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军的将领》是部反映战争的小说，可故事却在战争结束差不多二十年之后。硝烟早已散尽。一位意大利将军踏上了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寻找并挖掘意大利士兵的尸骨，然后，将它们带回祖国。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小说的角度和主线。这一角度和主线确立了战争的多重意味和层面，隐约，恍惚，有时遥远，有时贴近，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既是真实的，也像幻觉的。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战争的影子。而有时，战争的影子，比战争本身，更为严酷，死死纠缠着人的心理。

各种声音的回荡，各种文体的交叉，让小说变得丰富、饱满、立体，具有蔓延和加强的力量，紧紧围绕着主线，但常常，故事中又套着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逃兵的日记。它很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章节。那里有一个厌恶战争、热爱生命的青年的真实心理，还有一段异常动人的单相思。

将军本人其实也面临着一场战争。一场有关荣誉和尊严的特殊的战争。一开始，他那么自负，深信自己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阿尔巴尼亚人的鄙视和仇恨，而且还时时端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完全同意神甫的看法：这是个“粗野而落后的”民族，“当他们还是婴儿时，就把枪搁在了他们的摇篮里。就这样，枪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随着寻找和挖掘的深入，他的心理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同磨房主等阿尔巴尼亚人的较量中，也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首先失去的是自豪感，然后是庄严的气度，接着是另外全部的想象力，而今我们则是在这里，在普遍的冷漠和不可思议的、冷嘲热讽的目光中四处游荡，成了两个可怜的战争的笑柄，成了在这个国家里作战并惨遭失败的全部军人当中最不幸的人。”他明白，他只是一支亡军的将领。失败同样是他的注定的命运。

小说还通过将军的目光让我们了解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奇特的民族。他们看上去平常、沉闷、不善言语，可一旦面临灾难时，却变得那么的英勇。他们极端地看重名誉，可以随时为了名誉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待投降的敌人，他们又是那么的善良，决不会让他们饿死，更不会去虐待他们。对此，就连将军都有点不可理解。他们崇尚高山，是名副其实的“山鹰民族”。他们在教堂、清真寺和堡垒之间生活着，不追求物质的丰厚，更注重心灵的宁静。

卡达莱不愧是小说艺术的大师。他如此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回忆、对话、暗示、反讽、旁白、沉思、心理描写等手法，始终控制着小说的节奏和气氛，充分展现出战争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上投下的无边的阴影。由主线引申出的无数生动的细节和难忘的故事，以及大段大段有关战争的思考，又让整部小说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深刻性和可读性，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梦幻宫殿》中的人物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阿莱姆，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围绕着他进行，线索单纯，时间和空间也很紧凑。可它涉及的主题却广阔、深厚、敏感，有着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卡达莱于一九八一年在他的祖国发表这部小说。作为文本策略和政治策略，他将背景隐隐约约地设置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在讲述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寓言体小说连接在一起，将它当作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

人性，或者反人性，显然是《梦幻宫殿》的另一主题。阴郁、沉闷、幽暗、寒冷，既是整部小说和梦幻宫殿的气氛，也是小说中不多的几个人物的性格基调。细细阅读，我们会发现，主人公马克-阿莱姆，以及其他几个人物基本上都没有外部特征。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长相和模样，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动作。他们模糊不清，仿佛处于永远的幽暗中，仿佛一个个影子，唯有声音和动作在泄露他们的情感和内心。

此外，小说还涉及权力斗争、史诗、寻根、巴尔干历史问题等诸多主题。这些主题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互相辉映，让一部十来万字的作品散发出巨大的容量。在艺术手法上，卡达莱表现出他一贯的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让意味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蔓延。这是他的小说路径。这样的路径往往更能够吸引读者的脚步和目光。

除了《亡军的将领》和《梦幻宫殿》之外，本丛书收录的《错宴》、《石头城纪事》、《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等均是他的代表性小说。

二〇〇二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让人们知道了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这又是一位苦难成就的作家。他在十五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获救。

十九岁时，他开始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一九五一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维持生计。由于他的作品印数极小，而且不被官方认可，他实际上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孤寂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情形有所好转。他的一些作品被介绍到了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欧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他则长期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的经历”。瑞典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

实际上，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经营一个主题：大屠杀。“每当我考虑写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会想起奥斯威辛。”他说，“每位作家都有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经历。”就这样，大屠杀的阴影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光亮。

