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列·尼·托尔斯泰
<h3>
一 “下午一点钟，大人！”</h3>
部长是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弄得不好就会中风，所以在向他报告有人准备行刺他时，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免得他过于激动，发生危险。不料，部长听到这消息后很平静，甚至还露齿一笑。于是就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他了：据一个打入恐怖集团的奸细报告，几个恐怖分子决定在明天下午一点钟当部长进宫陛见时，带着炸弹和手枪守候在府邸门口行刺；不过这几名歹徒现在已处于暗探的严密监视之下，到时候将当场一网打尽。
“您且等等，”部长感到吃惊，“他们打哪儿得悉我明天下午一点钟要进宫陛见？这事我自己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的！”
警卫队长摊了摊双手，表示他也闹不清怎么会走漏风声的。他说：
“正是下午一点钟，大人！”
部长摇了摇脑袋，肥厚的暗红色嘴唇上露出一抹忧郁的微笑，既像是感到惊讶，又像是对警方办事得力表示满意。他不想再给警察当局增添麻烦，就脸带笑容，匆匆收拾了一下，乖乖地搬到一个殷勤好客的亲王家里过夜去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也一起搬离了这幢明天将有人来掷炸弹的危险房子。
亲王的客厅里灯火辉煌。熟人们纷纷前来慰问，向部长殷勤地鞠躬致意，微笑着表示愤慨。这时，部长大人感到很愉快，很兴奋，仿佛已经得到或者马上就要得到出乎意料的崇高奖赏。但是，人们一走散，灯火一熄灭，街上的灯光透过明净如镜的窗玻璃光怪陆离地映到天花板上和墙壁上，这幢有许多油画和雕塑的陌生的屋子像街上一样安静的时候，静得无事可做的他立刻心神不定起来，觉得这些门闩、墙壁以及一切保卫措施都并不可靠。而到了深夜，当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睡在别人的卧室里时，他益发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惧。
他肾脏有病。一激动，他的脸、手和脚就会出现水肿，使他显得格外肥胖、臃肿。此刻，他浑身的肉肿胀得像一座小山，沉甸甸地压在弹簧床上。他怀着病人特有的惆怅心情，想象着这张脸已肿胀得面目全非，想象着人家为他准备的残酷的结局。他接二连三地回想起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有人向地位跟他相当、甚至还要高的大臣掷炸弹，把他们炸得血肉横飞，脑浆溅到了肮脏的砖墙上，连牙齿也从牙床里迸了出来。回想到这些，他觉得现在躺在床上的他的肥胖而有病的躯体仿佛已经遭到炸弹的袭击，不再属于他了。他觉得，肩膀上的双臂仿佛已经被炸离了躯体，牙齿全都迸落，脑浆被炸成一小团一小团，双腿直挺挺地伸着，脚趾朝天，就像死尸一样。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死尸，他使劲地翻动着身体，大声地呼吸、咳嗽，竭力把弹簧床弄得嘎嘎地响，把被子弄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为了显示他活得很好，不但压根儿没有死，而且像所有别人一样离死还远着呢，他在寂静和冷清的卧室里用低沉的声音大喊：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他这是在夸奖密探、警察和士兵以及所有保卫他生命安全的人，他们那么及时、那么巧妙地把行刺的事通知了他。但是他在翻动身体、称赞保安人员、撇着嘴巴嘲笑恐怖分子愚蠢无能的同时，却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脱离危险，并不敢相信生命不会突然离开他。人们策划要杀死他，虽然死亡对他来说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图谋，还只不过存在于这些人的思想之中，但死亡仿佛已经站在这屋里，站在他身旁，只要这些人还未落网、他们的炸弹还未被缴获、他们还未被关进坚固的监狱以前，死亡就绝不会离开他。瞧，死亡就站在那个角落里，没有走掉——也不可能走掉；它就像一个服从命令的哨兵，绝不会擅离岗位。
“下午一点钟，大人！”这句话用各种语气在他身边回响：一会儿像是在幸灾乐祸地嘲笑，一会儿又怒气冲冲，一会儿则显得顽固、死板。那情况，就像在卧室里摆了一百台上足发条的唱机，一台接着一台，以白痴的那种勤奋劲儿喊着那句预先灌制好的话：
“下午一点钟，大人！”
明天的这个“下午一点钟”，不久前还和其他钟点没有丝毫区别，无非是金表上的指针沿着刻度盘平静移动时所表示的一个时辰，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种必然应验的凶兆，从刻度盘上跳了出来，竖直身子，独立生存，变成了一根又大又黑的界标，把全部生活一分为二。仿佛在它之前或之后，世上从未存在过时辰，只有它这个蛮横、傲慢的时辰才有存在的特权。
“怎么？你想干什么？”部长气呼呼地问道。
所有的唱机一齐吼道：
“下午一点钟，大人！”而且那根黑色的界标还冷笑着对他鞠了个躬。
部长咬了咬牙，从床上坐了起来，用手掌捂着脸——这个该死的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用肿胀的、抹过香水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十分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上午他怎么起床，对将要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料到；后来又怎样喝着咖啡，对将要发生的事还一点也没料到；喝罢咖啡就到门厅去穿大衣了。他自己也好，给他穿皮毛大衣的守门人和端咖啡的仆人也好，都不知道无论喝咖啡和穿皮大衣都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只消再过几秒钟，所有这一切——皮大衣、他的躯体以及喝进肚子里的咖啡——都将在轰的一声爆炸中毁灭，被死神带走。瞧，守门人正在把玻璃门打开……正是这个可爱、善良、和气的守门人，这个长着一双深蓝色眼睛的士兵，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守门人，在用自己的双手把那扇可怕的门打开——因为他一点也没有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所有的人都笑盈盈的，因为他们也同样什么都没有料到。
“啊！”他突然大吼一声，把两个手掌慢慢从脸上放下来。
屋子里漆黑一片。他一边用紧张、迟钝的目光凝视着面前的这片黑暗，一边慢慢伸出一只手去摸电灯开关，把灯扭亮。然后，他站了起来，便鞋也没有穿，光着脚，踩着地毯，在陌生的卧室里走了一圈，找到了壁灯的开关，把壁灯也开亮了。屋子里立刻变得又亮堂又舒适，只有乱糟糟的床铺和拖到地板上的被子说明某种恐惧还没有完全消失。
