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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那些面对死亡时与站在埋葬一切的黑泥潭上的掘墓人无异的黑衣官员们，他们忽略了弗雷迪·赫希已经建立了一所学校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它，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必要知道。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甚至他们都不愿意用枪来击毙一个人，因为一颗子弹都远比人的生命更值钱。在集中营里，他们通常使用齐克隆气体来杀人，因为其成本低，一桶就可以杀死数百人。在这里，这种大批量的屠杀使得死亡成了一种可以盈利的行业。
充当教室的营房里有几个绑在一起的凳子。说是教室，其实连墙壁也没有，更别提黑板。老师们在空中比划着等腰三角形，抑扬顿挫的声音可以传到欧洲的河水里。大约有二十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由于大家都挤在一起，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不得不悄声说话，为的是不让埃及的十灾历史和九九乘法表的声音混在一起。
有人觉得这不可能，认为赫希是疯子或者太单纯。怎么能够在残暴的、禁止一切的集中营内开设学校呢？赫希笑了。他永远都带着神秘的微笑，仿佛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无论纳粹关掉多少学校，”他常常告诉人们，“每次只要有人停在某个角落讲解一些东西，孩子们就会围坐在周围仔细倾听，那么那个地方就会是一所学校。”
营房的门被狠狠地踢开，营地看守的勤务兵杰克贝克，跑向赫希所在营房的营房负责人房间。鞋底踩在潮湿的地上，泥点四溅，31号营房的安全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蒂塔·阿德勒洛娃蜷缩在角落里，没精打采地看着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泥点，但其实它们已经玷污了现实，就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一整碗牛奶里一样。
“六， 六， 六！”
这是党卫军的卫兵们到达31号营房的信号，他们的到来使得营地到处都充斥着骚乱的声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这间屠杀生命的工厂，那些火炉没日没夜运转着，燃料是人们的躯体，而31号营房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营房，更确切地说，是非常怪异的营房。弗雷迪·赫希以前是青年组体育教练，现在则是在奥斯维辛尽力维护更多人的生命。他的成就之一是说服了德国营地司令部，在一个营房教育那些孩子们，以方便他们的父母在被称作“家庭营地”的犹太家庭营劳作，因为其他地方孩子们像奥斯维辛的鸟一样稀少；在奥斯维辛是没有鸟的，它们都被铁丝网电死了。
营地的最高首领同意建立儿童营房，也许这一开始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只允许开展一些游戏活动，任何与教学相关的活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赫希从他31号营房的房间门缝中探出头来，他不需要向任何死死盯着他的人——无论是营地的勤务兵或者是老师们说什么。他只需轻轻地点点头，他的目光传递着他的要求。他总是做他该做的，也期望所有人都和他行动一致。
当那些雅利安狼盯着他们的时候，学校里的课程往往会用一些普通的德语歌曲和猜谜游戏来伪装，似乎一切都在很有序地进行着。通常情况下，两个士兵组成的巡逻队会按照惯例进入营地，几乎每次经过门口的时候，都要停下来几秒来观察一下孩子们，有时候会因为一首歌而鼓掌，有时候也会摸摸某个小孩的头，之后再继续巡逻。
但杰克贝克每次都要再次强调一下巡逻命令：
“搜查！搜查！”
搜查则另当别论。有时候需要打断孩子上课，利用孩子们的单纯来套取一些信息，然后做记录。但是他们从未成功过。因为孩子们虽然满脸鼻涕脏兮兮的，但却懂得很多。
“库拉……”有人用悲伤的腔调嘟囔道。虽然党卫军上士唯一熟知的宗教是残忍，但大家还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走路的时候就像神父一样，总是把手缩在军服的袖筒里。
“走啦！走啦！走啦！犹大，你自己说的‘看看，看看’。”
“看什么？斯泰因先生。”
“随便什么！哦，我的上帝！孩子，随便什么都行！”
有两个老师紧张地抬起头。因为他们手里有在奥斯维辛严格禁止的东西，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死。拥有那些东西将会获得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枪击、刀刺，就是砍头、殴打。那些冷酷的德意志卫兵们最害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书：旧的、散了页的、缺页的、几乎未整理的。纳粹们会否定它们、焚毁它们。纵观历史，所有的独裁者、暴君、压迫者，无论是雅利安人、黑人、东方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或任何肤色的人种，都会镇压人民革命、保卫贵族特权、维护上帝法令、遵守军队纪律。这些任何一个好像都是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书籍是非常恶毒的，书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学会思考。
孩子们低声吟唱着等待着卫兵们的到来。一个女孩忽然开始喧闹地在凳子圈内跑了起来，她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营地内和谐的娱乐气氛。
“趴在地上！”
“干什么？你疯了吗？”他们向她喊道。
一位老师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让她停下来，但被她挣脱了，继续磕磕绊绊地跑着。要让她停下来就得让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趁其不备。但是女孩爬上了横在地上一米高的烟囱——这个烟囱把营房分成了两半，然后跳向烟囱的另一边。她跳下时没有站稳，撞翻了一条空凳子，倒地滚了几圈，然后大家都变得安静下来。
“该死的！你会让我们大家都被抓的！”基什科娃夫人极其愤怒地向女孩尖叫道。当她不在孩子们跟前的时候，大家都叫她“肉垂夫人”。她不知道就是那个现在正在跑的女孩给她取的这个绰号。“和那些助手们坐在营房角落，蠢货！”
女孩还是没有停下来，而且无视大家不满的目光继续疯狂地跑着。许多孩子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奔跑的身影，看着她是如何用那两条穿着横条纹长筒毛线袜的细腿奔跑着。她是一个很瘦的孩子，但却从来不生病。当她在孩子们中间进行“之”字型跑时，一头栗色的头发左右摇摆。蒂塔·阿德勒洛娃在上百的人群中跑动时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
