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尔为这些微小的、摇摇欲坠的水珠而感到惊叹，它们那么顽固地附着在草茎上，只为了最终某个时候终究会从草叶上掉下去，渗透在泥土里，或者是在空气中蒸发掉，消失于无形之中。
艾格尔返乡后的最开始一段时间，住在新建的学校后面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里。在村长的善意支持下，村民把这个房间交付给了他。村长现在不再是纳粹了，他的窗前不再挂着“卐”字旗，又换回了天竺葵。
村子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的那条路更宽了，一天里面很多次、甚至经常间隔很短，就响起“哒哒”的马达声。冒着臭烟、丑陋、庞大的老式柴油货车也越来越少见。各种颜色的闪亮的小轿车，从山谷入口里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来，在村子的广场上，吐出郊游、徒步和滑雪的游客。很多农民家都出租客房，大多数的牲口棚里的鸡和猪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滑雪板和雪杖，雪蜡的气味也代替了猪屎鸡粪的臭气。
金岩羚羊客栈逐渐有了竞争对手，店主每天都因为对面新建起来的米特霍弗尔客栈生气。对面的客栈把房屋正面粉刷成黄绿色，大门上方挂着闪闪发光的“欢迎”的牌子，很惹人眼目。
金岩羚羊客栈的店主恨米特霍弗尔那个老家伙，他不愿意理解，一个养牛的农民怎么忽然想起来，把他的粪叉扔到角落里，开始给游客提供住宿，而不是打理他的牛。
“农民就是农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客栈店主！”他心想。但是暗地里他不得不承认，竞争并没有损害他的生意，反而使生意更活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他作为一位枯木朽株的老人终于离世时，除了金岩羚羊客栈，他还遗传给独生女儿另外三家客栈、数公顷土地、位于原来的洛艾多尔特农庄牲口棚下的保龄球球道以及两份缆车索道的股份。这些让这位已经四十大几岁还未结婚、相当执拗的女人忽然成了山谷里最炙手可热的求婚对象之一。
艾格尔以沉默接受了所有这些改变。晚上他从远处听着，沿着山坡修建的支柱发出的金属质感的吱吱嘎嘎声，现在人们称呼这样的山坡为“雪道”了。早上他经常被床头那堵墙后学校里孩子们的喧闹声吵醒。一旦老师走进教室，孩子们的吵闹就会戛然而止。他回忆着自己的童年，还有那为数不多的在学校的几年。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光是那么长，在他面前没有止尽似的展开；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短那么快，好像只是眨眨眼的瞬间。
总之，他对时间的感知已经完全混乱了。过往好像朝着所有方向弯折。事情的经过在他的记忆中千回百转、相互交织混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在他记忆中重新塑形，重新分配权重。
他在俄罗斯度过的时间远远多于他和玛丽一起度过的时间，但是他感觉，在高加索山脉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那些年，好像并不比他和她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长。
在对过去的回顾中，他多年修建缆车索道的时间好像只缩短成单独的一个工作季。可是他又感觉，他在牛棚栏杆上好像趴着过了半辈子，眼光落在地上，他小小的、白白的屁股撅起来对着夜晚的天空。
在返乡几星期后，艾格尔遇到了衰老的康茨施托克尔，他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挤牛奶时用的小凳子上。从他身边路过时，艾格尔向他打招呼致意。康茨施托克尔慢慢地抬起头，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艾格尔。
“是你啊，”他用老年人的那种沙哑的声音说，“偏偏是你！”
艾格尔站在那儿，观察着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的老康茨施托克尔。
康茨施托克尔黄色的眼睛正看着他，双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已经像炉子里的干柴一样枯瘪，他的嘴半张着，好像牙齿已经掉光了。
艾格尔听说，他的两个儿子没能从战场回来，在这之后他曾试图在储藏室的门框上上吊自杀。有很多裂纹的木头没能承受住他的重量，于是康茨施托克尔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这个年老的农民就在对死亡的向往中度过他的余生。
他看到死亡蹲在每一个角落。晚上的时候，他坚信，那永恒的平静会随着黑夜降临到他身上。然而每次第二天他还是醒来了，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一天比一天更加闷闷不乐，对死亡的向往一天比一天更痛苦地折磨着他。
“到我这儿来，”他说，像一只鸡似的往前伸着头，“让我看看，你现在长什么样儿！”
