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坐着，低头看书。书页贴近眼睛，大衣整整齐齐盖在膝盖上。
“啊哈，一本书。什么书啊？”
“《圣经》。”男孩说，没有抬头。
“《圣经》吗？它能帮助你呀，你以为？见鬼去吧。”门下的科杰拉回应他。他迈步行走，从墙根到墙根，两步远，进两步，退两步，原地向后转。
“该谁了？”我从马图拉那里取牌，说，“看牌。”
“想知道今天该把谁从这间屋子里拉走？”施拉耶尔说，“拉走谁，谁就等着枪毙吧。”
“你又来了。”科瓦尔斯基说，口气挺硬。
“再来一次，”盖世太保分子马图拉说，他最后一次征收物资的时候，手枪被没收了，“要想活着，就得冒险。”
纸牌是用包装包裹的硬纸做的，图画是以前被圈在这儿的人用铅笔画的，每张都有标记。
“他没事，”我一面出牌一面说，“在这儿坐几天，他爸爸解开钱包，他妈妈对有关的人笑一笑，这孩子就放出去了。”
“我没有母亲。”看《圣经》的男孩说。那本书更贴近了眼睛。
“是的，是的，”科瓦尔斯基说，把手重重地放在男孩的头上，“谁知道咱们明天还能不能活着？”
“你怎么又来了？”施拉耶尔回应。
“你别着急，”我对男孩说，“要紧的是，别让别人为你着急，那不好。什么时候逮捕你的？”
“没有逮捕我。”男孩回答。
“没把你带到警察局去？”科杰拉问。
“没有。”男孩回答，细心把书合上，放进大衣的衣袋，“他们在街上抓人，抓了我。”
“今天又抓人了？”施拉耶尔问，焦急起来。他们在他那儿搜查出杂志和收据。他有两个女儿，都在地下中学念书。他希望收到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
“不太像，”科瓦尔斯基说，“一般抓人都会送来一大堆人，不是送来一个。而且，多少也会听到动静的。”
“那个窟窿外面，不是能够看见大门吗？”我抬一抬下巴，示意天花板下面的窗口，露出厨房屋顶和车间一小块的地方。
我对马图拉出牌。
“十九。”
“得看你是从哪儿观看的。”科杰拉说。他因为运猪油到外省，在边界要地被抓住。他站在门下望着窗户，从门这儿看见的东西多。看守在厨房近处走来走去，还带着一条狗。厨房正在卸马铃薯，明天吃的。
“又完了，”马图拉把牌扔在草垫子上，说，“我运气不好。他们准要来找我。哼，干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还是他们弄错了？”
“你以为他们要放你走吗？”科杰拉回答他。他迈步走，从房门到草垫子，循环往复。
“好吧，”马图拉叹息说，“也许我还能补回来。补不回来的话，明天的一份饭给你。”
他开始洗牌。
“如果他们今天就来找你，我明天的饭怎么办？”我伸出手，“出牌。”
“便衣在科吉亚大街抓住我的。”男孩说。
“便衣特务？我也是。”科杰拉说。
“便衣特务。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直接到大门的？经过犹太人居住区？不对啊。”施拉耶尔说。
“走小路来的。他说天太晚了，用不着去警察局。就把我送到这个大门这儿来了。”男孩说，还向大家笑了一下。
“你有幽默感，”我对男孩说，“肯定你用彩笔在墙上胡写来的。”
“用粉笔。”男孩回答。
“你必须画画儿吧？”科瓦尔斯基问。
“因为你，看守有事干了。但愿我就是你爹。”他抚摸男孩被剃光的头。
“科瓦尔斯基，你干吗在贝德纳尔斯卡大街印报纸？”科杰拉问。他迈步走，从墙根到墙根。
“我没有印报纸，我是去买阿拉伯诗集。”
“可可地是在一个地下印刷所，是吧？糊涂。”我发牌给马图拉。
“‘你去找她，就像一个法国公爵亲吻烟花女的手。’这是莎士比亚的名句。”科瓦尔斯基说。
“再来一次，我一定会扳回来。”马图拉说，开始洗牌。
“够了。两份饭是我的了。”我推开牌。
“我被弄到这儿来，是跟你一样无辜的。”科瓦尔斯基说。
