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枉费心机，您别想从我这里再听到一个字。”

“真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有点难为情地小声说，“昨天我们谈得挺投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忽然生气了，立刻就中断了谈话……也许是我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吧？或者是可能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欠起身来说，并以嘲讽和恐惧的眼光看着医生。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当密探、去打听，而在这里您可是无所作为。我从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古怪的幻想！”医生笑一笑说，“就是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是密探还是医生，您反正是受命来探听我的——这反正都是一回事。”

“哎哟，请让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一个……怪物！”

医生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带着责备意味地摇摇头。

“不过！假定您的话是对的，”他说，“假定我是暗中套您的话，以便把您交给警察局，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或监狱里难道会比这里更糟吗？就算您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更糟吗？我认为，不会更糟……那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显然，这些话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坐下来了。

下午四点多钟，通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都在自己家里各个书房里走来走去，而达留什卡则会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间没有。外面风和日丽，是晴朗的天气。

“我吃过午饭便来溜达溜达，您瞧，就走到您这里来了。”医生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什么月份？是三月？”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

“是的，现在是三月末了。”

“外面很脏吧？”

“不！不太脏。花园里已经走出小道了。”

“现在要是能坐上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走倒是挺不错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好像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回家去，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个正派的大夫来治一治头痛病……我好久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而这里却糟透了，真叫人无法忍受！”

自从昨天受刺激之后，他疲倦了，显得没精打采，也不大想说话了。他的手指在发抖，而且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很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房也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宁静和满足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这是什么意思？”

“平常的人从身外之物，即从马车和书房里去寻找好的或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则是在自己内心里寻找这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里挺暖和，而且到处充满酸橙的气味，而这里的气候不适合于这种哲学。我这是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是跟您吗？”

“是的，您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没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热了。躺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就行了。但是，他要是有机会到莫斯科住，那他就别说是十二月份，就是五月份来，也会要求住到房间里去。恐怕他会被冻得卷起来了。”

“不，寒冷也和一般所有疼痛一样，可以不感觉到。马可·奥勒留说过，‘疼痛是一种关于疼痛的活生生的概念：用意志力可以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这话有道理。圣人，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们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

“就是说，我是个白痴，因为我痛苦，我不满足，我对人的卑鄙感到惊奇。”

“您这就不对了。如果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所有那些使我们激动的外在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应该努力去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皱起眉头说，“内在，外在……对不起，这我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了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的血和神经创造了我，对了，先生。而人的机体组织若是有生命的话，它对一切刺激就会有所反应。我就有反应！我痛，我就用叫喊和泪水来回答。对卑鄙，我就愤怒；对污浊，我就憎恶。说实在话，我认为，只有这才叫生活。机体越是低级，它的敏感性也就越差，从而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感受就越敏感，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医生，却不懂这些小事！为了能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什么都不感到惊奇，那就得落到——瞧，那样的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指了指那个肥胖得满身脂肪的农夫说，“或者是，在苦难中把自己折磨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行。对不起，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慨地继续说，“这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不会讲道理。”

“相反，您辩论得很出色。”

“您模仿的斯多葛派，曾经是很出色的一些人。不过，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而且将来也不能前进了。因为这种学说不符合实际，没有生命力。它只能在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一些成绩，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鼓吹对财富冷漠、对舒适的生活冷漠、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为这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享有过财富，也没有享受过舒适的生活。而蔑视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丧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的感觉构成的。这些感觉就是全部生活。人可以感到生活苦恼，憎恨生活，可是不会蔑视生活。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什么前途。从开天辟地到今天，正如您看到的，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是与日俱增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突然失去了思路，停下来，懊丧地揉搓着额头。

“我本想说些重要的话，可是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我想说的是：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您看，这就是说，斯多葛派人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作出舍己为人的慷慨行为，就需要有愤慨和同情的灵魂。在这个监狱里我已把我以前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忘掉了，否则我还能想起一些别的事情来。比如，基督又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回报是：哭泣、微笑、伤心、发怒，甚至难过。他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苦难，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辈子离开他。”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

“即使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他说，“即使人需要蔑视痛苦，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奇，可是您又有什么理由来宣传这个呢？您是圣人？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每个人都应当宣传这个道理，因为这是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谈论什么理解、蔑视痛苦等等呢？难道您什么时候受过苦吗？您懂得什么叫痛苦吗？请问：孩提时您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讨厌体罚的。”

