑眼球十分有神。他把我们带进一辆旧本特利车，车座的皮革都破损了——这是他留下的唯一财产了。过了不久，他不得不同这辆车分手，骑自行车到孔蒂河滨路来了。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天，我以挑衅的口气问他：“宗教，有什么用呢？”他赠送给我一本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传记，附上这样的题词：“送给帕特里克，读了这本书，也许就会明白‘这有什么用……’”
星期六晚上，父亲和我往往单独在一起。我们经常光顾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戈蒙大酒店。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走在罗什舒尔大街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为了躲避阳光，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昏暗小厅：三角洲。乔治五世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记录片：《纽伦堡审判》。我十三岁才发现集中营的景象。正是那一天，对我而言，事情有所变化。而我父亲，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未谈起过，即使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夏季夜晚，我们去吕克或者摄政冷饮店吃冰淇淋，到香榭丽舍大街阿尔萨斯餐馆，或者科利泽街中餐馆去吃晚饭。晚上，我们将他要投放市场的塑料唱片样品，放到紫红色皮革包装的电唱机上。我还记得，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如何交友》，如今想起来，我明白了他的孤独。假期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听见通向我六楼房间的内楼梯有脚步声。继而，隔壁大浴室传来说话声。几个执达吏拿走了我父亲的全部服装、衬衣和皮鞋。他运用什么策略，避免他们扣押家具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暑期，在默热沃度过，我独自一人，有一个年轻姑娘，学美术的大学生照看我，就像一个大姐姐。公寓关闭，仿佛无人居住了。我们在半明半暗中穿过前厅，前往游泳池。从傍晚五点钟起，有一支意大利乐队，在游泳池畔演奏。一位医生和他妻子将他们家的两间卧室租给我们。怪异的夫妇。妻子——棕褐色头发——样子疯疯癫癫。他们收养一个我这年龄的女孩，同所有得不到爱的孩子一样，性情温柔，我和她到邻近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度过许多下午。盛夏的阳光下，一股青草和沥青的气味。
一九五九年复活节假期，我的一个同学不想让我关在寄宿学校里，就带我去蒙特卡洛35，到他祖母，德·波利尼亚克36侯爵夫人的家里。她是美国人。后来我听说，她的表弟哈里·克罗斯比37，正是劳伦斯和乔伊斯在巴黎的出版商，三十岁时自杀了。她开一辆黑色轿车。她丈夫经营香槟地区的葡萄酒，战前，他们同里宾特洛甫38过从甚密，当时里宾特洛甫就是香槟酒的推销员。不过，我同学的父亲当年却是抗敌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书，由萨特作序。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在这位侯爵夫人家中，有时整个下午，就翻看一本本相册，那些照片始自二十年代，图解了她和丈夫所过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她愿意教我开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就把她十五马力车的方向盘交给我。一处弯道我没有拐好，我们连人带车差一点儿就悬空掉下去。她带我们，她孙子和我，去尼斯，到潘德马戏场看吕伊·马里亚诺的表演。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英国之行，到博恩穆思，魏尔伦居住过的角落：散布在叶丛间的红色木屋、海水浴场的白色别墅……我不打算返回法国。没有母亲的音信。我还认为如果我在英国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拖长些，也会省却我父亲许多麻烦。我投宿的家庭不能留我居住了，我就去一家旅馆的前台，身上带着三千旧法郎，他们让我免费睡在底层的一间改变用途的客厅。继而，我每天早晨上英语课的学校校长，也为我开方便之门，留我住进楼梯下面的一间仓储室。我逃往伦敦，晚间抵达滑铁卢火车站。我穿过滑铁卢桥，只身来到这座仿佛比巴黎还大的城市，我不免胆战心惊。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进了红色电话亭，以接话者付费的方式给父亲打电话。我极力向他掩饰我内心的惊慌。他听我说独自到伦敦，并不显得很意外，还以无所谓的声调祝我好运。尽管我未成年，布卢姆斯伯里街一家小旅馆还是给了我一间客房，但是只准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碰运气，到大理石拱门另一家旅馆，他们同样无视我十五岁，给了我一间小客房。还是唱摇滚乐的阿飞男的英国，是克里斯蒂娜·基勒十七岁从郊区方始踏上的伦敦。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夏天，她当服务员，在贝克街一家希腊小餐馆打工，附近就是晚上我吃饭的土耳其餐馆，饭后我心里慌慌的，沿着牛津大街散步。“而托马斯·德·昆西喝着/鸦片温和而纯正的毒药/想他可怜的安娜梦魂萦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天夜晚，和母亲及其一个男友在学院街一家阿拉伯餐馆：库图比亚。时间很晚了，餐馆空荡荡的。还是夏天，天气很热。朝街道的门大敞四开。我少年时期的奇异岁月。阿尔及尔是巴黎的扩展，而巴黎能接收到阿尔及尔的声波和回响，就好像西罗科干燥的热风吹到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带来一点撒哈拉和海滩的沙子……在阿尔及尔和在巴黎的街道，跑着同样的小型低座摩托车，张贴着同样的电影广告，咖啡馆里的电唱机放着同样的歌曲，叫卖着同样的油炸土豆丸子。在阿尔及尔如同在香榭丽舍大街，都是同样的夏天。那天晚上，在库图比亚餐馆，我们那是在巴黎还是在阿尔及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用塑料性炸药炸毁了库图比亚餐馆。一天晚上，在圣日耳曼草场——还是在阿尔及尔？——杰克·罗莫利衬衣商店前不久也炸毁了。
