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你是想挖苦我，但巅峰这种词在演化的语境中毫无意义。请记住，演化不涉及价值判断。重点不在于谁最优秀，而在于谁生存了下来。我猜你来是为了谈你母亲？”
“对。”
“她最近在哪儿？”
“挪威。”
佩里温克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消化这个事实。
“哇。”他最后说。
“挪威北部，”萨缪尔说，“全世界最顶上的地方。”
“我没话说了，算是我的破天荒第一次。”
“她要你告诉我真相。”
“哪件事的？”
“所有的。”
“我表示深切的怀疑。”
“关于你和她。”
“母亲的有些事情，怎么说呢？孩子是有权不知道的，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我深切怀疑的是，她想让你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的原话，‘所有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对，但她确实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有些事情——”
“你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你们是情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有些细节，有些和性爱相关的事情——”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求你了。”
“有些，怎么说呢？低俗的细节，希望你能原谅我略过不提，你我肯定都同意我们应该避免彼此的尴尬。”
“你和我母亲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在芝加哥。对不对？”
“对。”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老掉牙的故事。”
“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新生，我是反文化英雄。当时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塞巴斯蒂安。很性感，对吧？比盖伊强多了。一个反文化英雄可不能叫盖伊。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总而言之，你母亲算是迷上了我。事情就发生了呗。而我，是啊，我也爱上了她。她很酷。甜美，聪明，有激情，完全没兴趣吸引别人的注意，在我当时的社交圈里实在太稀奇了，因为我那些朋友连穿衣打扮都带着快看我的潜台词。费伊从来不感兴趣，让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我出版一份名叫《芝加哥自由之声》的报纸。所有的狂热年轻人都读它。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就像是1960年代末的互联网流行热点。”
“会被这种事情吸引，听起来不像我母亲。”
“那份报纸非常有影响力。说真的。每一期都能在芝加哥历史博物馆读到。你必须戴上白手套才能摸原件。也可以用缩微胶片机查阅，全都存档和胶片化了。”
“我母亲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为什么会参与抗议活动呢？”
“她也不想的。怎么说呢，她更像是被别人一把推进去的。你知道缩微胶片是什么吧？还是说你太年轻，不知道那是什么？小小的黑白胶卷，插进一台往外吹热风的机器，每次翻页就会发出铿啷一声。非常模拟时代。”
“她被人一把推了进去，是因为你吗？”
“我、艾丽丝还有那个牵扯进来的警察。那家伙有严重的嫉妒心理。”
“布朗法官。”
“对。再次遇到他真是出人意料。1968年他是警察，我认为他非常想杀死你母亲。”
“因为他认为她和艾丽丝有私情，而艾丽丝是他爱的那个人。”
“正确！连主动和被动的关系都说得完全正确。恭喜恭喜。你继续说。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给我说说1988年。那是二十年以后，你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你父亲和你。她去了哪儿？告诉我。”
“不知道。她去芝加哥生活了？她那套小公寓？”
