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关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抱着德小小的尸体，感觉越来越重，但绝不能把他放在肮脏的停机坪地上。很快，来了一辆运尸体的绿色救护车。我将德放到担架上，医护人员用一条白布单盖住他，接着设法松开邦抱着灵的双手，也用白布单盖住了灵。母子俩被抬上了救护车。我哭了，但哭得远不如邦，看他的阵势，像要将一生积攒的泪水哭干。卡车将我们拉往阿桑军营。一路上，邦和我仍不住落泪。托将军的福，我们得以住进了军营的营房，后来的人则住帐篷。两相比较，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奢侈。那天下午、第二天一整天，邦躺在架子床上一动不动。电视在播放西贡撤离，他一眼没看，一句没听。他也不会记得在这个临时难民城的营房、帐篷里，数千名难民像参加一场葬礼，哭声震天，葬下了他们的国家：才活过二十一个年头，就像很多人一样，年纪轻轻便丢了性命。
我、将军家人和另外一百人在营房里看电视。电视画面令人难堪：一架架直升机降落在西贡城一座座屋顶上，将难民送往航空母舰甲板。第二天，电视播放越共分子的坦克碾过独立宫大门，他们的军队在独立宫顶升起民族解放阵线(1)旗帜。溃败画面越来越多，越南共和国临终前的种种，像钙化物，越积越多，在我记忆管道里形成厚厚硬层，晚饭时发生的事情又加厚了一层。晚饭吃烤鸡肉和四季豆。在难民中许多人觉得一股怪味，哪能人吃。也只有孩子们还有胃口。难过的是，用完餐，还得排队将盘碟放进清洗机。他们真的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年公民，真的沦落为没有祖国而要由美国人保护的难民。将军没碰四季豆，直接倒进了泔水桶。他看着我，说道：“上尉，我的人民需要我。我要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鼓气。走。”“好的，将军。”我答道。说实话，人民是否需要他，他是否能鼓起人民士气，我不乐观。他这么做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也没想过。军人被训练成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凌虐，因此，上司向他们训话鼓气，即便是大粪，也尽可随心所欲泼洒。问题是，我们忘了，这里的难民绝大多数可是平民。
回想起来，我没穿沾有灵的血的军装，实在运气。之前，我脱了它，换上了从背包里翻出来的格子棉布衬衣和斜纹棉布长裤。将军在西贡机场丢了行李，只得穿着领上缀有将星的制服。营房外，帐篷城里，没几个人凭脸认识将军。他们只认他的制服、衔级。他向平民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活。平民们缄默不语，一脸愠色。将军眉头微蹙，欲笑又止。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困惑。我们沿帐篷间土路走着，平民们瞪着我们，没人说话。每往前一步，我的不安便增多一分。走了不到百米，将军遭遇了第一波攻击。一只小巧精致的拖鞋从一侧飞了过来，砸中了将军的太阳穴。将军怔住了。我也怔住了。一个老妇人嘶哑地喊着：“瞧瞧这个英雄呀！”我们往左边一踅身，便见一个黑影，一个我们束手无策的黑影——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愤怒地冲了过来。我们既不能出手将她打倒在地，又避闪不及。“我的丈夫在哪？”她光着脚，手里攥着另一只拖鞋，尖声质问。“他没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的丈夫在用生命保护国家，难道你不应该跟他一样，用生命保卫国家吗？”