在她扭扭歪歪地跑到营房中央的过程中，孩子们中间渐渐让出了一条道。她粗鲁地抢过一个座位，然后另一个女孩翻倒在地上。
“嗨，你以为你谁啊！”倒地的女孩向她大喊。
来自布尔诺地一位女老师惊奇地看着气喘吁吁的女图书管理员站在自己面前。她甚至都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蒂塔便一把抢过她手里的书，老师就突然瘫坐下来。当反应过来要给她说谢谢的时候，蒂塔已经在几步开外了。离纳粹们到这里就只剩几秒钟的时间。
目睹整个过程的马洛迪工程师就在圆圈外面等着她。就像在接力赛中交过接力棒一样，他立刻把代数书交给了她。然后蒂塔拼命地跑向那些在营房深处假装扫地的助手们。
跑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孩子们的声音已经弱小到几乎没有，就像是刹那间打开窗户时蜡烛的火苗一样。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门已经被打开，党卫军的卫兵们正在进来。他们粗鲁地停在了一群只有十一岁的女孩面前。她把书本塞在衣服下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以防止书本掉落。女孩们侧目看着她，老师们却十分紧张，抬抬下巴示意她们继续低声吟唱。党卫军的卫兵们在营房的门口观察了几秒内部的情况之后，喊出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之一：
“注意！”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唱歌和“看看，看看”都停止了。一切行为都静止了。然而，在这片寂静之中却听到有人用口哨清晰地吹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库拉”是一个可怕的上士，就连他也觉得有点紧张，因为和他一起的是比他更可怕的人。
“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她听到有老师嘟囔道。
战争之前，蒂塔的妈妈经常弹奏钢琴，因此她对贝多芬非常熟悉。她发现之前她听到过有乐迷用这种特殊的吹口哨的方式来吹交响曲。之后她被关在一个封闭拥挤的货运列车车厢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列车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人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被驱逐出了布拉格并被流放。列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永远不会忘记列车门打开时金属的噪音，不会忘记第一丝冷冷的空气中夹杂着的肉烧焦的味道，不会忘记夜间强烈的探照灯灯光把火车站台照得像手术室一样。紧接着就是呵斥声、用枪托击打货车车厢的声音、枪击声、哨子声、尖叫声。在这些声音之中，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从一个十分镇定的上尉嘴里吹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党卫军的头领，连自己党卫军的人见着他都害怕。
那天，这位上尉从蒂塔旁边经过，她看见了他完美的制服，洁白的手套，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战争中获得的唯一奖章。他停在一群母亲和孩子前面，微笑着用戴着手套的手友好地摸了摸其中的一个孩子。然后指着一对十四岁的双胞胎——兹德涅克和希里卡，一个队长把他俩从队列中揪了出来。妈妈揪住卫兵的军服下摆，跪在地上哀求着别带走他们。上尉十分镇定地说道：
“任何地方对待他们俩都不会像约瑟夫先生对待他们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前的确这样。在整个奥斯维辛都没有人敢碰双胞胎，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上尉要拿他们来做实验。没有人敢像他一样考虑德国女人怎样生出双胞胎，这样就会使得雅利安人成倍地增长。女孩要求门格勒松开那两个男孩的手，而他只是继续心平气和地用口哨吹着交响曲。
现在，同样的口哨交响曲在31号营房也响了起来。
门格勒……
营房负责人的房门随着一声轻微的猫叫声打开了，赫希走出他很小的房间，假装很和蔼惊讶地看着党卫队的到来。双脚很响亮地并拢立正向门格勒敬礼，这是一种区别军衔的尊敬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军人态度——不卑躬屈膝。门格勒几乎看到了这一切，但他继续全神贯注地把手背在身后吹奏着，好像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而上士“库拉”，正如大家都这样叫他，双手缩在一直垂到离枪套不远的膝盖上方的军服袖筒里，用近乎探照灯似的眼睛仔细地察看着营房。
杰克贝克没有搞错。
“搜查。”“库拉”命令道。
和“库拉”一起的党卫军们重复了他的命令，声音大到几乎可以穿透监狱的铁柱。蒂塔站在一圈女孩中间，打了一个寒颤，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几乎都能听到书本和肋骨之间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在她身上搜到这些书，那么大家就都完了。
“这不公平……”她嘟囔道。
她只有十四岁。生命对于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她不想这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当她抱怨命运的时候，妈妈许多年一直重复给她的一些话便会出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战争，蒂塔……这就是战争。”
她当时太小了，小到几乎都无法记清没有战争的年代，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和在被掠夺去一切的那个地方一样也把书藏在衣服下面，或者同样在她的脑海里保留着一本记忆的相册。她闭上眼睛，试图回想起没有恐惧的时候世界是怎样的。
她看到1939年初，九岁的自己站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侧目看着那个用他那巨大的如同黑拳的眼洞巡视着城市所有屋顶的骷髅。
在学校的时候，有人曾向他们讲过这个大钟是15世纪时一位叫哈努斯的钟表师设计出的机械表。但是从奶奶们口中听到的传说却使她感到悲伤：国王命令哈努斯建造一座天文钟，而且每一个整点都要用到自己的图像。建成之后国王命令其手下将哈努斯弄瞎，以免他再给其他君主制造出同样伟大的钟表。为了报复国王，钟表师把手伸进机械表内以阻止其转动。当齿轮夹断手时，钟表停止了转动，甚至好几年之内都未能被修复。到了晚上，有时会听见那只断手在机械表的齿轮之间上下游走。骷髅摇晃着小铃铛，天文钟的表演开始了：一队机器人分别从两边开始旋转，提醒着人们时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向前走，就像是巨大的机械表盒里面的小机器人一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一样。然而，痛苦的折磨，使得她现在发现，九岁的小女孩还不会注意到这一切，只是认为时间就是无法逾越的黏稠的可乐或是一潭死水。因此，在她那个年纪，如果表盘旁有骷髅的话就会被扔在地上。