“你很清楚，我不过是去找未婚妻，因为她两天没有回家。”
“去了贼窝吧，啊？”科瓦尔斯基笑了一下。
我向男孩倾了倾身子，手拍了他一下。
“以后借我看看行吗？”
男孩摇了摇头。
“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科瓦尔斯基说，“告示贴在电线杆子上了。”
我们沉默了。天花板下面露出浑浊的白光。我们坐在两张破草垫子上。在角落里，窗户下面，施拉耶尔坐着，头靠在膝盖上，他有两个女儿正在地下中学念书，他的耳朵日益突出。原来干征收的马图拉背靠着门，挡住放在草垫子上面的纸牌。另外一个草垫子上坐着科瓦尔斯基，他在地下印刷厂里卖过阿拉伯诗集。男孩坐在他身边，用粉笔在墙上写字，还读《圣经》。科杰拉在草垫子和房门之间走来走去。
门是黑色的，低矮，刻满了姓名和日期。破窗户上黑铁条外面闪闪发亮的是厨房屋顶的红色局部，还有发亮的紫罗兰色的天空。下面是围墙，围墙上面架着机关枪。
墙外远处，是犹太人隔离区住宅，人去楼空，窗户空荡，破枕头和鸭绒被里的羽毛上下飘飞。
施拉耶尔从膝盖上抬起头来，望着读《圣经》的男孩。
男孩重新读《圣经》，书页靠近眼睛。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盖住了铁皮地板发出的响声。牢房的门开始吱吱地响。
“终于来了，”科瓦尔斯基说，他是和施拉耶尔一起听着门外的动静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人，有的是。用不着走私，他自己就来。”科杰拉说。
“他们说利大，听说绝对有利可图。”马图拉说。他本来常去干征收，现在却等着死刑判决。
“两个星期以前，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施拉耶尔说，“你见得多了，有什么新闻？”
“可是我不知道，两个星期以后我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马图拉回答。
“有什么新闻，跟你有什么关系，嗯？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不是吗？”科杰拉说。
“如果战争不久就结束，他们大概就不再糟蹋咱们了。”
“你干走私的勾当，波兰法院也要逮住你的。”科瓦尔斯基说。
“因为你买了阿拉伯诗集，要发给你十字勋章。”
牢房门打开。穆瓦夫斯基进来，他是受审去了。他身后的门又吱吱扭扭地关上。
“怎么样，伙计们？”他问，“今天可吓坏我了。我心想，得留在那儿过夜了。又来了一车人。”
“树上都开花了吧，啊？街上人来人往，好像平安无事吧？是不是？”我问，手里还摆弄着纸牌。
“你来的时候没看见吗？都照样活着，照样。”
“你的汤。”科瓦尔斯基把盛着晚餐的碗递给他，“中午的饭这儿的人吃了。”
“午饭给了豌豆和面包。吃得不坏，取暖也挺好。”穆瓦夫斯基说。他站在草垫子旁边，用羹匙搅动那碗汤，汤沉淀得快成了果冻。
“汤勺怎么样呢？你坐下吧。”
“怎么去的那儿？也没什么，坐电车。书记官是个熟人，他跟我父亲在腊多姆做生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他用汤勺慢慢搅动那碗汤，“我喜欢这个汤。凉是凉了，可是有时候味道不错，跟在家里一样。今天的马铃薯不少。”
“我跟掌勺的说，这是给你的。他从大桶底捞出来的。”我回答。
“书记官说什么？”施拉耶尔问。
“没说什么，”穆瓦夫斯基回答得麻利，他把碗放在大桶旁边，脱下大衣，“因为你这件大衣，我挨了嘴巴。衬里里掉出玻璃来。你不怕划破皮肤？”
“以后小心。”我回答，腋下夹起大衣，去受审的时候他跟我借用的，因为他担心警察局没收他差不多全新的鹿皮外套。穆瓦夫斯基坐在我身边。
“你知道，”他小声说，“他建议我父亲当告密者。你觉得怎么样？”
