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布洛涅—比扬库尔，玛格丽特路11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弗拉芒人，他们在敌占时期的巴黎颇有点名声。我写犹太人，并不知晓这个词对我父亲究竟意味什么，只因当年他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注明的。兵荒马乱时期，人与人往往邂逅相遇，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婚生子嗣的感觉，就更谈不上家产继承人了。
母亲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安特卫普，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区度过的，位于基尔和霍博肯之间。她父亲先是当工人，后来成为测量员助手。她姥爷是码头工人。康斯坦丁·默尼耶1制作码头工人雕像时，就是请他当的模特。那尊雕像竖立在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面，如今还供人瞻仰。我还保存着他一九一三年的工资簿2，他记录了他卸货的所有轮船：密歇根号、伊丽莎白城号、圣安娜号……大约六十五岁那年，他因失足坠落，摔死在码头上。
母亲还是少女时，就加入了红隼派3，在煤气公司干活。夜晚，她听戏剧艺术课。一九三八年，她被电影艺术家和导演约翰·范德海登录用，参加他组织的弗拉芒“喜剧”巡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四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她成为歌舞演员，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音乐厅演出，那里聚集许多来自德国的逃亡者。在安特卫普，她住在霍伦斯塔特街的一个小套间，同两个朋友合居：一位舞蹈演员乔比·范阿伦，另一位莱翁·勒芒斯，算是一位同性恋富翁，约翰·L男爵的秘书和掮客，他死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奥斯坦德城的轰炸中。她最要好的男友，名叫隆·朗多，是个室内装饰师，一九四二年在布鲁塞尔相遇，戴着黄星标志。
我缺乏足够的参照标记，就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九四〇年，比利时被占领之后，我母亲就在布鲁塞尔。她同一个名叫乔治·尼尔斯的人订婚了。尼尔斯二十岁上就接手经营一家旅店：坎特伯雷饭店。这家饭店的餐厅，当时被宣传飞行中队的军官部分征用了。我母亲就住在坎特伯雷饭店，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所有那些人我一无所知。我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播送弗拉芒语节目。她还受聘于根特剧院，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巡演，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为托特组织4所属的劳动者演出，后来又北上，到阿兹布鲁克，为德国飞行员演出。
当年，她是个心硬的漂亮女孩。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一只中国种的长毛犬，她对狗不上心，随便托给别人照看，就像后来她对待我那样。那只长毛犬从窗户蹿出去自杀了。那只狗留下两三张照片，应当承认，它无限触动我的心，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
乔治·尼尔斯的父母，在布鲁塞尔开饭店，十分富有，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她结婚。于是，她决意离开比利时。德国人有意把她派往柏林的一所电影学校，不过，宣传飞行中队的一名年轻军官，是她在坎特伯雷饭店结识的，帮她摆脱困境，把她送往巴黎，进入由格雷文5领导的大陆电影制片公司。
她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来到巴黎。格雷文在比扬库尔摄影棚让她试了镜头，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她进入大陆电影公司，做“译制”工作，为这家公司拍摄的法语片撰写荷兰语字幕。她成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奥莱尔·比绍夫的女友。
在巴黎，她住到孔蒂河滨路15号，是布鲁塞尔的一个古董商和他朋友约翰·德·B合租的套房的一个房间：在我的想象中，约翰·德·B年少时，同母亲和姊妹们住在普瓦图偏僻的古堡，偷偷给科克托6写出热情洋溢的信件的情景。由约翰·德·B的介绍，我母亲会见了一个德国青年克劳斯·瓦朗蒂纳。他藏身在一个行政部门，住在伏尔泰河滨路一个工作室，闲时就阅读伊夫林·沃7的最新小说。后来，他被派遣到俄罗斯前线，死在战场上。
孔蒂河滨路的套间还接待一些客人：一个俄罗斯青年乔治·德·伊斯马伊洛夫，肺结核患者，可是他在占领时期，寒冷的冬天，总是不穿大衣就出门。有一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他错过了开往美洲的最后一班邮船，未能去会合他的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同龄女孩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他们这些人，仅仅留下了姓名。我母亲应邀进入的第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及其父亲让—路易·伏杜瓦耶的家。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还把孔蒂河滨路15号的邻居阿莱蒂介绍给我母亲。阿莱蒂愿意保护我母亲。
请原谅我，列出所有这些人名以及随后的人名。我形同于狗，佯装有一本家谱。我母亲和父亲并不从属于任何确定的社会圈子。不管多么漂浮不定，多么模糊不清，我也应该在这片流沙中，竭力找出一些踪迹和方位标，犹如力图复原字迹模糊的一张户籍卡片，或者一份行政调查表。
