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大学
《告别玛丽亚》为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于194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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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玛丽亚</h2>
一
在桌子后面，电话后面，在一大堆办公卷宗后面，是窗户和门。门上有两块玻璃板，黑色的，在夜间发出亮光。而天空，窗户的背景，都盖满了下垂的乌云，风把乌云吹向玻璃窗，吹向北方，吹到被烧毁房屋墙壁的后面。
街道另外一侧，烧毁的房屋变成黑色，对着泛银色的铁丝网保护好的边门；闪烁的街灯紫罗兰色的光辉像音符滑过琴弦一样滑过这带刺的铁丝。在乌云翻滚的天上，房屋的右面，光秃秃的树木裹在机车飘动的团团乳白色烟雾之中，却又时时露出，凄凄惨惨的，在阵风中伫立。满载货物的车厢从旁边经过，轰隆隆地向前奔驰。
玛丽亚的目光从书页上抬起。她前额和眼睛上有一道阴影，阴影沿着面颊移动，像一条透明的围巾。她双手放在布丁碗边，布丁放在空酒瓶子、盛着没吃完生菜的盘子和有四方形底座很大的橘红色酒杯中间。强烈的光线在物体的边缘折射，像融入地毯一样融入充满房间的蓝色轻烟，却又从玻璃脆弱易碎的边缘反跳回来，跳进酒杯内部眨着眼，宛如风中金黄色的树叶——这光线像一根琴弦进入她的手掌，而这一双手掌像一个洒满光亮的拱顶一样，紧紧地在它上方合拢，只有手指间的更浓重的玫瑰色线条在抖动，但是细弱得难以察觉。
昏黑下来的小小房间充满宜人的幽暗，集合到了手掌，就像扇贝一样。
“你看，光与影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玛丽亚轻轻地说，“暗影像涨潮一样，爬到脚下，包围我们，遮蔽世界；我们，就是你和我。”
我对着她的双唇低头，对着隐藏在双唇小角落里的微细隙缝。
“你涌动的诗意，就像树木的汁液。”我开玩笑道，摇摇头，要甩掉讨厌的酗酒带来的头昏，“小心，可别让世界用斧子打伤你。”
玛丽亚张开双唇，牙齿之间，有一点点发暗的舌尖抖动着：因为她笑了一下。她的手指把布丁捏得更紧的时候，眼底的光亮黯淡下来熄灭了。
“诗歌！对于我来说，诗歌不可思议，就像听到物体的形状或者触摸到声音一样。”她向后倾身，靠在椅子靠背上，在半昏暗中，红色紧身的针织衫显出浓厚的紫色，只有在滑过光线的褶皱的凸起处，才闪烁出毛茸茸的洋红色，“但是，只有诗歌才能真实地表现人。我想：表现真实的人。”
我用手指敲玻璃酒杯。酒杯发出细弱的不连贯的声响。
“我不知道，玛丽亚。”我说，耸了耸肩膀，表示疑惑，“我想，诗歌，可能还有宗教的标准，就是诗歌和宗教激发出来的人对人的爱。这是对事物的最客观的辩护。”
“爱情，当然，爱情！”玛丽亚说，连连眨着眼睛。
窗外，在烧毁的房屋后面，在广场分隔开的宽阔街道上，电车叮叮当当地来回行驶。电的闪光照亮了天空的紫罗兰色，就像镁光灯青色的火焰穿透黑暗，向房屋、街道和大门洒满月光，擦过黑色玻璃窗，在玻璃上散开，终于无声无息地熄灭。片刻之后，电车铁轨高声尖利的歌声也同样归于寂静。
在门外，另外一间小屋里，留声机又放出音乐。压低音量的曲调在跳舞的阵阵踢踏声响和女孩喉咙发出的笑声中消弭。
“你看，玛丽亚，除了我们，还有另外的世界。”我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看，就是这样。如果能够理解整个世界，就像理解自己的思想，感受自己的饥饿，看到窗户、窗外的大门和大门上方的乌云，如果能够同时地、最终地看到一切，”我一面思索一面说，转动一下椅子，站在玛丽亚和瓷砖砌的已烧热的壁炉旁边，炉边有一大口袋秋天购买、准备过冬的马铃薯，“如果是这样的话，爱情就不仅仅是一个量度，而且还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的权威。可惜，我们都认定实验的方法，认定独特的、有诱惑力的感受。事物的量度是多么不充分、多么虚假！”
有留声机房间的门开了。托马什随舞曲的节拍摇晃着，扶着妻子的手臂。她稍微沉重的、不算太突出的肚子好几个月以来一直令友人感兴趣。托马什走到桌子旁边，对着桌子摇头。他的头硕大、肥厚、沉重，像公牛的头。
“你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伏特加。”他细心查看了餐具之后，轻轻责备道，然后，在妻子推动下，小步走向屋门。他迟钝的目光看着妻子，似乎在看一幅画。大伙都说这是他职业性的习惯，因为他倒卖假画——有柯罗的、诺阿科夫斯基的、潘凯维奇的。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家大公司半月刊的编辑，自认为是激进的左派人士。他们出门，踏上了吱吱作响的白雪。一团团冰冷的蒸汽在地板上旋转，像一团团白色的棉花球。
跟在托马什后面，跳舞的夫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会计办公室，他们迷迷糊糊地在桌子、瓷壁炉和马铃薯旁边转动，细心躲开窗户下面潮湿的地面，在刚打蜡的地板上留下红色痕迹之后，回到了他们原先跳舞的那个房间。玛丽亚离开桌子，习惯性地整理一下头发，说：
“我得走了，塔杜施。经理吩咐，明天得早点上班。”
“你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呢。”我回答。
有弯曲白铁皮圆圈框子的大钟挂在一根细绳上，发出滴答滴答有节奏的声响。大钟的一侧是半褪色的宣传画，画的是一处优美景色；另外一侧是炭晶石艺术杰作，形状为一个巨大的钥匙孔，透过这个孔可以看到立体卧室的一角。
“我要带上莎士比亚的著作，夜里努力地看看《哈姆雷特》，准备星期二的作业。”
来到另外一间屋子，她在书架旁边蹲下。书架是用没有刨平的木板做的。在书籍的重压之下，木板变得弯曲。空气中贯穿了一道道浅蓝色和白色的烟柱，飘浮着浓重的伏特加酒味，里面还掺着人体的汗味和潮湿、老旧墙壁的石灰气味。透过蓝色的水蒸气，在墙上，就像风中的内衣一样，飘荡着画得色彩鲜艳的硬纸板，像海底似的，珊瑚闪现出海带的色彩线条。玻璃窗把黑夜隔离在外，在黑色的窗口里，一个忧郁的、迷迷糊糊的小提琴家（他说自己患了阳痿）挡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的帷幕细花边里，正在费尽力气用小提琴吱吱唧唧的声音盖过留声机的声音，但是做不到。琴师好像扛了一袋水泥似的弯着腰，只是阴沉而顽强地奏出一段曲子。为了准备星期天的诗歌朗诵音乐会，他练习了两个小时。他将参加演出，脸洗得干干净净，穿了演出服，脸色忧郁，眼神迷蒙，好像看着写在空气里的乐谱。