“我父亲却是非常残忍地鞭打过我。我父亲是个严厉的、害了痔疮的文官，他鼻子长，黄脖子。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您一生都没有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没有打过您。您结实得像头牛。您在您的父亲保护下长大，由他教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取到了这个薪水很高而又清闲的职务。您二十多年都住着不花钱的房子，还有暖气，有灯光，有佣人，而且您有权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甚至可以什么也不干。您秉性是个懒惰、疲沓的人，因此您尽力把您的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打搅您，可以坐着不动。您把事情都交给医士和其他恶棍去办，您自己则坐在温暖清静的地方攒钱、看书，为了自我消遣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高尚的琐事。而且（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生的红鼻子），还喝酒。一句话，您并没有见过生活，您完全不知道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生活。您蔑视苦难，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都是根据一种很简单的理由：所谓一切皆空啦，内在外在啦——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懒汉的哲学。例如，您看见一个农夫在打老婆，会说，何必去干预呢？就让他打吧，反正他们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所凌辱的并不是被打的人，而是打人者自己。酗酒是愚蠢的，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喝酒是死，不喝酒也是死。一个女人来找你，说她头痛……嘿，那又有什么呢？疼痛乃是关于疼痛的一个概念而已，何况人生在世是免不了有病痛的，大家都总是要死的。所以，娘儿们，你们走开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请教如何生活，怎么办。换了别人，在回答之前还想一想，而您的回答却早就准备好了：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个玄妙的‘真正的幸福’又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有回答的。我们在这里被关在铁格栅里，受长期监禁的痛苦，长期受折磨，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好便当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又清清白白，并且还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是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起来，“您蔑视痛苦，可是要是您的手指头让门夹一下，您恐怕就会大喊大叫起来了。”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笑笑。

“那当然！不过您瞧着吧，要是您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或厚颜无耻的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番，而且您也知道，他这样做了还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您就明白您要别人去理解生活和寻找什么真正的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话很新颖，”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高兴地笑笑，搓搓手，“您那种对归纳和总结的爱好我也很喜欢，并且使我惊讶。刚才承蒙您对我的性格所说的一席话，简直是太精彩了。说实在话，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巨大的乐趣。好了，我已经听过了您的话，现在请您费神也听听我说几句吧……”

十一

这次谈话又继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很明显，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每天都到厢房里去，他每天早晨和午饭后到那里去，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谈话。开始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些害怕，怀疑他有什么不良居心，公开表示对他的不友好；后来习惯了，对他从不客气的态度转变为宽容的讥诮的态度。

很快医院里便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经常去拜访六号病房。不论是医士、尼基塔和助理护士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为什么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们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为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在家里常常见不到他，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达留什卡也很难办，因为现在医生不按一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连午饭也耽误了。

有一次，这是在六月末，霍博托夫医生有点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家里没见到他，就到院子里去找，人家告诉他，说老医生到精神病人那里去了。霍博托夫便到厢房里去，站在前堂，听见了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到一块儿，您要我信您的信仰，那也办不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慨地说，“您完全不了解现实生活，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只是像吸血虫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我却从生下来那天起至今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更高明，更在行。用不着您来教训我。”

“我根本没有要求您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小声说，并为对方不愿意理解他而表示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了苦而我却没有受苦。痛苦和快乐都是暂时的，别去管它们。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能够思考和推断的人。因此，尽管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这一点就使我们一致起来了。我的朋友，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讨厌那种普遍的狂热、平庸和迟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个聪明人，我很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缝，朝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歪扭着脸，全身发颤，抽搐地裹紧身上的衣服。医生坐在那里，垂着头，一动不动，满脸通红，一副忧伤的束手无策的样子。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了一下，与尼基塔相互看了一眼。尼基塔也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和医士一起到厢房里来了，他们俩站在前堂偷听。

“我们的老大爷好像完全不正常了！”霍博托夫说，离开了厢房。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穿着华丽衣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感叹道，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说实在话，敬爱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的！”

