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四章（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出走之前，我待在大姨家的庄园里避暑。她的领地并不很大，大约有一千英亩的耕地和草坪；庄园建筑颇具贵族气派，有着希腊式廊柱、宽敞的门廊、金属框架的高大屋顶和门前的大花园。马车穿过茂盛的槐树林驶进庄园，透过掩映的绿树丛，一幢白色廊柱、“士绅帝国”风格的庄园建筑展现在眼前，富丽堂皇……我每次到达时，都会为眼前的景色怦然心动；马车夫穿着威风凛凛的骑士盛装，悠然自得地高高坐在轿厢的前沿，驾驶着姨父精心饲养、彪悍健壮的骏马；庄园铺满了嫩绿的草坪，花园里玫瑰花盛开，在白色立柱的门廊两侧，是两道野葡萄藤构成的墙围，一家人和络绎不绝的宾客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吃早餐、喝午茶或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里打牌。我为有这样“显贵”的亲戚感到高兴；这幅欢乐的场景，向来人流露出安逸无忧的和平与富有。姨父是一位出色的庄园主，一家人靠着一千英亩领地的收入过着阔绰、舒适、社交广泛的生活。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园的房间，许多房间一字排成平行的两排：起居室设在有防雨檐的门廊一侧，掀起玻璃珠串成、一碰叮当脆响的门帘，客人走进空气清凉、光线朦胧的会客室，左右两侧是卧室、客房和餐厅；房子的后部也有一条设有许多房间的狭长走廊，沙龙厅里摆着黄色绸缎包面的家具，没有人记得有谁曾在那里待过；这里还有台球室、音乐沙龙和狩猎厅，狩猎厅里陈列着长矛、火枪、古代兵器和现代猎枪。家里的孩子们从早到晚都抱着猎枪反复擦拭，上油；子弹也是我们自制的，火药就像别人家里的烟丝在房子里撒得到处都是，子弹匣敞着放在抽屉里……庄园里的日子宁静而杂乱地流逝着。透过房间的大窗，可以从各个角度清楚地眺望园中葱茏茂盛的古树；夏天，我们经常在外面的花园里用早餐，在巨大的椴树下，离马蜂窝不远；这里的一切都气味芬芳，即使一连几周的喧哗也打搅不了这曲田园牧歌，尤其在夏季，大花园浓妆艳抹，争奇斗艳。我在乡村居住的头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了不真实的幸福记忆。那是在夏季，风和日丽，繁荣而肆意，时值暑假，好几个星期我都沉浸在儿童时代浪漫抒情的氛围里。即便如此，我在那个夏天还是感到焦躁不安；过不了多久，家人就会迫不得已地对我“严加管制”。我感到头顶的天空中乌云密布；后来，突然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大姨总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儿子，他们对城市来的亲戚表现出毫无掩饰的惊讶和蔑视；那年夏天，我十四岁，我知道很多乡村孩子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东西，但我不能把小麦跟大麦区分开，乡下的表姐弟非常瞧不起城里人的无知。我们整天扛着枪在附近玩耍，有一次，当我们在农田里行军，姨父的猎枪在我手里走了火，险些击中表弟的脑袋；男孩一步跨到我跟前，朝走火的方向点了点头；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没太在意，在父母面前更是守口如瓶。几天之后，大概只有十岁、生性鲁莽、少言寡语的表弟端起猎枪冲他母亲瞄准，险些击中她的脑袋；现在我都不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中止了这场死亡的悲剧；这些在乡村里抱着枪长大的孩子都很会用枪，肯定是命运的拯救，当他瞄准母亲脑袋的时候，在最后一刻出于神奇的本能抬高了枪口……“现在我让妈妈的脑袋开花！”他咧开嘴角顽皮地笑道，随后端起猎枪，扣动扳机，子弹出膛。子弹从大姨的头顶呼啸而过，射到墙上，一大块墙皮应声掉下，灰土四溅。后来，孩子们一口咬定（我们相信了这个无望的辩解，因为我们不敢相信会有别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给猎枪上了子弹！在大姨家里，即使小孩子也算正式的猎人，家规里面严格规定，打猎后必须擦枪，假如谁把枪上着子弹挂回到墙上，那是不可想象的罪过，是严重违纪……不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孩子向母亲开了枪。这是两桩不幸事件，我至今想起都毛骨悚然，很长时间我不再碰枪。男孩们受到惩戒，我们有段时间被禁止摸枪。虽然，那恐怖的瞬间已经过去，但惊悚和焦虑留在了我的神经里；田园牧歌一去不复返。我开始哀吟，感受到了危险。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段童年爱情的记忆和气味向我投来朦胧的晨光；女孩的面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她大约与我同岁，我们接了吻。她穿着新洗过的、还带着肥皂味的棉质衣服，是一个活泼好动、一惊一乍的青春期少女。她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在一天下午的光线下，我们俩走在麦茬地里——我已经二十年没再说过这个词了，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是的，在收割之后，我们走在麦茬地里，穿着薄底的凉鞋，女孩走在我的前头，她不时弯下腰，好像在地上寻找什么。天空阴暗，呈紫罗兰颜色，大概在下午三点左右，热风拂面，四周弥散着朦胧、不祥的光线，我嗅到甘草和泥土的味道，刚刚割好、随手堆成的草垛散发着轻微的尘土味——就在这个光线下，女孩突然朝我转身，将滚烫的小脸贴向我，用耳语的嗓音冲动地说了几个奇怪而紧张的字眼。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她爱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也属于那几个星期我呼吸到的空气的一部分；或许我想再次唤醒那种兴奋的体验，重温生活中转瞬即逝的难得瞬间。过了很久之后我才重拾这段记忆，回味生活中那个令人晕眩的重要转折，看到那难得瞬间的反光；我看到了午后的阳光，看到热风将隔壁紫花苜蓿田淡紫色的草场吹得波浪起伏，我被幸福和紧张的情绪捕摄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有什么马上就要结束，也许是永远结束……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在滚烫的风里喊着烦躁不安、无法理解的话。我只知道她是镇上一位地主的孙女；他们没有庄园，她的爷爷像是从旧日历上剪下的人物，或从《完美的养蜂人》中的某一章里走出来的，整天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饱受风吹雨淋的阔檐草帽在水果树间走来走去，在茅草棚里鼓弄这鼓弄那，用晾干的驴粪在蜂巢间烟……

