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跨进一个我从未进去过的陌生房间，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去看一具尸首或哪位亲戚，或谈论一桩谋杀案。在我看来——我通常坚持第一印象——新闻写作跟我生存的时间相伴相存，与我的个人体验有关，不可能避开，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样有趣，一起发生，同时发生，“值得讲述”……我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只有我，必须由我独自、独立地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部长们的言论，神秘凶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里的房客只身独处时在想些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难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时候我会半夜惊醒，下楼，上街，像一位焦虑不安的报道者，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确实，新闻写作使我染上了强迫症，这个任务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掌握“原始素材”、事实、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神秘资料和不同场景之间的联系。我无时无刻不在做“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当时我二十岁，我想在令人兴奋的报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只需解开“生活的秘密”。我想，我偷偷梦想能做出一个“绝妙的报道”，不断登在报上，并不是什么特殊题材，只是生活本身。十五年里，我在数以千计的文章里试图写出这个报道。今天我都不写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写别的。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生活对于作家来讲是不可靠的素材，他只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剥离状态下从中利用些什么。后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写作连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事实感到麻木，听而不闻。突然间，在我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障碍。这个世界在我眼里，充满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只需把它们写下来，征服读者，我喜欢这样。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论的笃信者。我认为，即使在象牙塔里也可以写作……其实，对作家来说什么都无害，象牙塔也无害，新闻写作也无害。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调、逃离生活的唯美主义者以及充满怀疑与憎恨的“自然主义”作家，像吉卜赛部落首领那样“听从心灵的统治”“记录生活”，他们是那样一丝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讲述一样……作家活在两种意志之间：创作，置身局外。
我开始在德国旅行，总感觉自己像一个“我们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许在追查一桩盘根错节、诡谲多变、永远无法侦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鹅绒领、质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只带《圣经》、仙人掌、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新闻记者不可能带比这更轻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务”也是那么随意，性质也很普通……我对一切都感兴趣，同时一切都像梦幻一般交织在一起。在青年时代浓密、窒闷的迷雾里，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风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心血来潮地在图林根的一座火车站跳下列车，在火车站站长家借宿并写了一首诗，讲述我在图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切都是那么奇妙无常，不可思议。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几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一片普鲁士的土豆地也能让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只小狗，对一切着迷；我总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者，不知道应该先为什么高兴，一切都同样地迫在眉睫，感觉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关……战争曾是死亡的危险，我从危险中逃了出来；我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接到入伍通知，当时战局已经明了，我们输掉了那场战争。我的同班同学们被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送到伊松佐河[174]屠宰场；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班共有十六人阵亡！但我对战争都知道些什么？我满心惊恐地逃离了命悬一线的死亡危险；面对眼前的所有一切，无论是物是景还是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位“目击者”；当时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向后代人讲述我目睹的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表述这个。一种“文化”，或通常被称作“文化”的东西，桥梁，弧光灯，绘画，货币系统，诗歌，都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没有“消失”，当然没有消失，只是重新组构，不过是以那么可怕的速度，仿佛我们已经习惯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气压发生了改变。就像飞行员升到极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惊恐万状地意识到那非同寻常的出血的征兆。我知道，我害怕了。周围的事物处于某种难以表述的重要、可贵的终结之中。我是那么害怕，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地震前那样惊恐。那时候，我还没读过斯宾格勒[175]的书，还没有搜集各种“理论”。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状态中”、在尚未发生恐怖难测的变化之前的某些事物。我上路了。
<h3>7</h3>