“再仔细想一想，”佩里温克尔说，他在座位上俯身向前，双手互握，搁在办公桌上，“前一秒你母亲在大学里，抗议活动那搏动的心脏里，下一秒她嫁给了你父亲，一个冷冻食品销售员，过上了安稳的城郊生活。她经历了那么多的刺激、禁药和性爱——具体细节我就不展开说了——你想象一下她会有什么感觉。她没有选择的道路，她本可以过上的生活，在这些东西开始吞噬她的内心之前，她能乖乖地当多久的家庭主妇？”
“她来找你了？”
“她来找我了，盖伊·佩里温克尔，反文化英雄。”他摊开双臂，像是在等待拥抱。
“她为了你而抛弃我父亲？”
“你母亲这种人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待不安稳。事实上，她抛弃你父亲并不是为了我。她抛弃你父亲是因为逃跑就是她的本性。”
“所以她也抛弃了你。”
“也没那么夸张，但确实如此。她倒是吼了几嗓子，表达了一些厌恶。她说我放弃了我的原则。但那是1980年代。那会儿我在挣钱，所有人都在挣钱。她想要书本和诗歌的生活，但那并不是我的，怎么说呢，职业路线？她想再一次活得像个激进分子，因为上次她搞砸了。我说，你也该长大了。她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我需要坐下了。”
“坐我的椅子。”佩里温克尔站起来，走到窗口向外看。
萨缪尔坐下，揉着太阳穴，此刻的感觉像是偏头痛或宿醉或脑震荡。
“底下的鼓声像是即兴和混乱的，”佩里温克尔说，“但实际上在循环。你需要等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就能听见它在重复了。”
萨缪尔对这些新信息的感觉暂时只有麻木。他估计很快就会体验到一些剧烈的情绪。但此时此刻，他只能想象母亲一点一滴积蓄勇气逃往纽约，但到了纽约后没多久幻想就破灭了。他想象母亲这么做，为她感觉悲哀。他们母子确实很像。
“所以我那本丰厚的书约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巧合。”
“你母亲在网上挖掘了一下，”佩里温克尔说，“发现你是个作家，或者说想当作家。她打电话给我，请我帮忙。我觉得我至少欠她这个人情。”
“上帝啊。”
“戳破了你的肥皂泡，对吧？”
“我还以为我是靠自己出名的呢。”
“只有连环杀手才真靠自己出名。其他人都需要我这种人。”
“举例来说，派克州长。他需要你这种人。”
“话题就回到了现在。”
“我看见你在电视上为他辩护。”
“我在他的竞选团队里。我是顾问。”
“难道不构成利益冲突吗？一方面为他的竞选团队做事，另一方面又出版写他的书？”
“你似乎搞错了你在这儿扮演的角色，你不是记者。你说那是利益冲突，我说那是协同增效。”
“所以我母亲袭击州长的那天，你也在芝加哥，对不对？你和他在一起。在他的筹款活动上。他的搂钱大会。”
“他富有乡土气息的可爱称呼，是的，我在。”
“你来了芝加哥，”萨缪尔说，“顺便约我见面。在机场，告诉我你们要起诉我。”
“因为你没能写出那本书。因为你搞砸了我们给你的书约。这个合同你本来没资格拿到的，现在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既然咱们正在摊牌。”
“你告诉了我母亲，你约了我见面，公司要起诉我。”
“你当然可以想象，她非常恼火，因为她又一次扰乱了你的生活。她求我在和你见面前先和她谈一谈，大概是想说服我放弃吧。我说行啊，咱们公园见。她说咱们在老地方见，就是多年前警察朝我们发射催泪弹的那个地方。你母亲有时候真是个怀旧的笨蛋。”
“结果你和派克州长一起出现了。”
“一点不错。”
“她肯定打心底里厌恶你，因为你居然在为这种人效力。”
“唔，咱们看一看啊。她抛弃自己的婚姻，追寻某种模糊的自由主义反建制理想。而派克呢？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拥护建制的威权主义候选人了。所以她不高兴是可想而知的。她对他有着自由主义死硬派的那种本能厌恶，拿他和希特勒之流相提并论，说他是法西斯分子。实际上她只是不明白我明白的事实。”
“什么事实？”
“派克的骨子里和其他想竞选总统的人没什么区别。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是同一种材料做成的。只是他的形状更像导弹而不是薯片。”
外面的鼓声放慢了一会儿，然后陡然停歇。寂静只持续了几秒钟，熟悉的砰啪—砰啪—砰啪—砰啪强劲节拍重新响起。佩里温克尔竖起一根手指。“鼓声又从头开始了。”他说。
“你希望这些事发生，”萨缪尔说，“你希望我母亲做出那种反应。”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激情犯罪，但我说我给了你母亲一个机会。”
“你下套害她。”
“就在那个瞬间，她有机会给你一个足以履行书约的故事，帮她自己摆脱扰乱你生活的宿命，让我的候选人当众挨那么一下，他实在太需要这样的曝光了。你赢我赢她赢他赢大家赢。你对我生气只是因为你没能看清全局。”
“我真是不敢相信。”