他穿着睡衣，由于坐卧不安，一部络腮胡子弄得乱蓬蓬的，两眼露出气呼呼的目光，此刻，部长大人的模样跟任何一个因为失眠和严重的气喘而肝火大发的老头子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是人们为他所准备好的死亡，把他剥得一丝不挂，露出了原形，使他平日那种威风凛凛的华贵气度一扫而光——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会拥有那么大的权势，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的躯体竟就是他的躯体，而这个躯体已注定要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和烈焰中血肉横飞，死于非命。他没有穿好衣服，却也并不感到冷，就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用一只手支着胡子乱蓬蓬的脸，直愣愣地盯着饰有雕花的陌生的天花板，平静地沉思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个使他这么害怕，这么激动！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才站在角落里，窥伺着他，怎么也不肯离开。
“蠢货！”他轻蔑地、狠狠地骂道。
“蠢货！”他把头稍稍朝门转过去一点，粗着喉咙又骂了一句，为的是让有关的人能听到他的詈骂。他这是在骂那些刚刚还被他称赞为好样的人，骂那些为了讨好他而把密谋行刺他的事过于详细地报告给他听的人。
“是啊，当然啦，”他沉思着，突然他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这是因为人家把死期告诉了我，我知道了死期，所以我感到害怕。要是我啥也不知道，我就会消消停停地喝咖啡。可是喝完咖啡之后，自然是死亡——但是，难道我这么怕死吗？我肾脏有病，总有一天要死的，然而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不知道确切的死期。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下午一点钟，大人！’这些蠢货还以为我听了准会感到高兴呢；其实不然，非但我并不高兴，而且死亡待在角落里赖着不走了。它不走，全要怪我的思想。其实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知道要死。一个人要是确切无误地知道自己在某日某时将要死去，他就会活不下去。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说：‘下午一点钟，大人！’”
他的心情突然轻松愉快起来，好像有谁对他说他是长生不老的，是永远不会死的，他重又觉得自己在这群毫无意义地执拗地企图窥探未来的奥秘的蠢货中间是个坚强有力的聪明人，他现在以体弱多病、饱经世故的老人的那种忧伤的想法认为还是浑浑噩噩的好。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禽兽，都不该知道自己的死期。前不久他得了一场病，医生说他快要死了，应该安排一下后事，可他却不相信，后来，果然活下来了。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误入了歧途，决定以自杀了此一生，连手枪都准备好了，遗书也写了，甚至自尽的时间都确定好了，但到了最后一刹那间，突然改变了主意。从来都是这样，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谁也不能断言自己在什么时候准定会死。
“下午一点钟，大人！”那些可爱的蠢驴告诉他说。他们这样告诉他是因为死亡已经预先被排除了，然而他却因为知道了可能的死期而惊恐不安。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被人杀死，但是明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明天不会发生了，所以，他尽可以像一个长生不老的人一样，放心睡觉。这些蠢货竟然不知道，当他们怀着白痴式的感情告诉他“下午一点钟，大人！”的时候，他们推翻了一条多么重要的法则，捅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窟窿！
“不，不是在下午一点钟，大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什么？”
“没有什么，”寂静回答说，“没有什么。”
“不，你是在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是说：‘明天，下午一点钟。’”
他顿时感到心头一阵惆怅，他终于明白，只要凸出在刻度盘上的这个该死的、黑色的时辰没有过去，他就休想睡着，休想得到安宁或者快乐。只要那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该知道的事有一点影子守在角落里，那就足以遮住光明，使人处于无法摆脱的可怕的黑暗之中。死亡的恐惧一旦袭来，就弥漫到全身，渗入到骨骼，使得人失魂落魄，神不守舍。
此刻他害怕的已经不是明天的那些杀人犯了。这些人已经消失，已经被忘却，同他周围生活中无法胜数的敌对现象和敌对人物混在一起了。他现在担心的是某桩意想不到但是却必然会发生的事，譬如中风、心力衰竭，或者某根失去了弹性的、纤细脆弱的动脉血管突然经受不住血流的压力而破裂，就像紧紧绷在粗大的手指头上的手套突然线脚断掉，绽开了一样。
他那又粗又短的脖子使他感到担心，他的十根肥得都要冒出油来的短手指头，使他觉得难以卒睹——它们是那么短，而且满是虚汗。刚才在黑暗中，他还不时翻动身体以表明自己并不是一具死尸。可是现在灯火通明，他却觉得这灯光是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他害怕得不敢动一动，甚至连按一下电铃让谁给拿支烟来都不敢。他的神经紧张极了。每根神经都弓了起来，像是竖直了的导线，在导线的顶端长着小脑袋，小脑袋上的眼睛惊恐地鼓出着，嘴巴抽搐地张大着，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可是却呼吸不到一点空气。
突然间，在天花板上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昏暗处，铃声大作。电铃里小小的金属锤惊恐地、痉挛地敲击着铃壁；那小锤停顿了一会儿，又惶惶不安地战栗起来，发出持续不停的响声。这是部长大人在他的卧室里按电铃。
人们奔跑着。各处的枝形吊灯和墙上的壁灯都打开了一两盏，虽说这些灯还不足以把整个屋子照得辉煌通亮，但是足以投射出许多阴影。顿时间，墙角落里，天花板上，到处都是阴影。它们闪闪烁烁地掠过每一处高起的地方，紧贴到墙壁上。谁也弄不明白，所有这些数不胜数的光怪陆离、默默无声的暗影，这些无声之物的无声幽灵，在此之前都待在什么地方。
有个人用战战兢兢的沙哑的嗓子大声说了些什么。随即，人们就打电话请医生来：部长病倒了，而且病情危急。人们还把部长的夫人也请来了。
<h3>
二 判处绞刑</h3>