她照着将军下巴啪地抽了一拖鞋。一大群女人，老的，少的，身强的，体弱的，拿着伞、手杖、鞋子、帽子，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我的儿子在哪？”“我的父亲在哪？”“我的兄弟在哪？”愤怒的女人们狠劲打着将军，或撕扯将军衣服，或挠抓将军皮肉。将军左闪右躲，扬起手将头护住。我也遭殃，挨了几下飞来的鞋子，挡了几次打来的手杖和伞。我这边拼命护住将军，她们那边不断涌上。在一波波攻击下，将军招架不住，跪倒在地。她们如此愤怒，几乎没错。要知道，就在前天，总理还通过广播，慷慨激昂呼吁军人和平民拼死奋战到最后一人哩。他可是空军元帅，除了尚虚荣、好贪腐同于总统外，不应该和总统混为一谈。但是，做完气势如虹的广播演说，他旋即乘直升机逃之夭夭。不过，此刻用他来为将军辩护，毫无用处。向她们解释，将军领导秘密警察而非军队，也无济于事。何况，后面这事几乎不能为他赢得平民的好感。她们只管叫骂，哪会听什么解释辩解。我从挡在我与将军之间的女人中间拨出一条路来，用身体当肉盾将他护住。挨了不少抓挠、抽打、唾沫后，我终于带着将军突围出来。“快走！”我在将军耳旁喊道，选准一个方向，推着他逃了出去。这可是连着第二天逃命了。好在帐篷城里其他人没采取行动，只是鄙夷地瞪着我俩，大声骂着：“草包！无赖！胆小鬼！杂种！”
我习惯了无妄之灾，可将军哪有这种经历。待终于逃到住的营房外，将军表情惊悚，领上将星被扯掉，衣袖被撕破，一半扣子不见踪影，脸颊脖子被挠抓得东一条西一杠，渗着血，狼狈不堪。“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屋。”他小声道。“您就在澡房等着，将军。”我说道，“我这就替您去找几件衣服。”我进到营房，问军官们要来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被问及为什么衣服破了、身上有伤，我搪塞道，跟负责这里军事安全的美国人起了冲突，那帮家伙脾气火爆，我就成了这样。去到澡房，见将军站在洗手池前。他已将脸清洗得一干二净，却没法洗去羞辱。
“将军——”
“不要说了！”他只看着镜里自己，“永远不要再提今天的事情。”
自此往后，我俩闭口不提。
第二天葬灵与德。母子俩冰冷的尸体在海军停尸房里摆了一夜，死因得到确认：一颗子弹夺走了俩人生命，子弹规格不明。这颗子弹会一直在邦记忆里旋转。无论朋友还是仇敌，均会谈及此事。这将一直戳痛他，让他不得安宁。葬礼上，邦头上扎了条撕下的白色床单布。盛敛德的小小灵柩落入墓穴，叠放在他母亲灵柩上，母子俩从此同穴相伴。邦跳进墓穴。“为什么？”他脸贴住木制灵柩，哭嚎着，“为什么是母子俩？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天主？”我也哭了，下到墓穴安慰他，随后，拉拽着他出了墓穴。我俩开始往灵柩上撒土。将军、夫人和精疲力竭的神父在一旁默默看着。这对母子是无辜的，尤其是我的义子德。我几乎当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挖墓坑的土很肥沃，小岗似的堆在墓穴旁，正待回到原来的地方。我用铁锹铲一次土，就跟自己说，灵柩盛敛的不是两具尸体，而是被弃的两具空壳；真身正去往凡人去不到的乐土，那里住着天使。传经布道的父亲就这么认为，但我没法像他那样想，说服不了自己。
连着几天，我们想着想着就落泪，然后，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有时变变，先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然后，想着想着就落泪。自我折磨到身倦心疲时，美国人用飞机送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旁的彭德尔顿营(2)。这回，我坐的是真正的民航飞机，坐的是真正的飞机座，看到的是真正的飞机舷窗。美国人为我们在彭德尔顿营专门辟出一处。虽说同是难民营，但这里设施提升了不少档次。这证明了，在美国梦这条道上每前进一步，便会享受到相应好处。在关岛，大多数难民住海军陆战队临时支起的帐篷。在彭德尔顿营，所有难民住进了营房。我们像新兵一样集中起来，一丝不苟学有关美国的各种知识。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在这里给巴黎的敏的姑妈去了第一封信。当然，信其实是写给敏的。我和敏商定了隐含各种意义的用语措辞。比如，信若出现天气、健康、法国政局等字眼，他就知道，除了明信，同张纸上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若无这类字眼，便无暗信，他只需读明信内容。在美国第一年，要用暗信报告的事情不多。毕竟，流亡美国的南越军人几乎不在状态，谈不上酝酿谋划反攻之类的大事。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有用的情报，不过，实在无需暗信传送。