我到鲁尔地区旅行，在夜色阴沉的风景里，工厂的玻璃棚顶闪烁着非自然的绿光，车站上有两名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站岗。我烦躁不安。难道世界就这么简单？“成功”，“胜利”，只不过是个武力和权力的问题？在埃森火车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旧列车淋在雨中，法国人不会管理火车站复杂的扳道系统，运煤车冻在寒冬里，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士兵实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国铁路工人。埃森火车站的扳道系统，只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才可能明白；不过这倒也安慰了我，一个扳道系统也能比“强权”更强大。在多特蒙德[176]，我在漂泊异乡的埃尔诺舅舅那里睡了两晚，我住在阁楼，夜里跟他们去咖啡馆演奏。整个白天，我们都是睡过去的，醒后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伦香肠；埃尔诺以计算积分为乐，晚上在小酒馆里为我演奏巴赫。醉醺醺的客人们出神地聆听，德国客人总能从夜晚的噪音里捕捉到巴赫的乐音，跟穿着猎裤的德国女跑堂一起被音乐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种虔诚是何等的执拗和病态，正是这种义务般的专业素养，使德国人不分阶层、不论等级地关注“艺术”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他们都会列队致敬……拘泥于道德规范、下等阶层式恐惧、民众导师般自命不凡和对精神的忠顺虔诚，都跟对“军事演练”、克制、“纪律”的官能之爱一样以相同的温度在所有德国人的体内灼烧（许多年后，我从英国人那里懂得，这种自愿遵守的纪律和某种相对的自由一样色情！），这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对年轻心灵的影响程度，至少会跟引发他们怀疑的程度相当吧？埃尔诺在小酒馆里为醉醺醺的、来自威斯特法伦的螺母推销商们演奏钢琴，那些人泪眼朦胧、满心虔诚地出神聆听，尽管带着某种让人听起来刺耳的虚假感觉，就像一个坏女孩在午夜后的夜总会里大聊特聊自己的母亲；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我在这些夜晚懂得了什么，懂得了德国人一些最秘密的隐私，至少就跟他们对于体制、纪律和等级的狂热接受一样，这也使他们“很德国人”……我认为，我开始理解德国人了。是的，就在那个多愁善感、教训深刻的夜晚后的黎明，两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尔诺的住处逮捕了我，并且把我押到了监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他们一直盘问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我很可疑，因为我年轻，又是一个外国人，留着长发，穿着天鹅绒领的外套；当时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达克事件[177]之后，他们从每个外国人身上嗅闻共产分子的气味。
他们中午放我出来，一位先生用很绅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时期非常混乱，什么都不可信，但通过我的各种证件，他们还是相信了我是一个市民阶层的大学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绅士”……几小时后，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课”。审讯者一开始气势汹汹，但遇到几个较为强硬的回答之后，以尴尬、内疚的情绪结束……我对警方审讯的国际技巧知之甚少，我本来以为，只有在“苏格兰场”[178]会给被审讯者上茶并让他坐在咖啡椅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谁用我这种声调回答警察的提问，肯定都会遭到殴打。起初，审讯者以进攻性的语调发问，但刚遇到第一次回绝就羞窘地苦笑，喉咙发紧，嗓音变软。之后只是逢场作戏，走一个过场。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德国人的言行背后，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识。
“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本书里，每一行我都应该用这句话开头。我每天都是这样度过，“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意识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学。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年轻人陷入了某种强迫意念，觉得自己肩负着某项不可能由别人替他完成的个人使命。这是一种紧张状态，总是心怀忧虑，万一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感觉到的那个样子该怎么办？并且陷入一种欣狂状态，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美好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你肩上。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里显然无所事事，一点儿都不像“游客”，有时连房东和警察都感到纳闷。关于那些城市，关于那些令人兴奋的旅行，关于那些漫无目标的抵达，我最多只记住了几副面孔。在达姆施塔特[179]，有一位理发师给我理发，并跟我争论起政治问题，他把我带回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在他们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发现这家人——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都是精神病。但我自己就“正常”吗？每天晚上，我都像一个意外地得到一间游戏室做礼物的小孩子。在这间游戏室内，到处都堆着精心挑选、好玩的玩具，那是一个世界。在游戏期间（旅行，上大学，社交，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某些游戏的元素），我有时感到一种特殊，甚至痛苦的责任感。我活得非常焦虑，就像一个人有意辜负某项生死攸关的重要使命。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是此时此刻不知道从何着手。一个人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自己其实无事可做；一般在这种时候，他才终于开始做点什么。
我在慕尼黑歇脚，想喘一口气；正好赶上了暴动之后，街巷里到处设满了路障。在那几个月里，在我流浪德国期间，不管在哪个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从某个街角开枪射击，警察迅猛反扑，巷战越演越烈，我有时不得不在哪个门洞里躲避一会儿，看子弹横飞。高烧虽退，但仍不时地畏寒。人们从大屠杀中返回家，藏起枪支，因为他们是绝对的硬汉，时不时要以“政治”的名义动用武器。在慕尼黑，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路口遭遇险情。当时，赤色分子已被驱散，被殴打，被投进监狱——但是“赤色力量”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统计、公开登记的政党，赤色分子从那个时期一开始就在社会中存在，就跟其他政党一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瞬间才浮出水面。当他们受到镇压、组织被迫解散、领导人被处死时（殉难者中包括一位心灵格外纯净、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兰道尔[180]）：“赤色分子”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社会里转移到地下，如同细菌在危险的培养基里受到抑制，但随时随地试图东山再起。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我躲进门洞，等待枪声平息。几辆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伤员，我终于可以走到街上，跨进街对面的咖啡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震惊。我年轻时代的散步，有时被机关枪扫射打断，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人们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满了；我满心迷恋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种迷恋阻碍了对细节的欣赏或怀疑。