“你父亲怎么看？”
“他同意了。你说他该怎么办呢？”
我耸了耸肩膀。穆瓦夫斯基转身，对男孩说话。
“新来的？好像我在警察局里见过你。在电车上，你没有跟我坐在一起？”
“没有啊，”男孩抬头回答，“我根本没坐电车。”
“他说，是一个警察在街上抓住他，走小路把他送到监狱来的。”靠着门的科杰拉对穆瓦夫斯基说。
“我敢打赌，在警察局见过你。”穆瓦夫斯基对男孩说，“可是你既然说警察抓了你……奇怪，不过，也许是吧。”
大家都不说话了。在天空和黑色铁窗之间，是春天的夜晚，监狱的灯光在夜空下散发。施拉耶尔坐着，用手捧着脸，手背后面露出的耳朵，因为饥饿更加突出了。科杰拉在房门和草垫子之间往返走动。男孩在读《圣经》。
“玩一局吧？”马图拉问我，“人坐着，都跟木头墩子一样。也许我一定赢的。”
“别再说打牌的事，”施拉耶尔说，没有抬起头来，“弄不好你连你妈都要输掉。人……”
他住了嘴。舔着假牙。
“他答应了。办报纸的知识分子，”马图拉说，“打牌吗？”
“点名，准备好。那个助手马上来了。”科瓦尔斯基说。
我们都站了起来，排成一队，面向房门。
“今天是乌克兰人值勤。但是也许没事。”我低声对穆瓦夫斯基说。他点头。
牢房的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又胖又矮的党卫队员，长着一张红色的方脸，稀稀落落的黄头发。他的嘴闭得紧紧的，两只罗圈腿穿着锃亮的长筒皮靴，腰上别着手枪，手里拿着皮鞭。他身后站着一个大个子乌克兰人，带着一大把钥匙，黑色的宽边帽紧贴着耳朵，显得不可一世。他身旁站着助手兼文书——一个干瘦矮小的犹太人，犹太人隔离区的律师。他手里拿着文件。
施拉耶尔咕噜咕噜说了几句刚学会的德国话，牢房如何如何，住着多少多少囚徒，全都在场。
红脸警卫扳着手指头细心数数。
“好，”他说，“清楚。文书，谁是这儿的人？”
文书拿起文件细看。
“本尼迪特·马图拉。”他回答，同时扫了我们一眼。
“哎哟上帝啊，伙计们，这回完蛋了！”马图拉大声说。他曾经装扮成盖世太保去征收肥猪。
“走，出去！”警卫吼叫，一只手抓住他的后脖子，把他推出门外到了走廊里。牢房门大开。
走廊远处有全副武装的看守。在昏暗的电灯光线下，他们的钢盔闪着阴沉的青光，腰上都挂着手榴弹。
看守转身对着文书。
“就这样？走吗？”
“不，没完呢，”文书说，他是犹太人，犹太人隔离区的律师。“还有一个。纳莫凯尔。兹比格涅夫·纳莫凯尔。”
“到。”读《圣经》的男孩答应。
他走到草垫子前拿起大衣。在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们大家一眼，但是没有说话，出门到了走廊里。牢房的门在他身后咣咣地关上了。
“点名完毕！又多了一天！又少了两个人！再多一天吧！”科杰拉大声说。
“咱们人还多着呢，”科杰拉说，不动声色，“来了个孩子，孩子又没了。”
他叉开腿站在木桶上面。
“该尿就尿吧，伙计们。咱们把草垫子拉开点，以免踩在别人脑袋上。快，趁着还有亮儿。”
我们动手拉开草垫子。
“可惜没有留下《圣经》，”我对穆瓦夫斯基说，“有本书可以看看多好。”
“那本《圣经》对他已经没用了。可是，今天我在警察局确实是看见他了，我发誓。”穆瓦夫斯基说，“他能干什么呢，那么小？为什么撒谎，说是警察在街上抓住他的？”
“他像犹太人，肯定就是犹太人。”施拉耶尔在窗口下面说。他已经躺在草垫子上，哼哼着用大衣盖上脚。说话吐字也不清楚了，因为摘下了假牙。他从纸卷上撕下一块，把假牙包好，放在衣袋里。
“准是犹太人。不然不会在电线杆子旁边抓住他的。可是那本《圣经》对他到底有什么用呢？”科瓦尔斯基说着，躺在科杰拉旁边，“虽然也带走了马图拉。”
“他是个罪犯，征收东西，见鬼，半夜里拿着手枪拦路，”科杰拉说，“早就该把他逮住。”
我和穆瓦夫斯基躺下了。我们用他的皮外套盖住脚，用我的大衣盖在身上。我把头缩进柔软的毛皮领子里，感觉到了一股舒适的温暖。