十二

这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现周围有一种神秘的气氛。那些杂役、助理护士和病人碰见他的时候，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过去他常常在医院花园里高兴地碰见总管的女儿小姑娘玛莎，而现在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她不知为什么却躲开他。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听他说话后，也不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莫名其妙地腼腆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并且若有所思地、悲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很客气的人，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种种暗示，时而对他讲起一个营长，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时而又谈到他团里的一个神甫，也说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两个人都由于喝酒，生病了，可是戒酒以后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也来看他三四回，也是劝他戒酒，并且显然是无缘无故地建议他服用溴化钾。

八月，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一封市长的信，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请他去一趟。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厅，在那里他看见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很胖的、淡黄色头发的先生，据介绍，他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发音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里。他是顺路路过此城的。

“这里有一份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的申请书，”待大家都打过招呼在桌子边坐下来时，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刚才说，我们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搬去，但是主要问题是厢房也要修理了。”

“是的，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后说，“不过，如果要把拐角上那个厢房改做药房用的话，我想至少得花五百卢布。这是非生产性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十年前就已呈报过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用平静的声调继续说，“照目前这个样子，这所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超过了它的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立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与现在不同。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职位方面开支太多了。我想，用另一种办法，这些钱可以维持两个标准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一种办法来吧！”市参议员兴致勃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给地方自治局办理。”

“好嘛，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他们会贪污的。”浅黄色头发的医生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的无神的目光看了一眼浅黄色头发的医生，说道：

“应当做到公正才对。”

又是沉默。茶送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军事长官感到很窘，隔着桌子碰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大夫，您把我们全忘了。不过，您是修道士，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一定觉得挺没意思吧。”

大家都谈到，一个正派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最近俱乐部的一次舞会上，来了将近二十个女士，而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都聚集在小卖部旁边，或者就是玩牌。安德烈·叶菲梅奇任何人也不看，小声地、慢慢地说：很可惜，城里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精力，把自己的心灵和智慧浪费在玩牌和搬弄是非上面，而不愿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享受智慧提供的快乐。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了不起的，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低级。霍博托夫认真地听着自己同事的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淡黄色头发的医生就以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堂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他的智力委员会。他回想起了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脸红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生中第一次痛苦地为医学感到惋惜。

“我的天啊，”他想起了那些医生刚才怎样考他的情形，“须知，他们不久前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还会如此愚昧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很生气。

当天晚上，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来到他的家。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问候，直接走到他的跟前，捉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真诚的好意，承认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说话，继续激动地说，“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有教养，您的心灵高尚。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则的限制，有责任向您隐瞒真情，但是我却要像军人那样对您说真话。您有病！请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周围的人早已发现了。如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医生对我说了，为了有益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一下，散散心去。完全正确！很好！过几天我就要去度假，出去换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照往常那样，我们一块儿去。”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您允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下书本，丢下达留什卡，丢下啤酒，断然破坏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到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使他觉得既古怪又荒唐。但是他想起了市政厅的那次谈话和从市政厅出来回家时的那种沉重的心情，于是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那些把自己看作疯子的蠢人，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您到底想到哪儿去呢？”他问道。

“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华沙去……在华沙我曾度过了我生活中最幸福的五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城市啊！我们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星期之后，人们便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去休养一下，也就是叫他提出辞呈。对这一切他都漠然处之。再过了一星期，他与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已经坐在邮车上，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去了。天气凉爽、明朗，蔚蓝色的天空，远处一览无余。离火车站有二百俄里远路程，他们坐马车走了两天，路上歇了两夜。每当驿站上给他们送茶时用不干不净的杯子，或者是套马车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脸红脖子粗地抖动着全身，喊道：“住嘴，不许狡辩！”而坐在马车上时，则片刻不停地说话，讲他当时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故事，有过多少遭际，多少奇遇啊！他说话声音很响，同时还瞪着奇怪的眼睛，令人觉得，他是在说谎？另外，他讲话时，直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吐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弄得医生很尴尬，妨碍他思考，使他无法集中精神。