“还有，请你记住，我只是幕后策划者。捡起石头扔出去的是你母亲。”
“她瞄准的不是派克州长，而是你。”
“而我在他的队伍里，对。”
“新闻里的那张照片？1968年她在抗议现场靠着你的照片。你有一份拷贝。”
“一位大诗人送给我们的美好礼物。”
“你剪掉了你自己，然后交给媒体。照片是你泄露出去的，还有我母亲的被捕记录，那件事你也很清楚。”
“我在煽风点火。我做的就是这一行，而且向来很擅长。我应该说，你母亲用石块袭击我是一个敌意姿态。我相信，她一直很恨我。然而事后，我和她都同意，为了尽量利用好目前的局势，她应该对你守口如瓶。不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得选了，只能赞同我设计的路线图。说起来？”
他从写字台背后的架子上取出一本书交给萨缪尔。纯白色，封面用黑色印着：派克袭击者。
“清样，”佩里温克尔说，“我请代笔写好了。我需要你允许我把你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否则咱们就只能接着打官司了，结局对你来说恐怕会很不幸。你面前那张纸用非常令人困惑的律师语言写清楚了各种细节。请签上你的名字。”
“这本书对她只怕非常不友好吧？”
“会公开而彻底地毁灭她。我相信这很符合你的心愿。派克袭击者。朗朗上口，但又不沾沾自喜。我喜欢，但我更喜欢副标题。”
“是什么？”
“深度揭秘美国最著名的左翼激进分子，由被她抛弃的亲生儿子执笔。”
“我觉得我不能让你把我的名字印上去。”
“绝大多数非小说作品全靠副标题卖书。你大概不知道吧。”
“我做不到，我的良心承受不了。把我的名字印在这么一本书上，我觉得太不对劲了。”
“怎么？害怕会毁掉我为你创造的名声？”
“她真是美国最著名的左翼激进分子？”
“我们要把这本书当回忆录卖。这个门类允许一定的发挥。”
“怎么说呢，这本书在我看来，你要明白，纯属捏造。”
“签不签当然你说了算。但假如你不肯把你的名字印上去，那我们就会继续跟你打官司，你母亲会继续当她的逃犯。请记住，我没有逼着你做任何事情，只是给你指明了两条道路，假如你还没有彻底发疯，其中之一显然是明摆着的正确选择。”
“但这本书不真实。”
“对我们来说有任何意义吗？”
“我觉得它会让我夜里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拒绝出版凭空捏造的东西。”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假如你还没有注意到，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下，这个世界早就放弃了启蒙时代的理念，不再认为真相必须基于观察得到的资料。现实过于复杂和吓人。不，撇开不符合定见的全部资料，只相信符合定见的那一部分，这么做要容易得多。我相信我相信的事情，你相信你相信的事情，咱们求同存异就好。这是自由派的容忍态度糅合了黑暗时代的否定主义。如今就流行这个。”
“听起来太可怕了。”
“我们在政治上前所未有地狂热，宗教上前所未有地盲信，思想上前所未有地僵化，同时又前所未有地缺乏同情心。我们的世界观非黑即白而又坚不可破。我们完全忽视多样化和全球互通所隐含的问题。因此，没有人关心真假这种老掉牙的概念。”
“我必须好好想一想。”
“说真的，这会儿你最不该做的就是思考。”
“我会通知你的。”萨缪尔说，站起身。
“这会儿你最错误的选择就是盘算局势，努力思考孰对孰错。”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听我说，萨缪尔，说真的，听过来人说一句？理想主义是个可怕的重负。会污染你以后做的所有事情，会无时无刻不纠缠你，直到你无可避免地变成世界需要你成为的愤世嫉俗之人。你就放弃理想主义吧，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可后悔了。”
“谢谢。回头联系。”
<h2>
4</h2>
佩里温克尔那幢楼外，人行道上一片喧嚣。目前占领祖科蒂公园的那些人，他们的新关注点是警察威胁要履行市政府禁止占领公园的条例。警察站在公园边缘，望着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开会公开讨论遵从警察指挥的好处和坏处。因此，今天的气氛很紧张。另外还有打鼓的问题：人们在抱怨鼓声无休无止地持续到深夜，主要是居民，尤其是孩子要早早上床睡觉的那些人，还有附近的商户，他们愿意让抗议者使用卫生间，但假如鼓声不能立刻停下，他们恐怕就不会那么愿意了。打鼓圈在公园的一头，另一头是多媒体转播营地、发言台、图书库和管理委员会，假如鼓手是本我，那他们就是超我。有人这会儿正在讨论打鼓的问题，一个穿着貌似古着运动上衣的年轻人说了几个词，离他最近的一群人喊出这些词，旁边一片区域的人跟着喊，随后就像涟漪似的逐渐扩散，一声喊叫刚开始平息就立刻被放大和再次放大，仿佛逆时间传播的回声。这么做有其必要性，因为抗议者没有麦克风。市政府援引公害方面的法令，禁止在此使用音频放大设备，但他们至今还不逮捕鼓手的原因就只有天晓得了。
