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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h2>
嘿，你看看那个男人！等一下，现在先别往那儿瞧，你转过来对着我，咱们接着聊。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也不希望他和我打招呼。现在你可以瞅瞅他。是那个矮墩墩的、穿貂皮领大衣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会是他呢？我说的是那个瘦高个儿、面色苍白、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他正在跟那位苗条的甜品店金发女服务员说着什么，让她打包橘皮蜜饯。哎，真怪，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个。
你怎么了，亲爱的？没事，等一下，我擤擤鼻子。
他走了吗？要是走了，你就告诉我一声。
他在付账吗？……你告诉我，他拿的是什么样的钱包？你好好盯着，我可不想朝那边看。不会是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吧？……对吗？你看，这可真让我高兴。
我为什么高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当然啦，那个钱包是我送给他的，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十年了。我还爱他吗？……还真难回答，亲爱的，是的，我相信我还爱着他。他已经走了吗？……
他要是走了，那就太好了。等一下，我在鼻子上补点粉。能看出来我哭过吗？真是愚蠢！但你知道，人呐，就是这么愚蠢。当我看他的时候，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能不能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个人是我的前夫。
你说，我们来一份开心果味的冰激凌怎么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冬天不能吃冰激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冬天来这家甜品店吃冰激凌。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本来就喜欢冬天到这家店里来小憩，通常在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尤其在分手后的这几年，当我变得形单影只之后，我对这家摆满上世纪家具的红色沙龙更是喜爱有加，还有这里上了年纪的女店员。在这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广场上的大都市景象和进店出店的穿梭人流，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这一切都蕴藏着一丝暖意和某种不易察觉的上世纪末的气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煮的茶是最好的？……我知道摩登女性不再去甜品店了。她们都去咖啡馆，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午餐喝四十菲列[1]的黑咖啡，再配上一道色拉，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仍属于另一个世界，仍需要精致典雅，摆满了老家具和玻璃橱柜，挂着红色丝绒壁毯，常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甜点店。我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出，我在冬天有时来这里坐一坐，心情该是多么舒畅。有一段时间我常跟我丈夫在这里见面，六点钟后，他下班之后，那是我们的品茶时间。
我敢肯定，现在他也刚从单位下班过来。七点过五分，这是他的时间表。我直到今天都对他的所有动向和行踪了如指掌，仿佛我过的是他的生活。六点零五分，他招呼衣帽间的服务生为他刷刷大衣和礼帽，并且帮他戴上。出门后，他先把车打发走，随后步行回家，因为他想透透气，让脑子清醒清醒。他很少步行，所以才这样苍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我就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跟他说话，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他说过话了。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离婚方式，离婚之后夫妻俩挽着手臂离开法院，接下来一起去城市公园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他们对彼此是那样的喜欢和在乎，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吃完饭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另一种品性、另一种脾气的女人。我不相信一对夫妻在离婚后还能成为好朋友。婚姻就是婚姻，离婚就是离婚。这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当然，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看，我不相信人类发明出来，并且惯性地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一向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不仅是教育、信仰使我相信这点。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还因为我是女人，我认为离婚也不完全是流于空洞的形式，就像登记注册以及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仪式一样，婚姻使双方的灵魂和肉体紧密相连，而离婚则彻底地将彼此的命运分开和割裂。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一刻都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我跟我的丈夫仍然是“朋友”。当然，他仍然表现得礼貌体贴，并且非常慷慨大方，仿佛理所应当或习以为常。但是我既不礼貌，也不慷慨，我连钢琴都搬走了，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报复心非常强烈，甚至想把整座房子都搬走，连窗帘也不留下，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带走。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他的敌人。现在是，永远是，直到我咽气为止。千万不要友好地请我去城市公园的饭店吃饭，我可不是那类造作的女人，她们离婚之后还去前夫家里，如果用人偷了他的内衣，还要帮他收拾整齐。即使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即使哪天我听说他病了，我也不会去他那里探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懂吗？这本身就让人无法心平气和。
等一下，我还是收回刚才说他生病的那句话吧，我不希望他生病。如果他真病了，我还是会去看他的，去病房探望他。你笑什么？你在取笑我吗？因为我希望他病了就可以去探望他？是的，我当然这样希望，直到死我会一直怀着这个希望。但他还是不要真的生病为好，你看，他的脸是多么苍白啊……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苍白。
我想告诉你整个故事。你有时间吗？我，很遗憾，我拥有太多空闲时间了。
哦，冰激凌来了。你知道吗，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你马上去了美国。我记得那时我们还鸿雁传书，联系了三四年，对吧？我们之间是那种病态、愚蠢的青春期爱恋，但现在我对这种爱可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似乎一个人没有爱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们家非常富有，而我们家只是普通中产阶层，拥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从走廊进来直接就是家门。我很仰慕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崇拜是情感联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也有一位女佣，但是她用的是我用过了的洗澡水。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贫穷和富有之间有很多可怕的精细的亚层。在贫困里面，再往下数，你认为还有几种可以细分的层次？……你是富人，你不会理解每个月收入四百到六百之间的巨大差距。每个月收入两千和一千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我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家是每月收入八百的阶层，而我丈夫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五百，我必须要适应这种差距。