在火车上，他们为了节省，乘的是三等车，坐在一个不许吸烟的车厢里。乘客有一半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很快就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了。从一个座位到另一个座位，大声地说，大家不该在这种糟糕透顶的铁道上旅行，这完全是骗人的勾当！要是骑马旅行，那就完全不同了：一天走上一百俄里，然后您还会感到全身有劲，精神充沛。至于我们的收成不好，那完全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的水被排干了。总之，一切都非常混乱。他的劲头来了，说话很大声，不让别人开口。这种混杂着大喊大笑和手舞足蹈的没完没了的扯淡，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很腻烦。

“我们两人中谁是疯子呢？”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让旅客不安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这里的所有人都聪明和有趣，从而不让人有片刻安宁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穿上不带肩章的军服和镶有红丝绦的裤子。他戴着军帽，穿上军大衣在街上走时，士兵们都向他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在原来从贵族阶级承继下来的所有东西中，把一切好的都丢掉，只留下坏的了。他喜欢别人伺候，甚至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一样。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且他也看见了，可是他还是要对人叫嚷把火柴给他拿来。有清洁女工在，他也不难为情地穿着一条内裤衩走来走去。他对一切仆人，哪怕是老人，都一律称呼“你”。他生气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傻瓜。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在摆贵族派头，可是很恶劣。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首先是领朋友到伊文斯卡娅教堂去。他热心祈祷、磕头、流泪，完了后，深深地吁口气说：

“即使您不信神，但祈祷一下，好像心里会安稳一些。您吻圣像吧，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好意思，也吻了圣像。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努起嘴唇，摇摇头，小声祈祷，眼睛里又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在那里参观了皇炮和皇钟，甚至用手指摸了摸。他们又欣赏了一下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午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看菜单看了很久，捋着连鬓胡子，用一种在饭店就像在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吻说：

“我们倒要瞧瞧，你们今天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十四

医生游览、参观，吃了、喝了，可是只有一种感觉：对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恼恨。他很想离开这个朋友，休息一会儿，躲开他，藏起来。而这个朋友却认为，不让医生离开他一步，尽量想办法让他消遣，乃是他的责任。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天。他朋友说，这样的话他也要留下来，着实也该休息一下了，否则两条腿也坚持不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紧咬着牙齿，听着他朋友热烈地对他肯定说，法国迟早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许多骗子；单凭外表，不可能看出马的优点。医生的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起来，心搏过速，可是出于客气，他又不便叫他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亏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在房间里也坐得无聊了。他吃过饭便出去散步去了。

剩下单独一个人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进入了休息的感觉。意识到一个人在房间里长沙发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是多么愉快啊！没有孤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背叛上帝，大概就是因为他想孤独，而天使们是不知道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想思考一下最近几天来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可是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却总是不离开他的脑际。

“不过要知道，他之所以休假陪我出来是出于友情，由于慷慨，”医生懊恼地想，“但再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了。要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好心的、大度的快活人，可是却很无聊，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总是说一些聪明、好听的话，但你却总觉得他们是蠢笨的人。”

在后来的几天里，安德烈·叶菲梅奇都推说有病，没有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把脸对着靠背。朋友要用谈话来给他解闷，他就烦；而朋友不来的时候，他却能休息。他生自己的气，因为跑出来旅行；他也生朋友的气，因为他的废话越来越多，越来越随便，他怎么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境界。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对我的严厉斥责。”他想道，为自己的小气而生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将来我回到家，一切就会和从前一样……”

在彼得堡也仍旧是那样。他整天不出门，躺在长沙发上，只是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一直急于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们干吗要到那里去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吧，您就让我回家吧！我求您了！”

“这可无论如何都不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不同意地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城市啊！在那里我曾度过了我生活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己见的性格，不得已又到华沙去了。在华沙他也没有出过旅馆房间的门，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也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老是听不懂俄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照样那么健康，精力充沛，非常高兴。他从早到晚都不回旅馆住宿。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过夜，大清早才回来，情绪十分激动，满脸通红，头发蓬乱。在房间里他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来回踱步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嘟哝些什么，后来他站住说：

“名誉是首要的！”

他又踱步一会儿，然后双手捧着脑袋，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名誉第一！真该死，我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游历这个巴比伦呢！我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鄙视我吧，我赌钱输了！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取出了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了朋友。他的朋友由于害臊和气恼仍然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地发了一个不必要的誓，戴上帽子就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一屁股坐在圈椅里，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说：

“总算保住了名誉！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想待了。都是骗子！都是奥地利奸细！”

