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看那个女人！现在他们走向旋转门。那个金发、戴着圆帽的女人？……不是，另外一个，高挑身材，穿着水貂大衣的女人——是的，那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女子，她没戴帽子。他们现在上了车。那个矮壮的男子帮她上车，对吧？之前他们一起坐在角落的桌子那儿。他们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他们，但是我不想说什么：我认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但是，现在他们走了，我可以说了，就是这个男子，我和他有过一场既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决斗。

为了女人？……是的，当然是因为女人。

但也并不见得这么肯定。那时我想杀人。不一定是这个粗壮的矮汉子。他对我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正好撞到我的手上。

我是否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是谁？……当然可以，我的朋友。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但不是第一任，而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我们离婚三年了。决斗后很快就离异了。

我们再来一瓶蓝茎[24]葡萄酒吧，你想喝吗？……午夜之后，这家咖啡馆一下子变得空寂和冷清。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时，还在当技术员，在冬末化妆舞会狂欢节期间。那时女人们也常到这个著名的地方来，她们就像羽毛五彩缤纷的夜晚的小鸟一样，既让人开心，又光彩夺目。之后的几十年，我没有再光顾过这里。时光流逝，很多东西都变了，场地变得过于花哨，顾客也不一样了。现在那些上流社会、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这里……你知道，那群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我的前妻也来这里。

这酒真不错。这种浅绿色就像暴风雨前的巴拉顿湖。上帝保佑，干杯。

你想让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想听的话。

或许我能和某人诉说此事并不坏，一次足矣。

你不认识我的第一任妻子吗？当然不认识，那时你生活在秘鲁，在修建铁路。你真幸运，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去了那个广袤和原始的世界。

我承认，有时我很羡慕你。如果那时世界也召唤我，可能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幸福的人。然而我却留了下来，守护着某种东西……直到有一天我累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守护任何东西了。我守护的是什么？一家工厂？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拉扎尔，是一名作家，你认识他吗？听说过他吗？你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活在秘鲁！我非常了解他。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这个人试图反复证实，我是一名守护者，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看管者，一个市民。因此他认为，我要留在家里。但也未必完全如此。

只有真相、现实是确定的……我们对真相做出的解释是一种无望的文学。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读了很多书，我看了所有落在我手上的书籍。我担心低劣的文学会将虚情假意灌入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中。人类世界人为的悲剧部分归咎于这种谎言的教唆，这些可疑的书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自艾自怜、矫情的谎言，造作的情节，大部分是这些虚假、无知，或者仅仅是恶毒文学教导的后果。有一份报纸白纸黑字地推荐了一部骗人的小说，在另一页，每日新闻栏目中已经可以由此读到结局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悲剧，她喝下了洗衣服用的碱水，因为被木匠抛弃；或者是发生在政府首脑顾问妻子身上的意外，她吞下了佛罗那安眠药，因为著名的演员未来赴约。你为什么用那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你问我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东西？文学？那种被曲解的悲剧叫作爱情？或者简单地说叫人类？……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不轻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在我的余生里，我也愿意献身于某种激情。这种激情是对真相的热情。我不能再忍受自己对自己说谎，这不是文学，也不是女人，只是我根本不能忍受自欺欺人了。

你现在对我说，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别人伤害了我。也许是这个女人，我的第二任妻子，或者第一任。我在某些事上遭受挫败，导致自己孤独一人，经历了严重的感情打击。我心怀怒火，不再相信女人，不再相信爱情，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你认为我是一个可笑的、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你想小心地提醒我，人和人之间除了激情和幸福还存在其他东西，还有博爱、耐心、怜悯和宽容。你想指责我对于我人生路上出现的人不够勇敢和耐心，甚至现在我变成一头孤独的怪兽，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是我自己的错。朋友，我已经听过这些指控了，我也审视过自己。甚至在拉肢刑架下的人都不可能像我对自己那样真诚。我审视了每一个我有办法靠近的生命，我通过生命之窗窥探陌生人的生活。我并不腼腆谨慎，也不克制不前，我研究和观察他们。我也相信这是我的错。我用贪婪、自私、淫欲以及社会的障碍、世界的组成模式等原因来解释……解释什么呢？失败。每个人的生命早晚会坠入孤独的深渊，就像一个夜行的流浪者落入深坑。你不理解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任何救赎吗？我们是男人，就应该孤独地活着，对于每一件事我们必须准确而且公正地付出代价。我们要保持沉默，而且要忍受孤独、自身的性格以及生命赋予我们的男人的法则。

而家庭呢？我看你想问这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家庭超出个人之上，代表人类生命的最高意义，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呢？人类不是为了幸福而活着。人类之所以生存是为了支撑他的家庭，养育正直的人，所有这一切不要期待换来感恩与幸福。这个问题我将真诚地回答你。我的回答是：你是对的。我不相信，家庭“带来幸福”，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带来幸福。但家庭是一项如此伟大的任务，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我们是否值得为了这个目标忍受生命中无法理解的困扰以及不该承受的痛苦？我不相信存在“幸福的家庭”。但是，我看到过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人的共生，同时所有人都与其他人对抗地活着，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讲，家庭的每个成员为了彼此而生活，即使有的家庭成员像饥饿的野狼那样斗争。家庭……这是一个伟大的词。是的，家庭或许就是生命的目标。