在桌面上，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来的大红花桌布上，在酒杯、图书和咬了几口的夹肉面包中间，晃着阿波罗尼乌斯赤裸而肮脏的两只脚。阿波罗尼乌斯先在椅子上摇晃，又回到了木制的为了防臭虫而涂抹石灰的沙发上；而现在，在这个沙发上，几个喝得半醉的人躺着，像被放在沙土上的鱼似的呼呼喘气。阿波罗尼乌斯大声说：
“基督是优秀的战士吗？不是，更是逃兵。至少第一批基督徒从军队里逃跑了。他们不愿意反抗邪恶。”
“我反抗邪恶。”彼得懒洋洋地说，他躺在两个衣衫不整的姑娘中间，一只手拨弄着她们的发卷，“把脚从桌子上拿走，去洗洗。”
“洗脚去，波莱克。”墙根的一个姑娘说。她大腿丰满、肥硕，大红嘴唇肥厚。
“好吧！遵命。你们听着，那是汪达尔人的部落，胆小如鼠的，”阿波罗尼乌斯拉着长音说，用脚后跟把盘子堆在一起，“到处挨打，从丹麦还是匈牙利被赶到西班牙。汪达尔人在那儿上了船，到了非洲，又步行到了迦太基。那儿的主教是圣奥古斯丁，莫妮卡修道院的那个。”
“于是这个圣徒骑着驴去传教，让汪达尔人皈依了基督教。”炉子旁边的一个抽烟斗的年轻人说。他鼓起滚圆的玫瑰色的面颊，面颊涂了金粉，像熟透了的桃儿一样，眼睛下面有大块的瘀血。一位男钢琴师和一位女钢琴师长期同居，这女人脸上有好看的酒窝，目光犀利而热情。夏天，我们给他施洗（因为他还未受洗），有点着的蜡烛、花束和洗手盆、圣水；勤快的神父为他洗头。洗礼后不久，在格鲁耶茨卡大街行人最多的地段，我们躲过了街道抓捕行动。我们没有马上为他们举办婚礼，一直拖延到冬末。他们的双亲都拒绝祝福，认为这不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实际上，双亲还是让步了，借给乐师们房间住宿和练习用的钢琴，以及用来造私酒的厨房，但是他们不愿意邀请朋友们，所以朋友们只好自己举办了小型的欢庆仪式。新娘身穿狭小的蓝色礼服，坐在椅子里，挺直身子，纹丝不动，好像身上绑了一根棍子。新郎不清醒，疲倦，醉醺醺的。
“你们这儿仁慈，十分仁慈，你知道吗？”一个犹太小女孩从犹太人隔离区逃了出来，这一夜没有地方去，小女孩依偎在读书的玛丽亚身旁，一只手搂着玛丽亚，“这多奇怪啊，很长时间我没有触摸过牙刷、夹肉面包、茶杯和书本了。您知道，这感觉很难说出来。但是有一个感觉很清楚，我得走。我怕极了！”
玛丽亚没有说话，抚摸着她用波纹形发亮的假发装饰的头部。
“您原来是歌星吧？所以您什么也不缺。”她穿了一件黄色菊花图案的上衣，领口很低。领口下面露出衬衣那奶白色的花边，惹人瞩目。胸前佩戴着一根细长的金属项链，末端有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
“缺什么？不，不缺。”她回应，两只泪水涔涔的大眼睛露出惊奇的目光，她的大腿健壮结实，适合生育，“您知道，对待女艺术家，连德国人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她突然中断，思考起来，呆滞地望着书本。“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蒙田。”她染成紫色的指甲碰了碰书脊，这些书都是她从卖书手推车上买来的，而卖书手推车上的书都是从稀有的旧书店里偷来的。
“唉，您要是看见我在隔离区大墙后面看到的情况，就知道了。”
“奥古斯丁写了六十三本书！汪达尔人围攻迦太基的时候，他正在校订著作，就在那儿死去了！”阿波罗尼乌斯着魔似的说，“汪达尔人什么也没有留下，而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读奥古斯丁的著作。所以说，战争将会过去，而诗歌天长地久，和诗歌在一起的，还有我的蔓叶花样。”
天花板垂下的绳子上挂着诗歌集的封面，封面上是浓重的印刷颜料。光线穿过包装纸张黑色和红色的纸面，又搅混在卡片堆里，像进入树林深处似的。封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干枯的树叶。
犹太小女孩走近留声机，换了一张唱片。
“我想，雅利安人那里也会有隔离区的。”她说，从侧面瞧着玛丽亚，“只不过是没有出口。”这时彼得请她一起跳舞。
“她害怕呢。”玛丽亚轻声说，“她一家人都在隔离区大墙里面呢。”
留声机唱针卡在唱片上，反复发出单调的一小段音乐。托马什站在门口，脸色绯红。他的妻子扯了扯微微凸起的腹部上的衣衫。
“还有骏马鼻孔没有吹散的几朵沉重的乌云。”他朗诵道，用手指了指窗外、大门，又动情地呼叫，“骏马，骏马！”
在门外上方淡淡的金色光环中，平整而白净得令人目眩的积雪，像漂白的桌布上的盘子一样；远处，阴影中的白雪变成灰色、青色，似乎反映着天空，而在大门附近路灯与白雪相互辉映。像板车一样，马拉大车满载干草，伫立在黑暗中，静止不动，像一座山似的。红色挂灯在车轮上方摇曳，在雪地上留下摇动的阴影，照亮了马腿和马蹄铁，那匹马显得比平时更高大、健壮。骏马身上冒出团团热气，好像它是用皮肤呼吸的。马低着头，它疲累了。
车夫站在货车旁边，耐心等待着，直用手拍着胸膛。我和托马什拉上门，他才慢悠悠地拿起鞭子，抖动缰绳，拉了一下。马抬起头，全身向两侧抖动，可是车还是不动。前轮陷在沟里了。
“后退。”我说，显出内行的口气，“我把板子放到沟里去。”
“看你的了！”车夫呼叫，往下压车辕。一个披着蓝色斗篷的宪兵，正在看守着旁边的一座建筑物，那是原来的城市中学，现在成了监狱，挤满准备派往普鲁士工作的“志愿者”；这个宪兵配有钉掌的靴子沉重地踏着人行道上的石块，从有灯的那一面走过来。他胸前有挂在皮带上的探照灯。他打开灯，为我们照明，挺和气的。
“货装得太多了。”他说的是实话。从他钢盔的帽檐下面，从深深的黑影中，他的眼睛在一条光柱上面闪闪发亮，像狼的两只眼睛。每天早晨，换班后，他到办公室打电话，一成不变地报告说，一夜平安无事。
马喘了一口气，向后退缩，全身向后，车微微动了一下。而后马向前拉。车身从下到上装满了皮箱、包裹、床垫被褥、家具和叮当响的铝制餐具，摇摇晃晃地轧着木板进了院子。宪兵关了探照灯，整理一下皮带，缓步离开，回到学校那边去了。他照常走过学校，走到帕洛丁教派神父的小教堂（一九三九年九月被部分烧毁，又细致修复，用了整整一个季度，使用我们公司提供的建筑材料），在烂泥墙下面拐弯；那墙壁属于失业工人收容所，这个收容所设在铁路旁边的旧工厂厂房。这是一个活动的转运站，货物成批地或者单件地运到这儿来，有毯子、布料、御寒衣服、袜子、茶具、窗帘、桌布、毛巾，以及从开往前线的货车上偷来的一切一切的东西；还有从卫生护理列车服务员那里买来的东西，这些人从前线回来，满载而归，带回手表、食品、伤员、衬衣、机器零件、家具和粮食；他们经常在车站逗留，就像在港口码头一样。