结果不出警方所料。在部长官邸门口抓到了四个恐怖分子，其中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身上带着炸弹、定时爆破器和手枪。另外在他们的秘密住所还捕获了一个女恐怖分子，她是这个住所的女主人。逮捕她的时候，还搜查出许多烈性炸药、尚未装配好的炸弹以及枪支弹药。所有被捕的人都很年轻：男犯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岁，女犯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九岁。对他们的审讯，就在关押他们的那座堡垒里秘密进行，十分草率——这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是常有的事。
在法庭上，这五个人全都很镇定，很严肃，个个凝神沉思着。他们对法官是如此蔑视，以致都不屑装出笑容或者无所谓的表情，以显示自己视死如归。他们镇定自若，不失分寸，恰好使周围那些凶狠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无法看到他们的心灵以及临死之前的那种巨大痛苦。有时候他们拒不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回答几句，讲得简单、明确，仿佛不是在回答法官的审问，而是在回答统计师提出的问题，以便填写某种特殊的表格。有三个人，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另外两个则拒绝招出姓名，所以法官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对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持一种心不在焉的、朦朦胧胧的好奇心，这是身患重病的人或者专心于某种重大想法的人所特有的。偶尔法庭上有人讲出一两句比较有趣的话时，他们就抬起头来，匆匆张望一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随即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顺着原来的思路继续想下去。
坐得离法官最近的是三个报了自己真实姓名中间的一个，叫谢尔盖·戈洛文。他是一名退伍上校的儿子，本人也曾当过军官。他还非常年轻，长着浅黄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身体是那么强壮结实，以至于监狱也好，坐以待毙也好，都未能驱除他面颊上的红晕和他那双蓝眼睛里的生机勃勃的天真幸福的表情。他一直不停地使劲抚摸着他的两撇纤细柔软的小胡子——他对这两撇胡子还没有习惯呢；同时眯缝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这时已经是冬末，离春天不远了。尽管暴风雪和阴暗寒冷的日子仍然连绵不断，可春天已开始遣来先行者，有时会整整一天风和日丽，有时虽只一个钟点天气转晴，可是这一个钟点却那么春意盎然，那么充满青春的生气勃勃的活力，以至于麻雀都快活得发疯了，在马路上欢蹦乱跳，人们也都像喝醉了酒一般。即以此刻而言，从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擦洗过的积满灰尘的窗子上端就可以看到天空美丽得出奇。乍看上去，天空是灰白色的，烟雾腾腾，可是往远处看，就会发现天空变得蓝蓝的，而且越远就越显得深邃、晶莹、辽阔。正因为天空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的美丽显露无遗，而是羞羞答答地藏匿在透明的烟霭之中，所以显得分外地妩媚动人，就像是你所爱的姑娘一样。谢尔盖·戈洛文仰望着这片晴空，一边捋着小胡子，一边交替地眯缝起睫毛又浓又长的眼睛，专心致志地深思着什么。有一次他的手指甚至很快地弹动起来，高兴得天真地做了个鬼脸；但他环顾了四周一眼，那种高兴的表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颗火星被人一脚踩熄了一样，几乎在一瞬之间，他的鲜红的脸色立时变得煞白，露出了死灰色。他狠狠地拔下一根又细又软的头发，紧紧地夹在两根毫无血色的指尖之间。但是，生命和春天的欢乐毕竟更有力量，所以，几分钟后，他那天真无邪的脸就复原了，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并且重又仰了起来，望着春光明媚的天空。
望着天空的还有那个不肯供出真实姓名的年轻姑娘，她化名莫霞，皮肤白皙，比戈洛文还年轻，但是举止持重、严肃，一双黑眼睛直率而又骄傲，所以看上去反比戈洛文年纪大。只有她那纤嫩的脖子和那双同样细巧的小姑娘的手，表明了她的真实年纪。还有她那纯净、和谐、柔美的嗓子中所洋溢着的不可捉摸的青春活力也说明了她的真实年纪。她的嗓子就像一架名贵的乐器，她吐出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每一声叹息，都饱含着音乐的内容。她肤色苍白，但并非死尸的那种惨白色，而是一种特殊的炽热的白色，仿佛她体内在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把她的身躯照耀得通亮，就像是精致的法国塞夫勒瓷器。她几乎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偶尔用手指抚摸一下右手中指上一圈凹陷的地方，那是刚刚摘下戒指后留下的痕迹。她也在望着天空，但没有丝毫的温情，也看不出她在回忆什么愉快的往事——她的眼睛里什么样的表情也没有。她之所以望着天空，无非是因为在整个肮脏的法庭里，唯有这一小角天空是干净、美丽、真实的。
法官们可怜谢尔盖·戈洛文，却讨厌这姑娘。
坐在莫霞旁边的那个男的也没有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叫维尔涅。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神态有些拘谨。如果一个人的脸可以像一道门那样关得密不透风的话，那么这个不知姓名的人正是把自己的脸关闭得像铁门一样，而且还挂了把铁锁。他的眼睛一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邋遢的地板，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心情是平静呢还是激动，他是在想什么心事呢还是在听密探们向法庭提供证词。他个子不高，容貌清秀而高贵，仪态温文尔雅，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月光映照着翠柏、地上洒满婆娑树影的南方海滨的夜晚。但同时，他又使人觉得他具有镇定、沉着的巨大力量和坚强、冷静、刚毅的英雄气概。就连他在简明确切地回答问题时，他的彬彬有礼的话音以及微微欠起身子的这种姿势本身，都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囚衣穿在别人身上显得荒唐可笑——这种衣服根本不是人穿的——可穿在他身上却丝毫看不出这一点。尽管从别的恐怖分子身上搜到了炸弹和定时炸弹，而在维尔涅身上只搜到了一支黑色的手枪，可是不知为什么法官却认为他是首犯，同他说话时总带着几分尊敬。向他提的问题也跟他的回答一样，而且完全是照章办事。