蒂塔，紧紧地抱着那些可能会把她送去毒气室的书，回想着她那幸福的童年。当她陪着妈妈去市中心购物的时候，总是喜欢停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但她并不是为了看天文钟的表演（事实上那个骷髅会让她很紧张，虽然她不愿意承认），而是为了有趣地侧目而视着那些从首都经过的外乡人，因为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小机器人，他们惊恐的表情和傻笑会让她偷偷地笑，之后她就会给他们起绰号。她记起来她驱走悲伤的最好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给所有的人起绰号，尤其是她们的邻居还有她父母所熟识的人。傲慢的戈特利布夫人，自以为很了不起总是高昂着头，她给她取名“长颈鹿夫人”；下面街上的基督教徒织造师，完全秃顶而且很瘦弱，她在心里叫他“秃球先生”。她记起自己追了几米的有轨电车，电车摇晃着小铃铛，在老城广场处转弯，然后蜿蜒前行，渐渐地消失在约瑟夫街区。记起了自己跑向奥尔内斯特先生的商店，她妈妈经常在那里买一些织物给她做冬天的大衣和短裙。她至今都记得她非常喜欢那家店，店门口有一个装满各色线圈的发光招牌，那些线圈会自下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亮起，然后又从头开始。
如果她不是一个离开其他小孩而到处幸福地跑来跑去的小女孩，当她经过那些报摊的时候，也许就会注意到报摊前排着长队的人们，也许也会注意一厚沓《人民报》，新闻标题被分成四栏，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政府同意德国军队入驻布拉格。这比站在报摊前叫喊更醒目。
蒂塔睁了会儿眼睛，看着那些在营房深处搜查的党卫军们。他们甚至连钉在墙上的画也掀起来要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下面。没有人说话，党卫军们到处乱翻的声音在这个有潮霉味的营房被听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有害怕，这是战争的味道。这一点她能记起，而且经常会出现在她记忆里的就是，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和平闻起来就像是周五一整晚慢火炖出的鸡肉浓汤的味道。她已经记不起烤羊羔的味道，也记不起鸡蛋面配核桃仁的味道。白天一整天在学校，晚上和玛吉特以及其他的同学们玩跳格子游戏和捉迷藏，这些在她脑子里已经有些模糊了……直到所有的一切都慢慢消失。
成长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即使有一天童年会过去，就像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被埋在黄沙下面一样。她也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不知道日期，但那天是1939年3月15日。布拉格在抖动中迎来了天亮。
大厅的水晶吊灯在不停地抖动，但她知道这不是地震。因为既没有人跑，也没有人感到慌乱。爸爸端着早餐的茶杯看着报纸，假装无所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
她在妈妈的陪伴下出门去学校。整个城市都在抖动。在走向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开始听到嘈杂的声音，那里抖动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感觉什么东西在抓脚底板。随着她们越走越近，越能察觉到这种声响。蒂塔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非常好奇。当她们到达学校之后，拥挤的人群使得她们无法穿过街道，除了能看到一道由后背、大衣、后颈、帽子组成的人墙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妈妈突然停了下来，紧绷着脸，突然一下子显得很老。妈妈抓住女儿的手想从人墙后面绕过去，然后从另一条路去学校。但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一下子挣脱了妈妈牵着她的手。因为她很瘦小，所以很容易就从人行道拥挤的人群中挤了进去，并且站在了第一排，正好就站在了警察手挽手组成的警戒线后面。
噪音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边三轮摩托车从前面经过，车上载着身穿油光闪亮的皮大衣、胸前挂着摩托车眼镜的士兵们。他们的头盔闪闪发亮，这些头盔是刚刚由德国中部的工厂生产的，上面任何伤痕也没有，更别提战争的印记了。紧随其后的是驾满大型机枪的战车，接下来是轰轰隆隆的坦克，就像来势汹汹的大象一样缓慢地穿过大街。
她记起来她一直觉得从街上穿过的队伍就像是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内的机器人一样，几秒钟之后小门关上，就消失不见了。抖动应该停下来了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次不是机器人组成的行进队伍，而是人群。就是在那些年，她大概懂得了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虽然那时她只有九岁，但也能感到害怕。没有音乐、没有笑声、没有喧闹、没有口哨声……只是一个无声的行进队伍。为什么那些人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为什么没有人笑？忽然，那个寂静的行进队伍让她想起了送葬队伍。
妈妈冰冷的手把她从人群中拽了出来，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布拉格在她的眼中又恢复了以往欢快的样子。她好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看到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地在她脚下继续抖动着，城市也抖动着，妈妈也抖动着。妈妈绝望地使劲拽着她试图把行进队伍远远地甩在后面，甩掉队伍急匆匆行进时溅在她那漂亮的漆皮鞋上的大泥点。蒂塔紧紧地抱着书。她痛苦地记起也就是那一天她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月经。从此不再害怕骷髅和那些鬼故事，而是开始害怕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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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那些贴在墙上、躺在地上的囚犯看都不看一眼，党卫军便在营房开始了他们的搜查。德国人是这样搜查的：首先是容器，然后是容器里的东西。门格勒上尉转身和弗雷迪·赫希说话。弗雷迪一直坚定地站在那里，纹丝未动。她心想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赫希会给他说什么呢？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党卫军都会感到害怕的上尉，一直站在他的旁边，既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弗雷迪还要对他表现得很认真？应该只有极少数的犹太人敢大胆地和被叫做死亡医生的门格勒说话；还有极少数的犹太人和门格勒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或者是表面镇静但内心已经十分紧张。这样的一个距离，赫希觉得应该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和他说话，就好像是有人站在街上和他的邻居聊天一样。
