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二章（2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的维也纳亲戚们整天都在弹琴。六个女儿轮流着拉小提琴，弹钢琴，甚至还拉大提琴，吹单簧管。她们把音乐之外所剩无几的时间，全花在了跳舞上。位于希特金区的那套底层公寓被音乐声、姑娘们的尖叫声和歌声震得嗡嗡作响。整栋楼都摇摇欲坠，十口人住在三间屋里：父母，六个女儿，后来在战争中阵亡的唯一的儿子弗兰茨尔，还有三十年前就已经很老了的老女佣玛丽，她只能忍着腿脚的疼痛挪着碎步在半地下室内潮湿、昏暗的厨房里为一家人做饭。楼后有一个狭长的花园，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香李树、两棵只结杂交小核桃的老核桃树、一片野草莓矮丛和长在花园尽头角落的一株芬芳扑鼻的接骨木。核桃树周围摆着长凳和桌子，从开春到晚秋，这一大家人都在这里安营扎寨。男主人弗朗茨一天到晚地站在那儿，他是位画家，长发飘舞，脖子上系着艺术家的领花，长了一个小辣椒杨奇[79]那样又红又长的鼻子，戴着眼镜，总是满腹心事地盯着画架上刚开始落笔的油画布，同时听着从孩子们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的小提琴或钢琴声……“不行，跑调了！”特鲁黛或玛尔塔的手下刚有偏差，老弗朗茨就扯着脖子大声喊。他同时培养六个女儿，画油画，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老女佣玛丽或妻子罗莎争吵。希特金区家里的所有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度过的；生活就在这么悄然地流逝。

这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他们没钱，只是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在奇思妙想中挣钱。许多要交的杂费，七个孩子的穿衣、教育和食品开销，我姨父买颜料、画笔和画布的钱，还有生活中不得不花的医药费，买衣服买书交房租，还要避暑度假，这一切都仰仗天上掉馅饼的偶然幸运。靠音乐和艺术是无法糊口的。姨父画了很多画。他为妻子和六个女儿画过各个年龄段的肖像，画完这幢房子和花园后，又画维也纳的公共建筑，画拉因茨和默德林[80]乡下的门窗；他为亲戚们画过肖像，还临摹过照片，画过一年四季的风景，画过他喜欢的所有花束；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连地下室和阁楼都没漏下。在他的画上要什么有什么，大画家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记录到了画布上。姨父的画作非常精美，手法细腻，用色敏锐，光影斑驳，景物和人物的布局比例和谐，第一眼看上去谁都会喜欢。这些画完美无缺，有大师的风范。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在欣赏了我姨父的多幅作品之后，就会觉得画里缺了点什么。画里缺的就是他，我姨父自己。他是那么谦逊，那么内向，以至于不敢在作品里发声。他是艺术家，但从来不把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他们真的就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偶尔，有一两个闺女飞了出去，飞到外面闯荡世界，出嫁或——踩着华尔兹的舞步——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感情风暴。而后，等到婚姻或者华尔兹舞曲结束，她们又重新回到希特金区。玛丽已经老得看不出年纪了，就像《圣经》里的女性人物。他们在琴房里或封闭的门廊里放下一张吊床[81]，让逃跑者在家里摇摇欲坠的房檐下落脚。女孩们和父亲仍不知疲倦地演奏，画画。他们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乐声悠扬、芳香醉人、和谐优雅的城市节奏里，并用充满激情的歌声、画面、旋律、观点和动作表达着生活。就这样，这家人跟画架、跑音了的钢琴、吊床、欢快而优雅的贫寒、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享受维也纳赐予他们的最大恩惠。老弗朗茨和六个女儿至少跟圣斯蒂芬教堂和“铁树”[82]一样属于维也纳。我们只要想起维也纳，就不可能不想起他们。施尼茨勒[83]和霍夫曼斯塔尔[84]一起去过他们家，在希特金区的花园里做过客；阿尔滕贝格[85]曾给女孩们写过情书，后来又认真地要了回去，卖给了报社，收入自己的文集。有三个女儿学芭蕾舞，后来跳到了大世界，当然也是迈着华尔兹舞步，永远不会踩错点。这三个小女儿跳着轻快的华尔兹，她们的脚步声和笑声从圣彼得堡传到纽约，她们是维也纳的特使，浑身充满了情感丰富、旋律优美的四三拍节奏。老画家站在院子里的画架前，画剩下的模特，跟我母亲的大姐——女孩们的母亲罗莎吵架。他们吵了五十年的架，即使在银婚、金婚的晚餐上也吵得好几次要背过气去，但喘上气之后继续吵。一旦合同到期或跟丈夫离婚后，女孩们就会返回娘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曾在许多大都市豪华饭店套间下榻的世界著名女舞蹈家，回到家后，晚上一声不响地爬上吊床，睡在姐妹们中间……

