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马洛伊·山多尔)_第二章（1 / 2）_一个市民的自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尽管他们在同一张床铺上睡觉，在同一只盘子里吃饭，可许多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们之间表面看来并无矛盾，似乎一切正常，为什么会在背地里如此不诚实地彼此嫉恨？对于另一个阶层，他们憎恨，蔑视，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较高贵”，女人自然会乐意展示自己阳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场，试图有尊严、有魅力地跻身丈夫所属的那个更上层的社会舞台；但是回到家里，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们则会为自己遭受的某种内心伤害而毫不妥协地报复对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严以及世代积累的财富不会伤害另一方的阶层情感，这样的婚姻凤毛麟角，打一个比方，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总会时不时地跟对方说，“在我们家这样”或“在我们家那样”。家庭里始终存在着阶层争斗。

这种阶层争斗在我们家里也进行着。从来没有谁知道这个，也从来没有人谈论这个。我母亲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谓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亲则是一位木匠。后来，由于她父亲生意红火，作坊扩大，并且雇用了许多位伙计，所以家里人称他为“工厂主”；晚年时他成为企业家，自己不再拿着凿子、刨子在车间里工作，只是签收订单，分派任务。不过他这种地位提升，对我们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在他身上永远沾着手工劳动者的“低贱”。当着外人的面，我们当然承认他，承认有这位谦卑的长辈，他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成为工厂主，不需要自己劳作，只管接收订单。然而我父亲的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辈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务员、临时雇员或好吃懒做的州政府秘书。小时候，我们为外祖父曾跟胶水、木锯、刨子打过交道而倍感羞惭。当着小伙伴和学校同学的面，我从来不提这位身为工厂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历史能被时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厂主”的事，也会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们用格外钦佩的语调谈论我的外祖父，讲述他为人谦逊、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们使用的语气仿佛在说：劳动不是一件耻辱的事。唉，怎么会不是？！我们之所以认这位外祖父，只是由于我们别无选择。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岁。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给家人带来了耻辱，但我并不清楚这到底给谁带来了耻辱。是给我父亲的家族或孩子们，还是给我？我父亲总是用敬重、赞许的语调谈论我母亲的家族；但是孩子们的耳朵非常敏感，我们从敬重和赞许中听出某种不由自主的礼貌和相当饱满的骑士风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养犬者，父亲也会接受他；或者用同样的礼貌和骑士风度接受跟我母亲相关的一切。但是，阶层争斗仍旧以含蓄的方式、用骑士的武器进行着。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带有偏见、有意识地排斥我母亲的家族。我们从来不谈论它。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摆脱掉这种盲目、懦弱、虚假的恐慌，开始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兴趣，开始意识到我跟那个家族的直接关联，感到自己确实是我母亲的儿子。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口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就跟每个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样，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家人之间既不比大多数家庭中的成员们爱得更多，也没有恨得更少。犹太人家庭不是这样，基督教家庭很难理解犹太人家庭中那种有意识的相互依赖。在犹太人眼里，家庭至上，之后才是家庭成员；在基督教家庭里，每个人将自我排在首位，有多余的情感才分给别人，时多时少，包括分给家庭。犹太人为家庭活着，基督徒靠家庭活着。也许存在少数的例外，不过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家人彼此相爱”。父母对孩子们温情脉脉，倾注心血养育我们，父亲的态度非常和蔼，总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家有时仍分为两派，母亲一派，父亲一派。我们就像圭尔夫人和吉柏林人[69]那样相互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某种情感伤害、反应敏感、防卫意识的过度激亢潜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亲那派的家族成员身上，正是那些从未摆到桌面上谈论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气氛，比方说，我们因为一把衣服刷争吵，背后实际另有原由。这种无关大局的革命，在每个家庭里都会发生，有的发生在7月14日，有的则在热月里。

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外祖父留给我的遗物很少，总共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只啤酒杯。啤酒杯上烫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着络腮胡须、额头很高、脸庞虚胖的汉子，他的嘴长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着。他身穿一件盘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装正襟端坐，下身却穿着西裤和短靴。他性格乐观，整日忙碌，结过两次婚，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他挣钱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财会，兜儿里揣着账本和支票，四十七岁去世时，留下一屁股债务和一大笔乱账。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开心。家里住了一大群人，伙计和学徒们也住在那儿，午餐的时候，经常二十来人围坐在餐桌旁。

进门后的右边是“样品间”，里面堆满了新家具。当地许多人都买外祖父的家具，埃格尔[70]大主教的几个沙龙也是请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标记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摆在大主教的客厅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占地面积很大。的确，在他的“木工厂”里，已经使用机器和车床进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终在外套口袋里记账，用铅笔随手将收支记在凌乱的纸片上，过一段时间，纸片就会丢掉。