一九五九年这年秋天，我母亲在喷泉剧院演一出戏。星期六傍晚放了学，我就到剧院经理办公室做作业。我还在那周围溜达，发现了皮加勒街区，乡野气氛还不如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广场，倒比香榭丽舍大街混乱一点儿。这是喷泉街、白色广场、弗罗绍街，我头一回拂着巴黎的秘密，我虽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却开始梦想我的生活了。
孔蒂河滨路，新来两个人，住进套房。罗贝尔·弗利，我父亲一个青年朋友，是他的司机，驾驶一辆雪铁龙19型车，陪他到处走，还有罗贝尔·卡尔，是一位裁缝，我母亲跟他联系密切，是为了拍马克斯·佩卡的电影：《恶性循环》，她扮演一个令人不安的外国富婆，一个年轻画家的情妇。
一九六〇年一月，我逃学了，爱上了一个名叫吉吉·达拉加纳的女孩，是我在母亲那里遇见的。我一直走到维拉库布莱的飞机库，又乘巴士和地铁，终于回到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在波拿巴街与河滨路拐角，马拉佛斯兼售香烟的咖啡馆，偶然碰上吉吉·达拉加纳。她跟几个朋友，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劝我回家。我按家里的门铃，没人回应，想必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开雪铁龙19型车外出了。我母亲一如既往不在家。必须找个地方睡觉，我就向吉吉和她的朋友们要了点儿钱，又乘地铁和大巴回到寄宿学校。校长同意把我的学籍保留到六月份。但是，学年一结束，就让我退学。
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偶尔也会带上我出游。他们沿着法兰西岛39的田野行驶，约见公证人，参观各种各样的房地产。他们在护林人的小旅店里歇脚。我父亲似乎基于一种迫切的理由，一定要到“乡下”休养。在巴黎，我去欧斯曼大街73号找他们，罗贝尔和我父亲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商议。罗贝尔·弗利蓄留着金黄的胡子。除了开雪铁龙19型车，我不知道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活动。他向我解释说，时而他也去毕加尔40“溜一溜”，他回到孔蒂河滨路，就差不多早晨七点了。罗贝尔·卡尔将套房的一间屋改成裁缝车间。我父亲给他起个绰号：特吕发丹，假面喜剧41的一个人物。在四十年代，正是罗贝尔·卡尔，制作出头一批化装服饰：扎姆贝拉、卢奇·萨塞尔、姿姿·穆斯蒂克。
我陪父亲去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街，见一个新的“哑角”，一个名叫莫拉夫斯基的人。他住在这条街12号或14号，一家独立的小旅馆里。我在外面等着他，在栗树茂密的枝叶下来回踱步。时值初春。我母亲正在艺术剧院演一出戏，剧院的女经理是亚历山德拉·鲁贝—扬斯基。演出的剧目为《女人要知道》，作者是一位里昂丝绸厂厂主及其女友，演出完全由他们出资：租剧院，付给演员演出费。每天晚上，演出厅都空荡荡的，观众仅有里昂丝绸厂厂主的几个朋友。导演明智地向厂主建议，不要邀请剧评家，借口是他们“恶毒”……
暑期前最后一个星期天傍晚，罗贝尔·弗利和我父亲开雪铁龙19型轿车，陪我去蒙塞尔学校，等我收拾好箱子，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里，我就沿着西部高速公路，诀别了茹伊昂若萨。
看起来，家里就是想要我远离巴黎，一九六〇年九月给我注册了托讷的圣约瑟夫学校，是远在上萨瓦省（毗邻瑞士和意大利）的小镇。一位雅克·盖兰先生和他的妻子，我父亲的妹妹斯泰拉，做我的联系人。他们在安讷西湖畔韦里耶，租了一所绿窗板的白房子。不过，除了星期天偶尔离校几小时，他们对我并没有多大帮助。
“雅基”盖兰业余爱好“纺织业”，他原籍里昂，生活放荡，喜爱古典音乐，滑雪，开豪华轿车。斯泰拉·盖兰则与日内瓦的律师，皮埃尔·雅库继续保持通信关系。当时，皮埃尔·雅库被控告谋杀，关进了监狱，后来获释，斯泰拉就去日内瓦看望。大约一九六三年，我在莫旺皮克酒吧，遇见他和她在一起。他跟我谈论文学，尤其谈马拉美。
雅基·盖兰在巴黎，充当我叔父的顶替人：“盖兰公司”，上城街七十四号，其实就是我叔父经营的企业。我始终没有弄清盖兰公司究竟做什么，就是一个类似货栈的地方，我叔父拉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销售“物资”。过了几年，我问过他，公司为什么起盖兰的名，而不用他自己的姓名“莫迪亚诺”。他用巴黎的口音回答说：“要知道，老兄，意大利音韵的姓名，战后不为人待见……”