车夫玩似的又挥舞了一下鞭子，拉着马向后退，退到棚子底下。马使出全部的力气，浑身冒汗。车夫有些心疼这匹马，给它解开套子。马驾着车辕站立片刻，显得疲倦至极，最后，因为受到持续的驱赶，才慢慢走向草料堆，把嘴伸进水桶。喝完这一桶水后，又去喝旁边的一桶，随后拉着挽具走到马厩打开的门内。
“你拉来多少啊，奥莱克？”我从四面检查了一遍，说。
“她命令把东西都装上。”车夫说，“您看啊，我连厨房的小凳、洗澡间的架子都装上了车。这个老太太站在我前面，像刽子手对着善良的灵魂。”
“大白天的，老太太也不害怕？”
“她的女婿从同事那儿给老太太弄来的许可证。”奥莱克说。他颧骨高耸，面容消瘦，冷得直缩脖子。他摘下帽子，沾了石灰而变得僵硬的头发散在脑门子上。
“老太太的女儿呢？”
“跟丈夫在一起。她跟她妈吵架，说她妈必须再逗留一天。”说着，他往手掌里啐了一口唾沫。那手掌扭曲，筋脉显露，有水泥、石灰和石膏造成的伤痕。
“好吧，咱们卸车。”他爬上车，解开绳子，开始一件一件地往下递东西：小椅子、花盆、枕头、装有内衣的筐子、老式的箱子、捆好的书。我和托马什一件一件接东西，然后两个人再抬到霉气味呛鼻的昏暗棚子里，把东西放在水泥地面上，旁边都是口袋，装着半板结的水泥、一堆发出气味的黑色沥青板和一堆准备零售给农民的干石灰。石灰细粉在空气中飘浮，钻进鼻孔，让人受不了。托马什痉挛着打喷嚏，他有心脏病。
“您说，经理为什么收留了她呢？”车夫卸完货后问道。
“是她帮助过他的，他感谢她。”我拉上棚子的门，上好门闩。
“知恩是美德。”托马什说。他呼吸平稳，深深吸了口空气，然后抓了一把雪，用来搓搓手掌，并在裤子上蹭了蹭手。
“嘿……今天干得可够多的了。”车夫从车上爬下来，说。他穿着硬实的大衣，行动不便，大衣上盖满了一层石灰和沥青。他靠在大车旁边，轻松地擤了擤鼻涕，用手抹了抹脑门子，“塔杜施先生，塔杜施先生，我在那儿亲眼看见的事，您一定是不相信的。孩子们，女人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您知道……”
“但是，你不是幸运地跑出来了吗？”
“在路上，工程师看见我们了。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我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假货对咱们能怎么样？既然经理要买下分公司，他们必须对他好一点，不是吗？明天你一早就去。左边有一立方。七点以前来。”
“好吧，得早起啊。把马准备好。”他跟着那匹马进了马厩。经过办公室的时候，还脱帽呢。
玛丽亚站在光线的金环里，周围是蓝色的夜，有星光点点。她关上了身后的屋门，隔开了音乐声和人的嘈杂话语声，在期待中望着黑暗的夜晚。我擦了擦手上的灰尘。
“明天就分发这些货物吗？”我扶着她的手臂，踏着小路上吱吱响的积雪走到旁门，“也许你能等我到下午吧？跟我一起分送货物。”
我俩站在拉开的旁门边。在洒满闪烁灯光的、空荡的街道上，穿蓝色斗篷的执勤宪兵走动着，脚步沉重，监视着学校。在街道上方，在灯光上方，在畏缩在墙壁下的棚子的陡峭顶子上方，风在呼啸，火车的浓烟在飘浮，吹动了羽毛状的乌云；在风和乌云的上方，蓝色的天空在颤抖，像深暗激流的谷底。月亮透过云块时时露出面庞，映得云层像一条黄金沙带。
玛丽亚温柔地笑了一下。
“你很清楚，我得自己照料自己。”她说，不无谴责的口气，同时伸出双唇迎接亲吻。她的黑色大檐帽挡住了脸，像一只翅膀似的。她比我高半头。我不喜欢在有人的地方和她亲吻。
“你看，诗歌无所不能。”托马什和蔼地说，“因为爱情就是奉献。我是凭丰富的经验说这句话的，因为我有过很多的情人呢。”
暮色模糊了人的轮廓，添加了人的体积感和沉重感，所以托马什看上去似乎是粗石雕凿出来的。他左眼下面的痣，在凝重的、似乎用沙石凿刻出来的脸上显得发黑，故意捣乱似的。
“爱情，当然了！”玛丽亚发出一阵无所谓的笑声，向我们行礼，顺着街道走远，迎着向我们头顶吹来的乌云。她经过黑市商人的店铺，我一般都在他那儿买午餐吃的面包和黑布丁。她消失在街角后面，没有回头看一眼。我看了她身后片刻，好像要在空气中探寻她的踪迹似的。
“爱情，当然，是爱情！”我笑着对托马什说。
“你床下有没有伏特加？给车夫一点。”托马什说，“嗨，跟别人应该有来有往的！”
二
夜里下了一点雪。我正式打开大门开始做买卖之前，先把醉醺醺的客人送走，把房间收拾好。可是比我更早的是车夫，他在拂晓之前起床，及时把下面的石灰装车，拉到工地，回来后把马卸下来，还清除了车轮的痕迹。在这样的清晨，院子里还呈现一股青色，街上还空空荡荡的。铁路上传来列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在逐渐减退的昏暗中，巡逻的宪兵变成灰色，变得小了，昏暗把他留在失去居民的街道旁边，像被人忘记的水草。原来学校的窗户里，开始露出被监禁的人们的头部。在走私店铺里的货物旁边，在生了火的小炉子旁边，有两个穿海蓝色服装的警察在取暖。店主眨着醉鬼一样的红眼睛，用颤抖的手分放柜台玻璃橱后面的奶酪、布丁和面包。一个农妇从篮子里拿出几块香肠，随即消失在柜台后面的双层墙壁里。灰色的晨曦透过结了冰碴的玻璃窗射进来。沿着锈迹斑斑的窗框，肮脏的水滴一滴一滴单调地落在窗台上，形成了一条小水流，在地板上流淌。
春夏秋冬，这条铺了碎石的死胡同小巷，都发出明沟的腐臭气息，夹在像腐烂尸体一样的沼泽地和一排平房之间，这些霉味十足的平房都是洗衣店、理发店、三五家食品店和简陋不洁的酒吧间。这条小街上日复一日地有涨潮般的往来人群，他们走过学校的水泥围墙，仰起脸来眺望新开的窗口，眺望盖了红色鳞状瓦片的屋顶，他们不断地抬头，挥手，大呼小叫。从学校打开的窗户后面有人发出声音，摇动白色手掌，就像离岸远去的轮船上的乘客。人群像是被纳入了两排警察组成的堤坝之间，流动到了街道的末尾，一直到位于街道尽头的广场。这里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河上的沙洲长满了纠结蔓延的藤子，有些地方还有积雪，像一个一个的疱疹似的；桥梁在闪亮水流上方飘浮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粉笔画的城市建筑在纯净、静谧、蓝色的天空中渐渐消融。人群在广场上聚集一阵，感到失望，便又叽叽喳喳地返回去。
