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级教育部门意见，编写这类读物的宗旨是以一种适应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特点的方式宣传奥地利皇朝帝国军人的光辉战斗事迹和崇高的爱国精神。鉴于该篇读物并没有捏造故事、篡改事实，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调空喊爱国主义口号，这完全符合成长中的儿童的心理、想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本着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理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撤回此项申诉。

这封复函是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笔签名的。上校亲手把它转交给了特罗塔上尉，还以父辈的口吻对他说：“到此为止吧！”

特罗塔接过复函，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表达了觐见皇帝的请求。三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他被引入宫殿，站在最高统帅面前。

“亲爱的特罗塔，听着！”皇帝说，“这件事的确有些糟糕，不过，它对于我们俩毫发无损！别再去管它了！”

“陛下，”特罗塔回答说，“那是个谎言！”

“每个人都会说谎。”皇帝证实道。

“我不会，陛下！”上尉终究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帝踱着步走到特罗塔跟前，最高君主并不比他高，两人四目相对。

“我的大臣们，”弗兰茨·约瑟夫开口道，“当然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我得依靠他们。你能理解吗，亲爱的特罗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看着吧，我们会有所行动的！”

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还活着，但特罗塔并没有去拉克森堡看望父亲。他返回驻地，请求退伍。

退伍时他获得了少校军衔。他迁往波希米亚，住在岳父的一座小庄园内，但仍然享受着皇帝的恩宠。过了几个星期，他得到通知说，皇帝从自己的银库中拨出五千古尔盾d赏赐给救命恩人的儿子，作为他日后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此外，皇帝还晋封特罗塔为男爵e。

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将皇帝的恩惠视同侮辱，他心里因此闷闷不乐。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他没有出征，战争的失败让他怒火中烧。渐渐地，他食不甘味，睡不香甜，视力减退，步履缓慢，沉默寡言。虽说还正当年，但看上去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他对皇帝、对真理、对美德、对正义的天真幻想已经破灭，忍耐和沉默将伴他度过余生。他似乎已经明白，是谎言、狡黠和奸诈在维持着世界的秩序、法令的威严和皇帝的荣光。

按照皇帝偶尔表达的意愿，第十五篇读物从帝国的教科书中删除了。从此，特罗塔的名字只能在其曾服役过的部队的秘密史册中才能找到。特罗塔的少校军衔也只是空有其名，如同某些隐蔽的事物向活生生的光亮世界投去的阴影，稍纵即逝。

特罗塔男爵在岳父的庄园干着和他的父亲在拉克森堡公园一样的活儿，手执浇水壶和园艺剪刀，修剪树篱和草坪。春天来了，他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他修剪树枝，收拾工具，更换门锁，打造马鞍，翻松土壤；他成天待在森林里，捕获一些小动物，和护林员一起在林子里过夜；他管理家禽、肥料、庄稼、水果、藤蔓花、仆人和马车夫；外出采购时小心翼翼，用尖尖的手指从皱巴巴的皮口袋取出钱来，付完钱之后又将它藏回腰间。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斯洛文尼亚农夫。

有时候他也会像过去那样大动肝火，愤怒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暴风雨正在摧残着一棵灌木苗似的。他一发火就会去狠揍仆人，鞭打马背，脚踹自己亲手修过的房门，并扬言要赶尽杀绝庄园的雇工。吃午饭时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餐桌上的盘子，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分房住。儿子也只有在进餐时才能见到父亲。儿子每年会两次将学习成绩单呈给他看，从未听到过他任何赞扬或责备的话。他的岳父靠养老金生活，喜欢与女人调情，因为害怕女婿干涉，通常接连几个星期待在城里不回庄园。

他——特罗塔男爵——如今是一个又矮小又苍老的斯洛文尼亚农夫。他还像过去一样每周给父亲写两次信，而且总是在深夜写。借着微弱的烛光，摊开一张淡黄色的十六开信纸，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的地方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但他很少收到回信。

每每想起可怜的老卫队长住的是简陋房屋，抽的是低劣烟叶，喝的是自个儿酿制的拉卡亚酒，男爵心里阵阵绞痛，不禁产生一种冲动，想立即去看望父亲。可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这种节俭的美德大概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乃至他的曾祖父那儿一直传承下来的。

比起当年，他现在与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那位残疾军人父亲更为相像了。想想多年以前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厨房里和父亲喝着拉卡亚酒的情形，那时的他满身披着新贵族的戎装显得多么光彩闪耀，如今看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他从未和妻子谈起过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斯洛文尼亚卫队长这个身份会使一个出身于古老王朝的官宦家庭的千金感到十分难堪。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不邀请父亲来家里做客。

有一次，那是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男爵迈着沉重的步子，越过板结的硬土块，往农庄管理员那儿去。途中，遇到一个庄园雇工，递给他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寄来的一封信。那位残疾军人去世了，他平静地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没有过多的言语，男爵只是简单地吩咐道：“去叫男爵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我今晚就去维也纳！”