在维尔涅之后受审的是华西里·卡希林。他浑身都感到对死亡的难以忍受的恐惧，同时又竭力想控制自己，不在法官面前流露出来。打一清早这些囚犯被带到法庭上的时候起，他就由于心跳加快而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上一直在冒汗珠，手也在冒冷汗，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又湿又冷，粘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活动也不灵便了。他以非凡的意志力克制自己，才使手指不哆嗦，使说话声音坚定、明确，使眼神镇静。他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人家问的话好像是从云雾中传来的，而他呢，对着这片云雾，竭尽全力地作出大声的回答。可是刚一回答完，他就立刻把法官的提问和自己的回答都忘得一干二净，重新默默地继续同恐惧搏斗。在他身上，死亡已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法官们都把目光避开，不忍去看他。法官无法确定他的年龄，就像无法确定一具腐尸的年龄一样。根据身份证，他不过二十三岁。维尔涅曾几次用手轻轻碰碰他的膝盖，他每次回答的都是同一句话：
“没什么。”
最使他担心的是生怕自己会突然不可克制地狂喊起来，没有话语，而是——像野兽那样嗥叫。这时他便轻轻地碰碰维尔涅，而那一个呢，连眼睛也没有抬一下，低声地回答说：
“没什么，华西亚(1)。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五个恐怖分子是个女的，叫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她一直用充满母爱的目光望着所有的伙伴，为他们担惊受怕。她还没有生过孩子，还很年轻，红通通的脸蛋，就像谢尔盖·戈洛文一样。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却像是这些人的母亲：她的目光、笑容乃至恐惧，都流露出母亲般的关切和无限的慈爱。对法庭，她完全视若无睹，就好像同她毫不相干似的。她只是关切地听着同伴们怎样回答审讯：声音有没有发抖，是不是害怕了，要不要给点水喝。
在审讯华西亚时，她难过、痛心得不敢看他一眼，只是悄悄地捏着自己胖胖的手指头。在审讯莫霞和维尔涅时，她始终自豪地、敬慕地注视着他俩，脸上的表情显得严肃和聚精会神。而对谢尔盖·戈洛文，则一有机会就投之以温柔亲切的微笑。
“可爱的孩子，正在看着天空呢。你看吧，看吧，可爱的小鸽子！”她在心里这样想着戈洛文，“可是华西亚呢？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的天哪，我的天……叫我拿他怎么办呢？该开导开导他——这也许会更糟：万一他哭起来怎么办？”
就像霞光下的一池止水，清晰地映照出空中的云，她那丰腴、可爱、善良的脸反映出了另外四个人感情的瞬息变化，反映出了他们的全部思虑。而对于她自己也在同样受审、也将同样被绞死这些事，她却完全置之度外，连想都没有去想一下。那一大堆的炸弹和甘油炸药就是在她的家里搜查出来的，而且，说来也奇怪——正是她对警察开枪拒捕，使一个暗探的头颅挂了花。
审讯在八点钟结束，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莫霞和谢尔盖·戈洛文目睹着蔚蓝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天空没有像夏天的傍晚那样泛出淡红色的霞光，没有露出娴静的微笑，而且渐渐昏暗下来，渐渐发灰，随即一下子变成了寒冷的冬夜。戈洛文叹了口气，伸了个懒腰，又朝窗外瞥了两眼，但那里已经是一片漆黑的冬夜。于是他继续捋着小胡子，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仔细打量着法官们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对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微笑了一下。而莫霞呢，在天色已经变黑之后，并没有垂下眼睛看着地下，而是平静地把目光转到屋角落里；那里有个蜘蛛网被火炉里冒出来的看不见的热气冲击得一个劲地微微晃动。她就这样望着屋角落，一直到宣判。
宣判后，被告们同几个穿燕尾服的辩护律师告别，竭力回避他们因无能为力而深感歉疚的张皇、怜悯的目光。被告们在门口碰了一会儿头，相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没什么，华西亚。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维尔涅说。
“是啊，老兄，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华西里·卡希林大声地、不在乎地，甚至显得挺愉快地回答说。
他说的是真话，他的脸颊上已浮起淡淡的红晕，不再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了。
“见他妈的鬼去吧！这帮混蛋竟敢判我们绞刑！”戈洛文无所顾忌地骂道。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维尔涅平静地回答。
“明天将宣布最终判决，这以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关在一起了，”丹尼娅·柯伐尔楚克为了安慰大家，这样说，“直到行刑之前，我们都将待在一起。”
莫霞始终没有作声。后来，她挺起身子，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了最前面。
<h3>
三 “不该绞死我”</h3>
在审讯恐怖分子前两个星期，同一个地方军事法庭，只是另一批法官，审讯了一个叫伊凡·扬松的农民，将他判处绞刑。
这个伊凡·扬松本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那里当长工，同所有打光棍的穷雇工并没什么两样。他是爱沙尼亚人，出生在维森别格，长大后到处漂泊，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几年之后，终于来到了首都地方。他俄语说得很糟，而主人拉扎列夫却是个俄罗斯人，附近一带又没有爱沙尼亚老乡，所以两年来扬松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看来这个扬松天性就不爱说话，他不但对人，就连对牲口也难得开口。他默默地饮马，默默地套车，然后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迈着碎步，迟疑不决地围着马打转；当马对他的沉默感到不耐烦而耍起性子来乱蹦乱跳的时候，他就扬起鞭子默默地抽打它。他抽打起牲口来凶狠、残酷，不肯停手。要是正好碰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那可更不得了，直往死里抽。那时连正屋里都听得到呼呼的鞭子声和马因为剧痛在牲口棚的地板上惊慌失措地乱蹦乱跳的蹄子声。为了扬松打马，主人曾经打过他，但打也无济于事，扬松依然如故；主人无可奈何，只得随他去。