画家有时到城里散步，经常带回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战利品；比如说，从破产了的歌剧院买回一套镀金的客厅家具，或在多罗泰宫[86]用合理的价格买下几副浅紫色的女士长手套。这一切散布在全家人的记忆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精神刺激。舞台家具不得不摆在大屋里，浅紫色的手套女儿们戴了许多年。不过，艺术家弗朗茨有时候也悄悄溜到街上，因为家庭的田园诗生活显然无法满足他奔逸的想象力。在婚姻的模式之外，有时也需要积累一些不洁的体验。他在维也纳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租下一间画室，在那里可以摆脱家人的监视，享受女性的绘画之美。女孩们了解艺术家渴望美的心灵火花，她们为这间秘密画室和模特埋单，想方设法地跟父亲“做戏”。老画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有时下午出门，穿着深色西服，系着白色领花，手里攥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野花……罗莎透过厨房的窗口望着丈夫的背影，即使五十年的婚姻也无法减轻她心里难言的苦涩。这种时候，玛丽总是深有感叹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女佣站在女主人身边，从厨房的窗口一起望着远行者的背影。

与此同时，永不枯竭的音乐从公寓的某个角落里涓涓流出。在这幢房子里，大家不会单独坐下来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当然也有偶然的例外，不知疲倦的演奏、练习、教学偶尔会因突然发生的某种不和谐、不抒情的噪音而中断。格莱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练习一套将在维也纳歌剧院表演的芭蕾舞；特鲁黛在钢琴旁为一位准备到音乐学院任教的学生辅导；希尔达和玛尔塔在前厅拉小提琴。在这永远不会停息的洪流里，老画家有时也丢下画笔，抄起乐器——他有乐感极好的耳朵，能拉一手出色的大提琴，事实上他对所有乐器都有研究——或者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平静地坐在某出轻歌剧里用过的、桌腿描金的道具桌前，拿出钢笔、墨水和羊皮纸，修改五幕历史悲剧中某一幕的手稿。七十年里，他总共写了四十部戏剧，用扬抑格和长短格的形式再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讲述了许多类似霍费尔·安德拉什[87]那样的奥地利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在外人看来，这家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家庭成员是那么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置身于崇高的艺术境界。无论画笔，还是琴弓，对他们来讲并没什么区别，都不过是用来表达和讴歌他们为之献身的艺术和谐的工具而已。从更高层、更复杂的意义上讲，在他们中间其实只有老画家自己，不但画画漂亮，拉大提琴出色，还能用扬抑格写剧本，总是讴歌生活和艺术。他耸着架了一副眼镜的鼻子，嗅着芳香在世界上逍遥，以同样的喜悦享受喷香的古雅什汤、格莱特在歌剧院的演出、舒曼的音乐和维也纳老城内画室里的不洁体验。女儿们经常怀着理解的善意帮助他……他们很穷，但以自己的方式惹人瞩目；这家人总是在“创作”；音乐使他们超脱于市井的尘嚣之上。如果他们没钱，演奏音乐；如果他们热恋，演奏音乐；如果他们对情人失望，也演奏音乐，只不过演奏悲伤的曲调。来访者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音乐。“玛尔塔准备离婚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站在花园门口推测道，他对这家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玛尔塔一旦出现感情危机，就会一连几天地演奏塞扎尔·弗兰克[88]的《A大调奏鸣曲》。玛尔塔经常离婚。塞扎尔·弗兰克的奏鸣曲在希特金区逐渐流行起来。