但是家庭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在这层意义上我甚至没有拥有过家庭。

我观察了很长时间，注意倾听。我听到过那些冷酷、苦涩的牧师反复证明，这种孤独是市民阶层的通病。他们以群体为借口，在那个收容和提升了自我的伟大群体中一下子拥有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你知道，你不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狭义的家庭而生存，而是为了高于个人的理想，为了人类的群体而活。我认真地审视了这项指控。不是从理论的层面，而是从我以实际行动所理解的人生的角度。我观察了所谓“穷人”的生活——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实际上，那种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热量，以及活下来的全部人生感受，比如他们同属于铁路工会或者私企职员养老金协会，而且在国会中拥有他们的代表，可以为他们写下谏言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言——这真是炽热、令人激动的感受，要知道，世界上有数不清的铁路工人和私人雇员都想更美好、更人道地生活。在经历了漫长而苦涩的斗争、不安的争论之后，有时他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真的能得以改善……如今他们不是只赚一百八十潘戈，而是二百一十……是的，向下没有底限。底层的民众很容易为那些减轻了生活残酷性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在那些在机关或行业部门中工作的，跟“上流群体”共生共存的人身上没有发现幸福、火热地活着的感受……我只看到悲伤的、不满足的、愤怒的、坚忍不拔的战斗者，听天由命、垂头丧气、装疯卖傻的人，或者以聪明和计谋反抗着的人。我看到那些人，他们相信，人的命运真会一点一滴地通过意想不到的转折而最终变好。这点没错。但是这种意识并不能除去生命的孤独感。不是只有市民阶层是孤独的。蒂萨河地区的挖土工完全可能和安特卫普[25]的牙医一样孤独。

然后我读到，我也思考过，这可能是文明的孤独。

就像地球上的欢乐之火逐渐冷却一样。有时，在某个瞬间，某个地方，又重新燃烧起来。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对某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充满欢愉的世界的记忆，在那个世界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努力同样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意义。也许是希腊人，是的，可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彼此屠杀，也以同样的方式杀戮外来者，他们卷入一场漫长又血腥的可怕战争中，但同时他们内心拥有一种欢乐又充沛的群体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从这个词更深层的、更无法言说的意义上讲，连陶器匠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大众的、隐秘的、机械性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如果他们想，每个人都可以洗热水澡，欣赏图画，聆听音乐，在两大洲之间展开对话，新时代的法律保护穷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像保护富人那样……但是请看看那些脸孔！无论你到了世界的哪个地方，在大大小小的群体中，你总能看到一张张焦虑的面孔，那些面部线条上充满了怀疑和紧张，带着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以及扭曲的敌意。这种紧张均来源于孤独。这种孤独是可以解读的，而且每一种解读都可以回答疑虑，但是哪一个都不能真正地称之为原因……我认识一个有六个小孩的母亲，带着这种孤独和孤独感所带来的扭曲的、敌意的面部表情生活着；我认识单身的老男孩，他们连戴手套都带着那种艺术家的精雕细刻，就像他们的整个人生由一系列的规定动作组成一样。当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先知在人类世界中人为地组建起群体，在这个新世界里连越来越多的孩子也被迫训练这种群体感觉时，人们的灵魂中这种孤独感会越来越强大。你不相信。这点我很确定。讲述这些我永远不会感到疲惫。

假如我有能力可以对许多人讲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那些神父艺术家、作家……我将恳求他们，激励他们，相信快乐。忘记孤独、让它消失。也许这不只是空想。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教育，是个觉醒的问题。现在人们目光呆滞，似乎漫游在一种催眠状态中。目光呆滞又充满怀疑……只是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张脸，上面没有这种扭曲、不满足、怀疑和昏沉病态的紧张。

是的，刚才你看到过这张脸。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副假面，一个她所扮演角色的人造假面。我最早看到她时，这张脸是开放的，充满期待，散发光芒，就像一个在生命起点上的人的脸，还没有品尝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不了解苦痛和恐惧。然后，渐渐地，这张脸变得严肃了。她的眼睛开始注意观察一切，那张嘴巴，忘乎一切微微半张的嘴巴闭上了，变得严峻起来。她叫阿尔多佐·尤迪特。她是个乡下女孩。十六岁时到我们家，在我父母家里当用人。我们没有发生关系。你说这是错误的？……我不这样认为。人们常说这样的话，但是人生不能容忍这种下流的诡计。也许我和这个乡下女孩没有关系不是偶然的，之后我和她结了婚。

