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蝗虫泛滥成灾的那年，就在蝗虫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在那一年我听到了两种声音……孩子！孩子！现在离蝗虫来的那一年似乎已经很久了，所有的树木都被啃得光秃秃的。发生了这么多事，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说什么呢？”我问。

有个声音在说：“二……二，”说，“二十……二十。”

“哈？说什么？”

“二……二。”第一个声音说，“二十……二十。”另一个说。

“哦，二！”我冲你爸爸大声喊，“二十……二十——你难道没听见吗？”

“二……二。”它又说，第一个声音从窗户里传来，“二十……二十。”第二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哦，你难道没听见，甘特先生？”我大声问。

“哎呀，天哪，女人！”你爸爸说，“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这儿什么人也没有。”他说。

“哦，真的有，就在那儿！”我说，然后我又听见它们在说，“二……二。”“二十……二十。”

“它们在那儿！”我说。

“啐， 甘特夫人，”你爸爸说，“是你在胡思乱想。你刚睡着了，你肯定是做梦了。”

“哦，不是，我没有做梦，”我说，“就在那儿！真的就在那儿！”——因为我就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听得清清楚楚！

“事出有因，”他说，“你累了，而且过度紧张，所以你胡思乱想了。”

接着，铃声响了，他起身要走。

“哦，别走！”我说，“我希望你别走。”——你知道我有预感，见他要走我很担心。

接着我又听见——“二……二。”第一个声音说，“二十……二十。”另一个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哎呀，真的！老天哪！我难道会忘了，孩子！——就在那一年，那一时，那一刻发生了这件事，一天也不差……因为那年家乡来了蝗虫，所有的树木都被啃光了。

但是，哎呀，当时！——本恩——史蒂夫——卢克——啐！孩子！吉恩！我的意思是——我现在想起了卢克，所以我不断把你叫成了他。哎呀，现在——哈？要说什么了？

“你刚要告诉我你曾听到了两个声音。”

哦，是的！一点没错！那么，听着，正如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是什么声音？啊？

“是船只出港的声音，妈妈。”

“什么？港口？船？哦，是的，我想应该是的。港口在那边吗？”

“不是，妈妈，在另外一边。你说反了。正好在另一边：就在那儿！”

啊？那边？哎呀，不是，孩子，肯定不是。……你说的是实话吗？……嗯，那么，我发誓！我真是糊涂了。我以为是从那个隧道开过来的。不过，我在乡下是不会迷路的，要是能有个路标，我就会找对了……哎呀，孩子，我发誓！……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哎呀，天哪！这听起来像头老牛！现在离那儿也不远了！你为何要去那样一个地方呢？天哪！听——你听见了吗？我想那是一艘大船正准备出航了。……天哪！你们简直是一副德性：你爸爸也是这样——老想往外跑。要不是我劝他，他肯定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汉了。……孩子呀，孩子，你总不能流浪一生。……一想到你要到遥远的地方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我就不放心。……你总不能和陌生人打交道吧。……你应该回到你的老家来。……孩子呀，孩子，这让我很担心。……快回去吧。

哎呀，我刚才正要说，那天晚上我听见了，第一个声音——啐！这汽笛又响了。好吧，孩子！我要给你说——这声音让我想继续开始讲，但很快又忘了！哎呀，真是，我还没有那么老！我现在就讲给你听，我头脑清醒得很——我想现在开始——唉，所有那些国家——英国，就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如说！我总想去看一看瑞士——那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人们都说，那是个人间仙境……

我说……哦，现在我听到船的声音了！……现在我知道了……哎呀，真的！它就在那儿。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经过的那个桥边？

“就在这儿——就在街道的尽头。这儿！到窗户这儿来，朝外瞧瞧。难道您想不起我们是怎么来的吗？”

想起来了！嗯，孩子，不信你问问，看我还记不记得！天哪！我估计我记得的事情你读都没有读过——那些事实，那些永远没有写进书里的事情。

我想他们本打算把它写进书里，所有的战争和战役，我猜他们对这些是很了解的，但是天哪！——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们那时还没出生呢，他们也没去那儿看过。他们把它描写得好像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好像它发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孩子，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这种情形：微风吹拂，阳光明媚，院子里雾气腾腾，妈妈在唱歌，家禽的身上冒着热气，雨后的那眼清泉因河水而充盈？那天男人们打仗回来，沿着河道往回走的样子，我们当时说的事，现在故者的声音，阳光来来去去，让我感到悲伤，我们站在鲍勃·巴顿的院子里，女人们哭天抹泪，男人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尘土飞扬，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天哪，我真的记得！我真的记得这些事，孩子，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记得我两岁那年的所有事，我告诉你，孩子，从那时起我几乎记得所有的事。