罗莎是一位严肃的母亲，痛苦地生活在这个反叛的艺术家世界。她总是奔走在厨房和住房之间，片刻不停地用浅色的卡尔斯巴德[89]小锅煮咖啡，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总有某个女儿下课回家或要去上课。她总在收拾家里摊得满天满地、无法下脚的东西，六个女儿只专注于音乐和爱情。毫无疑问，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马不停蹄、疾风暴雨般的创作之中，生了七个孩子。她认为丈夫的那些画作和剧本毫无价值，没有哪个艺术收藏家乐意花钱买他的画。罗莎恼火地收拾家人乱扔的东西、钱和衣裳，还有丈夫用光了的颜料管、用秃了的油画笔，收拾所有的垃圾……在这个音乐四起、喧嚣震耳、忘我创作的家庭里，罗莎是保护神、组织者和收藏者，是这个家庭卑微、忧虑的尘世良心。该吃晚饭了，一家人从忘我的音乐中醒来，目光重新投向凡尘；罗莎和玛丽出现在门口，将摆放了黄油面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盘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剧大合唱，她俩开始议论外面的小道消息。他们就这样活着；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现在也会这样活着。

我父亲有着德国的姓氏，他的老家位于现在的萨克森州。有史料证明，家族的祖先曾为萨克森选帝侯效力，在国家铸币厂工作，几百年来世代锻造萨克森铜币；他们都是铸币工匠。后来，他们受雇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时间里富裕起来。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90]，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信任的外族人迁居到那儿，特别是托伦塔尔和巴奇—博德罗格州。他出任国库顾问，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财产负责人。他住在松博尔市[91]，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安息在松博尔大教堂的地宫内。讣告中说：“祖国的不幸处境加重了他的肠道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讣告里出现了匈牙利语；他死于1849年，在大革命[92]期间，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们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国姓氏。曾祖父的遗产在人们的手中挥霍殆尽；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败落消亡。留下来的一支居住在马拉穆列什[93]，在矿区任职，当小公务员，他们是我的直系祖先。

我的曾祖母是欧尔萨格家族的女儿，她的家族几百年来始终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们全家都是公务员，有法理学家、政府职员和军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穿着潇洒的白披风，蓄着匈牙利式翘胡子；这就是银版摄影技术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与不安来自我母亲的家族，中和了我父亲祖先公务员的刻板和骨子里的尊傲。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谁逃离过军队，没有哪个中学生放弃人文科学去当屠夫，从来没有人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连像马伽什大伯父那样以理想主义的谨慎方式也没有。父亲的祖先都是自闭、沉静、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点像退隐者，尽可能避开他们所属阶层的公众生活，在职业上不求进取，宅居在家，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孤傲之人。日嘎，这位近卫军官有一次出门远游，搭乘邮车走遍了整个国家，造访了散居各地、当时还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员，并用袖珍的字母、事无巨细地将一路见闻如实写到了日记里，详细之至，让我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位军官写的，更像出自公务员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达、泰迈什瓦尔、卡萨和马拉穆列什岛，见到了上帝的儿子们。日嘎变成了好奇者，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记录下平静生活的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寻觅爱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欢读日嘎的日记，这些“公务员”以退隐、慎独的方式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每个人都揣着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仅探究到了，并且用宽谅的词句记录下来。家族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获得了名衔和财产，但是在留下来的书信里，记录下一种特别的情绪；在1849年他们曾经藏匿过难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场上。我有一位祖辈，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从塔卡尔[94]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久尔盖伊·奥图尔大将军[95]放下了武器，在维拉古什城堡[96]向俄国军队投降。我儿山多尔在经受了战俘营的折磨之后，随他的国防军战友们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乡，万念俱灰……我儿托尼在费尔南德骑兵团服役，在医院里丧生，这令我悲痛欲绝……听说我儿佩皮也死了。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我也一贫如洗，度日艰难。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没钱给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国军队没有抢走我的葡萄酒，情况并不会这么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每天都在这里打来打去，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财产也被掠夺殆尽，今年的收入已经预先支出……”这信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兴地主”写的；这位安陶为匈牙利自由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子和所有财产。