“亲爱的姑妈，”我当她真是我的姑妈，写道，“很久很久没写信给您了。这么久后，第一封信就给您写可怕的事情，实感内疚。”邦身体、精神状态均糟。我晚上要是失眠，就听他在上铺辗转反侧。他的记忆，像火，炙烤着他的身心。我看得出他脑袋里闪着什么。有敏的脸，他认定我俩抛弃了这个结拜的兄弟。有灵和德的脸，他的手和我的手，可是实实在在沾过母子俩的血。我生拉硬拽着他去到饭堂，否则他在架子床上非成饿殍。饭堂摆着供多人用餐的大桌，饭菜食类味如嚼蜡。整个夏天，几千个难民共用一个没有隔间的澡堂，与素昧平生的人住在同一间营房。将军的待遇没什么不同。他、夫人和四个子女也得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间营房。我陪他在他的住处打发了不少时间。“竟和低级军官、吵吵闹闹的小孩们住在一起。”我有一次去看他，他不满道，“如今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一块块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把营房隔出了各家的空间，夫人和子女的耳朵尖，这些床单哪能隔断邻家动静。“这些动物没日没夜做爱。”将军生气道。将军和我坐在营房门前水泥台阶上。我俩抽着烟。眼下连最廉价酒水也没有，只好喝着茶。“他们毫无廉耻！就在他们孩子面前、在我孩子面前干这事。你知道，我家大女儿有天问什么？‘爸爸，什么是妓女？’她亲眼看到有个女人就在下边厕所旁卖淫呢！”
在与我们一径之隔的另间营房，一对夫妻闹将起来，先是老套对骂，后遽然升级，演变为全武行。我们看不见营房里发生的事情，但抽皮打肉的噼啪声真真切切传到了我们耳里，只听女人惨叫连连。很快，营房外聚集了小群人。将军叹了口气。“都是些动物！好在还有一些好消息。”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篇从报上裁剪的“新闻”，递给我。“记得他吗？开枪自杀了。”“这算好消息？”我捏着剪报，问道。“他是个英雄。”将军说道。给姑妈信里，我也这么写道。将军给我看的已是旧闻。西贡陷落后没几天，报纸报道了该事。将军在阿肯色州难民营的朋友寄来这篇报道。中心版面登有死者照片：平躺在将军行过军礼的纪念雕塑的底座旁。若无文字说明他自杀了，还以为他大热天睡在地上，忧郁如爵士歌手，望着瓦蓝天空哩(3)。在我们飞往关岛、共产分子的坦克开进西贡那段时间里，这个中校男人去到纪念雕塑前，拔出佩枪，用子弹在逐渐谢顶的头上钻了一个洞。
“是真正英雄。”我说道。他有妻子和好几个儿女，具体多少，我已记不清楚。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考虑过他，但最终划掉了他的名字。想到这，我感到内疚。这种感觉犹如一根羽毛，挠着我的颈背。“没想到他会走这步。”我说道，“要是知道的话——”
“我们要是能料到他会走这步就好了。谁能料到？不要自责了。我许多手下就在我眼前死了，每个人的死都令我难过。但是，我们干这一行，死是难免的。不定哪天轮到你我。我们就当他是烈士，记住他好了。”
将军和我以茶当酒碰了碰杯，以此缅怀中校。不过，就我对中校的了解，他也就这件事做得像个英雄。将军或许明白我的心思，说道：“他要是不自杀，应该说，我们还是用得上他的。”
“用他干什么？”
“用他去盯共产分子一举一动，就像共产分子或许也在盯我们一举一动。你想过这事吗？”
“想他们如何盯我们？”
“一点没错。盯我们的有亲共分子，有打进我们内部的间谍，有地下特工。”
“完全可能。”我说道，手掌心湿了，“他们很狡猾，有手段，完全可能干这事情。”
“那么，谁可能干这事情呢？”将军望着我，想听我回答，或者兴许对我起了疑心。他手里端着茶杯。我迎着他的目光，同时，用余光防着他手中茶杯。他若扬杯砸向我脑袋，我好瞬间反应。“在国内，到处都有越共特工，”他继续道，“因此，说我们中间现在可能有他们的人，不是没有道理。”
“您真认为我们中间可能有间谍？”此刻，除了眼球没冒汗，我身上已无干爽之处。“该不会在军情处或在联席会议里？”