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座城市忧郁，颓靡，到处充斥着啤酒的欢愉，职业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艺术活动。我住在“英国公园”内的一个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风雅的英国人和匈牙利人中间，他们去施瓦宾格区[181]参加画廊活动和在两次革命之间刚刚兴起的慕尼黑化装舞会。在施瓦宾格，在一个类似场合，我结识了一位说话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黎明时分，顶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国公园内的住所，上床睡觉前，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开始忙活，我吃惊得险些下颌脱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干净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齐地叠好，摆好，最后将头发编成发辫，并用纸片将前额的发绺精心卷好。之后，她才用再自然不过的动作，用一位家庭主妇终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种亲热躺到床上。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居然能在偷情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仍然保持家庭主妇美德的女人。我惊叹不已。跟我通过文学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毕竟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要想在如此纷杂无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种观点，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h3>8</h3>
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想通过诗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这桩神秘、怪异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试图通过他的故居理解什么，理解某些不仅作品从未说透，就连生平和“个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东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么都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天才和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寻踪觅迹，在一只水杯上寻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个阶段中的指纹变化，我凝视一幅描绘他在游历意大利途中小憩、风格朴实的学院派风景画，我能一周七天都在这些房间里踱步。在魏玛，这位大人物的肉体存在至今都未冷却，某种浓缩的化身留了下来，而他的存在的物质影响，只以无限缓慢的速度随时间消散。我不想对歌德做一番学术评价。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关于“诗人壮年时代”或晚年的研究论文……我在公爵公园里漫步，在那里，这位“小太阳王”[182]，邀请歌德前去的公爵，凭借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努力蹩脚地复制了凡尔赛宫的设想；夜晚，我坐进剧院欣赏《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亚》——在魏玛剧院里，我感觉宾至如归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里不无忌妒地目睹了广受赞美的扣赞伯[183]的成功……上午我去图书馆，歌德在那里至高无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极限的生活真理和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图书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负责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与诗人在当地居住有关的警察局资料；我们一起核实洗衣费发票和买调料收据，满心惊喜地揣摩推测，我们无须解释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无意地走进歌德的世界并在那里驻足的人一样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我们好几个人在一家名为“大象”的小客栈里投宿，大伙儿在魏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做，我们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里逗留的朴实体验传播歌德文学；我们只是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魏玛是一座比例适当、精致优雅的城市，几乎凝固在歌德的传统中，不会苏醒，不敢谈论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围绕着对天才的纪念。在客栈下榻的有苏格兰的“蓝丝袜”[184]，有脾气暴躁、神经兮兮的老妇人，有一位颇像塞特姆布里尼[185]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过他比托马斯·曼的《魔山》问世早十几年，晚上，他在旅馆会客厅里逐字逐句地给我讲“共和国与好国王”，还有心性孤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沉浸在冰冷闪烁的夜色里，沐浴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玛的氛围里。这里还有许多附庸风雅者和游客。但在这个精神错乱的世界里，转眼就能划拉进来几个死人，合同已经拟好，这为以后能在大屠杀中缓解内心的罪恶感提供了方式。魏玛，戏院，图书馆，那家“大象”客栈，以及另一家后来我在那里住过、由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妻子主管的廉价旅店，我跟她有过几天身心的瓜葛：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类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气质相同的人才会心诚意切地聚到那里，进行俗世的灵魂修炼。从远处旁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派有点夸张，但那些已习惯了的人，就会觉得找到了归宿。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人，具有物质的命运，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开的精神的命运。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说自己生活在某种狂热、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当我在上中学时背诵海尔曼和多萝西娅的六步格诗时，我就已经在一位天才的气场里，以某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似曾相识的命运；我既没有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觉得自己堕落。当我旅行到魏玛时，我大概还在读维特[186]；今天我站在壮年的门槛，已经在读《诗与真》了；歌德就这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在道路的尽头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问——假如我有时间聆听和理解，我想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不能……我心情舒畅、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玛。歌德不是一位导师；人们可以怀着某种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悦的亲密与他为邻。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里都是家，就连阳光、植物、日常熟悉的习惯和礼仪，都跟在家里一模一样。