哎呀，真的！——我难道会忘了他们那天是怎样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山谷里——鲍勃·巴顿和你舅舅乔治——他们像个孩子似的用那种陈年的黑泥巴捏了个威利和卢辛迪·巴顿的肖像，那种泥巴在你手里就像油灰一样，可以反复揉捏——我当时一直大声尖叫着——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曾见过他们两个，而且那时我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哎呀！威利和卢辛迪是巴顿上校家的两个奴隶——哦，天哪！我还从未见过像他们二人那样黑的黑人呢。正如爸爸所说，木炭都能在他们身上画出白道道来，他们的父母刚刚从非洲丛林走出来——那洁白的牙齿，当他们咧着嘴笑时闪闪发亮的洁白牙齿——但是，哦，那种气味！那种可怕的气味，那种老黑奴身上的气味是洗不掉的，妈妈受不了这种气味，恶心得要死。他们穿过屋子时身后会留下那种气味——那两个淘气的孩子用他们从小溪里找来的鹅卵石做假人的牙齿，想象一下！——他们竟然对一个两岁的孩子那样说话——哎呀，当时我正看着威利和卢辛迪·巴顿——“当心！”鲍勃说，“他们要来吃你了。”他说，我当时吓得高声尖叫着——哎呀，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那儿的一条小溪里满是从坟堆里流出来的脏兮兮、黑漆漆、油乎乎的东西——当然，爸爸一直认为那里有石油，他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他说要是有人到那儿挖井总有一天会发财的——那时威尔只有两岁半，乔治告诉他，那脏兮兮、黑漆漆的石油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里挤出来的，当他这样对威尔说时，威尔吓得又喊又叫——“哎呀，”妈妈说，“你要是神经错乱地再拿这种故事吓唬孩子，我就把你的脖子给拧下来。”

真的，哎呀！你觉得怎么样？我记得那年冬天一只鹿穿过小路蹦蹦跳跳地下了山，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停下来看着我，我看见鹿角后尖叫了起来。天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我从未听说过这种动物。接着，它又蹦蹦跳跳地窜进了树林，我告诉妈妈，她说，“是的，你看见的是一只鹿。你看见的确实是一只鹿。猎人们把它从山上赶下来了。”——嗯，一点没错！第二年春天，我已经是个四岁的姑娘了，我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事——北方军打过来了，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那些恶棍——有两个家伙骑着偷来的马一路狂奔，拼命地逃跑——唉，那些事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历历在目。那两个衣衫褴褛的骑兵弯着腰，使劲抽打着坐骑，脖子上系着印花大手帕，手帕的两端系在一起，看起来又直又硬，像是被浆洗、熨烫过一样——这下你明白他们当时骑得有多快了——我听见人们在他们身后大喊大叫，我记得女人们当时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男人们都出去躲起来了。“哦，天哪，”妈妈搓着手说，“他们来了！”艾迪·巴顿跑到山上告诉我们，可怜的孩子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尖叫着，“哦，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爷爷孤身一人待在山下，”她说，“他们会杀了他的，他们会杀了他的！”

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两个掉队的北方军，我们还以为他们是谢尔曼麾下的一支先遣部队呢。但是老天哪！一个星期过去了，其余的军队都还没有到来，而那两个强盗早已逃之夭夭了，我认为他们是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偷多少东西。嗯，一点没错！他们经过时，人们看见他们身后并没有军队跟来时，便开始朝他们开枪射击了。他们从马上跳了下来，然后徒步朝山上疯狂地跑去，他们弃马而逃了。战争结束后，有人从遥远的贝德福德县[1]前来领马，他们说正是那两个家伙偷了他们的马。天哪！阿曼达·史蒂文斯亲自在塞维尔河的另一端纵火烧了河上的小桥，把那些从田纳西州来的人拦截了一周后才过去——真的！她站在那里嘲笑他们，你知道的；当然，他们过去曾拿她说的话开玩笑（“天哪！”我说，“你们知道她根本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当然，阿曼达说话很粗鲁，她根本不在乎她说的话，他们后来都说她当时是这样说的——“哎呀，”她冲着他们喊道，“要穿过这样的一条小溪，你们根本不需要桥，是不是？唉，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她说。“哎呀，在这里。” 她说，“我们把那些连这条小溪都过不了的人叫作——病夫。”当然，北方佬只能苦笑，这就是他们所讲的故事。

