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远足,有无行李均可
郊游(半天或一整天)
徒手攀岩
山中漫步(年长人士、行动不便者和孩子)
一年四季的导游(只要天气适宜)
早起者可确保看到日出
确保看到日落(在山谷,山上太危险)
绝无危险——对身体和心灵!
(价格可议,保证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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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的牌子给游客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意就很好,艾格尔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做原来的杂活了。像以前一样,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只不过他现在不再去农田,而是去山上,登高,观看冉冉升起的太阳。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中,游客们的脸看起来好像在从里面燃烧一样,而且艾格尔看到,他们很高兴。
夏天时,他通常会带着游客走到附近几个山脊外很远的地方,而冬天他多数时间把旅程控制在较近、但是穿着宽大笨重的雪地鞋走下来也并不少费力气的范围内。
他总是走在最前面,眼睛留意着可能出现的危险,耳朵听着背后游客们的喘息声。他喜欢这些人,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试图向他解释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以别的方式做出愚蠢的行为。他知道,最晚,在两小时的登山途中,他们的傲慢就会和他们发热的脑袋上的汗水一起蒸发掉,直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他们因为自己成功完成了行程而产生的感激和深入骨头的疲惫。
有时候他会路过他原来那块地。在他房子曾经站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碎石层层积累形成了一道类似壁垒的突起。夏天时,在石块之间会冒出醒目的白色罂粟花;冬天,孩子们穿着滑雪板经过那里时,会飞跃过去。艾格尔能看到,他们从山坡上快速冲下来,欢呼着跳跃升高,在空气中滑翔,然后灵巧落地,或是像彩色的线团一样在雪地上翻滚。
他想起那道门槛,他和玛丽那么多夜晚坐在上面。还有小栅栏门,栅栏门上只有一把简易的钩子做锁,是他把一根长长的钢钉敲弯做成的。雪崩后那圈栅栏就那样失踪了,像很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在雪融化后没有再出现。它们就那样不见了,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似的。艾格尔感到,悲伤又在他的心里悄悄涌起。他意识到,在他和玛丽的生活里,本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能远远多于他能想象到的。
在他带队的旅途上,艾格尔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嘴巴开着的那个人,他的耳朵一定是关着的。”托马斯·马特尔以前一直说,艾格尔也认同这个观点。
他更喜欢听人们讲话,而不是自己说。那些气喘吁吁的不停对话,引领他进入到了陌生的命运和观点的秘密之中。显然人们想在山上寻找他们以为在很久前某一刻失去的什么。他从来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些年来他越来越明白,其实游客们跌跌撞撞跟随着的不是他,而是一种未知的、难以满足的向往。
有一次,在二十号山峰旁短暂休息时,一个因为心情激动而颤抖着的年轻男人拍着他的肩膀,对他喊道:“难道您看不到这里的一切多漂亮吗!”
艾格尔看着那张因为极度欢喜而扭曲的脸说:“我知道,但是马上就要下雨了,如果泥土开始往下滑的话,所有的美景就都没了。”
在艾格尔做登山向导的整个期间,只有一次,有一位游客差点丧命。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年春季的一天,前一天晚上冬天又一次返回了山区。艾格尔想带着一小伙游客去走一条可以看到全景的路,那条路在新开的可以四人并坐的缆车索道上方。
他们经过豪伊斯勒山谷上的木桥时,一个胖胖的女人在滑湿的木板上滑了一跤,失去了平衡。艾格尔就在她的前面,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她挥舞着胳膊,一只腿高高抬起,像是被一根隐形的绳子拴着拉向高处。
木桥下是二十米深的山谷。在他向她冲过去的时候,他看着她的脸好像被一种深深的敬畏攫住,向后仰得越来越深。当她背着地重重摔到桥上时,他听到木头发出“嚓嚓”的声音。在她下一刻就要从边界线的木梁上摔下深谷时,艾格尔用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脚踝。在他惊讶着手指下的肉异常柔软的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袖子,把她拉回到木桥上。她在木桥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看起来好像在诧异中观察天上的云彩。
“刚刚差点儿就完了,是吧?”她说着,拉起艾格尔的手,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脸颊上,对他微笑着。
艾格尔惶恐地点了点头。
她脸颊上的皮肤很湿润,他感觉到手心下有一阵难以察觉的颤抖,他觉得这个接触在某种方式上有点无礼。
他不由得想到童年时期的一次经历,那时候他大概十一岁,康茨施托克尔半夜把他从床上拖出来,让艾格尔在一头小牛的出生过程中给他帮忙。从几小时前开始,那头母牛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它不安地转着圈子,它的口鼻在墙上磨得都流血了。最终它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叫声,侧躺进秸秆堆里。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下小艾格尔看到,它的眼睛旋转着,它身体的裂缝里流出了黏稠的液体。
当小牛犊的前腿露出来的时候,一直沉默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的康茨施托克尔站起来,把他的衣袖高高卷起来。但是小牛不再动了,母牛安静地躺在那儿。
忽然它抬起头,开始咆哮,它咆哮的声音让艾格尔的心里都打起了寒战。
“小牛死了!”康茨施托克尔说。然后他们一起把死去的小牛从它母亲的身体里拽了出来。
艾格尔拉着小牛的脖子,牛皮湿润柔软,有那么短短的一刻,他认为他感觉到了脉搏,在他的手指下仅仅跳动了一下的脉搏。他屏住呼吸,然后却没再发生什么。
康茨施托克尔把软绵绵的小牛背到了野外。外面天已经开始微微发亮,小艾格尔站在牛棚里,清洗着地板,用干草把母牛的皮毛擦干,心里想着那头生命只持续了一个心跳那么久的小牛犊。
那个胖胖的女人微笑着。“我想,我应该是没有受伤,”她说,“只有大腿上有点疼。现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瘸着腿走下山谷了。”
“不,”艾格尔说着,站了起来,“我自己走!每个人瘸着腿自己走自己的!”