我父亲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巴黎，佩特莱勒街心花园广场，正是九区和十区的交界。他的父亲原籍为萨洛尼卡（希腊），出身一个从托斯卡纳迁徙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家庭。在伦敦，在亚历山大，在米兰，在布达佩斯都有表兄弟。我父亲的四个表亲：卡尔洛、格拉齐亚、吉亚科莫和他妻子玛丽，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在意大利，在阿罗纳，马乔列湖8上被党卫队杀害了。我爷爷少年时期就离开萨洛尼卡，去了亚历山大。然而几年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委内瑞拉。我认为他跟祖籍和家庭一刀两断了。他到玛格丽塔岛，热衷于珍珠交易，后来到加拉加斯，经营起一家百货店。一九〇三年，他离开委内瑞拉，到巴黎定居了，在夏托丹街5号开了一家古董店，出售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他持一本西班牙护照，一直到谢世，总在西班牙驻巴黎领事馆登记，而他的前辈则以“托斯卡纳臣民”的身份，相继寻求法国、英国与奥地利驻外领事馆的保护。我保存爷爷好几本护照，其中一本是由西班牙驻亚历山大领事馆签发的。还保存一份证书，是一八九四年在加拉加斯开具的，证明他是保护动物协会会员。我祖母生于加来海峡省。她的父亲一九一六年住在诺丁汉郊区。不过，她婚后便入了西班牙国籍。
我父亲四岁时丧父。童年住在巴黎十区上城居民区。他对我说，他在夏塔尔学校住校读书，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回家。他在宿舍里，听得见巴蒂尼奥勒大道土台上街头演出的音乐。他没有通过中学会考。他青少年时期我行我素。年满十六岁，他就跟朋友们出入博伊—拉法耶特饭店、蒙马特尔大街酒吧、卡代吧、吕纳园。他名叫阿贝托，而别人叫他阿多。到了十八岁，他就干起汽油非法交易的勾当，偷越巴黎入市收税处。长到十九岁，他就请求圣法勒银行经理录用他经营“金融业务”，讲得头头是道，终于得到经理的信任。不料事情搞砸了：我父亲尚未成年，司法介入了。二十四岁时，他在蒙田路33号租了一间屋，据我保存的一些资料来看，他常去伦敦，参加组建一家布拉维斯科责任有限公司。他和弟弟拉尔夫一起，在罗凯宾街租了一处家庭公寓，供他们母亲居住：一九三七年她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后来，他又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车站旅馆租了一间客房，没有付钱就离去。战前不久，他受委托经营一家女式长统袜和香水商店，位于马莱伯大街71号。那个时期，他可能住在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街（八区）。
战争来临，他毫无积蓄，已经过一天算一天了，到一九四〇年，他就让人把写给他的信件寄往蓬蒂厄街24号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旅馆处。一九四〇年，他从小城昂古莱姆发出一封信，告诉他兄弟拉尔夫，他应征入伍，编在炮兵团，还提到他们将一盏分枝吊灯典入当铺。在另一封信里，他请人将《石油信使报》寄到昂古莱姆。他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从事石油“生意”，有一个叫昂里凯兹的合伙人，组成鲁瓦雅利公司，经营罗马尼亚石油。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军大溃败，他正在昂古莱姆军营，并没有随同大批俘虏被押走，只因法德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德国军队才开到昂古莱姆。他逃往萨布尔—道洛讷，一直逗留到九月份。
他返回巴黎，没有被重新清查为犹太人。他同弟弟拉尔夫住在弟弟的女友家，那是一个持英国护照的毛里求斯姑娘。那套房子位于索塞街5号，毗邻盖世太保所在地。毛里求斯姑娘因持英国护照，被勒令每周到警察局报到。后来，她被当作“英国人”，在贝桑松和维泰尔关押了数月。我父亲有个女友，名叫赫拉·H，她是德国犹太人，在柏林曾与比利·威尔德订过婚。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在马里尼昂街一家餐馆里，他们正巧碰上身份检查，就被全锅端了，那个月刚颁布了法令：晚上八点钟之后，禁止犹太人上街和到公共场所。我父亲和他的女友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被检查员装上囚车，开到格雷夫尔街，由一个名叫施事伯林的警官当面“验明”身份。想必我父亲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他和女友被警察分开，正要把他送进拘留所的时候，他趁定时开关的灯熄灭的瞬间逃脱了。次日，赫拉·H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了，无疑是我父亲托一位朋友进行了干预。是谁呢？我在心里时常这样发问。
我父亲逃脱后，躲到马图兰街一栋楼的楼梯下面，尽量不要惹起门房的注意。由于宵禁，他就在楼梯下躲了一夜。早晨，他回到索塞街5号。接着，他同毛里求斯姑娘和弟弟拉尔夫到一家旅馆藏身，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的老板娘，是他们一个朋友的母亲。后来，我父亲又跟赫拉·H搬进带家具的出租房，位于沙泽勒街，维拉雷—德—茹瓦耶兹和欧·马罗尼埃广场小公园。
那段时间，我父亲交往的所有人当中，我能对上号的有亨利·拉格鲁瓦、萨莎·戈尔丁、弗雷迪·梅伊沃，一个澳大利亚人，长雪橇冠军和汽车赛车运动员，战争刚结束，我父亲就和他在香榭丽舍大街共用一间“办公室”。但我未能发现其存在的缘由，有个叫约翰·科波林德（泵厂街189号）、杰扎·佩尔蒙、托狄·维尔奈（自称“萨于克夫人”）及其女友赫西安（莉丝洛特），还有吉萨·库普林，一位俄罗斯女子，作家库普林9之女，&nbsp；她在几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还参加演出了罗杰·维特拉10的一出戏：《海洋小姐们》。弗罗丽·弗兰肯，又叫纳尔杜斯，我父亲则称她“弗罗”，是一位荷兰画家的女儿，她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突尼斯度过的。之后，她来到巴黎，经常光顾蒙巴纳斯街区。一九三八年，她卷进一起社会丑闻，被传到轻罪法庭，到一九四〇年，她嫁给日本演员早川雪洲。在占领时期，她同电影《阿塔朗特》11女主角，迪塔·帕尔洛，及其情人富克斯博士过从甚密。富克斯是“奥托”事务所负责人之一，“奥托”设在阿道尔夫—伊翁街6号（十四区），是黑市最大的供货站。