在德国，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较长时间：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我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可也不能说完全偶然，我在流浪岁月里选择歇脚的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里。读歌德的书，我从来不能这样随便：好吧，现在我坐下来翻翻《西东诗集》。如果这样读他，很可能就会令我厌烦。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让人将自己与他连为一体。我随身总揣一本歌德的书，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后来，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让我以如此固执的散漫阅读的作家，我手头总会有他的书，每天我都会读他的几行信或几句评论：他就是奥朗尼·雅诺什。我从奥朗尼那里学了匈牙利语，而且至今都在学。我从歌德那里什么都没学到。他天才的著作改变了他身后几代人的思想氛围；也许，我只在想摆脱他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一次魏玛。图书馆的人已经认识了我，看别墅的门房像熟人一样欢迎我，我看过园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写作；确切地说，我一到魏玛就不再写东西。歌德身上那种跟其作品相比或许稍显逊色但具有同样巨大感染力的永恒个性所形成的神话，是我在魏玛感知到的，这个神话与时间和作品无关，不会释解，不会消失，能够影响许多代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三行诗句，读它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后来，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它在我心里开启了什么，它活在我的体内，用不着加重语气，柔声细语，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经相信，现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运时而奇妙，时而卑微
我继续恪守信徒的教规。
<h3>9</h3>
在法兰克福，我在棕榈园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驼背的裁缝，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结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缝在隔壁小屋里做爱，午夜激战；驼背裁缝是个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两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奋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饶有兴味地偷听这不同凡响的洞房狂想曲，丝毫没有厌恶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觉得不过是人生常态。这种态度不可能学来，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然结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兰克福裁缝鞭挞妻子，女人亢奋地呻吟：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时想。新婚夫妇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我都站在窗前探出头张望，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年长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缠头，罩着披肩，打着蕾丝边绸伞，坐在由两匹黑骏马拉的轿车上。她住在街道尽头、坐落在巨大园林正中的罗斯柴尔德城堡里。园林四周，昼夜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古杜拉夫人透过轿厢的小窗温和地跟法兰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们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好像是对古代封建社会的公爵夫人致意。她年龄很大，干瘪的脸上布满皱纹。在驾驶位上，坐着头戴大礼帽、脚蹬漆皮靴、身穿白裤子的马夫和男仆，马车就这样在“革命的”德国共和国里招摇过市，简直像在示威游行或公开叫板。国王和王储们都逃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了下来。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兰克福城堡里，她的儿子们、亲戚们和住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后代们每年只有一次借某个家族庆典之机，从世界各地赶过来探望她；每逢这种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当地居民争相目睹这个王朝的嘉年华。
这个家族在法兰克福发迹，钱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宫殿前金属围栏矛尖上的镀金。钱在这座城市里落户，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已站稳了脚跟，辐射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要用黄金打造。这个王朝还有一位成员住在法兰克福，他就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汉。这些游民带着写有准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单来到德国，就像勤奋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个造访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组织负责人、各政治党派和国家或城市的慈善机构。有一个流浪汉，一个身高马大的塞凯伊[187]男孩还找到了我，声称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绍来的，他在我那里借宿，跟我要干净衬衫，并向我借钱，并出于感激给我看了一份这样的“施主名单”。那是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用化学墨水写的，不知抄写过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还简明扼要地注明了每个人的“软肋”；比方说，对拉比[188]要称自己是流浪的犹太人，对牧师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在党部要称自己是逃亡的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要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民族组织要称自己在为爱国行动募捐，在特别愿意呵护音乐家的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男爵的办公室里，则要称自己是游走世界的音乐家。男爵给每位造访者一张火车票和五十马克；当然，火车票随后会被卖掉。