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四章（2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二十年后，有一年夏天，我在布达的一家饭馆里又听到了这个笑声。我可以肯定，只会是他；我慢慢转过脸，看到一位年轻神父坐在一群中学毕业生中间，高昂着脑袋，打着夸张的手势坐在餐桌的主位，半张着嘴巴哈哈大笑。笑声刺耳、可怕。我们的眼神碰到一起，但他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赶紧付账，离开了那里。

病号住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就跟监狱里的囚徒一样，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想方设法能住进医院。在那里，修女们为我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给我们烧饭；只是病房负责人是一位趾高气昂的护士。这位有着克里奥尔人[133]皮肤、深棕色头发、嘴唇很厚的年轻女护士身穿制服和白色大褂，裹着浆洗挺括的白头巾，带着一股天下第一的风骚味。谢天谢地，我有幸染上了腮腺炎，终于也落到这位女护士手里。我脖子肿大，敷着冷毛巾躺在病床上；医生每天来查两次房，病号们用虎口和中指使劲揉搓体温计，好让汞柱能在查房之前升高一些，当然，做这个需要格外谨慎，只能在被子下面，而且温度不能高过38.2—38.4摄氏度。

由于腮腺炎，我得以在弥漫着碘酒和醚味、暖和、潮湿的小窝里住上几天。在隔壁病床上诈病的，是一个跟我同乡的男孩子：贝尔茨。他在学校里已住了一年，属于上等阶层；我猜，他大概只比我大一岁。男孩家跟我家是世交，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他是一个性情粗暴、乖戾的男孩，喜欢做露骨的恶作剧；我们从来不喜欢彼此，但是现在都身处异地，所以还是试图交往，我有点儿怕他……小时候我对他就心怀恐惧。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们只在假期见面，现在我俩又碰到一起，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一些，也傲慢了一些，大概是受到德尼的影响，我感觉到内心蕴蓄着反叛，经历过另外的生活体验；贝尔茨恼火地意识到这点，他儿时的优势不复存在，我已经不再怕他，他粗暴、鲁莽的举止已经震不住我了。

我们在同一间寝室里睡觉，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每天从早到晚，我们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怕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威胁，而是他对我所抱的那种毫不吝啬的冷酷。我战战兢兢地活在恐惧里，因为他有时会动用极其细腻的手段对付我。他不知疲倦地纠缠我，吓唬我，声音时高时低地让我不安。他是一个英俊、瘦高的金发男孩，梳着中分头，总用犀利、狡黠的眼神看世界；他装腔作势，但一点也不愚蠢；在班级里，在游乐场，甚至在寝室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总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当时，我似乎成了他生活的靶子；我是他的敌手，送上门的猎物，他一旦抓住就不肯放手……他像一名侦探，到处搜集关于我的“个人情报”，有一天他威胁我说，他要向学监举报我，我眼前顿时漆黑一片；我感到的并不是意料之中的惩罚，也不是难堪和侮辱，而是发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这样一种毫不吝啬却很利己的残忍……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贝尔茨，总是他比我更强悍，更自信，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某种莫名的攻守同盟和一股“牛头犬”、“好小子”的安全感，为此我很忌妒他，有点蔑视他；无论在什么事上，我在他面前都会感到自己笨拙和无助。贝尔茨绝对“属于某个阶层”，属于那群“好小子”中的一员；我一旦凑近他们，他们就闭口不语，这些家伙们说的话，我即使屏息静气地使劲偷听，也无法捕捉到他们话里的真正含义；我猜，在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相互理解、总在行动、贝尔茨类的“好小子”，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者或重整山河者，不管怎样，他们最终“缔造”了一个让人感到惊恐、惶惑、不安的世界……贝尔茨很清楚，他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种种迹象表明，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毫无用处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在人们中间传播疑惑和焦虑不安，一有机会就应该被追剿，被灭绝……他不知疲倦、精神振奋、坚韧不拔地肩负起了这一项重任。