希迪凯站在槐树林边向我们挥手。希迪凯是当地合唱团的女歌手，她的来历早已隐没在家族神话的迷雾里；她在大姨身边生活了几十年，肥胖、可怕的脸上长满了肉芽似的黑雀子，嘴唇干裂，集女管家和女伴的角色于一身；她从早到晚待在厨房的蒸汽里，煮水果，熏肉，但在家里她始终还是“合唱团女歌手”，一位误入家门、需要道歉的陌生人，但为什么要道歉？……上帝知道。我们回到家时，镇上的神父已经跟姨父一起坐在门廊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生性傲慢、长了一副亚洲人面孔的匈牙利人，他上身前倾，塌鼻子几乎要碰到纸牌；放在桌下的冰匣里镇着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他们在跟我夏日女玩伴的爷爷一起打牌，即使打牌，老人也不肯摘下那顶农夫本色的阔檐草帽……这位神父在镇上和家庭生活里扮演着让人不安的重要角色。他是一位颇具演员气质的人物，头发过早花白，在他被日光晒成古铜色的年轻的脸上，一双带着讥讽眼神、激情燃烧的黑色眸子炯炯有神；他有着多血质的不羁性格，大概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人。那个时候，他就为农民做了许多事，站在老百姓一边，因此有不少人怕他并在主教跟前告他的状。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痛不欲生的戏剧性时刻时，这些人都充当了龙套演员。

拨开迷雾，我对那次意外事件的具体细节，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打击从天而降，完全把我击垮了；“情景”在大爆炸的惊愕中碎成了片片瓦砾，我后来一直都在疯狂搜寻。就在那一刻，在我周围逐日堆积、悄悄储藏了很多年的大量火药突然引爆了。

我开始扯破喉咙嘶声大喊，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当时我已经十四岁，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健壮少年）朝一扇锁住的门猛撞。我的疯狂发作没能持续太久，我就变得精疲力竭。外面院子里没有人说话；我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之后，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对这几分钟记得非常清楚。随后，之前的情景又变得模糊，“感受”的记忆变得破碎不全，有一些瓦砾永远不会找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从房间里出去的。是有人开门放我走的？还是我从窗户爬出去的？……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永远而无奈地从这里逃走，逃离这个家庭，远离我的这些亲戚；我万般无奈地这样思忖。我想，其实我很喜欢留在这儿，希望发生某种奇迹；但是我知道，奇迹并不存在，现在，我必须一个人孤独一生。我穿过花园，从容，镇定，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使我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不存在回来的路。或许，只存在虚假、强行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能够逐渐让我找到生活的平衡并维持与家庭的关系。大多数人会为这种逃离痛苦不堪，但也有不少人较为幸运，较为顺畅。穿过花园时，我的内心已非常平静，仿佛清楚地知道，没人能有力量拦住我的去路；我怀着某种怪异的目的性，因为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而是想要离开这里，不惜代价，不顾后果。花园里空空荡荡，一家人不是钻进了果林，就是去看蜜蜂；我沿着国家公路往前走，大概上午十点钟，八月末，骄阳似火；麦田里已经收割完毕，脱粒机在离农田不远的地方轰鸣。我就这样走到了天黑。

我大踏步穿过了三座村庄，下午在一个村子里，曾有位年轻神父叫住我，他是镇上的神父，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我简单回答了他的提问，并跟他一起坐到神学院门前的一条长椅上，我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他措辞小心地刨根问底，并打来一罐水让我喝。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向他伸出手说，现在我得走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后来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宪兵。）他送我走到院子的栅栏前，并没挽留我，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走出很远，都能感到他投在我后背的目光；我丝毫没有因为遇到了他并跟他聊了一会儿而感到不安，我在自己身上感到一股无人可以战胜的力量和平静。或许，那位神父在送我走时，他也给了我某种安全感；我想，他肯定惴惴不安地目送我很久，无奈地盯着我的背影沉默不语；他肯定没立即去找宪兵，而是过了很久，才到镇上的哨所说服他们派人追我。或许，我的样子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疑，一位绅士打扮的少年，没带行李地穿过村庄，因为要赶到哪里“有事要做”……我内心的平静，能够征服路遇的所有人；没有人问我这是去哪儿，也没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或为什么上路……晚上，我走进了森林。