这位手工匠总是到处“流浪”，他在国外的流浪岁月应该归在未婚的独身时光内。拉丁人几十年都不离开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国的人，多少会被看成是冒险家。大世界的缤纷色彩和混乱秩序，只有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被派东派西的现役军官们才知晓。外祖父去过捷克和德国，当了师傅后，三天两头去维也纳采购，学到了现代工艺的新诀窍。总之，他要比当地那些拉丁式的乡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热情、冲动、不安、幽默，喜欢饕餮大餐，特别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讨女人欢心。当听到院门外有个年轻的流浪汉用德语唱“一位穷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会透过玻璃门用德语喊，“谁要穷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随后，他会将流浪汉请进屋里热情款待。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流的学校读书，一个考上军校，另外两个读中学；他的女儿们也都读书识字，只有我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才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外祖父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长得简直太像他了。我的脸也是充满渴望，虚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着，长了一副络腮胡子，我跟这个从相框里望着我的陌生人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爱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动不安和开朗快乐，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这个陌生人继续在我身上固执地活着。也许，一个人从他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身体特征；就像我，不仅长着他的嘴、他的额头、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型，在我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倾向，还有某种潇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欢将记录我生活和事务的账本揣在兜儿里。不过，我祖父也同样活在我身上，他更简朴、更严肃、更和善，他也死得很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必须跟这些陌生人一起共同生活，并在自己身上痛苦摸索着雕刻出他们，可是他们很少允许我开口。比方说，我的外祖父是小城市里的福斯塔夫[71]，他是当地有名的、心性快乐的啤酒友和酒桌上的领袖。我工作的方式也是从他那里继承的。我喜欢用手工艺者的方式抱怨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喜欢体力劳动者的身体节奏，喜欢在无足轻重的日用品上不遗余力地雕琢打磨。应该感谢他，是他使我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手艺人。有时候，外祖父会跟祖父打架，假如外祖父更强势，那么我至少半年都会兴高采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某种欢愉与轻松。每逢这种时候，我身上的流浪倾向就会突然爆发，既无计划又没目标地出游几个月，不管给家里和作坊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

我外祖母出嫁那年只有十六岁。女人脸上罩着轻柔的面纱。我外祖母跟外祖父一起只生活了四年，先是生下我母亲，后来还怀过一个孩子，不幸的是，第二个孩子死于新生儿高热惊厥。家里没有人提这件事。孩子的名字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有一回，我母亲一不小心说走了嘴。叶兰菲是个女孩。家族里面，不管是我外祖母亲生的孩子，还是她非亲生的后代，都对跟外祖母有关的记忆保持沉默。外祖母只留下一张照片，一张手工上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副美丽忧伤的女性面孔，与其说是少妇，不如说是女孩。即便她有什么秘密，全家人也都守口如瓶。非亲生的孩子们不乐意提她；我母亲对她也记忆寥寥。外祖母是一个孤儿，由一位年长的女亲戚拉扯大。我猜，她那位亲戚挺穷的。我外祖父四十多岁时，带着他跟自己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又娶了一位年轻女孩。女孩茫然无措地在那幢大房子里走来走去，感觉像是被收养的第六个孩子。听家里人说，她从来不笑，一脸严肃地坐在长餐桌旁，坐在外祖父的右手边，在家里像一位陌生人。外祖父是个乐观开朗、说话幽默的男人，他讲的故事不管谁听了都会感到有趣。偶尔，连那位忧伤的妇人都会禁不住发笑，这种时候，她会从桌边站起，用手帕捂着嘴，“临时到隔壁房间笑一会儿”。她不好意思笑……这里有什么秘密吗？她觉得我母亲（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得很丑，并且为这个丑孩子感到羞愧，以至于连看她都不敢看，喂奶的时候，总用一块手帕遮住孩子的脸。我母亲知道这个，还是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嘴里听来的。这位少言寡语、落寞忧伤、很可能有心理疾患的女人在那个家里总共仅生活了四年。不管怎么讲，她对我的生活也有所影响。我身上的绝大部分恐惧都来源于她。很可能这个女人因为要在与自己同龄的成年孩子们面前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感到羞窘，她不好意思在一个前任女主人的孩子们极力维护死者威信与记忆的家庭里流露母爱。很可能她做的一切都有过失，都不完美，都很蹩脚，内心的惊恐导致了她歇斯底里的自卫，因此当外祖父讲笑话时，她要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笑，因此她总是沉默不语，因此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奇丑无比”，大概她试图用这种谦卑来接受已亡女主人的记忆和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我一旦害怕，一旦疯狂，这位陌生妇人就会在我的心里开口絮叨。其实我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提过她的名字。每当应该提起她的时刻，家里人就像天文星相，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寰宇里。她给人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记忆，所有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都会眼帘低垂。相片上的她穿着绣花坎肩，白皙、纤细的脖颈上戴着一个串在一条黑线绳上的银十字架。在她衬衫的领口上，绣着精致的铃兰花束。她的眼睛聪颖、清澈、伤感，简直像是玻璃做的。这两个人在我身上继续活着。