两个朋友回到故乡城市时，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铺上了厚厚的雪。霍博托夫医生已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住宅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住所。那个被他称作“女厨子”的丑女人则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医院里又有新的流言传遍了全城。据说，那个丑女人跟总管吵了架，总管好像曾跪在她的面前求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出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胆怯地对他说，“原谅我冒昧问一句：您手里还有多少钱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不安地说，没听懂医生的话，“我问您总共有多少财产？”

“我已经跟您说了，八十六个卢布……此外我一无所有了。”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一贯把医生看作是正直的高尚的人，但仍旧有点怀疑，认为他至少也有两万卢布的存款，而现在才知道，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穷光蛋，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流下了眼泪，并拥抱了自己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户的小房子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不算厨房，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窗户朝外的房间医生居住，达留什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就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女房东的情夫，一个醉醺醺的庄稼汉有时也来这里过夜。他晚上大吵大闹，弄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坐在厨房里，要吃要喝酒，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医生出于怜悯心，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们领到自己的房间里，安排他们睡在地板上。这样，他也得到很大的满足。

跟往常一样，他八点钟起床，喝过茶后便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书。也许是由于旧书，也许是由于改变了环境，书已不像从前那样引人入胜了，看书使他感到累了。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他把自己的书编制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在书脊上贴上小张藏书条。这种机械的细致而又耐心的工作他觉得比看书还更有趣。这种单调的费神的工作不知不觉地使他的思想也慢慢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甚至在厨房里坐一坐，跟达留什卡一块儿削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得很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靠墙边站着，眯缝着眼睛，听着圣歌，想想父亲、母亲，想想大学、宗教。心里既平静，亦忧伤，然后走出教堂，并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太快了。

他到医院里去看望过伊万·德米特里奇两次，想跟他谈谈话，但这两次伊万·德米特里奇都情绪非常激动、恼怒；他请医生不要来打搅他，因为他早就对医生的废话感到讨厌了，并且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该死的坏蛋们要求一个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一点他们也拒绝吗？这两次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并祝他晚安时，他都没有好气地说：“你见鬼去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去看望他，可是他还是想去。

以前，吃完午饭后的那一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都是在书房里踱步、思考。而现在，从吃完午饭到喝晚茶为止，他都躺在长沙发上，脸朝靠背，尽想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他总觉得很委屈：自己做了二十多年的事，却不给他发养老金，也没有发一次性的补贴金。诚然，他工作得不勤恳，但是要知道，不论勤恳的还是不勤恳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律都领了养老金。当今的公平正好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并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才干，而是一般地根据服务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服务而颁发的。为什么就他一个人该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走过小铺子，看见女房东就觉得害臊。他已经欠了人家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了，也欠女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悄悄地在卖旧衣服和旧书，并向女房东撒谎说，医生很快就能收到很多的钱。

他恨自己在旅行中花掉了他所积蓄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现在多有用处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人们不让他过安静的日子。霍博托夫有时也来看望自己这个有病的同事，认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对他十分反感：肥胖的脸，令人不快的、傲慢的口气，“同事”这个词，以及那双高筒皮鞋。最反感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并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治病，每回来访都给他带来溴化钾药水和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朋友，为他消烦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时，都做出很随便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并要他相信今天他的气色很好，多谢上帝，情况有好转。其实从这些话里反倒可以作出结论：他朋友的情况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把在华沙借的钱还清，心头还压着沉重的羞愧，很紧张，因此他尽量大声地笑，把故事讲得更可笑一些。他的笑话和故事如今更显得讲不完了。这不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十分难受的。

有他在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是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齿听着。他的心头堆积着一层沉渣，他朋友每一次拜访之后，就感到这层沉渣堆得更高了，好像就要冒到喉咙了。

为了压住这些琐碎的感触，他就赶快想道：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早晚反正都是要死的，甚至不会在自然界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一个什么精灵在地球旁边的空中飞过，这个精灵看到的只会是黏土和光秃秃的峭壁，什么文化、道德准则——一切都会消失，连一根牛蒡也不会长出来。至于在小铺老板面前觉得羞臊，微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