每个月扬松都要大醉一两回，通常都是在他送主人到火车站去的时候，在那个大火车站上有一家餐厅。把主人送到后，他就驾着雪橇，到离开车站半俄里远的地方，把雪橇和马驶进路边的雪地里，等火车开走。雪橇侧倒着，马趴开四腿走进齐肚子深的雪堆里，偶尔伸长脖子，低下头去舔舔柔软的积雪。扬松以一种别扭的姿势半躺在雪橇上，好像是在打盹。他头上戴着顶毛都快脱光的破皮帽，没有结好的帽耳像猎犬的两只耳朵，软绵绵地朝下耷拉着；冻得通红的小鼻子下面是一片湿漉漉的鼻涕。
然后扬松回到车站上，立刻就喝醉了。
从车站到农场总共十俄里的路程，他总是把马撵得像飞一样。鞭子好似雨点一般落到马身上，马惊恐得像着了魔似的撒开四蹄拼命地奔跑。雪橇颠簸着，摇晃着，不时撞着路边的界桩。扬松连缰绳也不握，随时都有飞出雪橇的危险。他不时用爱沙尼亚语断断续续地、含糊不清地、似唱非唱地哼哼着。而更多的时候，他既不唱也不哼，而是一声不吭地咬紧牙齿，怀着一种莫名的愤怒、痛苦和亢奋，鞭打着马向前飞驰，像个瞎子一样，看不见迎面来的人，即使看见了也不吆喝一声，拐弯和下坡时也不放慢速度。在这么多次疯狂的奔驰中，他竟从未轧着过什么人，自己也没有摔死，这真使人难以理解。
按说，早该把他赶走了，就像其他地方把他赶走一样。但是扬松工钱低廉，再说别的雇工也不见得比他强，所以他才得以在这家人家留了两年。扬松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有一次他收到过一封用爱沙尼亚文写的信，可他一个大字也不识，周围也没有懂爱沙尼亚文的人，所以这封信一直没有读过；扬松好像根本不懂得这封信给他带来了家乡的消息，竟以一种未开化的野人的冷漠，把信掷到了粪堆里。扬松曾经对厨娘献过殷勤，试图勾引她，看来他想女人了。可是没有得手，遭到了粗暴的拒绝，还受到了一顿奚落，这是因为他个子矮小，脸皮松弛，而且长满雀斑，一对深绿色的浑浊的眼睛终日萎靡不振。对于这次碰壁，扬松满不在乎，从此再也没有去纠缠过那个做饭的娘们。
扬松虽然很少说话，却老是在倾听着什么。他倾听白雪皑皑的荒凉的田野，田野上的一堆堆粪肥像一个个覆满白雪的小小的坟堆。他倾听柔和湛蓝的天空，倾听嗡嗡鸣响的电线杆，倾听人们的谈话。田野和电线杆到底向他诉说些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至于人们的谈话，讲的尽是杀人、抢劫、放火等令人惶惶不安的消息。有一天深夜，他听到邻村新教堂上的小钟像铃铛一样叮零当啷响个不停，接着就升起了烈焰，原来是不知道打哪儿来的一帮人抢劫了一家富户，把主人和他的老婆杀死，然后纵火烧掉了房子。
于是扬松所在的那个农场里也惶惶不可终日。不只夜间，连白天也把狗放出来，主人每天夜里枪不离身。他本想交给扬松一支旧的单管猎枪，可扬松却把枪拿在手里转了一圈，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拒绝收下。主人不懂扬松何以要拒绝，就骂了他一顿。其实，扬松之所以没有收下那支枪，只是因为他深信那支生了锈的旧家伙远远不及他那把芬兰刀管用。
“它会把我自己打死的。”扬松用蒙眬欲睡的目光看着主人说道。
主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你可真是个傻瓜蛋，伊凡。哎，得跟这样的雇工一起过日子，真是倒霉！”
可就是这个连枪都不敢相信的伊凡·扬松，却在一个冬夜，当另一名雇工被派到车站去时，犯下了持刀抢劫并企图凶杀强奸的极其复杂的未遂罪。这件事他干得还真干脆利落。他先把厨娘反锁在厨房里，然后装出一副困倦不堪、非常想睡觉的样子，从背后潜近男主人，迅猛地举起刀子，在男主人的背上一连戳了两刀。男主人立刻失去知觉，瘫倒在地上，女主人吓得尖叫起来，团团地打着转。扬松则龇牙咧嘴地晃着刀，动手翻箱倒柜。他拿到钱后，仿佛刚刚发现女主人在场，连自己都没有料到，竟会猛地朝她扑过去，企图强奸她。但这时因为他已把刀子放在一边，而女主人又比他力气大，他空着两手不但没有强奸成功，相反自己差点被她掐死。这时昏倒在地板上的男主人已经苏醒过来，开始翻动身子，厨娘则舞动炉叉，乒乒乓乓地使劲在砸厨房门，扬松见势不妙，连忙朝外面跑。一小时之后，正当扬松蹲在库房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打算放火烧房子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
几天后，男主人因患破伤风死了，而扬松跟别的许多抢劫、杀人犯一起受到审讯，并被判处绞刑。在法庭上，他还是平常的那副模样：又瘦又小，一脸雀斑，一双呆滞的眼睛昏昏欲睡。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所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眨着白乎乎的眼睫毛，毫不在意地、呆头呆脑地望着这陌生的庄严的大厅，不时用粗糙、僵直的手指抠着鼻孔。只有每逢礼拜天在新教教堂里见到过他的人，也许能看出他多少还是收拾了一下：脖子上围着一条邋里邋遢的红围巾，头上有的地方抹了点水；那抹过水的头发又黑又平整，而没有抹过水的头发则是淡颜色的，稀稀拉拉地翘起着——活像是贫瘠的田地遇到冰雹之后残留下来的几根麦秸。
在宣布判处他绞刑后，扬松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脸涨得通红，先把围巾束紧，然后又把它解开，好像那围巾勒得他透不过气来。然后他双手乱摇，用手指头指着那个刚才宣读判决书的法官，对另一个不负责宣读判决书的法官说：
“她说，要把我绞死。”
“她是谁？”刚读完判决书的庭长用浑浊的低音问道。
法庭上的人都不禁笑了起来，有的人是窃笑，有的人立刻拿起卷宗捂住了嘴巴。扬松伸出食指，点着庭长，皱紧眉头，气愤地回答说：
“是你！”
“啊？”
扬松的目光又转向那个一声不吭、竭力忍住笑的法官。他觉得那人是他扬松的朋友，同判决毫不相干，便再次对那人说：
“她说的，要绞死我。其实不该绞死我。”
“把被告带下去。”
可是扬松还是来得及再一次明确、有力地重复了一遍：
“不该绞死我。”
他那徒劳地想装得郑重其事的怒气冲冲的小脸，他那伸得笔直的手指，显得那样愚蠢，以致连那个押送他的士兵，在把他带出法庭时，忍不住违反规则，低声对他说：
“唉，你可真是个傻瓜，小伙子。”
“不该绞死我。”扬松执拗地重复说。
“我有幸把你吊死的话，叫你连腿都来不及蹬一蹬。”
“好啦，好啦，你少说两句吧！”另一个押送的士兵生气地嚷道。可是他自己也忍不住了，补充道：“还算是个强盗！傻瓜，你干吗要害人性命？现在，就只好套上绞索了。”
“也许，会赦免他吧？”头一个士兵说道，他开始可怜起扬松来了。
“得了吧！哪会赦免这样的人……好了，够了，说得够多了。”
可这时扬松不再作声了。他又被关进已经待了整整一个月的那间牢房里。他对这间牢房已经习惯，就像习惯于挨打、伏特加及那布满了圆圆的粪堆、像坟场一样的白雪皑皑的荒凉的原野。此刻，他看到自己的囚床和那扇小小的铁窗以及给他送来的囚饭——打一清早他就没吃过一点东西——甚至感到挺快乐。只有刚才法庭上发生的事使他好不愉快；不过他已不去想它，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想，至于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绞死，他就更加想象不出了。