除了这几部小说外，凯尔泰斯·伊姆雷还有《作为文化的大屠杀》（1993）、《我，另一个：一种变形史》（1997）、《行刑队重新上膛时静默的瞬间》（1998）以及《被流放的语言》（2001）等散文作品。

世界文坛上，以大屠杀为主题写出不朽篇章的作家很多。普里莫·列维、保尔·策兰、大卫·格鲁斯曼、辛西亚·奥奇克、伊凡·克里玛，等等。波兰、捷克、以色列等国家甚至有大屠杀文学的传统。为何偏偏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呢？

还是再来听听瑞典文学院的说法吧。

瑞典文学院说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探讨了“在一个人们受到社会严重压迫的时代里继续作为个体生活和思考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抗议因素，可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描写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可信性”。这段话实际上在肯定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的深度和高度以及艺术独特性的同时，已将他同其他大屠杀文学创作者区别了开来。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大屠杀文学创作已摆脱了时空的羁绊而到达了一种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角度。作者自己也表示：“我的作品是对自己、对记忆以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

凯尔泰斯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同中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当代作家中有世界性影响的极少。长期以来，裴多菲成了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性作家。而这已有一些令人悲哀的味道了。首先，从今天看来，裴多菲成为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有着某种艺术以外的因素。其次，十九世纪的裴多菲毕竟不能代表匈牙利文学的现在。如此情形下，凯尔泰斯的获奖不仅为匈牙利文学，也为整个匈牙利赢得了巨大的荣耀。全世界读者的目光也肯定会顺便关注一下“被忽视的匈牙利文学”。

事实上，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凯尔泰斯似乎处于沉寂状态，没有什么新作问世。而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1950—）却凭借自己频频问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目。二〇〇〇年，他的代表作《天堂的和谐》刚一出版，就成为欧洲文坛关注的焦点。匈牙利评论界甚至称它为“一部圣灵之书”。在此之前，艾斯特哈兹已写出《十七只天鹅》、《赫拉巴尔之书》、《心脏助动器》、《一个女人》等小说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其作品注重语言实验，又不乏趣味和含义。就连世界文坛宿将巴尔加斯·略萨都说：“艾斯特哈兹·彼得是我们时代最有趣、最具原创性的作家。”

诗歌在东欧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除了我们提到的米沃什和温茨洛瓦，波兰的赫贝特、希姆博斯卡、鲁热维奇、扎加耶夫斯基，罗马尼亚的斯特内斯库、索雷斯库，捷克的霍卢布、霍朗、塞弗尔特，塞尔维亚的波帕，斯洛文尼亚的萨拉蒙，等等，在世界诗坛都享有一定的声誉。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杰出的东欧诗人往往还是优秀的散文家。米沃什、赫贝特、塞弗尔特、斯特内斯库等东欧诗人都出版过不少散文和随笔集。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散文和他们的诗歌一道，构成了他们完整的创作。

五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在定居那些所谓的文化大国后，才获得一定的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昆德拉就曾坦言，他写作时，心里想着更加广大的读者群。因此，他才特别看重自己作品的翻译。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选择。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而那些出走的作家，不少又为介绍和推广祖国的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定居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定居加拿大的捷克小说家史沃克莱茨基，尤为突出。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了一定的声名，也有了各种机会，他同人合作，将大量波兰诗歌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不仅帮助波兰作家，也竭尽全力帮助其他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曾得到他不少帮助。事实上，在欧美，有一批来自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常常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且米沃什始终坚持用波兰文写作，始终强调自己是波兰作家。史沃克莱茨基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流亡加拿大，在加拿大创办了68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捷克文学作品。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就这样读到了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霍朗、塞弗尔特的不少作品。史沃克莱茨基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写过不少长篇和短篇。他的代表作《懦夫》曾让他跻身最优秀的捷克作家的行列。

一九八九年后，东欧国家都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少作家也有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但奇怪的是，这二十年里，我们反而没有见到什么杰出的作品。那些有一定价值并产生了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们在过去，甚至在社会主义阶段完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不太自由的环境里，不少杰作问世了。而在自由的环境里，反而没出什么作品。

当然，这是个复杂的话题。过渡和转轨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竞争激烈，生存面临巨大压力。用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内格里奇的话说：“目前，他们尝到的只是自由的苦涩。”如此情形下，作家们都面临或陷入各种困境，都会表现出各种焦虑和浮躁。在焦虑和浮躁中，是难以安心地写作的。也许，还需要时间。