那个名叫耶诺的男孩，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哥哥，他一心想当音乐家，但是只加入了军乐队，由于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间饮弹自杀。他的音乐爱好犹如咒语，始终困扰着这个家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秉承了先人的艺术天赋。一个女孩绘画，另一个唱歌。我母亲同样有艺术才华，走火入魔地迷恋音乐。她的另一位姐姐远嫁维也纳，将音乐天才传给了她的孩子们，那位姐姐有六个女儿，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着音乐谋生，就是为了音乐活着，有的作曲，有的教学，有的演奏。音乐是生活的顶级元素，人们逃遁其中，音乐强迫我们和后代们追随它步入高尚的帝国，听从内心的意愿。在童年时代，我听过并且学过音乐，曾想当一名职业音乐家。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听音不准。小时候我听音乐听腻了，以至于长大后我下意识地逃离了音乐帝国，尽管有的时候我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惋惜不舍，但是出于羞恼和焦虑，我依旧远离了各种音乐。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当音乐响起，我感到一股荒诞可笑、无法排解的烦躁不安，最终我不得不中途退场……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位由于未能当上音乐家而开枪自杀的耶诺舅舅。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惩罚，指法训练时，每当我用错误的指法敲击琴键，母亲就攥着一根藤鞭坐在我身边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音乐——毕竟我还是想听，就像一个想家的流亡者——就会在心里自说自话：你看啊，其实并不那么疼。

一个儿子开枪自杀，因为没当成音乐家；另一个儿子中学肄业，因为想干屠夫这一行。这个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诺的弟弟德热，已经上到了六年级，但是脑袋一热，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须放弃人文科学，因为除了屠宰行业，他什么都不想干。外祖父是个严肃、公正的人，他叹了口气，第一次说他需要些时间想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权衡，外祖父把德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聊了许久，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当时，打孩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祷或勤奋工作一样，属于日常性的工作范畴。第一次打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日常意义，父母和老师大打出手只是出于演练，只是遵循传统。打完之后，外祖父说，这件事他已经想通了，德热选择自己的职业没什么错。十六岁那年，德热揣着六年级的肄业证书很快去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屠宰场当学徒。

我跟这个怪人只见过两面。家里人提到他时都压低嗓音，仿佛在谈一个疯子。在我看来，这个孩子很健康，是个稀有之人，他不仅敢于而且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试想，假如德热当时没有“脑瓜一热”地异想天开，而是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当一名公务员，徘徊于对他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反感的阶层里干他不喜欢的职业，那将会多么可悲可怜！也许德热会变成一个具有病态倾向的危险分子！幸好，德热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简单、勤劳、知足的人，他按时成家，开办商店，把几个女儿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数已尽，带着基督徒的平静和谦逊安然辞世；不管怎样，德热都跟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样继续活着。当然，那些试图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会名声的家人永远不会理解德热的逃跑。“工厂主”的儿子，眼前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阳关大道，可以靠名衔和学位跻身于贵族行列，可是现在，他不仅还要靠手艺过活，而且跟屠夫一样满手血腥。谁会理解这个呢？或许，德热对“贵族阶层”有一点恐惧。他抱着手工艺者的傲慢做出这个决定，逃开那个让他感到陌生、充满繁规琐矩的另一个世界。的确，假如他无论如何都想当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过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说，那么毫无疑问，德热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时代，他就跟弟弟和学徒们一起玩“屠宰”游戏。听我母亲讲，德热将楼里的孩子们召集到庭院内的一个角落，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他们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盐，然后用一把从厨房里偷来的大宰刀将受难者凌迟碎剐。孩子们就像受惊的羔羊，忍受着这出古怪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个月都会上演一次。结婚时，德热已经当上了屠夫，他从婚礼现场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跳上马车，直奔屠宰场。他脱掉新郎官的漂亮礼服，兴高采烈地宰了一头公牛，然后又悄悄溜回到宾客之中，回到毫无察觉的新娘身边，他的脸由于快乐而涨得通红。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在挽联上写道：“情人，温情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这也是事实。出于本能，德热意识到了危险，并且逃之夭夭。

