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世界(塔杜施·博罗夫斯基)_石头世界（1 / 2）_石头世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原作品集共20篇，本书选译了其中的12篇。

献给扬·多博拉钦斯基

《石头世界》实际上是一部内容面广的短篇小说集，由二十篇独立的部分组成。作者尝试以“超短篇小说”形式写作，实验显然不太成功。超短篇小说的形式就像狭窄的领口一样，妨碍呼吸。这个形式使得评论和讨论变得困难，强求动作、时间和地点的三一律，并没有培育出作家，而是造就出照相机。

这些超短篇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繁琐的，还有些包含了和其他作家持不同态度与立场的争论。我不是一名实证主义的灾难论者，在小说中我没有使用克瓦希尼亚克的被子，没有吃人脑子、扼杀幼儿、蹲在掩体里的情节，也没有和德国人一起去观赏歌剧、在花园里喝酒、沉溺于幼稚的幻想——总之，如果仅仅因为《石头世界》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就被看作是作者个人的私密札记，这种判断会令我感到非常遗憾。

但愿这篇序言能够充分说明这些短篇故事的主旨。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希望各派激进的天主教徒或者他人，不要时时借机敲打我。

献给帕维尔·海尔茨一段时期以来，像母体中躁动的胎儿一样，我身上有一种意识正在成熟，它使我充满了不安的预期：无限的宇宙以不可想象的速度膨胀，像一个一点也不可笑的肥皂泡一样；我时常被一个守财奴的针刺般的急切心情控制，我想到，这个宇宙可能正在不可挽回地溜到空间里去，就像水从手指缝中流走一样；而且，最后——也许是今天，也许明天，也许甚至要等几亿年——这个宇宙会分解化为空寂，似乎它不是由固体物质构成，而仅仅是由稍纵即逝的声音构成的。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在战后，我虽然很少被迫给自己擦皮鞋，也几乎从来不会抠掉裤脚边上的泥点儿，虽然每隔一天就迫不得已费心费力地刮脸上、下巴和脖子上的胡子，而且，为了节省时间，用牙咬掉指甲，也不去古旧书店淘宝，不去搜寻美丽姑娘；同时，透过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把我的命运和宇宙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但是，不久以前我却开始欣然走出家门，在炎热的下午，在本市的工人宿舍区长时间地、孤单地散步。

我很喜欢大口大口地吸进发霉的、像面包渣一样干燥的废墟尘埃。我露出几乎掩饰不住的嘲讽神情，习惯性地向右肩歪着脑袋，观看蹲在被烧毁房屋的墙壁下面看守货物的农村妇女和肮脏不堪的小孩子们，他们在夜雨留下的水洼之间追逐沾满了污泥的布球；还有布满灰尘、发出汗臭气味的工人，他们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从清早到黄昏急急忙忙地敲打电车铁轨。我很清晰地看到，像在镜子里一样，这些长满了青草的废墟，农村婆娘、她们掺了面粉的酸奶和发出恶臭气味的衣服，电车铁轨，布球和踢球玩的孩子们，扔在泥炭土旁边的杠铃和铁锤，工人们肌肉发达的臂膀，疲倦的眼睛和躯体，街道和街道后面摆满了木制货亭的小广场，那里荡漾着人们恼怒的话语声，头顶是疾风驱动的云团——这一切是如何突然散开，混杂在一起，钻到地下，钻到我的脚下——就像桥下奔腾的流水反映出来的树木和天空破碎的倒影。

我有时觉得，就连人体生物学上的反应，在我身上也固着起来，僵硬起来，令我失去感知能力，像葡萄干似的。想当年，我的眼睛因为惊奇而睁大，观看世界，我穿过街道，小心翼翼，像墙头上的一只小猫一样；而今天，我冷漠地混杂在流动的人群当中，即使接触了小姐们热乎乎的肉体也不为所动，虽然她们赤裸的美腿和涂了发油的高耸发式是用来勾引男人的。我眯缝起眼睛，立即又透过眼帘观看，宇宙之风劲吹，把大群的人一直吹到大树的树梢下面，把人体甩进巨大的旋风中，扭曲他们因为惊骇而大张的嘴巴，把儿童粉团似的小脸和成年男人多毛的胸脯混在一起，把攥起的拳头裹在被撕成条带的女人裙子里，把白皙的大腿像泡沫一样投到表层，大腿下面浮出帽子和头部的碎片，帽子和头部被水草般的头发纠结在一起——这极端奇异的混杂物，人群烹调出来的浓汤洪流，沿着街道，在明沟里涌流，咕噜咕噜地被吸进空间，就好像被吸进下水道一样。

我心里充斥了冷漠之感，几乎对一切持轻蔑的态度，凭着人的尊严，步入巨大而凉爽的花岗岩大楼。虽然不习惯，我还是走上从战火中清洗出来的大理石楼梯，上面铺展红色的地毯——每天早晨，女工们都得费尽力气抖动它，牢骚满腹；我根本不注意新门窗和曾遭火烧的房屋重新粉刷过的白墙。我随随便便跨进窄小而舒适的办公室，有时候有点低声下气地要求过于细碎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的确是属于我的；当然，这些东西还不足以令这个世界免于像过度成熟的石榴果实那样膨胀、裂开，开裂后崩出的不是种子，而是投给这玻璃般光溜的荒原以干燥的、发出沙沙声的灰烬。

