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尔向窗外望去，外面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滴敲打在窗玻璃上，客房里暗淡下来。他从眼角处看到，村长慢慢地把腰弯在桌子上，低头怔怔地看着桌面。

艾格尔在俄罗斯一共度过了八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不到两个月是在战场前线，其余的时间都在战俘营里，战俘营位于黑海以北的大草原上的某个地方。虽然任务布置一开始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的任务是，除了解放东部以外，还要确保油田安全，以及护卫和保养石油开采装置），但是几天后他就已经不能够确切地说，他为什么在那里，他到底为什么而战，或者是为了抵抗谁而战斗了。

在高加索山脉上漆黑的冬天的夜晚，山脊边的天际线上纷飞的炮火像闪闪发光的花朵正在绽放。它们的反光照在士兵们或是恐惧、或是绝望、或是冷漠麻木的脸上，在这样的夜晚，一切关于是否有意义的思考在萌芽状态时就已经被扼杀了。

艾格尔没有质问过任何事情。他只是执行命令，这就是他做的一切。另外，他的想法是，他的境遇本来有可能更糟。

在他到达高加索山脉仅仅几星期后，一天晚上他被两个沉默寡言、很明显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的战友带到了一块海拔约四千米的狭长的岩石高地上。他应该在那儿待着，一直到他被召唤回去，其中一个上司向他解释说。一方面他要在岩石上打一排放炸药用的洞孔；另一方面他要警戒前沿阵线，甚至在必要时守护阵线。

艾格尔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前沿阵线，也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个阵线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对自己的任务也并没有不满意。两个战友给他留下了工具、一个帐篷、一个口粮箱，并向他承诺，每周会来送一次补给。

艾格尔把他自己的一切尽可能地安置好。白天，他在岩石上打很多洞，他必须把岩石上一层厚厚的冰打掉；晚上，他躺在帐篷里，努力在蚀骨的寒冷中入睡。他的装备里有一个睡袋、两条毯子、一双内衬毛皮的靴子，还有一件山地兵的厚绗缝夹克衫。另外，他把帐篷的一半搭建到了一个冰冻的雪檐里面，这至少能帮他挡一点风。

这里呼啸的风那么响，把轰炸机的轰鸣声和高射炮的低沉的爆炸声都盖过了。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不能把寒冷挡在外面。严寒好像能从每个针缝里钻进来，钻到衣服下面，钻到皮肤下面，然后紧紧抓住身体里的每一丝纤维。

生火是会判死刑的禁令。可就算允许生火，这块高地远远高于林木线，四处连一枝可以让艾格尔烧火用的小树枝也没有。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小小的汽油燃烧炉点着，来加热他的罐头食品。可是那微小的火苗好像只是在嘲讽他，他的手指尖儿都被烧伤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感觉到更寒冷。

艾格尔害怕夜晚。晚上他在睡袋里蜷缩成一团，寒冷把他的眼泪都冻出来了。有时候他也会做梦，混乱的梦，梦里充满了痛苦和追赶着他的鬼脸，那些鬼脸是从他的思想暴风雪中冒出来的。有一次他从梦中醒来，他梦到一个柔软的、灵活的东西钻进了他的帐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天啊！”他轻声地喊道，等着他的心脏慢慢地平静下来。他从睡袋里爬出来，走出帐篷。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漆黑一片。他的四周完全沉浸在黑暗中，悄然无声。

艾格尔坐到一块石头上，望向黑暗。忽然他又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在这一瞬间他意识到，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他说不出这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他看到的只是夜晚的一片漆黑，听到的只是他的心跳。但是在外面的某一个地方，他感受到另外一个生命的接近。他不知道自己在帐篷前坐了多久，在黑暗里仔细听了多久，但是在第一缕苍白的光线照到山上之前，他就知道对面的人在哪里了。

形成高地西侧临界线的峡谷的另外一侧，离他直线距离大概三十米的地方，有一块岩石从崖壁上突出来，岩石的宽度几乎都不足以让一只山羊安全落脚。在那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俄罗斯士兵，他的身影在清晨逐渐增强的光线里快速清晰起来。他就那样站在那儿，不可思议地一动不动，望着艾格尔。

艾格尔依然坐在石头上，不敢有任何动作。那位士兵很年轻，有着城市男孩的乳白色脸庞，他的额头光滑而雪白，眼睛长得有些独特的歪斜。他带着一把没有刺刀的哥萨克枪，用一个皮带挂在肩膀上，他的右手平静地放在枪柄上。