他们家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家的截然不同。我们租的是公寓房，他们租的别墅。我们有一个阳台，种着天竺葵，他们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两坛鲜花和一株老核桃树。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冷藏柜，夏天必须自己买冰块放进去用来降温，而我婆婆家里有一台小电冰箱，可以制出漂亮、整齐的四方冰块。我们家里有一个负责打点所有事务的用人，而他们家却有一对仆人夫妇，分别担任用人和厨师。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们有四个，加上客厅实际上有五个。他们的客厅门上挂着雪纺纱窗帘，宽敞明亮；我们家只有一个前厅，冷藏柜也摆在那里——就是普通佩斯家庭那种光线昏暗的前厅，角落里摆放着鞋刷子盒，还有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挂衣架。我们有一台三管收音机，是我父亲分期付款买来的，只能“接收”它感兴趣的电台；他们家的收音机有柜子那么大，就像一件家具，同时具有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功能，靠电流运转，可以更换唱片，在房间里甚至能欣赏日本歌曲。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要生存下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如何优雅地、有教养地、循规蹈矩地、始终如一地生活，而后者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巨大的差别，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
有一次，吃早餐时，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他对我说：“我对餐厅里那些紫红色的椅套感觉有些厌倦，它们过于鲜亮刺眼，仿佛有人在那里一直尖叫。亲爱的，你去城里转转吧，找些别的椅套在秋天用。”
他要把十二个“让人有些厌倦”的椅套全部换掉。我困惑地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目光严肃，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确——我不否认——那个惹他心烦、让他焦虑的刺眼颜色是有一点俗气。那是我母亲选的，椅套还是全新的。他离开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是傻瓜，我清楚地知道，他想通过这个对我表达什么……他想说的话，不能用直接、准确和唐突的言语来表达，即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品位上的差距，我来自另一个世界，即使我懂得并学会了一切，即使我跟他一样也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一个层次，由于一个他所喜欢的、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色调差别而使我跟他变得判若云泥。与贵族相比，市民[2]阶层对这些细微感受的差异尤其敏感。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明自己，而他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市民永远要迫不得已地去争取去储蓄去积累；而他，事实上既不属于要靠奋斗生存的第一代，也不属于靠储蓄和积累苦熬的第二代。这些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当时他在阅读一本德文书，并且宣称他找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因此我挖苦地问道：“那么，你真的相信你了解了自己？……”
“当然了解。”他回答说。在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如此炙热，让我几乎为自己的提问感到追悔。“我是一位艺术家，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表现的艺术形式而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就会面临危机。”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对此根本不理解。他既不写作，也不绘画，更不演奏音乐。他鄙视艺术爱好者，但是他阅读很多书籍，“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这是他最喜欢的词——对我来说他实在是有些过于系统和有条不紊了。我喜欢阅读，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心情而定，而他阅读，仿佛要履行生命中的一项重大义务。如果他开始阅读一本书，他从不会放弃，会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即使那本书很无聊或者令人生厌，他也要坚持读完。阅读对他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如此尊重每个字，就像神父对待圣书一样虔诚。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绘画，以同样的意志力前往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他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由衷地感兴趣，他对所有涉及灵魂的事情都满怀激情；而我，却只对他感兴趣。
可惜他恰恰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他管理工厂，经常旅行，雇用艺术家并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他非常留意，从不把自己比绝大多数雇员和顾问独特得多的个人品位强加到别人身上。他讲的每句话都极有分寸，彬彬有礼，就像为某事寻求谅解一样，就像自己毫无主见，需要得到别人帮助一样，但在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上，尤其是事业上的事情，他却能表现出果断、固执的态度。
你知道我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世上最罕见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说的“男人”一词，既不同于那种舞台上或者爱情剧里英俊男主角的概念，也非指人们常说的那类拳击冠军式的男人。他的灵魂是刚毅的，是一个坚定而谨慎的人，敏锐又焦躁不安，多思且充满猜疑。对于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明白。一个人在生活里很难什么都学会。
在学校里谁都没学过这些，包括你我，对不对？……
也许，我该从他向我介绍了一位朋友的那一天讲起，那个人叫拉扎尔，是位作家。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你读过他的书吗？我已经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我对他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咀嚼，仿佛他的书里隐藏着的某种秘密，而那同时也正是我生活的秘密，但是最后我没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答案，我没有找到这些秘密的答案。生活的答案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我在此之前没有阅读过这个作家的任何字句。他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也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我丈夫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还是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我的丈夫正在家里陪着这个人，于是，某种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在我们婚姻的第三个年头，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先生。我和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人一起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了解他，但是我发现，对于他的喜好、品位、欲望我一无所知。你猜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拉扎尔和我的丈夫，就在那天晚上？……