弥漫了灰尘和汽油气味的酷热白昼过去之后，令人感到清爽的黄昏终于到来，把患肺结核病的废墟变成了越来越黑暗的天空背景上的恰如其分的装饰。这个时候，我在新修复的街灯照明下返回散发出新油漆气味的住所，房子是我从中介公司买的，价格高昂，付款也没有在什么财务机构登记。我坐在窗台前面，双手托着下巴，妻子在厨房小间里洗盘碗发出的声响陪伴着我，我望着对面楼房的窗户，那里的灯光一一熄灭，收音机喇叭逐一关闭。

在以后的时间，我的耳朵捕捉到了街道上不很清晰的声音：进出香烟出售亭醉汉的歌声，行人走路的杂沓声，到站列车的咯噔声，在街道拐弯处匆忙敲打电车铁轨的夜班工人纠缠不休、令人厌倦的声响……于是，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幻灭感在我心里升腾。我断然离开窗口，就好像扯断一条拴住我的绳子似的。我在书桌旁边坐下，突然觉得我又损失了一去不返的时间，于是从抽屉深处取出弃置在那里很久的纸张。因为今天的世界还没有随风消散，我抽出干净的纸张，郑重其事地铺在书桌上，眯缝起眼睛，努力在自身寻找温存的情谊——对于电车铁轨上的工人，对于出售酸奶代用品的农村婆娘，以及满载货物的列车、废墟上方正在变得更昏黑的天空，还有林阴路上的行人、新装的窗户，甚至正在清洗盘子的妻子——我竭尽全力集中精神，渴望捕捉到所见事物、事件和世人的真实意义。皆因我期望写出一部伟大永恒的史诗作品，要无愧于这个依然没有变化的、难以对付的、酷似从石头中雕刻出来的世界。

<h2>一个真实的事件</h2>

献给斯泰方·茹尔凯维奇主编当时我心里想，我必死无疑。我躺在光秃秃的麦秆垫子上，盖着一块毯子，毯子发出以前在这儿躺卧过的人已经干燥的粪便和脓血气味。我极度虚弱，连挠痒痒或者赶走跳蚤的力气都没有，大腿上、腰背上和肩膀上，到处长出了大片的褥疮，紧包在骨头上的皮肤发红，像刚刚被阳光晒伤一样生疼。我对自己的躯体感到十分厌恶，只有在倾听他人呻吟的时候，才略感轻松。有时候想，我会因为干渴而憋死的。我张开干燥的嘴唇，幻想着一杯清凉的咖啡，同时不假思索地仰望敞开的窗户外面一片空旷的天空。看样子要变天下雨了，因为灰白色的、尸体形成的浓烟在屋顶上方低垂盘旋，屋顶上的沥青融化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像水银一样。

臀部和后背的肌肉开始发痛，像火烧一样，于是我在粗糙的垫子上费力转身，把一个拳头垫在耳朵下面，抬起眼，探向旁边床上那个虚胖的人、狱卒组长克瓦希尼亚克的方向。他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和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还有一块干得掉渣的面包。床脚下，一个盖着被单的硬纸箱子里藏着等待成熟的绿色西红柿，那是挂念他的妻子寄来的。

组长克瓦希尼亚克忍受不了无所事事。他很怀念在妇女营房干活的小分队。现在他感到寂寞无聊，在医院里干活，剥夺了他唯一的乐趣：大吃大喝，因为他患肾病。原来在他旁边床上躺着的是一个荷兰犹太人，演奏小提琴的，因为肺炎刚刚死了。一听到我这床垫子的沙沙声响，克瓦希尼亚克就必定支起胳膊肘，眨着肿眼泡的小眼睛看过来。

“你终于睡醒了。”他几乎掩饰不住地往上冒火气，恶狠狠地说，“你接着说故事吧。一个差不多十分健壮的人，硬是像一个穆斯林似的躺着，讨厌！好些日子没有在穆斯林里挑人了。”

低俗故事书的故事梗概、探险电影的故事、大剧院保留节目的戏剧剧情，都不能满足他；浪漫主义作品的夸张叙述，他也是不堪忍受的。但是，他常常刨根问底地追问荒诞可笑的言情故事的细节，此时我必须想办法说服他，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的确，我把曾经经历过的全部有趣的事，向他和盘托出：我姑姑的情人，一个猎场看守，晚上总是在她的窗下弹吉他；在物理课上，为了给老师捣乱，我把一只公鸡关在笼子里，可是该打鸣的时候，它却不出声；一个嘴唇长出大包的女孩，因为波兰九月事变和我往来密切；等等。我还对他谈我历次恋爱的经过，毫无保留，但是深感惋惜的是，一共才有两次。我诚恳地用最简洁的言语，实话实说，说的全是事实。但是，时间过得慢极了，我发烧却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感到干渴。

“我蹲监狱的时候，有一个少年被送进我们的牢房。他说，是一个警察把他带来的。大概是因为嘛，这个少年用粉笔在墙上乱写乱画。”我缓慢地说着，舌头不断舔着嘴唇，极力用有意思的词句述说看《圣经》的少年的故事（几年以后，我在一篇小说里又重复了这个故事）。

少年带着一本《圣经》，整天都在阅读。他不跟别人说话，同伴对他提出问题，他的回答总是简短而勉强。下午，一个犹太青年被问话之后回到我们的牢房。他看了看少年，说过去在盖世太保总部见过他；还补充说：“就承认你是犹太人吧，像我这样。用不着害怕，在这儿，大伙儿都是朋友。”读《圣经》的少年说，是警察把他送到这儿来的，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到了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就被带走了，在后院里枪毙了。

“先生，这个少年呢，”我赶快结束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叫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还说自己是银行经理的儿子。”