差不多这就是我父亲活动的世界。半上流社会？上流盗贼社会？趁着这个社会还未消失在冰冷的遗忘黑夜，我再提一位俄罗斯女士，卡丽娜，人称“开心”奥尔洛夫，那个时期是我父亲的女友。她非常年轻就流亡美国，二十岁时，在佛罗里达州演出歌舞，遇见一位棕褐色头发的矮个儿男人，名叫路奇·路西亚诺，彬彬有礼而又多愁善感，遂成为此人情妇。她回到巴黎，做过时装模特，为获得法国国籍而结了婚。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初期，她同一个智利人彼德罗·埃扎吉尔，“公使馆的秘书”一起生活；后来，她独自住进马戏场街夏多布里昂旅馆，我父亲常去那里看她。我出生后数月，她送给我一只毛绒熊玩具，我当作吉祥物久久保存，也是一位消逝的母亲留给我的惟一念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她三十八岁时自杀身亡，葬在圣·日内维埃芙树林。
我编制这个谱系，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逐渐头晕目眩，喘息也越来越短促。诡异的人群，诡异的时期，什么都不明不白。正是那个时期，在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中间，我父母相遇了。两只蝴蝶不知不觉，迷失在一座没有方位的城市中。Die Stadt Ohne Blick 12。但是无可奈何，我就是从这肥沃的土层——或者粪土堆里生出来的。我搜集他们这些生活片断，大多是从我母亲那里得知的。关于我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我都没有掌握：那是个浑浊的世界，我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我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父亲带着他的秘密走了。
他们相识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在十六区舍菲尔街28号，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家中。我父亲使用的身份证，借用了他的朋友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从占领时期，孔蒂河滨路15号住户的名单上，就一直保留着“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我童年时在“五层楼”对面，从门房的玻璃门上就看得见。门房回答我说：是你父亲。这种双重身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之后我又得知，他在那个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然而，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我母亲将我父亲引见给约翰·德·B和她的朋友们。他们觉得他有一种“南美人的怪样子”，还关切地劝我母亲多多“提防”。我母亲把这话传给我父亲，他便打趣地对我母亲说，下次见面，他的样子还要“更怪”，“让他们见了更害怕”。
他并非南美洲人，但因没有合法身份，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我母亲去找他，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姓名我不得而知。他尤其频繁出入奥什路53号一家购物店，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战前他就认识了，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发自SKF公司13的旧库存，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历：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里奇尔的合伙人（奥什路53号购物店）。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一九四四年八月，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邮件公司第六分区，听命于马尔丹·梅瓦尔德。地址：马德里乔治·朱安街17号（电话：50222）。
在占领时期，我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尼—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尼—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一文不名，又力图出手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停战之后，乔尔吉尼—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在占领期间，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杰斯奈博士，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据说，战后她在东柏林，成为一个“重要”人物。阿奈·巴代尔，律师改行，一九四四年任老鸽棚剧院14经理。我父亲同他和他女婿乔治·维卡尔一起搞黑市交易。巴代尔寄给我母亲一部萨特的剧本《禁闭》，原名《他人》，他打算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搬上老鸽棚舞台。《他人》的这份打印稿，在我十五岁那年，还躺在我六楼房间壁橱里。巴代尔考虑我母亲在大陆电影公司工作，同德国人保持接触，因而能从中斡旋，让他快些拿到这部剧的审查许可证。
同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安德烈·加姆安，古董商人，住在伏尔泰河滨路。玛莉亚·契尔尼切夫，俄国贵族的闺秀，但是“失去了身份”，我父亲同她一起参加了黑市的大宗交易；跟一个称“富凯先生”的人，交易额就要小多了。那个富凯在雷恩街开了一家店铺，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独门独院。