这些“拉邦茨派”早在1800年左右就用匈牙利语或拉丁语写信，从来不用德语。卡博尔于1807年从佩斯写信给住在西盖特的弟弟亚诺士说：“我之所以给你写信，一是想跟你讲讲国会的情况，二是告诉你王后于本月13日早晨六点在维也纳去世。这里的生活奢华得令人难以想象，大庄园主的骑兵制服上镶金嵌银，跟圣职人员一样。”1834年，在自由革命爆发的十几年前，当家庭成员之间用匈牙利语写信没有什么“意义”时，山多尔从老布达写信给母亲欧尔萨格·波尔巴拉道：“……5月26日我从瓦拉德出发，28日晚抵达老布达，那天正好举行匈牙利的政府会议，我的就职仪式只好拖到今天举行，上午我已经宣誓完毕，办理这份委任状总共花了我二十福林银币。我买了一辆马车，非常漂亮，大概花去我一千零六十福林，我还置备了几件衣服。这一趟本身就开销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巡查员了……”这些巡查员、议员、州府专员、国库负责人和矿区经理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用匈牙利语写信了——而匈牙利的贵族家庭，特别是大庄园主们，更愿意用德语或拉丁语！——这些“外来的”民族说匈牙利语，用匈牙利语思考；这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家族的所有财产和地位都该感谢“皇帝”的恩赐，要知道，他们从萨克森迁到那里还不到一百年！有一份名为《巴奇卡》的“州公共事务政治简报” 这样评价“软骨头”卡博尔：“我们杰出的……与世长辞了。他于1813年出生在西盖特，在佩斯求学并获得法学学位，1837年担任巴奇州的副公证员……40年代担任法官，1848至1849年在维尔巴斯兵营里管理新兵，1850至1854年在国外居住，1855至1860年担任法院法官，1861年担任州长的代理秘书官，1862至1868年担任州法院院长，1869至1871年担任巴奇州副州长……此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内容侧重于学术。他的处女作为《路易十四与拉鲁什弗柯德》，第二部德文作品为《奥地利、匈牙利与伏伊伏丁那[97]》，其政治内容引起广泛反响。之后的作品更侧重于历史，作品有《匈牙利人口发展史》、《最后一位克拉伊男爵[98]与塞尔维亚人》、《从莫哈奇到马丁诺维奇》……”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典型。家族中大多数成员的人生故事都跟他相似。他们对过去的匈牙利世界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位“外来的”家族成员从西盖特迁到巴奇卡，最后身为匈牙利尊贵的副州长溘然长逝……我父亲的那些公务员祖先与匈牙利土地感情深厚，不管怎么讲，哈布斯堡王朝没有把最糟糕的人迁到匈牙利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99]时期，奥地利人聘请他们管理匈牙利王国的财产。

家族人谨慎、虔诚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和出于历史原因的审慎态度，将这些传统的萨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们留心外部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达，住在当时中央广场旁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楼房里（那栋楼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用马车送儿子们去佩斯上大学……但是，从他跟儿子们的通信中获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就连要给哪个儿子买一件新衬衫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里人需要开会商量。这些外来的传统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谨小慎微，毫不张扬。外族人的头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看上去可爱、想起来诱人、感觉无比高贵、不遗余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会。在这里，律师活得像大庄园主，医生助理坐着轿子，当临时工的地质测量员晚上跟老爷一起打牌豪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就像保护人或奶牛。半个世纪后，匈牙利的中产阶层将伸出数百万只手抓住给吃给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国家之躯不放。但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前，对匈牙利人来讲，官员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业”，并要为之付出一笔财产；副州长腰缠万贯地走进州政府，离开那里时穷困潦倒……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财政顾问。他很早过世，享年还不到五十岁，身后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债务落到两个儿子肩上，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还债，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还。我父亲当上律师后仍在还家里的欠债。当见习律师时，他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做辅导，就开始偿还祖父留下的债务。由于祖父很早过世，留给家人的记忆少得可怜。我父亲对他也记忆模糊。他喜欢音乐，能用拉丁语读书；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几支烟杆很长、雕成大胡子形象、熏得焦黄的浮石烟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烟斗架。他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幅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的椭圆形油画，出自某位蹩脚画师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家庭里消失。在冷峻、严肃的祖母的记忆里，也只能透过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刚毅的妇人，R. 克莱门汀，一个人用几个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个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坚强。她像传统妇人那样会纺线织布，妙手生花；她一辈子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严厉、言行不苟的妇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责任。她没有“心理症结”。她在这个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在人们眼里，在世纪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学识最渊博、思想最独特的人之一。在上个世纪，匈牙利是多么的富有啊，拥有那么多非凡超群的天赋人物！奥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马蒂、凯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尔维斯——在青少年时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里就感到无限自豪，他的名字镌刻在匈牙利世纪天才榜上！他教了半个世纪的民事法，并且——法学家们都这样认为——为匈牙利法学思想带来一场革命；许多年里，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写。他的思维奔逸，对教育不太上心，只对“我的—你的”界定问题感兴趣。人类的共生极为复杂，与其说是由一系列法律问题组成的难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民事法”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