真的！他们说有一天北方军行军到了镇上，抓住了麦可利老人。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别的意图，只想捉弄一下他。他是个大肥佬，你知道的。他皮肤黝黑、泛黄，头发卷曲，当然，有人说他具有黑人的血统——啧啧！他竟然承认了，唉，他当时就是当着所有北方军的面承认这一点的，我想他这样做是希望他们能放他一马。“好吧，”那些北方佬说，“你要是能证明自己是个黑人，我们就放你走。”唉，他就说他可以证明。“那么，你打算怎样证明呢？”他们问他。“我告诉你应该怎样证明。”那个北方军的首领说，他唤来了一个骑兵，然后吩咐道，“让他在街上跑几个来回，吉姆。”说完，他们便开始跑了，那个士兵和麦可利老人在烈日下跑来跑去。哎呀，当他们回来时，他，麦可利，已经汗流浃背了。据说那个北方佬走过去，仔细地闻了闻，然后大叫道：“没错，老天作证，他说的是实话，伙计们，他是个黑人。放他走吧！”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真的！这一切我都能记得！一点没错！当战士们沿着河道走来，向镇上行进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出家门，聚在约翰舅舅的院子前面，看着他们走过，爸爸和妈妈还有所有的孩子，巴顿家的所有人，以及亚历山大和彭特兰家族，还有我给你说起过的约翰·巴顿家的那两个非洲黑人，威利和卢辛迪·巴顿，还有你曾祖父，孩子，就是他们称之为帽匠比尔的老比尔·彭特兰，因为他做的帽子是最精致的——他知道怎样利用家用碱水来处理羊毛，哦！你从未见过那么精致的帽子，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老农民走到我们家，给了萨姆一顶有待重楦的帽子，然后说：“萨姆，老比尔·彭特兰二十年前给我做了这顶帽子，到现在它仍然十分中用，只需要把它楦一下，洗干净就行了。”我告诉你，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说比尔·彭特兰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

好了，孩子，我想告诉你，我一直说不管你从那里学到什么能耐，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是比尔·彭特兰受过教育，他肯定是个前途无量的人。当然，他虽然没念过书，但是人们都说，他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立场坚定，精神矍铄，你要知道，就在他快去世时，他还让人捎话给萨姆，让他前去看他呢。萨姆说他当时发现他正在炉边一面生火一面哼着歌，泰然自若，毫不慌乱——他说：“萨姆，我很高兴你能过来。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坐在那边的床上吧，”他说，“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嗯，萨姆最喜欢聊天，你要知道，哦！他是世界上最懒的人了，只要躺着说话他也能过上一辈子。“哎呀，”他说，“怎么回事，爸爸？发生什么事了？你身体不舒服吗？”他问。“噢，”比尔说，“我再好不过了，不过我再也不能和你待在一起了，”他说，“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现在是该死的时候了，萨姆，我想在走之前把房子收拾整洁。”“哎呀，爸爸，”萨姆说，“你胡说些什么呀？你什么意思？你没事吧。”“没，什么事也没有。”比尔说。“哎呀，你还能活好多年呢，”萨姆说。“不，萨姆，”老头说，他摇了摇头，“你要知道。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现在是我要去的时候了。我已经收到了召唤。嗯，我已经整整七十岁了，”他说，“浪费了很多时光，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就打定主意了。”“打定了主意？”萨姆问，“哎呀，你打定主意干什么事呀？”“嗨，”比尔说，“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死了，萨姆。”“好了，爸爸，”萨姆说，“你胡说些什么呀？你不会死的。”“不，”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明天下午就死，”他说，“我就打定主意要在明天下午六点十分死，这就是我差人把你叫来的原因。”好了！他们生了一堆很旺的篝火，促膝长谈了一整夜，哦！你要知道，一直，一直谈了一夜，然后他们做了早饭，萨姆后来说起那夜狂风怒号，他们躺下又说了一阵话，然后他们做了午饭，又说了一阵话，老头和以往一样健壮，一样平和，嗯，根本没有一丝的担忧，但是六点的钟声一响，孩子，我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六点的钟声一响，他就对萨姆说，“准备好，萨姆，”然后刚到六点十分，他又看了看他说，“再见，萨姆。是时候了，我要走了，儿子。”说完便转身面向墙壁，嗯，就这样死了——唉，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也表明他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决心——我要告诉你：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该到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的。爸爸也是这样走的，嗯，他一整天都很清醒，而且还不停地问：“现在六点了？还没到？”——他似乎一直想着这件事，你要知道——“嗨，没有，爸爸。”我说，“才到中午。”嗯，六点，六点，我当时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不停地问有没有到六点？就在那一天，先生，就在时钟敲响六点的最后一下不久，他就咽气了，我转身对吉姆低声说：“六点了。”他点了点头，“是的。”他说。当然我们心里都明白。

