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拍摄一天天进行,我越来越认定,我不仅是艺术项目的技术顾问,而且是打入宣传机构的特务。若跟大导演这类人说其影片是宣传品,他们会矢口否认,认为他的影片是纯粹的艺术。可是,谁骗谁呢?美国拿电影当作软化世界各地防线的手段,好莱坞是急先锋,劲头始终不减地用各种大片,没错,甚至用票房当炸弹,轰炸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理防线。观众看的影片讲述什么故事不紧要,紧要的是他们观看而且迷上的影片讲的须是美国故事。他们看着这些影片,直到有一天,真就遭到在美国影片中看到的飞机的轰炸。
不出意料,敏很清楚好莱坞的功能就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世界各地美国化。我给敏去了封信,说了拍摄过程中所见所闻,表达了我的担忧。他的回信比以往所有回信都详细。他先回答了我对难民的关心:“这边情况在那边被夸大。牢记我党原则。务必连根铲除党的所有敌人。”其次,他谈到了我怕成为大导演同谋的忧虑:“牢记毛在延安的讲话。”信寥寥几字,但驱走了栖在我肩上的黑乌鸦似的疑虑。有哪个美国总统什么时候认为值得就艺术文学的重要性撰写演讲?我可想不起来。但在延安,毛说了,艺术与文学对于革命,意义非同小可。反过来,他告诫,艺术与文学也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敌人的工具。艺术与政治不可分割。政治需要借助艺术,寓政治于娱乐,从而将政治传播到各地。敏敦促我牢记毛的话。他是在告诉我,参与这部影片拍摄是一项任务,意义重大。或许,影片本身说不上重要,但它代表的是美国影片,这点不可小觑。观众或许喜爱或讨厌这部影片,或许只将它当作一个故事,这些是个人情感,毫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花钱买票看它,说明他们心甘情愿让美国思想、价值观渗入其脑袋脆弱的细胞组织和良莠不分吸纳一切的心灵之土。
敏第一次在学习小组与我探讨这类问题时,我惊诧于他的睿智、毛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前,我这个中学生,从未读毛的著作,从未思考过艺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敏领着我和学习小组第三个成员,一个姓吴的戴眼镜男生,学习毛的讲话,热烈讨论学习心得。伟大舵手关于艺术的论述让我们激动不已。原来,一方面艺术面向大众,可以很通俗;另一方面,艺术在提升审美标准、提升大众欣赏品位过程中,可以很高雅。我们三人,在吴家院子,以十几岁人的意气自信,讨论如何做到这两点。吴母亲不时端来小吃,讨论因此不时中断。可怜的吴,后来因为藏有反政府传单被捕,最终死在一所省属审讯中心。其实,当时他不过是个热爱波德莱尔诗歌的男孩。不同于敏和吴,我从来不是出色的组织者或鼓动者。正因为如此,敏后来说,上级委员会决定,我去做鼹鼠。
说“鼹鼠”时,他用了英文mole。我们不久前英文课上学了这词。教英文的是个教授,他最开心的事情是图解各种句子。“鼹鼠?”我问道,“那种在地底下钻洞的动物?”
“是另一种鼹鼠。”
“还有另一种?”
“当然有。把鼹鼠当作在地底下钻洞的动物,误解了mole作为间谍的意义。间谍的任务不是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如果这样,他自己也看不到任何东西。间谍的任务是躲在谁都看得见他、他也什么都看得见的地方。来,我问你:你身上什么东西谁都看得见而你自己却看不见?”