他的思辨能力——某种非凡的内心公正、不可收买的判决勇气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变——激发了学生们和同时代人的“天才”想象。无论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气质，还是言行举止中，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独一无二、充满个性、无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胜的表述与阐释，无不带着“天才”的个性色彩。他是特立独行的导师，不大理会弟子们的狂热，痛恨死记硬背，主考时对于聪颖的孩子从不刁难，即使对方不能对答如流地回答提问，他也总是高抬贵手……他拖着巨大的身躯吃力地走上讲台，倚在讲桌上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带着从容自若、坚不可摧的平静。有的时候，他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地听诚惶诚恐、满头大汗的法学生的陈述。“虽然跑题了，但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有时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经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学生数以千计，只要谁一旦体会到他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就很难再摆脱掉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某一个话题会在哪里转折，会到哪里结束。表述的方式与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复杂、稠密的语句（有一位学生形容他的语句“像中风、割脉一样紧迫”），出人意料的措辞，突如其来的想象，难以理解的比喻，丰富而严谨的语言洪流，神秘的“个性”。哪怕是连词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总爱使用冷僻的词汇表达看法，所以说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选择的领域而言，他不仅是专家，而且是创造者和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的陈述进行大修大改：凡是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我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担任佩斯大学校长。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里报到。他在富丽堂皇的校长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张雕花的大写字台后，身宽体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霍尔拜因[100]画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挂着象征校长权威的金属链；一块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马甲的开襟处，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着餐叉的手和蔼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点儿；他正在吃炖肉，校长办公桌上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炖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着他，一直等到这位身材魁伟的大人物吃完最后一口饭。之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领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油画。我们在象征学校尊严的权杖前站住。“这是什么，本尼叔公？”我问他。“我不知道。”他说，并且耸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因为这个耸肩的动作喜欢上了他。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毫无疑问，跟普通人相比，这种人是由另外一种更加坚韧、刚强的材料造成的。从他们手中，我获得了赖以远行的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作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坚韧和耐力，并以此为生。

每隔一个星期天，茹莉表姑就来布达的寄宿学校接我，我们一起去岛上吃午饭。茹莉表姑写长篇小说，并且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住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着、气质、见识，无不显示出她拥有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匈牙利最后的七执政官之一，她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祖父的姐姐，温柔贤淑，头上总包着方头巾。茹莉表姑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但是家里谁都没见过她的丈夫。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出入宫廷。茹莉表姑总在讲故事；她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她讲“她的东巴黎[101]”，讲生活跌宕、酷爱艺术的罗马尼亚王后，讲巴黎与文学。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为茹莉跟文学家很熟，认识霍伊希·帕尔[102]和裴卡尔·久拉[103]，她还在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开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样地与我交谈，跟我谈生活和文学。星期天郊游，她带我走进陌生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时，估计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来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结识许多著名的作家；她总是“在脑子里已编好了”好几部小说，“就差写到纸上了”；她跟罗马尼亚王后会晤过多次。总之，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成年人的世界，还有爱情与世袭特权的世界。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戴圆顶帽子，穿沙沙作响的绸缎衣裳，好像是去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去岛上，从那里搭船到勃拉洛什广场，去茹莉表姑位于梅斯特尔大街的公寓，在那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她对家族非常依恋，屋里摆满了老照片、旧书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纪念品。她也像对待祖传器皿或家族旧物那样精心地呵护我。茹莉表姑是我们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无可非议的陌生人……她住的那两个小房间，位于一栋公寓楼的二层，空间相当狭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围的一切仍显得华贵惊艳，她的每样东西、每件衣服、每件家具、每副手套、每顶帽子全经过精挑细选，引领时尚，她在每句话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掺进法语词！……她总是在路上，总在制订计划，写长篇或短篇小说，出席晚会，准备去巴黎——对我来说，她简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通灵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容摧毁的东西，某种内源的，即使后来变得贫困、孤独、失望也无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纪末”的杰作，是罕见的流星。