我合上眼睛，就看见吕西安·P脚步沉重，从极幽深的过去走了过来。我想他的职业就是充当中间人，把一些人介绍给另一些人。他的身体特别肥胖，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每次见他坐到一张椅子上，我真怕那张椅子被他的体重压散了架。我父亲和他年轻时，吕西安·P可怜巴巴地爱上了女演员西莫娜·西蒙，像一条肥狗到处跟着她。还是西尔维雅娜·坎夫的男友，她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女人，夺取过台球冠军，在德军占领下，摇身一变而为达布朗泰斯侯爵夫人，当了洛里斯通街帮伙的一名成员的情妇。要谈这类人，也不可能谈出什么名堂。地地道道一些诡异的旅客，穿过火车站候车，他们的目的地，如果有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晓。
要结束这份幽灵的名单时，还应提及那兄弟俩：伊万和亚历山大·S，我总寻思他们是不是孪生兄弟。亚历山大有个女友，名叫茵卡，是芬兰人，舞蹈演员。他们一定是黑市的大佬，因为他们在伊万·S的豪宅，保尔—杜梅路1号大厦的套房里，庆祝过他们在占领时期收获的“头一个十亿”。法国解放后，伊万·S跟安德烈·加比松一样逃往西班牙。那么，亚历山大·S呢，他的下落呢？我心里不免琢磨。然而，真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我呢？一想起人们在“红色海报”15上看到面孔的那些人，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约翰·德·B和那个布鲁塞尔古董商，一九四三年初就搬离了孔蒂河滨路的那套房间，我父母双双住了进去。在我最终厌弃这一切，丧失气力和勇气之前，还有一些他们在那个遥远年代生活的片断，不过在现时看来，他们那段生活照旧一片模糊。
他们有时同拉格鲁瓦及其女友德妮丝躲到阿布利，住进布雷欧古堡。那是座遗弃的城堡，原主美国人无疑因为战争，将钥匙交给他们，离开了法国。我母亲骑着摩托，拉格鲁瓦驾驶他那辆BSA 500轿车，奔驰在乡野的路上。一九四三年七八月份；她和我父亲住在拉瓦雷纳—圣伊莱尔一家旅馆。小里茨、乔尔吉尼—斯奇夫、西莫娜、杰斯奈及其女友西比尔，都去那里同他们会合。在马尔纳河中沐浴。这座古堡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和他们的“女人”光顾，其中有个“迪迪”及其女伴“迪迪夫人”。早晨，男人们开车出发，去干暧昧的勾当，很晚才返回巴黎。一天夜里，我父母听见他们在楼上房间争吵。女人骂她的男伴是“瘟鸡”，她从窗口扔出去一沓沓现钞，同时指责他拿回来这么多脏钱。假警察吗？盖世太保的帮凶吗？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我父母就是在她家中相识的，她于一九四三年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但是从她家窗户跳出去时摔伤了。他们在追捕萨莎·戈尔丁，我父亲一个最老的朋友，这从犹太问题总局人权法处给调查监督处长的一封信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我通过提示函，曾要求您从速实施逮捕萨莎·戈尔丁，因其违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令。您随后回函告知，此人已先行离开住所，他的新住址不得而知。然而近日，有人见到他在巴黎街头骑自行车。我不得不请您费心，再次去查查他的住所，以便能答复我一月二十五日的那个函件。”
记得我父亲只有一次回顾了那个时期，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二人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住处。他指给我看马里尼昂街街尾，说正是在那里，一九四二年二月他被塞进囚车。他还对我讲述一九四三年冬季，他被“某个人”告发，第二次被捕了，押进拘留所，由“某个人”保释出来。那天晚上我感到，他很想给我透露什么事，话到嘴边没讲出来，只是对我说囚车挨个警局转悠，然后才返回拘留所。逮捕过程中，上来一位少女，正坐到他对面。很久之后，我试图寻到旧迹，但是枉然，无法确认那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三年的夜晚。
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父亲接到几个匿名电话，打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一个声音直呼他的真名实姓。一天下午他外出时，两名法国警察按响门铃，要见“莫迪亚诺先生”。我母亲明白告诉他们，她只是个比利时年轻女子，在大陆制片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德国公司。她这套房的一个房间转租给一个名叫亨利·拉格鲁瓦的人，她提供不了什么情况。警探对她说，他们还会来的。我父亲为躲避他们，就离开孔蒂河滨路。我猜想已不是施韦伯林的犹太人问题的警员，而是稽查处的人员了——就是抓获萨莎·戈尔丁的那帮人。或者是巴黎警察局佩尔米勒警长的手下。后来，我拿一些面孔想要比对这些人的姓名，然而，他们始终隐藏在黑暗中，透出他们烂皮革的气味。
我父母决定尽快离开巴黎。我母亲在B家中认识的那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有位女友，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座庄园里。三个人便投奔她去了。我母亲带着冬季运动装，以备他们逃往更远的地方。他们在图雷讷的那座住宅藏身，一直待到解放，这才骑着自行车，随着美国部队的大溜儿返回巴黎。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我父亲在巴黎，还不愿立即回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害怕警察又来找他算账，不过这次是由于他在黑市的非法活动。我父母下榻的旅馆，这家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位于布列特伊路和迪凯斯纳路的拐角，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经去那里躲藏过。他打发我母亲去探探孔蒂河滨路，了解事态如何变化。她被警察局传唤去，接受一次漫长的审问。她是外国人，他们要求她说明，她受德国人保护，一九四二年来到巴黎的确切缘由。她向他们解释，她和一个犹太人订了婚，两年来就在一起生活。审问她的那些警察，想必就是数月前要以真名实姓逮捕我父亲的那些警员的同事。抑或是同一些人。估计他们现在按照那些假名寻找他，终归未能识别。