贝尔茨的父亲是一位退役上校，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学校探望儿子。上校把儿子叫到会议室里，抽出皮带，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狠揍；揍完之后，丢给儿子一个福林并扬长而去。对于父亲的殴打，贝尔茨并不在乎，他掸掸衣服，就像狗抖掉身上的雨滴；但是他把得到的福林像战利品一样积攒起来。学校管理员每星期分给我们一次“零花钱”；就是这点零钱，他们也会作为教育开销记到本来就很可观的账目上。具体能给多少，我记不清了，一星期我们得到一两个福林，还是一个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偶尔发给的那点零花钱少得可怜，怎么也不够用来为单调乏味的住校生活增添甜蜜……“增添甜蜜”，这个词对孩子们来说一点也不抽象，低年级孩子用零花钱买糖果或棒棒糖，高年级孩子买烟草和名为《纸捻》的青少年杂志。我们都已经是半大小子，学校斯巴达式的膳食制度，即使你的肠胃细如芦苇，经常也会吃不饱；我们请“走读生”为我们从城里捎来解馋的零食，最受欢迎的是“泰尔苹果”，那是一种用巧克力和丁香混制、包着银纸的棒棒糖，再有就是夹着香草酱的维夫饼干……我们成天吃这一类零食；家境好或年龄大的孩子则会买一些更正经、更男人的东西，比如沙丁鱼罐头、咸面圈和猎人肠。贝尔茨经过细心盘算，用父亲给他的福林偷开了一个小卖铺。

他把写字台的抽屉布置得像调料店的货架，里面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让人看了肠胃蠕动的百味美食：酸鲱鱼、咸面圈、维夫饼干、水果蜜饯、风干肠，当然还有烟草和香烟。这个秘密仓库很快驰名校园。从新生到毕业生，各年级的学生都到他那里采购。“生意”完全按照贸易原则进行；贝尔茨必须以精心、周到的服务向顾客销售优质商品，如果有快要变质的剩货，他晚上自己抓紧吃掉，早晨补上刚到手的新货。我至今都不理解，这家伙中了什么邪？怎么会热心于这种小买卖？他是一个富人子弟，跟那些从他手里买东西的孩子一样，跟我们所有在这家贵得宰人的学校里读书的学生一样，他能从家里得到所需的一切；父母给他定做“特别”的制服，他也戴着白手套、身穿民族盛装坐在国家剧院的包厢里，坐在我们中间，他跟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同等的待遇，接受同样的管束，可贝尔茨还是喜欢做生意……他的杂货铺生意红火。全校学生都替贝尔茨保密，掩护这座秘密仓库，保护这条走私货渠道……贝尔茨精心储备的各种美食，不分昼夜地供大家随时选购。我永远忘不掉他那得意的神情，下午，在教室里，他狡黠的脸上做出无辜的模样，假装背书地趴在课本上，用奸猾的眼神窥寻“客户”发出的秘密信号；我们用复杂的莫尔斯电码[134]告诉他，我们想吃“泰尔苹果”，还是想买五十克风干肠（更容易饿的家伙们，早在午餐时就提前往兜儿里塞面包），之后，我们以“解手”的名义离开教室，回来时，若无其事地从贝尔茨桌边走过，动作熟练地接过我们想要的商品并揣进口袋……每个星期六，贝尔茨结算账目（他有一本明细账，记得百分之百准确无误），手脚麻利地收回欠款。他在耳根后夹一支铅笔，搓着双手坐在商品前，听着我们的解释和抱怨，用得意的神情瞅着“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笔赊账与开销……很遗憾，没过多久我也跻身于他的欠债人之列；我要花几个月时间承受自己轻易上钩的后果。