艾格尔向他走了一步。
他的面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了，以前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只剩稀少的白色的几根，像蜘蛛网一样挂在他的头上。
“我这一生马上就快到头了，死亡不会忽略任何人的。”他说，“每一天我都听到它在向我走来，就在拐弯处了。可是每一次都不过是邻居家的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狗，或者是一个从这里路过的人的影子。”
艾格尔的脚下像生了根，有一刻他感觉到，仿佛他又成了那个小孩子，而且他很害怕，怕这个老人会站起来，变成一座山那么大的巨人。
“今天就是你，”康茨施托克尔继续说着，“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随便从角落里走来了，其他的人却哪儿都去不了了。这就是公平。我曾经是骄傲的康茨施托克尔，而现在看看我，看我成什么了：一堆腐朽的老骨头，里面的生气刚刚够不让这把骨头立刻散成灰尘。我一辈子都是挺胸抬头的，只有在敬爱的上帝面前才低下头，在其他人面前都绝不低头。敬爱的上帝是怎么感谢我的呢？把我的两个儿子带走，把我的血肉从我的身体上撕走。这还不够，这个禽兽还没有把我这个老农民的最后一滴生命榨干，他让我每天从早到晚坐在院子前等死。现在我把屁股都坐烂了，唯一向我走来的，就是几头牲口，几个影子，还有你，偏偏是你！”
康茨施托克尔低头看着他的手，以及他那干枯的、布满老人斑的手指。他的呼吸沉重，并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忽然他抬起头，同时快速地从他的腿上抽出一只手，抓住艾格尔的前臂。
“现在你能报仇了！”他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现在你能打我了！打我啊，你听到了吗？我求你了，打我吧！求你打死我吧！”
艾格尔感觉到老康茨施托克尔的手指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他的心里感到一种冰冷的恐惧。他挣开他的手，向后退了一步。
康茨施托克尔垂下手，静静地坐在那儿，眼光又投向了地板。
艾格尔转过身去，走了。
他沿着一条路走着，那条路在村子后面不远的地方就终止了，他在胃的位置感到一种奇怪的空洞感。在他内心深处，他为老康茨施托克尔感到难过。他想到那个挤牛奶时用的小凳子，他希望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有一条温暖的毯子，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他死去。
他沿着那条狭窄的高山小路继续走着，一直到了上面的皮希勒洼地上。这儿的土地柔软，长着深绿色的短短的草。草茎尖儿上的水滴轻微颤抖着，使整个草地都闪闪发光，好像撒满了晶莹的玻璃珠。艾格尔为这些微小的、摇摇欲坠的水珠而感到惊叹，它们那么顽固地附着在草茎上，只为了最终某个时刻从草叶上掉下去，渗透在泥土里，或者是在空气中蒸发掉，消失于无形之中。
康茨施托克尔在很多年后才得到解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秋季的一天，他像个影子一样坐在房间里听广播，为了能多少听懂一点儿什么，他把上身深深地弯在桌子上，左耳朵压在喇叭上。在播音员报告一个管乐团音乐会的节目时，年迈的他忽然惊叫起来，用拳头反复砸着胸腔，随着金属质感的音乐节奏，失去生命的他最终身体僵硬地滑下椅子。
葬礼那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街道上的泥水没到脚踝，送葬队伍只能踩着泥水慢慢前进。
艾格尔，当时也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走在最后一排。他回忆着康茨施托克尔，他的一生一直都在把自己的幸福赶走。
在大雨中路过曾经是阿赫曼德尔农庄的小旅店时，里面传来了一个孩子响亮、异常清晰的笑声。其中一扇窗户裂着一道缝，透出亮光。在那个房间里，店主的小儿子坐在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前面，脸在电视屏幕前凑得很近。电视画面的反光在他额头上方跳动着。他用一只手围着电视的天线，另一只手高兴地笑着拍打着大腿。他笑得那么欢快，艾格尔透过雨帘都能清楚看到，他喷出的闪烁发光的一滴滴口水，飞溅到电视机屏幕上。他感到自己很有兴致，很想停下来，把额头靠到窗户上，和那个孩子一起笑。
但是送葬的队伍还在前进，压抑而沉默。艾格尔看着他前面参加哀悼的人高高耸起的肩膀，雨水集结成为股股细流，沿着他们的肩膀流下去。最前面的灵车颠簸着，在刚刚开始的暮光里，看起来像一艘船，而他们身后孩子的笑声也越来越轻了。
虽然艾格尔在他的一生里也做过相关的考虑，但是他从来没有买电视机。大多数情况下他没钱，或者没地方，或者是没时间，总之好像对这样一项投资，他缺少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他几乎没有那种耐心，像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可以连续几小时盯着那团摇曳的光。