说话者正在说他完全支持鼓手，他认为抗议应该是个开放、兼容并蓄、欢迎一切人参加的活动，他明白不同的人表达政见有不同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对着“人民的麦克风”发出理性和民主的声音，有些人希望比起政治提案、论据文章和多步宣言（他想补充一句，这些都是这群人煞费苦心地通过多数一致方法慢而又慢地撰写出来的，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其中包括警方的不间断监控、媒体的详细审查和压过鼓声的交谈），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能够更加，怎么说呢？——抽象。但没关系，他们应该接受形形色色的多样性，感谢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参加抗议活动，不过他正要提交一个议案，代表占领公园的群众集体请求鼓手每晚到九点左右就停止打鼓，谢谢，因为大家必须睡觉，所有人都在崩溃边缘，不算彻夜不停的该死鼓声，光是在水泥地上的帐篷里睡觉就已经够艰难了。他将这份议案提交给管理委员会表决。许多只手立刻伸向天空，手指飞快旋转。没有人当场反对，动议即将通过，直到有人说，他们还没有听取鼓手的意见，我们必须听取鼓手的意见，因为即便我们不赞同鼓手的做法，但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依然重要，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样独断专行，引号把结论塞进别人的喉咙引号完。呻吟声在各个角落响起。然而，他们还是派遣使者去打鼓圈邀请代表来开会了。
萨缪尔冷静而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他觉得他和此处发生的一切远隔万里，他是那么孤独而绝望。这些人似乎有他们的使命感，他却彻底迷失了。你发现你的成年生活完全是个骗局该怎么办？他以为他靠自己拼搏而来的那些成就，包括出版的书、后续的书约和教职，仅仅是因为有人欠了他母亲一个人情。没有一样是他应得的。他是个骗子。被掏空，这就是身为骗子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空荡荡的，极度失望。为什么这些人还没有注意到他？他渴望人群中有谁能注意到此刻肯定印在他脸上的纠结表情，过来说：难以忍耐的剧痛似乎正在折磨你，我能如何帮助你吗？他只希望被看见，希望别人了解他的痛苦。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幼稚的愿望，就像给母亲看你的伤口以换取一个亲吻。成熟些吧，他对自己说。
“就警察的问题。”发言者改变了话题，他们在等待鼓手停止打鼓，过来和他们谈话。
“就警察的问题。”人群重复道。
萨缪尔转身离去，沿着自由街向北走了两个街区，来到贝萨妮那幢老公寓楼前。他站在楼下，抬头向上看。他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从上次到现在的七年间，这座建筑物似乎毫无变化。他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就属于这里，他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拒绝被周围发生的事情留下印记。上次在这里的时候，贝萨妮在卧室等他，等他来破坏她的婚姻。
即便到了现在，回想起这个瞬间，熟悉的苦涩、后悔和愤怒的情绪依然像洪水一般涌来。愤怒是因为自己，因为他做了毕晓普要他做的事情；愤怒是因为毕晓普，因为毕晓普要他这么做。萨缪尔无数次地重温这个瞬间，一再沉溺于幻想：他读完毕晓普的信，把它重重地拍在厨台上。他打开卧室门，看见贝萨妮坐在床沿上等他，床边点着三支蜡烛，只有这些小小的琥珀色火苗照亮了宽敞的房间，她的面容随着火光投下的影子舞动。在他的梦想中，他走向贝萨妮，拥抱她，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她离开可恶的彼得·艾奇逊，与萨缪尔坠入爱河，萨缪尔过去七年间的所有事情随之改变。就像时间旅行的电影里，主角回到现在，得到了以前生活中绝对不可能见到的美好结局。
萨缪尔小时候读“选择你自己的冒险”时，碰到非常艰难的选择就会插一个书签，要是故事的结果不够美好，他就回去换一条路尝试。
他非常希望人生也能这样。