离开姨父的庄园，我大约走了四十公里路，大步流星，时而奔跑。无论森林，还是黑夜，都没让我惧怕；任何恐怖之物跟白天发生的事情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途中好像还下起了大雾，四周朦胧一片，我能看到景物，还能看到几个人影；我隐约听到一位家教的嗓音，看到父亲忧伤的面孔，还清晰地看到母亲——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阳台上跟我玩。那是在郊外的一栋别墅，有个角落专门为我布置成“诊所”，我是医生，在一张卡片上写有我的名字，字母干硬如刺。另一个记忆，是我患白喉后作为礼物得到的一本图画书；当时我已经三岁多，但笨嘴拙舌，寡言少语，家人很难从我嘴里抠出两个词，他们以为我成了弱智，心急如焚地鼓励我说话；患病后我躺在床上翻图画书，有一次我突然喊了出来：“可爱的小猴子在这儿呢！”又是我母亲，我永远的母亲：有一次她生了病，病愈之后，她带我一起去了巴尔特法；我已经过了四岁生日，母亲在客房里躺了一天，交给我一项“成年人的”任务，要我去买寄信的邮票；早上我在小溪旁买了一块甜点，感到那么快乐和自豪。有一次，我们去卡尔斯巴德，天气闷热，我们的旅馆客房在庭院那侧，窗户开向狭小的院落，窗户对面是一堵防火墙，于是，我决定以后哪儿也不去，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比这里更漂亮，更好玩。还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深夜回家，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我躺在带铁栏的小床上，乳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在黑暗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大声哭泣，中了邪似的大声叫嚷：“猫和老虎会来的，你们谁也不管我！”就在这时，她在黑暗中俯身看我，脸色苍白……我一路听到的都是祖母的话，我搞不清自己怎么了，在哪里迷了路。我镇定地思索，仿佛朝着既定的方向；而我的目标只是，离开这里。假如一个人遇到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获知自己生活的真正方向，拐上一条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崎岖小路——一切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我心里清楚，这么走怎么都不可能走出去，漫无目的地游荡，早晚都会被人逮住，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我对历险不感兴趣，我并不想去陌生之地；只是离开家后，我在途中恍悟，郊游的意义不过如此。现在，不管谁做什么都已无法挽回，决裂已经发生，事实上我自己也无力转变。在这种境况下，谁都拿叛逆者无可奈何，一路上没有人挡住我的去路，他们只是望着我的背影，闪到一旁给我让路，像是躲一个杀人狂。现在事后回想，那几小时的游荡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远游。我在阴森的树林里平静地走着，好像对这里的路了如指掌，好像知道不会有危险，好像就是要来这儿，这里就是目的地。夜色明亮，空气潮热。后来，我遇到了几个烧炭工；不过当时我已在谵妄状态，不记得他们问没问我什么。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宪兵找到我。

两位宪兵和姨父用马车把我拉回家；这位长者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披着毛毯。他一路沉默，对我并没有声严厉色，但也没有安慰我。他们把我带进庄园的厨房，因为我不愿意进房间，不愿意见亲戚和表姐弟们。我在暖和的壁炉旁坐了很久，冷得打颤，用人们像巫师那样一声不响地在我周围走来走去。后来，我父亲来了，把我领走了。

在我的生活中并未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假如许多年后我们回忆过去，查寻某个对我们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起了不可逆转作用的瞬间，印证某次影响到我们日后生活的“亲历”或“意外”，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没有别的“悲剧”，只有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决定你是否留在家里，是否留在一个个更广义、更宽泛的改头换面的“家”里，是否留在“阶层”、世界观或种族里。当你只身上路，你知道自己从现在开始将永远孤独，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猎物，只有你才能够救助自己……当我逃出家时，我十四岁；从那之后，我只会在法定节假日才回家探亲，只待很短时间。光阴是奇效的麻醉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有的创伤好像都愈合了。但是过了很久之后，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它会出人意料、“毫无缘由”地突然复发，疼得令人难以忍受；之后再次麻痹，我们开始若无其事地谈别的话题。我很想把真相写下来。我是那么依赖于真相，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人离不开药物一样；真相也许会杀了我，也许能帮助我；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担心失去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心灵秉性和命运蹉跎而责难任何人。

痛苦体验加速了这个反叛的进程。反叛从十四岁时就在我身上爆发，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周而复始地频频发作；我并且清楚，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会这样。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