我的造访者是一个细心、谨慎、性情平和的人。他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带着那份“施主名单”，身披一件破旧雨披，口袋里揣着各种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东西来到我家，我记得有流行小说、放大镜镜片和一条很粗的船用缆绳。另外，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一家柏林分行开有账户，在流浪途中每天还能挣两三百马克，讲一口带塞凯伊口音的匈牙利语；他是一个生活节俭、行事周密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奋的小公务员。后来，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时候他已是一家大电影厂的一名经理。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不少类似的人物。他们被暴风雨席卷，没有“原则”，没有目标；的确，连良心的不安都没有。他们只顾生活，现实而具体，把谋生当成一个职业，不大在乎世界观和社会良心。后来，地址在他们手中互相传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并非是在某个领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动物；他们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逃避工作。不管怎样，他们注重“生活”，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偷过东西，如果借钱，大多数人都会寄还。总之，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们有一点亲属关系。
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年轻人，谁也不是，也没想成为什么人。当时，文学对我而言还只是团迷雾，只是一个朦胧、痛楚、恼人的含混概念。刚一开始，我就像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主人公，整日游荡在法兰克福。中午起床，之后在市中心广场上气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馆里坐到深夜，抽廉价、甜味的英国雪茄，可以一连几周只读一本书。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发现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莱的阿尔萨斯[189]作家，对他十分敬重。我记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欧洲爱国主义精神”，并为之所吸引。我对每一位新认识的人，都从这个视角进行审视，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欧洲人？在某个波兰沙龙或丹麦大学里，到底有没有这类首先作为欧洲人、之后才作为丹麦人或波兰人高谈阔论的人？那时候，库登霍夫·卡莱基和胡伯曼·波罗尼斯拉夫[190]还未提出他们的泛欧洲主义观点，但空气中传播着类似的口号。有时我真以为，生活或文学将一个个这样的“欧洲人”推到我跟前。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流浪汉或冒险家，他们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来的。
我听漂泊者和流浪汉们说，在法兰克福所有人都给他们施舍，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给；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已经给得够多的了。这座城市，简直像一个洛可可沙龙。有一天早上我睁眼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接受了。在这里有18世纪人理解的那种“社交生活”；在宫殿和沙龙里，极具修养的富豪们以名副其实的欧洲人方式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人的心灵需求要比肉体生活的林林总总都更强烈，更通达。人们在宫殿里过着隐居生活，四周摆满了哥特和印度风格的收藏品。他们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银行家、学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应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礼服的男仆引到客厅，我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统治着这个工业发达与精神丰富的国家区域。这个意外发现，要感谢我在大学结识的新朋友汉斯·埃里希。汉斯·埃里希对德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个封闭、矫情、法国味的法兰克福。汉斯·埃里希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富有的西里西亚工厂主的儿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是斯宾诺莎[191]。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还加入了另外一个活跃在欧洲各地、由某种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来的国际组织。我对他心怀感激，另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怀疑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但我这个猜测从来没能得到证实。
<h3>10</h3>
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
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92]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193]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194]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195]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 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我想，我根本就没把自己跟这份“外国报纸”之间的关系当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对我来说，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还是登在考绍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考绍和法兰克福评论家对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来，都是在大报的星期日专栏版发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这样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别“想”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文章，可能他们理都不会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进一家佩斯周报编辑部的门槛，肯定要比被这家世界级大报接受更难。对于写作，对于词语的分量，对于文字的后果，我根本毫无概念。我写文章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呼吸，抱着某种粗野的欢乐张大肺叶。我不知道一位年长、博学的作家为了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几行自己的文字要走东闯西地花费多少精力；我不过把为大报工作视为一种消遣，他们为此支付昂贵的费用。我后来意识到，根本没必要向他们讨钱，如果完全听凭他们确定稿酬的额度，我会得到更多。在我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打电话到巴黎，派我去伦敦出席某个政治会议，或到日内瓦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政治报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时的某个“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东欧几个月，他们支付全部费用……我知道了，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没有必要给他们寄费用清单，从来不需要我伸手要，报社就会主动给我汇足够的经费。