他们在玩游戏。
但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奇怪和焦躁不安的游戏啊！
他们没有打法式扑克牌，根本没有。我的先生本来就非常痛恨和厌恶打牌之类中规中矩、缺乏想象力的娱乐方式。他们在做游戏，那么奇怪，有点可怕，起初我一点都没有理解他们，我感到害怕，紧张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我误入了疯人院。我丈夫跟这个人在一起时，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在我们婚后第三个年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在起居室里见到我丈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一起，那位先生友好地向我走过来，他瞥了我丈夫一眼，然后说：“你好，伊伦卡，你不会生气我把彼得带到家里来吧？……”
他指着我的丈夫说，我丈夫一脸窘态地站起身来，用尴尬的、充满乞谅的眼神看着我。我相信，他们肯定疯了。但是他们没有过多留意我的神色，那个陌生人接着拍着我丈夫的肩膀说：“我在奥雷纳大街碰上了彼得，你知道吗，他连停都不想停一下，这个疯子，他只想敷衍了事地打个招呼后溜掉，我当然没有放他走，我对他说：‘彼得，你这头老驴，你没生我的气吧？……’然后我就挎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好啦，孩子们!”他接着说，“你们现在可以拥抱了，我允许你们吻吻脸。”
你能想象得到吗，我是如何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的？我手里攥着手套、挎包和帽子，就这么木讷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仿佛是一头灰色的小蠢驴，只知道傻愣愣地看着。我的第一感觉是赶快跑出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或者叫一辆救护车来，我甚至还想到了警察。但是就在这时，我丈夫朝我走过来，不安地吻了我的手，然后垂下头来对我说：“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吧，伊伦卡，伊伦卡，我为你们现在的幸福感到高兴。”
然后我们坐到桌前吃晚餐。作家坐到了彼得的位置上，他开始安排，吩咐用人，就像他才是一家之主。他没有跟我使用“您”，而是以“你”相称。女佣认为我们全都发疯了，她甚至惊诧地将沙拉盘子掉到了地上。晚上他们仍然没有给我解释那个游戏的规则，因为我的一无所知、混沌不明正是那个游戏的趣味所在。他们还商量好，他们两个人，在等我的那段时间，要进行一场完美的演出，就像两个真正的专业演员一样。根据这出戏脚本里写的基本剧情，我和彼得几年前离了婚，然后和这个作家——也就是我丈夫的朋友结了婚。彼得很受伤害，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房子，家具，所有的一切。总而言之，现在作家是我的丈夫，彼得和他在街上相遇，作家挽着的是我那深受伤害、已经离异的前夫，他对彼得说：“你看，别再犯傻了，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上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伊伦卡也很想见到你。”然后彼得真的上来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在从前我和彼得生活的房子里友好地共进晚餐，作家是我的丈夫，他睡在彼得床上，占据了我生命中原本属于彼得的位置……你懂吗？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游戏，就像两个疯子一样。
除此之外，这个游戏也有其具体的细节刻画。
彼得扮演的是一个备受回忆折磨，处于困惑之中的角色。作家扮演的是过于从容自如、无拘无束的角色，而实际上由于情境的特殊性他自己也局促不安，面对彼得时内心充满犯罪感，因此他表现得声音高亢，面容可亲。我扮演的是……不，我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是坐在他们中间，轮番注视着这两个成年人，这两个聪明人所做的让人费解的愚行。
当然，我最终还是领悟了这出游戏的精妙内涵，然后也开始遵循这个群体游戏的特殊规则。但是，那天晚上，我也领悟到了别的什么。
我的丈夫，我曾坚信他完全彻底属于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从头到脚连肌肤和毛发都属于我，我以为我拥有他内心深处的全部隐秘；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属于我，对我来说，他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他拥有很多秘密，就好像我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疑点：也许他曾坐过牢，也许他有病态的热情，也许在他身上有着跟我在过去几年内以为的完全不符的东西。我发现我丈夫只在某些方面跟我是亲密的伴侣，除此之外，他就像这位我丈夫在半路上遇见并带回家来的作家一样神秘陌生。他们背着我，发明了一种荒唐、令人费解、带有同谋性质的游戏，并且在我面前表演。我知道，我的丈夫不仅仅活在我所认识的那个世界里，他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同时发现，这个人，这个作家，对我丈夫的心灵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现在人们对这方面写了很多，也谈论了不少。什么是政治力量，是什么理由导致一个人能将他的意志灌输给千百万人？而我们女人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你说是爱情。也许就是爱情吧。我有时对这个词心存疑惑。我不否认爱情，当然不会。它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男人们，当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爱我们时，他们是鄙视这一切的。每个真正的男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所保留，有所克制，仿佛拦阻女人进入他们本性、灵魂的领地，如同他对他爱的那个人说：“好了，就到此为止吧，亲爱的，别再往前走了。就到这里吧。在这儿，在第七个房间里，我想自己独处。”愚蠢的女人会为此发疯崩溃，聪明的女人由此黯然神伤，她们会变得好奇，最后被迫接受了现实。这是什么力量？
这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灵的统治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并不快乐、焦躁不安、聪明、可怕，同时并不完美、受过伤害的作家拥有能够掌控我丈夫灵魂的力量？
因为他本身就拥有这种力量，后来我才明白这一点，他身上具有某种危险、致命的力量。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丈夫有一次对我说，这个人是他生命的“见证人”，他努力尝试解释。他说，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见证人，在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这个人更为强壮，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实际都是为了能把内心深处感到羞愧的事情在这位无情的法官面前隐藏起来。见证人不相信我们。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一切。也许你会被任命为总理或者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见证人只是微笑。你相信这些吗？……