见到烛光掩映下美丽的贝萨妮，他会在这个时刻夹上书签。下一次他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他不会像现实中那样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因为他当时觉得他有责任遵从毕晓普的意愿，因为毕晓普已经去世，需要得到尊重。直到很久以后，萨缪尔才意识到他尊重的不是毕晓普，而是损毁毕晓普的最严重的伤害。无论毕晓普和校长之间发生了什么，无论是什么情绪苦苦折磨小时候的毕晓普，它们都持续纠缠着他来到海外的战场上，因此催生出了那封信。它不是一份责任，而是赤裸裸的仇恨、自我厌恶和恐惧。遵从这种意愿，萨缪尔再一次辜负了毕晓普。
萨缪尔直到很久以后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始终有所感觉，感觉到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哪怕在他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哪怕在他走出自由街55号的时候，他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快回去，快回去。哪怕在他找到他的车，离开纽约驱车穿过中西部的黑夜时，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快回去，快回去。
一个月后，消息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婚礼版上：彼得·艾奇逊与贝萨妮·福尔结婚。金融天才和小提琴演奏家，艺术和金钱的完美结合。《时代》照单全收。两人结识于曼哈顿，新郎为新娘的父亲工作。两人即将在长岛举行婚礼，地点是新娘家一位朋友的私人住所。新郎专精于贵金属市场的风险管理。蜜月计划包括航海和列岛环游。新娘将保留娘家姓。
是的，他想返回那个夜晚，做出不同的选择。他想抹掉过去的这几个年头——如今他看清楚了，这是一段漫长、模糊、单调而愤怒的时间。要是有可能，他想再往回跳几年，再次见到毕晓普，帮助他。或者说服母亲不要出走，但那还不够早，不足以拾回他失去的东西，那是他因母亲的残忍干涉所牺牲的东西，是他开始尝试讨好她时埋葬的那一部分真我。假如他的本能没有不停朝他喊叫，说他母亲随时有可能离他而去，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可能摆脱那份重负吗？他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吗？
你行将崩溃时就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你忽然意识到你不但过着你从来都不想过的生活，而且觉得你过的生活在攻击和惩罚你。你开始搜肠刮肚寻找你一开始究竟在哪儿拐错了弯。是哪个时刻带着你走进迷宫？你不禁怀疑迷宫的入口会不会也是出口，假如你能够找到你搞砸的那个时刻，就可以来一个巨大的路线修正，从而拯救自己。因为这些，所以萨缪尔心想，假如他能再次见到贝萨妮，重新和她建立起某种关系，哪怕只是柏拉图式的友善关系，那么他就有可能修补某些重要的事物，他就有可能让自己走上正轨。这就是他此刻的精神状态，这样的逻辑对他来说合情合理，他认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头，揿下他人生的复位按钮，关闭整个操作系统——他逐渐明白他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焦土战术，此刻他站在贝萨妮的公寓楼前，手机嗡嗡震动，上司又发来一封邮件，他越读越觉得灵魂从深处开始颤抖：本人在此通知你，你的办公室电脑已被扣留，将作为反方证据提交给针对你的教师事务审查之用——他听见毕晓普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萨缪尔母亲离开的那天，毕晓普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可以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更好的人。此时此刻，萨缪尔无比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更好的人。他走进自由街55号。他对门卫说，请给贝萨妮·福尔带个话。他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说他在纽约，问她愿不愿意见一面？二十分钟后，他沿着百老汇漫无目的地向北走，经过苏豪区的古着店，舞曲和空调冷气从店里漏到了人行道上，这时他收到了贝萨妮的短信：你在纽约。惊喜！