克瓦希尼亚克组长在沉默中站了起来，开始从床脚下掏东西，从硬纸箱子里摸出一个西红柿，在手里攥着，踌躇片刻。

“这不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他严肃地说，斜着眼睛瞧着我，“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一点——你知道吗？他在这儿住过医院，你说的这个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得了伤寒，像你一样。就是在你现在用的这张床上死的。”

他背靠一个大枕头，那个西红柿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

“你可以喝那杯咖啡，反正我是不能喝的。”他思忖了一下，说，“以后你不必再给我说什么故事了。”

他把西红柿扔在我的毯子上，递过咖啡，瞧着我把嘴唇贴近咖啡杯子，兴致勃勃地。

<h2>施林格尔的死</h2>

党卫队下士施林格尔在一九四三年完成了集中营头目布置的任务。所谓头目，就是比尔克瑙集中营男部D劳动营的直接指挥官，而比尔克瑙集中营又属于散落在整个上西里西亚的大大小小集中营的巨大聚合体，这些集中营在行政上隶属于奥斯威辛的中央集中营。施林格尔身材短小敦实，长着一张丰满的肥嘟嘟的脸，浅黄色的头发像亚麻似的，梳得紧贴在脑壳上，眼睛是蓝色的，总喜欢眯缝着，嘴唇紧闭，面颊微微上扬，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他从来不注意外表，也没有听谁说过他受到过“贵客们”的收买。

施林格尔管理D区，十分精当和严酷。他一刻不停地骑着自行车在集中营通道上巡视，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他抡起胳膊来像抡铁棍一样，足以砸烂或砸碎人的下巴骨，登时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必死无疑。

他的警戒是无以复加的。他常常造访比尔克瑙其他的地段，在妇女、吉卜赛人业务室里的贵人中间造成恐惧和惊慌。所谓业务室，是指比尔克瑙最富有的地方，因为那里堆放着被毒死焚烧的人们的财物。他也视察在瞭望塔系统里工作的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检查囚徒的衣服、组长们的皮靴和党卫队员的包裹。他还经常观看焚尸炉，很喜欢盯着欣赏把人推进毒气室的过程。他的姓名是和帕利奇、克兰肯曼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他许多杀人魔王连在一起的。这些人时常吹嘘，他们每个人亲手用拳头、棍棒或者手枪少说也打死了一万多人。

一九四三年八月，集中营里传说，施林格尔死了，横死，具体情况不明。对这个事件的叙述各不相同，似乎都真实可信，却又互相完全矛盾。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特工队一个老熟人的说法。有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床铺上等待吉卜赛人集中营送来的浓缩牛奶，他对我讲述了党卫队下士施林格尔死亡的经过。他说：

“一个星期天，下午点名之后，施林格尔到焚尸炉地段来看我们的头目。可是头目没有时间，因为正好有大货车从卸货场开来，运来从本津输送来的囚徒。你知道，兄弟，把一批囚徒卸下车来，命令他们脱掉衣服，再把他们赶到毒气室里面去，这是费力气的活儿，可以说，是要求很高的策略活儿。谁都知道，在这些人还没有被赶进毒气室并且关好大门的时候，是不准盯着看他们的财物的，更不准胡乱翻弄，尤其不准对一丝不挂的女人动手动脚。而且，兄弟，就是强迫女人和男人一起脱得赤身裸体，对于刚来的人而言，也是十分震撼的事啊。于是就采取火急火燎的催促法，假装必须尽快在莫须有的淋浴室里完成入营工作。实际上也的确必须加快速度，赶紧毒死一班囚徒来货，尽快清理毒气室里的尸体，为下一批囚徒来货做好准备。”

这个工头站了起来，坐在枕头上，两条腿从床边垂下来，点着香烟，继续说：

“所以，兄弟，你看明白，我们当时面对一批从本津和索斯诺维茨运来的囚徒来货。这些犹太人都很清楚大难临头了。特工队的青年人也感到惶恐不安，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是从那些地方来的，还有的人遇到了亲属或者熟人。我就遇到了……”

“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听你说话听不出来。”

“我是在华沙念完师范的，大概有十五年了。后来就在本津一所中学里教书。有人提议我出国，我不愿意。你瞧，有家室嘛，兄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一批来货躁动不安。你知道，他们不是荷兰、法国的商人，那些人还想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收容所里和富人做生意呢。我们波兰的犹太人什么都知道。党卫队面对着大批囚犯有些慌乱，施林格尔看到这个情形，就拔出了手枪。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是施林格尔突然看上了一个肉体，真的—— 一具完美匀称的古典式美人的身躯。他来看我们头目，其实肯定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走近那个女人，拉住她的手。那个女人突然弯下腰去，抓了一把沙子，狠狠地抹在他的两只眼睛里。施林格尔疼得哇哇乱叫，手枪从手里掉下，那女人捡起手枪，对着施林格尔的肚子连连开枪射击。场面顿时一片慌乱。赤身裸体的人群吼叫着向我们扑过来。那个女人又对我们的头目开枪，打伤了他的脸。于是，那个头目和党卫队员们都四散奔逃，只留下了我们。嗨，上帝保佑，我们还是想办法对付了这个场面。用棍子、棒子把这批来货赶进了毒气室，把铁门关紧，招呼党卫队员灌进毒气。我们到底也还是积累了一点经验的嘛。”

“是啊，当然啦。”