他还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为了奉献给见证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并且从他那里获得证明。在职业生涯中，在个体生命中，他所有的努力首先是为见证人准备的，你了解那种窘迫的处境吗？当年轻的丈夫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位”朋友时，介绍他年轻时代伟大的伙伴时，他焦虑地等待朋友的反应，他的朋友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他的选择是否正确？……他的朋友当然深思熟虑并且极其友好，但是暗地里却心生妒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都把朋友从一种感情关系中排挤了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只是他们更有意识，因为他们俩知道得很多，而我对他们知道的东西却一无所知。
但是这一次，我从他们的交谈里明白：这两个同谋——我的丈夫和作家——知晓某些关于男人和女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丈夫跟我从来没有提过。好像这些事不值得跟我提似的。
午夜过后，这位不速之客走了以后，我走到丈夫跟前直接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我？”
他从雪茄的烟雾后疲惫地眨着眼睛盯着我，仿佛刚泡完酒馆回来，带着宿醉的微醺听我的责骂，实际上，那一天晚上我丈夫第一次邀请那个作家到我们家，并跟他一起进行那个奇怪的游戏，留给我们比狂欢或大吃大喝后更糟糕的余味。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累，特别苦涩的感觉席卷而来。
“没有，”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没有瞧不起你，怎么会呢。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是一个聪明女人，而且有很强的个性。”他肯定地说。
我思忖着，心怀疑虑地听着他讲的话。我和他面对面地坐到已经收拾好了的桌子旁——我们在桌子旁坐了整整一晚，晚饭后没去客厅里，而是在一堆烟蒂和空葡萄酒瓶之间“席后倾谈”，因为客人喜欢这样——我怀疑地反问：“聪明，有个性，是的，但你对我的个性和内心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令人伤神。我的丈夫认真地看着我，但是没有回答。
好像他在说：“这是我的秘密。我肯定了你的聪颖和个性，你应该感到知足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很久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作家很少到我们这里来。他和我丈夫也不经常见面，但是我还是能察觉到他们找机会见面的迹象，就像一个妒忌的女人感觉到丈夫身上一次短暂相遇遗留下的气味一样，甚至能感觉被一个女人的手紧握过而在男人的肌肤上留下的香料味道。当然，我非常妒忌作家，起初，我时不时地催促我丈夫再次邀请作家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这种时候，我丈夫会不安地回避这个话题。“他过着隐居生活，不大与人来往，”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他是个另类，是名作家，他要工作。”
但我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偷偷见面。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馆里偶然看到他们，我从街上看到他们，我第一次有了那种病态、残酷的感觉，就像被人用锋利的物件，用刀或者尖锐的针刺伤一样。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坐在咖啡馆的一个包厢里，我的丈夫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开始笑起来。我丈夫的面孔再次变得陌生，完全不同于在家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就像我不认识他一样。我感到头晕，快速地走开了，面无血色。
你疯了吗？我想，你在想什么呢？……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一位著名作家，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如果他们见面，也不代表什么。你想让他们怎么样呢？……为什么你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你害怕他们不让你作为第三者参加游戏？怕你不能成为那个特殊的荒诞游戏中的一份子？……你担心自己在他们眼中不够聪明，或不够有教养？你在妒忌吗？……
我该对自己的念头感到好笑，但是疯狂的心跳并没有停止下来。我的心怦怦乱跳，就像我即将分娩必须去医院一样，但那种妊娠时的心跳是甜蜜的、幸福的。我拼命在街上快步疾走，感觉遭到背叛并且被人抛弃。我在理智上理解并且也承认这一切：我的丈夫不希望我和这个古怪的陌生人碰面，只有他认识和了解这个人，他们从年轻时代就已经认识，这是他的权利。另外，我丈夫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感觉到他们某种程度上想骗我蒙我。晚上，我丈夫跟往常一样按时回家，我的心仍然狂跳不止。
“你去哪里了？”当他吻我的手时，我问他。
“哪里？”他望着别处回答说，“哪里也没去，我直接回家来了。”
“你撒谎。”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毫无感情地、冷淡到几乎有些厌烦地说：“对，我都忘了，我在路上碰到了拉扎尔，我们去一家咖啡馆里坐了坐。你看，我真把这事给忘了。你看到我们在咖啡馆了？”
他的语调是那样真诚、平静又有些惊讶，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对不起，”我说，“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没有好感。我相信他既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们的朋友。别再理他，躲他远点。”我乞求道。
“噢！”我丈夫非常好奇地盯着我，他像往常一样非常认真地擦拭着眼镜，“我用不着躲拉扎尔，他从来就不是缠人的人。”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谈过这个人。
现在我很想了解关于拉扎尔的一切，我阅读他的著作，在我丈夫工作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几本，还带着手写的、措辞特别的推荐语。这些推荐文字里有什么特别之处？……那种不敬……我怎么说呢……不，这不是个很准确的词……充满了讽刺和挖苦，就如同作者本人也瞧不上一样，因为他写了这本书。在这些导读中带着某种羞辱、苦涩和悲伤，就如同他的名字下面写着，“是的，是的，我也没有办法，但还是不能把我跟书里描写的人物划等号”。
在此之前，作家在我的印象里颇像某种周游世界的传教士。而这个人在他的书里那么严肃地向世界如此宣告！……对于他写的东西，我无法全部理解，就像他不屑于对我、对读者阐述清楚一样……对此评论家和读者已经做过充分的评论，就像人们讨厌所有的名人那样，也有不少人痛恨这个作家。他从不谈论他的任何一本书籍，从不谈论文学。反之，他对别的所有事情都很好奇：哪天晚上如果他来找我们，我必须向他解释怎么腌制兔肉……你听说过这种事吗……是的，腌制兔肉。我要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腌制兔肉的知识教给他；他甚至请来了厨娘。然后他开始妙趣横生地说起长颈鹿，他海阔天空，面面俱到，他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从不谈论文学。
你说他们是不是都有些疯狂？……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坚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生活中其他的事情那样。他们不是疯子，只是羞于坦露自己的内心。
但是拉扎尔后来消失了，只有他的书籍和文章围绕着我。有时可以听到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比如和某位政客或者某些著名的女人有关；但是从中不会得到任何确实的推论。政客发誓，著名的作家要加入他们的党派，女人们炫耀说，她们征服了这头怪兽，并用镣铐拴住了他，但是最终怪兽还是逃回到自己的巢穴。几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这期间他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活着。他阅读。他写作。也许还施展魔法。说到这里，我向你讲述一件事。
那之后又过去了五年。我和我丈夫已经一起生活了八年。孩子是在结婚后第三年出生的。没错，是一个男孩。我还给你寄过他的照片。我知道，他漂亮极了。然后我再没给任何人写过信，给你也没写过，我不为别的活着，只为我的孩子。我周围的所有事物似乎消失殆尽，无论近的还是远的，都变得与我无关。不应该这么爱，不能如此爱别人，就连亲生子女也不能这样。所有的爱都粗鄙自私。是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通信也中断了。你是我唯一的女朋友，但是我连你都不需要了，因为我有了孩子，是的，那两年，孩子活着时，世界上只有无与伦比的幸福，让人沉浸在安宁、挂念的情愫中。我知道这个孩子不会活太久。我怎么知道的？……人能够感知这类事情。我们能感知到一切，感知命运。我知道，这样的幸福、美好和仁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并不属于我。你不要批评指责我，关于这点我比你更清楚。但是那两年我真的体会过幸福。