可是这样的作想也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了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而穿着高筒皮鞋的霍博托夫或者紧张地大笑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从光秃秃的峭壁后面出现了，甚至可以听见后者那羞涩的低语：“至于华沙的债，亲爱的，最近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十六

有一次，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午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恰巧，这时霍博托夫也带着溴化钾药水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困难地爬起来，坐着，两只胳膊支在沙发上。

“我亲爱的，今天，”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开始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真行，真的，您真行！”

“您是到了该康复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了个哈欠，“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大概您自己也讨厌了吧？”

“我们会康复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高兴地说，“我们会再活一百年！一定！”

“一百年不一百年，再活二十年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泄气……这病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哈哈大笑起来，并拍了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我们到高加索去，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从高加索回来的时候，瞧着吧，恐怕还要举办一次结婚典礼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调皮地眨眨眼睛，“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突然觉得那沉渣就要冒到喉咙里来了，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在说庸俗的话吗？”

他本想温和而又有礼貌地继续说下去的，可他却违心地突然攥紧拳头，并伸到头顶上去。

“别来烦我了！”他喊道，嗓音都变了，满脸通红，全身发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看着他，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害怕了。

“两人都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蠢材！傻瓜！我既不需要你们的友情，也不需要您的药，傻瓜！庸俗！卑鄙！”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非常狼狈，互相看了一眼，向后退到门口，走到前堂去。安德烈·叶菲梅奇一手抓起那瓶溴化钾，朝他们身后扔了过去，砰的一声，药水瓶打在门槛上炸了。

“滚蛋！”他用哭泣的声音喊道，跑到前堂，“滚！”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高烧似的，全身哆嗦，躺在长沙发上，久久地重复着说：

“蠢材！傻瓜！”

等他平静下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可怜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现在大概是羞愧不堪，心里非常难受。这一切非常可怕。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智慧和分寸感都到哪里去了呢？对事物的理解啦，哲学上的冷漠啦，都哪里去了呢？

医生由于羞愧和对自己的恼恨，整夜不能入睡。早晨十点钟便到邮政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已经过去了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叹口气说，他很感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谁再提旧事，谁就眼睛瞎掉。留巴甫舍！”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全体邮局人员和顾客都震颤了一下，“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妇女喊道，她正通过铁格栅，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他继续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您就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了揉自己的膝部，然后说：

“我根本没想要生您的气。疾病是无情的，我明白。昨天您的病发作，把医生和我都吓了一跳。后来我们谈了很久关于您的事，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请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率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低声地说，“您生活在非常不利的环境里，又挤又肮脏，没有人照料您，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医生都全心全意地恳求您，请您听听我们的忠告：住院去吧！那里有保健食品，有人护理，有医生治疗。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虽然没有礼貌，但他医术高明，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要为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现的泪水感动了。

“尊敬的，您不要相信，”他小声地说，把手放在胸口上，“您不要相信他！这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因为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聪明的人，而他却是一个疯子。我没有任何病，只不过我掉进了一个魔圈里，走不出来了。我现在一切都不在乎了，我准备承受一切。”

“住院去吧，亲爱的。”

“我一切都不在乎了，哪怕是一个坑，我也会跳下去。”

“亲爱的，答应我，您得一切都听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我答应。不过我得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掉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一切东西，哪怕是朋友的真诚关心，都只会引向一个目标：我的死亡。我正在走向死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您会康复的。”

“何必还要说这些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生气地说，“很少有人在生命结束时不经受像我现在的情况的。当有人告诉您，说您的肾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于是您便开始治病，或者有人对您说您是疯子或罪犯，总之一句话，当人们忽然注意您，那么，您便知道，您已经掉进魔圈里了，再也出不来了。您竭力想逃出来，却反而陷得更深，那您就认输吧，因为任何人类力量也已挽救不了您了。我是这样觉得的。”

这当儿窗户旁边已挤满了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为了不妨碍别人工作，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再一次要他许诺，并送他到门口。

同一天傍晚前，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筒皮鞋也出人意料地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他用一种好像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口气说：

“我是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会诊呢，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以为霍博托夫是要他出去散散心、解解闷，或者真的是让他去赚点钱，便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去了。他很高兴有机会把他昨天的过失冲淡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甚至提都不提，显然是原谅了他。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竟有这样的委婉态度，倒是很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