第一次见他时，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带我去他家串门。他的存在令我意外，因为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位这么与众不同的舅舅。从来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在布达佩斯，我们居然还有一位当屠夫的亲戚！这个发现令人兴奋，这位舅舅我也很喜欢。德热的举止略显窘迫，由于我们是“有地位”的亲戚，他和妻子为了迎接我们的造访做了精心准备，家里整洁得让人感觉不舒服，两口子都穿上节日服装，他们的三个漂亮女儿被打扮得像是参加选亲，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坐在哪里。我在心里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家族里居然有一位屠夫！而且，这位出色的、显然相当博学的、“首都”的屠夫还跟我友好地握了手，亲自带我参观了操作间，让我看了木墩、板斧和牲畜的尸首。他要比我认识的所有当教师、律师、军官的亲戚都更加有趣。我为父母在家里从未提过这位出色亲戚的名字而感到不可思议。

在一个夏日，埃尔诺来了，他气宇轩昂地登上台阶，用吝啬的言辞跟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打过招呼。他没有吻任何人的脸，特意选了一把扶手椅坐下，从一只银制烟盒里掏出带长烟嘴的“女士”香烟，开始宁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抽起来，似乎他来这里别无他事，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他所发明的一种吸烟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他这样以这种复杂、郑重、灵魂出窍的方式吸烟。点燃之前，他将长烟嘴在银盒盖上戳了几下，眯起眼睛，用一只眼睛瞅了瞅香烟，仿佛在看一架天文望远镜；他朝长烟嘴里吹了口气，然后用舌尖舔湿了嘴唇，用两根手指仔细、轻柔地捏了一遍香烟，从卷了烟丝的烟卷里掉出点什么；他噘起嘴唇，然后将香烟放进嘴里，但是并没有松手，仍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捏着，左手习惯性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一只手点燃，随后深吸一口——此刻他的两腮使劲嘬瘪，像死人一样——然后让烟雾在自己的肺里缭绕许久，大概过了足有半分钟吧，他一直在咀嚼，细品烟味的快感，之后开始缓慢吐出。烟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形成一缕淡淡的烟云，这时候埃尔诺的呼吸变得艰难，就像一位运动员刚刚完成一场全力以赴的体育比赛……一家人啧啧赞叹地围坐在他身边，看得出神。他来我家后的头几分钟，全部用在了点烟上，好像有意让全家人为他的艺术造诣惊诧不已。之后，他很长时间都一声不语。他的呢子大衣放在身边的椅子上。他个头很高，有一米八六，而且体形很胖，还蓄着跟威廉二世皇帝[72]一样的翘胡子。

他在与家庭断绝联系十六年之后突然再次现身，似乎他这次沉默寡言、郑重其事的造访，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如何以专业的手法无比陶醉地抽烟。他是尼古丁的瘾君子，直到咽气那天，每天都要抽八十支烟。四十五岁那年他死于心绞痛，很大程度上是尼古丁的作用过早索去了他的性命。他在失踪的十六年里，连一张明信片都没给家里寄过。十六年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我们连关于他的传闻都没听到过。只有一次，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家族里传开，说埃尔诺将军在日本军队服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为此感到羞耻；不过庆幸的是，这个传闻不是真的。那副慵懒、高大的躯体坐在扶手椅里，向我母亲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一个十六年没见过面的人也只能如此，装作昨天才离开家的样子，随口问问留在家里的人都在做什么。在这十六年里，埃尔诺就这样行踪神秘地生活在远方，家里有好几个成员相继过世，并有一大堆埃尔诺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呱呱落地，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可是埃尔诺却大谈特谈国产香烟比德国私营公司生产的卷烟要好抽得多，质量更有保证。他感觉到尴尬，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地坐在那儿。他的举止泄露了他内心的抵触和焦虑的自卫。他不仅什么都不问，并且用沉默回绝所有的提问，极力回避在过去十六年里的家庭秘密。我们很快意识到，埃尔诺心里肯定藏有“秘密”。说不定他真在哪里当过军事指挥官，也许他只是在屈辱的生活环境中苟活了多年。我们怀疑埃尔诺是个“天生的懒汉”——当时匈牙利的剧院里正在上演《野鸭》——我们对他那伤人、恼人的沉默表示尊重。他就这样开始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度，带着自己的“秘密”，带着总是装满香烟的银制烟盒，带着为数不多的衣服和内衣，带着淡漠的情感和独特的习惯。