有一天，他站到我跟前，用讥讽、傲慢的眼神从上到下地扫了我一眼，然后瞅着别处，用不经意的口吻说：“我跟你们家很熟。我可以贷货给你。”这种仁慈出人意料，我满心狐疑，猜他没怀好意，在我手头的零花钱花完之前，我尽量跟他做现金交易。但是，我最终入不敷出，又实在忍不住价高物美的“泰尔苹果”的诱惑，终于第一次犹豫不决、心贪嘴馋地接受了他提出的贷款建议。没过多久，我对厚着脸皮向贝尔茨讨货已习以为常……午前，我要一整盒沙丁鱼；午后，我跟他讨风干肠吃；从早到晚，我几乎每小时都跟他要维夫饼干。他一本正经、有求必应地提供服务，并一丝不苟地用铅笔将每笔生意记到他红麻布封皮的小账本里；几天后，我拿着刚分到的“零花钱”，想跟他消掉一两福林的赊账，但他礼貌地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固执地跟我重复道：“我跟你们家很熟。咱们半年后再结。”贝尔茨的姿态是那么绅士和谦恭，给了我那么长的“贷款周期”，但“我跟你们家很熟”这句话，并不能让我彻底安心。半年过去了，圣诞节前，他带着冷冰冰的眼神站到我桌前，给我念小本上记的欠账。我欠了他一笔难以偿还的债款——好像超过了三十帕戈[135]。“请在节前结清。”他用一本正经的平淡语调通知我。我的回答简短而强硬：“很遗憾。现在我也需要用钱。”

我真想冲他哈哈狂笑；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我知道，只要我耸耸肩膀告诉他，只管跟我讨债好了，不过他要明白，后果对他最不利；他跟我们做交易的秘密一旦暴露，不仅他的上校父亲会揍他，他还很可能会被学校开除……我俩四目相峙，心里都很清楚，这笔账不可能一笔勾销，我早晚得还……别的不说，贝尔茨不可能善罢甘休；在这场特别的角逐中，他胜利了，肠胃的脆弱出卖了我，我的嘴太馋，不是他的对手，我在贝尔茨面前像另一个人，总之我不得不还他钱。在漫长的几个月中，我在贝尔茨那里赊账要吃的，我们两个都知道，贷款的意义不过如此；贝尔茨抱着胳膊站在我面前，简直就像狡诈的威尼斯商人。

“用名誉担保。”他平静地说。

“用名誉担保。”我咬着牙根咕哝道。

“用名誉担保”，在我们有着封建特色的校园世界，这句话有着生死的意味。第二天，我们都回家过圣诞节。三十帕戈！也许在家里的银行，都没这么多钱……圣诞节过后，我紧张得已经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最终向父亲进行了忏悔。父亲把钱给我，并向我保证，他不会把这事说出去。贝尔茨一声不响地接过钞票，把它们捋平，揣进口袋，望着地板和我的鞋尖。出于愤怒，我浑身发抖，我满怀羞辱地黄着脸、咬着唇站在他跟前，无措地等着，不知道现在将发生什么。他的回应出人意料：他突然把头一扬，瞪了我一眼，做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然后拔腿跑掉。从那以后，我们俩再没有说过话。

寄宿学校……身穿囚衣的服刑者人影，像鬼魂一样排成鹅队踯躅蹒跚。手淫，在男孩子当中相当普遍。夜里，我们在寝室里忍受季节交替，面面相觑；下午，我们在教室里读课文或做作业，不时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挂着黑眼圈摇摇晃晃地回到教室。绝大多数孩子并不掩饰这种心病；两百多个年轻、健康、春情勃发的鲜活生命挤在这里，身体挨着身体，在危机四伏的青春骚动中，经常顾不得去想别的什么，唯有听从肉体的指令。