但是那天，他在那里——我记得很清楚。老比尔·彭特兰和我们站在那儿看着部队经过，他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哦！结过两次婚，有很多孩子，第一个妻子玛莎·巴顿生了八个孩子。当然，爸爸是另一个女人生的，他是十四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一个女人，我记得，那是他从南卡罗来纳州带来的。当然，他们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我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他把一个孩子带到家里来并让她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起坐在桌旁。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从现在起，她就是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要好好地待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一点没错，你可以想一想！所有那些没有早夭或丧命的孩子后来一个个成家立业，组成了各自的大家庭，到目前已经有几百号人了。他们有的生活在卡托巴的山区里，有的生活在佐治亚和德克萨斯，有的生活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现在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张网——不过，他们都来自那里，都是那个老人的子孙后代，他是他们唯一的先人，他是内战时期那个到扬西县[2]铸造铜枪的英国人之子。当然，他们说我们在英格兰有很多地产——我知道，就在比尔·彭特兰死后，鲍勃舅舅来找爸爸，对他说他应该对那些地产进行整修，但是他们却持反对意见，说花销太大——但是他就在那儿，一点没错。那天当他们打仗回来时，比尔·彭特兰和我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部队全都撤回来了。你要知道，男人们都在大声欢呼，而女人们则喜极而泣。不时会有士兵步出队列，然后女人们就开始哭起来，这时鲍勃舅舅来了——只有十六岁，你要知道，但是在我看来，他就像是个老头——他戴着一顶大礼帽，我想那是他从某个商店里抢来的，他没有穿鞋，走了过来，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大哭起来。

“嗨，老天！”鲍勃说，“这真是个热闹的欢迎仪式。”他说，你知道，他想和我们开玩笑，让我们高兴起来。“嗨，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呢，”他说，“我从未想过你们会失声痛哭！嗨，要是早知道你们会不高兴，”他说，“那我就回去了。”

“哦，鲍勃，鲍勃，”妈妈说，“你连鞋都没穿，太可怜了，你光着脚。”她说。

“不是，”鲍勃说，“我急着回家把鞋都穿破了，”他说，“我只好把它们甩掉了，”他说，“不过，要是我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我才不会这么快回来呢。”他说。当然，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但是，孩子，那并不是女人们哭的原因。很多人去打仗就再也没有回来，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后来，我们所有人都涌进了房子，大吃大喝了一个星期。我告诉你吧，尽管那时候我们很穷，但是当时吃的确实很好，才不是现在他们给你做的那种小里小气的东西：炸鸡块——哎呀，我们做了二十几只鸡——还有煮火腿、猪肉、烤耳朵、红薯、青豆，还有整盘的玉米面包、热饼干、桃子和苹果馅饺子，以及各种各样的果酱、果冻、馅饼和蛋糕，此外还有果酒，天哪！我真希望你能看见鲍勃、鲁弗斯·亚历山大和斐特·巴顿狼吞虎咽的样子，嗯，正如妈妈所说，你可以想想自从上了战场后他们可能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我想她说得没错。

哎呀，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五岁的大姑娘了，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同时，我也记得清清楚楚，真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发生的一切——你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孩子，那些事情是你在书本上读不到的：唉，一点没错，我们要学会自己做每一件事，学会种自己吃的东西，学会剪羊毛，学会染色，是的，学会在树林中找漆树、核桃树皮、核桃壳、接骨木果用以染色，把羊毛放在皂矾水里浸泡，直到上面有了我们想要的那种不会失去光泽的深黑色——哦！那绝对比他们现在用的那些东西好——我学会了自己染色，我能染出你从未见过的鲜红色、绿色和黄色来，我学会了纺麻布，然后自己把它漂白，做出最漂亮的衬衫、床单，还有桌布，嗯，没错。那些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哦！那种刺鼻的臭味，你要知道，就是烫鸡毛的气味，妈妈在院子里拔鸡毛，还有烟味，砧板上散发出清新的松木香味，还有所有的气味（我从小就知道那种气味了，孩子），还有呼啸着掠过野草的风，我一听见这风声就感到悲伤（那一年莎莉死了），我坐在那里不停地纺着线，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完全记得——当时他们沿着河道回来，你能听见他们大喊着“万岁！万岁！”我记得他们要进城投票，嘴里高呼着“万岁！”一群人高喊“支持海斯[3]！”另一群人喊着“支持蒂尔登！”

天哪！我确实记起来了！我想我是记起来了！我想起了你闻所未闻甚至想都不会想到过的事情，孩子。

“但是你听到的那两种声音是什么声音？”

好了，现在，我说——我正要告诉你呢：

“二……二。”第一个声音说，“二十……二十。”另一个说。“说什么呢？”我问。他说：“二……二，”又说，“二十……二十。”“哈？你在说什么？”又说，“二……二。”第一个声音说。“二十……二十。”另一个说。