但是这是我的第二个女人。你想听第一个的故事。好吧，我的朋友，第一个是个风华绝代的女人。聪明、正直、美丽、有教养。你看，我说这些，就像报纸上的小体字广告里写的一样。或者当奥赛罗出发去杀死苔丝狄蒙娜时说的那番话：“她擅长刺绣……她用她的歌声安抚一头熊……”我还要对你说她热衷于音乐并且爱好大自然吗？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对你讲述她。外地报纸上退休的守林员在为妹妹征婚时总是说上这样一句：带一点小小的身体缺憾。但是这个女人任何身体的缺憾都没有。她年轻、漂亮又敏感……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呢？我们之间缺少了什么东西？身体的欢愉？这不是真的。如果我这样说，那是在撒谎。我跟那些职业的、游戏爱情的骑士们一样，和她在床上与其他的女人一样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不认为唐璜可以同时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是正当的。要听一个人演奏乐器，你才能感知每种曲调。有时我为人类感到遗憾：他们那么没头没脑，毫无希望地忙乱着……别人想打击他们伸出去的慌乱的双手：“别着急！别伸手！规矩、礼貌地坐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他们就像那些贪吃的孩子一样，不知道人生的安宁有时恰恰取决于耐心，和谐仅仅由简单的秘诀组成，而他们却一直在焦躁紧张地寻找着，并用一个含糊不清的字眼，把和谐命名为幸福……告诉我为什么在学校里不教男女关系课呢？我非常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归根结底，这至少是一件和国家山川、水文地理或者正确会话的基本规则同等重要的事情。至少，人类对于灵魂是否安宁的影响、掌握、估测或记录同样重要。我所说的不是要教授某种轻浮的课程……我想，理智的人，比如诗人、医生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人们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快乐……但并不是关于“性生活”，而是喜悦、耐心、谦虚和满足。如果说我鄙视某些人，也许应该就是这些懦弱的人，他们以胆怯、懦弱为由向他们自己和世界隐藏了生命的秘密。

你不要误解我。我也不喜欢白沫纷飞的嘴巴，唾液啪啪作响的自我介绍，病态的表白。但是我钟情于真相。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对真相保持沉默，因为只有生病或者吹牛、炫耀的人，以及那种具有女性特质的小伙子乐于展示自己的秘密。但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总是好过对谎言夸夸其谈。很遗憾，在生活中，我感觉到，我们多数时候只能听到谎言。

你问什么是真相，如何能够痊愈，并且学会快乐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我用两个词就能说清楚：谦卑和自我认识，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谦卑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慈悲，并且要有超凡的心理状况。平日里，我们可以满足于自己很谦逊，并且认真了解自身的真正欲望和志趣，然后能够毫无羞耻感地承认这些，而且力图使自己的欲望和世界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达成一致。

我看到，你笑了。你想问，既然一切如此简单，既然人生有可以参照的模型，我为什么还会失败？实际上，我和两个女人尝试过，实实在在的，从生到死。我不能说生活没有为我派来守护天使。只是我失败了，我和两个女人都失败了，最后孑然一身。即便我有自我认识、谦卑和郑重的承诺，但都无济于事。我失败了，而且现在还喋喋不休地说教……你是这样想的，对吧？

那么我必须向你诉说我的第一任妻子以及失败的原因。她很完美。我也不能说我不爱她。她只有一个小缺陷，但是她对此无能为力。你不要以为是心灵的出轨。问题很简单，可怜的人，她是个市民阶层，她是市民阶层的女人。你不要误会，我也是市民。我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准确地了解这个阶层的毛病和罪过，我承受了这个阶层带来的东西，我接受命运，一个市民阶层的命运。我不喜欢沙龙革命者。人们必须对那些因为出身、教育、兴趣、回忆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保持忠诚。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方式、需求，甚至我人生最干净的时刻、公共的修养，以及参与高贵文化的伟大时刻……现在人们谈论，这个阶层即将衰退、消失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适合担当过去几个世纪属于它的领导角色了。这一点我不懂。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市民阶层将被有些贪婪和急躁地埋葬了；也许在这个阶层里还残存着力量，也许他们在社会上还能承担角色，也许恰恰是市民阶层能成为一座使革命和秩序再一次相交的桥梁……当我说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市民阶层的女人时，并不意味着指责，仅仅是对一种心灵状态的定义。我也是一个市民，一个绝望的市民。我对我的阶层很忠实。当它受到攻击时，我也捍卫它，但不是以盲目和偏袒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社会命运中，我想看清楚，哪些是我的命运，因为我要知道，我们有哪些罪过，市民阶层的衰退是否真的因为患上某种疾病。不过，当然，所有这些我从来没跟我的妻子说过。

问题出在哪里？容我想一下。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对社会规则了如指掌的市民。

我很富有，而我妻子的家庭则是贫穷的，但市民阶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的，我体会到，贫穷的市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顽固地、用尽一切力量捍卫着市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富有的人从来不会以尴尬、谨慎的意愿去坚持社会习俗、市民守则、礼仪规矩、敬意表达，所有这些，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说，时时刻刻代表着对他们所属阶层的确认，就像一个办公室助理经理能准确地记住与收入层次相匹配的不断提高的住房要求、穿衣时尚、社交生活的指南……富人总是爱好某种优雅的冒险行为，贴上假胡子沿着绳梯逃跑，从拥有的高贵和无聊的牢笼中脱离或长或短的时间。我私底下深信，一个富有的人从早到晚都是非常无聊的。但是一个市民阶层，只拥有头衔而没有任何钱，会以一个十字军骑士令人担忧的英雄主义来捍卫其所隶属的秩序、头衔和原则。只有小市民阶层才讲究礼节。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证明什么。