走私店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港湾。对着柜台上的私造甜菜酒酒杯，警察和农民交朋友，倒卖学校里关着的女人。在夜里，警察从学校窗户里交接“货”，这些“货”或者立即消失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或者穿过带刺铁丝网爬到我们建筑公司的院子里来，夜里办公室当然是关闭的，“货”在那里逗留到清早。“货”一般都是少女。她们很无奈，在院子里徘徊，查看每一堆沙子、泥块、碎砖头、锯末、裂缝，查看储藏室前厅的碎石。这些碎石以不同的色彩和大小用于甬道和墓碑。我醒来后，把这些东西扔出大门去，专门利人，而经营的红利，除了警察（当然是指宪警，他们管的一般人管不着）、邻居，就是说，走私店主得大头。但是他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表示感谢。我每天到他那儿取黑面包、一点猪血腊肠和黄油。渐渐地，他给的分量不足了，价格却往上蹿。他不知羞耻地微笑，但是在接受等同于钞票的石灰的时候，手直哆嗦。
还有呢，他的私造酒给得不够分量，给黄油时分量也不够，切面包切得每一块大小不等，为放出去的每一个姑娘，他铁石心肠榨干农民的钱袋，因为他要独自生活，他有妻子，小儿子在第二中学念书，还有一个快长大成人的女儿，她是地下中学的学生，已懂得时装的美丽，帅气男生的魔力，以及学习的味道和密谋之引人入胜。无论对农民还是对工程师，这家建筑公司出售的都是潮湿的干土、石化的水泥，他们往石灰里掺水，往粘结材料里加沙子；还有，他们挑选一车一车的石灰，事先和铁路仓库的大总管暗地里配合，振振有词地谎称并确认有巨大的损耗，这损耗立即被计入账本。办公室负责人守口如瓶，因为他和公司还有另外一笔特殊的账，这笔账从来就不列入公司账簿。
建筑公司！这个公司就像一头奶多又有耐心的母牛一样，养活着所有的人。公司真正的老板，一个穿有零碎装饰的花格子外套的胖子，筋脉凸起、动辄神经质发作的工程师，长着一把翘起的胡子，为了养活只会把钱花在乞丐、教会和修女身上的虔诚教徒妻子和色情狂的儿子，在大饥馑时代（我们吃麸子皮和有盐味的配给面包），从这个公司搜刮了成千上万的钱财，就像从母牛奶头挤奶一样。他扩建中心的货仓，把九月份烧毁的公司开辟成建筑用地，在那儿建造自己企业的分公司；买了公司用车、剪了尾巴毛的拉车马匹，雇了车夫；在华沙郊区花五十万元买了地产，地方虽然有点荒芜和衰败，但是适合打猎（因为有一片森林）和建造工厂（有沙土）；最后，在战争的第三年，开始并且成功地和德国东方铁路公司展开谈判，要购买和建造自己的铁路支线，而且还要开设附加的货物转运机构。
工程师的工作人员的命运也同样吉祥顺利。占领军政权当局立法机构同意工程师付给其周薪七十三兹罗提，但是工程师主动付给十来个雇员几乎一百兹罗提的周薪，而不扣除成本费、税费和服务费。如果有突发情况——比如家庭成员被送往集中营、生病或者犯了行贿案——他也照发不误。他还出资送我去地下大学学习三个月，只有一个条件：我要为祖国而学习。
分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车夫们在街上卖石灰，克扣运往建筑工地的材料。他们都有自己私人的供求关系，都从铁路上盗窃。起初，我从仓库用篮子拿出细粉料和粉笔粉，卖给附近的肥皂制造厂。但是，在和老板混熟了以后，我就跟他合伙，分工调整了簿记方法。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造私酒，由我出资，在经理这里制造。经理把零售赢利的大头给我，他自己忙于广泛的经营，把公司当作交通站，把仓库的电话当作可靠的联系工具。经理是黄金和珠宝首饰方面的行家，他出售和收购家具，掌握不动产中间人的地址，甚至亲自参与买卖宅地。他和铁路窃贼们关系密切，做他们和代理商店的中间人，和司机、汽车零件经销商交朋友，也和犹太人隔离区开展活跃的商业往来。但是，他做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似乎受到强力威胁，虽然他懂法律。他强烈怀念战前无忧无虑的时代。当时他在一家犹太人企业当仓库管理员。在警觉的女老板眼皮底下，他努力学习他人的本事，自己买了运货车，扣除司机的工资，每天收入多达三百兹罗提。很快，他在城边公路一侧购买了一块建房地皮，在战争开始前两个月，在近郊又买了第二块。他明白，这样做是合法的，他的生活十分充裕，没有令人烦闷的精神折磨。从那时保存下来了地产和股票，以及对于那老妇人的深厚情谊。
老妇人坐在玛丽亚的座位上，那是一个木制躺椅。她面有土色，显得失落，没有表情，像空无人烟的城市一样。她穿着黑色的丝绸上衣，已经破旧，肘部发亮。脖子上围着很宽的天鹅绒围巾，头上戴着老式的礼帽，帽上有紫罗兰装饰，帽檐下露出几缕稀疏的银发。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翻领大衣放在膝盖上。她穿得太寒酸了，哪儿像战前的女老板？她曾经拥有一个巨大的建筑材料仓库，几辆载重汽车，自己的铁路支线，几十个工人，在国家银行和瑞士银行都有巨额存款的账户。太寒酸了，哪儿像一个女财主？她曾经拥有行李大车，许多精密的计算仪器，这些都及时和细致地交给了瑞士公使保存，更不要说金银首饰了。据雅利安人一方人士的想象，每个犹太人都会从犹太人隔离区送来一大堆金银珠宝。老妇人穿得寒酸，所以谦卑地坐在角落里。她目光盯着天花板，望着书架顶层的蜘蛛网。蜘蛛网颤动着，因为一只蜘蛛正在往上爬。
“扬奈克，他们来电话没有？”长时间沉默之后，这老太太终于发问。我感到惊奇，抬起头来——我正在看一本描写中世纪和中世纪咒语的书。她轻声说话，声音沙哑，好像石头碰石头的声响。粗糙的细语，在呼气的时候从嗓子眼里钻出，嘴里两排大金牙闪闪发亮，令人觉得，金子正在互相碰撞，几乎发出声响。“来不来，他们应该通知一下。应该的，不是吗？”她灰白的、没有生气的、似乎呆滞的眼睛转过来瞧他。
“啊，还是不得不等一等啊，夫人。”经理镇静地说。他努力在结了冰花的玻璃窗上哈一口气，吹出一个开口，歪斜着头，用一只眼睛斜看广场，看敞开的大门、街道，街道上已经人来人往。他用手指敲了几下窗框，等待顾客，“主任答应过打电话的。他今天要跟您女儿一起出去的。”
“你不过是说说罢了。他们要是出不去，怎么办呢？”她把目光从天花板转移到了窗户。她把皮肤松弛的、收缩的和僵硬的手掌放在黄色围巾上，收拢了手指，似乎要把围巾从肩膀上撕下来，却又软弱无力地滑向膝盖上。