窗口吹进阵阵冷风，天空完全黑下来了。天空和横在地平线上的窗户之间的空间，充满淡淡的金色光辉。所有牢房的灯都亮了。透过这些灯光，低垂的、眨眼般的星星在闪烁。
“兄弟，这世界是美丽的，可惜外面已经看不见美丽了。”我轻声对穆瓦夫斯基说。我们互相紧靠，取暖。
“我惦念着，”他轻声对我说，“是不是抓走了我父亲。”
我转身看着他的脸。
“他们今天弄清楚了，他是犹太人，”穆瓦夫斯基说，“那个告密的认出了他。他们在腊多姆犹太人居住区一起做过生意。”
“他们也要带走你的。”我轻声说。
“暂时还不会，因为我是混血儿。我母亲是波兰人。”
“可是你父亲怎么成了告密者？不应该当这个差嘛。”
“唉，不当也罢了。那样多好。”
“半夜了，住嘴吧。”科杰拉在草垫子上半支起身，“都睡觉了，还开什么心？”
我们住口，开始打盹。不远处传来低沉发闷的射击声，接着又是一声。在草垫子上，我们都坐了起来。
“看这样子，没有把他们带到森林里去。就在这儿，监狱附近，执行了。”我压低声音说，接着开始计数，“十四、十五、十六……”
“在大门对面执行的。”穆瓦夫斯基说。他使劲拉紧我的手。
“他一定是犹太人，这个看《圣经》的孩子。哪一声是他的？”科瓦尔斯基说。
“最好还是睡觉吧，”施拉耶尔说，吐字不清，“上帝啊！你们睡吧。”
“得睡了。”我对同伴说。
我们又都躺下，盖上皮外套和大衣。大家互相靠得更紧了。窗口吹来针刺般的、潮湿的冷风。
<h2>
在哈门茨的一天</h2>
一
栗子树的阴影是绿色的，柔软的。阴影在地面上轻轻摇曳，地面还是湿润的，因为不久前刚翻耕过；阴影在头顶上方升起海蓝色的树冠，散发出清晨露水的气息。树木沿着道路形成一条高高的小巷，树冠则消融在天空的蔚蓝色之中。从水池上飘来令人迷醉的沼泽气味。绿草像绒毛一样地闪现着银色，而土地已经在阳光中冒出水汽。炎热的一天开始了。
但是，栗子树的阴影是绿色的，柔软的。在树阴下，我坐在沙子上，用法国大扳手拧紧铁道的鱼尾板。扳手清凉，稳稳地攥在手里。我时时用扳手敲打铁轨。坚实的金属声响彻整个哈门茨，又从远处传回并不熟悉的回声。在我身边，希腊人撑着铁锹把站着。但是，这些来自萨洛尼卡和马其顿葡萄园的人却惧怕阴影。他们站在阳光中，脱下汗衫，露出细瘦无比的肩膀和手臂，上面还布满了伤痕和脓疱。
“你今天干活挺卖力气的，塔代克！你好！你不饿吧？”
“您好，哈奈契卡夫人！一点也不饿呀。而且我还使劲敲打铁轨，因为我们的新领班……对不起，我没有站起来说话，您知道：这是战争，运输，工作……”
哈奈契卡夫人微笑着。
“当然知道啊。要不是看见你，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你还记得吧，你吃带皮的马铃薯，我从鸡窝里偷出来的？”
“是吃过呀！哈奈契卡夫人，我是狼吞虎咽！小心，后面有党卫队来了。”
哈奈契卡夫人从篮子里抓了几把谷粒，撒向奔跑到她身旁的鸡，回头看了一眼，不以为然。
“嗨，不过是我们的头儿。我一根小手指头就能对付他。”
“一根小手指头？您真是太能干啦。”于是我使劲抡起扳手，敲打铁轨，为她敲出“女人是靠不住的”的曲调。
“喂，小伙子，别弄这么大的声音！你真的吃了东西吗？我现在去那个院子，给你带点东西来吧。”
“哈奈契卡夫人，衷心感谢。我想，您给我吃的东西够多了，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人倒挺诚实的。”她接着我的话说完，带着几分挖苦的口气。
“……也是最无可奈何的。”我反驳说，“说说无可奈何吧：我给您弄到了两块好看的肥皂，名称是最优美的‘华沙牌’，是……”
“是……照常是偷来的。我一无所有的时候，睡觉是安稳的。现在呢，不管我用细绳和铁丝把包裹捆得多结实，总有人能打开。前两天，他们给我弄来一瓶蜂蜜，现在又有了肥皂。这个盗贼小子，等我抓住他。”