他们精心地教育了我的妻子。她学会很多语言，能够准确地知道优美的音乐和拙劣音乐之间，真正的文学和谎话连篇、廉价的伪文学之间的差别。她知道波提切利的画美在哪里，米开朗琪罗想用“圣殇”表达什么。确切地说，这些或许是从我这里知道的……在旅行、阅读、亲密的交谈过程中……她在家里和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文化修养对她来说，就是对一种严格的课程的回忆。我努力试图消解顽固保存在她头脑里的这门课程的教材，我想把这种回忆转变成活泼、热情的感受，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听觉灵敏，从人的意义上来解读，她感觉到我要教育她，她深受伤害。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种伤害。你知道，那些小的差异……两个人之中有一个知道些事情，因为有更幸运的出身，有机会窥探到精致的秘密，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而另一个只是学会了课程。这也是存在的。当我们学会这些时，人生过完了。

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讲，我的朋友，文化以及与文化相伴的东西不是感受，而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存在一个市民阶层的高级层次，就是艺术家、创作者。我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骄傲地说这件事，而是带着悲伤，因为最终我没有创造出任何作品。总是缺少些什么……什么东西呢？拉扎尔说，缺少圣灵。可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对我解释这点。

我跟第一任妻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怨恨和虚荣。人类疾病和事故的背后经常可以找到这个原因，虚荣，高傲和恐惧，因为由于虚荣人们不敢接受爱的馈赠。一个人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需要巨大的勇气。勇敢几乎是一种英雄主义。大多数人不能付出和给予爱，因为懦弱和虚荣，害怕失败。他们羞于交出自己的心，甚至更加羞于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因为担心泄露自己的秘密……那个悲伤的、每个人都有的秘密，就是对温柔的渴求，没有它，人无法生存。因为我相信，这就是真相。至少我很长时间这样认为。现在，我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证实这件事了，因为我老了，并且失败了。我在哪里失败了？我要说的正是这件事，恰恰是这件事。我对那个爱我的女人不够勇敢，我不能接受她的温柔，我感到羞愧，也有些看不起她，因为她是另一类人，是个小市民阶层，因为她的品位和生活节奏是另一个样子，然后我使自己恐惧，因我的虚荣而感到害怕，怕我臣服于这个高贵的、复杂的勒索，他们想要从我这里拿到爱的回赠。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些我现在所了解的……我不知道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只有懦弱才是令人羞耻的，因为懦弱，人们无法给予也没有勇气接受感情。这几乎是一件正直的事情。我信仰正直，一个人是无法在羞辱中活下去的。

上帝保佑，干杯！我喜欢这种酒，即使有一丝丝甜味。在后来的那段时光中，我习惯晚上开瓶酒。我给你点烟，朋友。

一句话，我与第一任妻子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在小市民当中总是存在着某种僵化、惊慌、装腔作势和恐惧不安，过度角色化，易伤易怒，一旦将他们从其家庭和自身的环境中分离出来，那就更是如此。据我了解，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孩子会像他们这样带着如此惊恐的疑虑在世界上游荡。我从那个女人身上，从我的第一任妻子身上，几乎得到了男人能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假如她更加幸运、更加自由地出生在低一级别或高一级别的阶层里的话。你知道，她完美无缺地了解并且知晓一切……她知道在春天和秋天里该把哪种花卉插到古老的佛罗伦萨花瓶里。她穿衣得体，恰到好处，在社交圈里从不会让我感到羞窘。她总是精准地表述，合乎时宜地回答，我们的家务管理也堪称典范，仆人们不出任何噪音地完成工作，因为我的妻子是这样管教他们的。我们就像依据着礼仪手册那样生活着。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生活在另一个维度里，生活在另一种原始森林和瀑布里，生活在真实里……现在我指的不仅仅是床笫之事……当然，这也包含其中。床也是原始森林和瀑布，是关于某种原始的、无条件限制的记忆，是对体验的记忆，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是人生。假如这种原始环境被开辟成公园，被除去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美丽诱人、芬芳馥郁的花朵，观赏性的树木和灌木丛，光彩四溢的潺潺喷泉，而那些原始森林和瀑布，我们永恒渴望回归的地方，将不复存在。