玛丽去世后的日子里,艾格尔虽然不时把行动不灵便的女游客举起来渡过一条山林小溪,或者牵着她们的手把她们拉上一个滑溜的岩峰,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长于一瞬间的碰过任何一个女人。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安顿好,对他来说已经够困难了,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失去这么多年才在他心里慢慢展开的平静。
其实他连玛丽都并不怎么了解,其他所有的女人对他来说更加是个谜了。他不知道,她们想要什么或者不想要什么;她们在他面前说的做的,多数时候让他迷惑、愤怒或者让他陷于一种内心的僵滞,从这种僵滞中他只能很慢地走出来。
有一次在金岩羚羊客栈,一个季节女工把她沉重、有着厨房味道的身体迎面挤向他,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咸湿的话,这些话把他完全打乱了,以至于他连汤钱都没有付,就冲出了客栈。为了平静下来,他在冰冻的山坡上踱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半个晚上。
类似这样的时刻总是能扰乱他的灵魂,但是这样的时刻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最终再也没发生过了。他对此也没有不高兴。他拥有过一次爱情,又失去了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遇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了,这对他来说是已经确定了的。与仍会一再汹涌在他身体里的情欲的斗争,是一场他打算一个人进行到底的战争。
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安德里亚斯·艾格尔还是又经历了一段“恋情”。至少在那个秋季里的短短几天,它挑战过他想一个人度过余生的渴望。
近期一段时间他注意到,他床头那堵墙后面的教室里气氛变了:孩子们惯常的喊叫更加大声。一直以来,每次课间休息的铃声响起,他们都是随着尽情释放的欢呼声奔跑着冲出教室,现在他们的奔跑好像完全不受任何拘束了。学生们这些最新获得的、喧闹的自信,显然是因为村子小学的老师退休了。
这位老师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一代又一代村民孩子的教育中度过的。他教他们阅读和计算的基础知识,试图把这些知识种植到他们懒于思考、从不为未来着想的脑子里。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借助自己拧的牛尾鞭的帮助。
这位老教师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打开窗户,把粉笔盒连同里面剩下的粉笔都倒进玫瑰花坛里,当天就离开了村子。这让村议会的成员惊慌失措,尤其是因为很难这么快找到一个接任者————他需要热衷于在成群的牧牛和滑雪游客间继续发展他的人生轨迹。
这个问题在安娜·霍勒尔的身上找到了解决方法,她是相邻山谷的早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师,在沉默的感激中接受了这个暂时在学校授课的职位邀请。
安娜·霍勒尔与之前的老师对教育有着不同的理念,她相信孩子们内在的发展力量,把那根旧的牛尾鞭挂到了学校外面的墙上。它在墙上随着岁月风化,变成了野常春藤的爬墙助手。
然而,艾格尔并不觉得这种新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了不起。一天早上,他爬起来,走到那边。
“抱歉,但是这实在太吵了。一个男人终究还是需要他的安静的。”
“看在老天的份上,您是谁呢?”