埃尔诺的性情傲慢而敏感，他是我母亲最小的哥哥。他一下子失踪十六年的方式和事实，给他那壮硕、慵懒的体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离家的时候，埃尔诺是一名在役军官，他是“家里的宝贝”，家里所有人都以他为荣。他在军校里地位优越，我的外祖父去世后，他仍可以继续在军队服役，因为家庭支持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他在小城驻守，过悠闲的生活，嗜好喝酒，经常打牌，好赖总能够完成任务。他在朋友圈里很讨人喜欢，因为他喜欢弹钢琴，而且弹得相当不错；他还善于山聊海侃，很会讨好咖啡馆的女掌柜和途经此地的女演员。慢慢地，他沉溺于这种萎靡的状态，整日酗酒，无所事事，这位并不安分的在役军官就这样打发在外地驻军的单调日子。埃尔诺有着革命者的血性，内心封闭，生性好奇，躁动不安，向往流浪。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厌烦了军旅生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长，辞掉了军衔，分文不要，换上一身平民装束，不辞而别地出国远游。由此看来，我母亲家族的男性成员都不能忍受等级森严的生活。我的三个舅舅，一位因为不能成为音乐家而抑郁自杀，另一位冷漠地抛弃了人文主义学业去当屠夫，埃尔诺则扔掉战刀，跑到国外某个令人猜测、无人管束的地方为了某种“秘密”而生活。埃尔诺回家后，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地住在我们中间，行李里只有几本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书，还有不少的五线谱本。他酷爱数学。我从他嘴里第一次听说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埃尔诺从专业杂志上阅读学者们的论文，他对相对论的了解要比这个理论被媒体热炒早几十年；是他第一次给我讲的原子理论，讲普朗克[73]，讲原子爆炸。他从早到晚都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夹鼻式眼镜，抽着香烟，谦卑而忧伤地坐在门廊的一个角落，读一本物理学著作或专业杂志。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向我透露了他的“秘密”，当然，他的秘密跟大多数重大、真正的“生活秘密”一样平庸无趣。“出逃”之后他先去了德国，既没有钱，也没有特殊的本事和学历，他到底是怎样活下去的呢？他用自己的音乐天赋挣了一些小钱，弹钢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驻军的兵营里就常给战友们弹琴。他在德国偏僻小城镇的咖啡馆或饭店里演奏；后来组了一支乐队，在城市之间做巡回演出。他在德国的小咖啡馆里弹了十几年钢琴，整夜抽烟酗酒，直到天亮。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四十岁时得了不治之症。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绝望之中开始了疯狂阅读，手边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不喜欢文学，但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尤其对数学研究很感兴趣——他就像奇闻逸事中讲述的、想在行刑之前迅速学会英文的死刑犯。埃尔诺也“想补偿过去浪费掉的时光”。他一想起军人生活就很反感。不管怎样，他以科学爱好者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论和闲谈。我跟埃尔诺一起聊天文、地理和原子爆炸；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埃尔诺为我讲解，我这个数学考试总不及格的中学生居然能搞懂微积分。他教会我思考数学问题的方式，只需他的几句点拨，我就明白了数学并非魔幻的迷宫，而是一系列清晰、简单的思维过程。当然，他再也不弹钢琴了。

战争爆发了，埃尔诺应征入伍，他依旧一言不发，动作笨拙，旅行袋里塞满了香烟和巧克力，仿佛是动身去郊游。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只站在门口说了声“那好”，尴尬地微笑，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好像只是去邻居家串门，没有必要说什么。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般紧张，想来，他只是出去一小会儿，去前线作战。他最怕的就是与人亲吻，无论是跟我母亲还是跟孩子们；他憎恶这类表达情感的家庭场景，不喜欢吻别。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战争中最折磨他的就是这个告别的场景。我们充满惊恐地将他团团围住，孩子们感觉到了埃尔诺的矜持，默然无语地送他到台阶，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埃尔诺自己更不会想到：我们都爱这个胖硕、忧郁、患病、笨拙的人。这种爱突如其来地从我们心底涌出；这种情况在这个家庭里确实很罕见。我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家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谁彼此吸引过。埃尔诺迈着缓慢、蹒跚的步子投入了战争，我们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目送了他好久，我们敢打赌，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会在路口回一下头……大家都很清楚，期望他这个“逃跑者”在上前线时在街角招手，期望他向“儿女情长”投降，这怎么可能啊？！他走了，没有回头，我们站在大门口哭了起来，并且报复性地大笑，说这个四十岁的埃尔诺简直是个孩子。你看啊，哈哈哈，他就这么上了前线，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里头塞满了羊毛护腕、巧克力、温度计、望远镜、带酒瓶起子的便携式折刀和所有打仗时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他在德国生活的这些年，被培养成了一位一丝不苟的严谨男人——即使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哈哈哈，因为他是这样害羞！但是我们知道，他也很爱我们——上帝可以做证，我们所有人都跟埃尔诺相处得很融洽，就连女仆们也跟他很好。尤其是，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懂数学的人；现在他走了，留下了我们，晚饭后再没有人举办有关原子爆炸的讲座了。