她说她在彩排，很快就会结束，他愿不愿意共进午餐？她建议在摩根图书馆见面。曼哈顿中城，离她很近。图书馆里有一家餐厅。她想给他看一样东西。
就这样，他来到了麦迪逊大道一幢富丽堂皇的石砌大楼前，这里曾经是美国银行业与工业巨子J.P.摩根的住所。室内的感觉像是存心设计得让来访者觉得自己很渺小——无论是身高、智力还是金钱方面。房间的天花板高达九米，精致的壁画深受梵蒂冈的拉斐尔画作影响，但圣徒的位置被世俗英雄取代，比方说，伽利略，还有哥伦布。所有外表面不是大理石就是镀金。三层楼的书架上摆满了几千几万册古书——初版的狄更斯、奥斯汀、布雷克、惠特曼——虽然能看见，但黄铜格架确保参观者无法碰到它们。莎士比亚的初版对开本。古腾堡印刷版《圣经》。梭罗的日记。莫扎特的《哈夫纳》交响曲的手稿。《失乐园》幸存至今的唯一一份原稿。爱因斯坦、济慈、拿破仑、牛顿的信件。壁炉比纽约市绝大多数人家的厨房还要大，上方挂着一面织锦，标题恰如其分：贪婪的胜利。
这里感觉像是萨缪尔的大学办公室，只是更加宏伟，设计用意在于威逼和矮化他人。他不禁觉得在公园的那些人抗议超级富豪的举动迟到了大约一百年。
他望着乔治·华盛顿的面部倒模塑像，这时贝萨妮看见了他。
“萨缪尔？”她说，萨缪尔连忙转身。
一个人在短短几年内的变化能有多大？萨缪尔的第一印象（也是他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阐述方式）是，她看上去更真实了。她不再像他幻想里那样闪闪发光。她更像她自己了，换句话说，更像个普通人了。也许改变的不是她，而是环境。她的绿眼睛依然如故，雪白的皮肤依然如故，总是让萨缪尔觉得自己不够精神的挺拔站姿也依然如故。但她有些地方不一样了，她眼睛和嘴巴四周的皱纹，它们代表的不是岁月和年龄，而是情绪、经验、心痛和智慧。这种事情他在片刻之内就能认识到，但无法具体说清究竟是什么。
“贝萨妮。”他说，两人拥抱，动作僵硬，近乎形式，就像你和以前的同事拥抱。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也是。”
她大概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所以扭头环顾四周，说：“很安静，对吧？”
“好地方。好收藏。”
“非常漂亮。”
“美丽。”
两人毫无意义地四处张望，打量除彼此之外的每一样东西。萨缪尔开始觉得惊恐——难道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话题了吗？这次见面恐怕是个大错误。“我一直在想，”贝萨妮终于开口，“这些东西到底给了他多少乐趣。”
“什么意思？”
“他的藏品来自很多了不起的人物——莫扎特、弥尔顿还有济慈。但找不到他真实生活的证据。这些东西总让我觉得是投资者的藏品。他建立了一套多样化的投资组合。里面似乎没什么感情。”
“也许有几件他喜爱的作品。他藏起来不给别人看。只属于他一个人。”
“也许。也许那样也就更可悲了，他甚至无法和别人分享。”
“你想给我看什么？”
“跟我走。”
她领着萨缪尔来到一个角落，玻璃罩底下展示的是几份手写乐谱。贝萨妮指给他看其中之一：马克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66年。
“你听我演奏的第一场音乐会，我演奏的就是这个，”贝萨妮说，“还记得吗？”
“当然。”
泛黄的手稿在萨缪尔眼中犹如天书，他看不懂乐谱不是唯一的原因。写下来的文字被划掉，音符被擦掉或画上黑叉，墨水底下似乎还有一层铅笔草稿，纸页上印着咖啡或油漆的污渍。作曲家在最顶上先写下甚快板，然后划掉甚，换成中。第一乐章的标题“前奏曲”底下有一段极长的副标题，占据了大半张纸，完全被潦草的字迹、线条和涂鸦盖住了。
“这是我演奏的部分。”贝萨妮指着乱糟糟的一团音符说，它们似乎只是勉强被底下的五条线留在纸上的。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够变成萨缪尔那晚听见的音乐可真是奇迹。
“知道这部作品他没有拿到酬劳吗？”萨缪尔说，“他卖给了两个美国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付钱。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很穷。”
“你怎么知道的？”
“我母亲告诉我的，其实就是在你的音乐会上。”
“你居然还记得？”
“记得很清楚。”
贝萨妮点点头，没有问下去。
“所以，”她说，“你最近怎么样？”
“快被开除了，”他说，“你最近怎么样？”