假期最后几天午后，我在韦里耶湖畔看《魔鬼附身》42和《巫魔舞会》。开学前几天，父亲寄给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简直就是打击一个即将囚禁于寄宿学校的男孩的士气。他将一个有点罪过的人交给命运支配，还确信他这样做得对；是想落个心安理得吗？“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你从圣洛给我寄来的信我给你打回去。我要对你说，收到你这封信，我一刻也不相信；你渴望回巴黎的动机，是为了考取你将要上的学校。正因为如此，明天早晨，你就赶九点钟的火车去安讷西。我等你到那所新学校的表现，我也只能祝愿在那里你的品行能起到模范作用。我本来打算去日内瓦见见你。这趟旅行，眼下看来没有必要了。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像一阵风似的经过安讷西，匆匆忙忙给我买了两件用品作为我的行头：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打折的绉胶鞋，穿了十年从不透水。她在我返校那天晚上之前离开我。这总是于心不忍的事：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回寄宿学校，明明知道是去过囚徒生活。真想把孩子留下。她心中提出这个问题吗？看起来，从她的眼神里，我没有发现慈悲的影子。况且，她要动身去西班牙，准备逗留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九月份。一个星期天晚上，返校了。圣约瑟夫学校最初的日子，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四年以来，我就已经成为寄宿学校的常客了。我在托讷的同学，大多都是农民子弟，我喜欢他们胜过蒙塞尔那些金玉其外的小流氓。
可惜的是，阅读受到监视。一九六二年，因为看了《麦苗》，我被勒令离校几天。幸亏我的法语教师阿康伯雷神甫，我才获得“特许”，能看禁止其他学生阅读的《包法利夫人》。我保存了这本书，上面有他写的：“同意：二年级”，并有校长，议事司铎雅南的签名。阿康伯雷神甫推荐我看《海洋之路》，莫里亚克的一部小说。我看了很喜欢，尤其结尾，甚至如今还记得最后这句话：“……如往昔黑暗的拂晓”。他也让我读了《无根的人》43。难道他觉出我有点缺少的，就是索洛涅或者瓦卢瓦的一座村庄，抑或我自行编织的梦想吗？在宿舍里，我放在床头柜上的书籍：帕韦泽的《生存这一行》44。他也不想禁止我看如下这些书：《玛侬·列斯戈》45《火的女儿》46《呼啸山庄》《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47。
每月离校一次，只有几小时，星期天傍晚，汽车又将我拉回学校。我在湖畔韦里耶的镇政府那边一棵大树下等车。乘车一路，我往往站着。许多农民星期天进城，也纷纷乘车回农场、夜幕临降。汽车驶过芒遍—圣贝尔纳尔城堡、阿莱克斯小墓园、格利埃尔高地48英雄墓园。星期天傍晚的这些长途汽车和安讷西—巴黎火车，还像占领时期那样，人塞得满满的。而且，汽车和火车车厢，还几乎同那时一模一样。
阿尔及尔军事政变49，我在宿舍关注着突变的形势，听着小半导体收音机，心想全国陷入恐慌，我就可以乘机逃离学校。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晚上，法国重又恢复秩序了。
宿舍的小夜灯。假期过后，回到学生宿舍，头一夜非常难过。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小夜灯猛然提醒了你。晚上九点钟熄灯。床铺太狭小。床单一股汗臭味，几个月也不换。衣服也同样。六点一刻起床。用凉水草草洗把脸，盥洗池长有十米，安装一大排水龙头。自习。早餐。咖啡不放糖，盛在不锈钢碗里。没有黄油。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们在操场的顶棚下，聚在一起可以读读《自由回声报》。下午四点钟，发一片面包干和一方块黑巧克力。晚餐喝栗子粥。我饿得要命，脑袋都有点发晕。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将管总务的布隆神甫拉到一边，对他说我们吃不饱饭。星期四下午全班出游，围着托讷四周散步。到了村子，我趁机买《法兰西文学》《艺术》和《新文学》等刊物。这些刊物买来，我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所有这些周刊，都摞在我的床头柜上。午饭后休息时，我就听广播。远处，树木后面，传来锯木头的单调呻吟。在操场的棚顶下，熬过连雨天。一排蹲式厕所，门也不关上。晚间，到小礼拜堂祈福；然后排队回宿舍。
雪，伴随六个月。这样的冰雪，我总觉有几分动人和友善。这一年，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播放的一首歌曲：“不，我再也想不起，消失舞会的名字……”
这一学年，我极少收到母亲从安达卢西亚寄来的信。写来的信也大多寄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仅有两三封例外，直接寄到学校。收寄的信件都必须由学校拆开检查，议事司铎雅南认为；这个没丈夫的母亲待在安达卢西亚；实在奇怪。她从塞维利亚给我写道：“你应当开始阅读蒙泰朗50了。我认为你从他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我的老小子，认真听我的话吧。求你这么做吧，读一读蒙泰朗。你会从他那里发现有益的劝导。例如，面对女人，一个年轻男子言谈举止应该如何。真的，读一读蒙泰朗的《少女们》吧，你能学到许多东西。”我万分惊讶，她的语气这么激烈：蒙泰朗的作品，我母亲一行也没有读过。是她的一个男友，记者让·科，向她耳朵吹风给我这个建议。如今我还困惑不解：他真的希望，在性爱方面，蒙泰朗成为我的向导吗？我倒是天真地读了《少女们》。我更喜欢蒙泰朗的《巴黎索引》。一九六一年，我母亲发错了，给我寄来另一封信，引起司铎的疑虑。这封信里附有关于一出喜剧评论的剪报：《奇阔塔的示意》，是她与菲尔南·格拉维巡回演出的喜剧。
一九六〇年圣诞节，是同我父亲及其女友在罗马度过的。他的女友比他小二十岁，一个神经质的意大利女郎，草黄色头发，一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的范儿。平安夜的一幅照片图解了这一天。是在维讷托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拍摄的。照片上的我若有所思的神态；四十年后心中还发问，我跑到那儿干什么呢。我可以想照片是一种蒙太奇，便聊以自慰。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力图争得教会解除她的第一次婚约。一天下午，我陪他去梵蒂冈，登门拜访蓬多拉大人。蓬多拉尽管身穿教袍，办公桌上有教皇题赠的照片，还是像我父亲在克拉里茨会见的那些生意人。那年圣诞节，我父亲见我手上冻疮深深的裂口，似乎感到很诧异。