在高年级的走读生中，大多数是对住校生心怀同情的“佩斯孩子”，他们穿戴时髦，是年轻的风流子；他们已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了，头顶硬檐礼帽，泡咖啡馆，去电影院，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恬不知耻地信口编纂情爱体验。我们怀着心灵的焦渴听他们的绯闻，我们既是囚徒，又是孩子，在学校纪律与青春期的双重危机中情感泛滥。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乐此不疲地活在虚妄之中，即便为了赢得再小不过的一点点优势，也能够转着眼球绞尽脑汁；只有凭靠被驯服的温顺、持久不懈的同谋般团结和警惕才能够取胜……我意识到，我被要求完成的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猴子的机灵和驴子的见识，还有被驯化之后牙关紧咬的顺从。我们很快就跟校方的权势，跟教师和管理员们议和了。但是，我跟大多数同学自觉自愿、心安理得地与之议和的那些东西始终无法达成和解，我实在无法接受那类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忱期待，那类低级、廉价的荣耀，那类令人不屑、狡黠奸猾的惩罚式肯定；与我们教育者的意图，与惩罚的事实相比，这一切更加刺痛并伤害我的自尊。“这是他们的工作。”当学监“警告”我们时，我这样想，并耸一耸肩……但是，受到警告的羊群更喜欢长鞭，是啊，他们像对忏悔一样充满了期待，遭到鞭挞之后，他们可以再无顾忌地投身那些甜言蜜语的小罪孽的怀抱。与严厉的校规校纪相比，同伴们更让我备受折磨。我怀着心悸和惊诧，不可思议地审视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游戏、他们的读物、他们的罪孽和品德；他们的一切都这般粗鄙，这般低级，无论“罪”与“罚”，都像纸牌游戏一样随便得令人羞惭……某种原始的“需要”在我体内反叛。我渴望别样的“罪孽”，并且乐意承受它们，假如需要的话，我还乐意承受别样的“惩罚”——但是，情况依然如旧……他们的快感需求、敌意的态度、靠不住的承诺、对罪恶感的麻木不仁和机关算尽、假情假意的野蛮羞辱了我。也许我口无遮拦，缺思少虑，但这使我在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得以远离各种各样矫揉造作的小集团；“假若为了自己的归属、平安、藏隐和被供养，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那我还是不要为好……我更乐意孤身独处，遭人嘲笑、危机四伏地孤身独处，远远地观望，看他们如何逢场作戏，满足欲望，争风夺势。”这种惊恐的疑虑，很早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后来，即便生活的经验，也难以减轻这种最初的、令人困惑的惊恐。

逢年过节，我回乡探家，穿着盛装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或许正是这套盛装，这身“成年人”打扮，成为我年少时就在屈辱、卑贱的环境下失掉“童贞”的原因之一。圣诞节，我回到家中，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对我来说，真实的家庭场景已变得虚无。在筹备过节那几天，所有的一切都很“神秘”；然而，当母亲依然如旧地努力为圣诞节游戏营造出灵动、细腻的气氛，试图通过精心的策划让那些日子充满惊喜，我们已经是成年、世故的男孩子了；几乎每次在点燃蜡烛的那一刻，母亲都用阵阵抽泣释解身心的紧张，晚餐的时候，她早已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节日的魔力总是一次次重现：我喜欢这些日子，仿佛母亲想用她手中并不完美的小工具，将永远闪光的“和平世界”的传说与善良人的童话焊接到一起。十四岁那年，我知道了成年人的“一切”，但仍然偷偷地等待耶稣到来。在那一年冬天，我牙齿打颤地回家过节，穿着军官式制服神气地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从里到外都冻僵了，就因为我曾郑重其事地向学校里的一位朋友——泽姆普林州大庄园主的儿子发誓，我要在圣诞节假期做“那件事”。这位泽姆普林的男孩也不过刚满十四岁，在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去了州政府大街的一个“那种地方”，并且做了“那件事”。一连几个月，他都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可悲的英雄壮举，直到我发誓绝不能落到他的后面。我很难从那次因“蛮勇”造成的伤痛中痊愈；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才稍稍忘掉一些内心的忧虑与震惊；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未能摆脱这种惊恐的困扰，漫无目标地在大都市的街上徘徊，始终不敢放纵自己，不愿再去那些同龄人都争先恐后、乐此不疲地寻花问柳的地方，用那般廉价、肮脏的性爱泥淖解除恼人的性饥渴。我许下“誓言”，并凭借“蛮勇”做了那件事；之后留下了惊厥的记忆，那种令人痛苦、难以解脱的“罪恶感”，后来折磨了我许多年。

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去了鲜花大街；当时雪花纷飞，下午四点就天已黄昏。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凡士林、煤油和肥皂气味，并且烧得非常暖和的房间；关于那次造访，别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我在女人那里待了几分钟，还是个把小时？……我想，我是闭着眼睛走进那个房间的，就像被送去做手术的人，心灰意冷，感觉置身于自身之外。随后，记忆立即变得灰暗，没有色彩，在任何金色的光芒下我都不能忍受在那暧昧的轮廓上投照感情色彩。过了一会儿，我重又回到街上，走在干净整洁、白雪皑皑、洋溢着圣诞氛围的街巷里，自我感觉糟糕透顶。回到家，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已经点灯，家人在装点圣诞树。我觉得自己非常龌龊，再次深深地鄙视“他的现实”。我感觉自己被人蒙骗。难道这就是他的“秘密”？多么粗鄙，多么下贱，多么可怜啊！十四岁那年，我失掉了童贞；此后多年，我都活在一种自愿、孤傲与羞恼的自闭之中。