“我叫艾格尔,住在旁边。我的床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在黑板后面。”
这位女老师向他走近一步。她至少比他矮一头半,但是有孩子们在她背后——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艾格尔,她看起来很有威胁性,而且完全不准备做任何妥协。
艾格尔很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头缄默地看着亚麻地毡。忽然他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很傻:一个年老的男人,带着可笑的抱怨,连小孩子们都可以不加掩饰地惊讶地盯着他看。
“人们没办法选择邻居是谁,”女老师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您是一个粗俗的蠢人!忽然就冲进我的课堂,不请自来,没有梳头,没有刮胡子,甚至还穿着一条衬裤,或者您穿的那到底是个什么啊?”
“是一条睡裤,”艾格尔咕嘟着说,他已经十分后悔走到这儿来了,“不过已经缝了几个补丁。”
安娜·霍勒尔叹了一口气。“请您现在立即离开我的教室,”她说,“当您洗漱好,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后,我不介意您再回来!”
艾格尔没有再回来。他学着容忍这噪音,或者有必要时,往耳朵里塞上苔藓,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算解决了,可能也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如果不是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的门被用力敲了三下。安娜·霍勒尔的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站在外面。
“我想,我应该给您带些吃的来。”她说,“桌子在哪儿呢?”
艾格尔把他家里唯一能坐的地方让给了她,那是一个他自己做的挤牛奶时用的小木头凳子,蛋糕则被放在他的一个老储物箱上。出于对坏时光的隐秘的害怕,他在那个箱子里存放了一些罐头食品——哈克迈尔最精细的洋葱和肉——和一双温暖的鞋子。
“这样的蛋糕经常很干。”他说。
在他手捧着陶罐去村子广场上的水井打水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女人,她正坐在他的房间里,等着把蛋糕切开。他想,她应该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是,作为老师的多年工作明显让她很憔悴。她的脸上布满了微小的皱纹,在她深色的、紧紧扎成发髻的头发里闪现出一些雪白的头发。
有一刻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他不仅仅看到她坐在小凳子上等待着,他还想象着,仅仅因为她的存在,他自己居住了那么多年的房间开始改变了,变大了,还用一种并不是让他很舒服的方式在向各个方向打开着。
“所以,您一直在这里生活?”当他带着装满水的水罐回来时,那个女老师说。
“是的。”他说。
“毕竟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幸福的。”她说。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和温暖友好的目光,然而艾格尔还是感到,被她看着很不自在。
他低头看向他手里的那块蛋糕,用食指把一粒葡萄干抠掉,让它悄悄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蛋糕了,他必须承认,蛋糕很好吃,或许他想,这块蛋糕甚至比他最近几年吃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更好吃,但是他最好还是不要讲出来。
后来艾格尔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自然地,就像女老师安娜·霍勒尔手里拿着蛋糕站到他门前一样,她也同样那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生活,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那个很明显她认为是她应得的空间。
艾格尔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他身上的。此外他并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所以他跟她一起散步,在阳光下坐在她旁边喝咖啡。咖啡是她用一直随身带着的保温瓶带来的,她说这咖啡比魔鬼灵魂的颜色还要黑。
安娜·霍勒尔一直会讲出这样的比喻,总的来说她几乎就是一刻不停地在说话,讲她上课的情况,讲那些孩子们,讲她的人生,讲那一个早就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的男人。她从来、从来、从来都不该相信他。
有时候她说一些艾格尔听不懂的话。她会使用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词,他暗自认为,那些词都是她自己瞎编的,因为她不认识本来正确的那些词。他让她讲话,他倾听着,不时点点头,有时说“是”或者“不是”,喝着咖啡,咖啡会让他的心跳加速,好像他要爬上凯默赫尔高山的北侧山坡似的。
有一天她说服了他乘坐“蓝色丽泽尔”到卡尔莱特纳山峰上去。在那儿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全貌,她说,学校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弄丢的一个小火柴盒。如果眯起眼来看,可以辨认出些彩色斑点,那是在村子井边的孩子们。
缆车车厢随着轻微的一抖出发了,艾格尔站到一扇窗子的旁边。他感觉到女老师紧紧跟在他后面,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上方看向远方。他想到,他的上衣已经很多年没有洗过了。不过至少上星期他把裤子在清澈的泉水里浸了半小时,然后搭在一块向阳的石头上晾干了。
“您看到下面那里的那个塔柱吗?”他问道,“我们浇筑地基的时候,有一个人掉进去了。他前一天喝酒太多了,在中午的时候翻下去了,脸直接趴进了水泥里,躺在那儿就不再动了,像池塘里的一条死鱼一样。我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弄出来,水泥已经不那么流质了,后来他挺了过来,只是从此瞎了一只眼,到底是因为水泥还是烧酒,很难说。”
到达山顶后,他们在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山谷。艾格尔感觉,他好像必须用什么方式给女老师提供一些娱乐消遣,于是他给她指着村里的不同东西:被烧掉的牲口棚的残余;在萝卜地上匆匆建起来的度假公寓;那个巨大的、长满铁锈和紫红色金雀花的锅炉,战争结束后山地兵团就把它留在了教堂后面,从此就是给孩子们玩捉迷藏用的了。
每一次安娜·霍勒尔发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都会哈哈一笑。有时候她的笑声会完全被风吞没,看上去好像她就是那么无声地、光彩夺目地笑着。
当他们傍晚时分又回到缆车山谷站的时候,他们还一起站了一会儿,看着缆车车厢又开始向山上出发。艾格尔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或者他到底是否应该开口说话,所以他宁愿闭着嘴不说话。楼房地下室的机电室里传出了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他感觉到女老师的目光投在他身上。“我想要您现在送我回家。”她说着,就开始走了。
她住在紧挨市政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是村子为她在学校教学这段时间提供给她的。她在一个盘子上准备了洒好洋葱末的切片面包,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两瓶凉啤酒。艾格尔吃着面包,喝着啤酒,同时努力不去看她。“您是一个男人,”她说,“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真正的胃口,不是吗?”