虽说扬松被判处死刑，可是像他这样的犯人多的是，监牢里并不把他当要犯看待。因此，大家跟他谈话时，无所顾忌，从不怀着敌意，就像对那些没有定死罪的犯人一样。人们仿佛并没有把他的死当成一回事。看守得知已经对他作出判决，就用教训的口气跟他说：
“怎么样，老兄？到底还是给你判了绞刑！”
“那么啥时候绞死我呢？”扬松将信将疑地问道。
看守想了想，说：
“哎，这事啊，老兄，你还得等一等。得凑满了一批才办。不然，光为你一个人，况且你又是这么个窝囊废，不值得急着办。这种事也是要热闹的。”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扬松固执地追问道。
光为他一个人连绞刑都不值得进行，他听了倒一点儿也不觉得屈辱。而且，扬松也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延缓刑期的一种借口，最后将根本取消原判。他不觉高兴起来，那个连想都不该去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糊不清的时刻已被遥遥无期地推迟了，像任何一种死一样，变得神秘和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看守生气了，他是个古板、阴郁的老头子，“这可不是绞死一条狗，拉到草棚子外边，绳子一勒就得啦。可你却好像巴不得那样，好像情愿那样，傻瓜！”
“我可不情愿！”扬松突然做了个鬼脸，快活地说，“这是她说的，该把我绞死，可我不情愿！”
于是他大概平生第一次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又怪又蠢，同时却出奇地快活、满意。那笑声就像鹅叫一样：“嘎——嘎——嘎！”看守吃惊地看了看他，然后严厉地皱起了眉头：他觉得一个被判处绞刑的人这样开心地哈哈大笑，太过荒唐，是对监狱及死刑本身的一种亵渎，把这两者变成了一种荒诞离奇的事物。这个老看守一辈子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他看来，监狱中的一切规章如同大自然的法则一样。可是突然，在一瞬间，在最短暂的一瞬间，他觉得这监狱以及狱中的全部生活是一个疯人院，而他这个看守，正是头号的疯子。
“呸，该死的！”他啐了口唾沫说，“你干吗龇牙咧嘴的？这儿可不是小酒馆！”
“可我不情愿被绞死啊，嘎——嘎——嘎！”扬松放声大笑着。
“魔鬼！”看守骂道，急忙画了个十字。
其实这个脑袋特别小、脸皮松弛的人最不像魔鬼，但他像鹅叫似的笑声中却有一种危及监狱的神圣和牢固性的东西，他要是再这么笑一会儿——这腐朽的墙壁就会坍塌，这潮湿发霉的铁栅栏就会倾倒，而看守就会自动地把囚犯送出牢门，对他们说：“请吧，先生们，进城去寻欢作乐吧！或许，你们有人想到乡下去吧？”真是个魔鬼！
但是，扬松已经不再笑了。他只是狡黠地眯缝着眼睛。
“哼，等着瞧吧！”看守用模棱两可的威胁口气说着，转身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回过头来望望。
整个这一夜，扬松的心情都平静而愉快。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着那句话：“不该绞死我。”他觉得这句话那么令人信服，那么充满智慧，那么不容置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了。关于自己的罪行，他早已忘了，只是有时候觉得遗憾，没有把女主人强奸成功。可是过了不久，他连这件事也忘了。
每天早晨扬松都要问，什么时候把他绞死，而那个看守每天早晨总是生气地回答说：
“着急了吗，魔鬼。等着吧！”他说完后，不等扬松嘎嘎大笑，就赶快走开。
由于天天都重复这些话，由于天天从早到晚都和寻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扬松也就深信，永远不会把他绞死了，很快就把对他的审判忘得一干二净。他整天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模模糊糊地开心地梦见有许多粪堆的白雪皑皑的田野，梦见火车站上的餐厅以及更遥远、更美好的事物。狱中伙食不坏，所以很快，只不过几天工夫，他就胖了，显得多少神气些了。
“要是现在，她说不定会爱我了，”不知怎么，他想起了女主人，“现在我胖了，不比男主人差。”
他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没有酒喝。他太想喝伏特加了——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赶着马飞快地跑呀，跑呀。
那些恐怖分子被捕获的消息传到了监狱里，这回看守在回答扬松的老问题时，突然用出乎意料地粗鲁的口气回答说：
“这下快了。”
他平静而又神气活现地看了看扬松说：
“这下快了。我想，也就是个把礼拜的事。”
扬松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两只呆滞的眼睛显得浑浊不清，像是要打瞌睡。他问道：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一会儿急得要命，连等一等都不耐烦，一会儿又说这是开玩笑！我们这儿是不兴开玩笑的，你喜欢开玩笑，可我们不兴开玩笑。”看守威风凛凛地说完就走了。
这天还没等到天黑，扬松就瘦得落形了。这段时间以来，他由于发胖，连皮肤也光滑了，可这时却突然起了许许多多细小的皱纹，有些地方甚至都松垂下来。眼睛变得昏昏欲睡，行动呆板迟缓，仿佛连脑袋的转动、手指的屈伸和双腿的移动，都成了颇费踌躇的十分复杂的重大事情。夜里他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那双惺忪的睡眼直到天亮还睁开着。
“啊哈！”第二天看守一见到他，就得意地说，“是吧，亲爱的，这儿可不是小酒馆。”
看守就像一个在实验中再次获得成功的学者那样，怀着愉快、满意的神情把这个定了罪的犯人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心想这下一切都上轨道了。魔鬼出了丑，受到了报应，监狱和死刑的神圣得到了恢复。于是，老看守宽容地、甚至打心里可怜他地问道：
“你是不是要跟什么人会会面？”
“干吗要会面？”
“喏，告别呗。比方说，同母亲或者兄弟什么的。”
“不该绞死我，”扬松低声说道，乜斜着眼睛瞥了看守一眼，“我不情愿给绞死。”
看守朝他看了看，默默地挥了挥手，走了。
到傍晚时，扬松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些。这天跟寻常的日子一模一样，冬天的天空像通常一样云雾腾腾，走廊里像通常一样传来脚步声和有关公务的谈话声，酸菜汤也像通常一样发出通常的、自然的气味。于是他又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绞死。但是到了夜里，扬松却害怕起来。从前，他认为夜晚不过就是黑暗，是该上床睡觉的特殊的黑暗的时刻，可现在，他却感觉到了夜晚神秘莫测、阴森可怖的本质。要不去相信死期已近，就需要在自己周围看得到和听得见像脚步声、说话声、亮光、酸菜汤等等寻常的东西。可眼下，他觉得一切都不同寻常，这寂静，这黑暗，这一切本身不正是死亡吗？