创伤很早就已经发生，也许是我继承来的，从前生前世……有时我甚至这样想，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人们生活在混沌之中；有一天云开雾散，但光明已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在某一天出走，并且“毫无缘由”地出走，逃离殷实、安全的家庭，逃离温暖的小窝，逃离潮闷、甜蜜的藏身处和自己的归属，而那个归属从在母亲子宫里就已然开始，并从那时起始终呵护并掩护所有忠诚于它的人：在家庭中，在扩大到阶层或国家概念上的另一个更广义、更宽泛的“家庭”中。你只需要留在那儿，只要你不跨出那个魔法圈，就会从你的第一次心跳开始，有一双慈爱的大手喂你吃饭，帮你穿衣，替你担负责任，给你遮风避雨，一直到你的最后一次心跳……为什么有这么一种人，他们非要挣脱安全感，非要逃离对温顺的生命来说阳光普照、悠然舒适的桃花源呢？有一天上午，我逃离了姨父的庄园，不想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那里、在自己家里——再找到我。有时候我真的认为，或许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这是“劳动”代价……世上没有东西可以不劳而获，即使这种作为创作氛围与前提条件的痛苦，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幸福也不会被无偿地赐予。作家的工作——无论质量如何——要求我们比普通人具有对生活更敏锐更警醒的心脏、神经和意识。没有挑三拣四，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人能跟“狂热”讨价还价，这种狂热被别人称为“献身”，可被贴上各种可爱的标签；不管把它叫得多么赤裸，多么粗鲁，在我看来，它都是狂热……“幸福”的人不讨价还价；幸福的人就简简单单地享受幸福。我从来没被“幸福”诱惑过，从来没把它视为某种能够有条不紊地接近的生活目标；反之，我有一点蔑视它。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举止是病态的。只是，一个人很难“用明智的头脑”理解摆在面前的东西，很难理智地背弃生活“阳光的那面”，先是背弃家庭，而后背弃那个由家族团结打造而成的富裕、兴旺、温馨的生活群体；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只需坐享其成，只需跟这个庞大的家族，跟这个与生俱来、我原本归属的阶层和睦相处……在生活的另一面，我肯定会有张写字台，会有比现在更舒适的家什、更幸福的日子，会有多么美好的亲情、财富和记忆等着我啊！但是有一天，我踏上了阿索德[128]的国家公路，这条路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有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或许这条路还是通向哪里。当我偶然地想到自己时，我能感觉到有少数者存在，感觉到我跟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感觉到他们的命运，即便散在天涯，他们也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会跟那个田园诗般祥和有序的庞大群体、阶层或社会进行决裂，并毫不理智地投身于毁灭性的冒险之中？……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地球上好好地活着？当然，当我沿着阿索德国家公路逃离家庭，在外流浪时（不仅逃离了直接或狭义上的家庭，还逃离了从种群、阶层等其他各种意义上界定的大家庭），我并未用这种富于诗意或演讲般的措辞表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默默无声、充满惆怅地在我胸中响起。一直回响了二十年。我嘴里经常谈别的，但我无时无刻没有听到它。

有位作家曾这样劝导我，不满足和不安分是西方人讨厌的通病。有个女人曾告诉我说，这是“作家职业病”，不让精神追求者去享受另一种他本来能够得到的满足。也许，我是作家。这种逃离的欲望从那时候开始就伴随着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我身上爆发，炸毁我的生活框架，使我陷入丑闻之中，卷入痛苦、艰难的漩涡里。就这样，我后来逃脱了家人为我指定的职业；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婚姻；就这样，我投身一次次的“冒险”，有时我又逃避冒险；就这样，我逃避情感关系，逃避友情；就这样，我在青年时代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从已经熟悉、习惯了的气候，逃到他乡的陌生气候，直到这种永远没家的状态变成我的常态，我的神经系统适应了这种危机的处境，但又出于某种人为的“自律”，我最终开始工作……今天我仍旧这样过活，两列火车，两种逃跑，在两次“逃亡”之间；好像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时，正走在内心深处哪条危机四伏的冒险路上。我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家庭会议，决定了我的迁居；他们要把我送到布达佩斯上寄宿学校。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只有我父亲反对。我自己坚持要走。我非常乐意离开家庭，我自然这样想象，我已跟家乡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父亲永远平静沉稳，他是家庭的牧羊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想方设法地极力调节，试图恢复失衡了的家庭重心，但他最后伤感、绝望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已经破碎，破碎的瓦砾已经失去了拼贴的意义。暑假结束前，我俩一起去了首都。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什么人丢在了家乡：我童年时代一个柔情似水、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朋友，也许他是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唯一朋友。那是男孩间的第一次友谊，是一段多么纯洁、永远不可能重复、任何关系都无法弥补的历险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未能获得那种我曾从童年友谊中获得过的感受。家人的忌妒心、荣誉感、价值观浸透到我的情感中，即使爱情的痛苦而热烈、多愁善感、虚幻失真的高烧状态，也不能像那段既无利益关系，也无客观目的、仅仅出于善良与真挚的罗曼司那样带给人平和与温暖，那是一段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的友谊……谁也没有等待什么，甚至未曾期待忠诚。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情感，一起散步了许多年，就像在某种风和日丽、永远晴朗的气候里。我的第一位朋友是一个极其敏感、天性善良、内心纯净的男孩。在青少年的敏感期，这段友情始终伴随着我们俩；成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开始恶化，但那也是我故意为之，因为那种关系变成了负担。有一天，我无情无义地逃离了他。后来，在我们“分手”之后，也是他率先跟我握手言和；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唯一的挚友，直到他死去的最后一刻。英年早逝，他离世时刚满三十周岁。

德尼，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但从不看重自己家族的声望。他的祖父母在附近租下一片土地，他父亲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并靠家产的利息生活。德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是疲惫、年长的父母很晚才生下的儿子；或许对这个晚得不成体统的新生命，家里人并未抱太大的热情。德尼是一个胖墩墩、慢性子、眼神惶惑的男孩。我跟这个孩子交朋友，让我的家人觉得有些意外；不过他们并没有反对。在德尼身上，一切都与众不同，令人感到陌生和躁动不安。他的父亲脾气火暴，像《圣经》里刻画的老朽人物，一天到晚坐在窗前，用怀疑的眼神监视我们的友谊，从不跟我说一句话；即使我跟他打招呼，他也只用愤懑的嗓音咕噜一声。我认识德尼时，他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母亲的位置被他的父亲、孩子们和一位女伴以及走马灯一样数不过来的女亲戚们占据。我的朋友是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鳏夫身边孤独地长大，为父亲的财产感到羞耻，为老家伙总爱傲慢炫耀的富有感到羞耻。有一次，德尼用罕见的诚实和尖锐告诉我说，他们家不是“庄园主”，只是土地经营商，当时他还未满十四岁。