“别绕了。”我说道,“我可答不出来。”
“就是它。”他指着我面部中心道,“谁都看得见。”
我走到镜前,亲眼看敏指的部位。敏在我身后,眼光越过我肩,也看着镜子里的我。还真是这个部位,这个我早已不关注的部位。“记住了,你绝对不是一般间谍。”敏说道,“如果把权力比作鼻子的话,你就是鼻子上的美人痣。”
敏天生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把间谍这样的任务以及其他有潜在危险的任务,描绘得很诱人。谁不想做颗美人痣呢?我记住敏的话,查英语词典,结果发现,mole还可指一类码头或港口,化学计量单位,子宫内一大片异常细胞组织。而且,如果变化mole发音,还是很辣的墨西哥风味辣椒巧克力酱。我后来吃过这种酱,很合我的口味。说了这么多,抓住我眼球、从此让我不忘的,还是那张插图,画的不是美人痣,而是一头动物,一种捕食昆虫的穴居哺乳动物,掌大爪利,眼小,口鼻处长有细管状须。可以肯定,这种模样的动物,除了它母亲,在谁眼里都很丑陋。而且,它的眼睛近于失明。
大导演拍摄影片,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装甲师的威猛之势,一个个场景向前推进,把该死的人都碾为齑粉。这便到了影片高潮,在精共老巢的短兵相接。结局是,美国空军让精共巢穴在浓烟烈焰中化为乌有。这个镜头时长不过十五分钟,拍摄却花了数周时间。场景眼花缭乱,武装直升机、火箭炮、枪战,真是热闹。所有精心搭建的场景在地动山摇爆炸中被夷平。大导演用了大量罐装烟火,确保整个拍摄地浓烟笼罩。用的空包弹、雷管、炸药,不计其数,威力之大吓得方圆数里之内的鸟兽隐形遁迹,剧组人员也须用一缕缕棉花塞实耳朵。仅炸平村庄端掉精共藏身洞穴还不够,导演需要逼真的血流成河场面。为此,所有群众演员要被杀掉。按剧本,几百个越共与老挝人将丢掉性命。问题是,只有一百个群众演员。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须死上至少两次,有的还须死上四到五次。战斗高潮后,所需群众演员锐减。所谓战斗高潮,是由菲律宾空军飞行员驾驶两架F-5战斗机低飞至拍摄地上空,投放威力巨大的汽油弹,敌人被消灭殆尽。最后几天,拍摄只需二十个群众演员。人员减少,村庄也变得萧瑟。
在这里,没死的睡觉去了,将死的反倒醒着。连续三个凌晨,村庄回荡着“演死人的越南人,各就各位了”的喊声。应着喊声,几十个缺胳膊少腿演死人的男人,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像一群从地底下冒出的僵尸,摇摇晃晃走出当作化装室的帐篷。有些人一条腿给曲着绑住,手搭着战友,用另一条腿一颠一颠地走路;匀出来的手则拿着白骨外杵的假腿,躺到地上,将假腿摆在身旁。有些人一只胳膊隐在衬衣里,空袖管一晃一晃,另只手拎着惨不忍睹的假胳膊。有些人捧着假脑浆。有些人则小心翼翼握着一把像自肚子里迸裂出来的肠子;肠子其实是白色油亮的生香肠。这是韩力灵机一动想出的点子。拍摄时,韩力适时放出流浪狗,饿极的狗扑向肚子炸开的尸体,疯也似的撕咬内脏。尸体是巢穴里的精共,更多的精共在汽油弹打击中化成灰烬,冒着青烟。没死于轰炸与烈焰的精共,或被子弹打死,或被刀捅死,或被其他什么东西砸死,或在与美国特战队队员、村庄民兵肉搏时被掐死。尸体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姿势怪异。当然,死的不只是精共,还有许多不幸的没名没姓的村庄民兵,以及四个折磨平轮奸梅的越共。沙姆斯,贝拉米,用最合适的报仇方式,用荷马史诗描述的报仇狠劲,用卡巴刀结果了四个越共性命。这时的画面:
俩人喘着粗气,站在战场上。地面上的余烬,黑烟袅袅,嘶嘶作响。
沙姆斯:听到了吗?
贝拉米:我什么也没听到。
沙姆斯:没错。是和平的声音。
但愿如此!不过且慢,影片没有就此结束。只见一个老妇从精共藏身的洞穴里哭天喊地冲了出来,扑在她的精共儿子的尸体上。沙姆斯和贝拉米怔住了,随即认出她来,肮脏下等妓院的鸨母。她一口黑牙,平日里和和善善。特战队队员常光顾妓院,隔三差五染上性病。
贝拉米:天哪,妈妈桑原来是越共。
沙姆斯:他们都是,孩子。他们都是。贝拉米:怎么处置她?