六

对于东欧文学，中国读者向来有着极为亲切的感觉。这同我们曾经相似的历史和共同的道路有关。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读者就读到了显克维奇、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东欧作家的作品。李石曾、鲁迅、周作人、周瘦鹃等都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和介绍事业。在此情形下，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赵景深、施蛰存、冯雪峰、林语堂、楼适夷、巴金、朱湘、孙用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大力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外，还组织翻译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塞尔维亚文学概观》等重要文章，为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此，莱蒙特、普鲁斯、聂鲁达、萨多维亚努、伐佐夫、参卡尔等更多东欧作家被译介到了中国。甚至还有为数可观的东欧文学作品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中包括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莱蒙特《农民》（4卷）这样恢弘的杰作。

鲁迅等先辈倾心译介东欧文学有着明确的意图：声援弱小民族，鼓舞同胞精神。鲁迅本人就说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特别多。”应该说，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时刻，这些东欧文学作品的确成为了许多中国民众和斗士的精神食粮，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那是又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正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东欧文学译介也就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九年，东欧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了汉语，绝对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又一个高潮。当时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东欧作家还有罗马尼亚作家格林内斯库、爱明内斯库、阿列克山德里、谢别良努，波兰作家奥若什科娃、柯诺普尼茨卡，南斯拉夫作家乔比奇、普列舍伦，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狄尔、聂姆曹娃、马哈、爱尔本等。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译介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少作品的艺术价值值得怀疑，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充满说教色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读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里有当时的编辑、专家的良苦用心。比如，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的《斧头》，捷克小说家狄尔的《吹风笛的人》，捷克诗人爱尔本的《花束集》，捷克女作家聂姆曹娃的《外祖母》，捷克小说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捷克诗人马哈的《五月》，波兰作家显克维奇、普鲁斯的不少小说和散文等等，都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不愧为东欧文学中的经典。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冷淡。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这直接干扰和影响了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的进程。“文革”期间，整个国家都处于非正常状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也基本进入停滞阶段。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东欧文学作品，只看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

“文革”结束，一切趋于正常，东欧文学翻译也再度启动。新时期，东欧文学翻译一刻也没有停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典重译。我们终于读到了从捷克文直接翻译的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马哈《五月》（蒋承俊译），从波兰文直接翻译的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林洪亮和张振辉均译过），从罗马尼亚文直接翻译的卡拉迦列《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冯志臣、张志鹏译）、《一封遗失的信》（马里安·米兹德里亚、李家渔译），等等，等等。显克维奇《十字军骑士》（张振辉、易丽君译）、莱蒙特《福地》（张振辉、杨德友译）、普鲁斯《玩偶》（张振辉译）、普列达《呓语》（罗友译）、《世上最亲爱的人》（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译）、安德里奇《桥·小姐》（高韧、郑恩波等译）、塞弗尔特诗选《紫罗兰》（星灿、劳白译）等等从原文直译的东欧文学作品都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阅读记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丛书”的名义，接连出版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1989）等长篇小说。说是“内部参考丛书”，实际上完全是公开发行的。很快，中国读者便牢牢记住了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轻与重”、“永劫回归”、“媚俗”等昆德拉词典中的词汇，作为时髦词汇，开始出现在中国评论者的各类文章中。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并且持续了几十年。这显然已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昆德拉，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一样，吸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作家和学者。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共产党政府纷纷垮台，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抛弃。这一剧变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这种影响和改变自然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

东欧剧变后，我国东欧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再一次面临困境：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东欧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已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已青黄不接。

事实上，尽管艰难，翻译和研究依然在进行，只是节奏放慢了一些。粗略统计一下，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一些成果，还是有不少成果值得一提。翻译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欧5卷，重庆出版社，1992）、《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东欧卷》（林洪亮、蒋承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我曾在那个世界里》（蒋承俊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张振辉、陈九瑛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冯植生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希姆博尔斯卡《呼唤雪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2000）、《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星灿、高兴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高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东欧国家经典散文》（林洪亮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塞弗尔特《世界美如斯》（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塔杜施·鲁热维奇诗选》（张振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赫拉巴尔《河畔小城》（杨乐云、刘星灿、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艾斯特哈兹《一个女人》（余泽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达莱《梦幻宫殿》（高兴译，重庆出版社，2010）、温茨洛瓦《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高兴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这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这盏聚光灯照亮了希姆博尔斯卡、凯尔泰斯这两位东欧作家，让读者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致。