他是一个充满感染力的孩子，不仅聪明，而且有惊人的修养。当我连作业里的句子都不敢自己写时，德尼就已经写诗了……他爱读“现代”诗歌，是他第一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塞到我手里；阅读时，他持有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评论，非常鄙视我们同龄人喜好的那些娱乐。我们沉浸在文字里。我们俩由衷地对字母发誓，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作家或诗人……我们并不是幻想这个，而是由于我俩的相识，在心里萌生出这样的想法。我总是认为德尼比我更聪明，更“货真价实”。假若有一天我告诉他，在我俩的交往中，我为自己想象力的“低下”感到痛苦，他听了肯定会吃惊，不过我从没跟他讲过。他是一个怪人，比我更有修养，更具原创思维。总之，跟我相比，他这个人要好得多，耐心得多，也更有男人味。相识后不久，我就对这位小伙伴感觉形影难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严肃的、令人敬重的关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人们都能容忍我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耷拉下眼皮视而不见。后来他们意识到，德尼是我的“附体恶魔”；但那时我们俩已相互发誓，为了抵抗所有来自父母和学校的恐怖进攻，我们紧密结盟。

德尼在“文学世界”游刃自如，就像一位真正的作家；除了字母带给他的生活和满足之外，他一无所知。我们一起做文学游戏，就像同班的同学们玩警匪游戏……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从来就不曾是文学爱好者。一个人如何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过什么特别的“体验”促使我“下决心”当作家，他没给我灌输过作家观念，也没让我觉得自己在视觉、听觉和表达能力上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用字母记录下自己的思想，会成为自我表达的另一种工具。我觉得，自己十四岁时就已跟现在的我一样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了；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不会写，但我感觉到了读书是我表达生命的一种可能，我对文学这种乐器高度敏感；或许出于天性，就跟今天一样，即便我被怀疑、教训和无数次尝试搞得晕头转向，有过不少失误，但我总是抱着职责、使命的信念投入工作，总是惶惑不安，自虐般不甘于现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我觉得，我和德尼一起选择的起点有一点高；我们一开始就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藐视一切不“纯”的文学……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文学不只是杰作的总和；我们一点都不谦虚，彼此之间也不，所以很快出现了分歧。德尼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写了短短的几行字，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开始，他对写作抱着宗教般的虔敬；当我稀里糊涂地开始给报纸写文章时，他不无忌妒地恳求我，就像一位僧侣恳求一位想要放弃信仰的同伴那样；后来，他不再搭理我……小时候我们玩“当作家”的游戏，并没有想到文章还可以有另外的写法。我现在觉得，我从刚一懂事起就为写作做准备，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工作，并不是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完成一件“大作”，即便这部作品并不完美，粗糙笨拙，充满劣质、多余的材料，但除了每次完成的任务之外，我努力把握整体，试图概观它的整体轮廓；但毫无疑问，“整体”始终隐在朦胧之中，无法看见……

德尼告诉我说，只可以用清晰的嗓音、喜庆的眼神开口说话。但是，我似乎直到今天，都被死亡的恐惧催促着，着急慌忙，开口就说。总之，他是那个沉默之人，在三十岁那年，在他想要开口之前。

父亲陪我去佩斯时，对我的态度非常好……在那些天里，他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我很好。我们投宿在布达的一家旅馆，十天后我才该去学校报到。我的勇气逐渐丧失，但即便如此，哪怕把天下的财宝都给我，也不能让我流露出一丝的惶恐。距离搬进学校、换上校服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牙齿打颤、满腹幽怨地等待那一时刻来临，仿佛要被关进监狱长期服刑。我们在城里走了一整天；佩斯既可怕又可恶，陌生得恐怖，大得无边无际，特别是那股“佩斯的味道”，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喧嚣，喜庆，就像一出舞台剧，如虚如幻，很不真实……我觉得，我的家乡（像一座微缩模型）是“更真实”的城市；只是后来才得到验证，我的疑惑是对的。这座大城市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贫瘠和乏味。以前我曾到过佩斯，在一次考试之后，父母带我上来住了几日，走了走亲戚；就是在那回，我们亲眼目睹布莱里奥特用铁丝捆绑的飞行器在拉库什区上空飘过；但是，那次难得的飞行表演并未能让我感觉到震撼，反正我觉得那很自然，我说，我见识过更加神奇的事情……但在这种失落中，缺少浪荡不羁的青春期狂傲；我没敢跟任何人谈这个，在当时，包括“奇迹”在内，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至少我觉得走在地上的人跟飞在空中的人一样神奇。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文学，敏感而高傲；我猜想在世界的后面隐藏着比现实更复杂的奇迹……在那些时刻，在我十四岁时，或许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位诗人。