沙姆斯:由她去吧。我们回家。
沙姆斯将西部片、侦探片、战争片讲的最基本生存守则忘个精光:
永远不要背向敌人或受到伤害的女人。他们刚转身,愤怒的妈妈桑抄起儿子的AK-47步枪,从背后向沙姆斯一通狂扫,子弹由臀部向上至肩胛骨射进他的身体。贝拉米一个急转身,扣动扳机,将弹匣里余下的子弹射向妈妈桑。她倒在地上。表现她的死用了慢镜头,十四道逼真血柱自体内喷射出来,她顿时变成血人。为制造喷血效果,韩力在她身上安置了由他操控的十四个小炸点,此外,在她嘴里放了两个,由她自己咬炸。“味道太恶心了。”事后,我替她擦嘴和下颏上的假血。她说道。“我演得像吗?”“简直震撼。”我说道,“没谁演得出你这种死。”她听了极为满意。
当然,她的死不能同“绝对主角”的死相提并论。为确保无人敢称亚细亚·秀或詹姆斯·尹的表演盖过他的表演,“绝对主角”要求,他的死必须拍十八遍。不过,对“绝对偶像”的表演要求更高,他得将绝对主角饰演的临死的威尔·沙姆斯紧抱在怀里,要知道,影片拍了七个月,“绝对主角”没洗过一次澡。没哪个军人会放过任何可淋浴或盆浴的机会,哪怕只是用肥皂就着钢盔盛的冷水擦擦身子也成。但是,“绝对主角”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他的戏开拍前一天晚上,我向他提到真正军人也洗澡的事。他瞪着我,露出既怜悯又想笑的表情,我已很习惯这种表情,它的含义是:我的裤裆门洞开,且里面什么玩意都看不到。“正因为没有军人这么做过,现在我来做这事情。”他宣称道。如此一来,谁也不敢与他同桌用餐,谁也不敢站在距他十五乃至二十英尺范围内的地方。他散发出的恶臭可苦了“绝对偶像”,每次拍摄,“绝对偶像”不得不俯身紧紧抱着“绝对主角”,给熏得涕泗横流。“绝对偶像”还得哽咽着将耳朵贴近沙姆斯,听他气若游丝的遗言:“婊子!婊子!”
沙姆斯一死,表演舞台全给了贝拉米。他开始呼叫,请求美国空军采取弧光行动(1),打击精共巢穴。他的上空飞来一架并没出现在画面里的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一颗不剩将三万磅“笨弹”(2)倾泻到精共巢穴,目的不是炸死活人,而是清理地面上的死人。轰炸是场胜利者在精共尸体上的狂舞,是将敢对美国不恭的人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是向世界宣告:“我们忍不住这么做,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这场轰炸是规模空前的电影工业制作,需要挖数条深沟,往沟里倒入两千加仑汽油,布放一千枚烟幕弹、数百支磷光弹、几十根雷管以及不计其数的火箭弹、闪光弹、曳光弹,营造出精共军火库爆炸效果。据剧本,精共军火均由中国、苏联提供。剧组人员一直盼着这个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最后一周,大导演将剧组人员集中起来,宣言般说道,“我们让世界看到,制作这部影片无异于参战。将来你们子孙问起,在越战中,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就可以回答:‘我制作了这部影片。我创作了一件伟大艺术品。’何以知道制作了一件伟大艺术品?这就是,它跟现实一样真实,而且有些画面比现实还要真实。人们会忘记这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教科书里只有片言只语;学生们甚至懒得去了解这场战争;幸存者不复在人世,尸体化作了尘土,对他们的回忆少而又少,对他们的情感归于冷寂,但很长时间里,这件艺术品仍将光芒四射。它不仅反映了这场战争,本身就等同于这场战争。”