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前几天我还想起这件事……我不明白……但是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唉，就在那一天，你要知道，九月二十七号，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就在两天前，二十五号，我刚和安布罗斯·拉迪克说完话，就在那天上午快十一点的时候，你爸爸从他刻墓碑的工作室回来了，他准备要去见一个从比弗丹来的人，他的妻子刚死，这时他来了，梅尔·波特。你爸爸说他刚回到工作室，嗯，他就站在那儿看着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站在那儿摇着头。你爸爸说他神情忧郁且沮丧，好像遇到了大灾难，所以你爸爸问他：“怎么了，梅尔？我从未见过你这么悲伤。”

“噢，威尔，威尔，”他说，他只是站在那儿冲你爸爸直摇头，“你要知道我多么羡慕你啊！你的生意这么红火，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事。如果我能和你调换工作，我宁愿放弃我所有的一切！”“嗨，你在胡说什么啊！”你爸爸说，“你是一流的律师，工作又好，现在你竟然想和一个用双手雕刻墓碑的、连下一笔生意在哪都不知道的人换工作？”你爸爸说，“真是不知好歹。”你爸爸说，他真的就是那么对他说的，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他说话从来不兜圈子。“真是不知好歹，”他说，“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行当的时候真是太苦了。我得等到别人死了才能得到一份活儿，后来他的家人，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却把那份活儿交给了那些竞争对手。如果我这雕刻墓碑的活儿干不下去了，我就会像你一样去学法律，去帮人打官司。”嗯，人们都说甘特先生的口才很好，如果他学了法律肯定是位好律师。“噢，威尔，”他说，“你应该跪下来叩谢上天，感谢他没有让你干我这一行，”他说，“至少你还能吃饱，”他说，“况且晚上你回到家，你还能在床上睡着觉。”

“嗨，梅尔，”你爸爸说，“你到底怎么了。你肯定在担心什么事，毫无疑问。”“噢，威尔，”他摇着头说，“就是这些人搅得我彻夜难眠，一直在考虑他们！”啊，他并未明说是什么人，也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你爸爸马上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他马上就明白，他指的是埃德·米尔斯和劳伦斯·韦恩，以及乡下监狱里的其他三个杀人犯，他担任过他们的辩护律师。他去那里看过他们了，刚从那儿返回。你爸爸说他一看见他就明白了，因为他发现那人的鞋子和裤脚上沾满了黑人镇里的那种老红土，的确是这样。

“嗨，嗯，梅尔，”你爸爸说。“我想那确实相当难，你根本不用自责，”他说。“你做了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你做得很好了，”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何到现在还要自责。”他说。

“噢，威尔，”他说，“是压力，那种可怕的压力。”他说。“虽然我竭尽全力想要救他们，”他说，“但似乎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说，“他们的妻儿老小，以及所有的亲戚都求我救救他们。”他说，“威尔，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说，“我已经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他说，“在我看来，他们好像死定了。我告诉你，”他摇着头说，你爸爸说他的神情很忧郁，嗯，“你想起，就觉得很可怕！想想看！”他说，“他们的孩子还这么小，需要他们来把他们养大成人，但是现在他们却要背上这种耻辱的名声，一提起他们的名字，孩子们就会想到自己是那些因谋杀而被绞死之人的孩子。嗨，太可怕了，这就是原因，威尔，”他说，“我彻夜难眠，一直在想这件事。”

嗯，那天你爸爸回家去吃饭时，他向我讲了这件事。“我给你说，对他来说这太难了，是不是？我想他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但他还感觉要为此负些责任，或许他没能做到的事正好就能救了他们的命，”他说，“我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的脸色煞白，好像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哼！”我说。“好了，你听我说，这就怪了。我还从来不知道，”我说，“一个律师会因为他的当事人要被绞死而睡不着觉，你不信就来打个赌，”我说，“梅尔文·波特绝不是因为那个原因而睡不着觉。他们难以入睡的唯一原因，”我说，“是他们害怕得不到钱，或者因为他们要精明地算计如何才能从某个人身上得到更多的钱，如果他对你那样说，”我说，“你就可以断定他说的不是实话了——那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的那些话不可靠。”

“不，”你爸爸说，“我认为你说得不对，我想这对他不公平。”

“什么，啐，甘特先生！”我说，“我可没那么蠢！他说的那些话里没有一句实话，他们只不过想博得你同情罢了，你可不能相信他们说的每句话。”