“施林格尔趴在地上，肚子疼得他十个手指头直抓地面。我们把他抬了起来，也不怎么在意地把他抬上一辆汽车。一路上他咬紧牙关呻吟着：‘O Gott,mein Gott,was habich getan,dass ich so leiden muss？’翻成波兰语的意思就是：‘啊上帝，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事，得受这样的痛苦啊？’”

“这个人一直到死都没有醒悟，”我连连点头，说，“真是命运出人意表的讽刺。”

“真是命运出人意表的讽刺。”工头重复着，若有所思。

确实是命运出人意表的讽刺：在集中营撤退前不久，特工队里的犹太人因为惧怕以后的清算，而在焚尸炉地段造反，烧毁焚尸建筑物，剪断铁丝网，奔逃跑进田野，却被几个党卫队员用机关枪扫射，把他们全部打死了。

<h2>抱着一个包裹的人</h2>

献给阿道夫·鲁德尼茨基。

我们的文书是卢布林的犹太人，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已经有在马伊丹奈克集中营度过数年的经验。他在特工队里找到一个亲近的熟人（特工队因为控制了从焚尸炉里搜刮出来的大量财物而在集中营里势力巨大），便立即装病，轻而易举地进了二号病区（简称KB II，是比尔克瑙为设立医院拨出的一个特别地段），立即在那里得到我们营区文书这个美差。他不必整天抡着铁锹铲土，或者忍饥挨饿扛大袋的水泥，当文书只是做办公室的工作。这是其他“贵客”人物羡慕和争夺的对象，这些人物也是为自己的熟人谋求这类差事的。他接送病人，在营区点名，整理病人病历，间接参与挑选犹太人的工作；这样的挑选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在我们集中营全部地段差不多有规律地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文书的任务还有就是，在助手协同下，把病人送到洗浴室，到晚上有大卡车再把他们拉到四个焚尸炉之中的一座烧掉，当时焚尸炉还是轮班运转的。终于，在十一月的某天，这位文书发了高烧，我记得是感冒引起的；因为他是营房里唯一的一个患病的犹太人，所以在例行的一次挑选时就被选中，等待着接受送进毒气室的特殊待遇。

挑选完毕之后，被尊称为营房长的老助理员立即来到十四号营房，因为那里躺着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犹太人，他要做出安排，让我们尽快把这位文书送到他们那里去，以此免除令人不快的、把他单独送往洗浴室的麻烦。

“请把他送到十四号营房。大夫，您听懂了吗？”从十四号营房回来后，他对主任医生说。主任坐在办公桌旁，耳朵上戴着听诊器。他十分细心地听诊刚来的一个病人的后背，用优美的书法在病历卡上做记录。医生挥了挥手，没有中止工作。

文书在上铺床上蹲着，用细绳细心地捆绑一个硬纸盒子，那里面装着一双捷克皮靴，靴带一直打到膝盖部位，还有羹匙、小刀、铅笔，以及猪油、小面包圈和水果，等等。这些都是他当文书为病人服务得到的回报，病区里几乎全部的犹太人医生和医务员都是这样干的。他们和波兰人不一样，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邮包。不过呢，在病区收到家里寄来包裹的波兰人，也接受病人上供的烟草和食品。

文书的对面是一个波兰上校，不知为什么被关在营房，已经好几个月了。他正在独自下棋，用大拇指堵住耳朵。在他的下铺，值夜班的巡警正在懒洋洋地往一个玻璃夜壶里撒尿，尿完又立即蒙头睡在被子底下。从隔壁房间传来喘息和咳嗽声，小火炉上炸的咸肉发出吱吱声，屋内又憋闷，又雾气缭绕。傍晚的营房都是这种情景。

文书慢慢从上铺爬下来，手里抱着包裹。营房长立即扔给他一块毯子，命令他穿上拖鞋。他们走出营房。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在十四号营房前面，营房长从文书肩膀上取下毯子，没收了他的拖鞋，又拍拍他的后背；文书现在只穿着一件睡衣衬衫，风吹起了衣襟，在另外一个医务员陪伴下，走进了十四号营房。

到了晚上，在给病人分发了食品、茶水和包裹之后，医务员开始把穆斯林带出营房，让他们在门前每五个人一排站队，同时扒下他们身上的毯子和拖鞋。一个值班的党卫队员出现在营地，命令医务员在洗浴室前面组成纠察队，以防有人逃跑；与此同时，各个营房里都在吃晚饭，翻看刚收到的包裹。

从窗口望去，只见我们这位文书步出十四号营房，抱着包裹，在五人一排的队伍入列，又受到医务员们的呼吼催赶，和其他人一起慢吞吞地向淋浴室走去。

“大夫，过来看看！”我对大夫呼喊。他摘下听诊器，迈出沉重的步子，挨到窗口，一只手放到我肩膀上，“他也许能显出多一点的理智来，你觉得是不是呢？”

外面的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只能看见白色衬衫在营房前面移动，人的面容已经模糊不清，仿佛转过身去，从视野中消失了。我注意到，刺铁丝网上面的灯亮了。

“他这个老牌囚犯，很清楚过一两个小时就得光着身子进毒气室，没有衬衫，也没有包裹。怎么还舍不得那么一点东西？真是奇怪。给别人就得了嘛。换了我，就不……”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医生问道，有点冷漠。他把手从我后背拿开，扭动一下下巴，好像是用舌头舔了一下有窟窿的虫牙。

“对不起，大夫，请原谅。不过，我的意思不是……”我随口回答。

大夫来自柏林，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在阿根廷，偶尔也谈到自己：我们普鲁士人——带着微笑。在这微笑中，混杂了犹太人的极度悲苦和往日普鲁士军官的骄傲。