有人说赫希是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也有人说德国人对他好是因为他也是德国人，甚至还有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完美的外表下肯定藏着什么肮脏的东西。
下令搜查的“库拉”做着一副让蒂塔无法看透的表情。如果他命令所有人都站起来，而且身体站直，如何保护这些书不掉下来？
任何一位老囚犯给新来的囚犯上的第一课永远都是：清楚自己的目标——活着。先是几个小时，接着是一天，然后就可能是一个星期。就这样一直延续着，永远不要做大的计划，也不要有大的目标，仅仅就是每时每刻地活着。活着是一个动词，而且只有现在时。
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要把手伸进衣服底下取出书来，然后悄悄地把它藏在离她一米远的凳子下面。当大家都站起来发现党卫军在那里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指认她的，因为所有人都有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他们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带去毒气室。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会关闭31号营房。蒂塔问自己这种关闭真的很重要吗？有人曾给她讲过一些老师最初是如何反抗的。难道教孩子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可能永远不会活着离开奥斯维辛？告诉孩子们北极熊和背诵九九乘法表难道不比给他们说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的烟囱会排出焚烧尸体的黑烟更有意义吗？弗雷迪用他的权威和激情说服了他们。赫希告诉人们31号营房将会成为孩子们的绿洲。
绿洲还是幻景？有些人还在怀疑。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还是保护那些书，为了生命而战斗。
副官在他的长官面前立正，接到明确的指示之后，立即用专横的声音吼道：
“站起来！立正！”
人们在一阵慌乱中都站了起来。慌乱的瞬间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自救。蒂塔一松开胳膊，书从衣服里面滑落到膝盖。她立刻又紧紧地把书抱在怀里，由于使劲太大，感觉书都像骨头似的吱吱作响。保护书的时间每延长一秒，她的生命就会危险一秒。
党卫军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任何人都待在原地不许动。对于德国人来说最容易激怒他们的就是混乱，因为这会使得他们无法忍受。最初，当处理敌对种族（如犹太人）的最终决议开始生效时，那些血腥处决引起了党卫军很多官员的不满。最难以让他们忍受的就是：死尸和垂死的人混在一起，踩着尸体穿过血泥潭，那些垂死的人用手像爬蔓植物一样抓住他们的靴子，他们会为那些垂死的人补上一枪。从他们找到有效的方式来消灭犹太人，并且在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中心城市不会引起骚乱的时候开始，从柏林传来的大量罪行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仅仅只是战争的一部分。
大家都站在蒂塔前面，这样党卫军就看不见她。她把右手伸进长衫底下去拿几何学论著。一碰到书，就感觉到了它皱巴巴的纸张，用手指摸了摸书脊处凹凸不平的阿拉伯树胶。她感觉到没有书皮的书脊就是一块被耕作过的土地。
这时她闭上双眼，紧紧地抱着书。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让他失望。她是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她是不会让弗雷迪·赫希失望的，因为这是她自己请求他的，甚至可以说是要求他相信她的。他同意了，给她展示了仅有的八本书，然后说道：“这就是你的图书馆。”
最后，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为了不让书很响地摔在地上，她一只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站在一群小女孩的中央，为的是她们也能遮挡一下。但她是最高的，而且她的姿势很明显最可疑。
在开始搜查这些囚犯之前，“库拉”下了命令，然后党卫军中的两个人便进了营房负责人的房间。蒂塔想着藏在赫希房间的那些书，忽然意识到他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如果他们发现了书，对于他来说一切就结束了。然而，她觉得书藏得很隐蔽。房间铺的是木地板，在一个角落，有一块板子是活动的。在那块板子的下面，挖了一个刚好放下这些书的坑，那里就是小图书馆。那些书刚好可以全部放在这个坑里，即使踩在木板上或者用手指敲打木板，都不会发出空空的声音，没有人会怀疑这下面会是一个小小的藏匿之处。
虽然蒂塔才作了短短几天的图书管理员，但感觉好像已经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了。在奥斯维辛，时间过得很慢。时间的转动远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慢。在奥斯维辛，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新囚犯变成老囚犯，把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人，甚或是把一个健壮的人变成一个老迈的人。
当那些德国人在到处乱翻的时候，赫希一直站在原地。门格勒把手背在身后，边踱步边用口哨吹着李斯特的一些旋律。两个党卫军悠闲地抬起头，显出一副慵懒的表情，站在门前等着其他党卫军们结束搜查。赫希就像一根旗杆一样直直地站在那里。他就是一面旗子。他们对他越是不注意，他就越坚强。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达自己一个犹太人的坚强的表情，即使这个表情很微不足道。他深信犹太人比纳粹强大，因此他们都怕犹太人。这也就是纳粹们要消灭犹太人的原因。唯一使他们屈服于纳粹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坚信这是个错误，以后绝不会再犯。他深信：当这一些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要成为那些强大军队中最强大的。