“离婚了。”她答道。两人露出微笑。微笑逐渐变成大笑。笑声似乎融化了两人之间的某种东西：拘谨，防备。两人各有各的灾难，他们在博物馆的餐厅吃饭，她讲述她和彼得的四年婚姻生活。到了第二年，但凡有国外音乐会的邀约她就会抢着答应，因为她无法容忍和彼得待在同一个国家，也就不需要面对她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了：她很喜欢彼得，但并不爱他，或者就算曾经爱过，那种爱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他们相处得挺好，但没有激情。婚姻的最后一年，她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国巡演，想到回家就满心恐惧。
“这时我终于不得不结束婚姻了，”她说，“应该早些分手才对。”
她用叉子指着萨缪尔说。“都怪你那天晚上跑掉。”她说。
“对不起，”萨缪尔说，“我应该留下的。”
“不，你离开是正确的。那天晚上我只是在寻求一条简单的出路。但我觉得艰难的那条路对我来说好处更多。”
他讲述他最近跌宕起伏的人生，从他母亲离奇的再次出现开始——“派克袭击者是你老妈？”贝萨妮说，引得其他桌的客人望向他们——警察和法官，一直说到今天他和佩里温克尔的会面，还有代笔出书的两难处境。
“听我说，”他说，“我觉得我想从头开始了。”
“开始什么？”
“我的人生。我的职业。我觉得我想一把火全都烧干净。彻底重启。返回芝加哥我连想都不敢想。过去这几年就像一段漫长的车轨，我必须摆脱它。”
“好，”贝萨妮说，“我觉得很好。”
“我知道我这个请求非常冒失、放肆、突然，但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希望你能卖我一个人情。”
“没问题，你需要什么？”
“一个住处。”
她露出微笑。
“就住一小段时间，”他补充道，“等我厘清几件事情。”
“说来也巧，”她说，“我的公寓好像有八间卧室。”
“我保证不打扰你。你甚至不会注意到我。我保证。”
“彼得和我住在那儿的时候几乎从来不见面。所以肯定能做到。”
“你确定？”
“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
“谢谢。”
午餐结束，贝萨妮必须回去参加第二场彩排。两人再次拥抱，这次抱得很紧，很亲昵，像两个朋友。萨缪尔在布鲁赫手稿前逗留了一会儿，打量纸上乱糟糟的字迹。大师刚开始也会失误，杰作有时候也需要返工，他不禁觉得很欣慰。他想象作曲家将手稿寄往海外之后，想象他不再拥有这部音乐作品，只剩下有关它的记忆。写作的记忆，演奏起来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的钱迟早会花光，战争即将爆发，到最后他拥有的仅仅是他的想象，或许还有幻梦：假如事情的结果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同，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音乐将如何在更明朗的日子里充满庄严肃穆的空间。
<h2>
5</h2>
劳工统计局传来的消息在一夜之间登上了头版头条：失业形势毫无起色。
电视新闻很快跟进，插入的临时节目宣布了令人震惊的统计结果：过去一个月内，全国经济未能增加新就业。
这是当天最大的新闻。实打实的数字证实了2011年秋天人们心中不安的模糊感觉：世界正朝着崩溃一路狂奔而去。海岛国家纷纷破产，欧盟近乎解体。老字号银行突然关门。股市在夏天已经暴跌，大多数专家称熊市将持续到冬天。华尔街的流行词语是“去杠杆化”——每个人都欠了太多债。事实证明，这个世界拥有的物资比这个世界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多得多。节俭成了新的时尚。黄金依然坚挺，资金流入黄金市场，因为形势严重恶化，人们对纸币的合法性都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纸币只是群体性幻想支撑起的骗局，这种边缘观点逐渐在主流话语中站稳了脚跟。经济回到中世纪，如今真正宝贵的只有贵金属：黄金、白银、黄铜和青铜。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萧条，巨大得难以理解，复杂得难以想象。你不可能退到足够远的地方去看清全局，新闻只能从各种零碎的角度报道它——劳工数据，市场趋势，资产负债表——大故事里的小片段，能够被衡量的现象涌出之处。
因此，失业率的报道才引来了那么多的关注。切实的数字才拥有这种完整性，而“去杠杆化”之类的抽象概念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标题：大零蛋！他们制作了色彩缤纷的精致图表，用以反映近期糟糕的就业形势。新闻主播向专家、评论家和政客提出尖刻的问题，让他们在分割画面中互相吼叫。电视台召集“街头美国人”参加有关就业危机的“圆桌讨论”。感觉像是一场铺天盖地而来的雪崩。