听大导演这番话,你会察出荒谬之处。不是说大导演所言没几分道理,荒谬中也有真理的种子嘛。没错,艺术最终要比战争存活更长;夜息日动的自然界车轮会将千百万将士尸骨碾为尘土,而艺术作品将赫然长存。但是,他自负臆想般话语的意思是,我听得出,他的艺术品,即便现在,也比真正代表越战意义的死去的三百万、四百万甚至是六百万条生命还重要。“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谈到在政治上没有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被压迫阶级,马克思这么论述道。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一个阶级,但还有什么论述比他的话更适用于死于这场战争的人,更适用于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这些群众演员生活浑浑噩噩,竟至于将一天挣的一美元全花在每晚喝酒上。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也乐于参与其中,我的作孽心理随着同他们喝酒也减去了些许。我越发感觉,我为拍摄这部影片所做的事情实在令人不齿。我以为,可以在越南人如何被代表一事上促使大导演做些实质性改变,到头来发现这只是幻想。的确,我对剧本做了这样那样的修改;因为我据理力争,增加了几个有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可是,又达到了什么目的?没掀翻这头好莱坞庞然怪物,没改变它前行的方向,反倒助它走得更加顺畅。我是影片技术顾问,负责真实性,就是因为真实这个鬼怪作祟,烂片都自以为能拍成好片。我的任务是要确保影片里那些当陪衬的东奔西跑的群众演员,直至被打死前一秒钟,须是一身地道越南服装、说一口地道越南话的地道越南人。方言的节奏和服装配饰必须真实,至于对于这部影片的真正重要的元素,如情感或思想,大可不必真实。我充其量是个制衣工,保证一件衣服的一针一线不出差错。至于衣服设计、生产、消费,都由这个世界上富有的白种人掌控。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掌握了代表一切的资料,而我们的最好结果永远都是,没名没姓死去前在一旁说上哪怕一个字。
大导演的影片是越战续集,是美国注定要发动的下一场战争的序曲。影片中对群众演员演的角色的杀戮,既是土生土长越南人经历的重现,也是下一次类似经历的彩排。这部影片是对美国人脑子实施的局部麻醉,让他们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这类事情不会有哪怕微不足道的不适。当然,最后要真正根除各地原住民,还得依靠大型军工企业提供的技术。好莱坞就是大型军工企业的一部分,竭力在影片里根除各地原住民。这点,在按计划准备拍摄最后一个镜头的当天,我终于明白过来。即将开拍,大导演临时决定要用剩下的大量汽油炸药即兴做篇文章。他前一天给特效奇才们下达了指令,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在公墓安放汽油和炸药,彻底摧毁之。按剧本,精共攻打村庄,公墓未遭破坏。现在,导演要增加一段画面,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无论精共还是美军,其行为多么违背道德。情节如是:一群拼死抵抗的精共游击队队员藏身于公墓。沙姆斯呼叫支援,请求用155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白磷弹,对埋葬村庄先人的圣地实施轰炸,将躲在墓地的活人、埋在地下的死人一并清除。拍摄当天早上,我知道了此事。“弧光打击行动拍摄取消。”韩力说道,“那帮负责特效的家伙昨晚已经在公墓布置好了。”
“我太喜欢公墓了。它可是你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杰作。”
“三十分钟后,公墓就轰轰炸没了。快去拍张照吧。”