当一位市民，是个艰巨的任务。也许任何人都不会像市民阶层那样为了文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同所有真正英雄式的伟大角色一样，为此要付出全部的代价，需要以勇气来偿付，想要幸福的全部勇气。对于艺术家而言，人生感受即文化。对市民而言，驯服的奇迹就是文化。这个，在你们那里，当然不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在那幸福的土地上，在生机勃勃的秘鲁充斥着无数种族的居民，挤满了原始的生活形式。但是我居住在佩斯，在玫瑰山丘上。人们总是很注重生活的气候条件。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对你开口。那个女人还活着，孤身一人。我有时会看到她。我们不会再见面，因为她始终爱着我。你知道，她不是那样的女人，离异之后，每个月一号按时寄送抚养费，圣诞节和生日时送一件皮草大衣或者一件首饰，你就完成了你的义务。这个女人还爱着我，永远不会爱其他人。她不怨忿，因为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是无法真正怀有怨忿之心的。可能会有气恼、报复的欲望，但是那种坚韧不拔，满怀期盼与等待的怨忿……不可能存在。她还活着，也许已经没有期待。她活着，并慢慢地死去。她美丽、优雅、以市民的方式、平静地死去。她死去是因为她无法给予人生新的内容，因为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某个人需要他，感觉不到有某个人绝对需要他，那么他无法活下来。可能她并不知道这点。也许她相信，她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女人偶遇，是那种夜间酒吧的冒险，她是我妻子年轻时代的一位女朋友，不久前才从美国回来，我们在狂欢节的夜晚相遇，几乎在没有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就来到我家。临近第二天早晨，她对我说依伦卡曾经向她谈起过我。你知道，这些女性朋友是多么勤快……就这样她对我讲述了一切。在初识的第二天早晨，在她朋友前夫的床上她描绘着。在大学时她一直妒忌依伦卡，她还说有一次在市中心的甜点店里看到过我，当时她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坐在一起，我突然走进去，给我的第二任妻子买橘皮蜜饯，并且从一个褐色的鳄鱼皮钱包拿出钱来付账。这个钱包是我第一任妻子送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如今我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微笑瞧着我，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时那两个女人，我的第一任妻子和她的女友，谈到了一切。我的第一任妻子对她的女朋友说了那样的话，她很爱我，当我们离婚时她几乎死去，不过后来她平静下来，因为她明白了，她不是我的真爱，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她的真爱，更准确地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她明白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爱。这就是那天早上她的女朋友对我陈述的一切，在我的床上。我对这位女士有些鄙视，因为她知道了一切，但仍然投入我的怀抱。在爱情的问题上，对于女人之间的团结我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那时我对这个女人感到不屑，我优雅、礼貌地把她赶出我的家门。我感觉到，我该为第一任妻子这样做。之后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依伦卡在撒谎。真爱不存在，这不是真的。对她而言我是唯一的，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如此重要，既不是她，也不是第二任妻子，也不是其他任何人。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人接受教训的速度总是缓慢得可怕。

好吧，关于第一任妻子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如今一切都已不再疼痛，当我想起她时也没有罪恶感。我知道，我们扼杀了一切，一部分是我，一部分是人生，还有一部分的偶然，也就是孩子的夭折……所有这一切扼杀了她，就这样人生扼杀了我们。你在报纸上阅读到的，只有可怕的夸张，是一堆外行人的笨拙工作。人生创造了更为复杂的情况，而他们以可怕的浪费在工作着。不可以只考虑依伦卡们……总是要整体地考虑依伦卡们、尤迪特们和彼得们，想整体地说明和表达什么。这是一种廉价的认知，但是在人们了解和顺从它之前却需要很长时间。对此我反复思索，渐渐地每一种情感和感动抽离我的内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责任。最终，在一个男人心里，所有的体验只剩下了这些。我们在生者与死者之间飘移，肩负责任……我们无法帮助任何人。但是我想向你讲述我的第二任妻子。是的，就是在那个矮壮男人陪伴下从这扇门走出去的女人。

谁是第二任？……她不是市民阶层，我的朋友。她是个无产者。一个没有财产的女人。

我可以讲吗？……好的，那么，你注意听吧。我要向你道出全部真相。

这个女人是一个女仆。我认识她时，她才十六岁。她在我们家干活，当保姆。我不想拿学生式的爱情来烦扰你。但我想告诉你，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对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搞得很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家里任何人都不敢去爱另外一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过着一种“理想的”婚姻生活，令人厌恶的生活。他们从来就没有提高嗓门说过话。总是说，亲爱的，你想干什么？亲爱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生活得很糟糕，还是生活得不够好。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且虚荣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市民阶层，以这个词语最深沉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就是责任和审慎。他们就像经常举办的某种超越人类仪式中的神甫和信徒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与死亡，对待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在我们家里一切依据仪式来进行，早餐和晚餐、社交生活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接触——我想连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或者被他们如此称呼的，也只遵循超越他们之上的一种礼节。如同必须经常对任何事情做出汇报一样，我们严格按照制订的计划生活着。最近，为了种族和民族的幸福，伟大的人民重新制订了四年至五年的计划，并且用残酷无情和杀人放火的手段来实现，并不顾及公民的意愿。对他们来说，个人感觉是否良好，是否感到幸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年至五年计划的实现，能够使普通百姓、民众或民族变得繁荣、幸福。在过去这段时间，此类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过活，按照一个不是四年或五年计划，而是四十年或五十年计划，完全忽略相互之间及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仪式、工作、婚约和死亡，所有这些都具有其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家庭和市民阶层秩序的维护和幸福。