“应该是的。”他说着,耸了耸肩。
外面慢慢暗下来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在一个小小的配菜柜前她停了下来,站在那儿。艾格尔从后面看到,她低着头,好像她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找不到了。她的手指玩弄着裙子的折边,她的鞋跟上还沾着泥土和灰尘。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好像那早已经从各个山谷里撤离的安静,就在这一瞬间,都聚集在这个小房间里了。
艾格尔清清嗓子,把酒瓶放下,观察着一滴酒沿着杯子慢慢地滑落下来,在桌布上摊开形成一个圆圆的、深色的斑点。安娜·霍勒尔站在配菜柜前,一动不动,目光也低垂着。她先抬起头,然后举起手。
“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都是孤独的。”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来,点燃两支蜡烛,把它们摆到桌子上。她把窗帘拉上,把门闩推到门前。
“现在,来吧。”她说。
艾格尔还在呆呆地盯着桌布上的那个深色的斑点。“我曾经躺在过一个女人身边。”他说。
“没关系的,”女老师说,“我觉得没关系。”
一会儿后,艾格尔看着这个躺在他身边睡着的年老的女人。他们到床上以后,她把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他的心脏在下面砰砰跳动的声音那么响,以至于他感觉整个房间都在动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他没能克服自己。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像被钉牢似的,感觉到他胸上面的手越来越重,直到它落在他的肋骨之间。
他观察着她的身体。她侧躺着,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她的头发打成细缕散在床单上。她的脸半转过去,看起来很消瘦,像没有肉似的。夜晚的光透过窗帘窄窄的缝隙落进房间里,好像陷在她的众多皱纹中。
艾格尔也睡着了,当他又醒来的时候,女老师蜷缩成一团躺在一边,他能听到她用枕头压抑着的啜泣的声音。他犹豫不决地在她身边躺了一阵儿,然后他明白,没什么他能做的了。他轻轻地起床,走了。
在同一年,村子里来了新的老师,一个有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留着齐肩的、扎成一个小辫子的长发。他会在晚上织毛衣,或者用树根雕刻小小的、扭曲的耶稣受难像来打发时间。
旧时代里那种安静与纪律再也没有返回学校,艾格尔也逐渐习惯了他卧室墙后面的吵闹。
后来,他只见过一次安娜·霍勒尔。她拿着购物篮子走在村子的广场上。她走得很慢,迈着不自然的碎步子,低着头,好像陷入了沉思。当她发现艾格尔时,她举起手,像人们跟小孩子摆手时一样,挥动着手指向他打招呼示意。艾格尔快速地看向地上。后来他为自己在那一刻的胆怯而感到羞愧。
安娜·霍勒尔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就像她来的时候那样。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她带着两只箱子登上了邮车,坐到最后一排,闭上眼睛,据司机后来讲,她在整个行程中没睁开过眼睛,一次都没有。
那年秋天很早就开始下雪了,安娜·霍勒尔离开没几星期后,滑雪游客们已经在山谷缆车站前排很长的队了。一直到晚上很晚,村子里还到处可以听见滑雪板固定器的金属质感的咔嚓声,和滑雪鞋的嘎吱嘎吱声。
临近圣诞节前的一天,天气寒冷,阳光明媚,艾格尔带着几个比较年长的人在雪地散步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街道另外一侧迎面走来了一伙神态激动的游客,后面跟着几个当地村民、一个乡村警察还有一群挤挤攘攘乱喊乱叫的孩子。
两个穿着滑雪衣的年轻男人把他们的滑雪板组装改造成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一个显然要用最大的小心谨慎才能搬运的东西。那两个男人用一种奇怪的敬畏对待那个东西,他们的敬畏让艾格尔想到了辅助弥撒男孩们的热忱,他们怀着那种热忱在星期天礼拜仪式上围着圣坛走来走去。他穿过街道,想去仔细看看那边的热闹,可是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的呼吸都停顿了:在那个临时担架上躺着的是羊角汉斯。