“你就想不出一个可疑的人？”他一直盯着我一双冷静到还没冒汗的眼睛，仍握着茶杯。我喝完自己茶杯里余下的一点冷茶。假使此刻有人用X光机扫描我颅内，会发现，里面有只仓鼠疯狂蹬着转轮，拼命想着如何应对。显然，他疑心我们中出了间谍，我若矢口否认，会于我不利。只有间谍才矢口否认我们中存在间谍。因此，我非得说出一个有间谍嫌疑的人不可。这个人一要可以转移将军对我的注意，二还不能是真间谍。第一个蹦入我脑袋里的人就是酒仙少校。我说出了他的名字。果然，产生了我希望的效果。
“他？”将军皱眉，终于不再盯我，而是研究起他的手指关节。他没料到我怀疑酒仙少校，一时感到错愕。“他胖得要照镜子才看得到自己的肚脐。我认为，上尉，你这次的直觉可不靠谱。”
“可能不靠谱。”我说道，装出一副窘样。为了进一步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将我的一盒烟给了他。之后，我回到我住的营房，写信向姑妈报告了与将军谈话内容，当然，省略了我心悸、发抖、冒虚汗等细节。彭德尔顿营没什么可让将军消气降火，好在我们在这里没呆太长时间。到达圣地亚哥不久，我便给我以前的教授艾弗里·赖特·海默写了封信，请他帮我尽快离开彭德尔顿营。他是克劳德大学时的室友。当初，克劳德就是向他推荐我，说我这个年轻的越南学生值得培养，需要一笔奖学金来美学习。海默教授当时不仅解决了我的奖学金问题，而且继克劳德、敏之后，成为我最重要的导师。是他指导我的美国研究，也是他甘冒风险，进入一个陌生学术领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格雷厄姆·格林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性与象征性》。读了我的信后，善良的教授立刻行动，先主动担保我；仲夏，又为我在西方学院东方研究系谋得一份文员工作。不止于此，他甚至从我以前的老师们那里为我募集了一笔钱。他的大仁大义令我感动。夏季末，我写信向姑妈报告了这笔钱的用途：买了去洛杉矶的长途客车票，付了在汽车旅馆的几夜住宿费，交了在唐人街附近租房的押金，买了一辆二手一九六四年款福特车。安顿后，我便上周边寻找确实同情难民困境的宗教或慈善机构，逢人便说邦的遭遇，希望有人愿意担保邦。我还真就碰到“先知先觉永恒教会”。它的名字响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临街店铺模样的地方，简陋寒碜。它的一侧是一家有一单没一单营生的汽车车体修理装饰店，另一侧是一块铺有沥青的空地，空地是海洛因瘾君子们栖身的场所。在这种环境里，它提供精神产品。牧师圆咕隆咚，叫拉蒙，自我介绍时，打着嘟噜，将名字发成“勒—勒—勒—勒—阿门”。我给他捐点现金，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他担保邦，做邦名义上的雇主。九月，亦即新学年开始，邦和我重逢了。我俩住在我租的公寓，穷是穷，但还算体面。海默教授给我的钱尚有剩余。我去了市里当铺，用余钱买了真不能算作生活必需品的两样东西：一部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将军和夫人也在洛杉矶安顿下来。担保将军的是一名美军上校的嫂子，上校曾是将军的顾问。将军一家没住别墅，租住一栋平房。住地虽挨着好莱坞，但像是这个城市肚皮上的赘肉，显不出贵来。我写信告诉姑妈，接下来几个月，每次去看将军，总见他陷在沮丧哀伤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他没有工作。虽然他的前手下依旧称其为将军，实际上，他已不再是将军。他喝的啤酒、红酒，廉价不说，牌子也杂，实在有损将军颜面。他心绪难平，时怒时哀，让人联想到理查德·尼克松不久前的表现。有时，他情绪糟到要背过气去，我担心，非得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氏急救(4)不可。他的情绪倒不是缘于无所事事。原因出在夫人。夫人为子女找学校读书，夫人写房租支票，夫人买这买那，夫人烧菜做饭，夫人洗碗刷碟，夫人冲洗厕所，夫人找教堂做礼拜。一句话，原本由仆人打理的各种既贱又烦的家务，夫人单个扛了下来。要知道，过去，夫人过的可是金枝玉叶般生活。很快，夫人成了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独裁者，老黑着脸。将军纯粹成了摆设。他像动物园里经历中年危机而雄风渐逝的公狮，只能时不时冲子女吼上几声。这种生活维持了大半年，夫人的耐心终于透支到了极限。夫人与将军之间一定有过交流，只是我不知道罢了。这不，四月初一天，我收到将军邀请，参加他在好莱坞大道开的一家酒类专卖店开张仪式。店铺所在地可是美国国内收入署(5)的收税热地。这说明，将军终于屈尊，不得不遵守美国梦的一条基本要义：不仅必须谋生，而且，为了谋生，必须有所付出。这就像我在东方研究系里做的事：有时要唱唱黑脸。