如果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在每一段记忆的最深处，我都能找到这种折磨人的、阴郁的目标意识。我们干着苦役，干着富裕、优雅、冷酷、无情的苦役。我们必须去拯救某种东西，每一天，必须用我们所有的行动来证明某种东西，也就是，我们是一个阶层，是市民阶层，是守护者。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必须展示地位和格调，不能向本能和贱民的叛乱让步，不能退却和惊慌失措，不得放任个人幸福的欲望。你问，这种举止是自觉的吗？……我还没有讲，我父亲或母亲每个星期日都在家庭的餐桌上发表讲话，阐述五十年的家庭计划的大纲。但是我甚至不能说，我们被迫臣服于形势和出身这种愚蠢的强制之下。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活交给了我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拯救的不仅是房子、美好的生活方式、息票和工厂，还有曾是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与要求的这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世界上庶民势力的抵抗，因为它想腐蚀我们的自我意识，时时引诱我们伤风败俗。我们要通过这种抵抗战胜所有反叛的企图，不仅在外部世界，也在我们自己体内。一切都很可疑，都很危险。在国内我们也要保障娇气、无情的社会结构的顺利运转，采用与对待欲望一样的方式对世相做出判断。对我们的愿望进行检审，对我们的喜好进行克制。要做好一位市民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所谈的是那类具有创造性和自卫能力的人，并不是巴结权贵向上爬的平民，这些人只想活得更舒适更潇洒而已。我们并不想活得更舒适更富足。在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深处，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自我否认。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僧侣、某类异教徒或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他们根据某种誓言和制度恪守着秘密和规矩，当这一切受到威胁时，人们对此发誓效忠。我们就这样醒来，就这样出门，每星期去一次剧院、歌剧院或国家剧院，客人们和其他市民们都身穿深色礼服，坐在会客室或烛光映照下摆放着珍贵银餐具和瓷盘及丰富食品的餐厅里，他们在那里交谈，谈论不可能比这更空洞、更多余的话题，不过这种肤浅的交谈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就像野蛮人之间用拉丁文交谈一样，在礼貌的措辞、漠然而空洞的争论和随感之外，在大脑活动和集体闲谈之余，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的意义还在于，市民阶层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出席某种仪式，某种高贵的集会，在这种场合，他们使用加了密码的语言——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别的话题——打赌并证明，他们要在反叛者们面前保守秘密，恪守协约。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相互之间也总是要证明什么。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充满自我意识，不动声色、机警又自律，就像大银行的总裁那样。

我看你充满好奇地在听我讲。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在家里是头一个学这门课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攀登的人……你心中只有雄心，我内心只有回忆、传统和责任。大概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你别生气。

好吧，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

家里总是有一点阴暗，那是一栋被花园包围的漂亮住宅，而且经常被重建和翻修。我在楼上有一间自己单独的房间，我住在那里，保姆和家庭教师则住在我的隔壁。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从来就没有单独一个人住过。在家里就如同后来在大学里那样被教导着。他们要驯服我内心的那头野兽，驯服一个男人，使他成为一名良好的市民，完美地展示他的本领。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渴望阴暗，并以执着的力量寻求孤独。现在我独自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连男仆都没有雇，偶尔会有一名女帮佣来我这里，但只有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来为我整理房间，清除垃圾。我身边终于没有别人监视我、注意我和管我了……你知道吗，生活中也存在巨大的满足与快乐，只是来得太晚，而且是以畸形和突然的方式不期而至，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来了。当我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经历了两次结婚和离婚之后孤身独处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悲的轻松，我终于达到了某个目标，获得了我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突然获释，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而受到赦免……几十年来，他第一次在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再害怕那些在夜间巡逻时透过牢房的监视窗窥探他的看守们……人生也会赐予人这样的快乐，为此必须付出很多，但最终还是会赐予你。

快乐，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词……人总有一天能够安静下来。这时，他不再渴望快乐，也不再感到自己遭到特殊的欺骗和掠夺。有朝一日，人会清醒地看到，他得到了一切，惩罚与奖励，得到的数量是按其功劳来计算的……这就是全部。这不是快乐，这是默认，是理解，是镇静。这些也到来了。但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跟你讲，在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按照自己被分派的角色来扮演公民。假如要我回想童年生活的话，我看到的是阴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犹如一家博物馆。房间里不断有人打扫。有时使用嗡嗡作响的电动器械，窗户全部敞开，打扫房间的人是从外面雇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隐形无声，几乎总是这样，悄然走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某位家庭成员，一进屋就立刻动手干活，掸掉钢琴上的灰尘，从头到尾擦一件家具或整理窗帘的饰穗。他们永远在保护着这座家宅，好像这里的一切，家具、窗帘、画卷等都是某种陈列品，是博物馆的馆藏，是文物，是某种需要经常保护，修缮和保洁的东西；在屋内你要踮着脚尖走路，在这些尊贵的艺术品之间无拘无束地来回走动和大声说话是不合时宜的。窗前挂着很多窗帘，这些窗帘即使在夏天也能吸收掉太阳的光线。大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八个灯泡的光线无目的地播洒在房间里，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朦胧之中。