我跟父亲一起度过了几天刻意为之的慈爱日子，就像一个人在温情脉脉、非常人道的疯人院里可能体验到的几个瞬间。慈爱的高潮是我们俩坐在马车上跑了一整天，坐在胶皮车轮的出租小马车上，两耳听到的永远是车轮柔软、清晰的吱呀声，马蹄轻轻踏在用木桩铺成的安德拉什大街上；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雍容显贵，我根本不知道居然还会有这样的生活……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这种殷实的生活感到自罪；这种“自罪感”，好像我对什么人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即使当我活得很好时（我是多么想“好好地活着！”），这种感觉也不会消失，会始终伴随我的余生。我不太考虑生活的彼岸，我不能解释这种自罪感；孩子们都是天生的“有产阶级”，直到生活迫使他们戒掉无尽的欲求。我贪婪地享受着这种优雅闲适的新感受——当时正值和煦的秋日，我们每天中午都出门到城市公园的豪华饭店用午餐，那里的人都认识我父亲，侍者们更是百般殷勤，我是多么地为他自豪！——与此同时，我还是觉得内心焦虑，惴惴不安，在这种贵族的奢华中，我既没有绝对的安全感，也不觉得像在家里那么舒适……父亲对博物馆百逛不厌，他让我选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佩斯的全景画展。整个佩斯在噼啪燃烧，到处蒙着一层石灰，每个街角都建了房子；在巨大、幸福、富裕的帝都，到处都在盖宏伟的楼宇，伴着噼啪的烧石灰声，庞然巨厦拔地而起。这里的匆促和忙碌，透着一股生意的味道；在佩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那座精美的小城，想起那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拱券式房屋。站在环路边杂乱无章、实用而呆板的居民楼前，我会感到心烦意乱，禁不住蒙羞地垂下眼帘……在倒数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去了“小马戏院”；我期待的是与众不同、可能有点出格的节目，但结果只有几只海狗和杂技演员登台，一位戴草帽、满月脸的大胖子唱了一句这样的歌词：“您看没看到布达佩斯的夜色？……”我当即感到有些鄙视。在佩斯，我始终要当“外地人”，从第一分钟开始，我就顽固地感觉自己是外地人，有意识地，带着一股羞恼的傲慢；这种感觉，即使今天在这座城市，有时也会突然袭来。

一天下午，我们坐进了出租车（当时城里已经开始跑第一批“的士”，它们像上足了发条的指针，吓人地在街上飞速蹦跳），我们驶向布达的寄宿学校。父亲一直陪我到最后一刻。我攥着他的手，哭了起来，毫无疑问，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办公室里，一位身穿黑色教袍的神父接待了我们，举手投足都带着官场的礼貌；这位神父主持这所寄宿学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青少年读物作家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从这幢高大建筑的会客室里，可以望见多瑙河和佩斯的一片灰屋顶的一角；房内的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相框，相框里摆放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学校资助人的照片。我的名字被写进一本厚厚的名册里，校长礼貌地跟我父亲寒暄，随后用一个聪明、干练、和蔼的动作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是在安慰我说：“嘿，别怕，不会那么疼的！”他打了一个含蓄的手势，表示现在是告别的时候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我立即无措地举目四望，仿佛大难临头，已在劫难逃，他已经没有办法救助我了！我惊恐、诧异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环视了一下房间，黑衣神父已经坐回到写字台后，点燃一支烟，缓缓吐了一口，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礼貌语调说：“我了解你的一切。以后我会注意你的。”他这话里并没有威胁，而是宽慰。随后他伸手按了下桌铃，将我交给了一位学监。

我们三十五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两个年级的寄宿生在同一幢楼里学习、住宿，只在用餐时才聚在一起，在一个能容两百人的大饭堂里。我被编进了五、六年级；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消灭“我的早熟”，要么就是，那位“了解我的一切”的神父想让我害怕他们？高大的寝室内有两排床铺，有一扇门通向盥洗室，那里有六七个水龙头和洗漱池；在大厅的尽头还有一扇门，从门后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口朝屋内窥视，在一盏蓝光的夜灯映照下，可以监视睡觉者的一举一动，值班的管理员睡着了……学监为我安排的床铺，夹在两个六年级大孩子中间；其中一位是帕普[129]的伯爵，另一位是佩斯州大庄园主的公子。年轻的学监把我带到集体工作室，告诉我哪张工作桌是我的，然后把我一个人丢下，扬长而去；偶尔有几名学员走来走去，扫地，拖地，收拾卫生，三天后我们就要参加圣灵节活动，在那三天里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新生们可以不受作息时间制约在院里和教室里玩耍，了解这座大房子的秘密。我走进工作室，坐到指定给我的桌子前；那是一张有衬垫、装饰繁复的雕花木桌，抽屉上染有墨水的污迹，桌子离窗户很近，窗外正对的是眼看就要坍塌的楼房庭院和只有仆人们进出的走廊——在漫长的囚禁中，我不知道多少次眺望过那座摇摇欲坠的兵营！——这样的桌子在房间里摆有三十多张，排成军人的方阵；与其说是住宿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更像是军营。我看不到任何彩色的斑点，连好看些的家具、适合插在乡下花瓶里的野花也没有；我在楼里穿行，每层都有两间教室和两间寝室；我在一间大厅里发现了一张台球桌，带栅栏门的橱柜里摆满书籍。没有人搭理我。“老生”们的脸上表情迟钝，带着青春期的颓唐，他们满腹戒心地观察我；失落、伤心的我，在他们眼里也许很可笑。是啊，半年后我也会变成他们那副样子，当新生入校时，我也会变得态度冷酷，脸上带着傲慢的淡漠。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像是在医院里。我在寝室里找到我的包裹，于是把东西掏出来；走廊里有一排编有号码、可以上锁的狭窄立柜，每个橱柜里都塞了被褥，味道难闻，好像洒了消毒水，或是某种石碳酸。眼前的现实令人绝望，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跟学员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心里都感到焦虑不堪。我坐到自己床上，坐在光线变暗的寝室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在楼下花园内，有几名“老生”正在踢球，我听到军令似的喊号声。我心怀厌恶地看着陌生的床铺，怔怔地望着无情的人群，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生活，睡觉，思考，永远不会再有独处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冷颤。在昏暗的屋内，有个人一直在晃来晃去，站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身体羸弱，我看到一张苍白的面庞微微发光，有人用非常平静的抱歉语调说：“我是克莱斯；但今年我将做私教学生，因为我病得很重。”他用冰凉、柔软的手指握住我的手。