他私下里想，长期这样下来人的目光肯定会变浑浊的，脑子也会被化掉的。然而电视确实给他带来了两个印象深刻的时刻。他一再从记忆深处里把它们翻找出来，并怀着一如当时的欣喜和震惊反复细细打量。
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他一天晚上在金岩羚羊客栈的后屋里经历的。那里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有了一台全新的帝国牌电视机。艾格尔已经几个月没有去客栈了，因此当他走进客栈时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没有听到客人们以往的窃窃低语声，而是听到有点金属材质的、衬着轻轻的沙沙底音的电视声音。
他走到后面，有七八个人分散在几张桌子旁，着迷地盯着那个柜子大小的机器。这是艾格尔人生中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电视画面，它们神奇地、理所应当似的在他眼前移动着，把另一个世界呈送到金岩羚羊客栈憋闷的后屋里，而他对那个世界至今没有一点概念。
他看到狭长的、高高耸起的房子，它们的房顶像是倒过来的冰柱一样伸进天空。纸屑从房子的窗户里飘落，如下雪一般。大街上的人们欢笑着、呼喊着，把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好像高兴得要发疯了。
艾格尔还没能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屏幕上的画面像无声地爆炸了似的分散开来，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后又重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全新的画面：在几个木头长椅上坐着几个男人，他们穿着短袖衬衫和工装裤，在观看一个黑皮肤的、大概十岁的小女孩。
她跪在一个笼子里，轻轻挠着一头雄狮的鬃毛，狮子舒展开四肢躺在她前面，张开嘴打个哈欠，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血盆大口，以及狮子嘴里的唾液拉丝。观众们鼓起掌来，小女孩紧紧地靠在狮子的身体上，有一刻看上去她好像要消失在它的鬃毛里了。
艾格尔笑了，更多是出于尴尬，因为他不知道当着其他人的面，在电视机前应该怎么做。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孩子一样，只能观望着成年人们令人费解的行动：一切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趣的，但是好像又没任何事情跟他有关系。
就是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深深地触动了他内心的景象：一个年轻女人从一架飞机上走下来，那不是任意一个正在从窄窄的阶梯走下飞机跑道的女人，她是艾格尔在他的一生中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
她叫格蕾丝·凯莉。在他听来这个名字是陌生的、闻所未闻的，但他同时又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她的名字。她穿着一件短风衣，向聚集在飞机场的拥挤人群挥手致意。几个记者奔向她，在她回答他们气喘吁吁提出的问题时，阳光洒在她金黄色的头发和她细长的、皮肤光滑的脖子上。想到这样的头发和这个脖颈不是想象，而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也许用手指触摸过、甚至可能是用整只手掌抚摸过它们，艾格尔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格蕾丝·凯莉又挥了挥手，张大深色的嘴巴笑着。
艾格尔站起来，离开了客栈。他漫无目标地在村子里的街上逛荡了好一会儿，最后坐到教堂门口前的阶梯上。他看着脚下被一代又一代来教堂寻求救赎的人们踩平的地面，等着他的内心恢复平静。
格蕾丝·凯莉的微笑和她眼睛里的悲伤搅乱了他的灵魂，他不明白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
他在那儿坐了很久，直到夜晚降临后，某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很冷了，才走回家。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一直到很久以后，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艾格尔才又一次通过电视经历了一件记忆深刻的事，虽然方式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电视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的中心，甚至是晚上家庭集会最重要的活动。这次他和大约一百五十个村民一起坐在村里新建的市政厅的会议室里，观看两个年轻的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