重返寄宿学校，一直熬到放暑假。七月初，我母亲从西班牙回来，要我去日内瓦机场接她。她的肌肤变为棕褐色了。她住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中，身无分文，只有一双鞋。在西班牙巡回演出收获不大，却毫发未损她的高傲。她的下颏扬起老高，讲述安达卢西亚和斗牛士的“辉煌”故事。然而，受华而不实和奇思异想的遮蔽，她那颗心并不温柔。我父亲在那一带逗留数日，由与他办事的菲力浦·德·D侯爵陪同。侯爵高个头儿，一头金发，蓄留髭胡，说话声音洪亮，带着一个棕褐头发的情妇。他借用我父亲的护照去瑞士。他们俩同样身高，留着同样的胡子，身体也同样胖瘦，而D丢失了证件，是因为比塞大51事件；他匆忙离开降临灾难的突尼斯。脑海重又浮现塔卢瓦尔的比兹神父的平台上的情景，心中再次发问，我掺和到我父亲、菲力浦·德·D及其棕褐色头发情妇中间，究竟能干什么呢。八月份，我母亲和我，我们去克诺克—勒—朱特52，那里一户人家是我母亲的朋友，战前曾在他们的小别墅接待我们。多亏他们的热情，我们才不至于露宿或者投奔救世军。常玩卡丁车的生活优裕而笨拙的青少年。根特的一些企业家，像快艇驾驶员那样洒脱，拿腔拿调地彼此问候，讲的法语极力掺进英语的声调。我母亲年轻时的一个男友，一副堕落的老孩童的样子，在通往奥斯坦德的沙丘后面经营一家夜总会。随后，我独自返回上萨瓦。我母亲则回巴黎。我在圣约瑟夫学校，又开始了一个学年。
一九六一年万圣节假期。在安讷西，雨和融雪下的王府街。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莫拉维亚53的小说《愁闷》，书带上印着：“而他的解闷方式：情欲”。万圣节灰色的假期，我读了《罪与罚》，这是我的惟一慰藉。我得了湿疹，要去瞧我从安讷西年鉴上查到姓名的一位女大夫。她看到我状态不佳，显得很惊讶。她问我：“您父母在吗？”面对她的关切和母亲般的温柔，我得强忍着，以免放声痛哭。
一九六二年，我母亲的一封信，幸好没有落到雅南议事司铎的手中：“这个星期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我没有在家。星期五晚上，我去参加鸡尾酒会，是利瓦克在他制片的摄影棚里举办的。我还出席了特吕弗54导演的电影，《茹勒和吉姆》的首映式，当天晚上，我又去国家大众剧院（TNP），看了卡尔德隆55的剧作演出……我想你，知道你学习多么紧张。加油，我亲爱的孩子。我拒绝同布维尔演那出戏，始终不后悔。真若扮演如此庸俗的一个角色，那我会难过死的。但愿我能找到别的东西。我的孩子，不要以为我忘了你，真的，我挤不出来时间，不能给你寄包裹。”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趁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放假，不顾三十九度的高烧，乘人满为患的火车回巴黎，希望父母见我生了病，会留我在巴黎住几天。我母亲住到套房的四楼，屋里只剩下一张破了洞的长沙发，再无任何家具了。我父亲同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住五楼。在母亲的住房，我又遇见记者让·科，他有个保镖，以防秘密军队组织56的暗杀。萨特的这位前秘书是个奇特的人物，长一颗猞猁的头，那副模样仿佛被斗牛士吓呆了。我十四岁那时候，就说得他相信，斯塔维斯基57的儿子用了假名上学，就住在我的隔壁宿舍，这个同学曾向我透露，他父亲还活着，在南美洲某个地方。让·科就开着四马力小轿车来到学校，无论如何也要认识一下“斯坦维斯基之子”，期望搞一个独家新闻。那年冬天，我也重又见到了让·诺尔曼（又名让·杜瓦尔），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他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建议看侦探小说丛书。当时，一九五六年，我还不可能知道，他刚刚出狱。还有米莱依·乌鲁索夫，她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还有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郎，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岁，是我母亲在安达卢西亚认识的。她嫁给一个俄罗斯人，埃迪·乌鲁索夫，外号“领事”——“自由古巴”的——因为他喝酒比得上马克尔姆·劳里58的人物。他们夫妇二人在托雷莫利诺斯59开了一家酒吧小旅馆。她是法国人。她向我讲述她十七岁那年，要去参加中学会考的那天早晨，闹钟没有响铃。她一直睡到中午，当时家住在朗德省一个地方。夜晚，我母亲不在，只有米莱依·乌鲁索夫陪伴我。她躺在陷下去的小长沙发上睡不着觉。而我，则有一张大床……一天早晨，我和她去奥岱翁60广场。在圣安德烈贸易法院的拱廊下，一个茨冈女人给我们看手相。米莱依·乌鲁索夫对我说，她很好奇，想十年后再认识我是什么情景。
在灰蒙蒙的三月份返回托讷。安讷西主教隆重参观了这所学校。大家纷纷吻他的指环。演说。弥撒。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没有被雅南校长拆开过，而这封信如果契合实际，那就是好父亲写给好儿子的信件。“一九六二年五月二日。我亲爱的帕特里克，我们应当以最大的坦诚态度，彼此将心里话全讲出来，这是避免亲人变为生人的惟一可行的办法，而这种情况可惜太司空见惯，发生在许多家庭里。我很高兴你向我谈你当下面临的问题：你要将你未来的生活引往什么方向。你向我解释，一方面你明白，要在社会上立足，文凭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你也需要写书，创作剧本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愿意全身心投入这件事。在文学上获得成就最大的人，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都是学习成绩优异。许多事例，你同我一样了解：萨特，如果不是继续学业，直到获取哲学教师资格证书，他的著作有些就可能写不出来了。克洛岱尔61，出色地修完了政治学院的学业之后，到日本任年轻的大使馆专员时，才写出了《缎子鞋》。罗曼·加里62，获得了龚古尔奖，从前也是政治学院的学生，到美国任过领事。”他希望我能获得国立农学院的农业技师学位。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前途的行业。他如此重视学习，就因为他本身错过了机会，他有点儿像那些强盗，要让他们的女儿在寄宿学校受到“修女”的教育。他说话带着轻微的巴黎口音——上城居民区和小公馆街的口音，也有特雷维斯居民区的口音，在那里寂静的树下，能听见潺潺的喷泉声。他时常使用切口隐语。不过，他能使出资人产生信任感，只因他这个人态度亲切，又显得稳重，高高的个头儿，着装极为合体。