“夫人，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经理吹了一声口哨。他抚摸一下茂密金黄和波纹状的头发，扭了一下头部，把头发甩开，很不耐烦。因为这个动作，府绸袖口下露出了金色的“朗吉努斯”商标字样，绵长、弯曲，配合着袖口的曲线——这是公司在商贸大街那段好日子的纪念品啊。“您想到哪儿去了。您女婿是主任，想出去，就可以出去！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文件夹衣袋里装着——神气！谁看不见他呀？他们怎么出去，您操什么心呢？”他把一个小椅子拉过来，坐在上面，舒舒服服伸出穿了军官长筒皮靴的脚，“您应该考虑，从什么地方买住宅！他们要多少，您知道吗？五万！好，在战争第一年，有人买了一块角落，不然怎么办呢？出租，靠收租金活着吗？助人为乐吗？”
“你有你的办法！”夫人轻声说，嘴角轻微一翘。
“上帝保佑，人有一双手，两只脚，会考虑在哪儿能够有生路，就为这个活着！塔杜施先生，”他对我说，“您女友酿造了二十五升酒。会节约的姑娘！煤炭少用了一半。能干，没说的！”
“她打过电话了。”我嘟囔着说，“要进城送酒去。应该快回来了。”
炉子和衣架中间光线昏暗，但是暖和。后背暖烘烘的，很舒服。我感到头重，里面嗡嗡的。烧酒和鸡蛋的劲头都上来了。关于中世纪修道院的这本书激发我对于昏暗斗室产生了朦胧幻景，在那里，在人们的迷信、部族的屠杀和城市的大火当中，上帝完成了对人类灵魂拯救的工作。
“扬奈克，箱子准备好了吗？”老太太闷声闷气地说，那声音好像从井底冒出来，“扬奈克你知道，这是我女儿仅有的财产。她不会照顾自己，习惯了母亲的照料。”
我在炉子旁边取暖，看了一下地板。从沙发床上垂下来的毯子没有垂到打蜡的红地板上。毯子下面露出雷明顿牌的黑色布罩。我从棚子里搬来机器，以免它受潮，又塞在床下，以防万一。
“夫人，咱们这儿一切都应该井井有条。”经理习惯地搓了搓手，看了我一眼，“井井有条，像在保险公司里。怎么，夫人您不认识我啦？”
“在这儿，他们怎么会找不到我呢？这条街道这么短小，又在城边上。”老太太突然着急起来，“我得打电话。”说着，在沙发床上扭动起来。
“老太太糊涂得疯了是怎的？”经理突然大叫，眯缝起一双诚恳的蓝色的眼睛，麦秆色的睫毛盖住了眼睛，“要把德国人招来吗？让他们偷听别人的话吗？好啊，可是别听咱们的！”
老太太吓得害怕了，像受了惊吓的猫头鹰一样膨胀起羽毛。两只手在胸前交叉，好像感到挺冷，机械地用手指转动戒指，在衣襟上擦拭。
“您是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来的？”为了有话可说，我问。
办公室的门吱吱响。一位顾客跺脚，抖掉鞋上的雪。经理扶了一下椅子，站起来迎接顾客。老太太抬起无精打采的眼睛，瞧着我。
“我遇到过街道戒严，一共二十七次呢。你知道戒严是怎么回事？大概不知道吧？没什么，”她激动得喘息起来，摇摇手，挺和气的，“那时候，我们隐身在沙发后面一间特别的密室，一共二十个人！小孩子都学会了，一旦当兵的走动或者用枪把敲墙，一旦他们开枪，小孩子们就只默不作声，睁着眼瞧着，你知道吗？他们能不能出去呢？”
我走进书架，把书放进中世纪类，转身看了看老太太。
“小孩子吗？”
“不不不！什么小孩子小孩子的！我是问女婿和女儿能不能出去！他跟主管要好，在海德堡上大学的时候起就好上了。”
“他怎么没跟您一起出来？”
“他在那儿有事要办。还得一天，还得两天……那儿的一切都完了。没完没了的‘出来，出来’，房子里的人都走光了，鸡毛满街飘飞，人都被拉走了，拉走了……”
她喘息着，沉默了。
门外传来瓮声瓮气的开玩笑的声音。顾客和经理确定了木材的价格，木材来自奥特沃茨克犹太人隔离区留下的房屋，由德国区长批发卖给波兰企业家。门吱扭响了一声，他们到店里来签合同。老板不喝酒，但是在办事特别顺利的时候，又好像要喝一杯。
“我得去办我的事。”老太太忽然说。把膝盖上的大衣扔下，小步走到院子里去。
办公室娇小的女办公员隔着桌子对我笑了一下。她娇小而干瘦，坐在那小椅子上挺舒适。她成天看低俗言情小说，是工程师派她来看守账目的。按照他的计算，公司赢利水平太低。在她上班的第二个星期，账房少了一千兹罗提。经理自掏腰包补上了亏空，可工程师失去了对娇小女办公员的信赖。她每天只呆在办公室几个小时，她既不看仓库一眼，也不懂黏合剂是什么，沥青是什么，可是却像邮差一样准时向我提供地下小报，上面绘有宝剑和犁耙图案。我羡慕她参加地下活动，因为我本人喜欢半隐蔽地写公告、大量读书、写诗并在清晨诗会上朗读。
“这个老太太怎么回事？家具太多了吗？”娇小的女办公员冒出一句挖苦话。她头上束起高高的发髻，头发却很蓬乱。
“人人都得想办法自救。”
“得有亲朋好友帮助。”她狡黠地眨眨眼。她涂脂粉太不细心，细长的鼻子发光，好像上面抹了牛油，“您是杂志编辑，诗歌怎么样了？封面干燥了吗？”
经理拉着老太太的手，把她带到办公室来。车夫来了，为的是取暖。他在炉子旁边蹲下，伸出经受风雪严寒而变粗糙的手掌烤火。身上的羊皮袄冒出蒸汽，发出潮湿皮革的气味。
“城里有岗亭。”车夫说，“我到了市中心。街上没什么人。都说他们收拾完了犹太人，也要把咱们运走。咱们这儿也要抓人。教堂周围，火车站附近，都布满了宪兵。”
“看着壮观。”女办公员咕哝出一句。她神经质地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穿上过大的雪靴，迈出步子，细瘦修长大腿的优美曲线，无意中透过薄薄的破旧衣服显露出来。
“我怎么回家呢？”
“步行。”我一边尖酸地回答，一边迅速穿上外套，出了办公室。强风卷着雪，吹到我脸上。工人对着一个装有石灰的大铁箱子有节奏地点着头，他冷得直跺脚，像一匹打瞌睡的马。他用一把铁铲搅动沸化的石灰，一团一团白色的水汽从沸腾的混合物料中升腾，刮到他脸上来。工人整个冬天都在不间断地干活，他们每天在户外加工两吨干石灰，以备夏天使用。
经理关住了仓库大门。街上出现抓人事件的时候，我们就用门杠顶住门。喝醉的警察们清理了街上剩下的人群，人群都往地里奔跑。德国宪兵虽然不在乎人群和他们的忧虑，但是对警察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注意，铁掌皮靴在路面上咯噔咯噔作响，不紧不慢。住宅围墙下面的场地上，还有杂沓话语声。窗户和窗台下面，小贩们冻得膝盖发抖，穿着草鞋不断地跺着脚，嗓音沙哑，叫卖篮子里的东西：蛋卷、香烟、布丁、点心、白面包、黑面包。给人的感觉是，房屋昏黑的墙壁在抖动、在叫卖。大门里，有人用老式的秤来称新鲜猪肉的分量，急急忙忙里倒出私酒出售。学校后面的房屋里面，寻欢作乐还在进行。旋转木马轮盘上每一匹马的背上都坐着一个傻头傻脑的孩子，那大轮盘在十分刺耳的音乐伴奏下旋转，威风凛凛的。空心的木制汽车、自行车、翅膀展开的天鹅，都在空中舒适浮动，上下起伏，像是在水波上。有木板挡住的工人在旋转木马下面走动、干活。在色彩鲜艳的靶场和帐篷下边的动物园内（因为下雪而显得苍白的广告牌上说，到场的队伍有鳄鱼、骆驼和野狼）空空荡荡，令人绝望。收容所来的几个卖报纸的腋下夹着几捆德文报纸，在车站出售，显得畏惧得很。没有乘客的电车在广场转弯，铁轨发出叮叮声响，沿着林阴道徐徐行走。树木挂满白雪，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烁，像是易碎水晶雕刻出来的。这是一个平常的集市日子。