几乎整个直播期间会议室都笼罩在紧张的安静中。尼尔·阿姆斯特朗刚刚把他的脚迈上尘土飞扬的月球表面，所有的人就开始欢呼起来，好像至少有那么一个瞬间，某一个负担从村民们沉重的肩膀上滑下来了。之后大人们得到了免费的啤酒，孩子们则可以喝果汁，吃油煎馅饼。
村议会的一个成员做了简短的演讲，讲了使这样的奇迹成为现实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没人知道这些努力会把人类带向哪里。
艾格尔和其他人一样热烈地鼓着掌，前面电视里看起来像幽灵一样的美国人还在持续行动着，就在同一刻，那两个美国人正不可思议地在人们头顶上方的月亮表面散着步。
艾格尔感觉到，他和村民们，在这里，在下面，在夜晚中黑暗的地球上，在还散发着新鲜混凝土味的市政厅会议室里，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亲近着、相通着。
在从俄罗斯返乡到达村子的当天，艾格尔就出发去了比特尔曼公司的营地。如果他事先问了别人，就可以省下这趟了。木板房已经消失了，营地也被拆除清理了。只有遍地的水泥斑点，或长满野草的梁木显示出，以前有人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当年招工经理坐在书桌后的位置上，现在开着白色的小花。
艾格尔在村子里打听到，公司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破产了。在战争结束前一年，最后几个留在工地上的工人就被调走了，因为公司响应了祖国那时候就已经很绝望的召唤，把生产内容从钢铁支柱和双钢索绞车转向了武器制造。
老比特尔曼，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把一只前臂和一块右颧骨留在西线战地的一个战壕里了。他让工厂专攻制造卡宾枪的枪管和高击炮的球窝节。球窝节没有问题，但是弹仓的一部分在高温下会变形，这在前线引起了几次很严重的事故，也最终导致老比特尔曼坚信，他对战争的失败要一定的责任。
他在自己房子后面的一块森林里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用的是他父亲的老式猎枪。当守林人在一棵长疯了的野苹果树下发现他的尸体时，看到破碎的颅骨里露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牌，上面刻着日期：23.11.1917。
缆车索道现在由别的公司建设和运营。但是艾格尔去找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把他打发走了，他已经不再是合适人选了，这是他们的说法。战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很多旧工作流程就已经被淘汰了。因此很遗憾，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在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工作岗位了。
晚上，艾格尔坐在床边，观察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像沼泽地里的泥土一样，又黑又沉地搭在他的腿上。它们像动物的皮肤一样满是皱纹，在山崖和森林里的许多年留下了很多伤疤，每一个伤疤都能讲述一个不幸、一份努力或者是一场成功，如果艾格尔还能记起那些故事的话。
自从他徒手挖雪寻找玛丽的那个晚上起，他的指甲上就有很多裂纹，指甲边缘都长到了肉里。一只大拇指的指甲是黑色的，在中央有一个凹陷。艾格尔把他的双手举到脸前，观察着手背上的皮肤，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揉成一团的麻绳。他看着指尖上的老茧还有指关节骨头上的结节般的凸起。他手上的裂纹和沟壑里附着污垢，马刷和肥皂都洗不掉。
艾格尔看着他手背皮肤下血管的轮廓。当他把手举起来，对着窗户里暗淡的光看时，他看到他的手有些轻微发抖。
“真是一双老人的手了。”他想着，把双手垂了下来。
艾格尔用国家给返乡战士发的遣散费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那笔钱刚刚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像年轻时那样去做各种可能的杂工。像那时候一样，他在地下室和干草堆里爬来爬去，用力抬起装满土豆的麻袋，在田地里劳累，或者是清理那些余留下来的牛棚猪圈里的粪便。
他还依然可以像年轻工友一样出力气，有几天他甚至把干草在背上堆成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三米高的垛，然后脚步沉重地、慢慢地、摇摆着走下陡峭的牧场山坡。
只是每天晚上他倒到床上后都坚信，他再也不能只靠自己的力气从床上爬起来了。这时候他那只歪斜的腿的膝盖四周几乎已经麻木了。而每当他把头向一侧转过哪怕只有一厘米，他的脖子就会感到一阵刺痛，痛感像一条燃烧的细线，一直传到他的手指指尖，这迫使他只能平躺着，一动不动，一直等到他睡着。
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个早上，艾格尔在日出前很久就从床上起来，走到野外去。疼痛让他从睡眠中醒来，而且在晚上清凉的空气里走动也让他感到舒服。