这家报社非常出色，就像一个小国的外交机构那样敏感。他们的外交官们坐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编辑部能够通过电报、国外评论影响伦敦的时尚潮流……对报社而言，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则是对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评论，确定各种时代现象的精神或文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说，德国的重工业是报纸的经济后盾；但在20年代初，这个传闻并不属实。德国工业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体是后来的事，更后来才是第三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对媒体都很谨慎；或许，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唯一一家纳粹很长时间都未能“操控住”的报纸。为了保持报纸的信誉、精神的高尚与独立，这份报纸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兰克福总部进行编辑；亨利·西蒙统管一切，事无巨细，即使一日出三份报纸，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会刊登一则无意义的消息，每则消息都要经主编兼社长亲自过目。他们只要接受了谁，就会将谁视为家庭成员。只要是他们相信的人，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确，在这份报纸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须能够经得住考验；从他们手里绝不会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
我跟这家大报社保持了许多年的工作关系。有一天，我们的联系就像刚开始建立时那样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断……那时，我已经移居巴黎多年，我为他们写过许多东西，在很多方面合作过。从某一天起，他们开始退我的稿子。发表一篇，退回三篇。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他们在退稿信中写道：“总之，我们希望您写的不是这样的文章……”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当我为他们写专栏时，我十分好学，耍小聪明；我给他们写他们希望我写的东西。当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后，我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我用德语写作，但是用外国人的心灵写作。偶尔，他们出于礼貌还会发表几篇，但就像一个人对待已被自己抛弃的情人。
<h3>11</h3>
有一天早晨，翻译K带着两条狗和他的女友从黑森林[196]来到法兰克福，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肥胖，总用充满苦难、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K的女友是一位奥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德语，后来，她本人也成为左翼德国文学“运动”中一位相当多产的女作家。我在火车站等他们。他们进驻法兰克福相当惹眼。那两条狗惹出不少麻烦，他们刚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馆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我只好让他们住到我后来的住处；当时，我早就从虐待狂的裁缝家搬走，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离报社不远、与名为“吕腾与勒宁”的出版社紧邻的一幢房子里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我一个人住在别墅的一层，非常喜欢屋里赏心悦目的陈设。当K由于世界观和养狗问题跟法兰克福家庭旅馆房东吵翻后，他们搬到我那里住，我则搬到别墅二层的一间阁楼里。就这样，我跟在国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两头发生争执。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气，也最爱生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得十分开心。K和他的朋友们工作很忙，在那段时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写到牢骚满腹的信件里，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邮寄。在我的熟人当中，他是写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后来，我在国外也收到过他寄的这类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来的，信里的全部内容只是告诉我，他的工作按计划进行，或者收回他对我的好感，或者他认为误解已经消除，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旧。对他来说，不管什么都十万火急。他性情火暴，经常跟德国人发生冲突，动不动就写信投诉。战争期间，他跟女伯爵在达沃斯[197]相识；当时两个人都在患病，他俩在达沃斯疗养院缔结的情谊，要比任何病人之间可能缔结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谊都更加纯洁、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他们两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欢文学，喜欢狗。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样奴颜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说话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宠爱狗和翻译书上了。他们翻译了许多作品，他们是那个行业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两位艺术家来完成：翻译家总是流产的作家，就像摄影家总是迷途的画家。K和女伯爵用真正艺术家的谦逊将自己的天赋倾注到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上。有的时候，他们会为如何将一个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准确译成德语而争论好几个小时。K从匈牙利语翻译，他是第一个将匈牙利新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人。官方不仅从来没有支持过他，反而不承认他。
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别墅里，K从早到晚都为他的两条狗捉虱子、逮跳蚤，经常写发泄牢骚的加急挂号信——毫不夸张地说，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为那些令人气愤的信贴邮票上——他总是躁动不安，兴奋不已；只要有K在，空气里总弥漫着火药味。我住在别墅的阁楼里，从早到晚都可以写诗。K做午饭，在手稿和打字机之间，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为他不会做别的。