他们放了我母亲。晚上在旅馆客房，就在他们的窗下，女人同美国兵沿着布列特伊路马道散步，其中一位女子试图让一个美国人明白，大家等了他们多少个月。她数着自己的手指：“One, two……”可是美国人不明白，便模仿她的样子数起自己的手指：“One, two, three, four……”就这样没完没了。过了几周，我父亲离开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回到孔蒂河滨路他才得知，他那辆藏在讷伊一处停车场的福特轿车，六月份就被民兵征用了。乔治·芒代尔16遇刺身亡，乘坐的正是这辆福特，车身留有筛眼似的弹孔，被保存起来，以备警察调查之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我父亲骑自行车到布洛涅—比扬库尔区政府，申报我的出生。我想象他回来的路上，经过这年夏天欧特伊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个寂静的码头。
继而，他决定去墨西哥讨生活。护照都办好了。临行时刻他又改了主意。战后，他差一点儿就离开欧洲。三十年后，他前往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与世长辞。这三十年间，他频频出行，去加拿大、圭亚那、赤道非洲、哥伦比亚……他徒然寻求的，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我心中暗道，难说他不是逃避占领时期那几年。那个时期他在巴黎的内心感受，从未向我袒露过。身受追捕的恐惧和怪异的感觉，形同明确列入猎物的等级，而他本人却不知晓自己究竟是何等样人吗？不过，还是不要替别人去诉说衷肠，即使打破折磨人的沉默，我也总是心存障碍。
一九四六年，我父母一直住在孔蒂河滨路15号，五楼和六楼上。从一九四七年起，我父亲又租下四楼。这是我父亲极为短暂的一段相对兴旺的时期，直到一九四七年。随后就进入长期的所谓表面光鲜和贫困状态。他的工作伙伴有乔尔吉尼—斯奇夫、一个称泰西埃先生的哥斯达黎加公民，以及路易·德·拉罗舍特男爵。他也是牵连到“葡萄酒案件”一个叫Z的密友。我外公外婆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照顾我。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只懂弗拉芒语。一九四七年，我弟弟吕迪出生，是十月五日那天。解放之后，我母亲就到老鸽棚学校，上戏剧艺术课。一九四六年，在拉米绍迪尔17演出《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一九四九年，在影片《七月约会》中，有她几个镜头。
一九四九年夏天，在昂蒂布角18和巴斯克海滨，她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一个是俄裔的花花公子，弗拉基米尔·拉舍维斯基，一个是巴斯克人，写诗的德·A侯爵。这种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兄弟二人，单独在比亚里茨待了将近两年，住在卡萨·蒙塔尔沃街区的小套间，照看我们的女人就是门房。我记不大清楚她的相貌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们在比亚里茨圣马尔丹教堂受洗，父母却没有出席。根据洗礼证书，我的教父让·曼特，是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学，我第一次上学；比亚里茨圣马利亚学校，位于卡萨·蒙塔尔沃街区。
一天下午，放学出来，谁也没来接我。我要独自回家，但是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那位司机把我送到慈善医院，嬷嬷用乙醚棉团捂上我的脸，把我麻醉过去。后来我就特别怕闻乙醚味。反应太过分了。乙醚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功能，唤起我一种疼痛，随即又解除。记忆和遗忘。
一九五一年，我们返回巴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蒙巴纳斯剧院后台，我母亲在《菲莱蒙的情结》中扮演个小角色。她正在台上，我害怕了，哭起来。苏姗娜·弗隆19也在剧中有角色，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好让我平静下来。
孔蒂河滨路的套房。在四楼的房间，晚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和格格笑声，那是我母亲接待她那些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20广场的朋友。我难得见到她，也不记得她对我有亲热或者呵护的举动。我总觉得在她面前，要保持一点儿警惕。她突然发火让我手足无措，而我挺注重教理，就祈祷上帝宽恕她。我父亲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他经常跟两三个人待在那里，坐在椅子上或者长沙发的扶手上。他们交谈，轮流打电话，电话机抛来抛去，就好像一个橄榄球。我父亲时而招募几名少女，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教她们回答电话，说“他人不在”。他口授信件，让她们写下来。
一九五二年初，母亲把我们托付给她的女友，苏姗娜·布克罗。她住在茹伊昂若萨区，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我去上学，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贞德学校，后来又上区立小学。一九五二年在村镇教堂做午夜弥撒，我和弟弟都是唱圣诗童子。启蒙读物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21，我根本不理解；但是坚持看完了。还有安徒生童话，由阿德丽艾娜·塞古尔配的插图，以及《捉猫故事集》22。
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样子怪怪的女人来来往往，其中有吉娜·拉切夫斯基、苏姗娜·博莱，又称弗雷德，蓬蒂厄街一家夜总会，卡洛罗尔斯的女经理，以及罗丝—玛丽·克拉维勒、老鸽棚街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她开一辆美国轿车。她们都穿着男式外套和皮鞋，弗雷德还打上领带。我们同弗雷德的侄子一起玩耍。