生活有时是友善的；在危机时刻，总会有一个个克莱斯站到我身边，他迟疑着送给我几句语调平淡的话。克莱斯在班里不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孩子，大概跟我同岁。疾病有着某种古怪的优雅，仿佛疾病使他变得格外高贵……他已经是“大孩子们”的同学了，但他父母始终给他穿系带式、掐腰的丝绒衣服；他的手，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那么不真实、不健康和细腻的洁白；请想象一下，与这种肤色相配的，是浅蓝色的眼睛、浅黄色的软发（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铂金色”）和长长的睫毛。在总是一眨一眨、有点发炎的眼睑下缘，深褐色的雀斑十分醒目。他走路很慢，抬手的时候也小心翼翼，说话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流露出生性的拘谨和多虑，让人联想到一件异常贵重的瓷器；我惴惴不安地拿眼角瞥它，担心自己坐下或走动时，一不小心会碰碎它……克莱斯是个数学迷和病秧子；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数学和疾病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他的兴趣而言，学校作业、孩子娱乐、周围环境和我们的玩具，一切都排在第二位。他患的是血友病，很容易出血；谈起疾病，他总是态度客观而专业，郑重其事，一板一眼，满嘴都是医学名词，像一位年轻医生谈论第三者的病症。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有血友病；偶尔提到文学，他知道左拉的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里有一位小主人公就患这种疾病；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语气严肃、不带悲剧色彩、态度客观、格外热心地讲解血友病的症状、治疗方法和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血友病将克莱斯跟全班人隔绝开来，日常的生活起居，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量力而行。他用那双总爱眨动、有点炎症的眼睛无比严肃地关注周围的一切。克莱斯从不匆忙，不惊慌失措；他在生死之间漫步，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好像他有大把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来得及做。我后来意识到，他在第一天晚上对我的友好，并非出于温柔的同情心，而是出于某种含混不清、突然产生的情绪；他只是想找一位同伴，一位有理解力和求知欲的同伴，他想跟他讲述几个关于自己疾病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他几乎全都讲过，但有几点新发现。他对自己疾病的长期观察，就像对待一个宇宙或人类的核心问题。这种客观上的自私，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命。他用佯装出来的兴趣听我讲述我的怨艾和我的观点，就像一个成年人听孩子的抱怨。克莱斯以某种与众不同的、单向的端庄方式，在疾病中提早长成了“成年人”；关于生活他一无所知，但是却能跟死亡知根知底地和睦相处；他用一种慎虑的淡漠谈论毁灭，他那缓慢而单调的语气，就像谈论某个让他熟悉得生厌的话题。我始终未能完全弄清，数学——克莱斯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跟他的疾病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联，一个是源于另一个的结果，疾病成了数学的前提条件，两者密不可分，至少是对克莱斯来说……有的时候我很怕他。不管怎样，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寄宿学校里，他是第一个用人的声音跟我说话的人。

一两天之后，我明白了：我是这个社会无足轻重的贱民，我是排在最后几名的一个倒霉蛋，一钱不值，狗屁不是。我即使用从不懈怠的挣扎和随时随地的留心、谋算、龌龊和铤而走险，也可能只会一时半会儿地被别人忍受；对于平等，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寝室里的“编制”满员，我们以军人的速度脱掉衣服，爬上铁床；学监踱步走到两排床铺的中间，扫了一眼那些不情愿地钻进被子、姿势僵硬、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新学员——关上灯后，夜灯亮了，蓝色的灯泡照在三十五个孩子头上，我意识到，我被关进了笼子，在冷酷无情的监控下，如果我想活着出逃，怎么也得睁大眼睛……我意识到，家庭不再保护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得不在“社会”上生活；这个“社会”，就是睡在我周围的这些不同寻常、散漫不羁、既可向善也可趋恶的个体生命，无论他们醒着还是睡着，白天还是晚上，每分钟都被一个高高在上、强大无比的意志所监视、敲打、警告、处罚、驯服。那天晚上，我一分钟都没睡着。我暗下决心，要动用自己的全部本领，小心，谨慎，但绝不投降。接下来是一段艰难时期，只有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时光，我才能以苦涩的教训与痛楚为代价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首先我必须学会的是，人与人之间毫无因由，甚至毫无目的地利用一切机会冷酷地相对；这种习性来自我们的天性，对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对新学员来说，开始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正式的、受到监督的、在上层权力的犀利目光下生活，这种生活相对放松，还可以忍受；另一种则是无影无形，隐蔽难测，由幼稚的利益、力量、突然冒出的邪恶以及亲善的能力构成的。这已不是“帮伙”式的幻梦生活，绝对不是，我一下子跳进了齐颈深的血与肉的“社会”沼泽——我们总生活在同谋之间，眼珠乱转的虚情假意，从不松懈的“卑躬求乞”，哪怕是在两个人之间；这种坚忍不拔的努力，实际上只是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造作表演，为了在罪犯之间加强亡命徒的威信，对于这种威信，即使再大胆的家伙也不敢违抗。敏感而复杂，总之，我从上等人家孩子的个人生活，一头跌落到“拳头法则”的世界里。很快，我学会了使用我的拳头。