K和女伯爵，这两个人由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与人关系，我后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我都不清楚，“他们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称为罗曼蒂克的东西，大概不是以这种依存关系为特征。他们是在患病的时候相识的。后来，K的病好了，但妇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健壮”、“沉静”等通常用来形容奥地利贵妇的概念毫无关联。她个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头的脸上，只有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动，那是一双因死亡恐惧而显得高贵、因人类团结而散射温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缝制的衣裳和踱步时不安的神情，都让德国人惊叹不已。我们在城里所到之处，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因为在女人身上，总有什么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某种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鹤立鸡群，一道在痛苦、彻悟和激情中经受过洗礼的精神光芒。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鸦雀无声。女伯爵走在前头，目不斜视，低着脑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过人群；随后是K，腋窝下夹着两条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满猜疑、暴躁和忧伤，已经准备好立即给让他生疑的人写加急挂号信；我只是这行人里的一个小无赖，扬扬自得地走在队列最后。
女伯爵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大使，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时代是在父亲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给了鲍尔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个地方，后来由于患病，从那里去了达沃斯，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丈夫的领地。她能讲能写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厄普敦·辛克莱尔[198]和查尔斯·佩吉[199]的作品；辛克莱尔用很小号的打字字体给她写过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谁，只要接触到这颗心灵，就会跟她成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满激情的左翼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将个性的傲慢与自己的言行，将无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与“女革命家”激昂的献身行为如此绝妙地结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儿，那里就立即形成沙龙，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她——有的时候，一些狂热、暧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坐在这个“沙龙”里，因为在K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俩也不得不扮演沙龙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们都这样待在女伯爵的客厅内，手里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兰克福的理论家和贵族们，都温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从她身边逃走。我们举办“社交活动”，应邀前来的客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担任大使的父亲在开罗或巴黎的奥匈帝国大使馆的宫殿内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动”——K则坐在某一个角落，宠护他的爱犬，用怀疑的眼光左顾右盼——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乖觉地追随那躁动不安的高贵心灵，浮游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空。
不，这个女人不是“蓝丝袜”。在她羸弱、病重的躯体里，蕴含着能够蛊惑民众的力量。她的肺脏几近萎缩，即使这样，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伏身坐在打字机前，嘴里总叼着一支英国或美国产的很粗、冒烟的鸦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们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说，“她非常可怜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阶层与过去，带着某种忌妒的怀旧之情憎恨它们。那些不时聚到她身边的人，时过不久会彻底消失，许多时候连姓名都不会留下；革命者们隐藏身份光顾女伯爵的沙龙，他们仿佛有一个誓约，都从来不讲更激烈的细节……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须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他的手白皙、光润、柔软，目光迷离而狡黠，他坐在我们中间，断续、干巴地回答我们的提问，极力隐瞒自己的名字。有人传言，他是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厂的工人。虽然他去哪儿都穿一件工作服，但从夹克细密的布纹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缝之手；从雪白、光润的指甲看，那双手从来就没沾过机油碰过铁粉……他的头颅形状、嘴和额头，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很快就开始在沙龙里流传。在女伯爵充满魔力的气场里，有过许多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客。
K把他的酒、英国烟和书称作“孩子”，并且与我分享。我十分温存地生活在他身边，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质，外加女人；我就这样无私、谦恭、悲伤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与众不同的女伯爵。痛苦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是命中注定，她带着蔑视和反抗予以接受。她是贵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贵族。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来看望我们，做完客后，我们在雨中散了几小时的步。茨威格向我讲述了这位卓尔不群的妇人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他写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细腻，充满感人的激情，讲述的方式我们只在谈论那种人时才会使用。当阶层、原则和价值准则在我们四周坍塌，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坚韧保持身心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郊区旅行，去工人聚居区，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镇[200]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朗读作品。“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怀着由衷的爱戴簇拥着她，尽管她并非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们，但他们应该将她视为自己人。