那两个党卫军从房间走了出来，“库拉”手里拿着一沓纸。看得出来，这是他们找到的唯一值得怀疑的东西。门格勒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就不屑地把它交给了副官，几乎可以说是扔给副官。这是营房负责人写给营地司令部的一些关于31号营房的日常情况报告。门格勒对此再熟悉不过，因为这都是写给他的。
“库拉”再次把手伸进军服的袖筒里，低声命令着。党卫军们一个个像狩猎时寻找猎物似的向营房里面走，把挡在他们面前的凳子狠狠地踢向一边。孩子们和新老师们被吓得尖叫或哭泣，那些老囚犯多少也都有点不安，而赫希却没有丝毫移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门格勒站在那里看着远方。
老囚犯们知道这种破坏性的搜查不是突然而来的，纳粹们还没有完全疯狂到打人，也不会拿着机枪胡乱地扫射。战争中常有的现象就是：搜查过程中踢凳子，也包括大喊大叫，甚至拆掉枪托。这些都不是个人行为。踢倒凳子是在提醒大家，片刻之后，毁掉生命和踢倒凳子一样易如反掌。杀人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当党卫军们到达第一群囚犯面前时，忽然停了下来。“库拉”下达命令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几乎慢镜头式的搜查。党卫军搜查囚犯们的时候还要时不时在他们面前停一下，而对于有些囚犯，党卫军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便上下拨动着他们的脑袋。所有的囚犯们都假装看着前方，但也会斜着眼睛瞄一下站在自己旁边的同伴。
他们命令其中的一位老师站出来。她是一位个子很高、教手工的老师，她教孩子们用旧绳子、碎木块、废勺子或破布料做一些神奇的小玩意。她不明白他们跟她说的，也区分不清楚那些单词，但是那些党卫军冲着她大喊，甚至还有一个抓住她使劲晃。可能这一切都毫无原因。大喊和摇晃也是他们搜查行为的一部分。老师又高又瘦，就像是一棵干枯的要被摇断的芦苇。最后，他们把她使劲一推并大吼一声，她又回到了囚犯们当中。
党卫军们继续向里走。蒂塔胳膊已经有点累了，但是依然放在胸前紧紧地抱着那些书。党卫军们停在了离她三米远的一群囚犯旁边。“库拉”抬起下巴，命令一个人站出来。
这是蒂塔第一次盯着摩根斯坦老师看。他有着一副老实人的面孔，满下巴的褶子足以说明他之前应该很胖。一头白发苍苍的卷发，穿着一件很破旧的有点宽松的细条纹西装，又小又圆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圆圆的近视眼镜。蒂塔没有听清楚“库拉”给他说的话，但她看到摩根斯坦老师把眼镜给了“库拉”。上士拿着它检查起来。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囚犯拥有私人物品，但没有人会认为一副近视眼镜会是一件奢侈品。即使是这样，党卫军们还是要检查。就好像他们觉得这是金的，或是有其他价值，或有其他用途，就像是一位老建筑师在看某件东西一样。上士决定把眼镜还给摩根斯坦老师，但当他伸手去接眼镜的时候，“库拉”却故意松手，眼镜在跌落到地面之前碰到凳子摔碎了。
“无耻！蠢货！”“库拉”朝他喊道。
摩根斯坦老师无奈地弯腰从地上捡起已经摔碎的眼镜。起身的时候，从衣兜滑落了一对纸折的皱巴巴的小鸟，然后他又弯腰去捡。就在捡小鸟的时候，眼镜又再次掉落。“库拉”生气地看着他很费劲地重复着这些愚蠢的动作，然后转身走开继续搜查。
门格勒站在后面不错过任何细节地看着这一切。党卫军们头顶军帽、靴子踩在一切能踩的东西上面，慢慢地向前走着，贪婪、暴力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些囚犯们。蒂塔感觉到他们要过来了，甚至都不敢偷瞄他们一眼。不幸的是，党卫军刚好就停在他们这群人跟前，而且“库拉”正好在她对面，距离她也就四五步远。她看到前面的孩子吓得就像小草一样浑身哆嗦。而蒂塔也被吓得感觉到背上全是冷汗。她知道这会儿什么都不能做：她的个头比其他孩子都要高，而且她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手贴裤缝立正的人。她奇怪的姿势已经出卖了她——很明显她的一只胳膊护着什么东西。她是不可能从“库拉”的眼皮底下逃过去的。“库拉”是纳粹里面不酗酒的一个，就像希特勒，只有仇恨才能灌醉他们。
她望着前方，感觉“库拉”的目光好像要看穿她似的。她的喉咙被恐惧堵住，感觉快要窒息了。她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就准备从人群中走出来。
一切都要结束了……
但是还没有。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动，因为她发现这不是“库拉”的声音在叫她，而是另外一个极其胆小的声音，是惶恐的摩根斯坦老师的声音。
“对不起，上士先生，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允许我回到人群中去吗？当然，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我就一直站在这里直到您让我回去。我最后唯一想做的就是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库拉”转过头愤怒地看着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没有他的命令，摩根斯坦老师居然敢跟他说话。这位老教师已经戴上了一块镜片破裂了的眼镜，站在人群外面很憨厚地看着那些党卫军。“库拉”大步走向他，党卫军也跟在“库拉”后面。他第一次提高嗓门喊道：
“愚蠢、白痴的老犹太人！如果三秒钟之内你回不到人群中，我就给你一枪。”
“好的，一切听您的。”他很顺从地答道，“恳请您原谅我，我不是故意想打扰您，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有可能会违反命令，所以在行动之前我要问清楚，还有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行动，我的想法就是一切按照您的正确指示行事……”
“回去吧，蠢货！”
“好的，先生。一切听您的，先生。请再次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要打断的，只是……”
“在我开枪打爆你脑袋之前赶快闭嘴！”纳粹“库拉”冲他大喊道。
摩根斯坦老师使劲地点着头，一步步地向后面走去，一直走到人群中间。“库拉”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党卫军跟在他后面，猛地一转身，狠狠地和他们撞在了一起。一个与喜剧电影非常相配的画面出现了：纳粹们就像桌球一样一个撞着一个。一些孩子们低声笑了出来，老师们大惊失色，立刻用胳膊碰碰他们示意他们保持安静。
神父“库拉”很明显被激怒了，瞄了一眼他的上司——那个可怕的医生上尉，把手背在身后站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库拉”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不屑的表情。对于门格勒，他最不屑的就是平庸和无能。
“库拉”愤怒地命令党卫军走开去继续检查。他从蒂塔所在的人群前经过时，蒂塔抱紧她已经麻木的胳膊、咬紧牙关。如果耳朵也可以的话，她会收紧一切可以收紧的东西。但“库拉”很生气，而且印象中已经检查过了这群人，于是就继续向前走。叫喊、推搡、搜查……然后，党卫军渐渐地远离了他们这群人。