我父亲不时来看我们，带着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性情温柔的娜塔莉，是我父亲多次去布拉柴维尔的旅行中的某一次认识的空姐。星期四下午，我们听广播的儿童节目。其余的日子，我有时听听新闻广播。广播员综述了审判犯下奥拉杜尔大屠杀23的那些罪犯的报道。广播中的那些铿锵词语，如今还让我胆战心寒，当时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上，父亲到库尔泽纳博士街的家里来看望，同我面对面坐在飘窗旁边。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天早晨，我和弟弟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巴黎。后来我听说，苏姗娜·布克罗因参与盗窃而被捕。在茹伊昂若萨区和巴黎之间，这片郊区的神秘，还算不了什么呢。已成废墟的古堡，前面的草地草长得很高，我们从那里放起一只风筝。麦茨树林。马尔利那架水车的大轮子，旋转起来像瀑布一般的水声和清凉。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我们一直在巴黎，我和弟弟去洛迪桥街上市镇学校。我们也常去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听教理课，能经常见到帕叟神甫，他在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讲道，住在波拿巴街一小套房子里。我找见帕叟神甫当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星期一，七月十八日。我想象你一定在海滩上建筑城堡……海水一涨潮，就得赶紧溜之大吉！这就像在洛迪桥学校的校园里，课间休息结束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巴黎的天气非常热。幸好不时下一场阵雨，清凉一下。如果教理课上下去，你就要用白罐子，没完没了给你的所有同学倒一杯杯薄荷水。不要忘了八月十五日的节日：再过一个月，就是圣母升天日。到了那天，你去领圣体，以便愉悦你在天母亲的心。如果你心灵善于讨她喜欢，她对她的帕特里克一定会很满意。你很清楚，假期也不应该忘记，要感谢仁慈的上帝给了你们全部的美好时光。再见，我的帕特里克。全心拥抱你。帕叟神甫。”教理课的课堂，设在修道院街4号，一栋老楼的顶层。如今都改为豪华套房——而朝向富斯当堡广场的一间大厅，则变为一家奢侈品商店。改头换面了。我认不出我童年时期的街区了，就是雅克·普雷维尔24和帕叟神甫重寻故地，恐怕也难认出来了。
塞纳河对岸的神秘地方，有卢浮宫、加鲁塞尔街区的两座街心小公园，以及我和弟弟去度过漫长下午的杜伊勒里公园。阳光下的黑石子和栗树叶丛。绿荫掩映的剧院。网球博物馆的墙基根儿堆积如山的落叶。我们计数有多少条路径。水池空空的。加鲁塞尔的一座小公园该隐和亚伯的雕像不见了。拉法耶特25的雕像矗立在另一座街心小公园里。加鲁塞尔小公园里的铜狮子。绿色天平靠着水边的台地墙。斐扬派修士26平台下的“公共盥洗池”的陶瓷和清凉。园丁。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水池旁边的草坪上，割草机的马达隆隆山响。宫殿南门，表针永恒不动的大钟。还有米拉狄肩上的红烙铁印。我和弟弟，我们历数家谱；我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圣路易和亨利四世，看哪个能破纪录。八岁时，一部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间最大的柱头下》。特别是有一组镜头：夜晚，赶集的队列被美国轿车给堵住了。月光。梅德拉诺马戏场。在节目之间乐队演奏。鲁姆、阿莱克斯和德雷纳这些小丑。日凡尔赛的集市，有碰碰车，五花十色：紫色、黄色、绿色、深蓝色、粉红色……荣军院的集市，有约拿大鱼27。停车场。停车场的幽暗和汽油味。朦朦胧胧的光线。喧声和人语全消失在回音中。
这个时期我所看的全部读物中，作者有儒勒·凡尔纳、大仲马、约瑟夫·佩雷、科南道尔、塞尔玛·拉格洛夫、卡尔·迈、马克·吐温、詹姆斯·奥利维·柯伍德、斯蒂文森、德·塞古尔伯爵夫人、杰克·伦敦，以及《一千零一夜》，我尤其记得《所罗门国王的米那钱币》，以及年轻的向导揭示他王子真实身份的情节。我因为题目而幻想过两本书：《珍达的囚徒》和《神秘的货船》。
我在洛迪桥街学校的朋友：皮埃尔·唐金，是个越南人，父母在格雷古瓦—德·图尔街开一家小旅馆。兹达内维奇，一半黑人血统，一半格鲁吉亚血统，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伊利亚兹德的儿子。还有几个朋友：杰拉尔，住在共和国林荫路，多维尔街区一处停车场的楼上。有一个叫罗尼的，想不起他的容貌，也想不起我们在哪里认识他的。我们去布洛涅树林附近他家里玩。我还隐约记得，我们一跨进门，就恍若到了伦敦，进入贝尔格拉维亚或肯宁顿28那种地方的一栋住宅。后来，我读了格拉汉姆·格林2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幻灭》，我曾想那个罗尼，虽然我一无所知，很可能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假期同父亲的女友，空姐娜塔莉一起度过，住在共和国林荫路附近多维尔的一间小平房。我母亲难得去那里，去的时候就在那里接待她的过路朋友，在娱乐厅演一出剧的演员，以及她在荷兰的年轻伙伴，若比·凡·阿伦。他是德·库瓦斯侯爵剧团的成员。多亏了他，我才看一场芭蕾舞，震撼我心的《梦游者》。有一天，我陪同父亲到皇家饭店大堂，他对我说，约会一位经营赛马养马场的斯特恩夫人。那位斯特恩夫人，在什么方面能帮上他的忙呢？每周四，一到下午，我和弟弟就去教堂对面那边的报亭，买《人猿泰山》30。我们独自走在街上。人行道上，阴影和阳光。女贞树散发的气味。
一九五六年夏，我们兄弟俩和父亲以及空姐娜塔莉，一起住在那所平房。同年复活节假期，娜塔莉还曾带我们去奥隆河畔维拉尔的一家旅馆。