有一刻艾格尔认为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但是毋庸置疑的,在他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个牧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牧羊人还剩余的部分。他的身体被冰冻得僵挺。就可以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少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荒诞地扭曲着,伸出到担架外面;他的胳膊紧紧绕在胸前,两只手上挂着干枯的碎肉,几乎完全裸露着的手指骨头弯曲得像鸟的爪子;他的头深深向后仰着,好像有人用暴力把它拽到后面似的;冰把他的半张脸从骨头上撕了下来,露出了他的整副牙齿和蓝黑色的牙龈,看起来他好像在咧着嘴笑;虽然一双眼睑已经没了,但两只眼睛却丝毫未损,看上去像是瞪得大大地盯着天空。
艾格尔转过身去,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感到恶心,耳朵里低沉地嗡嗡作响。他想跟那几个男人说些什么——可是又能说什么呢?他的脑子里飞舞着各种想法,可是他不能理解其中任何一种。当他再转过身去,他们早就已经走远了,远远地在街道的后面,他们抬着冰冷的尸体向教堂走去。乡村警察走在担架的一侧,另一侧是牧羊人的腿,像一段枯萎的树根一样突出在空气里。
几个爱冒险的滑雪远足的游客,在滑雪道上方的冰川裂缝里发现了羊角汉斯。他们用了几小时,才把他从永恒的冰块里凿出来。
裂缝的狭窄最大程度地挡住了鸟类和其他动物,冰把他的躯体贮存了几十年,只是少了一条腿。人们推测着:也许是在他滑到冰缝之前,那只腿被一只动物咬住了;或者是被一块岩石打掉了;再或者是为了逃脱,他在绝望的状态中自己把那条腿拽下来了。
这个谜无法解开,那条腿就是找不到了,身体上的残端也不会透露什么的,它仅仅就是一个残端,被一层薄薄的冰覆盖着,边缘上的肉散成一缕一缕的,正中心是蓝黑色的,像牧羊人牙龈的颜色一样。
死者被送进了教堂,好让每一个想和他道别的人都可以来跟他道别。但是除了几个游客来亲眼观察这个神秘的、在烛光中安放着的冰冻尸体,尽可能从所有的角度把它拍到照片上,没有其他任何人来。没有人认识羊角汉斯,也没有人记得他。因为天气预报报告了即将上升的气温,人们第二天就把他埋葬了。
这个意外的重逢让艾格尔很震惊,在羊角汉斯的失踪和他又重新出现之间几乎隔着艾格尔的整整一生。
在他内心的眼睛里他看到:那个透明的身影跳着大步子逐渐远离,消失在暴风雪的白色寂静里。他是怎么跑到几公里外的冰川上去的呢?他去那里找什么呢?他最后又遭遇了什么?艾格尔想到那条失踪的腿时就会打寒战,那条腿可能现在还卡在冰川的某个角落。或许过几年后它也会被找到,被激动的滑雪游客作为稀奇的战利品扛在肩上带下山谷。估计对羊角汉斯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现在不再躺在冰里,而是躺在泥土里,无论如何已经获得他的安宁了。
艾格尔想到他在俄罗斯的那段时间里遇到的无数死去的人。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的尸体上的各种狰狞、痛苦表情,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可怕的事物。
与他们相反,羊角汉斯看起来是幸福的,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他的最后一小时里,他肯定是对着天空在笑的,艾格尔想着,他肯定是把那条腿作为抵押扔到了魔鬼的喉咙里。他喜欢这个假想,这个假想里有一些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让他沉思:冰冻着的牧羊人好像透过一扇时光的窗户看着他。羊角汉斯冲向天空的脸上的神态里,还蕴有一些简直似青春年少的感觉。那时候,当艾格尔在他的小木屋里发现病危的他,用木头背椅把他背下山谷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多岁。艾格尔如今已经七十大几岁了,他觉得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变年轻。山上的生活和工作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他身上的一切都弯曲、歪斜了。他的背形成了一道紧紧的弧线,努力向大地汇合,而他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他的脊椎骨要比他的头还高了。虽然他还能稳固地站在山上,连秋天里强劲的下降风都不能让他失去平衡。但是他像是一棵站在那儿的树木,树木的里面已经腐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