图书管理员虽然恢复了呼吸，但他们还没有离开营地，危险还没有过去。他们就是毒蛇，在你最不希望的时候会随时掉头回来。书被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次，她很高兴她的胸还没有发育起来。她平平的胸部可以让书紧紧地贴在上面。如此长时间的保持这个姿势，胳膊已经很疼了。感觉是针刺般的疼痛，但她一直也不敢动，害怕书会很响地掉在地上。为了不去想这个疼痛，她回忆起自己是如何被带到31号营房的。
她是12月份被拉到这里来的，拉她来的方式和戏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最后准备活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式是用来庆祝光明节的，一个纪念马加比犹太军队发动起义抗击希腊人的节日。在去准备早点的时候，她妈妈遇到了一位泰雷津的熟人，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兹林的水果商。这对于穷困的生活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喜悦了。
正是这个讨人爱的女人，战争之前就成了寡妇，她说自己听到有人提到过有一所营地学校，十三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去那里。当她妈妈告诉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艾蒂塔已经十四岁了，图尔诺夫斯卡夫人告诉她学校的校长是个很精明的人，已经说服了德国人说需要几个助手来维持营房的秩序。这样，学校也雇佣了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
“孩子们在那都是受到保护的，每天既不会被淋湿也不会挨冻，也不需要干一整天的活，甚至吃的也会更好一些。”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知道一切，而且早就知道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会去担任弗雷迪·赫希的副负责人。
“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住在我的营地，她认识我，我们去找她谈谈吧。”
她们找到米里亚姆·埃德尔斯坦时，她正急匆匆地行走在营地的路上。她很匆忙，而且脾气很坏。她丈夫之前曾经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但自从她搬离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后，一切进展得都不顺利。他们到这里之后，她丈夫就被解除了职务，而且和那些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
图尔诺夫斯卡夫人赞美了一会儿蒂塔的美德，就像是在卖李子。但就在还没有结束之前，米里亚姆·埃尔德尔斯坦就把她打断了。
“助手的配额已经满了，很多人在您之前就已经向我申请了。”
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前走。
三个女人都很失望地呆在原地丝毫未动。但当她即将消失在营地之间的路上时，忽然停住了，然后往回走了几步。
“您说这个女孩能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和德语，而且朗读也很好？”
巧的是，她想让那天下午在31号营房进行戏剧表演的提词员当天清晨就死了。
“我们急需一个提词员……你能做到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蒂塔身上。
“我当然能做到！”
那天下午她第一次进入31号营房，这是组成犹太家庭营32个营房中的一个。他们把所谓的泥潭称作营地道路，这些营地就分别位于这条道路的两边，每边16个。所有矩形营房的空间都被一根用空心砖砌成的烟囱分成两半。但是31号营房却有点不同：这里没有供囚犯们睡觉用的三层床，替代它们的只有凳子。墙上也没有朽木，能看到的只有画有爱斯基摩人和《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的画。
他们曾经用凳子围出一个临时的场地，那些自愿表演的人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把这个营房变成了一个剧院。有人安排座位，有人裹着或者带来色彩鲜艳的布料，甚至有人和孩子们排练了一些努力让大家记住他们的节目。在营房深处，助手们在忙碌地用垫子搭起一个小舞台，两个年龄不详的女人用绿色的布料来做《白雪公主》故事场景里的森林。就在这时，蒂塔的脑子里忽然记起了她离开布拉格之前读的最后一本书——《微生物猎人传》，作者保罗·德·克鲁伊夫。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伟大的研究人员的生活，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是细菌和微生物。在营地，她有点觉得科赫、格拉希或巴斯德就像是在用放大镜观察那些比一滴水还小的细小生物是如何疯狂地活动的。同样还有那些长在洞里的霉菌，毫无征兆地、顽强地生长着。
他们曾在舞台对面为蒂塔准备过一个小房间，牛皮纸做的，并涂成黑色。节目导演卢比杰克走近她，告诉她一定要全神贯注地看着小莎拉。因为之前紧张的时候，从她口中说出的不是德语，不经意间说出的却是捷克语。纳粹允许他们进行表演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讲德语。
挤满观众的营房、责任心的压力，以及坐在第一排的负责管理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的一些军官们，如施瓦茨休伯少校或门格勒上尉，这些都提醒她戏剧开始前要集中精力。她透过纸板上的洞向外看，想好奇地看大家如何大笑、如何鼓掌。表演似乎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难道同样也是这些人每天命令处死成千上万的小孩？的确是他们。
所有在31号营房表演的节目中，1943年12月的某个晚上表演的《白雪公主》对于所有的表演人员和活着的人来说都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表演一开始，魔镜在回答继母“谁是这个王国最美丽的人”时变得结巴了。
“最美丽的人是……是……是……是……是你，我的王……王……王……后……”
临时剧院充满了大笑声。大家都以为是故意这样设计的。蒂塔在她的纸房子里浑身是汗。其实剧本在此处并没有设计结巴，而是因为男孩紧张。在奥斯维辛，任何一个幽默的举动都会让大家很开心，因为在这里笑声比面包还要奇缺，所以大家都需要使劲地笑。
当白雪公主被遗弃在森林里，笑声停止了。扮演她的小女孩那悲伤的目光和红妆黑眼圈加深了她的凄凉，同时又在森林里迷了路，寻求帮助的声音也很微弱，这一切使得她看上去非常的脆弱。看到这一切蒂塔说不出话来，因为她之前也无助地迷失在波兰边境的森林里，而且森林里到处都是德国士兵。
忘记台词或把白雪公主丢在森林时猎人差点被绊倒的场景（蒂塔记得，猎人差点从舞台上一头栽下来）引起的笑声，在小白雪公主开始唱歌时忽然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从十几个女孩中选中这个面色苍白、矮小、长着一副旧搪瓷娃娃脸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最后他们找到了答案：她的声音很动听，歌声很甜美，就像是华特·迪士尼拍摄的电影中的人物。从其声带发出的甜美音色不需要任何乐器，居然可以使很多人身心感到放松。当人们像动物一样被聚集到一起做标记和屠杀时，他们觉得他们都是牛，只有笑声和哭声才会让他们记起他们还是人。