而且，夜越深，一切越是显得可怕。扬松像个原始人或者孩子，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所以他想大声对着太阳叫喊：“你快亮吧！”他恳请、哀告，祈求太阳出来。但黑夜还是顽固地在大地上延续它那黑沉沉的时刻，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拦住它。扬松笨拙的脑子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世上是有不可能的事的，这使他大为恐惧。尽管他还不敢明确地去想这一点，但他意识到了死亡已经不可避免地逼近，他的一只僵死的脚已经踏上了断头台的第一级台阶。
白天又宽慰了他，使他放下了心来，可是一到晚上他又胆战心惊起来。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到临刑前第三天夜里，那时，他意识到并感觉到死亡已经确实不可避免，再过三天，在黎明时，在太阳即将升起之前，他的死期就要到了。
他从来不曾想过，也从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感觉到死亡已经走进他的牢房，正用两手摸索着寻找他。而他为了逃命，开始在牢房里乱跑。
但牢房是那么狭小，四个角落似乎都不是角形而是钝形的，而且一个劲儿把他往屋中央推。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门紧锁着。可牢房里却亮堂堂的。他好几次用自己的身子默默地撞墙壁，有一次撞到了门上——门发出了喑哑、空洞的声音。后来他不知撞着了什么东西，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上；顿时感到死亡把他抓住了。他趴在地上紧紧地贴着地板，拼命想把脸藏进又黑又脏的沥青地里。他吓得魂不附体，没命地号叫起来，一直叫到有人进来。人们把他拖了起来，放到床上，往他头上浇冷水，可他仍然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他只消稍稍睁开一只眼，看到又空又亮的墙角落，或者空荡荡的一只靴子，又会号叫起来的。
但是冷水开始起作用了，再加上值班看守就是原来那个老头子，为了使他清醒起来，照准他脑袋敲了几下，于是活人才有的冷和疼的感觉驱走了死亡。扬松终于睁开了双眼，余下的后半夜，他头晕脑涨地沉沉睡着了。他仰面朝天，张开着嘴巴，忽高忽低地打着鼾；微微睁开的眼缝里见不到瞳孔，只露出一线眼白，活像是死人的眼睛。
打这以后，世上的一切，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脚步声、谈话声还是酸菜汤，都引起他的恐怖，使他产生一种原始人式的、无可比拟的惊愕的感觉。他贫乏的思想无法把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普普通通的明亮的大白天，是酸菜汤的气味和鲜味；另一方面是再过一天或者两天，他就得死去。他什么也不想，甚至连时间也不计算，就这么默默地惊恐地面对着这对矛盾，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已被这对矛盾劈成了两半。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但既未失去血色，也未泛起潮红，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泰然自若。只是他什么也不吃，成天睡不着觉，通宵达旦、怯生生地蜷缩着双腿，坐在一张凳子上，要不就鬼鬼祟祟地、昏头昏脑地东张张西望望，悄没声儿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嘴巴老是半张着，好像始终有什么东西使他吃惊似的；每当他要拿起一样最最普通的东西之前，总是先要呆呆地看上很久，然后才狐疑不决地伸过手去拿。
从小窗口里监视他行动的狱吏和士兵，见他这样失魂落魄，就不再去注意他了。这种情况对死囚来说是正常的，据狱吏讲（当然他本人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一头牲口在宰杀前被人用斧背猛击前额后，也是这副昏昏沉沉的样子。
“现在他昏昏沉沉了，一直到死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狱吏用富有经验的目光打量着他，说道，“喂，伊凡，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啊，伊凡？”
“不该绞死我。”伊凡·扬松无精打采地、答非所问地应了一句，下颚随即又耷拉了下来。
“你要是不杀人，也就不会把你绞死了，”监狱长用教训的口气说——这人虽然还年轻，可是胸前却挂着勋章，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你杀了人，却又不想上绞架。”
“想杀人不偿命？真是愚蠢而又狡猾。”
“我不情愿被绞死。”扬松说。
“不情愿就不情愿呗，亲爱的，这是你的事，”监狱长冷冷地说，“我劝你还是少说蠢话，把财物处理一下的好。不管怎么说，你多少总该有点什么吧。”
“他啥也没有。只有一件衬衫加一条裤衩，再加上一顶破皮帽。就是这么个败家子！”
时间就这样过去，终于到了星期四。这天午夜十二点钟，一大帮人涌进了扬松的牢房，其中有个戴肩章的长官说道：
“喂，收拾一下吧，该上路啦。”
扬松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穿戴到身上，连那条肮脏的围巾也围上了，动作仍然是那么慢腾腾的，无精打采的。戴肩章的长官抽着烟，一边看着扬松穿衣服，一边对身旁的一个人说：
“今天多暖和呀，完全是春天啦。”
扬松仍然睡眼蒙眬，一双小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行动缓慢迟钝，一名狱吏恼火地对他喝道：
“喂，快点，还没睡醒吗！”
扬松突然站住了。
“我不情愿。”他有气无力地说。
人们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架走。他耸起两个肩膀，顺从地挪动着步子。一走进院子，春天潮湿的空气立刻向他扑了过来，他鼻子下边又变得湿漉漉的了。虽然是在半夜里，冰雪却融化得更快，附近什么地方水珠正不断地滴到石头上，发出清脆欢快的响声。宪兵们弯着腰，走进没有灯照亮的囚车里，把刺刀碰得叮当作响。扬松坐在那里等他们上车，懒洋洋地用手指擦着鼻子下边滑溜溜的地方，并把没有系好的围巾拉拉好。
<h3>
四 我们奥勒尔省人</h3>
审讯扬松的同一个地方军事法庭的同一批法官还判处了奥勒尔省叶列茨县的农民米哈伊尔·戈卢别茨绞刑。他是个鞑靼人，绰号叫米什卡·茨冈诺克。经查明，他最近一次作案是持械抢劫，伤了三条人命，而进一步追究他过去的罪行时，却扑朔迷离，难以弄清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一系列抢劫和凶杀案，一望而知是个杀人越货、酗酒行凶的惯犯。他直截了当地、真诚地管自己叫强盗，而对那些明明也是强盗、却赶时髦称自己是“剥削者”的人，总是嗤之以鼻。他最近一次作案，铁证如山，想抵赖也是枉然，所以他痛痛快快地供认了，而且讲得详详细细，但是法庭一问到他过去的事，他就龇着牙，吹声口哨说：