哈奈契卡夫人应声大笑。
“我能想出来那样子。可是别这么孩子气！肥皂嘛，你一点也不用费心了，伊万给了我两块，小巧漂亮。哟，我差点忘了，你把这个小包给伊万吧，一点猪油。”说着，她把一个小包放在树下，“你瞧，这儿呢，多漂亮的肥皂。”
她打开十分熟悉的包装纸。我走近，细看了一眼：两大块肥皂上浮雕似的凸现出两个字，华沙。
我把小包还给了她，没说话。
“是啊，挺漂亮的肥皂。”
我看了看田野里分散成几组的干活的人。在已经靠近马铃薯地的最后一组人里，我瞥见了伊万：他像牧羊犬一样警戒地看守着那一组人，还不断地吼叫，因为远，听不清他嚷嚷什么，他还间或地挥舞一根大木棍子。
“等我逮住这个贼。”我说，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因为哈奈契卡夫人已经走远，只是从远处回过头来的一瞬间，说：
“午饭照常，栗子树下。”
“谢谢。”
我又开始用扳手敲打铁轨，拧紧发松的螺钉。
哈奈契卡夫人在希腊人中间人缘不错，因为有时候给他们拿几个马铃薯来。
“哈奈契卡，好，人挺好的。是你的情妇吗？”
“哎呀，什么情妇！”我反驳说，却因为不小心，扳手夹了手指，“是一个熟人，同事，明白了吗，希腊土匪？”
“希腊不土匪，希腊好人多的是。你为什么不吃她的东西呢？马铃薯？”
“我不饿，我有吃的。”
“你这样不好，不好。”一个老希腊人摇着头说，他是萨洛尼卡的脚夫，懂南方的十二种语言，“我们饿，总是饿得很，一直饿得很啊……”
他伸开干瘦的胳膊。在布满伤痕和脓疱的皮肤下面，似乎被单独分离开来的肌肉活动清晰得出奇，微笑使得他紧绷的面容缓和了，但是并没有熄灭他眼睛里持久的炽热。
“既然你们饿得很，就去求她吧，让她给您带来吃的。现在，干活吧，干活，你们让人厌烦。我得走了。”
“塔代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一个老年的犹太人胖子从他们之中走出来，他把铁锹撑在地上，站的地点比我高，拉长声音说，“你也挨过饿呀，所以你应该是理解我们的。让她给我们拿一口袋马铃薯来，费不了你太多的事嘛。”
“一口袋”这个词儿，他津津有味地拿着调儿说出来。
“贝克尔，别跟我高谈阔论的，还是好好锄地干活吧，明白了吗？你得知道，等你死的时候，我还要推你一把的，明白吗？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波兹南。你在波兹南郊区的犹太人集中营里当过组长，也许不是真的？”
“是真的，又怎么样？”
“你随便杀人了吗？因为糊里糊涂偷了一小块人造黄油或者一小块面包，你就把人背着手捆起来吊在木杆子上等死？”
“我吊的是贼。”
“贝克尔，听说，你儿子被检疫隔离了。”
贝克尔双手痉挛地握紧铁锹把，他的目光开始严密打量我的躯体、脖子和脑袋。
“你，撂下那把铁锹，别这么恶狠狠盯着我。因为波兹南那些人，你儿子下令把你杀死，有这个事没有？”
“有。”他阴沉地回答，“在波兹南，我还吊起来第二个儿子，没捆他的手，捆住了脖子，因为他偷了面包。”
“畜生！”我实在忍不住了。
可是贝克尔这个老年犹太人，灰白的头发，显出几分忧郁，已经镇静了下来。他俯瞰了我一眼，几乎带着蔑视：
“你在营里多长时间了？”
“嗯……几个月了。”
“你知道，塔代克，我是挺喜欢你的，”没想到他说出这么一句话，“但是，你确实是不懂得挨饿的滋味，是不是？”
“要看怎么样的挨饿。”