萨缪尔坐在电视机前，在几个新闻频道之间换来换去。他很好奇，想知道他们今天会说些什么，发现居然是这个话题，他松了一口气。新闻越是痴迷于失业统计数字，就越是不会讨论另一个潜在的大新闻，也就是一本新书的上市：《派克袭击者》，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的丑闻传记，作者是她的亲生儿子。
前一天晚上，萨缪尔去这本书的宣传派对转了一圈。这是他和佩里温克尔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别难受，”拍完强制性的照片后，佩里温克尔说，“这是你一辈子最明智的决定。”
“这样就能解决法官的麻烦了吧？”
“我已经解决了。”
法官发现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已经潜逃挪威的当天——意味着他面临的是很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一场引渡官司——他接到了派克总统竞选团队的电话，邀请他接受一份工作：犯罪克星。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放弃这个案子。由于费伊的案件明摆着不可能很快结案，也因为犯罪克星的工作邀约来自一位随身带枪的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拒绝这个请求，因此法官答应了这些条件。他无声无息地把案件塞进有关管辖权的法律官僚黑洞，正式从法官的位置上退休。他在新工作上的第一份政策提案是削减第一修正案赋予左翼抗议者的人权，派克州长狂热地为这份提案背书，他希望能在衷心厌恶所谓“占领华尔街”事件的保守主义人群中轻而易举地捞取一些分数。
萨缪尔每天都能听见华尔街抗议者弄出的声音。早晨他醒来，喝咖啡，一口气写作到下午，他坐的大皮椅旁边就是俯瞰祖科蒂公园的窗户，抗议者的耐心似乎好得出奇。他们显然打算一直睡到冬天去。贝萨妮让他随便选房间，他选了西边的这个房间，白天能够看见抗议的人群，傍晚能够见到太阳落下。他逐渐喜欢上了鼓声，尤其是鼓手已经通情达理地同意只在白天打鼓了。他喜欢鼓声的节拍，无休无止的前进势头，鼓手能够片刻不停地连打几小时的劲头。他努力学习他们的自律，因为他开始了一个新项目，正在写一本新书。摆脱了旧合同的约束后，他对佩里温克尔说过这件事。
“我要写我母亲的故事，”萨缪尔说，“但我写的是真相。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你指的是哪些事情呢？我很好奇。”佩里温克尔说。
“所有的事情。这本书将无所不包。完整的故事。从她的童年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本书会有七百页，顶多只有十个人能读完？祝你顺利。”
“那不是我写作的原因。”
“哦，你写作是为了艺术。你也变成了那种人。”
“差不多吧。”
“姓名必须要换掉，你明白的。可被识别的基础事实也要更改，我可没兴趣再起诉你一次。”
“起诉我诽谤还是造谣？我不记得区别了。”
“诽谤加造谣，还有中伤、侵犯隐私、污蔑、名誉损失、财产损失、精神创伤和违反双方合同中的竞业条例。还有律师费，还有连带损失。”
“我会当小说写的，”萨缪尔说，“名字肯定会换掉。保证给你一个特别可笑的名字。”
“你母亲怎么样？”佩里温克尔问。
“不知道。大概很冷吧。”
“还在挪威？”
“对。”
“陪伴驯鹿和北极光？”
“对。”
“我见过一次北极光。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北部。我参加了一个名叫‘饱览北极光’的旅行团。我希望北极光能让我大开眼界，结果确实如此。我大开眼界。但我非常失望，因为北极光完全符合我对它的期望。完全就是我花钱去看的东西。就当是我给你买了个教训吧。”
“什么教训？”
“写你这本史诗巨著。还有你期望它能为你达到什么目标。就当北极光是你的教训吧。当然了，这是个比喻。”
萨缪尔不确定他想达到什么目标。刚开始，他以为假如他能搜集足够多的信息，最终就能得出母亲离家出走的原因。但他真能找到那个原因吗？任何一个解释都显得过于简单，过于凡俗。因此他不再寻求答案，而是开始书写她的故事，认为假如他能从她的角度观察世界，也许就能得到比答案更宏大的东西：也许他能找到谅解、同情和宽恕。因此他写母亲的童年，母亲如何在艾奥瓦长大，去芝加哥念大学，1968年的抗议，失踪前和家人度过的最后一个月，他越是写，这个故事就变得越广阔。萨缪尔写他的母亲、父亲和外公，写毕晓普、贝萨妮和校长，写艾丽丝、法官和庞纳吉——他尝试理解他们，尝试写出以前因为痴迷于自我而未能看清的事情。甚至是劳拉·波茨坦，恶毒的劳拉·波茨坦，萨缪尔甚至想分一丁点儿同情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