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信他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么究竟哪儿是我的归属呢？他困惑地问自己。队伍还在等待他的下一道命令。那么哪儿才是我的归属呢？不归属于小酒馆的那些工人当中！或许，斯波尔耶才是我的归属？回归故里？我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犁耙而不是剑吗？少尉仍然让他的队伍僵硬地站着！

“稍息！”他终于下命令了，“枪放下！全排解散！”

队伍又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士兵们躺在步枪架后面，农妇的歌声从远处的田野传来，士兵们又和她们对起歌来。

宪兵队从城里开来了。地方专员霍拉克带来了三个加强排的卫兵。特罗塔少尉认识他。他的舞跳得很好，是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生性风流却又老实巴交。虽然他的父亲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常常提到他曾经当过邮递员的父亲。今天按照值勤条例规定，他穿上了带有紫色翻边的深绿色制服，佩带宝剑。他那短短的小胡子像麦浪一样闪着金灿灿的光。老远就能嗅到他那肥胖、红润的面颊上飘来的脂粉香味。他仿佛在过礼拜天或看阅兵表演一般快活、兴奋。

他对特罗塔少尉说：“我的任务是立刻解散这里的聚会，剩下的就是您的事，少尉先生！”

他命令他的宪兵占领工厂前面那个荒凉的场地。据情报说工人们要在那里集合。

特罗塔少尉说了声：“是！”便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他等着。他多么想再喝一杯“180度”啊，可他不能再进那家小酒馆了。他看见中士、下士以及一等兵纷纷钻进了小酒馆，然后又看着他们回来。他舒展四肢躺在路边的草地上等候着。

快到正午了，太阳升得老高。远处田野农妇的歌声已经停歇。从维也纳回来后，特罗塔少尉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从逝去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唯一想到的只是那个女人。现在她大概已经在南方，她丢下了他，不，是背弃了他。此刻，他在边防驻地，躺在路边上等候着—不是向敌人进攻，而是去对付那些游行示威的工人。

他们来了，是从小酒馆那个方向走来的。首先传来的是激昂的歌声。这首歌不仅少尉从未听过，这个边境地区其他的人也从未听过。这是《国际歌》，是用三种语言演唱的。地方专员霍拉克因为职务上的关系熟悉这首歌。特罗塔少尉则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似乎觉得，他曾在小酒馆感觉到的那种沉默现在转化成了这首歌的旋律。风流的地方专员既庄严又兴奋，他从一个宪兵身边走到另一个宪兵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特罗塔再一次发出了“集合”的命令。密集的示威人群像飘落在地上的乌云从两列横队的步兵旁边走过去。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他想起了那个五彩缤纷的基督教圣体节庆祝游行。刹那间他好似觉得这股反叛者的乌云正向皇帝的游行队伍席卷而去。一股崇高的力量从他身体喷涌而出，驱使他去观看那些景象。他好像看见两个时代，犹如两块巨大的岩石在对撞，而他，少尉本人正夹在这两块巨石之间，被撞得粉碎。

士兵们把枪放到肩上。他们对面，一些看不见的手把一个男人举了起来。他的头和上半个身子正露在黑压压的一群人的头顶上。这群密密层层的人正在不停地向前移动着。过一会儿，这个被举起的身躯差不多成了那群人的中心。他的手高举着，嘴里发出一种听不懂的声音。人群在高声叫喊。

地方专员霍拉克站在少尉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他猛地将笔记本一合，迎着人群向马路对面走去。他走得很慢，夹在两个引人注目的宪兵中间。

“我以法律的名义！”他叫喊道。

他那响亮的声音掩盖了那个演讲者的声音。集会被命令解散。

短暂的沉默过后，是异口同声的叫喊。一张张面孔旁边还出现了一双双男人的白色的拳头。每一张面孔都夹在两个拳头之间。宪兵们手挽着手，像根链条似的紧紧连接在一起。示威人群马上连成一个半圆形队伍，他们边跑边喊地向宪兵们冲过来。

“上刺刀！”特罗塔命令道。

他抽出指挥刀。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耀，不愿意看见指挥刀闪烁的残酷反光投射到马路那边示威者集聚的地方。宪兵们的头盔和刺刀突然淹没在示威的人群中。