说完他继续向前走，进了管理员家里，问了问播种问题，讨论了一下天气，并吩咐他再添置三个犁耙，叫他下周一请兽医来一下，还叫他今天就去给要临盆的女佣请个接生婆。

临走时他说：“我父亲走了，我要去维也纳三天！”说完，漫不经心地伸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他的行李箱已准备好，马车也已备好，到火车站大约要一个小时。他匆匆地喝了点汤，吃了点肉，然后对妻子说：“我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你从未见过他！”

这是讣告吗？这是哀悼吗？

“你跟我一起去！”他对生性胆小的儿子说。

妻子站起身开始收拾儿子的行装。当她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时，特罗塔又对儿子说：“你就要见到你的祖父了。”

儿子垂下眼睑，身子瑟瑟发抖。

他们抵达时，卫队长的遗体已经入殓。他躺在那里，身旁点着八根三尺长的蜡烛，两个残疾退役军人在为他守灵。老人身穿藏蓝色制服，胸前戴着三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安详地躺在灵柩里。灵柩就停放在他的起居室里。室内有一扇窗户，挂着窗帘，一个修女就在离窗户不远的角落为死者做祷告。特罗塔进屋时，两位守灵的残疾退役军人立刻将身子挺直。他身穿少校制服，胸前戴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他双膝跪下，儿子也跟着在死者的脚前跪下，迎面看到的是穿在死者脚上的一双厚底高筒皮靴。有生以来特罗塔男爵第一次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那双小眼睛是干枯的，没滴下一滴眼泪。他咕噜咕噜地叫了两三声父亲，态度既虔诚又迷茫，他站起来向死者俯下身去，在那浓密的胡须上作了最后的吻别。他对儿子说：“你过来！”

“你看到他了吗？”到了外面他问儿子。

“看到了。”儿子回答道。

“他只当过卫队长，”父亲对儿子说，“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男爵的封号。”

儿子沉默不语。

这位残疾退役军人被葬在拉克森堡一个小小的军人公墓里。六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退役老兵抬着棺材从教堂向墓地走去。全身戎装的特罗塔少校一直将手搭在儿子肩上。儿子不停地抽泣着。每当军乐队吹奏的哀乐稍微停顿时，就可以听到牧师们那悲哀而单调的唱经声。空中缭绕的薄雾使这个男孩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一支小分队向墓地上空鸣枪，枪声在空中久久回响，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鸣枪是在向死者的灵魂致以士兵式的敬礼，祈祷亡灵能永远地离开尘世，上升到天堂。

父子俩乘火车回家。途中男爵一直一言不发。下了火车，在车站院子里等马车来接他们时，他才跟儿子说了声：“不要忘记他，你的祖父！”

男爵又像往常一样埋头于日常工作。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卫队长并不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位亲人。接下来他先送走了岳父，再后来又埋葬了妻子。妻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撒手人寰。他随后把儿子送进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并一再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当兵。

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庄园一栋宽敞的白房子里，屋里到处弥漫着逝者的气息。他只能和护林员、管理员、仆人和马车夫说说话。虽然很少发脾气，但他那粗壮的拳头仍然很有震慑力，可怕的沉默犹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每个月儿子都会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两封信，他一个月只给儿子回一次信，只有寥寥几笔，而且就写在从儿子来信的便笺上裁下来的空白小纸条上。

八月十八是帝国庆祝皇帝诞辰的日子，每年他都会穿上军服、骑上马，到邻近的驻军地转转。

儿子每年会在暑假和圣诞假期回来看望他。每个圣诞平安夜，儿子都可以得到三个硬邦邦的古尔盾银币，但必须写收据，而且还不能把银币带走。当天晚上老人就会把这些银币放进一个木箱子里，并将儿子的学习成绩单放在银币旁边。儿子天资不高，但很勤奋，因此成绩也还过得去。他从没给儿子买过任何玩具，也从没给过一丁点儿零花钱、买过一本课外读物。儿子性格冷静沉着，为人善良正直。

特罗塔男爵心思单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点完成学业。在儿子十八岁那年的圣诞夜，父亲对他说：“今年不再给你三个古尔盾银币了，你可以开收据拿走箱子里的九个古尔盾银币。和女人交往要小心，她们大多是祸水！”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决定让你当一名法官，你还得学习两年。不要急于去部队服役，可以向后推迟一些，等你毕业以后再说。”

儿子按照父亲的意愿，顺从地取走了九个古尔盾银币。在和为数不多的女人交往时他十分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暑假回家时，还剩下六个古尔盾银币。他请求父亲允许他邀请一个朋友来做客。

“好啊！”少校有些吃惊地说。

那个朋友来了，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却拖着一个大画匣子。这让主人感到很不乐意。