当然，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会诅咒，说胡话，而且还会坚持到底，他们在他面前撒谎，给他戴高帽子，他就会给他们掏心掏肺。嗯！梅尔·波特的亲哥哥，那个可怜没用的老家伙，鲁弗斯·波特——正如俗话说，要是老天有眼，他现在就应该得到报应——他那张喝得烂醉的老红脸就像个烂柿子一样。——嗨，真的！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亲眼看见他走过那条大路。嗯，那晚，在禁酒之子[4]的大会上，他和杰特·亚历山大手挽手地发誓戒酒，老天！就像我后来常说的，你要是把所有的劣酒拿出来，他们也会灌下去的。他们喝完后就有胆量采取行动了——他跑去找你爸爸签字，为他作担保从银行借出一千四百块钱。啐，我一想起这事就气愤！……我对你爸爸说，“他应该被绞死才对！我会亲自给他下套的！”他转弯抹角地对你爸爸说，“噢，没有任何问题的，威尔。”他说，“你要知道，我不会让你损失一个子儿的，”他那时连一分钱都没有！“我肯定，甘特先生！”我当时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真是个大笨蛋！”

“嗨，”他说，“他信誓旦旦地说要是我损失了一个子儿，他就挖个坑跳下去。”

“是吗，”我说，“于是，你就那么蠢地相信他了，对吧！”

“嗨，”你爸爸说，“我吸取教训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再也不会被那样愚弄了。”他说。

“好吧，”我说，“那我们走着瞧。”

嗯，还没过两年，鲁弗斯·波特又想跟他玩同样的把戏。他厚颜无耻地直接去了你爸爸的办公室，唉，真的很厚颜无耻，请求他借五百元。你爸爸气得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扔到了街上，说：“你要是再来这儿，他妈的你这个山里蛮子，”你爸爸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你知道他说话的口气，他恼火时说话从来不兜圈子，“我就宰了你。”嗯，真的！警察局长老比尔·斯马瑟斯当时正好站在市政厅的楼梯上，他看见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大声对你爸爸说：“对，他要是敢再来，要是我在这儿，甘特先生，我就帮你，”他说，“你做得很对，可惜你刚才没宰了他。”

当你爸爸回家告诉我这件事，我说：“是啊，他说得很对！当时你就应该把他给宰了。你真应该那样做。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说，你知道的。我想我当时很刻薄——我们有六个孩子需要养活，很难想象他会把钱扔给那样一个酒鬼。他真够傻的，我都想把他的脖子给拧下来。“好了，你听着，”我说，“就当这是个教训，再也别借给他一分钱了，未经我同意不许你再借给别人。你已经结婚了，还有几个孩子要养活，你的首要责任是他们。”嗯，他答应了，当然——他说他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想我当时相信了他。

嗯，先生，还没过三天他就去狂喝了一番，他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我记得他们从安布罗斯·拉迪克的酒吧捎话来说他在那里，我们最好去接他：当然，他们说他们没拿他怎么样，他们认为最好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亲自去了。哦！老天哪！……嗯，孩子啊！你能记事时他已经年迈体衰了——我想那时候你肯定认为他很糟糕。但是，孩子啊！孩子！你有所不知。你从未见过当时的他！……拉迪克家的那个黑人告诉我……你知道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高个子、一脸黄麻子的黑人——他告诉我四个男人都喝不过他……他告诉我，你好好听着，说他看见他站在酒吧里，一口气喝了两夸脱的黑麦酒。“没错，”我对布罗斯·拉迪克说，“是你让他喝的！就是你。”我说，你要知道，我说这话的时候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他看起来很羞愧，他真的很羞愧！“好啊，”我说，“你这个自己也有妻儿老小的人，竟从一个养家糊口的人的口袋里捞钱，这可不是什么光彩和荣耀的事。哼，他们应该把你这样的人严加惩罚，把他赶出城去才对。”我说。我想我当时很刻薄，但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嗯，……我想我的那些话刺伤了他。他一阵子没说一句话，但是，我给你说，他脸上的那个表情……哦！那种羞愧的表情，你知道，当时地上如果有个老鼠洞，他肯定会钻进去的。当然，过了一会儿，他说：“嗨，伊丽莎！我们不想赚他的钱！我们并不缺钱。嗨，对我来说，和你的友好关系比金钱更重要。”他说，“很多人到这儿来喝酒都很规矩，”他说，“你知道我们并没有引诱他到这儿来。”他说，“唉，如果甘特先生能发誓从此以后滴酒不沾，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了——是的，去兑现那个誓言。因为他是那种绝不应该沾一滴酒的人！他要是喝了一滴，就会一直喝下去，”他说，“嗨，他不会喝醉的，但是一杯酒对他根本没有用，他要喝到有了醉意才肯罢休，”他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要喝下去半瓶酒，才能有点醉意，”他摇着头说，“我告诉你，他是一个让人惊奇的人，应付他可不容易。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出什么事，”他说，“他可没少给我们惹麻烦。”