俄罗斯士兵看着艾格尔，艾格尔也看着他，他们的四周除了冬天高加索山上早晨的寂静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之后艾格尔也说不清，他们两个谁先动的。不管怎样，俄罗斯士兵的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艾格尔站了起来。俄罗斯人把他的手从枪柄上拿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然后就转过身，向高处爬了几米后在岩石间消失了，迅速而灵巧，一次都没有回头。

艾格尔继续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思考着。他明白刚刚是他的死敌站在对面，可是在敌人消失后，他却感到了比之前更深的孤单。

最开始一段时间，两个战友如约几天来一次，来添补他的口粮储备，必要的时候还带来了几双羊毛袜子、一个新的凿岩钻头以及前线的一些消息（战斗还在持续进行着，有失败也有胜利，总之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具体情况）。

几星期后，他们连续几次没来，一直到十二月底——按艾格尔的计算，他每天在一块冰面上用打孔机刻一道线来记日期，应该是第二个圣诞节假日——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他们大概不会来了。又过了一周，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一日，当他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影时，便决定在浓密的暴风雪中启程返回营地。

他沿着大概两个月前来时的路往回走，没过多久，就看到了“卐”字旗熟悉的红色迎面闪亮着，他心里轻松了下来。然而还不到两秒钟，他突然一下子清楚了，那些插在他面前的地上作为营地边界标记的旗子，根本就不是“卐”字旗，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旗帜。

这一刻艾格尔完全依靠他的镇定沉着保住了性命，他立刻把背上的枪拉扯下来，尽可能远地抛出去。他看着那杆枪随着沉闷的声音消失在雪地里，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他听到了向他跑来的哨兵的呼喊声。

他把双手举起来，跪倒在地上，低下头。他感到脖子后面被人打了一下，然后就向前扑倒下去。他听到在他上方响起深沉的俄语的声音，那些他听不懂的声音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似的。

艾格尔和两个战俘一起在一个木头箱子里蹲了两天，那箱子是草率钉起来的，用毛毡密封，长和宽各约一米半，只有不到一米高。大多数时间他都透过一个缝隙观察着外面，想通过外面的动静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俄罗斯人的计划或者自己的未来。

第三天，木箱的钉子终于随着刺耳的声音被拔了出来，一面木板向外倒下去。

冬天明亮的阳光格外刺眼，以至于他担心眼睛再也睁不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倒是能睁开眼了，不过这刺眼的明亮的感觉，让他觉得好像黑夜都充满了耀眼的光芒，这种感觉一直到他战俘生活结束后很久都还留在他心里，返乡很多年后才彻底消失。

艾格尔和一堆被赶在一起的俘虏被送到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他们在一辆货车敞开的装载台上，度过了运送途中的六天时间。

那是一段可怕的旅途。

他们穿过寒冷的白天、冰冷的黑夜，驰行在黑暗的、被炮火撕碎的天空下，在辽阔的雪原上，冻僵的人和马的四肢朝天，从雪地的犁沟里突露出来。艾格尔坐在装载台后面的边缘，看着路边无数的木十字架，想到了玛丽给他读过那么多次的那本杂志，想着那里面描写的冬天的风景与他眼前这个冰冻的、受伤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战俘中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头上裹着磨破的粗羊毛毯子来试图御寒。他说，那些十字架根本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悲伤，它们只不过是指向天堂的引路牌。他叫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很喜欢笑。他笑迎面打在他脸上的雪花；他笑像砖瓦一样硬的面包边儿，它们被从麻袋里直接倒在货车装载台上。

他边笑边说：“更应该用这面包去盖些像样的房子。”他的笑声如此之响，连两个俄罗斯守卫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有时候他向路边的老妇人们挥挥手，她们在冰雪覆盖的尸体上寻找还可以穿的衣服或者是食物。

“如果已经在开往地狱的路上，那就应该和魔鬼一起笑着去，”他说，“笑笑又不辛苦，还能让整个事情更容易忍受些。”

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是艾格尔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看到的一长列去世的人里的第一个。在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在战俘营房里，好几小时都能听到他试图用毯子压抑住的呼喊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躺在一个角落里，半裸着，缩成一团，两只拳头抵在额头两侧的地方。

几星期后，艾格尔就不再数去世的人数了。那些死了的人被埋在营房后面的桦树林里。在这里，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霉菌是面包的一部分。人们死于发烧，死于饥饿，死于营房墙壁上的一条缝隙，冬天的寒风通过那缝隙呼啸而进。