那年圣诞节，我们是在自己家的“新房子”里度过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新房子气宇轩昂，大贵族气派，或许当时在全城也找不出第二栋；但我只逗留了短短几日，只是为探家。我想嗅嗅“家的气味”，我去了公寓楼那套老房子——父亲的办公室还设在那儿——站在一层的悬廊上，倚着“伯利恒”的栏杆俯看宽敞的庭院和隔壁花园里的核桃树；透过二层玻璃制造商家敞开的窗户，仍能听到屋里传出的钢琴乐声。

我不想在这儿描述“自己家的新房子”，因为解剖图式的再现乏味无聊。那里有十多个拱顶式房间，里里外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岩石环绕，传说般的喷泉汩汩喷涌；走廊的栏杆上藤蔓缠绕，落英缤纷，飘满庭院；门楣上有一块天然巨石，上面刻着家族的徽章。有一段时间，我在回家的头几日，总觉得在家里不舒服。站在院内，可以望到隔壁穷人的庭院和喧嚣的楼上；我们从“世俗的”的邻居们眼中，觉察到许多复仇的敌意。楼上住着一家加利西亚移民，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女孩们整日穿着又脏又旧的破衣裳在悬廊上转悠，嬉笑叫喊，在敞开的窗户旁捉跳蚤，在更衣时展露自己的魅力，不以为然地接待那些轻佻浮浪、走马灯般更换的求爱者……我父亲确实认真地想过，他想买下那间“窑子”，将“穷鬼们”从这条安静、纯洁的街巷里赶走；但是他们要价很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诅咒。“移民来的”姑娘及其家人过着喧闹嘈杂、动荡不安的生活；她们穿着花里胡哨的破衣裳，总在下午裹着披肩倚在走廊上闲聊，将小道消息、闲言碎语连同脏水一起泼进小城的阴沟，在邻居家的下水道里哗啦作响。可恶的邻居令我们家人束手无策；“硬挤到这儿”的城外流民让我们感到当面受辱，他们如此无端无礼地侵入到我们风雅、骄逸的生活中。那些欢快开朗、友善大方的“移民”女郎，我始终一个都不认识；但在我回家探亲的短暂时间里，出于难以克制的好奇心，我经常偷眼朝喧闹、不洁、粗俗的邻居家张望，只是由于受到某种虚伪的、“绅士”的羞耻感约束，才没有利用女郎们毫不掩饰的美意……我想，我必须跟家人保持一致，不能跟那群“俗人”站到一起；她们要是没有如此欢乐、顽皮、满不在乎、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孽海”该有多好啊！……我坐在藤缠蔓绕、大玻璃窗明亮的豪华客厅内，手捧着书卷，带着傲慢、回绝的神情翻看两本课外读物，并将充满欲望的眼神投向比吉卜赛人还要喧闹、身体丰满、俗不可耐、出于无限的满足与无辜而胡言乱语的雌兽们。我不能有失身份地接近她们，不能将家族的荣誉葬送在那些快乐的小妇人身上。从楼道到顶楼，我们家的一切都设计精心，不同凡响；我父亲被推选为律师职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城里的社会名流上门做客，庭院里的喷泉汩汩喷涌……我垂下眼皮继续看书，落寞无聊。