“到了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当成可吃的东西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饥饿。我就忍受过这样的饥饿。听明白了？”我没说话，只是时不时地用扳手敲打铁轨，机械地转身左看看，右看看，提防组长突然到来。他接着说：“我们的营地，在那儿，很小……旁边还有第二个。不少人顺路走过，穿得讲究，那些女人。例如，礼拜天去教堂。还有一对一对的年轻人。远处是农村，极普通的农村。那儿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离我们这儿才半公里。我们只有大头菜……伙计，我们饿得快要互相生吃了对方，生吞活剥！怎么样，厨子拿我们的黄油换烧酒，用我们的面包换香烟，我还不该杀死他们？我的儿子偷吃，我也照样杀死他。我是当脚夫的，懂得生死。”
我瞧着他，好奇，好像没见过他似的。
“那你，就只吃你那一份吗？”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营长。”
“注意！干活，干活，快，快快！”我突然大声呼吼，因为铁道拐弯处冒出一个骑自行车的党卫队员。他骑车从我们旁边过去，还一直细心观察我们。干活的人都弯下身子，举起沉重的铁锹，我用扳手使劲敲打铁轨。
党卫队员消失在树林后面，铁锹落地，不动了，希腊人恢复了平时的麻木。
“几点了？”
“不知道。离午饭时间还远着呢。喂，贝克尔，分手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营里要挑人。希望你跟你一身的脓疱都进大烟囱。”
“挑人？你从哪儿知道的？”
“你吓坏了吗？挑就是挑，没说的。你害怕吗？狼来了……”我幸灾乐祸地微笑，对这个说法很得意，走的时候还哼起流行的探戈舞曲《焚尸炉》。这个犹太人一双眼睛空洞着，内容全部消失，一动不动地直盯着前方。
二
我检查的铁道在一大片地面上纵横交错。有一段的尽头是一大堆烧焦了的骨头，都是大卡车从焚尸炉拉来的，另外一头进了水池，这是最后处置骨头的地方。铁轨又上了沙土斜坡，沙土均匀地撒在地面上，给太潮湿的沼泽地铺上一层干土，铁轨向着长满杂草的沙土坡上延伸。铁轨铺设的方向各不相同，交叉的地方都有巨大的活动铁板，铁板不断活动，变换位置。
“一、二，往上！”我呼叫，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抬起手来，像乐队指挥似的。这些人往上抬，一次，又一次。有一个人沉重地倒在铁板上，因为双脚站不稳。同伴们拉扯他，他从人群中爬出来，抬起沾满沙子和眼泪的脸，呻吟着：
“太重了，太重了……”他把手掌塞在嘴里，使劲吸吮。
“干活，起来！再来一次！嗨！往上！”
“往上！”人群合声接应，他们把腰尽可能往下弯，露出像鱼的脊背那么干瘦的后背，紧绷起全身每一块肌肉。但是，紧抬着铁板的手，显得松弛而无力。
“往上！”
“往上！”
突然间，猛烈的打击落在这一圈绷紧的后背上、低垂的脖子上、快要靠近地面的头上和松弛无力的手上。铁锹把梆梆梆地打在脑袋、皮下的骨头和肚子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人群围绕在铁板周围，突然发出一声猛烈的吼叫，铁板松动，沉重地升起，悬在人群的头顶上，摇晃着，随时可能砸下去。
“你们是一群狗，”组长对周围的人狂吼，“干点活还得我帮忙吗？”
他呼吸沉重，右手不断地抹那布满黄色斑点的橘红色肿胀的脸，他那散漫的没有思想的目光扫过这些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似的。接着，他对我说：
“你，铁道工，今天热不热？”
“热啊，组长。这块铁板应该放在第三孵化间旁边，对吧？铁轨呢？”
“搬到水沟那边去。”
“可是那边路上有一道土岗子。”
“挖开，中午以前必须完工。到晚上你得给我做好四副担架，也许得把几个尸体抬回营里去。今天天气热，对吧？”
“热啊。可是，营长……把铁板搬走吧，搬到第三间房子那儿。组长您看！”
“铁道工，给我一个柠檬。”
“请组长派个伙计来。我现在衣袋里没有。”