当然，我忌妒克莱斯和血友病，忌妒他能够跟周围人保持距离，能够受人尊重地作为局外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不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每天下午，他跟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学习，而且学多长时间看他自己的情绪……我们其他的孩子，则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学习，像机器人一样睡觉、游戏。不管我考试考得如何，身上都像奴隶一样披着锁链。清晨，我们在盥洗室里站成一排洗漱，之后在学校小教堂里做弥撒，早餐后是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上课，洗手，在一个铺着油布桌巾、能容两百人的餐厅里吃午饭，一小时的游戏时间，在神父的看管下，三小时背书，一小时散步，七点半吃晚饭，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最后在管理员的监督下脱衣上床……有时下午，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博物馆参观，每个月可以去一次剧院；萨奇瓦伊[130]，就是我在国家剧院里见到的，他在台上扮演李尔王，吓人地吼叫，眼珠乱转。我们像王子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内；学校很注意自己“尊贵”的名声，他们为我们购买国家剧院和大歌剧院底层包厢的戏票；我们穿着民族盛装，戴着白色手套坐在包厢里；抹着头油，一副绅士风度，看上去就像青年军官。平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出门上街，我们全都身穿制服，披着军官式的斗篷，上面点缀了一大堆金黄的饰穗，下穿黑色长裤，头戴有帽檐的军官帽，活像鲁道威卡军校[131]的士官生；星期天晚上，当我跟茹莉表姑一起沿着布达的街道往家走时，步兵们经常在黄昏的天光下向我们致意。在学校里我们也穿制服，俗称“小波兰服”，做得跟军服一样笔挺，让人觉得不自在，只是没有那么多金光闪闪的穗子罢了……穿着制服，我们也自觉很高贵，像陆军中尉那样潇洒帅气；我们蹩脚地敬礼，步兵们也迟疑不决地向我们致军礼；我们在裁缝那里定制了一顶“特殊”的帽子，就像军官们戴的大檐帽。

在这所学校，走读生也都经过挑选，住宿生里有不少都是大人物的孩子。不是来自贵族、名门，就是像我这样来自富裕的市民家庭。每天晚上，“吸烟室”（管理员允许五年级以上的孩子们在午餐和晚餐后吸烟）变成了元帅府，他们分别以勋爵、骑士、伯爵或帕普伯爵相称，挨个审查每个人的出身，连祖辈和曾祖辈也不放过；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谈别的，直到确定了每个人的头衔……从那之后，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等级。我不难理解那位当屠夫的德热舅舅，还有当过军官、后来在咖啡馆里弹钢琴的埃尔诺舅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当我列数了上百位家族前辈，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在元帅府里，大家对我的“奥地利贵族身份”颇感兴趣，我因此得了一两分，社会地位有所好转。但即便如此，我也站在后台，站在群众之间。

在教室里，在最后一排的墙边，坐了一位神秘、内向的年轻人。我只知道他准备当神父。起初，我试图跟这位年长的（十六岁）男孩交朋友；但跟所有人一样，他对我一口拒绝。态度冷漠，甚至用惊诧、羞恼、讥讽的语调跟我说话。没有人对他有更详细的了解；教师和学监们也认为他是我们中间较懂事、较成熟的一位……他不跟任何一个男孩交朋友，他跟文学教员一起散步，在大花园里背着手，表情严肃，踱着老气横秋的步伐。即便如此，我还是被那个门窗紧闭的傲慢心灵所吸引。我感受到他内心的叛逆，这是一个永远的敌手。如果我跟他打招呼，他会礼貌地回敬，由上到下打量我一眼，然后身子一晃，闪到一旁。他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一个固执、狡诈、充满野心的修道院院长；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于连·索莱尔[132]的故事，后来当我翻开那本书时，字里行间都能看到那位少年朋友狡黠而聪颖的微笑……他孤独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位成年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噢，这些沉闷、空洞、令人烦躁的星期天下午！楼道里已空空荡荡，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整整一天，我坐在吸烟室的窗前望着佩斯的楼顶出神，天色已经逐渐变黑！——就在我这样发呆的时候，这个古怪的家伙出现了；当我意识到他正走近我时，他已经一声不响地在我背后站了好久；我回过头来，在昏暗的光线中辨认出他的脸，我下意识地向他伸过手，那是一个热情、友好的动作。他抽回手，开始哈哈大笑……他慢慢从昏暗的教室里退出去，退到门槛时，仍很不友善、充满讥讽、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让我感到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