即便后来，这种市民阶层的团结意识也让我跟含混暧昧、许多迹象表明是卑劣和不洁但又充满了甜蜜诱惑的娱乐保持距离。有时候我这样想，跟“快乐”保持距离，也是跟那种忘乎所以、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保持距离；这种精神状态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时候，其代价就是我们要为激情付出“我们的声誉”……一个人将自己从阶层团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敢于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接受快乐，这是一桩复杂的任务。在邻居家楼上，在那片温热的“沼泽”里，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窃窃私语；这种在生活中渗透，但不是很诱惑，永远成不了思想，很可能不太洁净、不太健康，并非不具风险的状态惹人深思……我不能跟他们站到一起，因为在我们家的饭厅里，壁炉里烧的是原木，这样的壁炉全城能够有几座？……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其实壁炉并不重要。我对我们的邻居抱有某种隐秘、伪善，却也相当强烈的同情心。他们活得是那么快乐，也许并不快乐，只是勉强活着；他们每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吸满生命的能量，自由自在，并不需要进行刻意的团结。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宿命将这群无产者迁到这里与我们为邻；生活大概出于平衡的意图，使我在“命运的打击”之下，在布置得过度奢华的自己家里，跟花园、跟喷泉、跟从墙上飘落的五叶铁线莲、跟壁炉、跟十几间拱券式房间、跟刻有家族徽章的大门进行代偿性复仇。生活中没有那么顺畅的事，我们刚扬扬自得地耸耸鼻子，立即嗅到刺激性气味；我们刚舒舒服服地坐进各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家”里，隔壁就搬来一家叫声刺耳的无产者，那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在我们鼻子底下散发着泔水的恶臭和难闻的气味。我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但我认为，生活的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

在隔壁贫民楼里还住了一位“革命者”，他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原来是一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编辑和人民领袖；他编辑了一份周报，并在出版物中执着、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透过隔壁楼上的窗户，这位革命者自然能看到我们，看到女仆将资产阶级的午餐端进烧着壁炉的饭厅里，看到如何培养资产阶级后代；他不止一次将我父亲写进他的报纸。许多年后，这座小城也掀起了为时只有几周的赤色运动，仆人们丢下我们不辞而别；住在隔壁楼的居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那位“革命者”邻居的表现却与众不同。当时他已成为当权者，担任地方的人民委员，随时可以将我父亲逮捕入狱；但是，不用我们请求，他就派人送来了食品，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善心，他禁止他的任何同志进驻我家。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不曾被伤害半根毫毛。我们像是空气，无产者邻居对我们视而不见。

在这片风景里，有一段盛夏的记忆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真正的夏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后来我也许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夏季。我们在“班库”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度过了情感丰富、身心舒畅的几个星期；那几周的盛夏假日，没给我留下任何误解或不快的记忆。

自从上了寄宿学校，我跟家人的距离为我在家中赢得了令人愉快的特权。我们无须明言就达成了协议，严厉的家规对我来说不再成为束缚；我走上了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只需用客气的谅解彼此忍受。就在那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毛手毛脚的怀春少年，孩子们不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隐秘世界，成年人尚未允许我接近他们；我在两岸之间茫然游荡，在这种青春期极度敏感的状态下，心灵用某种扬声器接收并回放生活的噪声。避暑别墅坐落在松树林边，居高临下，俯瞰城市，掩映在茂密的大森林间；在林边大约建有六七栋别墅，不远的地方，在露易兹泉前，一家歪七扭八的客栈也一连几个月住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当然，住在别墅里的人都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保持距离。开放式的门廊前，花园里开满香气袭人的野花；在隔壁院落避暑的妇人们，在花园草坪上靠在躺椅里做手工；午茶后，老爷们在门廊下喝葡萄酒；日落时分，马车将丈夫们从城里的办公室拉到这里。在我们隔壁住了一位市议员，副州长也在这里租房度几星期假，他是位有着络腮胡须、膀阔腰圆的男人，让人联想到约卡伊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位举止威严的匈牙利大庄园主。来这里避暑的还有一对大法官夫妇，他们不仅拖家带口，随行的还有正在办离婚的、多愁善感的弟媳妇，那是一位肌肤柔嫩、雪白的美丽少妇……妇人们不是做手工，就是读《基督山伯爵》；当时，这部名著刚出匈牙利文版，分册问世……松林很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芳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红色封皮的“大学小说库”某部作品里的主人公；除了《基督山伯爵》之外，还可能放在妇人针线筐里的，就是这本红皮书。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向离婚中的漂亮少妇求爱，避暑的妇人们与他热心结盟。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黄昏时分，我们去林子里采蘑菇。