他走到一条羊肠小路上，那条路沿着属于村子的牧场草地，在月光下可以看见草地略呈弧形的边界。他绕过两块岩石，它们看起来像是在睡眠中的动物高高弓起的背。在登高几乎一小时后，穿过越来越难走的地形，他终于到了在克鲁福特尔山峰峰顶下的巨石阵。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峰也开始像燃烧一样发着红光。艾格尔刚想坐下，用他的折叠刀切下皮革鞋底上撕挂着的一块皮子，这时候从一块岩石后面冒出来一个年老的男人，张开双臂向他走来。“我亲爱的，亲爱的先生！”他喊道，“您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吗？”
“我想应该是的。”艾格尔说着，看到第二个身影——一个年老的妇人从岩石后面踉跄着走出来。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可怜，精疲力竭和寒冷让他们迷惘不堪，瑟瑟发抖。
正准备向艾格尔冲过来的老先生看到了他手里的刀，站住不动了。
“您应该并不想杀死我们吧？”他惶恐地问道。
“天上的主啊，请对我们仁慈。”他身后的妇人嘟哝着说。
艾格尔一言不发地把刀子收起来，看着两个老人的脸。他们正用瞪得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
“我亲爱的先生，”那个男人重复道，他的眼泪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流出来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这里绕圈子，这儿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
“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老妇人附和着。
“这儿的石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天上的主啊，请对我们仁慈。”
“我们迷路了。”
“不管往哪里看，都只有黑暗的、冰冷的夜晚！”
“还有石头！”老人说道，这时候他真的流了几滴眼泪，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和脖子往下流着。他的妻子恳切地看着艾格尔的眼睛。
“我丈夫都已经想躺下等死了。”
“我们叫罗什科维奇，”老人说，“我们已经结婚四十八年。那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有多少感情和爱，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您明白吗，我的先生？”
“不是很明白，”艾格尔说，“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先生，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下山。”
当他们到了村子里之后，罗什科维奇先生坚持拥抱了艾格尔，虽然他对此很是抗拒。
“谢谢！”他感动地说。
“是的，谢谢！”他的妻子重复道。
“谢谢！谢谢！”
“好了。”艾格尔说着，向后退了一步。
从克鲁福特尔山峰往下走的路上，他们两个人的恐慌和绝望很快就消散了。当第一缕阳光照到他们脸上时，好像连他们的疲倦也一下子被吹散了。艾格尔给他们演示了怎样啜饮山里草叶上的晨露来解渴。他们几乎一路上都像小孩子一样在艾格尔身后叽叽喳喳不停说着话。
“我们想问您，”罗什科维奇先生说，“您是否愿意带我们再去走几条路呢？对这块地区您好像对自己家的前院一样熟悉。”
“毕竟对我们来说，这样一次山区旅行不像散步那么简单！”他的妻子附和道。
“只要几天的时间。就简单地爬上山再下来就行。关于报酬您不用担心，我们不想以后人家背后议论我们什么。所以，您觉得怎么样呢？”
艾格尔想了想接下来几天的安排，还有一些柴火要砍，一块在大雨里下滑的土豆地要重新耕作。他想到手里要握着的犁柄时一阵战栗，即使他手上最硬的茧子都不能抵御它，几小时后手就会开始灼热地疼痛。
“好，”他说，“我看应该可以。”
整整一星期，艾格尔带着两位老人走过了越来越艰难的小路，带他们看了这一带的美丽景物。
这项工作让他感到快乐。在这一带山里走路对他来说很容易，山里的空气把他脑子里那些沮丧的想法也吹走了。而且对他来说很舒服的是，不用说多少话。一方面因为本来也没多少可说的，另一方面因为走在他身后的两个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很难再从他们喘息着的肺里挤出那些不必要的话。
一星期过后老夫妇热情万分地跟他道了别，罗什科维奇先生往艾格尔的上衣口袋里塞了几张纸币。当他们终于坐进汽车时，他和他妻子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朝着回家的方向，消失在清晨还有些雾气的马路上。
艾格尔喜欢这个新的工作。他自己做了一个招牌，写上他认为必不可少、同时又要在某种方式上足够有趣的信息，这样才能吸引游客对他的服务产生兴趣。他把牌子安置在村子广场上，紧挨着井边，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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