若有学生来找系秘书或系主任投诉，我得先替他们挡驾。有的学生虽与我从未谋面，但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在这所学校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原委是这样：学生的报纸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说我毕业于西方学院，在校时是系主任得意门生，上了学院荣誉学生名录，是校史上唯一越南校友，如今是获救的难民。文章还提及我的从戎经历，虽然，内容与事实颇有出入。“你那时做什么？”青涩的校报记者问道。他是个大二男生，一惊一乍，戴着牙箍，拿着一支嵌有他牙印的黄色二号铅笔。“当时，我是军需官。”我告诉他，“很无聊的工作。也就是负责跟踪了解各种供应配给情况，确保部队不缺衣少靴。”“这么说，你从没杀过人？”“从来没有。”即便我跟他说的其他话是胡扯瞎编，这点属实。大学校园不是跟人说我从军从警经历的地方。我先在越南共和国陆军部队服役，一个步兵军官。从那时起，我跟随当时还是中校的将军。后来，他被擢升为将军，再后来，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国家警察总局，某些方面，需军队式管理，将军便带上了我。别说在国家警察总局政治保安处工作过，哪怕说目睹过战斗，就是现在，在多数大学校园里，也很敏感。我在西方学院读书几年间，校园和外界一样，反战情绪如同宗教复兴的狂热情绪，如火如荼。当时，在西方学院，在许多其他大学，“Ho，Ho，Ho”，这个人人皆知的圣诞老人的标志性笑声，变成了流行口号“胡——胡——胡志明(6)，越南解放民族阵线必胜！”的前奏。当时，我真羡慕那些学生，他们可以不隐藏政治热情，而我不得不将政治热情埋在心底，扮演越南共和国(7)良民角色。然而，这次回到校园，我发现新一代学生已不像前辈，对政治或世界局势已没有兴趣，不再天天看报纸或电视上关于残暴恐怖事件的报道，眼神也显温和。假如他们真的看到这类报道，作为以“保护一国则须摧毁之(8)”为行动圭臬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会不感到自己负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被征入伍，他们不再过着生命没有保障的生活。因此，校园回归了本该有的状态：平和宁静。打破校园宁静的只有偶尔噼噼啪啪击打办公室窗棂的瓢泼春雨。我的薪酬最低，工作零碎，如同杂烩，得接听电话、为教授们敲打手稿、整理归档文件、替人取书，除此之外，还要帮助索菲亚·莫利女士，这位戴镶有仿钻莱茵石、角质边框眼镜的秘书。其实，所有这些事情，让学生来做再合适不过。让我做它们，等于慢性自杀。更难过的是，莫利女士似乎还不怎么待见我。
“你从未杀过人，这点很好。”我与莫利女士见面后不久的一天，她说道。她的钥匙链上挂有一个象征和平的小物件，晃来荡去，表明她同情越共。不止一次，我很想找人说，我是越共，是左派同情者，是为和平、平等、民主、自由、独立，总之，为所有我的人民为之牺牲、我为之潜伏的崇高事业而战的革命者。“话又说回来，你若真杀了人，”莫利女士说道，“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对吧？”
“换了你，你会说吗，莫利女士？”