近些年，读者对东欧文学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渴望着读到更多的东欧文学作品。有评论家认为，在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拉美文学等纷纷掀起过热潮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东欧文学和东方文学，期待着东欧文学和东方文学掀起新的文学热潮。

七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尽管译介了不少东欧文学作品，但总体上说还远远不够，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问题。译介不够系统，过于零散，选题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意识形态的长期干扰，等等，都使得东欧文学译介留下了诸多遗憾。如今，时代变了，我们终于可以用文学的目光来打量和面对文学翻译了。应该说，东欧文学翻译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的翻译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不少作家只是在中国报刊上或选集里露过面，根本还没得到充分的介绍。而恰佩克、塞弗尔特、齐奥朗、埃里亚德、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凯尔泰斯、卡达莱等等在世界文坛享有声誉的东欧作家也都值得深入翻译和研究。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新生代作家和作品值得我们去发现和翻译。系统地、艺术地译介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策划编辑和出版“蓝色东欧”系列文学作品。

顺便说明一下，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缘故，东欧文学往往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为了更加客观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东欧”的寓意也正在此。它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蓝色东欧”系列以小说作品为主，适当考虑优秀的传记、散文和诗歌等作品，翻译对象为二十世纪东欧杰出作家，注重艺术性、代表性，也会适当考虑当代性。尽量从原文译介。但由于东欧文学翻译队伍已青黄不接，也不排除从英语和法语等权威版本转译。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唯愿“蓝色东欧”能让我们领略到东欧国家和东欧民族独特的魅力。

译介东欧文学，有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何况又是如此规模的系列。本人曾一再知难而退。然而，花城出版社朱燕玲和孙虹女士在策划这套图书时所表现出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最终感动了我。我要感谢她们。我还要由衷地感谢花城出版社。前任社长肖建国先生曾带领朱燕玲和孙虹女士亲自赴京专门洽谈这套丛书，他以社长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这套丛书倾注了热情，而现任社长詹秀敏女士对这套书的出版同样重视，显示了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出版社的长远目光。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改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h2>深不可测之谜</h2>

（中译本前言)

杨德友

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是一本强有力的书。即使你只阅读其中最短的两三篇故事，也会立即感受到这股力量。

本书是二战后波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波兰诗人、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1922—1951）的短篇小说集，收入《告别玛丽亚》（1947）、《某一个士兵》（1947）和《石头世界》（1948）中的绝大部分作品。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除了《告别玛丽亚》、《在我们奥斯威辛》和《格仑瓦尔德战役》这几篇，其他的篇幅都比较短小，甚至十分短小。虽短小但充满澎湃的张力。

博罗夫斯基二战时期在沦陷的华沙靠打零工维生，同时在地下大学学习文学，并尝试“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他活跃，羞涩，抱负远大，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这时，他甚至油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记录当时华沙犹太人身处的生存环境：灰暗，雾霭，阴冷，死亡……尽管初出茅庐，他却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没有信仰，但充满勇气，敢于直面悲惨的环境和环境中的自己。他否定世界，否定一切。一九四三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他在那里苦熬了两年，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战后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他对那段不堪岁月的印象。

博罗夫斯基揭露纳粹集中营人间地狱的小说，被波兰文学界和欧美学者一致认为是描写这一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这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至今还常常被提起。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作品的力量，尤其是直接描写集中营囚徒苦难的篇章中蕴含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惊骇和震撼：世上竟然有如此残酷、如此浩大规模的杀人工厂。这不是中外影视作品中的那些血淋淋的、目不忍睹的场面，观众知道那些是编剧、导演、特技设计者、化妆师和演员在“做戏”，而这些作品里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记录，绝无半点“创造”。其次，这里的揭露和控诉随之引起读者的感受是：今后决不允许再度发生这样的事！第三，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很快会想到和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深不可测之谜，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和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像德意志这个“优秀民族”的领导人，何以堕落到拿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办法，建立起高效率、高技术的杀人工厂？何以教育良好、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的德国人能够集体野兽化，变成绝对的驯服工具，一丝不苟地执行这样灭绝人性的计划？