我在安讷西通过了全国中学毕业会考。这便是我拿到的惟一文凭。七月在巴黎，见到了父亲母亲。蒙索公园，我读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报导。布洛涅树林，我发现了《长夜行》63。我独自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只觉得满心欢喜。八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向东南方向走去，儒尔丹大街和凯勒曼大街，这个街区以后我要摸熟。在一个报亭门面，我得知玛丽莲·梦露自杀了。
八月份在安讷西。克洛德。一九六二那年夏季，她二十岁，在里昂一家裁缝店干活。后来成为“临时工”的时装模特儿。继而到了巴黎，就当上正式时装模特儿了。再后来，她同一位西西里岛王子结了婚，到罗马生活，时间就永远定格了。罗贝尔。他在安讷西闹出丑闻，公然要求她“婶母”的身份。他在这座外省的城市里是个被排斥者。正是一九六二这年夏天，他二十六岁。他向我展现“鲜花圣母堂”多么“神妙”。罗贝尔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跟比利时的男爵约翰·L交上朋友，那是男爵在安讷西逗留，下榻在王家大酒店的时候；还是这位男爵，我母亲于一九三九年，在安特卫普认识了他的掮客。一九七三年，我又见到了罗贝尔。那是个星期天晚上，在日内瓦，我们坐他的车穿过贝尔格桥，他喝得烂醉，我们险些掉进罗讷河中。他于一九八〇年死了，面部有击伤的痕迹，警察逮捕了他的一个朋友。我在一家报上读到这样写他：“一个小说人物的真正死亡。”
一位姑娘，玛丽。夏天，她跟我一样，下班后，晚上七点钟，到安讷西火车站广场乘长途汽车。她返回湖畔韦里耶。我是在这班车上认识她的。她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点，已经工作了，当了打字员。在她休息的日子；我们就到韦里耶湖畔小滩见面。她正在看莫洛亚64的《英国历史》。还看图片小说，是我去湖滩前给她买的。
在体育馆或者酒馆见到的我的同龄人，都随风而去了：外号“侯爵”的雅克·L，其父曾是保安队65队员，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大博尔南被枪决。皮埃尔·富尔尼埃，拿一根手柄有球饰的手杖。还有属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那一代人：克洛德·勃兰、扎基、保罗·埃尔维厄、罗兹；女的有伊维特，曾做过皮埃尔·勃拉瑟尔的情妇，棕发多米妮克，身穿黑色皮外衣，从拱廊下走过，据说，她在日内瓦，靠“她的色相”为生。……克洛德·勃兰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些vitelloni66。他们最迷恋的电影，就是《漂亮的美国女郎》。他们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归来，就买了MG旧车，带我去看了“夜场”的足球赛。其中一人打赌，用半个月就能勾引上省长的夫人，带她去凡尔登大饭店开房；他真赌赢了；另一个人则成为一位美艳富婆的情人；那是一个名人的孀妇，冬季经常到夜总会的二楼，光顾桥牌俱乐部。
我乘长途汽车前往日内瓦，在那里有几次陪伴我父亲。我们跟一个叫庇卡尔的人，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下午，他总有约会。六十年代初，日内瓦很怪异。在罗纳饭店的大厅里，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低声交谈。我去老城一带溜达。据说，我爱上的棕发多米妮克，夜晚在湖岸缓坡街58号俱乐部里做事。在回程的路上，汽车在暮色中穿越边境，没有停车接受海关检查。
一九六二年夏，我母亲到安讷西巡回演出，在夜总会剧场演了萨沙·基特里67的剧作：《听好了，先生们》，同台演出的有让·马尔夏和米歇尔·弗拉姆，一头金发的“帅小伙”，穿着非洲豹皮色的游泳裤。他在体育馆的饮料专柜请我们喝了清凉饮料。暑假结束的时候，星期天跟克洛德一道，沿着帕齐耶草坪散步。已经入秋。我们从省政府门前经过，他的一个女友就在这机关里工作。安讷西又恢复外省城市的面貌。在帕齐耶草坪上，我们碰见一个年迈的亚美尼亚人，他总是踽踽独行。克洛德对我说，他曾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大把大把钱给了妓女和穷人。雅基·盖兰的灰色轿车，由阿勒马诺装配的车身，环湖缓缓行驶，有始无终了。我继续拨弄这些年头，没有乡愁，只是声调很急迫。如果说，话相拥挤，而语无伦次，那也怪不得我。必须从速，否则我就丧失勇气了。
九月，在巴黎，我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哲学预科班，作为住校生，尽管我父母的住所离学校仅有数百米。算起来，我寄宿学习已有六年了。在前几所教会学校中，我领略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可是对我来说，住校生活，从来没有像亨利四世中学这么难熬。尤其放学时刻，眼看着走读生纷纷离校，从大门廊跑上街道。
我记不大清楚住校的同学了。好像有三个男生来自萨尔格米讷城，准备上巴黎高师。我班上一个马提尼克68岛的同学，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另一名学生总抽烟斗，穿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方格布列顿呢拖鞋。据说，他住校三年，没有出过这所中学的院墙。我还隐约记得同宿舍一个同学，矮个头儿，红棕头发，两三年后，在圣米歇尔大街，我远远望见他在雨中身穿大兵的军装……熄灯之后，夜间值班员手提灯笼，挨床上察看是否有人。这是一九六二年秋季，也像是十九世纪，也许上溯更久的一个时期。