在街道深处，一座座石头结构房屋和一排排光秃细瘦的树木挡住了视野。水道受到拒马、柱座和铁轨梁木的保护；在水道外侧，人群被一排宪兵围住，慢慢走向水道。人群内部浮现出有帆布包裹起来的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在雪地里留下车轮痕迹，笨重地开向大桥。一个妇女从人群中跑出来，追着最后一辆卡车，没有追上，汽车加速了。那个女人伸出双臂，显出绝望的神情，如果不是宪兵伸出援手，她可能要摔倒在地上了。宪兵把她推回人群。
“爱情，当然，爱情。”因为激动，我突然想起这句话，又赶快逃回仓库，因为街道上开始抓人，广场已经空无一人。
“你未婚妻来电话了。”经理说。他情绪很好，抖动着红胡子哼着小调，两只脚还划出舞蹈的狐步，“从奥霍塔打来的，可是不会很快的，因为到处都在抓人。得晚上才到。”
干瘦、傲气的女办公员瞥了我一眼，带着一股子恶意。
“肯定对待我们也像对待犹太人那样了？您着急了吧？”
“她应该有办法的。”我对经理说。实际上我后脊梁骨都凉了。我拿起火棍捅了捅炉子，添了一点泥煤，打开的小炉门冒出满屋子的烟。“这个月，也许咱们接不到来货了？一定是要检查车皮的。”
经理露出苦相。他坐在椅子上，用钢琴家似的细长手指弹着桌面。
“就算不检查，咱们又能够怎么样呢？”他说得很丧气，“工程师怕积存水泥和石膏，石灰只是给德国人原来建造贝姆军营用的。你说怎么办？想着招财进宝呢？格罗霍夫斯基公司收到三车皮水泥，博罗维克银号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呢？”
“你说话别夸张。”女办公员说，“等他们在棚子里一挖，就找到……”
“肯定能找到！因为是我亲手办的！不然谁还到这仓库来？是啊，店主要借给咱们大秤用了。”
电话铃响了。经理在椅子上转身，抄起听筒，比女办公员早了半秒钟。他做了一个无声的手势，把听筒交给我。
“我们的汽车。”我轻声说，用手掌挡住听筒，“说什么？”
“给五十。”
“五十。”我用德语对听筒说，“晚上？那就晚上吧。”
“好极了，一起吃点什么吧。”
老太太在沙发椅上坐着，像被赶进角落里的一只野兽。经理忙起来，给菜汤加热，整理小桌子。
“工程师从咱们这儿得到的收入少，第一，他要开除这个妞儿，第二……喂，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说，口气消沉，“我们把什么都押在私酒里了。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买几本书，几件穿的，等等。写字纸也费钱。”
“那些诗歌卖不出去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卖。我写诗，不是为了卖。又不是砖头，也不是沥青。”我回他，很扫兴。
“如果是好诗，肯定有人买的。”经理一面咬着面包，一面说，“能挣几千块呢。你的脑瓜不错。”
老太太吃得慢，但是胃口挺好，一排大金牙咬进面包。我盯着看这一排金牙的光辉，不由得估算着它们一共有多少分量、值多少钱。
门吱吱扭扭开了，进来一位顾客。他是附近小教堂的助祭，戴着角质眼镜，怯懦地微笑着。他说了说抓人的事，然后订购几袋水泥和粗粒小麦面粉，用捆成一沓的真钞兹罗提付了款。
“赞美基督。”说着，他戴上黑色帽子，出门的时候，道袍簌簌作响。
“永世赞美。”女办公员应答，她捅了捅炉子，用一张报纸擦了擦手指头。“这老太太要干什么，你怎么看？”
“经理会给她找一个住的地方。老太太钱袋鼓鼓的，容不得他从手里拿走。”我小声说。
“可是，”她很鄙夷地说，“你不知道吗？经理出去以后，这家伙给女儿打电话了。他们没办法从集中营里出来。为时已晚，给封死了。”
“老太太有点难过，会过去的。”
“很可能的。”
她裹上破旧皮衣，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又看起小说来。不想再多说话。
三
每天晚上，我都独自留在仓库里，仓库里挂着风干的诗集封皮，像湿漉漉的衬衣似的。阿波罗尼乌斯用纸剪成对开本样式，配合油印机纸面的尺寸。油印机用来油印无比珍贵的广播公报和关于在大城市如何开展街头斗争的宝贵教导（和图示），还用来油印高雅的六音步玄学诗，这些诗歌表达了我对历史启示录风向毫不让步的态度。封面双面都有黑白花边装饰，使用了搅拌油印新技术。方法很精巧，但是很费颜料，而且，封皮风干了一个星期，还是湿漉漉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封皮从绳子上取下来，铺在粗重的厚纸上，紧紧压实，塞到木头沙发椅底下。一直垂到地板上的毯子挡住了等待修理的破收音机、像雪茄烟箱子那样扁平的手提油印机、雷明顿牌打字机（从棚子里拿来，为了防潮）和某一帝国主义组织的完整出版物，这是一个朋友为保存而留在仓库里的，他从家里奔逃出来，可是没有办法戒掉收藏瘾和对古董的爱好。
每天晚上，我也不多爱惜腰背和膝盖，努力跪着擦地板、擦桌椅，而且，可能的话，还擦窗户。等我觉得小屋里面安静舒适的时候，就用绿色的灯罩把布丁遮盖起来，小心关好房门，尽量保持温暖。一般在办公室我都是坐在炉子旁边，写一些细碎的自传札记，用特殊的墨水标出，在单片的卡片上抄写意味深长的警句和精辟的格言，都是在书里发现的，而且要背会。黑暗渐渐变得浓重，我合上书页，抬起眼睛，望着屋门，等待玛丽亚回来。
窗外，雪渐渐失去蓝色，和黄昏混合起来，就像和水泥混合起来似的。被烧毁的房屋突兀显现，像潮湿的砖头一样变成红褐色，又逐渐增添了黑色，伫立不动，似乎无语沉默；毫无声响的风掀起铁道上方团团玫瑰色的烟雾，将其撕成碎片，投掷在深蓝色的天空上，像是把片片白雪投进清澈的水面。平常的景物，公司像腐烂西瓜一样的有棱角的沙堆、弯曲的小路、大门、墙壁和街道上的房屋，都沉入灰暗，像裹进涨潮的潮水之中。留下来的只有不可捕捉的响声——这是最深沉的寂静，从人体脉搏的炽热跳动中发出，是人从来也没有经验过的对事物和种种感情的浓重怀恋。
院子里还有人走动。车夫从棚子内部搬出包裹，就像卸车似的，把包裹都使劲堆到大车上。年老的守林人站在车上，叉着腿。他哼哼着接过行李，很内行地堆放在车上，好像是在堆放一包一包的石膏和熟石灰。因为很费力气，他的舌尖舔了一下嘴角。