初秋时节，K又被什么惹恼了，从楼下给我写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阁楼。毫无疑问，女伯爵站在K的一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是跟K团结一致，或许他们两人关系的特征和意义就是团结，就像一颗卓尔不群的心灵接纳了另一颗受伤、愤懑的心灵。当我离开他们搬到火车站对面一家旅馆后，我过了一段流浪艺术家的日子。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不少类似爱情的经历，我成了当地冒险故事中伤感的主人公，成天纠缠在分手与丑闻当中；我的行为举止已经染上了神经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这种病里蕴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不能在法兰克福继续住下去了，在这里，我已从这座城市和人们那里得到了他们在深夜和雾中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我没有跟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没有跟各个阶级、利益阶层和任何人团结一心。我在旅馆的客房里跟仙人掌、黑人雕像为伍，每天夜里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处，担心在凌晨会被逮捕。
<h3>12</h3>
有一天醒来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体内引发了某种变化。我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写下或表达什么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的那些涂鸦之作，那些诗歌、戏剧习作，都不过是初试牛刀之人结结巴巴的表达尝试，有时候显得相当聪明，这样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乐家的自信在钢琴上乱敲，感觉占有了这件乐器。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么，某种写作的初始状态，或许，只不过是一些偶然、模糊、胆怯的举止。我生活在人群中间，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雾里，我上大学的感觉就像一个陌生人，脸拉得很长，一副军人做派，跟帅气可爱的同龄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乐，也没什么话好谈。我只对新闻写作感兴趣，我对唾手可得的成功虽然感觉良好，但并不太看重这种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新闻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作家的行为、态度和观点立场，都是在人与事件背后影绰浮现的另一种“幻想”。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约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欢对作家而言的那种真正现实。文字创作的终极意义不过是行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话讲：道德行为。我意识到有某种使命在等着我，这种使命，我必须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由于我觉得自己还很软弱，还不成熟，这种任务让我感到焦虑，有时感到恐惧。
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我结识了很多很多人。报社有时派我去达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201]退位后仍旧住在位于该市中心的宫殿里，依然保持着宫廷内的精神生活；哲学家盖沙令伯爵[202]是精神领袖。那座年轻人云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称作“智慧学校”，在那里，渴望知识的美少年们坐在丝绒面的扶手椅里，光着脚板在花园里散步，聆听盖沙令伯爵谈生活，谈死亡，或者参加某位应邀而来、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主持的讲座。在这里，我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我来说，他的样子有些可疑，我对所有穿长袍的人都觉得可疑，感觉是反欧洲，反理性。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智慧学校”里也基本都是单一性别。恩斯特·路德维希身材矮胖，弗恩[203]模样，拄着拐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学员们的众星捧月下出现在公园里，一声不语地观察着这支“精英队伍”，仿佛欣赏一件特别的造物，之后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见的书籍、陶瓷和他赏识的哲学家们中间。这些达姆施塔特的造访者们——我必须撰写关于这些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或讲演者的“报道”——给我留下了令人压抑、很不舒服的记忆。但是法兰克福本身也窒闷，拥挤——有太多的金钱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满了因金钱诱发的恐惧、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有趣”得几乎不真实；我的每一天都过得矫揉造作，仿佛闪烁着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线的光芒里。在格罗撒·希尔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里，一百年前，人们在这里过着骄奢、舒适的生活，就像现在住在“黑尔·拉特”楼宇里的贵族家庭；毫无疑问，这里的城市氛围在整个德国最为奇特，我迟早必须得逃离这里，这里到处充满了刺激、甜蜜和过分的餍足。的确，我本可以在法兰克福干一番事业的。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带着我的法兰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车逃亡柏林。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别。那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长十岁，整夜抱着痉挛的肚子躺在车厢里。我情绪低落地坐在她身边，望着车窗外黎明破晓的德国，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离开的是自己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站，后来我再没有回到过那里。就在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里，我的世界观或秉性气质逐步形成，从而决定了我整个一生跟写作和世界的关系。那时候我知道的只是自己的处境，我在那座异邦的城市里住了一年，并从那里将一个女人带入记忆，这个女人我并不爱，我真想尽快逃离她。那年我二十岁。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里精神焕发。我上了“冒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