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他离开时一样地体态笨拙，步履蹒跚，只是脸色和头发更加苍白。“那好”，他嘟囔了一声，随手将背包扔到地上，脱下皮大衣，跟家人依次握手，跟我最小的弟弟也握了手，当时我弟弟只有七岁——埃尔诺既很热情又很拘谨地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眼睛在镜片后紧张地眨着，因为看得出来，他担心有谁会拥抱他或亲吻他。我们觉得，我们应尽可能地尊重从战场归来的英雄的歧见，因此没让自己的情绪大爆发。埃尔诺以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他意识到在战场上拼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脱下了军装，退役回乡。他不管做什么，都采用这种我行我素的方式。现在，他厌恶了战争，准备去瑞士，当然，他想重新组建一支乐队。在生活最重大的转折关头，他是那样地心平气和，似乎只要他心意已决，自觉自愿地想去做一件事，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还是翻天覆地的世界秩序，都无法改变他的意愿。战乱之中，埃尔诺目的明晰地一意孤行，有一天他真的去了瑞士，组起一支乐队，在一个名叫圣莫利茨的饭店里给家人写了几行温暖的问候语。即便生命的空间受到历史的禁锢，他仍尽其所能地我行我素。他认为，上等人有权利这样做。

一方面，埃尔诺跟大历史的宿命拼命抗争；另一方面，他未能跟另一个与自己个人生活历史相关的卑微宿命达成和解。直至生命的最后几日，他都在咖啡馆里弹钢琴，在瑞士和德国小乐队里为那些乡巴佬演奏。虽然他为那些人服务，但却从骨子里鄙视他们。每年冬天，他都回到圣莫利茨饭店，就在这家饭店，我经受了生活中最为特别、怪异、困惑不安的羞辱，直到今天，这种羞辱都不能因时间和距离的阻隔在我心里消除。当时，和平已经岌岌可危，我正在法兰克福读大学。有一天，埃尔诺把我叫到圣莫利茨饭店。我早上刚收到他的来信，中午就已经启程上路。我从来没有去过瑞士。出门时，我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系上新买的领带，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套睡衣，因为我准备去一个“大世界”，担心在高雅的圣莫利茨饭店让埃尔诺为我感到羞窘。我有镁光灯紧张症。在我的印象里，瑞士就跟舞台戏剧一样不真实。我在下午六点抵达目的地，埃尔诺在火车站接我，他光着脑袋，披着斗篷，在没有系紧的斗篷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夜礼服和白色的领花。他脸色苍白，带着尴尬的微笑；也许，他又在担心我想吻他。然而，埃尔诺的盛装吓了我一跳，燕尾服和领花；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埃尔诺是我们将去的高雅饭店——圣莫利茨饭店的雇员，就像大堂的服务生一样，埃尔诺每天不得不身穿这身工作服。接到邀请时，我忘记了埃尔诺的生活环境，在整个途中也没有多想；可是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埃尔诺并不是那位住在圣莫利茨饭店里避冬、出于高兴邀请在附近城市读大学的小外甥前去住几个星期的布尔乔亚舅舅，而是一位贫困的无产者，他在高大、堂皇的饭店里只能走仆人专用的楼梯，和跑堂一起用餐，靠客人给的小费谋生……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因为我喜欢埃尔诺。我尽量表现得没有偏见，态度亲热，但却骗不了埃尔诺敏感的耳朵。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犯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无可挽回的错误。

接下来是折磨人的三天。埃尔诺和他乐队的成员们，住在饭店顶层的阁楼里。在那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内。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饭店里用餐，但是要比客人们用餐提前一个半小时。我们的餐桌被安排在豪华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跟所有大饭店一样，这里的菜肴也非常丰盛。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跟大厨关系良好，我们吃的东西很可能要比尊贵的客人们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给我们上的菜都是“精华”，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用餐。虽然侍者抱着同行的友善和亲热款待我们，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们的盘子里，可我真想连盘子带菜一起扣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习惯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它的意义和意味。在瑞士饭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尔诺（他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感情最细腻、气质最高贵的人）的客人，给我留下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就是那次，我直接体验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头等阶层和次等阶层。我站在后台，看到了生活的构架。我被培养成了“绅士”，埃尔诺属于“侍者”；现在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另一个世界待了几天。那三天对我来讲简直是地狱。埃尔诺从下午五点开始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几个小时，我待在饭店里无所事事，虽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内欣赏埃尔诺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德国歌剧音乐集锦，但我感到浑身发痒，如坐针毡。我怨恨埃尔诺将我“拽”进这个下层的世界，为自己受到某种上等阶层法则的制约而不得不跟埃尔诺绑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羞耻的绑缚，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个我所归属的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们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饭店的阁楼里跟仆人们一起睡过觉，他们将会怎样想我？……