“扯淡，哪有这号事！”
要是追问得紧了，茨冈诺克就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自负地说：
“我们奥勒尔省人全都是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硬汉子，”他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地说，“奥勒尔人和克罗马人是头号的窃贼；卡拉切夫人和里文人偷起东西来则使所有的贼都甘拜下风；而叶列茨人更是窃贼的祖师爷。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管他叫茨冈诺克(2)是因为他的相貌和他偷东西时的那股子灵巧劲儿。他身材瘦小，头发黑得出奇，两块鞑靼人式的高颧骨上有好几处烧伤后留下的黄疤，一双眼睛像马眼一样老是翻着白眼。他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总好像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他的目光也是匆匆忙忙的，但又是不知遮拦的，充满好奇心。任何一件东西，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一扫，就好像被他抓走了点什么，失去了原形。香烟一经他的眼睛看过，就仿佛已被别人的嘴衔过似的，叫人恶心，谁都不愿拿来抽了。在这个人身上，仿佛有一种一刻也不知道安定的东西，一会儿使他像被火烫着了似的缩成一团，一会儿又使他像一捆烧着了的庄稼，摊手摊脚地向四周迸溅出火星。他口渴了的时候，真像一匹马，整桶整桶地往肚子里灌水。
每当法官询问他时，他都立刻跳起来，简短、坚决，有时甚至洋洋得意地回答说：
“是的！”
有时还加强口气说：
“是——的！”
有一次，法庭上提到另一件案子时，他出人意料地突然跳了起来，请求庭长说：
“请允许我打个呼哨！”
“这是为什么？”庭长诧异地问道。
“他们不是招供说，是我给同伙打的暗号吗？所以我打给你们看看。挺有趣的。”
庭长给他说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也就同意了。茨冈诺克立刻双手各伸出两个指头，塞进嘴巴，使劲地瞪出两只眼珠。死气沉沉的法庭大堂里立刻响起野蛮的、不折不扣强盗式的呼哨声。这一声呼哨，能使马吓得竖起耳朵，蹲下两条后腿，能使人不由得大惊失色；这一声呼哨是被害者在临死时发出的惨叫，是杀人者残忍的欢呼，是可怕的威胁，是挑衅，是凄风苦雨的秋夜的黑暗，是孤独。总之，这一切都融合在这阵非人非兽的嗥叫声中了。
庭长朝他一声断喝，挥手制止他，他顺从地中止了呼哨声。这时，他就像一名成功地唱完一曲拿手的十分难唱的咏叹调的演员那样，坐下来，一边在囚衣上擦干沾满口水的手指，一边得意洋洋地环视着周围的人。
“一副强盗相！”一个法官揉搓着耳朵说。
可是，另一个留着俄罗斯式的大胡子，而两只眼睛却和茨冈诺克一样长得像鞑靼人的法官，越过茨冈诺克的脑袋，若有所思地望着高处的什么地方，不以为然地微笑着说：
“不过，确实挺有趣。”
后来，法官们平心静气，毫不怜悯，也毫不感到良心有愧，就判了茨冈诺克死刑。
“判得好！”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茨冈诺克说道，“只消在旷野里搭起绞架就行了。判得好！”
说罢，就转过身来对着押解他的士兵，神气活现地说道：
“怎么样，咱们走吧，窝囊废。把手上的枪抓得牢点——当心别让我给夺走了！”
那个士兵板着脸，提心吊胆地看了他一眼。和另一个士兵使了个眼色，摸了摸枪上的扳机。另一个士兵照样摸了摸。在押送犯人回监狱的路上，这两个士兵简直不像是在步行，而好像是在腾云驾雾。因为他们全神贯注地监视着这名凶杀犯，竟没有觉得他们的脚是踩着地的，忘掉了时间，甚至忘掉了自己。
米什卡·茨冈诺克同扬松一样，在处决以前不得不再坐十七天的牢。这十七天，对他来说，快得就像一天，一晃就过去了。这是因为他脑子里一直不停地在想着怎么越狱潜逃，怎么死里求生，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时间飞逝而去。茨冈诺克本性好动，一刻也不肯安定，现在却被禁锢在牢笼的墙壁、栅栏和什么也看不见的铁窗里边；这使得他的怒火无处发泄，只好往肚子里咽，使得他的思想好像煤块放在柴火上那样，熊熊燃烧着。他像喝醉了酒，许许多多鲜明的而又凌乱的想法搅混着，汇成一股无法抑止的旋风，在他眼前掠过，飞向同一个目标——越狱，逃生，活命！有时候，茨冈诺克一连好几个小时像一匹马那样伸长脖子，张大鼻孔地嗅，他觉得，空气里弥漫着大麻的气味、失火时浓烟的气味，以及五色的、刺鼻的焦煳味。有时候，他又像个陀螺，不停地在牢房里打转，不时用手指头迅速地抚摸和敲击墙壁，用目光打量着天花板和铁栅栏，想把它们捅穿、锯断。那个从监视孔里监视他行动的士兵，被他这种没有一刻安定的行状闹得生起无名火气，不得不好几次恫吓他说要开枪打死他；茨冈诺克毫不示弱，出言不逊地反唇相讥；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得不可收拾，只是因为这种争吵很快就演变成了庄稼汉之间常见的那种虽然满口秽语却并不伤人的谩骂，而这样对骂几句就要开枪打死人，未免过于小题大做，过于荒谬了。
夜里，茨冈诺克睡得很死，身子几乎都不动一动；但这是一种饱含活力的静止状态，就像暂时不用的一根弹簧。但只要一起身，他就东转西晃，摸这敲那，没完没了地动着脑筋。他的手总是又干又热，但他的心有时却会突然发冷，仿佛有人把一块坚冰塞进了他的胸口，使他浑身上下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停地打着战。本来皮肤就黑的茨冈诺克，这时就更黑了，还隐隐地闪出生铁的那种青灰色。而且他养成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习惯：仿佛是吃了过多甜得发腻的东西，不停地舔着嘴唇，吱吱地咂着嘴，把唾沫从牙齿缝里啐到地上。他没有一句话是说完的，这是因为他的想法，一个紧接着一个，实在跑得太快，舌头都跟不上了。
有一次，是在大白天，监狱长由一名士兵陪着，来到他的囚室，见到满地都是唾沫，就板起面孔训斥他说：
“瞧你多脏！”
茨冈诺克立刻反唇相讥：
“瞧你这头肥猪，把整个地球都弄脏了，我可一句也没有骂过你。你钻到这儿来干吗？”
监狱长依旧板着面孔，提出要让他当刽子手。茨冈诺克听了，咧开嘴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乱套啦？太妙了！你们去判绞刑吧，哈——哈！有脖子，有绳索，可就是没有人给你们去绞。我的天哪，太妙了！”
“干了这一行，你就可以活命了。”
“哼，那还用说，我总不能死了以后再去替你绞死人啊。亏你说得出，真是一头蠢驴！”
“你到底怎么着？对你来说干什么还不都一样。”
“你们这儿绞死人怎么个绞法？八成是冷冷清清、悄悄地绞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