公墓和母亲墓地只是假的。但因为大导演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莫名其妙的想法,这片韩力搭建的场景要被连根端掉,我出奇地难过。我须最后一次祭拜母亲,看一眼公墓。只有我这样多愁善感。剧组人员在用午餐,公墓空无一人。墓地间布满纵横交错的浅沟,沟里汽油闪着粼光。每块墓碑后绑有雷管、磷光弹。地上支起一捆捆烟幕弹,因为墓碑与草的遮掩,不会出现在镜头里。齐膝深的草,撩刺着我裸露的脚踝与小腿。我脖子上挂着相机,走过一块块墓碑。墓碑上死者名是韩力写的,他从洛杉矶电话簿上抄得这些名字,它们的真正主人想必还活在人世。只有一块墓碑上的名字与墓冢主人相符,亦即我母亲的名字。我跪在母亲墓碑旁,与她话别。过去七个月,没有敬畏之心的天气损蚀了贴在墓碑上复制的照片,脸大部分已变模糊。墓碑上名字的红漆失去了亮色,像路边地上的干血。我想着母亲在人世间如此短暂,想着她几乎没得到任何机会,想着她做出了如此大牺牲,想着她为了娱乐大众还得遭受最后的屈辱,悲从心来。我感觉,她干干的、纸般薄的手,一如生前,轻轻地伸进我的手。
“妈妈。”我额头抵住墓碑,说道,“妈妈,我多么想念您啊。”
我听到酒仙少校空空之音,他在笑。这是我的幻觉?还是天籁真的俱寂?总之,一切出奇地静。我甚至可感觉到母亲魂灵。我以为,可与母亲魂灵说话了,仿佛母亲也想轻言细语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一声震耳欲聋巨响,脸挨了重重一击。我原本跪在地上,重击之力掀起我的身体,将我在一片电光石火中抡了出去。我晕晕乎乎,像被一分为二,一个“我”飞向空中,另一个“我”在一旁观看。后来,有人称这完全是突发事故,起因是一个爆炸装置出了问题,从而引发第一轮爆炸。其实,我已认定这绝非事故。对这起事件负责的只能是一个人,他对细节要求精细严苛,甚至亲自安排一周菜单,就是大导演。但当时,大火中,冷静的“我”认为,因为内心对天主不敬,遭到天惩。冷静的“我”看到,另一个“我”歇斯底里惨叫,张开双臂,胡乱扑腾,像一只折翅的鸟儿。他前边腾起又高又宽的烈焰,炙灼的热浪盖过他,他与冷静的“我”失去了感觉。无助绝望,如一条巨蟒死死缠绞住两个“我”,令人窒息。两个“我”终被绞合为一个我,缠绞的力度让我几乎晕厥。背重重撞到地面。四周烈焰熊熊,浓烟滚滚。浓烟如一头头毛茸茸野兽,冲着我,不断变换模样,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冒出难闻的汽油味。我的肉体此刻如撒上盐的松软烤肉。我晃晃悠悠站起身,耳朵原本像被塞上,又被一声巨响震通了耳朵,土坷石块,流星雨般带着哨声,自眼前、脑后、耳边、头顶掠过。我抬起一只手护住头,另一只手扯起衬衣捂住口鼻。浓烟烈焰里,我发现一条狭窄通道。泪水和烟尘模糊刺痛了我的眼睛,但顾不得这些了,又一次拼着命朝通道跑去。爆炸再起,冲击波如巨掌重重拍在背部,一块墓碑从我头顶飞过,一枚烟幕弹在通道上翻滚,一团灰白色云蒙住了眼睛。我只能凭对温度的感觉,哪里温度低就往哪里跑,又咳又喘,终于跑到一片开阔地。我依旧什么也看不见,但仍继续奔跑,一路上挥舞双手,喘着粗气,拼命吸入一点氧气。我感受到了怯弱者想感受但从不敢感受的东西,劫后余生的惊悸。恐怕只有与从未输过的赌徒玩俄罗斯轮盘赌竟然还活着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死亡压顶的感觉。是的,说到底,我是个懦夫。就在我要感谢我从不信的天主时,无数只喇叭吹响,我又被震得失去听觉。一片寂静中,地面自眼前消失——将我吸附于地的引力消失——另一种力量将我推向空中。我看到一片火光的残存公墓,随着我被愈推愈高,公墓也在退隐。整个世界离我越来越远,先霭般模糊,接着融入一片死寂的幽暗。
霭般模糊……此刻,我的一生正是如此,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只是放映速度过快,看不清大部分内容,只能看清自己。奇怪,我的生活在倒放,像电影画面倒放,比如,原本从楼上跌落下来、啪地摔在人行道上的人突然从地面跃起,倒飞向空中,倒飞进楼上窗户。闪过的我生活的一幕幕正是如此:我倒着飞快地跑,背景色彩斑驳,像印象派画作;身体渐渐缩小,缩至一个十几岁少年,一个小孩,一个满地爬的婴孩,最后,竟是全裸的小人;我啼哭着,被吸入一条每个母亲都有的通道,进到没有星点光亮的黑洞。在最后一线光亮自眼前消失那刻,我突然想到,死而复生者看见的隧洞尽头的光,其实不是天堂之光。换句话说,他们所见,其实不在前方,而在后方。回忆一下吧,每个人通过人生第一条隧洞时,情景不都如此:隧洞尽头的光照进我们胎儿时所处的幽暗世界,刺激着我们紧闭的眼帘,招引着我们爬往滑滑坡道,坡道将我们送入最终将与死亡相约的世界。我张口想叫,接着,睁开眼睛——