“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是我得去毒气室该怎么办。肯定也要抱着自己的一个包裹的。”

他向我转身，苦笑了一下。我看得出，他十分疲倦，睡眠不足。

“我想，如果我真的走向焚尸炉，也肯定会相信，半路上会出现想不到的事。抱着一个包裹，就跟拉着别人的手一样，是吧？”

他离开窗口，在办公桌旁边坐下，吩咐带进下一个病人，开始准备妙手回春，以帮助治愈的病人重返集中营。

淋浴室里充斥着患病犹太人的呼叫声和呻吟声，他们想要烧毁这个大房间，但是没有人胆敢碰一下党卫队卫生员，他就坐在角落里，眯缝着眼睛，或者假装打瞌睡，也许真的是在瞌睡。入夜时分，几辆焚尸炉大卡车开来，又来了几个党卫队员，命令犹太人把所有的东西留在洗浴室，医务员们开始把这些赤身裸体的人赶上卡车，等到卡车上挤满了人，他们哭泣、咒骂，探照灯照射着他们。大卡车开动，他们在绝望中互相拉紧手，以防掉下车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集中营里听说，被拉往毒气室的犹太人最后时刻用希伯来语唱出一曲震撼人心的歌曲，可是歌词的意思，没有人能听懂。

我们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天完全黑下来。太阳早已落在山的后面，刚刚翻耕的山坡和平原有些地方还残留着肮脏的雪，洒上了越来越浓重的阴影，阴影上飘浮着乳白色的黄昏雾霭，而在天空下坠的、被雨云拉下来的云彩的腹部，有些地方还透出几道玫瑰色的阳光。一阵似乎渐渐昏暗的风饱蘸潮湿、发酸味泥土的气味，驱赶着团团的乌云，又像冰冷的刀刃似的直直切入人的肉体。一块沥青铁皮被一阵猛烈的风吹起，在屋顶上单调地吧嗒吧嗒作响。一股枯干而有穿透力的凉气从田野刮来。在下面的山谷，火车车轮轰轰驶过铁轨，机车呻吟似的呼呼地喘气。潮湿的暮色降临，饥饿越发难以忍受。公路上的交通几乎完全中止，阵风送来的熙攘嘈杂声越来越少：路人谈话的只言片语、赶车人的吆喝声、套在母牛轭上的大车断断续续的吱扭声，以及母牛的蹄子在碎石土路上缓慢迈步的声音渐渐沉寂下来；农村姑娘高高兴兴前往小镇的周末聚会，木底鞋在沥青路上发出的嘎达嘎达声响也渐渐远去，同时带走了她们嗓子眼里冒出来的笑声……

昏暗越来越浓重，终于稀稀落落地掉下雨点来。高高的电线杆子上浅蓝色路灯摇摇晃晃的，发出暗淡的光辉，洒在路旁树木交织在一起的枝丫上，洒在岗哨小屋发亮的屋顶上，洒在像一条皮带似闪烁的、空荡荡的道路上；士兵在灯光下列队前进，消失在黑暗中，可以听到他们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这时候，指挥官的司机打开保护盖下面的探照灯，灯光直射两个营房中间的通道。身穿囚徒条纹服的二十名俄国人，双手被刺铁丝绑在背后，由营房长从洗浴室里带出来，驱赶到了集中营通道的石板路上，面对人群。这些人光着头已经一动不动地战栗了几个小时，在沉默中忍受饥饿的折磨。在强光照射下，俄国人的躯体仿佛变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肉，肉块之间隔着空隙和暗影：他们服装的每一个突显的褶皱，穿破的皮靴裂开的后跟，裤脚上黏粘的褐色泥土，裤腿内侧粗大的缝线针脚，囚服的蓝色条纹上穿过的白线，干瘪下陷的臀部，僵直的手臂和因为剧痛而痉挛的灰白色手指，关节处结满血痂；手腕肿胀，因为布满铁锈的刺铁丝钻进皮肤，使皮肤变成了青色；他们裸露的胳膊肘被又一道铁丝生硬地扭曲捆住——这一切都在黑暗中浮现，好像是冰雕。俄国人的后背和头部在黑暗中闪着微亮，星星点点的白色，那是因为衣领上方的部分都被刮干净了。这些人拉长的影子投在道路上、挂着闪亮水珠的带刺铁丝网上，在铁丝网外长满干枯和沙沙作响的荒草的小山坡上消失了。

集中营指挥官，一个头发发白、被太阳晒得发黑的军官，这天晚上专门从城里来到这个集中营，脚步显得疲累，却还依然有力，穿过灯光照射的地方，在光亮的边缘线站住，命令两排俄国人适当拉开距离。这下子事情的进展加快了，但还不是众人暗暗希望的那么快。这些人冻得浑身冰冷，饿得发慌，为了等待吃到一碗稀汤，已经等了十七个小时；那稀汤一定是还温温的，放在营房里的大锅之中。“你们别以为，就这么完事了！”一个年轻的营长从指挥官身后冒出，大声吼叫。他一只手放在黑呢子缝制的上等外套的翻领上，另一只手攥着一根柳条鞭子，用它有节奏地轻轻敲打着皮靴靴筒。

“这些人，他们是罪犯。道理我就不必多解释了。俄国人，这就是了。指挥官先生命令我宣布，必须惩罚他们，他们罪有应得，正如指挥官先生说的。喂，伙计们，听明白没有？”