孩子死于猩红热。在他第二个生日后的第三个星期，是在一个冬天。
你说，无辜的小婴儿为什么会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次。但是连上帝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能思考这个问题。是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只要我还活着。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痛苦中康复。这是唯一真实的疼痛，孩子的夭折。其他的痛苦与此比起来，仅仅只能称得上相似而已。你不能理解，我知道。你看，我不知该怎么说，我到底是该妒忌你，还是可怜你，因为你不懂这种伤痛之深……我想，我可怜你。
如果第三年没有这个孩子，也许一切都会不同。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的话，也许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因为孩子是最伟大的奇迹，是生命唯一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欺骗，不要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事情自欺欺人，因为我马上要对你说的是我不相信孩子能够解决潜伏在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和无法释解的矛盾。但是很遗憾，现在谈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怎样，孩子还是出生了，活了两年，然后死了。这两年我还是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之后我们就离婚了。
我现在确切地知道，如果在这过程中没有孩子的话，我们可能在第三年就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不能和我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这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一个人深爱另外一个人，却无法与之共同生活。
为什么呢？……有一次我缠住他追问在我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时，他这样回答：“你想让我放弃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这点我做不到，与其这样，我宁可去死。”
我立刻明白了。我这样回答：“你不要去死，还是活下来吧，继续做一个陌生人。”
因为他说到做到，他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他不会立刻付诸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去了，他的某些话会变成行动。其他人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轻率地谈论计划与机遇，但是晚餐以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他谈论结局。仿佛他的话跟他的内心绑缚得很紧，他一旦说出，就会坚持不变。如果他说“我宁愿去死”，那么我应该明白这个人不愿意为我放弃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向我投降，即使去死也不会。这就是他的性格和命运……有的时候，他仅仅是谈话中不经意地提到几个词，对一个人做出判决，在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计划”，之后几年过去，他没有再说起这件事，某一天我意识到，他判决的那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而那个他附加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后已经变为现实。婚后第三年我已经很清楚，我们两人之间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我的丈夫一向彬彬有礼、温柔体贴，而且他爱我。他从不骗我，也没结识其他的女人，只有我。但是……你注意听着，不要看我，我想我脸红了……我感觉到在我婚姻的头三年和最后两年，如同我不是他的妻子一样，而是……他确实爱我，怎么会不爱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似乎容忍我出现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宽容的耐性，仿佛他除此别无他法，因此只是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也住在那里，住在第三个房间里。这就是世界的秩序。他愿意和我聊天，和蔼客气地说话，摘下眼镜，认真倾听，给出建议，有时也开个玩笑。我们一起去剧院，我看到他在人群中跟其他人讲话时，昂着脑袋，手臂交叉在胸前，带着一丝疑惑，面带善意的嘲讽和半信半疑的表情倾听着别人的讲话。因为他从不轻易相信别人。他听他们讲话时，总抱着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予以答复，但是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某种同情、怜悯的味道，就像他知道，世事充满无奈、狂热、谎言和无知，不需要相信一切。即使另一个人以一种绝对的诚意和他讲话，他也不会相信。这点他当然不能告诉别人，因此他总是怀着良好的出发点，带着宽容的心，认真地，带着疑虑聆听他们，过程中有时他会微笑或者摇头，就像对另一个人说：“请您接着讲，我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先前你问我是否爱他。在他身边我极为痛苦。但是我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因为他是个忧伤、孤独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他，连我也不能。但是，我要花多少时间，经受多少折磨才能知道并理解这一点啊！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他瞧不起我，轻视我……但是他的言行中也包含别的东西。这个四十岁的人是那样的孤寂，就像荒原中的修道士。我们生活在大都市中，家境富裕，交友甚广，社交圈庞大，但是我们恰恰是孤独的。
一次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个样子，仅仅一次，一瞬间而已。孩子出生时，这个面色苍白、忧郁、孤独的男人走进房间。他不安地走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某种尴尬、夸张的情景里，对一切都感到有点难为情。他站在摇篮前面，犹豫不决地倾斜上身，就像他习惯的那样，双手背到了身后，小心，审慎，带着克制。那一个小时我很累，但是我特别注意观察他。
他朝着摇篮倾下身来，那时，就在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闪出一种光辉，就像从他身体内部开始发光一样。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长时间地看着孩子，大概有二十分钟，一动不动。然后朝我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放到我的额头上，就这样站在床边，一言不发。没有看我，只是凝望着窗外。我们的宝贝就出生在那个多雾的十一月的凌晨。我丈夫在我的床边也站了一会，抚摸着我的额头，他的手掌滚烫，然后开始和医生交谈，就像他已经处理完事情而开始谈论别的事情一样。