“哈，你不知道，”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想法最怪的一个人，”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嗨，有一天晚上，”他说，“他开始乱吼，说了一些和丽迪雅有关的胡话。嗨，”安布罗斯说，“他大吼着说由于他过的那种生活她从坟里爬出来纠缠他了。‘她在那儿，’他吼叫着说，‘在那儿！……在那儿！……难道你们没看见她？’——他不停地指着屋子四周，然后说她在我背后看着他。‘哎呀，没有的事，’我说，‘那儿连个人影都没有，威尔，你是在胡思乱想。’‘不，她在那儿，’他说，‘该死的，你还掩护她。让开，不然我宰了你。’说完他就跳了起来，把装了半夸脱酒的瓶子朝我扔了过来——哎呀，真是奇迹，”他说，“竟然没把我砸死：我看见它飞了过来，于是在关键时刻低下了头，但是它砸碎了我背后的一整排玻璃杯，”安布罗斯说，“他跪了下来，开始祈求丽迪雅：‘噢，丽迪雅，丽迪雅，说你原谅我了，宝贝。’然后开始谈起了她的眼睛——‘就在那儿！……在那儿！’他说，‘它们正盯着我看呢——难道你们没看见吗？——噢，老天爷可怜可怜我吧！’他吼叫着说，‘她从坟里爬出来诅咒我了！’听他那么一说，真叫人毛骨悚然，”安布罗斯说，“嗨，我的那个黑人丹，”他说，“那种事快把他吓死了。嗨，当然了，我告诉你，我不太相信，那只是迷信。”

哎呀，他当时的表情很滑稽。我给你说，他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说，“嗨，伊丽莎！你肯定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吧？”“我不太肯定，”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更奇怪的事，我告诉你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吧，”我说，“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你解释这些事，当然，正如俗话说，死人也会说话。”哎呀，他那表情，我给你说。那时候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问：“丽迪雅是谁？他认识叫丽迪雅的人吗？”“是的，”我说，“他认识。那还是你认识他以前的事了。”我说。“是不是他的另外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他问。“就是她，”我说。“是的，正是她。他记得很多往事，也有很多遗憾事。”我说。嗯，我没再说什么，我没告诉他你爸爸另外还有两个老婆，我没告诉他，在和丽迪雅结婚之前，他和东部的一个女人结婚又离了。当然，丽迪雅是家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我想我是太在乎脸面了，所以没有向其他人讲过玛吉·埃菲德的事，在那个年代要是跟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有瓜葛是件耻辱的事，对离了婚的女人也一样。嗯，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是在结婚前知道此事，我想我是绝不会和他有任何牵连的：一想到我那样作践自己，就觉得很耻辱。但是，当然，他并没有告诉过我！天哪，没有！我嫁给他快一年了才知道那件事。

当然，他后来说出了这件事，他不得不承认。

嗯，没错！那个老太太梅森——孩子！我常常想起她，那个可怜的老妇人，想想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当然，我们结婚后她还和我们生活了将近一年，只是想看着他稳定下来，并设法使她的家庭恢复平静：想让约翰和埃勒·比尔斯重归于好——当然约翰和丽迪雅是她第一次结婚生的孩子，那时她嫁给了一个姓比尔斯的男人。她说：“噢，伊丽莎，不管怎样，我都会帮你。只要她走得远远的，他就会没事的。如果我现在能把他们分开，如果我能劝她回到约翰身边过体面的生活，那么我这辈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死也瞑目了。”她说，哦，她是哭着说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然后，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你知道，他们最初是怎样认识他的，第一次是怎样在锡德尼[5]碰到他的，那时候他到他们家干活。当然，那时候他刚刚来到南方寻找生计，他在约翰·亚瑟手下当石匠，承接了州监狱所有的石匠活儿。我想，起初他没有几个朋友。当然，他是个北方佬，那时南方正在重建，人们的仇恨还很深。

嗯，真的！他亲口说过，他从巴尔的摩来到南方时他非常痛恨我们。“但是我到这儿来纯属偶然，”他说，“我本来决意要去西部的。那是我儿时的梦想，要不是约翰·亚瑟给我写信，告诉我这儿有活干的话，我早就去那儿了。”但是，哦，他认为我们只是一群该死的反叛分子，就是绞死也不为过。哎呀！看来他们要把李将军和杰斐逊·戴维斯也要当成叛国分子了！——当然，他的大哥乔治在葛底斯堡遇难了，他那时参了军与我们作战，嗯，一直到他完全彻悟——他才完全转变，大骂政府让这种事情发生——唉，那种黑暗的立法机构——他在雪梨帮约翰·亚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修建了感化院——哦！那些黑得看不下去的黑人，挥霍着纳税人的钱狂饮寻乐，穿着最舒适的精纺布衣，嘴里叼着大雪茄，竟然把脚搭在精致的红木桌子上，这些可恶的臭家伙——我们在那部根据汤姆·迪克森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里看见过这些场面。“没错，”你爸爸说，“那部电影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我还亲眼见过比那更糟糕的事呢。”这就是他来到那儿的始末，一点没错。