“快点，快点，赶紧！”指挥官对穿着敞开外套的军官轻声说。他一条腿靠着小型斯柯达轿车的减震器，懒懒地脱下手套。

“用不了多少时间的。”穿着没有扣扣子外套的副官说。他随手打了个榧子，嘴角冷笑了一下。

“是的，今天整个集中营的晚餐又被取消了。”年轻营长大叫，“营房长要把热汤退回厨房去，如果少了一碗，我就拿你们是问。伙计们，听明白了？”

人群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后排的人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向前挪动，靠路边的地方变得拥挤，宜人的热气传到人的后背，这是拥挤的、准备向前奔跑的人们口中呼出的热气。

指挥官做了一个手势，他的小汽车后面冒出一队党卫队员，手里握着卡宾枪，立即纯熟地站立在俄国人背后，一个对一个。从他们的外貌看不出来，他们是和我们一起从小分队回来的，而且他们已经吃饱喝足，换上了鲜亮的、刚刚熨过的制服，甚至还修整过指甲。他们的手指头紧扣在枪栓上，指甲修剪整齐，泛出粉红色。显然，他们是被安排到镇上去和姑娘们寻欢作乐过了。他们给枪上了子弹，发出咯咯响声，把枪套贴在大腿旁边，把枪口对准俄国人被刮干净的后脖子。

“注意！准备好，开火！”指挥官命令，却没有提高声音。卡宾枪哒哒哒作响，士兵们迅速后退一步，以避免那些被打碎的头骨碎片蹦到他们身上。俄国人腿部抖动了一下，就像沉重的口袋一样叭嗒一下倒在地上，鲜血和头颅的碎块飞溅在地面。士兵们把卡宾枪往后背一挎，急急撤回警卫室。俄国人的尸体被临时拖到铁丝网下面，指挥官在随从陪伴下登上斯柯达，汽车向大门后退，喷出团团的黑烟。

头发灰白晒得发黑的指挥官刚刚十分满足地离开，那沉默的、越来越用劲向道路推挤的人群，便爆发出一阵阴沉的呼吼，像雪崩似的冲向染满鲜血的地段，拥挤在地面上，呼啦呼啦地。他们立即被集中营倾巢集合起来的营房长和营房区区长用棍棒驱赶、分散，消失在各个营房。当时我站在处决现场的侧面，无法凑到路边去。第二天，我们又被驱赶去干活，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和我一起搬运钢筋；整整一天，他都没完没了着魔似的要说服我，说什么人的脑子实在是细嫩得很，可以直接吃，不用烹调，完全可以生吃。

在德国人营房区，在他刚要跨过窗台口的时候，他们抓住了他。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把他拖到地板上，痛恨得大口喘息着，把他拉到集中营侧面的小径上去了。在那里，沉默的人群把他团团围住，他们开始用恨得发痒的手撕扯他。

这个时候，从集中营大门口那儿传来一道禁令。集中营的主要通道上有士兵跑来，他们倾身向前，拿着枪，穿过站在通道上的穿著蓝白条囚衣的人们。人群从德国人头目的小屋前散去，钻进各自的囚室。囚室里拥挤，气味难闻，人声鼎沸。在冒着蒸汽的火炉子上，他们正在做饭，吃的东西什么都有，都是夜里从近处的农民那里抢夺来的。他们在木床和木床之间用小磨磨粮食，用布块清理一块一块的肉，剥马铃薯，把马铃薯皮顺手扔在地板上；玩纸牌，用偷来的雪茄赌输赢，和面准备做煎饼，贪婪吞食热乎乎冒着汽的热汤，懒洋洋地捉住虱子捏死。令人窒息的、似乎饱蘸了汗臭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混杂了饭菜和烟火味儿的水汽凝结在屋顶的横梁上，落在囚徒的头顶上、木床上、饭菜上，单调得像秋雨一样。

门口一阵骚动，一个头戴钢盔的青年美国军官走进囚室，看了看木床和桌面，很友善。他身穿一套熨得整齐美观的制服，敞开口的枪套里的手枪挂在很长的皮带上，在他身侧的大腿旁晃动。陪伴这位军官的有一位译员，便衣制服袖子上配戴着“译员”标志的黄色布条，还有战俘管理委员会主任，穿着夏日的白色衬衫、西装裤子和网球鞋。囚室的人们安静下来，不约而同地从木床上抬起头来，从水壶、饭碗和酒杯上抬起眼睛，盯着军官的眼睛望去。

“诸位先生，”军官摘下头盔，开始说话，每说一句，翻译立即翻译一句，“我知道诸位所经历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知道诸位极其憎恨这些罪犯。我们美国士兵和你们欧洲的父老兄弟，大家一起战斗，就是为了让法制征服法制沦丧的局面。必须尊重法制。大家会看到，全部的罪犯都会受到惩罚，在这个集中营里是这样，在一切集中营里都是这样。现在已经有了例证，我们让被捕的党卫队员们去埋葬死者。”

“对啊，可以在医院后面掩埋。有些尸体还没有运走呢。”下铺的一个人说。

“或者埋在一个坑穴里。”另外一个轻声说。他坐在床边，手里抓着毛毯。

“住嘴！有的是时间！听人家军官先生的话。”第三个人轻声说，横躺在同一张床上。他看不见军官，因为挤得紧紧的人群遮住了他，人群直往另外一张床那边拥挤。

“先生们，新司令官郑重宣布，集中营的全部罪犯——党卫队和全部在押的犯人，全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翻译说。一阵欢呼声从全部木床上传来，大家竭力用手势和笑容向来自大洋彼岸的青年军官表示赞同。