我父亲只来这所学校看过我一次。校长允许我到学校门廊下等我父亲。这位校长的名字很好听：阿多尼斯·戴尔佛斯。父亲的身影，就站在门廊下，但是看不清他的脸，就好像在这中世纪修道院的背景中，他的出现在我看来是虚幻的。一个高挑身材的男人侧影，没有脑袋。记不得是否有会见室，我们是在二楼见的面，我想是间图书室，或者礼堂。只有我们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我一直把他送到中学的大门口，他在先贤祠广场上渐行渐远。有一天，他向我透露，他十八岁那年，也经常到学院区来，兜里的钱只够吃顿便餐，在杜蒙—拉丁馆要杯牛奶咖啡，吃几个羊角面包。那时，他肺部有阴影。我合上眼睛，想象他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返回，走在法兰西行动69的那些乖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属于他的拉丁区，倒应该是维奥莱特·诺兹埃尔区。当年，他在维奥莱特大街上，一定能经常迎面遇见她。维奥莱特，“费纳隆70中学漂亮的女生，在她书桌里养蝙蝠。”
我父亲又跟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结婚了。他们住在五楼，在我母亲套间的上面。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两层是一套房，一九六二年，还没有折分成两套房。在一九四七年，我父亲开始租下第四层时，就封死一道门，建了一道内部楼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不同意我既住校，又继续见我父亲。
住校两个月，我收到父亲这样一封信：“……今天早晨九点十五分，你上楼来告诉我，只要我不收回让你住校的决定，你就决意不再返校。大约十二点半，你又向我重申说过的话。你这种行为无法形容。如果照你的想象，使用这种小小的敲诈伎俩，就能使我退让，那你真是异想天开。因此，为了你好，我还是赶紧劝你明天早晨返校，向你的校长道歉，说明缘故，因流感才缺课。我要极其明确地把话说在前头，你若是另搞一套，那就有你后悔的。你才十七岁，还未成年；我是你父亲，为你的学习负责。我打算去拜访你的校长。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没有钱，在这一九六二年十月份，没有一场演戏聘约。我父亲发出威胁，如果我不乖乖返回学校宿舍，他就不再供给我生活费用了。如今想一想，我觉得他在我身上花费不多：只是那点儿住宿费。不过，我想起五十年代末，我见他完全“身无分文”了，居然向我借一千旧法郎，那是我外公不时拿出些他的工人退休金，从比利时寄给我的钱。我感到他比我父母亲近。
我继续“罢课”，不回学校宿舍。一天下午，母亲和我，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我们在杜伊勒里公园里散步。万不得已，她决定求助于她的女友苏姗娜·弗隆。我们连买两张地铁票的零钱都没有了：就徒步走到乔治五世大街。苏姗娜·弗隆在她多层露台的套房接待我们：真以为上了一条邮轮。我们留下吃晚饭。我母亲双腿站定，以演悲剧的腔调，向她陈述了我们的“不幸”，同时伴随着不容置疑的舞台动作。苏姗娜善意地倾听，为这种境况伤心。她主动提出给我父亲写封信，给了我母亲一笔钱。
随后几个月，想必我父亲终于下了决心，让我永远离开我从十一岁就年年入住的学生宿舍。他约我到咖啡馆见面。他唠叨不休，怪罪我母亲和我，我在我们父子之间未能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每次我都不得不向他乞求，他最终极不情愿，给我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就带给我母亲。有些日子，我空手而归，引起她大发雷霆。很快，我就要满十八岁了，随后几年，我就极力设法，自己给她弄到这些可恶的、印有诗人让·拉辛头像的五十法郎钞票，然而，这并不足以消除她始终向我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缺乏善意的态度。我从来无法向她交心，也不能请求她什么帮助。有时候，我就像一条没有家谱的野狗；有点儿过分放任自流，萌生一种幼稚的欲念，白纸黑字，详详细细写下她由于心狠和轻率，让我遭受的所有委屈。现在我保持缄默了。我也宽恕了她。从今以后，这一切都消逝淡远了……记得我上学时，抄过莱翁·布洛瓦71的这样一句话：“人这颗可怜的心，有些部位尚属子虚，痛苦进入方始存在。”然而在这里，这是一种完全无谓的痛苦，甚至无法升华成一首诗。
窘困又要逼近我们。有一年——一九六三年一套房必须“接上”煤气，必须施工。我母亲付不出钱来，我也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在酒精炉上做饭。我们从来不烧暖气。缺钱的状况持续很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一点招儿也没有了，她就把我拉到皮埃尔—夏隆街的当铺，让我将一支“钻石笔尖的金笔”当掉：这是一个文学奖品，由莫里斯·舍瓦利埃72亲手颁发给我的。他们只给了我二百法郎，我母亲眼神冷酷，一把抓过去揣进兜里。
那些年，我们年年都感受“房租付款期的焦虑”。这些套房很老旧，战前就破烂不堪，当时租金不很高。街区随着商业和居民而发生变化，从一九六六年起，房租就涨了。不要怪我，讲述这种细节，不过，这些事确实引起我的忧虑，但是很快就排除了，只因我相信奇迹，我也沉浸在巴尔扎克式的发财梦想中。
几次同我父亲见面，令人伤感，我们就再也不一道回公寓楼了。他先回去，我则依照他的指示，要等一阵工夫，绕着建筑群兜圈子。他得向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隐瞒我们父子见面。通常，我们单独相见。有一天，我们和菲力浦·德·D侯爵共进午餐，这一餐要跑两家餐馆，一家在卢浮宫河滨路，另一家在大奥古斯丁河滨路。父亲向我解释说，菲力浦·德·D有个习惯，同一顿午餐，要吃好几家餐馆，约见不同的人……在一家餐馆吃第一道菜，到另一家餐馆吃主菜，再换一家吃餐后点心。