墙壁上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东西，无论是仆人还是家人，从它前面经过时，都会怀着崇敬的心。任何人都不曾亲手拿过其中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人都不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橱柜里有镶金边的维也纳风格的陶瓷杯，中国花瓶，骨瓷绘画杯，完全不认识的外国淑女和先生们的肖像，谁也没有用过的象牙扇，精巧的金银铜器皿、茶壶罐和动物雕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碗碟。一个柜子里存放着“银制品”，就像约柜里珍藏的圣卷。这些银制品平日从不使用，就像不使用锦缎台布和细瓷一样：我们珍藏着所有东西，根据秘密的家规，只有当遇到令人不解、出乎想象的重大庆典时，我们才会布置一个二十四人座位的大桌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会有客人来我家做客，这时就会把银制餐具、锦缎桌布以及瓷器和水晶器皿拿出来使用，午饭或晚饭都要认认真真地根据仪式进行，仿佛人们坐在这里主要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交谈，而是要完成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也许是在交谈中不要犯任何过错，也许是千万别打碎一个盘子，一只杯子……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所谈论的正是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是我在童年以及后来的成人期，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家宅里获得的。的确，客人们或来用晚餐，或来登门拜访，我们住在这幢家宅里，也“使用它”，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家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和任务：在我们的心里要像把守一个要塞般地护卫它。

我对我父亲的房间始终保留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像是一个大厅。厚重的东方情调的门帘遮挡了大门。墙壁上挂满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有的画是用金框镶起来的珍贵名画，有的是从未见过的陌生森林或东方码头，有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留着胡须的上世纪的陌生男子肖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那张桌子被称为“外交官桌”，足有三米长，一米五宽，桌上摆放着地球仪、铜质蜡烛台、铅质墨水瓶架、威尼斯的真皮文件包、各种祷告用品及一些零碎东西。在一个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带扶手的皮椅。壁炉檐上摆放着一对正在搏斗的铜铸公牛。在书柜上面摆放着许多铜制雕塑，骏马、老鹰和一只半米长、纵身腾跃的老虎。沿着墙壁摆放的玻璃门书柜中摆满了书籍。这里面有许多书，大概有四五千本，准确数目我也不清楚。文学作品摆放在单独的书柜里，另外还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用蓝色帆布装订的英文哲学作品以及各种系列丛书。这些书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来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阅读过。我父亲只喜欢看报纸和阅读游记。我母亲也看书，但她只看德文小说。书商定时寄来新书，这些书就堆放在那里。男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父亲要来钥匙，把堆集成山的新书码到书架上。书柜必须仔细关好，大概是为了保护书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某人把书取出并翻开它，发现并了解隐藏在书中的那些神秘而危险之物。

这个房间被称为我父亲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自打有人类记忆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工作过，其中我父亲最少。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下午去赌场，混在工厂主和资本家中间，沉默地打牌，阅读报纸，讨论商务和政治问题。我父亲是一位聪明的务实派，是他把我爷爷的一间作坊发展成一家大企业。在他的手里，这个作坊变成了全国一流的工厂之一，这需要实力、计谋、无情和远见。总而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要干一番大事业，需要有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用他的嗅觉和经验来决定在其他房间和大厅里的人们如何去干活。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镇四十年。人们尊重他、害怕他，商业界非常尊敬他。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商业道德、见解，对金钱、工作、利润、财富的态度与商业同行和社会对他的期许完全相同。他是一位有创业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冷酷、心胸狭窄，只认钱并榨取雇员血汗的大资本家，而是一位有担当精神和创造才华的人。他尊重劳动，尊重能力，敢于给有才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也存在着另一个联盟，我父亲、工厂和协会——在我们家里，他遵循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在外边，在工厂里，在外面的世界，他遵循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严格的神秘盟约。在协会里，我父亲是创始人之一，这个协会只接纳拥有百万以上财产的人，而且人数只有两百，一个不多。如果某一位成员病故，对新成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和挑剔，就像法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一样选择一位百万富翁去填补那个空位。所有这一切，选拔方式和选拔结果，尽可能秘密进行。这两百个人感到，即便他们没有贵族头衔和称谓，他们也拥有权力，这个协会或许比一个政府部委还重要。他们还拥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政权，有时甚至当局也不得不和他们谈判协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我总是心怀虔诚、情不自禁地走进这间“书房”，站在那个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人在上面办过公的“外交官桌”前。每天早晨，男仆都会进来掸除灰尘，并细心地整理桌上的古董和文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留着胡须的陌生男子肖像。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些目光锐利、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或许也曾是这个制度严格的两百人协会的会员，就像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掌控着矿山、森林和工厂，在生活和时间的背后有一项不成文的协约，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用血缘签订的永恒盟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更有权势。我带着骄傲和不安的心情，想着我父亲也属于这个永远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我被一股折磨人的雄心激励着，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个令人自豪的协会里占据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年年底，我终于退出了这个社交圈。我是在我父亲去世后被选进这个协会的。我辞去了在工厂中担任的职务，我“退出了”所有那些人们常说的“商务活动”。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瞠目结舌地站在圣殿的门口朝内凝望，逐字拼读那些谁也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的书名。我隐约怀疑，在庄重的形式和堂而皇之的表面背后，有某种难以察觉、受到严格律法规范的事物，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完美的秩序了，尽管谁都没有提起过它……每当在家里或在协会里谈到工作、金钱、工厂及两百万人社交圈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目光严肃地投向前方，然后开始谈别的话题。这里有一个界限，你知道，一道看不见的围栏……这你当然知道。既然我已经开了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想把一切都如实道出。