埃尔诺邀请我去住两个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态、满脸涨红地跟埃尔诺撒谎，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摇晃着身子，没看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的火车站，埃尔诺没有送我。我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就此决裂，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再没给我写过信。看来，他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这个创伤过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后来，我梦到过在瑞士饭店的那些日子，我在梦里咬牙切齿，将盛着喷香饭菜的盘子扣到跑堂的头上。几年之后，埃尔诺死于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没去过圣莫利茨。有几次，我去恩嘎丁[74]那一带的小乡村旅行，离那里很近，但我总是绕开圣莫利茨。这种感觉，要比理智、意愿和悟性都更强大。要知道，我担心被哪个跑堂认出来。

我有一半的亲戚是隐形的，难以接近，高高在上。马伽什大伯父[75]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大伯父的钱多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即使悲观的人也会说，他至少有十万福林。最奇怪的是，这位有钱的亲戚从来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几十年里，他先是当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师，之后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他俩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维也纳，开始在特蕾西亚大学执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安德拉什在信里给他寄了最后一笔薪金，六万福林，六十张一千面值的钞票；伯爵没寄挂号信，信封里装了那么多张的千元巨钞，可连一个字也没写。

大伯父收下那叠千元巨钞，在维也纳生活，住在特蕾西亚学校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培养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贵族精英。他很早就结婚了，蓄着跟上帝一样的白色络腮胡。他是一位谨慎、敏感、高贵的思想者。作为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特蕾西亚学校教师、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顾问和亲信，他是奥地利第一批在公开讲演中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维克托·阿德勒[76]早几十年。他的观点十分纯粹，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他为手工业者和工人们举办讲座，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拉萨尔[77]。他创办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联合会，捐出一万福林作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和职业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轻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大伯父对此没有恼火。他撰写文章宣扬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内容”。90年代，英国下议院曾朗读过一篇他撰写的这方面文章，将他尊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榜样。党派从来没有接纳过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独的斗士，被人尊为“怀有浪漫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博爱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承认，在这位非职业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不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确实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孤傲，某种无法置身于任何集体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工人运动，因为他坚信工人运动终会成功，但他并未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大伯父一辈子都在特蕾西亚学校执教，后来当上了校长。

这个人是我乐观开朗、放浪不羁的外祖父的大哥，我母亲最年长的伯父。跟我母亲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我的这位大舅公也是摩拉维亚人，但他自小在奥地利长大，从身心上讲，他都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许，他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位用无私和善良之心对待我母亲的人。有一次，他带这个小姑娘去了摩拉维亚，让她看了我外祖父的磨坊。在我母亲可怜、不幸福的童年时代，留给她唯一的美好记忆，可能就是那一次旅行，就是她跟这位既有名又有钱的大伯父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他们先去了伊赫拉瓦[78]，看望了一家住在伊赫拉瓦市中心广场边一幢漂亮楼房里的亲戚。当时，大伯父有一个弟弟住在那儿，家境富裕，留在摩拉维亚，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那座富有的城市里算得上是一位有威望的市民。就我母亲而言，那次旅行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呵护，削减了她在童年时代萌生出的卑贱感，让她知道在自己的家族里还有几位令人尊敬的亲戚，在维也纳生活的马伽什大伯父，家境富裕、住在市中心广场的伊赫拉瓦亲戚。拂晓，他们离开了摩拉维亚城市，翻山越岭，见到外祖父那座建在一块空地上的磨坊。大伯父穿着一件庄重的黑色风衣，牵着侄女的手走在林间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讲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他和他的弟弟们，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每天拂晓都要沿着这条从磨坊通向城里的林间小路步行几公里去上学。我们从生活赐予的厚礼中汲取信仰与善良，许多时候，只是这样一些无意中偶得、貌似无足轻重的礼物，就像我母亲在摩拉维亚山林中探访我外祖父磨坊的那次清晨散步。那天，大伯父的心情也格外舒朗，这位蓄着长髯、受人尊敬的长者声如洪钟。关于那次在陌生山林里的清晨散步，关于知道自己家族的存在和自己的归属之后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母亲讲述过许多次。当时，住在磨坊里的已是外人，可他俩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大伯父带我母亲看了他们小时候的秘密乐园、独特的地理风景和破落家族的昔日疆界。在单身汉的私巢里，或许有不少年轻女孩能够得到温情的关爱——我对马伽什大伯父的清教徒生活始终感到不解——从没有人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英勇事迹或感情故事，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冢。他以自己笨拙、蹩脚的方式试图帮我母亲减轻童年时代留给她的阴影。我母亲的童年记忆还没有完全毁掉，马伽什大伯父尽他所能，能挽救出多少就挽救出多少。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一个好人。