最后，伴随着掌声，王子出现了。在其他的演员面前他是如此的高大，宽阔的肩膀，湿湿的头发梳向后面，就像是抹了弗雷迪·赫希的发胶。白雪公主吃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药之后便醒了过来，整个戏剧在所有人巨大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甚至连一向冷漠的门格勒上尉都鼓掌了，但是，正如大家看到的，他没有摘下他的白手套。
门格勒上尉自己站在31号营房的深处，双眼像X光似的扫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双手背在身后，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库拉”带着他那像送葬队伍似的卫兵们走向营地的深处，边走边踢凳子来制造紧张气氛。与此同时，还让一些囚犯走出人群，与其说是搜查他们，不如说是恐吓他们。幸运的是，卫兵让他们又回到人群，因为卫兵们没有找到任何借口来抓人，至少到目前为止。
纳粹们对营房的搜查就要结束了。他们走到营地尽头。“库拉”转向医生上尉所在的方向，但上尉不在那里，他已经走了。想必卫兵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发现逃生隧道、武器或其他任何违反命令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很愤怒，因为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惩罚的人。他们冲着囚犯们大喊了几声，抓住一个可怜的小助手猛烈地摇晃，拿死亡威胁他们，然后就从营房的后门离开了。这一次，卫兵们也就仅限于到处乱翻。他们已经走了，但还会回来的。
营房的门被关上之后，传来一阵如释重负的说话声。弗雷迪·赫希把他经常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放在嘴边使劲地吹了一下命令人群解散。蒂塔的胳膊麻木得几乎已经无法从身体上移开，巨大的疼痛使得她眼泪都出来了，但是这种感觉比起纳粹们经过时的哭声和笑声要舒服得多。
刚刚，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所有的人。现在，老师们很想倾诉一下，说说自己的感觉，互相告诉大家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孩子们利用这个时间跑来跑去，发泄不满。蒂塔看到对面的基什科娃老师像头犀牛一样沿直线走向她，走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就像火鸡的肉垂一样摆来摆去，然后在距离她不到一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小家伙，你脑袋坏掉了吗？难道你不知道下命令时应该待在你所在的助手区，而不是像个疯子一样到处跑吗？你没看到他们可能会抓走你然后杀掉你吗？你没看到他们可能会杀掉我们所有人吗？”
“我做了我认为最好的……”
“你认为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可以更改我们所有人定下的规矩？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吗？”这个女人的脸气得都快要拧到一块了。
“对不起，基什科娃夫人……”
蒂塔攥紧拳头并强忍着泪水，因为她不想让这个女人得逞。
“我要去报告你刚刚做的一切……”
“不行。”
一个不紧不慢的、果断的、非常男人味的声音响起，是捷克语，但同时又带着很重的德语口音。他们一转身就看到了赫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重新梳得整整齐齐。
“基什科娃夫人，还有一会儿才下课，您应该回到您的课堂上去，孩子们已经乱成一团了。”
基什科娃老师一向很自负地认为，她的女孩班级之所以是31号营房最遵守纪律最好学的班级，正是因为她的正直。弗雷迪什么也没说，虽然她很生气地瞪了弗雷迪一眼。于是她转过身，挺直身子，昂头挺胸、生气地走向她的学生们。蒂塔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谢谢您，赫希先生。”
“弗雷迪……”
“很抱歉我没有遵守纪律。”
赫希冲她笑了笑。
“好的士兵是不需要等待接受命令的，因为他永远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在离开她之前，赫希又转过身来走向她，看了看放在她腿上的书。
“我为你感到骄傲，蒂塔。上帝保佑你。”
看着他离去时坚定的步伐，她想起了表演《白雪公主》的那个晚上。当那些助手们在拆卸舞台时，她走出提词室之后径直走向出口，想着以后这个营房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剧院。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让她停了下来。
“孩子……”
弗雷迪·赫希还没有卸去脸上用白色粉笔化的妆。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记得她。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赫希是青年办公室的负责人。当她帮助一位女图书管理员在那座驻军城市的大楼之间推装书的小推车时见过他两次。
“你来到营地是天意。”他对她说。
“天意？”
“绝对是！”
他示意她跟着去后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近距离看他，赫希的眼睛里温柔和傲慢交织在一起，他的捷克语有着很重的德语口音。“在咱们的儿童营房，我急需一个小图书管理员。”
蒂塔感到很困惑。因为她当时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女孩，所以有时候她还会踮起脚，这样会显得年龄大一些。
“对不起，先生。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小图书管理员是斯蒂高娃小姐，我只是有时会帮助她把书从这边搬到那边。”
31号营房的负责人弗雷迪笑了，笑得方式很特别，很和蔼。
“我注意到你几次。你在推装书的小推车。”
“是的。因为书对她来说太重了，而且推车的小轮在方石铺成的路面上不好走。仅此而已。”
“你也拉装书的小推车了。你可以花一下午的时间躺在你的床上，或者和你的朋友们去散步，或者忙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相反，为了让大家都有书看，你却推着小推车。”
她困惑地看着他。但弗雷迪的话容不得她反驳。他负责的不是一个营房，而是一个军队。就像是人民起义军的首领一样，为了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的入侵，指着一个农民，对他说到“你是上校”。那天下午在那个乱糟糟的营房，他用严肃的语气告诉蒂塔“你就是图书管理员”。
随后他又补充道：
“但这个很危险，非常危险。在这里管理书不是一个游戏。如果党卫军发现有人有书，是会被处决的。”
说完这个，弗雷迪便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枪的样子指着蒂塔的额头。她本想假装不害怕，但对于这个意外的责任还是感到紧张。