最后那些天，我是在林中度过的。几星期后，暴风雨吞没了整个山麓，一直席卷到弗列斯马洛姆山谷。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清晨都一个人钻进树林，发疯般地游荡，仿佛预感到末日将至，想要在这里迅速积攒起够享用一辈子的记忆素材。气候干燥，烈日将空旷之地烤得枯槁焦黄；但在密林深处，神秘的潮气滋养万物，到处都是清凉和树影，散发着刺鼻、霉腐的松林气息，我至今都能通过呼吸回想起小时候动荡岁月里那令人窒息、浓烈袭人的气味。有时，我在树林里遇到那位“不收支票”的名律师，他经常避开人群，兜里揣着包了层皮套的酒壶，手里攥着捕蝴蝶的网具，兴奋地追逐白翅膀的菜花蝶。当万籁俱静，在密林中央，即使远隔许多公里，仍能听到山谷里伐木的拉锯声。一连几天我都躺在这里，有时随身带一本书，但是很少翻开来读；我在树林里饮泉水，吃野果，从空气、阳光、气味和天籁中萃取养分，在我看来，这至今都是“大自然”的偏方；十几年过去，虽然我很少离开屋子，但我应感激那几周的体验，使我后来即使在外国城市的文学咖啡馆里也能重温这种体验并产生共鸣，我对这个从不否认。对我来说，“大自然”不是校园风格、心灵美好的文艺节目；它跟我存在着真实的关联；我偷偷地守望这种体验，后来也一样，即便我觉得这种表述有些可疑，有些陈腐，尤其是有一点“反文学”。是啊，这就是那年“盛夏”在林中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没再下雨。

彼得—帕尔日的下午，一个振奋人心的浪漫喜讯从度假村里传出：我母亲和其他阅历丰富的女士们，预感到一个狂欢的时刻即将来临。可以肯定的是，就在这天下午，那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将公开向那位在婚姻中失意、温柔可爱、与我们同乡的漂亮少妇求爱。

我们在门廊下铺好餐桌，准备享用午后茶点，跟平日相比略显隆重。空气中充满五月的欢乐。求婚者从佩斯运来一箱礼花，老爷们从城里请来一支吉卜赛乐队；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从午餐开始就镇在凉水盆里。为了这顿午后茶点，每个人都很郑重地穿戴打扮；我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也换上一身笔挺的学校制服。我为自己家的别墅能成为如此隆重的节庆会场而感到高兴；副州长，这位大人物也将来我家吃下午茶……如果他情绪很好的话，等一会儿会拉小提琴。多么丰盛，多么隆重，充满了夏季成熟的祥和。这天下午，这里将举办一场市民风俗的订婚仪式……我父亲穿着一件条纹外套坐在那儿，靠着门廊的护栏一边抽雪茄，一边跟副州长闲谈。山坡上，在泉水旁的客栈里，吉卜赛人在为畅饮啤酒的游客们卖力演奏。我母亲端出迈森[136]瓷的餐具、大蒜图案的汤杯和卡罗维发利[137]的玻璃杯布置餐桌。桌子上摆好了很大的牛奶面包、装在小瓷壶内的奶油、带绿叶的木莓，还有盛在水晶碗里的蜂蜜和黄油。

当副州长被人叫到花园里时，我们已经围桌而坐。两名州里来的骑兵腰板笔直地站在那儿，将一封信递到副州长手里。

他撕开信后，走回到门廊，站在门槛，一声不吭。他脸色煞白，蓄着科舒特式的胡须；听到噩耗，他的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

“怎么了，安德列？”父亲走到副州长跟前问。

“王储被刺杀了。”副州长紧张地挥了一下手说。

巨大的沉默，使吉卜赛音乐显得很近，响声震耳，仿佛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演奏。在场的人围着桌子，手里端着大蒜图案的汤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身体僵硬地盯着某个盲点，仿佛在玩无声游戏。我盯着父亲的眼神；他将茫然的目光投向天空。

天空是一片亮蓝色，那是夏日稀薄的淡蓝。不见飘浮一丝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