在巴黎，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待在老鸽棚剧院后台里端，母亲已经上场了。一个在剧中演主角，名叫素姬·普里姆的女人，凶狠地对我们说，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她同许多年迈的蹩脚女演员一样，不喜欢小孩子。我寄给她一封信：“亲爱的太太，我祝愿您过一个极坏的圣诞节。”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既冷酷又不安的眼神。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和父亲乘坐63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布洛涅树林。一泓湖水、平底小舟，坐上去划到微型港湾和湖岛木屋……一天傍晚，我们在布洛涅树林等待回程的汽车。父亲带我们走进阿道尔夫—伊翁小街，到一处私邸门前站住，他对我们说：不知道现在谁住在这里了——就好像这地方他很熟。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查阅街道年鉴。这引起我的好奇心。十来年过后，我才了解到，阿道尔夫街6号那座私邸，在占领时期正是“奥托”购物处，巴黎最重要的黑市窝点——如今那座宅邸已不复存在，一九六七年，我又转到那条街，验证当年我们和父亲那次停留的地点：正好与6号相对应。猛然间，一股腐烂的气味，同骑马场和树林枯叶的气味相混杂。我也记得那个时期的下午，我和弟弟同父亲有时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圣芒德。让蒂伊门……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住进茹伊昂若萨的蒙塞尔学校，我倒觉得先光顾这地方的所有学校才好。头几天睡在学生宿舍，夜里难熬得很，常常就想哭了。不过很快，我就开始一种自我训练，以增添勇气：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种法宝。当时，权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马来充当的目标。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失去了弟弟吕迪。一个星期天，我父亲和叔叔拉尔夫到寄宿学校来接我。我叔父开的车，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单独留下我和父亲。父亲在车里告诉我，我弟弟死了。上个星期天，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路我们的房间，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我必须在五点钟返校，向他解释说，一个喜剧团要在学校的礼堂里，为学生演一场戏。那个星期天他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认为除了我弟弟吕迪，他的死亡，我这里讲述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我一页一页写下来，就像在做一个笔录，或者写一份简历，例行公事，无疑是要了结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这只是一个记录事件和行为的胶卷。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我毫无兴趣。反之，事情越是晦隐不明而神秘莫测，我就越是兴趣大发。极而言之，我还力图从毫无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来。我回顾到我二十一岁为止的事件，都是我浮面的经历——这种方法即是展现远景，而演员则在摄制场上静止不动。我想表达的这种印象，许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过：一切在透明中鱼贯而过，而我还未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成为住校生，在蒙塞尔学校一直读到一九六〇年。四年时间，军人纪律。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来。齐步走。排列，立定。全体立正。夜晚视察寝室。高年级的几个学生“头儿”捉弄人，负责维持“纪律”。起床电铃声大作。淋浴，一拨三十人。埃贝尔31跑道。少息。立正。护理草木时间，我们在草坪上列队扫荡枯叶。
四年级班上，我的邻座名叫萨菲斯坦。他在绿楼和我同一寝室。他曾向我讲述他父亲二十岁时，到维也纳上医学院。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时，纳粹分子侮辱在维也纳的犹太人，迫使他们冲洗人行道，在自己店铺橱窗上绘出六角星。他父亲屡次遭人捉弄，不得不逃离奥地利。一天夜晚，我们决定到校园尽头德国人留下的碉堡里探查，那就必须穿过大草坪，万一引起一个学监注意，我们就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萨菲斯坦不肯参加这种天真者的鲁莽行动。第二天，我的同学们就把他孤立起来，称他为“软蛋”，就像成年人在军营里那样。造成那种压力让你抬不起头来。一天下午，萨菲斯坦的父亲出人意料来到学校，有话要对全寝室的同学讲。他恳切地对他们说，不要再刁难他儿子，叫他“软蛋”了。此举让我的同学们，甚至让萨菲斯坦深感意外。我们在老师的休息室里，围坐着一张桌子。萨菲斯坦坐在他父亲身边。大家情绪都很好；完全和解了。我好像记得，他父亲还给我们递了香烟。我的同学谁也不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了。就连萨菲斯坦也不以为然了。不过，我却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的不安心理，是在思虑他二十年前经历的噩梦，会不会在他儿子身上重演。
蒙塞尔学校有些缺乏关爱的孩子，是些私生子，失联的孩子。记得有个巴西少年，与我同宿舍好长时间，他有两年没有父亲的音信，仿佛是被他们遗忘在火车站寄存处的物品。还有些人走私牛仔裤，已经闯过警察设的路障。学生中有两兄弟，甚至二十年后还被告上重罪法庭。青春往往是金色年华，然而是一种可疑的金色，是不好的合金。这些勇敢的少年，大部分没有前途。
那个时期的阅读。有些作品给我留下了印象：《菲尔米娜·马尔凯兹》《监狱的殖民地》《黄色的恋爱》《太阳照常升起》。在另一些书中，我重又发现街头的玄幻故事：《黑夜之玛格丽特》《纯粹一女子》《无名街》。在学校医务室的书橱里，还有一些两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旧小说，躺在那里，丝毫也不惹人注意；生怕下架搬到地下室去。记得我读过《奥贝尔莱一家》。还有，我尤其读了刚出版的第一批口袋书，以及精装本红皮丛书的头一批作品。杂乱无章，好小说和坏小说全有。其中许多作品从目录中消失了。头一批口袋书中，有些题目还给我留有余香：《钓鱼猫街》《布拉蒂斯拉瓦的玫瑰》《白雪玛丽蓉》。