他非常富有，全家人都怀着期待和尊敬仰望他。我们既不敢写信打搅他，也不敢前去看望他。不过，有一次我们还是在维也纳看望了他，那次过程复杂的造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觉像闯入巨人国。就连“大伯父”这个词，一提起来都让人带着巨大的想象，这个半神的造物以非同寻常、不成比例的庞大之躯凌驾于我们头上：大伯父“特别”好，大伯父“非常”有钱，大伯父是“欧洲知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大伯父会讲“所有的语言”，他的名望“极高”。一句话，他是家族里的超人，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才可能接近他。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穿着节日盛装、膝盖发抖地到特蕾西亚学校找他。大伯父坐在饭厅里，身材非常高大。他穿着睡袍坐在餐桌前，用一个比平常的杯子大好多的陶瓷缸喝早餐咖啡，用汤勺在陶壶一样的杯子里搅着白糖。他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也都尺寸独特，大得夸张，跟家族大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不过他有些耳背，我们扯着嗓子谈话；我怀着孩子的惶恐偷偷发现，这位大舅公跟其他老人一样听不见，要想让他听见我们说的话，必须大声嚷嚷。我们浑身僵硬地坐在他周围，看这个大人物吃早餐。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当时大伯父在维也纳使用的物品之所以感觉尺寸大得夸张，只是出于孩子的侏儒视角；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家族分配遗产时，有一只那样的陶瓷缸到了我们家，拿在手里，我们都惊讶于它的尺寸。陶瓷缸短粗，非常深，感觉像是一只汤盘。大伯父肯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用另外一种与一般的同时代人不同的尺度评判好坏、社会与家庭、钱财和使用的物品，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无论在环境、思想、道德，还是判断方面，他都可以独立于世。那个时代偏爱这种古怪的家伙，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大伯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位非职业先驱，当然不是“集体”的人。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身心，在他与众不同的外貌和内心里，均能我行我素，做一个在品行方面都非常可爱、自律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秘密，因为他利用我们在维也纳看望他的机会，让我了解了一个奥地利伐木场的机械设施。看来他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教师啊，他认为我这个家里年龄最小的后生有必要在离开维也纳之前获得一些“实用知识”。吃早饭时，他皱着眉头看了我许久；下午，他拉着我的手上了有轨电车，我们一起去了维也纳郊区，沿着荒僻、残破的街道步行到一个蒸汽锯木场的大门口。在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了自己所有的头衔，向略感意外但还是满怀敬仰洗耳恭听的经理介绍说，他想让远道而来的孙子了解一下蒸汽锯木的技术手段。经理显然很吃惊。我非常害怕。整整一路，大伯父都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好像生怕我会逃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跟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起度过这个下午了，感觉有些沉重和倒霉。经理叫来技术负责人，让他带我们去伐木场，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一个锯木场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蒸汽锯带着尖声的呼啸在锯原木；如果在更随意、更自然、不那么郑重其事的环境下，我很可能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兴趣，可是这样，我的手被大伯父的铁爪紧紧攥着，技术负责人的讲解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感觉自己很不舒服。我简直不能理解，维也纳有那么多的博物馆、动物园和其他景点，大伯父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这里？非要我听技术负责人讲课？非要那个人在蒸汽锯刺耳的尖叫声中努力用很专业的语言对着大伯父的聋耳朵大声叫喊？那个大声呐喊的人，用手掌在耳朵后作卷筒状、带着满意的表情听对方讲解的大伯父，呼啸刺耳的蒸汽锯，维也纳日常的噪声和混乱，在那一刻将我团团围住，我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晕厥。大伯父的话，蒸汽锯原理，生活，这个那个，我什么都听不懂！……我绝望地想。“这就是蒸汽锯吗？”大伯父大声地问，手掌在耳后做成个听筒，皱着眉头弯着身子，对技术负责人的讲解生怕漏掉一个字。“对，这就是蒸汽锯！”他突然转向我，操着教师诲人不倦的教导语气抑扬顿挫地告诉我。就这样，我们在大声的呐喊和讲解中参观了整个锯木场。之后，他带我乘有轨电车回到特蕾西亚学校，他始终没有透露，这次郊游是如何满足了他的教师荣誉感。那一次，除了大伯父的家和郊外的锯木场，我在维也纳什么都没看到。

他一辈子都在亲戚中间分赠财产。我母亲得到了两万福林，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那位嫁到维也纳的小姨也得到了两万福林；但是我父亲在几十年里一直向大伯父支付那笔预付遗产的利息，而维也纳的亲戚们则免付利息，他们像获取礼物一样获得巨款。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大伯父去世了，确切地说是饿死的；维也纳的亲戚们描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捐给了穷人，连副食票也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