那天，我们跟随菲力浦·德·D，从卢浮宫河滨路转移到大奥古斯丁河滨路。他身穿一种军装，声称在战争中，他曾是诺曼底—尼耶芒空军中队的成员。我父亲度周末，也时常去D的古堡，坐落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他到那儿，甚至还参加猎鸭的活动，也只是勉为其难吧。我还记得，一九五九年，我们在索洛涅73保尔·贝尔托勒家度过的几天，有他妻子以及德·纳莱什伯爵，当时我真怕父亲把我丢下，而这些杀手带上我去围猎。我父亲跟菲力浦·德·D做“生意”，同样也跟保尔·贝尔托勒做“生意”。据我父亲说，D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的公子哥儿，甚至蹲过监狱。后来，他给我看，D戴着手铐的一幅照片，是他从一份《私家侦探》旧报剪下来的。可是，D继承了他祖母（娘家姓W）一大笔遗产，想必我父亲需要他出资。五十年代末以来，我父亲确实还抱着一种梦想，要赎回哥伦比亚一个产业的股票。自不待言，他指望菲力浦·德·D出资帮他实现这一计划。
D后来娶了一个女汽车赛手冠军，最终毁掉了他的生活：先是在哈马马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均有同名城市）经营一家夜总会，后来又到波尔多开了修车厂。我父亲则不然，还坚持数年，忠实于他那哥伦比亚之梦。一九七六年，一位朋友转交给一张卡片，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信息：“莫居皮亚金融公司。注明地址：巴黎（九区）牧羊女街22号。电话：7707694。法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领导：总经理：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先生；董事：夏尔·吕什威、莱翁—米歇尔·泰松……等先生，卡菲尔托拉斯公司（拉乌尔·梅尔诺特先生）。”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我还是对上号了。头一个，泰松，一九七二年九月，我误收从丹吉尔74给我父亲打来的这份电报：1194丹吉尔34601速结清办公室租金——断——我的女秘书固定——断。速答复泰松。这个泰松，是在丹吉尔的金融家。至于卡菲尔托拉斯公司的梅尔诺特；他曾是免税区国际董事会成员。
再有，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我随同父亲见到了董事会的第三人：夏尔·吕什威。我父亲拿这个夏尔·吕什威作为失败的例证，让我当心学习不要过分注重“文学”：夏尔·吕什威在路易大帝中学，念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跟罗歇·瓦扬和罗贝尔·勃拉西拉是同学，结果他一生没干一点儿正经事儿。从形貌上看；像一个轻浮的瑞士人，爱喝啤酒，一个穿便装的宗教人士，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嘴唇软塌塌的，往往偷偷跑日内瓦的“男性公共便所”。他离了婚，五十岁又跟一个比他小得多的、矮胖留短发的女人一起生活，住在十六区底层没有窗户的一间屋子。别人能感觉出来，他准备达成任何妥协。他可能充当我父亲的总管和“男爵”，这并不妨碍他像答尔丢夫75那样，装腔拿调地教训我。一九七六年，我在孔蒂河滨路公寓的楼梯上遇到他，人明显见老，脸颊胖肿，一副流浪汉的样子，梦游似的胳臂上挎着食品袋。我发现他就住在五楼的套房，我父亲去瑞士了，房中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家具，连暖气、水电都断了。他和妻子占据空屋，勉强生活。妻子打发他上街买东西——也不过是几个罐头。她变成了一个泼妇：这个倒霉鬼每次回到空房，我都听见她大吼大叫，猜想恐怕他不再出席莫居皮亚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了。一九七六年，我错收了这家金融公司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已经向我们公司在波哥大的律师发出指示，到哥伦比亚法院启动赔偿的诉讼程序。我们以此件告知你们，你们的总经理是提姆伯南美洲公司的董事，在这家子公司中代表我们的公司”。然而，生活是残酷而不公正的，打破了最美好的梦想：总经理永远也拿不到波哥大方面的赔偿金。
一九六二年圣诞节。那年圣诞节是否真的下了雪，我已经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在记忆中，看见夜间大雪纷飞，落到公路和马厩上。若泽和亨利·B把我接到圣洛种马场。若泽姑娘在我母亲外出时看护我，从我十一岁到十四岁。她的丈夫亨利是种马场的兽医。他们是惟一可托付我的人了。
后来几年，我经常来圣洛，到他们家。这座城市，人称“废墟之乡”，毁于盟军登陆的轰炸中，许多幸存者都失去了他们身份的踪迹和证明。必须重建圣洛，一直建到五十年代。我去阳台咖啡馆和市图书馆，亨利则带我去周围的农场，即使夜里叫他，他也得去给牲畜医治。恰恰是在夜晚，想到所有这些马匹在我的周围守护，或者在马厩里睡觉，我就放心了，至少这些马匹不会被送到屠宰场了，不像一天早晨，我在勃朗西翁门所见到的那一长队。
在圣洛上学的时候，我交了几个女友。其中一个住在发电厂。另一个，十八岁就想上巴黎，注册戏剧学院。她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透露她的打算的。在外省，在安讷西，在圣洛，所有梦想和晚间漫步，都出现在发往巴黎的火车站前。
一九六二年这个圣诞节，我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我一直住在房子顶层的同一间屋，窗户对着大路。记得每逢星期天，午夜时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沿这条路走向工棚，不断地喃喃自语着。圣洛令我念起《深红色窗帘》76的亮灯窗户——仿佛我在那老房间，或者我的青春里忘记了关灯。巴尔贝·多尔维利77就出生在这附近，我参观过他的故居。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混淆的两年。缓慢的日子，雨天……然而有时，我却领略到第二状态：我摆脱了这种灰蒙蒙的天地，进入到一种陶醉和梦游的混合感觉，正像在一个不眠的春天之夜后，行走在街道上。