“所以司令先生请求大家，”翻译继续说，声音有些沙哑，“请求大家保持耐心，不要做违法的事，因为会给大家带来麻烦，请大家把这些畜生交给集中营的警卫，好吗？”

整个囚禁室发出长长的一声呼叫。司令向翻译表示感谢，祝愿囚犯们好好休息，很快找到亲人。在友好的送别话语中，司令离开囚室，向下一间走去。

一直等到他巡视了所有的囚室，又在士兵的陪伴下返回司令部办公楼之后，我们才把这个东西从木床上拉下来。原来，他被毛毯盖住，被我们的身体压住，趴在那里，脸被塞在干草里。大家把他拽到火炉下面的水泥地上，在全体囚犯粗重、解恨的呼吼声中，大家乱踢乱踹，踹得他一命呜呼。

<h2>会见一个小孩</h2>

他们找到了一天前在营房后面水沟上做好标记的坑穴，两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刺铁丝网下面仰面爬过去，用衣袖保护眼睛，后背蹭着沙石挪动。从水沟上下来之后，他们翻过身来，腹部向下，用胳膊肘移动，钻进高高的荒草——夕阳的红光穿透了这荒草。在拐弯处高地下面的一个棚子里，棚子外面贴着黄色告示“不得靠近”。一个美国兵坐在下面，他的头盔和微型自动步枪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瞭望哨木板上有水滴滴落，掉在夜里篝火的灰烬上。

他们判断距离刺铁丝网足够远而安全之后，在沟边坐下，细心除去条纹囚服上粘着的泥土，或者用刀刮掉膝盖和胳膊肘上的青铜色斑点。最后，他们才站起来开始大步穿过潮湿的草地，向公路方向走去。他们走过废弃的防空洞，打烂的大炮阵地，走一个大圈子绕过集中营；那里的地面上还时时飘起夜间篝火的蓝烟，传来折断的木板声响和成百上千人的模糊话语声。

“风刮到这边来了，有尸体气味。”高个子说，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他们刚刚走过医院前面的空地，空地上的原木之间摆满了尸体。他的脸浮肿，有雀斑，患白斑病。他头上长着稀疏的头发，又直又硬，像动物的鬃毛似的。头顶中间头发被剃光，露出头皮。上衣小，袖子短，露出筋脉凸起、布满斑点、毛茸茸的手。他说话鼻音重，“没来得及烧掉。”

“一看就知道。”矮个子说。他声音沙哑，时时吐唾沫，牙齿破损。他长了满头的黑色硬头发，中间一条也被剃掉。草丛银色纤细的嫩叶因为不久前的雨水而湿漉漉的，中间是颜色深暗、弯弯曲曲的小路。他补充说：“你看，他们走在前面了。赶上火车了？”

“你别操心了，车会停下来等你的。”高个子说。他们走到下面的公路上，在拉长的栗子树阴影下，向火车站后面居民点方向走去，火车站里停着一列一列的车厢，没有机车。

平原有深绿色的云杉林围绕，黄铜色的阳光落在森林树木上。在树林边缘，在平原中心，在鲜花开放的花园中间，深绿色的草木繁盛、茂密，银色的雨水珠挂满球果和针叶。在这里，有一座独门独院的住宅，装饰着圆形立柱，墙壁抹着玫瑰色的石灰，如图画般展现，近在眼前。平原上方的天空变得透明、闪动，像是绸缎，慢慢地飘下清爽的微风。偶然闪现的银色浮云只在树木葱茏的森林边缘出现，又在云杉林木之间飘散。

“有给你的车厢，快走吧。”矮个子说。他们穿过马铃薯幼苗田地，来到铁路车站。车厢都是敞开的，装满了青色的尸体，都是脚朝向车门摆放的。上面一层是儿童尸体，肿胀、苍白，像是漂白了的枕头。

“没来得及烧掉。”高个子说。他们跨过信号线，从车厢底下爬过去。

“一看就知道。”矮个子说。他们观望一下四周，闭着嘴唇冷笑一下。又跨过信号线，从坡上慢步下来，走过果园，来到平原深处的官员住宅。

囚徒用双手为集中营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建造的住地已经空荡荡的。如果不是有精心照料的花园，挂着白色窗帘的窗户和烟囱里向天空冒出的炊烟，这块地方会令人觉得是一片死地。

他们走过主干道的林阴道，拐弯走上通往树林的小路。山口还闪耀着阳光，孤单的住宅阴影旁边，一位妇女坐在一张躺椅上休息，身穿碎花睡衣。她头上扎成厚重的古典样式发髻。在她身旁，一个头发卷曲的小姑娘，身穿蓝色裙子，正在玩一辆涂了油漆的小拉车，车上躺着一个布娃娃。

他们在小路上止步，眯缝起眼睛观看。二人互相微笑一下，没有张嘴。二人又把目光移到小姑娘的头上，用和蔼而精确的目光打量她，就像用手抚摸一样。目光移到由草坪和道路分开的住宅屋角，然后又返回到小姑娘身上。高个子向前迈步，他头部的影子落在那个妇女的脚下，又接近她的身躯。

妇女抬起突兀的眼睛，嘴不由得张开。上唇抽搐，像兔子的上唇似的。这两个青年人迎着她的目光，张嘴微笑一下，像在集中营里那样，腿部颤抖了一下，慢慢地迈步向这个孩子走了过去。