“面向工厂！”特罗塔命令道，“全排出发！”

狙击手们开始向前进。顿时，一个个黑乎乎的铁家伙、一根根褐色的木条和块块白色石头朝他们飞过来，发出阵阵呼啸声、嗡嗡声、呼呼声和喘息声。

霍拉克像个黄鼠狼似的跑过来，悄悄地对少尉说：“下令开枪，少尉先生，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下令开枪啊！”

“停止前进！”特罗塔命令道，“打！”

按照少校楚克劳尔的指示，狙击兵们对空打了第一枪，顿时一片寂静。这时可以听见夏日午后祥和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和煦的阳光，它融合在被士兵和示威人群扬起的尘土之中，融合在子弹打出去后随风飘散的淡淡的火药味之中。突然一个女人响亮的嚎叫声划破了这短暂的平静。示威人群中有些人显然以为这个女人是被子弹击中了，于是他们又随便抓起一个东西就往狙击兵身上砸去。先是几个人动手，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第一排的狙击兵有几个已经倒下去了。特罗塔少尉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右手握着指挥刀，左手正向放手枪的口袋摸去。

耳边响起的是霍拉克的悄悄的说话声：“开枪！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下令开枪吧！”片刻之间，足有数百个奇奇怪怪而又毫不相干的念头和设想在他脑海里滚动着。有时一下子涌来好几种想法，杂乱无章的声音在他的心头轰响着，一会儿命令他要有同情心；一会儿又叫他不要心软；一会儿提醒他说，他祖父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一会儿又恐吓他说，他已经死到临头了，同时又暗示他只有自己牺牲才可能是这场战斗最理想的结局。他举起了手，他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从他嘴里连续地发出“打”的命令。他还能看到这一回枪头是对准示威人群的。一秒钟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一部分示威者看起来好像要逃跑，或者说只是假装要逃跑，实际上只是拐了个弯，跑到狙击手的背后，特罗塔的队伍也因此而处于示威者的前后夹击之中。

射手们打出第二批子弹时，石头和有钉子的木板条直往他们的后背上和后脖子上扔过来。有个什么东西也正好砸在特罗塔少尉的头上，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接着，示威者还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他身上扔。士兵们失去了指挥，只好拿着枪朝示威者乱扫，迫使他们逃跑。整个战斗持续不到三分钟，当士兵们按照上士的命令集合成两列横队时，公路上的尘土中躺着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工人。医院的救护车过了好长时间才到达。

特罗塔少尉被送进了小小的驻军医院。医生诊断他为颅骨骨折和左锁骨骨折，还有患上脑膜炎的风险。这个显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赐给了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次锁骨骨折—再说，活着的人（也许皇帝是例外），谁也不知道，特罗塔家族的兴起正是归功于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一次锁骨骨折。

三天以后，特罗塔少尉果然患了脑膜炎。要不是少尉在被送进驻军医院的那天苏醒过后急切地请求少校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那么部队肯定会通知地方官的。少尉昏迷不醒，足以令人担忧，但少校决定稍后再定。因此，直到两个星期以后地方官才得知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暴乱事件和儿子在这次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他最先是从反对派政治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反对派认为军队，认为狙击营，尤其是下令开枪的那位特罗塔少尉必须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负责。特罗塔少尉确实面临受审查的危险。那是由军事当局进行的一种安抚反对派政治家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为被告恢复名誉找理由，甚至有可能受到某种嘉奖。话虽这么说，地方官还是无法心安。他给儿子发了两个电报，又给少校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少尉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给父亲写了简单的报告，再说，他并不担心他的健康。