经理站在大车后面老太太的身旁。他摸了一下木板，无意识地扯下一小块木片。
“我不懂，我没有学过这个。”他对老太太说，气呼呼的，直撇嘴唇，“可是依我看，不应该这么急急忙忙的。动动脑子嘛，想一想嘛。这么折腾是为什么呀？”
老太太戴着大檐女帽，上面装饰着花朵，她的头向一侧歪着。她土色的面颊给冻得通红，像榨糖用的甜菜似的，嘴唇冻得发抖。金牙露出来，闪闪发亮。
“装车请十分小心。”她对守林人说，很不客气。每投掷一个包裹，她的脸就哆嗦一下，好像她本人被扔到车上似的，“扬奈克，请原谅。”她又对经理说，“我对他发牢骚。该付给你的都给了，对吧？”
“哟，夫人，您想到哪儿去啦？”经理耸了耸肩膀，“我取的钱，都放在家里了。您留给我的几件破烂东西，随时可以扔……凭那些东西我可发不了财。”
在棚子灰色的墙根下，老太太弯着腰，穿着破旧的女式便鞋，冻得直跺脚，流鼻涕，而且，一双近视眼，眼皮通红，习惯性地不断地眨着。她望着经理，满眼泪水。她不说话了，微笑着。
“夫人要保存的东西多得很。说实话，怎么办也是白费。”经理说，瞧着地面车轱辘辐条和下面的水洼子，“您不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要杀光，烧光，摧毁一切，踏平一切。就这样。能活得好一点吗？我相信，好年头一定会来的，允许大家平平安安做生意。”
大马力柴油发动机货车带着拖车向街道开去，吐出黑烟，穿过大门。经理轻松地微笑了一下，赶紧打开第二个棚子，我踏着积雪快步径直跑到大门。一辆拖拉机向对面的一条路突突地后退，像毛虫一样爬过院子里的水沟，到达打开的棚子。司机从驾驶舱里跳下来，满身污垢，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扣着一顶德国制服帽。
“晚上好。五十？”他问了一句，双手击掌，摇晃着大腿走进棚子。扫视周围一圈，很感兴趣。
“哎哟嗬！全部出售？”他咂了一下嘴，说，“买卖大，利大。可是现在一袋贵了十个兹罗提。三十五，怎么样？”
“这个数不行。”经理摊开双手。
“三十二。市场上是五十五，有的价码更高。”这个当兵的没有耐心了。
“他有人卸车吗？”经理问我，“得有人。”
“没人。”这个大兵张大嘴微笑。他的牙齿整齐，面颊闪亮，胡子刮得很细心。他走近拖拉机，拉开连接挂钩，说：“先生们，卸货！请卸货！”
在袋装水泥上躺着打盹的两个工人扔掉身上盖着的大衣，被这一声呼喊吓得从汽车里跳了出来，拉掉车上的遮盖。一个人把水泥包推到车的边缘，第二个双手接住，把水泥袋贴在胸前，抱到仓库，扑通一声扔在地板上。我告诉他，应该这样摆放水泥，我把口袋捆紧，避免水泥漏出来。
在驾驶室里打盹的副司机从门窗探出头来。
“他们急着要走，彼得。咱们得快干。”
他架起胳膊肘，迷迷糊糊地望着棚子里面。一条女式金项链松散地挂在他胸前。他手上汗毛多，脸晒得发黑，长了胡子显得更黑了。
“快点，快点，你这个老斯拉夫人。”他嘴里嘟囔。注意到我审视的目光，他笑了一下，显得友善。
在棚子里，浑身沾满水泥的那个工人（不会处理货物的人，在搬运的时候总要弄破几个口袋，造成损失）向我抬起涂满水泥的银灰色的脸，假装用手背擦眼睛，趁机悄悄问我：
“多了五袋。您今天收不收？”
“二十块钱一袋。”我嗫嚅道，连嘴唇都没动，“到办公室来，算算账。”我对这个大兵说。他吹灭火柴，用鞋后跟细心踩灭，舒服得长长吐出一口烟。一道微弱浅黄的光线照亮他的面颊，反射在他两只眼睛里。
“五十袋？”他向那个工人伸出五个手指头。
“是的，是的，我数过了！一袋也不多！”帆布下面搬运的那个人急切地说。
车夫结束装车。守林人把行李推压密实，又用绳子捆好。捆货车得很细心，像是捆扎一件玻璃制品。他们对行李运输很内行。比较贵重的物品、皮箱子和装衬衣的帆布袋子放在中间，上面和四周放编织的篮子、桌椅和叮当响的器具。货车停在那儿，像一个拱形。老太太在棚子下面跺脚，手放在皮手筒里保暖。一看见附近走过的士兵，就吓得躲在仓库门后面。
“转移？”司机顺便问。
“转移，当然，是转移，还能怎么样？”
苍穹下降，像落下的飞鸟一样降临在昏暗的上方，无声无息。铁道两旁光秃秃的树迎风发出激烈的呼啸声，就像一个不肯屈服的人一样。
“你们敢情过得平安，”士兵说，挺和气的，“可是我们得打仗，为你们的安宁。”
经理让座，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还没吃晚饭呢？不能吃甜菜，吃白菜吧。”他微笑一下，“孩子呢？还睡呐？叫醒他，都睡了两个钟头了。”
“书到了没有？”士兵说着，推开了房门，“哟，这儿多好！还摆着留声机！小姐——这儿有小姐吗？”他手指指着衣架上的红色外套。他又观看阿波罗尼乌斯的绘画，一堵破墙下一个小女乞丐拉着一个小孩的手，小孩双眼突出；还有画了一把黄色开水壶的静物画。他把烂泥和污垢带进了室内。
经理从皮包里拿出一沓细心捆好的钞票，念经似的细声数了一遍，给了司机。
“还是星期三，下星期，是吧？”司机问。
“好吧，”经理说，“很好。你看，塔杜施先生，要是有自己的仓库，就不必遮遮掩掩的了。存几天，就能得利。”
“女办公员等会儿就跑到工程师那儿去。”
“工程师不会信她的，因为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可能要对切尔尼雅科夫公司发货。这样，工程师对咱们必定会好的。他把精神都放在他的铁路支线上了。”经理吹嘘说。
“您如果买下这个棚子，我就把储蓄都拿出来入伙。”
“如果完全禁止盖房子呢？”
“现在也是禁止的，可是盖房的大有人在。这个关口您能够过去，而且抱着您抽屉里的东西。场地和店铺到战后还是咱们的，会到手的。嘿，您瞧，咱们赶快送老太太走吧。”
“老太太的打字机落在你那儿了。”经理说。他用手梳理一下头发，戴上电车司机帽，还显得有点文雅派头。他乘电车，一直不买票，而且，遇到街头抓人，也觉得安全。
“公司正好缺一个打字机。”
“是的，很好。”士兵把钱又数了一遍，揣在衣袋里，和我们紧紧握手，走了，皮靴嘎达嘎达响。
车夫解下马的草料袋，点着马灯，挂在车下，手里拿起缰绳，威严地抖动一下。于是，像嘉年华会彩车一样照得血红颜色的货车启动，吱吱地走出大门，沉入像昏黑林阴路一样的街道。
在像红嘴唇一样的用窗帘细白绳子捆住的紫红包裹布和装得满满的箱子之间，犹太老太太坐着，蜷缩着身子，蜷着腿，像一条狗；头上有倾斜着的桌面上的桌布挡着，桌子腿向天空伸出，随着车的每一次颠簸而跳动，似乎要向上天报复。老太太闭上了眼睛，脑袋缩在皮领口里，显得已经入睡。几个穿破烂衣服的孩子追着车跑了一段距离，想要偷一点什么东西。