每个星期天，同我父亲一道散步，临时还有他的一个哑角，斯蒂奥帕。我父亲经常见到他。他戴着单片眼镜，头发打的发蜡太厚，坐到沙发上，头靠沙发背时，就能留下痕迹。他不从事任何职业，住在维克多—雨果林荫路的一个家庭公寓。斯蒂奥帕、我父亲和我，我们有时到布洛涅树林去散步。
还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布朗利河滨路那边航运展览会。我们遇见保罗·盖兰，他战前的一位朋友。一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老头，不知他参观展览还是有个展台。父亲对我讲起保罗·盖兰这个人，说他一辈子无所事事，只是骑马，开豪车，勾引女人。但愿我能引以为戒：对，在生活中，一定得拿文凭。那天傍晚时分，我父亲一副失神遐想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碰见了鬼。我每次又走到布朗利河滨路上，总想起那个保罗·盖兰稍偏厚重的身影，梳成背头的棕褐色头发下，那张脸在我看来有点虚胖。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悬念：他没有文凭，那个星期天，他去航运展览会能干什么呢？
还有一位夏尔利·达尔通先生。父亲正是跟这个人，也跟他的老伙计吕西安·P，像掷橄榄球似的投电话。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连环画上的达尔通兄弟，后来我发现，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32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个人，我父亲总以他家族的姓氏称呼他：罗桑（或罗藏）。这个罗桑（或罗藏），酷似演员大卫·尼旺。当初我就觉得，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佛朗哥阵营是可以理解的。他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一连几小时不讲一句话。甚至我父亲不在，也坐在那里。夜晚，我不免想象：他就是一件家具。
星期一早晨，我父亲有时陪我到奥尔良门的罗通德街，拉我上学的专车就在那里等候。我们约摸六点钟起床，父亲还利用我上车前的时间，在奥尔良门的咖啡馆约见人，冬天的早晨天还未亮，咖啡馆的霓虹灯火辉煌。大咖啡壶咝咝作响。他在那里会见的人，不同于他在克拉里支或大饭店所见之人。他们谈话声音压得很低。一些集市商贩，一些汉子，有的红脸膛像推销员，有的样子奸诈又似外省公证人的文书。他们对他究竟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姓名都有地方特色：坎塔尔、舍夫罗、皮卡尔……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乘出租车去巴士底街区。出租车行驶到一些大楼前，我父亲叫停了有二十来次：伏尔泰大街、共和国林荫路、里夏尔—勒努瓦大街……每次叫停，他都将一个信封交给居民楼的门房。他发掘了一个死掉的公司的股票，在召唤老股东吗？莫非是那家印度支那矿业联合公司吗？还有一个星期天，他沿佩雷尔环城大道投递信件。
有时，星期六晚上，我们去拜访一对老夫妇，法孔一家住在蒙马特尔高地后身，溪水街的一小套房间。在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的军功章，是法孔先生一九一四年战争中荣获的。他从前是搞印刷的，热爱文学。他赠给我圣—保尔·鲁33的一本精装诗集：《玫瑰和路上的刺》。我父亲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他的呢？
我还记得有个叫莱翁·格兰瓦尔的人，他每周数次，跟我父亲共进午餐。高个头儿，卷曲的花白头发，一颗西班牙猎犬的脑袋，肩膀和目光显得懈怠。很久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了这个人的踪迹，我在杰稣·安芳特撰写的《德·布罗格利案件》中读到，一家马特萨公司董事长，“寻求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美元的资金”。他联系了莱翁·格兰瓦尔，“一个在卢森堡参加所有重要资本运作的人物”。在让·德·布罗格利、拉乌尔·德·莱翁和莱翁·格兰瓦尔三位先生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他们若是获得借款，就拿五十万美元的佣金。根据我读到的材料，格兰瓦尔在资金运作期间死了。累死的？应当说这种人干起事来不要命，一连几夜不睡觉。白天，他们相互还不断地约见，争取签了他们的“协议书”。
我脑袋发昏，想呼吸更为纯净的空气，可是，我却想起我父亲的几次“约会”。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陪他去香榭丽舍大街。接待我们的是个秃顶的矮个儿男人，非常活跃，房间可真小，我们勉强能坐下。我想到他就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他说话声音很低，就好像他非法占有这间办公室似的。
通常，我父亲星期天“约会”，就安排在克拉里支大厦大厅，并且带我去。一天下午，他跟一个英国人小声谈话，而我待在另一边。他试图出其不意，抢走英国人刚刚签字画押的一张纸。但是，英国人及时夺回了。那是一份什么“协议书”呢？在拜伦爵士街1号这栋赭色大厦里，有一间办公室，领导着一家非洲承包公司，配有一个女秘书，吕西安娜·瓦蒂埃，从前做过模特，他是以“你”称呼她。这是我对巴黎街道最初的记忆：沿巴尔扎克街上坡，然后右拐，踏入拜伦爵士街。也可以从另一个入口到这间办公室，那要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诺曼底电影大楼，穿过迷宫似的走廊。
我父亲房间壁炉台上，摆放着好几卷他研究的《海洋法》。他考虑建造一艘雪茄状的油船。我父亲的两位科西嘉律师：我们去他家见过的马里亚尼先生、维扎沃纳先生。星期天和父亲一道散步，还有一位意大利工程师，持有压热力炉专利证书。后来，我父亲同一位埃尔德先生关系非常密切，他对物体放射感应进行探测，衣兜里总揣着一个摆锤。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楼梯上对我讲了一句话，难得的一句心里话，当时我还不大明白：“永远也不要忽略细节……我呢，很可惜，总是忽略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