他思忖着，又有尸体躺在他的路上。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军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去见父亲，也不能对父亲讲，上帝一定知道，他该有多想念他的父亲。他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想回到父亲身边，但他也清楚父亲那里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从军也不再是他的职业。虽然将他送进医院的事让他感到恐惧，但他还是那样庆幸自己的状况，因为生病在床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用立即将决定转化为行动。他安然地置身于令人不快的消毒水气味之中，置身于光秃秃的白墙和病床之间，忍受着疼痛让人给他换绷带，接受护理人员严厉而又慈母般的照料，接受伙伴们不厌其烦的来访。他还读了几本父亲从前送给他的业余读物—从军校毕业后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些书—现在每读一行他就会想起他的父亲，想起那些静谧的夏日礼拜天的上午，想起亚克斯，想起乐队指挥内希瓦尔，想起《拉德茨基进行曲》。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来看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话。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最后唉声叹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期票，请特罗塔签字。特罗塔签了，是一千五百克朗。卡普图拉克一定要特罗塔担保。瓦格纳上尉立马高兴起来。他详细地讲到他打算买一匹划算的赛马，让它参加巴登举行的赛马比赛。他还讲了一些趣闻逸事，便急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主治医生脸色苍白，黯然神伤地站在特罗塔的床边说：瓦格纳上尉死了。他是在边界的森林里用枪自尽的。他给伙伴们留下了一封遗书，并给特罗塔少尉留下了衷心的问候。

少尉没有去想那张期票和他签字的后果。他发烧了，他梦见那些死者在喊他，对他说，现在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亚克斯老人、马克斯·德曼特军医、瓦格纳上尉和那些被打死的素不相识的工人站成了一排，齐声呼喊他。在他和这些死者之间放着一张废弃的轮盘赌台。谁也没有去动赌台上的那粒弹珠，它却在不停地滚动。

他的高烧持续了两个星期。军事当局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推迟对特罗塔的调查，并向有关的政治部门提出，军队同样是可悲的牺牲者：边境上的政府当局要为此承担责任，必须及时加强宪兵队伍建设。一时间，一大堆关于特罗塔少尉事件的案卷相继出现。案卷很长，每个部门的有关单位还在上面喷洒墨水，像浇灌花卉似的，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最后，整个案卷被呈送给了皇帝的军人内阁。有个特别细心的高级会审官发现，这位少尉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这位英雄虽然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他和最高统帅无疑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少尉一定会受到高层的关注，所以说，最好还是等一等，不要急于审查他。

皇帝刚刚从巴德伊舍回来，但他不得不在一大早七点钟就开始研究这个叫卡尔·约瑟夫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问题。皇帝已经老了，尽管在巴德伊舍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起索尔费里诺战役。他离开了写字台，以老人的步态在简陋的书房踱步，连老侍从都感到惊讶，他不安地敲了门。

“进来！”皇帝说。

他看到进来的是老侍从，便问：“蒙诺沃什么时候到？”

“八点，陛下！”

到八点还有半个小时。皇帝再也忍受不了。为什么偏偏是特罗塔这个姓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为什么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呢？他真的已经老了吗？从巴德伊舍回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到底多大年纪了，因为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必须用今年减去出生年月。每个年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的，而他的生日却偏偏是八月十八日：是的，假如每个年头都是以八月开头的话，那该多好啊！比方说，假如他出生于一月十八日，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现在，他确实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八十二岁，还是八十三岁，到底是八十三岁还是已经到了八十四岁！他又不想去问别人，他是皇帝啊！大家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多一岁或少一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算是年轻一岁，也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特罗塔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皇室审计官肯定知道，但他八点钟才会来！哎，说不定，这个老侍从也知道呢。

皇帝停住了急促的短步询问老侍从：“您说说，您知道特罗塔这个姓吗？”

皇帝本来想和平常一样用“你”称呼老侍从，但是这次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十分尊重了解历史事件的人，所以就改用更尊敬的称呼“您”。

“特罗塔！”皇帝的侍从说，“特罗塔！”

他，这位侍从，也老了，他恍惚地想起了一个读本上写的那篇题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文章。突然，这个回忆犹如一轮太阳照在他的脸庞上，使他的脸庞放出耀眼的光彩。

“特罗塔！”他喊道，“特罗塔！他救过陛下的命啊！”

皇帝走到写字台前。清晨，美泉宫内鸟雀的欢叫从书房敞开的窗户飞进来。皇帝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他听见了吧嗒、吧嗒的枪声，他感到有子弹擦过了他的肩膀，有人冲过来按住了他的双肩，他倒在了地上。突然间，他觉得特罗塔的姓氏很耳熟，就和索尔费里诺这个名字一样熟。

“对了，对了！”皇帝一边说，一边挥手，并在特罗塔的案卷边上写道：“妥善处理！”

随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鸟儿在欢呼；老人朝它们笑笑，仿佛看见了这些鸟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