晚间的街道活跃起来。蓝色天空上的金色月亮对着羽毛状的云团升起，像一片菠萝果实，金属般的光辉落在街道屋顶上面，钻进墙壁的隐蔽之处，落在像白银板片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响声的人行道的白雪上。学校前面，一个帅气的宪兵在巡逻，因为昏暗的天色而显得全身都是蓝色的。在紫罗兰色的灯光下，姑娘们从洗衣房出来，消失在被烧毁房屋的阴影中。商店里走出喝得心满意足的警察，去上夜班。用我们的水泥和石灰修葺的小教堂中的钟开始欢愉作响，像游戏的儿童，惊醒了在钟楼窗台上打盹的鸽子，鸽子扑腾着翅膀飞上高塔，像片片菊花瓣一样落在塔顶。
拉水泥的拖拉机小心绕过一堆一堆的石灰，按一声喇叭告辞，准备离开院子。我急忙蹿到拖车后面，往工人伸出的手里塞了点钱。
“给了十块了，十块！”他大声说。车的帆布挡住了他。
“这一天没白费。”经理说，用带子系紧电车司机外套，又使劲勒紧腰带，因为他喜欢显得身材细瘦一点，“你一个人吧？未婚妻怎么还没来呢？”
“正为她着急呢，”我回答，“街上抓人抓了一天了。一定抓了不少。”
“怎么办呢？”经理深深叹息，“未婚妻肯定是没办法来。”他把一块肉塞进公文包，作为明天的早餐。
“等一下，我去买点东西晚上吃。愚蠢的一天过去了，想吃东西了。”我和他上街，关上了旁门。德国拖拉机拐过街角，哒哒作响，还在冒烟。行人聚集在行人道上，观望。装了床上用品的车停在水沟旁边，车夫耐心等待通行。
夜渐渐深了。在黑色的田野后面，在河上银色的流水上方，石桥浮现在天空背景上，像一张弓。在对岸，城市黑色的躯体沉入泥泞的昏暗之中。黑暗上方，探照灯是射向天空的水银光柱，滑来滑去，像玩具傀儡的胳膊似的，平直地一下子倒在地面上。须臾之中，世界压缩成了一条街道——像打开的血管一样跳动的街道。
在探照灯光下，装满人的大卡车轰轰响着经过路面，在不平的路面颠簸。帆布车篷下面露出的人脸白得好像涂满面粉，风一吹就在黑暗中消失了。载着头戴钢盔士兵的摩托车从水道下面出现，抖动着黑影似的翅膀，像妖魔化的蝴蝶一样，呼啸着消失在汽车的后面，内燃机冒出的呛人黑烟一路撒在道路上。大队朝大桥走去。
“在教堂那边抓了人。”店主对我说。他双手沉重地放在我肩上，身上冒出一股酒气和劣质烟草的臭味。“地狱要惩罚他们的！”
“他们先冲我们来。”一个警察沉着脸说，帽带系在下巴颏下面。他摘了帽子，用袖口擦了擦前额。帽子在光头上留下的红色印记，因为天冷而变白，“是的，就这样。”他补充说，声音从牙缝里出来。
“那个犹太女人到你这儿来过？”店主轻声对我说，十分信赖，“这么快？”
“去了别的地方。”
“如果来搜查，”店主着急起来，他对着我耳朵小声说，“我已经跟这儿的人打过招呼，经理先生今天得提前付款。”
“你去找经理吧。”我已经不耐烦，甩掉了他的纠缠。
“对不起。”店主嗫嚅道。探照灯光掠过他的脸，他眨了眨眼，躲开灯光。探照灯照亮了街道内部，店主的脸裹进黑暗。
“她回犹太人隔离区了。她女儿在那儿，女儿没办法从那儿出来。”
“是啊，”店主肯定地说，“至少可以和她死在一起，一个人……”他深深叹息，望了望街道。
街道拐角处出现堵塞。队列停止移动，汽车互相靠拢。命令发出，用的是喉音重的德国话。摩托车从汽车后面出现，用探照灯照亮了道路、电车、行人道和人群。探照灯滑过人脸，像是滑过漂白的骷髅，又钻进住宅漆黑的盲人眼睛般的窗户，包围了装饰着绿色灯泡、突然中止的活动木马及在轨道上起伏奔跑的木马、脖子呈优美曲线的天鹅、木制汽车、自行车等，渗入了马场深处，擦过了有鳄鱼、野狼和骆驼图案的动物园帐篷，探视了停车熄灯的电车的内部，还左右摇摆，像一条受到刺激的蛇的脑袋，终于又返回人群，又一次令人们目眩，然后射向汽车。
玛丽亚的脸，被黑色女帽的宽边围住，煞白得像石灰。她于痉挛之中把惨白得像尸体颜色的手抬到胸前，那似乎是告别的手势。老太太在车里，挤在一堆人当中，挨着宪兵。她像盲人似的，紧张地望着我的脸，直接对着探照灯。她嘴唇嚅动，好像要呼喊。她忽然摇晃起来，差点跌倒。汽车抖动、短吼、突然发动，我茫然不知所措。
后来我打听清楚了，作为雅利安和闪族的混血种人士，玛丽亚和一批犹太人一起被输送到了海边一处恶名远扬的集中营，在焚尸炉前室被毒气毒死，她的肉体肯定被加工做成了肥皂。
<h2>
读《圣经》的男孩</h2>
狱卒开门。一个男孩进来，却站在门槛旁边。他身后的门叭的一声关上了。
“为什么把你关进来？”贝德纳尔斯卡大街的排字工人科瓦尔斯基问他。
“不为什么。”男孩回答，举起一只手摸了摸被剃光头发的脑袋，他穿着皱皱巴巴的黑色学生制服，胳膊上挎着有羊毛领口的大衣。
“为什么要把他关进来？”玛乌吉尼亚的走私犯科杰拉说，“因为还是个小崽子。肯定是个犹太人。”
“科杰拉，话不能这么说呀，”墙根下的施拉耶尔，莫科托夫斯卡大街的职员，说，“这孩子不像。”
“你们别说了，不然这孩子还以为这儿的人都是土匪呢。”排字工人科瓦尔斯基说，“孩子，坐草垫子上。甭理他们。”
“不能坐，这是穆瓦夫斯基的地方。他等会儿就回来，受审去了。”莫科托夫斯卡大街的施拉耶尔说，他被抓进来，是因为在他那儿发现了杂志。
“喂，老家伙，你全疯了是怎么的？”科瓦尔斯基感到奇怪。他往旁边挪动身子，给这男孩腾出一点地方。男孩坐下，把大衣盖在膝盖上。
“你看什么呀？监狱，就是了。没见过吗？”马图拉问道。他曾装出盖世太保的样子，穿着长筒皮靴和农民的短皮上衣，征收肥猪。
“从来没见过。”男孩轻声回答。
牢房狭小，低矮。昏暗中，这地窖墙上的湿气水珠发出闪光。肮脏而扭曲的门上布满了用小刀刻出来的日期和名字。门旁边有一个木桶。墙根下的水泥地面上放了两张草垫子，囚徒坐在上面，十分拥挤，腿挨着腿。
“那就好好看看吧，”马图拉笑着说，“这儿的样子，保管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
他在草垫子上扭动一下身子。
“还等什么？”他问。
“等等，”我取了一张牌，“该你了。”
他取了三张，仔细观看。
“不怎么样。够了。”
“二十。”我出牌。
“输了，”马图拉说，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他的护腿套上还有皱折，“我的一份饭归你，但是这牌是明摆着的。”
走廊里的电门开关响了几下。天花板昏暗的灯亮了，紧挨着天花板的小窗口露出一小块格子状的天空和厨房屋顶的部分。窗口的铁条都是黑的。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施拉耶尔问。在他家里除了搜出杂志，还发现为某一组织集资的收据。他坐在草垫子上，一整天一动不动，不断地舔假牙。因为挨饿，两只耳朵越来越突出。
“我叫什么名字不要紧，”男孩有点不屑一顾的样子，“我父亲是银行经理。”
“这么说来，你就是银行经理家的少爷。”我转身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