进一步讲，这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奥斯威辛。可“奥斯威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西方文明是一种意识，亦即“一朝文明，永远文明”诺贝尔特·埃利亚斯：《一朝文明，永远文明》。，这是骄傲自大的西方的静止论的观点。实际上，文明和一切“进程”一样，“需要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否则也会倒退”李伯杰：《读书》2010年第6期，第65页。。果真如此吗？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他还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这一名言至今仍未失去鸣声悲切的力量。”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阿多诺的意思大概是说，西方文明竟然堕落到了开办高技术杀人工厂的地步，再写诗歌颂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沉醉于锦绣辞章文采缤纷，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说诗是呐喊，则遇难者在苦难绝望中的吼声或者呻吟也是诗，因此，诗应该激发人深思、反省。阿多诺这一句微言大义的话本身也像是一个谜，至今有多种解释，争论不休。人和诗，正如人和艺术一样，永远都有不解之缘，而奥斯威辛则斩断了这层缘分，阿多诺如是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博罗夫斯基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岁。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至今没有透彻的解释。博罗夫斯基是一个诗人，在发表散文作品之前，二十岁前后就已经发表诗作。诗人自杀是文坛较常见的现象之一，也许他们太敏感，“一根筋”，遇事不善转弯，对生活的绝望感比常人强烈得多。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死亡，个中原因也许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现在来简单地看看博罗夫斯基作品的写作特点。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不是旨在全面解释战争后果，而只限于描述集中营；不着重描写某一个人物，而是把囚徒当作一个整体；他表现人物，只限于描写人物的反应、行为、外貌、特殊栖息地，而不深入他的思想或者情感，从而趋向于客观主义；其作品特色是不动声色的冷静到极点——对集中营的描写虽然枯燥，却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书中人物受到现实的战争的威迫，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诡计、行窃……集中营里的囚徒多数丧失了个人的特征，成为“集中营化的人”，没有道德价值观，为了活命不惜任何代价。主要人物青年诗人塔杜施先是在建筑仓库工作，后来成为囚徒，他理解并且接受了集中营的生存法则。作者的叙述语言丝毫不添加感情色彩，常常使用“集中营用语”（见“奥斯威辛集中营专用词汇表”），这一点在原文中尤其突出。

博罗夫斯基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集中营外面的生活的。如《告别玛丽亚》写被占领的华沙的日常状态，没有英雄气概或者殉教者事迹。华沙市民只能顺应新环境；全城都在经商，所有人和所有人交易，交易的“货物”甚至包括人。小说在大背景上还展开了犹太人隔离区的种种悲剧。书中人物塔代克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被占领的世界和爱情与诗歌组成的个人的世界。但是，个人的世界是短命的：塔代克的未婚妻在街道的抓人行动中被捕，叙事人对她的命运表面上显得冷静的推理是她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希望。这个故事一九九三年在波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是菲利普·齐尔伯。

《格仑瓦尔德战役》是一篇苦涩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美国人在西德管理的滞留异国人口（波兰语dipis，源于英语displaced persons）的过渡性的集中营。小说情节表明，奥斯威辛迫人遵守的机制战后还在延续。博罗夫斯基描写滞留异国人口集中营时的愤怒，甚至超过对纳粹集中营的愤怒。因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囚徒是没有出路的，要么适应，要么死亡。而在美国人控制的这个集中营里，一切人都在奢谈自由，还举办爱国主义展示活动，但是人们依然被圈在大墙后面，依然在死亡（少女返回集中营遭到荒唐的枪击而横死），大多数囚徒没有感受到处境的巨变——他们已经习惯了。本篇也于一九七〇年在波兰被改编成电影，名为《战后的大地》，导演是著名的安杰伊·瓦依达，电影配乐采用了维瓦尔第的《四季》和肖邦的《波洛奈兹舞曲》。这位名导演近期引起轰动的影片是《卡廷惨案》。

《某一个士兵》、《市场街的毕业考试》和《朋友的肖像》三个短篇记录了少年学生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学习与奋斗。《石头世界》则描写了集中营解放前后其内部和外部的片段印象。

鉴于博罗夫斯基的全部作品都涉及那个冷酷而艰险的、广义上的“石头世界”——被异化的世界，我们以这一名称作为本书的总标题。

一向以来，揭露和控诉希特勒大屠杀的作家并不少，但博罗夫斯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二〇〇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曾对博罗夫斯基做出高度评价，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全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写出，皆因我对博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着魔迷醉”。凯尔泰斯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写作了关于大屠杀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下面这些可以看作集中营留给今天的记忆：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成立纪念馆。

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开馆。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于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七日开馆。

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于二〇〇五年五月十日开馆。

马尔库塞说：“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制造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恢复记忆的权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本书根据《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1959，华沙国家出版局）、《博罗夫斯基小说集》（2000，波兰萨拉出版社）翻译，同时参考了法国巴黎卡尔芒—列维出版社出版的法译本《石头世界》（1964）和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