一九六四年。我在火车站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遇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姑娘，她有着阿莱蒂街区的巴黎人的优雅和口音。我记得那年的春天，沿着露天地铁掠过的栗树叶丛。火车站大街，低矮的房屋当年还没有拆毁。
我母亲在杂剧院扮演一个小角色，演出弗朗索瓦·比耶杜78的一个剧本：《世界怎么样，先生？世界在自转，先生……》鲍里斯·维昂79的妻子，于尔舒拉·库伯莱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她开一辆红色摩根牌轿车。我去过几次她和他的男友家，男友霍特·德戴埃，自称威龙。她教我如何跟鲍里斯·维昂跳熊舞。我很激动，看到了鲍里斯·维昂收藏的全部唱片。
七月，我避居到圣洛。空闲的午后，我经常光顾市立图书馆，同一位金发女郎邂逅。她带着几个孩子、几只狗来度假，住在特鲁维尔高地上的一座别墅里。在占领时期，她十四岁，就成为圣德尼荣誉勋位团学校的寄宿生。是从前寄宿学校的女生。母亲给我写来信：“你在那儿若是待得好，那就尽量久留。我生活上花销很少，省下来的钱就寄给拉菲特百货商场，偿还我的欠款。”
九月，在圣洛，又接到母亲一封信：“我不相信今年冬天，我们能取上暖，但是总得想办法。因此，我的孩子，我要你把省下的钱全给我寄来。”这个时期，我“顺走”些图书挣点儿钱。在另一封信中，有一线希望：“冬季来了，肯定不会像去年那样，我们度日如年……”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为我注册了波尔多市米歇尔—蒙田中学高级文科班。所谓他得“管理我的学习”。他约我第二天，在卡昂火车站餐厅见面。我们乘坐第一趟火车回巴黎。那个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到圣拉扎尔车站接我们，开车把我们送到欧斯特利茨车站。我心下明白，正是她要求把我流放，远离巴黎。父亲要我奉送我手上戴的紫晶戒指，作为同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和解的证物，而这枚戒指是我的女友，那个“从前寄宿学校的女士”送给我的留念。我拒绝送上这枚戒指。
到了欧斯特利茨车站，父亲和我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我一件行李也没有带，形同被劫持走了。我同意随他一起走，是希望能跟他讲讲道理；两年来，我们总是约在咖啡馆匆匆见面。这还是第一次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们晚上抵达波尔多。父亲在富丽饭店为我们俩要了一间客房。随后几天，我们就到卡特琳娜大街逛商场，添置我这住宿生的行头——校长已向我父亲通报了所需物品的清单。我还是想尽量说服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可他却锲而不舍。
一天晚上，在波尔多大剧院门前，我撒腿就跑，想把他甩掉。随即，我又心生怜悯，再次试图开导他。他为什么总要摆脱我呢？就让我留在巴黎，这样事情不是更简单吗？我已经过了囚禁在寄宿学校的年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于是，我就佯装服从了。还像从前一样，我们去看电影……返校的星期天晚上，他叫了出租车，陪我到米歇尔—蒙田中学。他给了我一百五十法郎，让我签了收条。为什么呢？他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等我走进学校的大门廊。我提着箱子上楼进宿舍。有几名寄宿生把我当成“新生”，逼我念一篇希腊文课文。于是，我决定逃离。我拎着箱子走出学校，到图尔尼林荫路上杜贝恩餐馆用晚餐，是这几天父亲带我来吃饭的地方。然后，我乘出租车直奔圣若望火车站。有一趟夜车开往巴黎。这一百五十法郎就所剩无几了。波尔多素称“海路”之城，真遗憾我没有很好了解。也遗憾没来得及呼吸一阵松树和松脂的气味。第二天到巴黎，我在楼梯上撞见我父亲。他见我又冒出来，不禁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照面互不理睬。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季节亦然，春去秋来。当时我真想倒回去，重新好好过过我蹉跎的所有岁月。然而怎么可能？
现在，我徜徉在尚皮奥索街，正是午后晚半晌，满目是夕阳。我的时光在蒙马特尔度过，处于白日做梦的状态。我比在任何地方感觉都好。拉马克—科兰古地铁站和上升的电梯，桑·克里托巴商场和对角楼梯。特拉斯饭店的咖啡馆。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了幸福。晚上七点，同梦想约会。贝尔特街冰冷的栏杆。而我的呼吸，总是那么短促。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星期四，如果一个老记事本可信的话，我们母子俩一文钱也没有了。母亲要求我上门向父亲索钱。我心如死灰，登上楼梯。我本来就不打算按门铃，可是母亲在楼梯平台，威胁地盯着，目光和下颏儿凄然，嘴角冒着白沫。我按响门铃。他叭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我再次按门铃。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吼叫起来，要打电话报警了。这工夫，我又下到四楼。警察来抓我了。我父亲陪伴他们。在门房惊奇的目光下，警察让我们俩都上了停在楼前的囚车。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他不跟我说话。我生来头一遭被塞进囚车，也是巧合，与我父亲同在一辆囚车。他呢，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当年他是因犹太人问题被警局的法国警官收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