“他是画画的？”老人问道。

“是的，画得棒极了。”儿子弗兰茨回答道。

“叫他别在房间里乱涂，带他到外面画风景。”

客人到了外面，但并没有画风景。他在凭记忆替特罗塔男爵画肖像。他每天在餐桌上努力记下主人的面部轮廓和表情。

一天，男爵问客人：“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两个年轻人羞红了脸，眼睛看着台布。不管怎样，肖像还是画成了，配上镜框，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老人。他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把肖像翻过来，似乎要找出一些正面画像未曾画出的细节。他又把它举到窗前，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望着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他说：

“我该把它挂哪儿呢？”

多少年了，他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如果你朋友缺钱，你可以借给他。”他低声对弗兰茨说，“你要好好和他相处！”

这幅肖像是老特罗塔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肖像，后来挂在儿子的书房里，作为给特罗塔家族后人的一个念想……

自此以后，老人时常盯着这幅画像看。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时而把它挂在这面墙上，时而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他仔细地端详着画像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苍白的两片薄唇，在两只乌黑的小眼睛下方，像山丘一样耸立的瘦削的面颊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盖着像鬃毛一样坚硬如刺的短发。他觉得直到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有时，他默默地和自己的面容交谈，这触发了难以名状的思绪和回忆。一丝捉摸不定的乡愁涌上心头。他多么需要这幅画像。有了它，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早地衰老，才体会到那无边的孤独。衰老和孤独从画布上无情地向他涌来。难道自己一直是这样吗？他默默地问自己：一直是这样吗？

他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走到公墓地去，走到妻子墓前，仔细地瞧着灰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十字架，看看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屈指算算，悲凉地发现妻子死得太早。他承认怎么也记不清她了，比如说，她的两只手长什么样，他已经忘了。他突然想起有一种药酒，妻子喝了好多年。她的面容呢？他闭上眼睛似乎还能想起来，但很快又消失，脑海中只剩下一团圆圆的、粉红色的模糊影像。

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宅子里还是在庄园里，他变得性情温和。他时而去摸摸马，时而对着母鸡笑笑。他不仅学会了喝白酒，而且还经常喝。一天，他提前好几天就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人们开始笑着和他打招呼，而他也回以微笑。暑假到了，儿子带了朋友回来，他和他们一起进城，下馆子，喝几口斯利洛维茨酒，还给年轻人点了很多菜。

儿子当上了法官，经常回家到庄园里到处转转。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想放弃法律仕途回家帮忙管理庄园。

少校说：“太晚了！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农夫和庄园主！你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官，绝不会是别的！”

一切已成定局。儿子选择了从政，做了奥地利西里西亚行政区的一个专员。尽管法定的课本里已经看不到特罗塔这个名字，但它并没有从上级政治机关的秘密文件中消失，还有皇帝恩赐的五千古尔盾银币也记录在册。它保证了年轻的特罗塔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就在他晋升为地方官两年前，特罗塔少校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意外的遗嘱。鉴于他深信——他这样写道——他的儿子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主，所以他希望特罗塔家族的人能成为有地位、有荣耀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宠，并希望他的后代能比他——立遗嘱者——生活得更幸福。为此，他决定将岳父大人几年前遗赠给他的庄园包括其所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赠给残疾军人基金会，以纪念他已故的父亲。与此同时，他希望残疾军人基金会能将他埋葬在父亲的墓旁。他——遗产赠与者——请求残疾军人基金会本着节俭的原则对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对于现有的款项——在维也纳威福鲁西银行存的一万五千弗罗林金币f及其利息，还有放在家里的所有的金币、银币和铜币以及儿子已故母亲留下的戒指、手表和项链，全部归他的独子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所有。

一支维也纳军乐队，一个步兵连，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骑兵团的一名代表，特罗塔生前所在的匈牙利南部驻军的几名军官代表，所有还能行走的残疾退役军人，两名宫廷内阁官员，军政部的一名军官和一名捧着缀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的黑软垫的下士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消瘦的儿子弗兰茨身穿黑色孝服，走在最前面。军乐队奏响了与先前祖父葬礼上同样的进行曲。不过，发射的礼炮更加猛烈，声音更响，回音更长。

儿子没有哭，其他人也没有哭。墓地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没有任何的悼词。少校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真理之骑士——就这样长眠在宪兵卫队长的身旁。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朴素的军人墓碑，墓碑上用细细的、长长的黑色字体刻上了他的姓名、军衔和他曾服役过的部队名，还铭刻了该部队引以为豪的称号：“索尔费里诺英雄。”

除了这块墓碑、一个消失的荣誉和那张肖像外，死者什么也没留下。就是说，一个农民曾在春天走遍这片土地，到了夏天，他亲手播种的一大片茂盛的麦浪抹去了他的足迹。就在这个星期，皇朝帝国的地方官——弗兰茨·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收到了皇帝陛下发来的吊唁函，其中两处提到了已故者的“不能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