嗯，他到那儿去了她们家，她们也接纳了他，你知道，他便成了她们——丽迪雅和老太太梅森的房客。当然，老太太说她并不反对，而且还说，“嗯，我们很高兴他能住进来。我们一直单独住在那儿，”她说，“我跟你说，家里的确需要威尔这样的好男人。我觉得没人能顶得上他。”她说。嗯，当然，我得承认：也得对这个可恶的人公平些——尽管他浪迹天涯，但是他的确是一个过日子的好男人。好了，孩子，我跟你说，家里的任何活儿他都会干，他会修修补补，还会做各种手工，我给你说，每天早晨下了楼，你总能看见炉子烧得旺旺的。你根本不用等待，根本不用忙着生火。但是他却很浪费，他一直使炉子烧得很旺。唉，老天！我对他说，“难怪你能生这么旺的火。还有谁能像你那样生火呢，”我说，“每次都要浇一罐煤油。哎呀，天啊，你就省点吧！”我喊道，“总有一天你也会把我们给烧了，毫无疑问！”——孩子啊！孩子！太浪费了！太奢侈了！哦，火呼呼地上蹿，整个房子都随之摇晃起来了，你要知道。

好了，孩子，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得公平点，我们必须要公平，他做的事并不是件件都该受批评！这也不能全怪他。当然，老太太也承认这一点，我对她说：“可是梅森太太，听我说！在他来你们家之前你肯定知道一些事情。嗯，他和你住在同一个镇上，他来你们家之前你肯定听说过他和玛吉·埃菲德之间的事情。嗯，住在那么小的一个镇上，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你肯定知道！”嗯，她不得不承认，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事。”她说，“当然，问题是他不得不和她结婚，是她父亲和兄弟让他那样做的，我想从此以后他就因此怀恨于她。我想这就是他们离婚的原因。”她说。

我紧盯着她的眼睛。“嗯，”我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还只字不提，让我嫁给他，嫁给一个离过婚的人！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我问——当然，她对那件事始终只字未提，要是我等她来告诉我，那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的。事情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我们结婚几个月后，这一切才在偶然中真相大白。我当时正在清理那个旧桃木五斗柜，好腾出个地方放他的衬衫，就在那儿——放着一沓旧信和文件，你知道，那是他放在那儿的，当时我本想把它们给扔了。嗯，我拿起了那些东西，并未打算看，想把它们扔进炉子烧掉算了。“既然他把它们放在那儿，”我说，“就是想毁了它们。”可是，我有了一种预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说的——那个念头突然在我脑中闪过，我想是老天爷把它们留在那儿好让我看见的，那么我就能看，我能看！那些东西就放在那里！就摆在我面前。

唉，我手里拿着那些信，一直等他回了家，然后对他说：“这里有你以前的一些信，我今天清理你的柜子抽屉时发现的。你还需要它们吗？”我故作不知，你要知道，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哎呀，他脸上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我跟你说，真的。“把那些文件给我吧。”说完就一把抢了过去。“你看过了吗？”他问。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嗨，”他说，他的脸上露出了羞愧的表情，“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我担心你可能不理解。”

“理解，”我说，“有什么好理解的？那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离过婚，却从未跟我提过一个字。你让我相信你是个鳏夫，丽迪雅是唯一和你结过婚的女人，害我还嫁给了你。我理解得很！”

“嗨，”他说，“那个婚姻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没有深思熟虑就陷进去了，”他说。“我不想把它说出来，免得你担心。”他说。“那么，”我说，“我问你：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哎呀，”他说，“不能和谐相处法律就判离婚。她是我老婆，可不肯和我住在一起。她爱上了别的男人，”他说，“她嫁给我，就是为了要气他。但是从我们结婚那一刻起，她从未和我发生任何关系。我们从来没有像夫妻那样一起生活过。”“谁提出离婚的？”我问，“你还是她？”他立刻回答，“是我提出的，”他说，“法律是支持我的。”

嗯，我故作不知，一言未发，但我知道，我知道他在撒谎。我从头至尾通读了离婚文件，发现离婚是她提出的，法律支持了她的离婚请求。一点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我没说什么，我只是让他继续说下去。“你是说她从未尽过妻子的责任？”我问。

“一刻也没有，”他说，“我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