“不知道。”她扭动很女人的臀部，转动椅子背朝向我。我的办公桌很小，被塞在角落里。在办公桌前，我装得很勤奋，倒腾着各种文件、记录。一天工作八小时呐，不如此，手上的活可不足以打发如此漫长的时间。也是坐在这张办公桌前，我让学生记者拍照。我知道，我会上校报头版，一口黄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得很白。我尽量模仿牛奶包装盒上印的第三世界小孩的样子。美国各个小学都供应这种包装的牛奶，目的是用照片激发小学生的同情心，教他们懂得一分一角地攒钱救助穷苦孩子，能让他们吃上热腾腾的午饭、打得起疫苗。说实话，我真心感激！可是，我自己也是不幸的人，有时禁不住思忖，离不了美国人慈善救济，是否就是因为我伊始便接受了美国人援助呢？我怕被看成是忘恩负义的人，想方设法地制造忙着工作的动静，但又得把握火候，让穿牛油果绿涤纶宽松长裤的莫利女士听着开心但又不至于烦心。我时不时还要替办公室跑跑差，或被系主任叫到紧邻我们办公室的他的办公室。每逢这时，我才搁下假模假样忙着的工作。
东方研究系没有一个教师了解我的国家，因此，系主任很喜欢拉我长谈越南文化和语言。他的年纪在七十与八十之间晃悠，喜欢窝在办公室里。装饰小巢的羽毛是书、论文、摘要，还有一辈子潜心研究东方而积攒下来的小玩意。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考究的东方风格挂毯。我猜想，他原本可能想挂一个真正的东方人，后才用挂毯取而代之。办公桌上立有一个进门就能看见的镀金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他、他小天使般的棕发儿子和他的亚洲太太。他的太太年龄介于他年纪的一半与三分之二之间，严格说，不算漂亮，不过，因为有系蝴蝶结的系主任在身边衬托，想不显得漂亮也难。她的脖颈给猩红色旗袍领口紧紧勒住，将本该漾在脸上的一波笑勒挤到两片像霜染的嘴唇上面。
“她叫玲玲。”见我目光定在照片上，系主任说道。几十年伏案工作，使得这位伟大东方学家的背弯成了马蹄铁状。头往前突，让他看似一条东寻西觅的龙。“我在台湾邂逅我太太。她和家人从中国大陆逃到那里。我们的儿子现在比照片里的样子大多了。你也看到了，他妈妈的基因比我的强大，意料之中的事情。金发和黑发在孩子身上一结合，金发就不大看得出来了。”他是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与我聊天时说的这番话。这时，我俩已走得相当近了。还是老习惯，他侧身斜靠在过分松软的单人皮沙发上，看似被黑人奶妈抱在温暖宽厚的大腿上。我也被包在另一张配对沙发里，背被又软又斜的沙发靠背皮面吸住，往后倒，两只手臂像林肯纪念堂大理石基座上的林肯一样搭在两边扶手上。“在我们加州的自然界里可以找到类似现象。”他继续道，“许多当地植物被外来的杂草扼制死了。将当地花草与外来植物混在一起，后果往往堪悲。你个人经历想必教会了你这个道理。”
“是，是这样。”我提醒自己要靠他发最低薪水，附和道。
“啊，美亚人呀，总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从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个世界！你内心一直纠结于自己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旁人也一直在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问题上扯皮，想想，你要是不受这种困惑折磨，会怎么样！吉卜林对这个问题看得太准了，说：‘东方即东方，西方即西方，二者永难相融。’”这是系主任喜欢的一个论题。有一次聊完后，他甚至给我布置了一道作业，作业内容是验证吉卜林观点。他要我将一张纸竖向对折，在左半边顶端写上“东方”两字，右半边顶端写上“西方”两字，然后，在它们下面列出我的东方特质和西方特质。“就将作业当成对自己性格特质的一次梳理。”系主任说道，“我教过的祖辈是东方人的学生最终发现，这样的作业让他们受益。”
系主任给我布置作业这天是四月一日，恰巧是西方人一个有趣传统节日，愚人节。因此，起初，我以为他开玩笑。但他望着我，神情严肃，我也想起他可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于是，回到家里，思考了一番，有了下面的成果：
<h6>东方</h6>
低调
服管
顾忌他人看法
通常寡言少语
总想取悦他人
茶杯常半空
口是心非
几乎总是怀旧
更喜欢跟从
在人堆里方感自在
尊老
有自我牺牲精神
效法祖辈
头发直且黑
较之于西方人则个矮
肤色白里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