后来，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再没遇见过这样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认，上世纪的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我只认识几位歌舞女，可爱、有才华、肤浅或渊博、脾气温和或略带邪恶的歌舞女郎。她们有的时候学化学，有的时候生孩子喂奶，有的时候调情，有的时候恋爱，她们活得大都比上世纪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在骨子里仍是歌舞女郎；她们不是茹莉表姑那种能够让我难过、让我留恋的另类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种沉静的、本能的，并不浪漫的女性忠诚，这种忠诚，我在战后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动荡不安、经风历雨的大手笔人生，却是用最简单、最率真的方式实现的。这位女作家要比战后那些出入编辑部的“名媛们”更纯洁，更真诚。她教我喜欢上法国人——她并非刻意、无意之中带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让我开始揣测，在我生长其中的迷宫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逻辑、更简单、更公正的文明。

她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鲍里尼·贝拉[104]。鲍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当时他在主编一份名为《纸捻》的幽默杂志。我跟茹莉走在环路上，鲍里尼正在一家饭馆喝酒，坐在一株种在酒桶里的檫树后，他离开桌子绕过酒桶朝我们走来，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么好聊的，鲍里尼主编不大可能请道德观严肃的茹莉表姑给《纸捻》投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秃顶、讥讽的眼神和牧师的面孔。“作家原来就长这样！”我心里暗想。有的时候，茹莉像履行义务似的带我去逛博物馆，不过，至少我们两个都很反感动物标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亚于听配有投影插图的民俗讲座；经过几次无聊至极的尝试之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点店或歌剧院。有一次，她带我去《佩斯新闻报》编辑部，穿过好几间空屋子，我拼命嗅闻硫酸纸和油墨的味道，骄傲地望着茹莉，望着这位令人钦佩的表姑；出入日报编辑部这样的文化重地，对她来说如履平地……她总是在写长篇小说，主题是“生活与幻想”元素的杂交。她还写过一部话剧，并将手稿寄到我在德国的住址，她虽然不说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这部戏搬上德国舞台。但是，出于年轻人的马虎，我在搬家时将手稿遗失了。她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我从别人嘴里听说，她写的话剧惨遭重创，以至于毁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译过许多书，挣了些小钱。后来，她的名字慢慢从报纸专栏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说。但是，她在家里继续偷偷地写了不少小说。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

有一天，吉泽拉终于出嫁了。婚礼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条长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纱裙，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的这一转变感到高兴。当时，吉泽拉已经四十多岁，家人都已丧失了希望，没有谁觉得还会有人乐意牵着这位忧郁老姑娘的手走进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没有财产，在玛丽娅大院里长大，是玛丽大婶[105]亲手把她拉扯大的。玛丽娅大院里实行母权制统治，玛丽大婶发号施令。玛丽大婶是态度严厉的部落首领，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没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边，还有所有离婚的女儿和孙女。此外，她还先后收留了吉泽拉和贝尔塔。贝尔塔在塞耶的邮局工作，但她在职业生涯上前进缓慢，六十多岁也没能当上正职……在玛丽大婶身边，逐渐汇聚起家族的绝望。在这种严厉的母权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玛丽大婶的女婿，有着骑士风度、留着猫一样胡须的卡兹梅尔大叔很快就跟妻子离婚从那里搬走，从那以后，他只在命名日来玛丽家做客，一边呷着茴香酒，一边听半打的女人控诉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把玛丽家的妇人们维系在一起？作为一家之主的玛丽大婶，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对吉泽拉、贝尔塔、玛丽什卡、玛尔吉特，我只统称为“阿姨”，她们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之间的暴君玛丽大婶，从玻璃门的橱柜里取出香草味的糕点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来访，她们还会倾吐满腹的怨艾。她们连信也不能随便写，因为这位白发苍苍的独裁者，要经过亲自审阅才会给她们买邮票的钱；她们更不能在没得到玛丽大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玛丽大婶家的姐妹们被管得这么严。