他连连点头，一瘸一瘸地走了。他去营地要吃的东西。但是我知道，那儿谁也不会给他一点东西——因为他动辄棒打囚徒。我们放下了铁板。费尽最大的力气把铁轨放在上面，排好位置，硬是用手指头拧紧了螺丝帽。饥肠辘辘的发烧的囚徒躺在地上，疲惫不堪，浑身血污。太阳快到中天，酷热难当，越来越厉害。
“喂，几点了？”
“十点。”我回答，眼睛还瞧着铁轨。
“上帝，上帝啊，离午饭还有两个钟头啊。说今天要挑人，我们得去焚尸炉，是真的吗？”
挑人的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们都悄悄地查看自己身上的伤痕，想办法让它看着干净些，小一点。他们撕下绷带，按摩肌肉，洒上水，到了晚上好显得清新一点，灵活一点。为了求生，他们沉重地英雄般地斗争。有些人听天由命。他们走动，是为了避免挨打；他们吞噬杂草和黏土，来抑制饥饿感；他们模模糊糊漫步，是名副其实的活尸。
“我们，都进焚尸炉。所有的德国人，都被打败。战争结束，所有的德国人，都进焚尸炉。所有的，女人、小孩。听明白了？”
我挖掘土岗。铁锹又轻又好使，真是“得心应手”。一锹一锹潮湿的泥土铲起来轻松而柔软，在空中飞舞。干干活儿很好啊，尤其是午饭刚刚吃了熏制咸肉、面包，还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听浓缩牛奶呢。
集中营指挥官凑在砖砌孵化间的一丁点儿阴影里乘凉。这个矮小干瘦的党卫队分子敞开了衣衫纽扣，在掘地的人群中视察得累了。他有发狠抽皮鞭的本事，昨天就抽了我后背两鞭子。
“搬铁板子的，听到了什么新闻？”
我挥起铁锹，铲了一锹上面的土。
“在奥勒尔城下，死了三十万布尔什维克。”
“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怎么看？”
“肯定是好嘛。因为那儿也死了三十万德国人。就这样进展下去，一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就会到这儿来。”
“你看是这样？”他苦笑一下，重复礼节性的问题，“离午饭时间还长吧？”
我拿出表来，银质的老旧的东西，上面是可笑的罗马数字。这个表我很喜欢，因为它很像我父亲的一个表。我是用一包无花果换来的。
“十一点。”
这个德国人从墙根站起来，从我手里一把抓走表，不动声色。
“给我。我很喜欢。”
“不行，是我自己的，家里带来的。”
“不行？不行就不行吧。”
他抡圆了胳膊，使劲把表扔在砖墙上。然后又坐在阴影里，还盘起腿来。“今天就是热，是吗？”
我一声不响，拾起表，开始故意吹口哨。先吹的是狐步舞曲《快乐的约安娜》，然后是老探戈曲《莱贝卡》，然后是《华沙曲》和《红旗颂》《华沙曲》《红旗颂》是两支极为著名的波兰革命歌曲。，最后是左派保留节目歌曲。
接着，我吹出《国际歌》，脑子里重复着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突然，一个高大的影子出现在我面前，一只沉重的手掌落在我的脖子上。我抬起头来，吓得呆若木鸡。一张巨大、通红、肥胖的脸盘展现在我上方，一个铁锹把在空中晃悠，不祥之兆。清晰的白条带囚衣，在远处树木的背景衬托下越加清晰。一小块红色三角形的布缝在胸前，红布上的数字“3277”在我眼睛里奇怪地摇动，涨大。
“你吹的什么调子？”组长问，直直地瞧着我的眼睛。
“一个国际上流行的口号，组长先生。”
“你知道这个口号？”
“嗯……一点……从各处听来的。”我警惕起来，说。
“这个歌，你知道吗？”
于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开始唱《红旗颂》。他丢下铁锹把，眼睛里闪现出不安的神情。他又突然住口，捡起木棍，连连摇头，一半是蔑视，一半是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