原来,我躺在床上。床边挂着白色布帘,将我与外边隔开。我陷在床里,盖着一条白色被单。隔着布帘传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金属碰撞的清脆声;轮子在油地毡上的滚动声;橡胶鞋跟与地面摩擦出来的挠心的吱吱声;一台台孤独的电子仪器发出的哔哔声。不知何时何人给我穿上了薄薄绉纱质地衣服。衣服轻,被子轻,然而我感觉身上像压着勒勒刮刮如军用毛毯的重物,如同遭遇非礼。一个一身白的男人站在我的床尾,像患有诵读困难症,吃力读着手里写字板上夹着的图表;头发跟航天物理研究生的头发一样杂乱;圆鼓鼓的肚子不受腰带管束,向外凸腆,盖住了腰带。他正对着一台磁带录音机咕咕哝哝。“病人昨天入院;病情:一度烧伤,吸入烟尘,体表擦伤,脑震荡。他是——”他注意到我盯着他,“啊,嗨,早上好。”他说道,“能听见我说话吗,年轻人?点点头。很好。能说点什么吗?不能?你的声带、舌头没问题。还处在惊吓中。记得自己名字吗?”我点点头。“好的!知道你在哪吗?”我摇摇头。“在马尼拉一家医院。这可是钱花得最值的地方。它的所有大夫不仅是MD,还都是PhD。PhD意思是,全都是菲律宾大夫。MD意思是马尼拉大夫。哈,开个玩笑,年轻的朋友,瞧你黄黄的脸。MD当然指医学博士,PhD呢,指哲学博士。这就是说,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都能分析得清清楚楚。(3)你刚受这么大惊吓,身体状况还能这样,比较而言,相当不错了。嗯,有些伤,不过不算什么,要知道,你本来非死即残,至少断胳膊断腿。一句话,你命大。话虽这么说,我想,你头一定疼得厉害,拿莎莎·嘉宝的曼妙身材打个比方,应该疼到难以置信程度。我绝不建议用精神分析法。若有什么建议,一个护士就行了。不过,我们这儿漂亮护士都出口去了美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我挣扎着想说点什么,可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好摇摇头。“那好,先休息。记住,最好的医疗,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相对论。无论你感觉多糟,知道有人比你的情况更糟,就好受了。”
说罢,他穿过布帘,房间里又只剩我。头顶天花板白色,床单白色,被单白色,病号服白色。或许全身白色就没事了,我偏偏感觉不好。我恨白色房间。如今,我独自待在白色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注意力。我可以不看电视,但不能没书读。可房间里甚至没一本杂志或一个病友,减轻我的孤独感。时间像精神病人口里流出的涎沫,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滴答着,缓缓流逝。因幽闭而产生的不安恐惧压上我心头。在这种情形下,往事仿佛显现于空空如也的白色墙面。谢天谢地,有人来看我了,把我从幻象侵扰中解脱出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四个群众演员,扮演拷问平的越南人,来到我的病房。他们刮了胡子,换上了牛仔裤、T恤,不再像刑讯者或坏人,恢复了有点失去方向、适应不了新环境却也无害的难民模样。他们只带了一个包有一层薄薄透明纸的果篮、一瓶尊尼获加。“怎么样,头?”最矮个说道,“你看起来状态很差。”
“还好。”我声音沙哑,说道,“不是很严重。你们真不该——”
“礼物不是我们的。”高个子前南越军队中士说道,“导演送的。”
“他还真好。”
高个子中士与矮个子互看了一眼。“你若这么说——”矮个子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