但是我知道，在那一刻，也许在他生命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体会到幸福。也许他也会愿意为此对他称之为“男人尊严”的那个秘密做出让步。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以另一种更为亲密的方式和我谈话。我可以感觉到，我还未完全进入他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人在跟自己斗争，试图战胜他内心深处抗拒的力量，战胜傲慢、恐惧、伤害、怀疑等那些奇怪的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情绪，这些纠结阻碍其成为与其他人相同的人。为了孩子他愿意与世界和平共处……至少在有的时候。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在孩子活着的时候，我满怀狂热的希望，我看着这个男人如何与自己的性格抗争。他与自己较量，就像一位驯兽师与猛兽较量。这个寡言少语、既骄傲又忧郁的人千方百计地努力彻底成为自信、谦虚、卑微的人，比如他会买礼物，送给我很多小礼物。这真是让人感动得落泪。因为像他这样羞怯的人是羞于送别人琐碎的礼物的，圣诞节、生日时我总是收到那些昂贵、奢华的礼物，比如一次华丽的旅行、贵重的裘皮大衣、崭新的汽车、首饰……他花二十菲列买一包烤栗子带回家。你明白吗？……或是马铃薯糖或别的什么。现在他则带这些东西回家。他给予我一切，最好的医生，最漂亮的婴儿房，这枚戒指也是那时他送给我的……是的，很贵重……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带着尴尬的微笑，略带羞涩，从绢纸中打开用钩针编织的精美的婴儿外套和头巾。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婴儿房间的桌子上，脸上挂着请求原谅的微笑，然后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我想说的是，那样的情境让我几乎热泪盈眶。因为高兴，因为希望，甚至夹杂着其他的感受：恐惧。我担心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不能战胜他自己；担心我们，他、孩子和我……都不能这样坚持下去，不能忍受这一切。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是什么事情？……我去教堂祈祷。“上帝，帮帮我们吧！”我说。但是上帝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与自己较量。
你看，你现在也变得不安了吧？你问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亲爱的。这八年中我也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而且离婚后我还一直在想。有时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相。但是所有的结论都非常可疑。我只能说出我察觉到的症状、现象。
你问，他爱过我吗？……是的，他爱过我。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他只爱过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孩。
他对他的父亲孝顺体贴，极为尊敬。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我的婆婆每周在我们这里吃一次午饭。我的婆婆，多么苦涩的词语！这个女人，我丈夫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最精致的人类杰作之一。我公公去世之后，这个富有、高贵的妇人独自住在那个大宅子里。我很怕她会习惯性地到我们这里来。人总是充满偏见，但是这个女人谨慎得体、体贴仁慈，她搬到了一个小一点的公寓，没有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非常周全、聪明地独自解决了她生活中琐碎、棘手的日常事务。她没有乞求同情和怜悯。当然她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她儿子的事情，只有母亲能了解真相。她知道她儿子对她体贴、恭敬、细心，只是……他不爱她吗？多么可怕的字眼，但是我们应该平静地说出这个事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我丈夫身边——这是我们俩从拉扎尔那里学到的——就是真实的话语拥有某种创造和净化的力量。在他们俩之间，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从不曾发生过分歧和争论。“亲爱的母亲，”其中一个说，“亲爱的儿子，”另一个答。他们总是吻手，有着仪式般的礼貌，就是从没说过一句贴心的话语。他们从来不会同时长时间地待在一个房间；一个站起来并以某种借口离开，或者叫其他人进来。他们害怕独自共处、四目相对，就像突然要说出些什么，那将是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是母子二人不能谈论和面对的。我是这样感觉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对吧？……是的，事实如此。
我非常愿意让他们和平相处。可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红过脸！……他们非常谨慎，就像一个人碰触肢体的伤口一样。有时我去触摸这层关系。但是刚一触及，他们即惊恐万分，马上转移话题。我又能说什么？控告和申诉无法建立在没有看到、无法感知到的迹象基础之上。我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某些方面彼此有过亏欠吗？我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们俩都完成了“自己的义务”。他们整个一生似乎都用来证实自己没在犯罪现场。命名日、生日、圣诞节、大大小小的家族纪念日，母亲收到礼物，同时也赠送礼物，我的丈夫吻她的手，我婆婆吻我丈夫的额头。母亲午餐或者晚餐时坐在餐桌最重要的位置，每个人恭敬地和她交谈，谈论家庭或者世界的问题，他们从不争论，聆听母亲严谨、客气和低声的观点，然后接着用餐和谈论其他的话题。很遗憾，他们总是谈论其他的话题……哦，那些家庭聚餐！那些谈话间歇的停顿！那些“其他的话题”，那些客气的沉默，永远如此！我不能跟他们讲话，在汤与肉之间，在生日与圣诞节之间，在青年和老年之间，他们总是在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不能说他们什么，因为我的丈夫也和我“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也像我的婆婆一样从这些聆听与沉默中饱受折磨，有时我想，我们两个人，他母亲和我，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秘密，不能解决和完成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真正的任务。我们不理解这个人。她给了他生活，我给了他一个孩子……一个女人能否给予一个人更多？你认为不能吗？……我不知道。一天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我想对你说，今天，因为我们见面，我看到他了，并且感觉到所有的一切再次涌上心头，我必须向谁倾诉，因为这始终困扰着我。那么现在我和你诉说吧。你不累吧？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吗？你听我说，大概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讲完。
也可能，他尊重我们，并且他肯定也是爱我们的，但是无论是他母亲还是我都没有理解他。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失败。
你说，爱不需要，也不可能被“理解”吗？你错了，亲爱的。我本来也是这样说的，很久以来我无助地对着天空尖叫和控诉，期盼得到答案。爱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背后藏着意愿与意图的人类感觉，到底能有多大价值？……你知道，当人老了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而且要去“理解”并学会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是的，你不要摇头，不要笑。我们是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理性所控制。我们的感觉和动机由于理性变得让人可以忍受或者无法忍受。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这点我们不必争论。我很清楚我所了解的东西。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我的生活，亲爱的，我的整个生活。我现在和你坐在这里，坐在这个红色的沙龙里，我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打包橘皮蜜饯。这也不让我多么惊讶，他现在能把橘皮蜜饯打包带回家。那个女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这种庸俗的大众化品位。