“跟我说说。”
“这个工作的风险很大。”
“我一点也不在乎。”
“他们可能会杀了你。”
“我不在乎。”
蒂塔本想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些话，但她失败了。并且也没有控制好颤抖的双腿，以至于让人感觉到她浑身都在颤抖。弗雷迪紧盯着她那两条麻杆似的、穿着长筒毛线袜的、不停颤抖的双腿。
“管理图书馆需要勇敢的人……”
蒂塔脸红了，因为她的双腿不停地发抖。她越是想停下来，越是抖得厉害，甚至连双手也开始抖了起来。一方面是想到了纳粹，另一方面是担心弗雷迪考虑到她害怕而不用她。因恐惧而恐惧就如同在下坡路上奔跑一样。
“那您就不用我了吗？”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但我在发抖啊！”她有点伤心地回答道。
然而弗雷迪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笑了，就像是坐在一个舒适的扶手椅上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困难。
“你很勇敢。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害怕。那些忽视危险因素、不计后果而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的人不是勇敢，是鲁莽。如果不考虑危险因素就会把他周围任何人都置于危险之中，这种人不是我的团队想要的人。我需要的是那些虽然发抖但不退缩的人，是那些考虑到危险因素之后还继续前行的人。”
听到这些，蒂塔感到她的双腿抖得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
“勇敢的人是那些有能力战胜自己恐惧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叫什么名字？”
“蒂塔·阿德勒洛娃，弗雷迪先生。”
“蒂塔，欢迎你来到31号营房。上帝保佑你。请叫我弗雷迪。”
她清楚地记得戏剧表演之夜结束后，他们让所有人都悄悄地离开。然后，蒂塔进了弗雷迪·赫希的房间，一个窄长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很简陋的床和两把旧椅子。房间里到处都是打开的包裹、空箱子、盖满公章的文件、装饰《白雪公主》剩下的布料、几个破碗和他自己的衣服。衣服虽少，但叠放得整整齐齐。
当弗雷迪请求改善孩子们极其糟糕的伙食时，门格勒上尉竟然出乎意料的宽容，命令把死去囚犯们的家人寄给他们的包裹都拿到31号营房。营地医生的收入时有时无，但死亡是天天有。9月份被运到这里的5007个人，到12月下旬的时候已有近千人死亡。除了呼吸道疾病，比如支气管炎、肺炎，还有传染性丹毒和黄疸，而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都会使这些病情加重。那些孤儿的包裹经党卫军之手送达31号营房时几乎已经被搜刮一空，有时里面仅有一些食物碎渣或空包装，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饼干、一点香肠、几块糖……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最好的美味了，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些东西来组织一些竞赛和节庆活动，奖品就是半个洋葱、一盎司巧克力或者一点粗面粉。
刚一开始，弗雷迪跟蒂塔说了些什么，她听了之后目瞪口呆——他们拥有一个活体图书馆。好几位老师熟知一些文学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变成了自己的藏书，于是他们就会轮流去不同的班级给孩子们讲这些他们已经可以背诵出来的故事。
“玛格达非常擅长讲述《骑鹅旅行记》，她让孩子们想象自己骑着鹅在瑞典的上空飞翔，孩子们都乐在其中。萨瑟赫克对印度人的历史和西方冒险故事讲解得很好。德索科法克可以很详细地讲述长老的故事，简直就是一本会说话的《圣经》。”
不过弗雷迪不会满足于这些。他告诉蒂塔书已经被秘密地带到了这里。一位名叫米埃泰克的波兰木匠带来了三本书，一位斯洛伐克电工带来了两本书。他们两位要负责营地所有的维修工作，因此是囚犯里拥有更多自由的人。他们成功地从巨型仓库带来了几本书，这个仓库是用来堆放将要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被称作“加拿大”）抓捕囚犯所需的东西的。出于对他们的感谢，弗雷迪会给他们一些他手头上有的包裹。
蒂塔负责把书借给某位老师，下课之后再收回来，然后天黑前再把书藏好。
房间很拥挤但很整齐。如果很凌乱的话，那也是弗雷迪本人精心设计的，为的就是掩盖那些不该出现在视线里的东西。弗雷迪走到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翻找着，抽掉一块木板，露出了几本书。这时蒂塔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掌来，她觉得这就是个魔术节目。
“这就是你的图书馆，不大的图书馆。”弗雷迪瞄了蒂塔一眼，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这的确不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事实上，只有八本书，而且有几本还很破。但这些的确都是书。在这个如此黑暗的地方，人性如同他自己的身影一样黑暗，书的出现减少了阴郁的时光而增加了美好的时光。在这个灭绝的时代，语言的力量要远比机枪的力量大得多。就像是托着新生婴儿似的，蒂塔仔细地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在自己的手上。
第一本书是一本未装定的、缺了几页的地图册，上面印有欧洲一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版图。这些马赛克式的政治版图颜色非常丰富：朱红色、亮绿色、橙色、海蓝色。所有的这些颜色和围绕着蒂塔的灰色色调——深咖啡色基调的泥土、破损的黄褐色的营地、灰蒙蒙阴沉沉的天，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蒂塔开始翻阅地图册，仿佛她这会儿在环游世界：穿越海洋、绕过极富异国情调名字的大陆端——好望角、合恩角和塔里法角，飞过高山，跨越几乎连在一起的海峡——白令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或巴拿马海峡，用手指游经多瑙河、伏尔加河和尼罗河。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和森林，地球上所有的山脉、河流，所有的国家和城市都集中在了这本很小的书里面，简直就是个奇迹。
弗雷迪·赫希默默地看着她，对她那看地图册时全神贯注的目光和大张嘴巴的表情感到高兴。如果他对自己赋予那个捷克小女孩的责任心还有所疑虑的话，在这一刻已经全都被打消了。他知道蒂塔会非常仔细地看护图书馆，而且会成为书和人之间的纽带，而这一点正是他所没有的，因为他太活跃便放弃了在纸张印刷流水线上的工作。弗雷迪更喜欢活动、运动、音乐、演讲……但是他发现蒂塔的情感可以让一些人进入书中的世界。
保存最好的一本书是《初等几何》，打开之后就是另一番世界：等腰三角形、八边形、圆柱体、排列整齐的一串数字、像云一样的排列组合和很神秘的平行四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