在有法国梧桐遮阴的道路旁边，是一大片军营的裸露的水泥建筑物。炎热的天气把空气烤热，扬起灰尘。屋顶窗口冒出团团烟雾，散发出炖羊肉的膻味。窗下草坪上的碎玻璃发出破裂声响：撕烂的书页被扔了出来，被踢来踢去的头盔梆梆作响，还有纸袋子，装了腐蚀性强的白粉，像马勃菌一样砰砰地爆裂。白粉在空中飞扬，士兵发霉的黑领结从窗口飞出来，飞出来的还有桌子、床板、沙发，砸在地面上，闷声闷气的，像扔在肚皮上一样。美式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进文雅整洁但冷漠的士兵把守的大门，让大批的人下车，落在水泥地面：那是些衣衫褴褛的男人、头上扎了格子头巾的女人、小孩子，以及他们的小包裹、大包袱，都是从附近集中营、工厂和农场集合来的。人群懒洋洋地就地散开，升起大火堆做饭，憋着一股厚重的仇恨，在这军营内部当家做主，按部就班地打碎玻璃，砸烂镜子、枝形吊灯和瓷器，毁坏医院、电影院和商店设施，把图书馆的书刊和档案室里找到的大捆大捆的党证抛在院子里，捣毁一间接一间的房屋、一座接一座的住房、一个又一个的楼道、一个又一个的卫生间、一层又一层的楼房——他们原来看守的生活设施；大卡车轰隆轰隆地穿过大道，从党卫队员的临时集中营旁边驶过；他们在严厉的、已经习惯的监督下，整天在城市废墟中干活。卡车开足马力，为开辟新货场工作。满脸笑容的黑人从方向盘后面向路过的德国姑娘们点头。姑娘们轻轻微笑，盯着看，直到卡车队消失。

就在这军营附近，有一片城市郊区工人住宅区，有公路把这一区域和党卫队集中营分开。在浓稠的绿阴中，鲜亮地闪现出涂了白灰的小巧住宅，爬满常春藤嫩枝的墙壁，还有粉红色的屋顶，上方是钴蓝色的天空，树冠丰满的栗子树在屋顶上投下厚重的斑斑阴影。在挂着细小窗帘的狭窄窗口前面，是向日葵硕大肥厚的盛开的花冠，盘旋的菜豆爬上纤细的木棍支架，枝茎纤细的野玫瑰从篱笆上下垂，那像细小梨果一样的果实在寂静中微微抖动。在红莓丛中、走廊上和凉亭中，闪动着妇女的鲜艳裙子，植株很高的花朵缓慢摇曳。猎獾狗发出尖细的吠声，身穿吊带裤的男人在花园工作，专心致志的儿童在路上走动，用木棍敲打着路边的铁栅栏。

在居民区深处，在铺了石板并且用开花的灌木篱笆圈起的小广场前面，有一座小教堂。台阶是灰色石头砌的，在从侧面的阴影中望去几乎是青铜色的。葡萄藤从屋顶坠下，像绿色的细长冰柱，在这些藤叶中，有一个黑色大理石的朴素十字架。在铁门上方，石头上刻有花体字母的诗文。微风轻飘，送来教堂花园里鲜花的宜人芳香。教堂上方掠过双引擎轰炸机，发出呼啸声，消失在树林后面，响声过后，满耳寂静。

石筑小教堂的内部舒适而凉爽，像夏日别墅。细巧的拱顶像双手合成，有金色和紫色枝叶装饰。在圆形的玻璃窗上，阳光散射，像彩虹一样，又像玻璃球一样留在教堂墙壁上。在用白色帷幕遮掩的祭坛上方，高大的花卉下面，绘画中有一个天使俯身向下，正在吹铜喇叭，鼓起面颊，一只手拖着蓝色的带子，带子迎风飘起。教堂中央，倚靠着一根圆柱的木杆上有一个圆形的小教坛，轻巧得像一个装糖果的小盒子。神父的座位也是木制的，以手工抛光。座位前面的挂钩上悬挂着下跪时用的垫子。

教堂的一面墙壁是空的，没有颜色，十分肃穆。墙下面的座椅都被搬走，铺上了地毯，上面摆放着鲜花和盆花，有玫瑰、金莲花、水菖蒲、康乃馨、水仙花、牡丹花、冬青草和郁金香。鲜花五彩缤纷，芬芳得令人迷醉。蜡烛在平和和宁静中闪亮，不受人的呼吸搅扰。墙下立着的木制十字架，都配有小牌子和瓷釉照片。照片上纯朴、诚实的士兵目光平视，嘴唇严肃紧闭，胸膛上的铁十字闪着黑光，衣领现出ㄣㄣ（党卫队）的标志。小牌子上的铭文刻着，这些儿子、兄弟、丈夫、父亲都已长眠，长眠在俄国的草原、南斯拉夫的山岗、非洲的沙漠，还有其他的地方，他们的母亲和姐妹、妻子和女儿为他们祷告，纪念他们，愿上帝赐给他们幸福的永生。

献给评论家卡吉米什·科季涅夫斯基

这是一个浑身肮脏的人，因为浓烟和灰垢而满脸油黑，那泥垢和汗水搅在一起在他发亮的、充血的脸上流淌；他正在原来的德国军营楼顶上的被炸烂的屋子里费大力气干活，嘴里胡乱咒骂着，使劲猛烈地扇风，要把炉火点着。从德国农民那儿拉来的一个小铁炉子，因为没有烟囱，所以每扇一次风，就冒出奶白色的烟团，那股烟在这屋子里往返回荡，就像是浓重的白灰水一样。炉子上面锈迹斑斑的铁板上，烤着马铃薯细丝做的圆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