你问谁的品位？……当然是另一个女人的。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他又结婚了……我以为这个消息会传到你那里，传到美国，传到波士顿。你看，人是多么幼稚，把个人的事件和真相当成世界大事。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离异，我丈夫再婚，确实在世界上也正发生着很多大事，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一直在酝酿战争，直到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不让人惊讶，连拉扎尔也说，当人类长时间以极大的意愿、耐力、远见和谨慎准备一件事情——比如战争——终有一天它会发生。但是如果在那几个月里，在报纸头条，以我的战争、我的争吵、我的失败、我的局部性胜利当作新闻，用大号字母发表，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基本上前线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孩子出生时，我们离这一切还都很远。
也许我可以说，在孩子还活着的那两年里，我丈夫跟我，跟世界缔结了和平条约。但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和平准备、停火间歇，他在等待和观望。他努力理顺他内心千丝万缕的头绪。因为这个人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我和你说过，他不仅是个真正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位绅士。当然不是那种在赌场因付不起赌债而与人决斗或者举枪自杀的那种意义上的绅士，而且他连纸牌都不玩。有一次他说，绅士是不应该打牌的，因为他只有权得到他工作换来的钱财。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绅士。他对弱势阶层彬彬有礼、耐心可嘉，面对同阶层的人时严肃、守矩而注意保持自己阶层的身份。他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其他阶层，所以不能承认其他高于他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那些阶层。只有艺术家赢得了他的尊敬，他说，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角色。他不承认任何人高于他。
因为他是一位绅士，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努力消除自己心灵上那可怕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我饱受折磨。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努力亲近我和孩子。就像老虎决定从明天开始做格森食疗[3]，并且报名参加救世军。哦，生活真是艰难，做人真难……
但是我们这样一起生活了两年，不是太好，也不很幸福，只是过得平静而已。他以惊人的力量熬过了那两年。让一个人违背自己本性地活着需要超越人类的力量。他咬紧牙关尽其所能地幸福。在某种僵硬的痉挛中想要解放，想要变得轻松、无忧和亲热。可怜的人！……如果我能在感情方面给予他自由，把所有的渴求，对爱的需求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也许他能少受些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我内心发生了某些我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我只是通过我丈夫来爱我的孩子。也许，上帝为此而惩罚我。你为什么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相信我？……或者你感到惊讶？……是的，亲爱的，我的故事并不让人感到亲切有趣。我为孩子而欢欣，只为他而活，只有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我是因为他才爱孩子，我是为了他而爱孩子，你明白吗？我用孩子把我的丈夫拴住，从内心完完全全地拴住。也许说出来让人觉得可怕、卑鄙，但是我现在知道，孩子，我为之永远哭泣的孩子，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我强索我丈夫的爱的借口。假如要我在告解室忏悔这些直到黄昏，我真不知该怎么用言语表达。但是即使不用言语他也知道，私下里我也知道，从内心完全知道，之所以没有可以表达的正确言语，那是因为还没找到某种话语来形容我人生的不寻常现象……正确的话语姗姗来迟，为等待这些话语的成熟我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话语在那时只有拉扎尔一个人拥有。某一天他转交给了我，伴随着附加动作，就像一个人校正了机械装置，打开了一个秘密抽屉一样。但是那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周遭的一切从外部看井然有序。早上保姆把孩子抱到早餐桌旁，孩子穿着浅蓝色和玫瑰色衣服。我丈夫跟我和孩子说话，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去工厂上班。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我们要招待客人，他们来祝贺我们拥有的幸福、我们的华美宅邸，年轻的母亲，可爱的小孩，无忧无虑的气氛。离开时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我想我是知道的。只有蠢货才妒忌我们。当聪明人和敏感者跨出我们家的大门时，他们心里会想：“终于又能一个人了！”我们拥有豪华的厨房，他们喝着稀有的外国葡萄酒，谨慎地交谈。只是所有这一切缺少了什么，客人们关心什么时候离开。我婆婆也带着那么克制的惊恐赶到，带着格外的匆忙离开。我们察觉到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充分理解，我丈夫也许理解，是的……但那时无法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咬紧牙关，被迫幸福。
我在内心深处不让他自由，一刻都不行。我用孩子把他拴在我的身边，用我的爱情需求悄无声息地敲诈他。人和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强迫的力量？……是的，只有以这种形式才存在。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孩子的，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知道只要孩子在他就在，并且只属于我。上帝没有宽恕这种行为。人不能怀着企图去爱。不能用使人扭曲、癫狂的方式去爱。你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爱吗？……至少我过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爱的。
我们生活在孩子的生活之上，我们互相搏斗。面带微笑，礼貌，满怀热情，无声地战斗。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累了，就好像我的手脚麻木一样。因为这些年我也以惊人的力量在忍受，不只是他。
我累极了，就像要生病一样。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和煦、甜丝丝的秋天。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开始变得有趣，变成那么可爱、迷人的一个个体，一个人……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孩子已经睡了。我的丈夫说：“你想去梅拉诺[4]待六个星期吗？”
两年前我请求他在夏末秋初时带我去梅拉诺。我很迷信，我对那些骗人的偏方也颇感兴趣，相信葡萄疗法。那时他没和我去，随便找了一个借口避开了这个请求。我知道，他不喜欢和我一起旅行，因为他害怕旅行过程中过于亲密，害怕那些四目相对彼此陌生的感觉，害怕在宾馆房间里完全为彼此而活。在家里，我们有住房、工作、朋友圈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但现在他给予他能够给予的。
我们前往梅拉诺。我的婆婆这段时间——按照通常的习惯——搬到我们家里来照看小孩。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包含了蜜月、告别、相知、折磨等所有的一切，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他努力在我面前敞开心扉。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跟这个人共同生活一点也不无聊。我饱受折磨，几乎要死去，有时几乎被毁灭，有时又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我再次获得生命，但是没有一刻我是无聊的。这些我只是随便说说，于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梅拉诺。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一个充满生机、浓郁、优美的世界。我们是开车去的。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果实。空气中充满了水果的清香和花香，就像身处一个百花开始凋谢的花园里。这些富有的、无忧的游客们，就像一群横冲直撞、大腹便便的马蜂一样，在这温暖的丰沛光线里嘟嘟囔囔、飘来荡去、喃喃私语。美国人在充满着发酵葡萄汁味道的阳光下晒太阳，法国妇女像只蜻蜓，还有谨慎小心的英国人。那时世界还没被间隔，所有的一切，整个欧洲，人们的生活眨眼之间就会沐浴在阳光下。但是所有的一切有一种行将失控发疯的急躁，所以充满了及时行乐的味道。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里，去看比赛，听音乐。我们的两个房间相通，面向群山。