我不能说我们的生活是冷酷的，没有一丝亲情和温暖。例如，家庭的节日总是细致、精心地度过。我们家每年都要过四到五次圣诞节，这些节日并没用红笔圈在年历上，但标注在我们家不成文的格里历[26]日志中的这些日子，甚至比复活节和圣诞节还要重要。我说得不对，因为我们家也有印刷的年历：一本皮革装订的册子，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每个人的生日、结婚日和祭日，记得那么细致，或许连户籍登记处都无法永远这样保留公民的姓名。这本册子，这本族谱，这本黄金书，不管你怎么叫它，总是由一家之主负责掌管。这本册子是我曾祖父在一百二十年前购买的。我的曾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位著名的组建者和发展者，他是奥尔福尔德大平原[27]的一个磨坊老板，是他第一次将名字写进这个镶金边的黑色皮革封皮的本子里。他就是约翰·尼斯，磨坊创建者和老板，他还获得了贵族封号。

我儿子出生后，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下什么。那个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二月底，阳光明媚。我从医院回到家，慌乱又幸福，面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种幸福时刻——我的儿子出生了，我感到筋疲力尽，瘫软无力……那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走进了书房；我跟父亲一样，平时也很少在这里工作。我在“外交官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带扣袢的本子。我打开它，拿出钢笔，非常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母，我写的是：马提亚斯一世，随后是年月日和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伟大时刻，一个真正的节日。这是何等虚荣、何等庸俗的人类情感！我感觉到，我的家族将延续下去。突然感到，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工厂、家具、挂在墙上的画和存在银行的钱都拥有了意义。我儿子将会占据我在家里的位置，占据在工厂和两百人协会中的位置……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要知道，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当然，孩子，继承人并不一定能解决个人生活里的深层危机。的确，现实就是这样，问题是人生并不知晓任何的规律。我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我们在谈阿尔多佐·尤迪特。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知道，比这更坏的也有，但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庆祝节日，特别是家庭的节日。我父亲的生日，我母亲的命名日，以及其他类似的、神圣的家族节日，节日里充满了无数的礼物、美妙的音乐、丰盛的家宴和闪烁跳动的烛光。在那些日子里，保姆认真地打扮我，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的水兵服，脖子上是镶花边的衣领，你能想象，就像一位英格兰小勋爵。这些都是按照规定完成的，就像在军队里一样。毫无疑问，我父亲的生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要学习背诵诗歌，宾客们都聚集到会客室里，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神采奕奕。仆人们怯生生地吻我父亲的手，假装喜悦地向他表示祝贺，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大概是说，他们是仆人，我父亲不是。总而言之，他们吻了他的手。随后是丰盛的午宴和晚宴，漂亮的餐盘和罕见的银质餐具被从家族宝库里取出来。亲戚们都来了，按照为尊贵富有、德高望众的一家之主祝寿的规格，毕恭毕敬地赶来为我父亲庆生。当然，在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我们是家族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一支。穷亲戚们每月都能从我父亲那里领到一定数额的金钱，就像养老金一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份额。不过他们私底下总是互相抱怨，嫌自己领到的那份太少。有一位年长的亲戚，玛丽娅姑妈，抱怨我父亲出于怜悯给她的救济金实在太少，以至于在家族节日时，总是拒绝走进餐厅，拒绝坐在布置好了的餐桌旁。她总是说：“对我来讲，在厨房里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我一会儿在厨房里喝杯咖啡就行了”。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她硬拉进餐厅，安排她坐在主位上。要想满足穷亲戚们的欲望和要求非常困难，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也许，容忍一位近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需要胸怀的，需要一种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当他们觉察到家族其他成员出于讥讽、愤懑和反感而联手对付一位事业有成的家庭成员时，如果谁对此表示愤怒，那他肯定疯了。由于家族中总会有一个人有钱、有名望、有影响，其他人就会嫉恨这个人，然后抢劫他。我父亲知道这些，就给他们一些钱，他认为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冷漠地对待他们的敌意。我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钱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多愁善感或有犯罪感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给谁多少钱，绝对不会多给。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应该给他”或者“不该给他”。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像法院判决书一样板上钉钉，不容置辩。他一定也很孤独。为了家族的威望，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许多愿望和兴趣。虽然如此，但他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维持着家族真正的平衡。每当我母亲或其他某个家庭成员经过复杂的交谈或暗示之后，为了家庭某个人的利益向他提出某种请求时，他总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才说：“不该给他。”不，我父亲并不是吝啬鬼，只是他对人有清楚的了解，而且知道什么是金钱，仅此而已。

敬你一杯。

这是很棒的葡萄酒，老兄。要酿出这么好的葡萄酒，需要花多少的心思和精力啊！窖藏的时间也刚刚好，六年。这无论对狗还是对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年份。超过十六年的白葡萄酒就毁了，会失去色泽和香味，变得像玻璃瓶一样死气沉沉。这是我刚从鲍道乔尼[28]的一家葡萄园主那里学到的。假如一个故作懂文化艺术的人请你喝年份非常久远的葡萄酒，千万别动心。什么东西都需要学习。

我们说到哪儿啦？对了，说到了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