艾格尔被分在一个一百来人的分队。他们在森林里或者草原上工作，砍伐树木，用野外的乱石修建低矮的墙，帮着收获土豆，或者是埋葬前一天晚上去世的人。

冬天，他和大概两百个人一起睡在营房里。一旦气温允许了，他就躺到外面一堆秸秆堆上去睡。有一天夜里比较暖和，电灯不小心被打开后，他看到无数的臭虫从房顶上窸窸窣窣地爬出来。从那以后，他就宁愿睡在露天下了。

关于战争结束的消息，艾格尔是在一个集体厕所里听到的。他正蹲在粪坑的一块木板上，四周嗡嗡飞舞着一群微微发绿光的苍蝇。忽然厕所门被拉开了，一个俄罗斯人把头伸进来，用德语咆哮着：“希特勒坏了！希特勒坏了！”

艾格尔只是静静地蹲在那儿，没有回应，于是那个俄罗斯人把门又撞上，大笑着走掉了。外面好一会儿都能听到他逐渐变轻的笑声，然后开始响起警笛的鸣叫。

过了还不到三星期，艾格尔就把那个警卫的狂喜和他自己由此产生的希望又忘了。

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虽然毋庸置疑，但是这对战俘营的生活还没有产生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影响。他们还在做同样的工作，小米汤甚至比从前还稀薄，苍蝇们也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绕着厕所的横梁飞舞。

而且，战俘中很多人认为，战争的结束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许希特勒确实是“坏了”，他们争论着说，但是每一个疯狂的头脑后面，都有另外一个更加疯狂、更加糟糕的头脑在时刻准备着，最终一切又会重头再来一遍，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一个异常温和的冬天的夜晚，艾格尔裹着被子坐在营房前，给他死去的妻子玛丽写了一封信。他在一个被烧毁的村庄里做清理工作时，发现了一张几乎完好无损的纸和一支铅笔头，他用很大的、潦草歪斜的字母慢慢写道：

我亲爱的玛丽，

我正在俄罗斯给你写信。这里没有那么差劲，有工作也有吃的。这里没有大山，天空比人能看到的还要辽阔。只是这儿的寒冷很糟糕，这儿的寒冷跟家乡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寒冷。如果现在我有一个小煤油麻袋就好了，像我曾经拥有那么多的那样的麻袋。但是我也不想抱怨，当我看着星星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僵硬、冰冷地躺在雪里了。也许你也在看星星吧。可惜我现在必须结束了，我写得慢，丘陵后面已经要天亮了。

你的艾格尔

他把信叠起来，折到不能再小，把它埋在脚下的泥土里。然后他拿起被子，走回了营房。

那之后差不多又过了六年，艾格尔在俄罗斯的时光才走到尽头。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正式释放他们的宣告。

在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清早，所有的战俘被集中在营房前的广场上，被命令脱光衣服，把臭烘烘的衣服扔到一起，堆成一个大堆。衣服堆被浇上汽油点燃，他们吃惊地望着熊熊火焰，满脸惊恐，害怕被马上枪毙甚至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而俄罗斯士兵们大笑着，大声交谈着，直到其中一个俄罗斯人拍了拍一个战俘的肩膀，拥抱了他一下，然后和这个赤裸的、枯瘦的鬼魅一样的人绕着火堆表演了一段可笑的双人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穿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分到一块面包，离开战俘营，走路出发去最近的火车站，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小时之内。

艾格尔走在队伍的后面几排。紧挨着他前面的是一个有着大大的眼睛，眼神里总是充满恐惧的年轻小伙子。刚走出几米，这个小伙子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啃面包了。当他吞下最后一块面包后，又一次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身后几千米外的战俘营，营房在耀眼的阳光下已经难以辨认了。他咧开嘴巴僵笑了一下，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了哽咽的声音，然后便开始哭了起来。他大哭着、抽泣着，大把的眼泪和鼻涕流过他脏脏的脸颊。其中一位高个子、满头白发、脸上有抓痕的年长一些的男人，走到那个小伙子面前，把一只胳膊环绕在他颤抖着的肩膀上，对他说，最好还是不要再哭了。首先，对他个人来说，这样大哭除了会把自己的衬衣领子湿透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其次，这种哭嚷的传染性像罗斯河热病和鼠疫加起来一样强，他没有兴趣和一群哭哭啼啼的洗衣妇一起赶几千公里的路回家；况且，把眼泪省到回家再哭，这样应该也更聪明点儿，因为家里肯定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号哭。

小伙子停止了哭泣，走在他身后、离他只有两步远的艾格尔很长时间还能听到他吸鼻子、深呼吸的声音，就着这个声音他吞下了自己的泪水和最后一点儿面包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