因此，不难理解吉泽拉为什么想要逃出这座生活的修道院，妇人们和姑娘们被腌在这个没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发酵变酸。向吉泽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员，他是鳏夫，是个沉静、忧郁的小公务员，生活里已经什么都有，缺的只是吉泽拉，就连玛丽大婶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样，有一天，玛丽娅大院的全体成员为吉泽拉缝制了一身细腰、紧身的丝绸婚纱，河流管理员身穿黑色礼服，一副受惊的神情站在客厅里忙碌穿梭、兴奋异常的妇人中间。卡兹梅尔大叔一大清早就赶过来，喝了许多萨莫萝德尼葡萄酒，他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了河流管理员几句。在忙碌、兴奋的喧嚣中，没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员到底为什么要娶吉泽拉，就连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怜的人啊！妇人们给新娘烫前额的刘海，吉泽拉脸色苍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员身边，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环视四周，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不相信这种喜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突然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幸运之神降福于她……河流管理员住在蒂萨河[106]畔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有房子、院子、猪圈和一份稳定轻松、收入不错的工作，想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找到比看管蒂萨河更舒心的国家单位……所有人都说，美丽善良的吉泽拉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幸运实在罕见！河流管理员缄口不语，午宴上一声不响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后挽着吉泽拉的胳膊，脚步从容地陪她去火车站，去蒂萨河畔。家里人很长时间都这样讲，吉泽拉太幸运了，好像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结局仁慈、让人感觉不真实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吉泽拉一直都很幸运！”那些继续留在玛丽大婶铁掌里的阿姨和姐妹们不无忌妒地说。

玛丽大婶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园，葡萄为她和许多亲戚的生活开支都提供了来源。每到采摘葡萄的季节，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玛丽大婶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过派人送信或手续麻烦的邮政服务指挥采摘。每年都有人收购葡萄，尽管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这笔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玛丽娅命名日，玛丽大婶都会向亲戚、朋友赠送茶叶。玛丽大婶从玛丽娅大院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卡兹梅尔大叔过来当一天客人，开酒瓶，调钢琴。当然，他在家里的“午茶”上什么都喝，唯独不喝茶。下午六点，兵营的军官们赶来（玛丽大婶的孙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卡兹梅尔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财会的。屋里有人弹钢琴，桌上摆满了盛着冷肉的餐盘，军官们轮流坐到钢琴前。这场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狼吞虎咽的模样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饿鬼饥不择食……到了早上，桌上的东西已被扫荡一空，之后又是一年没有男人进玛丽娅大院。玛丽大婶的名声很恐怖。吉泽拉走后，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邮局助理员贝尔塔替代，因为玛丽大婶喜欢总有一大群人围着她。

这个生活的修道院，这个有点让人头疼的女人圈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就像某个官方总部，来自家族各支的消息汇聚到这儿，在这里广播，记录所有的新闻，并做旁白解说；每隔一段时间，会用更加丰富的语言、以公告的形式将家族中发生的事件公之于众。阿姨们坐在弥散着煮水果和樟脑球味的房间里，守护着家族的灵魂。她们用血缘和记忆、悲剧和感情垃圾、绯闻和要闻的棉线编织家族永在变化、永不中断的神话。家里总有人死亡，按葬礼上的说法，是“提前离世”，因为，“假如他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假如医生能及时地发现病情”，他本来能够活得更久。但是不管怎样，家族——这个神秘的集体——仍然继续存活，家人们生死与共，相依为命。或许，跟德热或曼茨“提前离世”的悲剧相比，毕竟家族的生命更为重要……玛丽大婶和围绕在她身边的老妇人们怀疑，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提前的”；也许根本不可能有谁会准时死亡……总之，家族的神话继续流传，这种神奇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每个在家族神话中扮演角色的人以力量。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当人类被迫生活在缺少共同拥有的伟大神话的时代，袖珍的家族世界史更成为他们意义重大的体验源泉。家族中有奥林匹斯山，也有哈迪斯[107]；玛丽大婶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中间，精心地将家族成员们分门别类，规定谁属于哪儿。

有一天，她也走了，她并不想走，是“提前离世”的，很可能是去了哈迪斯，她在那里会跟亲戚们争吵几十年……不过，吉泽拉跟河流管理员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久。玛丽娅大院里的人总是说，吉泽拉是幸运的宠儿。

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手势，几件家具，有时候，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困惑与犹疑，让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地孤独，距离他将作为礼物获得、并将进一步传递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物质与力量并不太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或许那种家族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组构的家庭，由怨怒、激情与利益绑缚到一起的性情各异、倾向不同的人们组成；家庭，这个虽然有不少陌生成员，但在严峻时期仍能够存活，阶层界限模糊，即使在疾风暴雨中也能够超越阶层、坚不可摧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组构良好。这是一个复杂的家族，充满了怨恨与自我牺牲精神、心灵贫瘠与我行我素的个性，他们都属于市民阶层；当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时，他们的市民地位风雨飘摇，陷入危机。我的一切都感恩于它；我很难忘记和销毁自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