这六个星期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是那种期待吗？……希望？……我们周遭一片寂静。我的丈夫带了很多书，他有着完美的文学鉴赏力，他能区别声音的真伪，就像拉扎尔能做到的那样，或者就像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黄昏时分，我们坐在阳台上，我给他朗读法国诗歌，英国小说，沉重严肃的德国散文，歌德的作品和已出版的霍普特曼的戏剧《弗洛里安·盖尔》的几场戏，他特别喜欢这部戏剧。自从有一次他在柏林剧院欣赏了那部戏剧之后，总是念念不忘。另外他也喜欢《丹东之死》[5]，喜欢《哈姆雷特》和《理查德三世》。奥兰尼·亚诺什[6]的组诗《秋水仙》我也要朗读给他听。然后我们打扮整齐，去一家大饭店吃饭，畅饮甜腻的意大利葡萄酒，品尝螃蟹。
我们过得就像那些新贵，似乎要把生命中错过的所有东西一次性加以补偿和品味。他们听着贝多芬，一边啃着腌鸡，一边啜着法国香槟，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似乎要向什么东西告别一样。在战前的最后几年，一切都在一种不知不觉的告别气氛中流逝了，我丈夫这样跟我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我没有和欧洲告别——我们是女人，生活在彼此之间，我们内心承认，这些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没有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种感觉，从这种感觉中，从内心深处我没有力量抽身而出。有时我被这种无能为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桌子上玻璃托盘里摆放着葡萄和大大的黄苹果，那时是梅拉诺苹果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苹果香味，就像某处一个巨大的装有糖煮水果的广口瓶忘记扣上盖子，敞开着一直散发着香气。宾馆底层正在上演法国沙龙乐队演出的古典意大利歌剧。我的丈夫让人送来葡萄酒，葡萄酒叫“基督眼泪”[7]，深棕色的，盛在水晶酒杯里，摆在桌子上。所有这一切，包括音乐里，都有着某种甜甜的，熟透了的意味，有一点令人倒胃。我的丈夫意识到了这点，他说：“我们明天回家吧。”
“好的，”我说，“我们动身吧。”
他突然用那种孤独、低沉的嗓音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就像陌生、原始的乐器在演奏：“你说，伊伦卡，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之后？”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个夜晚星辰密布，我仰望星空，秋日的意大利星空，感到不寒而栗。我意识到，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所有的努力已失去意义，应该说出真相。我的手脚冰凉，手心却因激动而冒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放弃你。我不能想象我的生命中没有你。”
“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平静地说，“我甚至不奢望你能做到。也许时候未到，或许永远都不是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在这段旅行中，在我们的人生中确实存在某些卑微的、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说出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终于说出来了，我闭上眼睛，感到眩晕，就这样闭着眼睛听着。我只说：“那么你说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沉默许久，思索着。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燃香烟。在这段时间他吸的是味道浓烈的英国烟，掺杂着鸦片，那烟雾让我有点头晕，但那是属于他的味道，就像他的内衣柜子里的香草味道一样，他的衣服、内衣要用这种苦涩的英国香草味道熏染，这样他才喜欢。一个人是由多少不同的细节组成！最后他说：“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爱我。”
“不可能，”我牙齿打战地说，“你是个凡人，你一定有爱的需求。”
“是的，这就是女人不想相信的事情，她们不能明白，也不会理解。”他说，就像对着天上的星星讲述一样，“有一类男人，他们不需要爱，没有爱他们也过得很好。”
他平淡而毫无感情地说着，语气疏离、态度自然。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所有的事情说的都是真话。或者至少他相信他说的是事实。我开始妥协：“你无法完全了解你自己。也许因为你没有勇气来承担感情。感情是需要人更加简单、更加谦卑的。”我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他丢掉香烟，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你看到过他有多高吗？——比我要高一头，但是那一刻他完全凌驾于我之上。他倚在阳台的栏杆上，悲伤中似乎显得更高大，在异国的夜空下，我多么希望解开横亘在他内心深处那个忧伤、陌生的秘密。他抱着双臂说道：“什么是女人生命的意义？是一种感觉，女人可以为之完完全全地奉献自己。这点我很清楚，但是我只能跟随自己的理智生活。我不能为一份感情而放弃自己。”
“那么孩子呢？”那时我几乎以攻击性的声音问道。
“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声音活跃起来，带着不安的颤抖，“为了孩子我愿意忍受一切。我爱孩子。我是因为孩子才爱你的。”
“而我……”我开始说，但是中途沉默了。
我没有勇气说出，我因为他才爱这个孩子。
那个夜晚我们谈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当所有的一切重新浮现，我几乎能记起他所说的每字每句。他还说：“女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男人依靠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活下来。其他的只是点缀、副属品。孩子，是个特殊的奇迹。在这点上人会妥协。我们妥协吧。那么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请你少爱我一点，多爱孩子吧。”他带着怪异、沉闷、几乎是充满威胁的口吻说道，“你从内心放掉我吧，你知道，我不要别的什么，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想法或秘密的计划，但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样敏感的紧张气氛中。有些男人有女性特质，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但同时也有另一类男人，他们能做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容忍爱，尽力忍受，而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每个真正的男人都是谨慎的，这点你必须要知道。”
“你想要怎样？”我痛苦地说，“我要怎么做？”
“我们达成一种约定吧，”他说，“为了孩子，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很清楚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语气严肃地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只有你能缓解这种束缚。如果我想要离开的话，早就离开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孩子。如果我要求你做得更多，或许那是不能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要像现在这样无条件地、从生到死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我无法忍受。我对你感到抱歉，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