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强迫了。你们都强迫我坐在这儿读什么傻乎乎的《哈姆雷特》，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用得上它！”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退课。”
“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诉诸冗赘
“这门课我不能不及格，因为我需要人文学科的学分，这样我的秋季课表就能选统计和微观经济学了，这样我明年夏天需要实习学分的时候就能领先一步了，这样我就能在三年半之内毕业了，我必须在三年半之内毕业，因为我父母存的学费基金不够四年了。以前基金里有很多钱，但他们不得不用了一部分请离婚律师，他们解释说‘每个家庭成员在这个艰难时刻都必须有所牺牲’，而我的牺牲就是要么贷款念完最后一个学期，要么麻溜地提前毕业。所以要是你逼我重修这门课，我的整个计划就完蛋了。我老妈离婚后本来就过得不好，但现在又发现一个肿瘤？在她的子宫里？医生下周要动手术摘掉？我必须每周回一次家，为了引号陪护她引号完，但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和她那群傻朋友玩骰子游戏。我奶奶一个人住，自从爷爷去世后她变得很糊涂，不知道哪天该吃什么药，照顾她成了我的责任，我要给她装好一周七天的药盒，否则吃错药她就会昏迷什么的。我不知道下周谁能去照顾奶奶，因为我要做三天社区服务，这件事也很傻，因为那个派对上所有人喝的都不比我少，但只有我因为公共场合醉酒被捕，第二天我问警察凭什么因为公共场合醉酒逮捕我，他说我站在马路中央大喊‘我醉得不行了！’，但我根本不记得我这么做过。这还不算完，我的室友是头猪，一个懒婆娘，每天偷我的健怡可乐，不给我钱，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每次我打开冰箱就又少了一罐健怡，她把她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还想给我健康饮食的建议。她是个一百一十多公斤的肥婆，但她自认是什么节食天才，因为她以前体重将近一百六十公斤，一开口就是请问你有没有减掉过五十公斤的经历？然后我说我从来都不需要，但她没完没了唠叨她怎么减掉了超过五十公斤的肥膘，自从走上减肥之路就彻底改变了人生，反正哇啦哇啦减肥之路这个减肥之路那个。她实在太烦人了，她在墙上贴满了减肥日程表，我连一张海报都贴不下，因为我好像是支持她的一分子？好像我的任务就是问她有没有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假如完成了就恭喜她，不把引号自毁食物引号完带回来诱惑她，明明是她的问题，受到惩罚的却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照做了，尽管我爱吃，但从不买玉米片零食和果酱馅饼，也不买小包装的斑马蛋糕，因为我想当个积极的好室友，我唯一允许自己买回来的就是健怡可乐，恐怕也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事实上她一口也不应该喝，因为她说在走上减肥之路前，碳酸饮料是她的食物双煞之一，但我说健怡可乐一罐只有两卡热量，喝就喝了没问题的。还有——哦，对了——我老爸上周在一个泡泡派对上被人捅了。虽说他现在没事了，但我发现我很难在学校里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被捅了啊，再说他妈的他为什么会去参加泡泡派对啊，这个问题他完全拒绝回答，我一问他就当我是我老妈，开始装聋作哑。我男朋友在俄亥俄州上大学，动不动要我拍几张下流照片发给他，因为他说这样他就不会去想身边的漂亮姑娘了，我担心要是我不发给他，他就会去和某个俄亥俄小婊子睡觉，那岂不成了我的错？所以我只好拍照片，我知道他喜欢姑娘剃光光，我愿意为他这么做，结果我长了好多红色小疙瘩，又痒又难看，有一个还感染了，你想象一下我走进卫生室，向一个九十岁的老护士解释说你剃阴毛的时候刮破了自己，所以需要开个药膏吗。我还没说完呢，我的自行车轮胎瘪了一个，厨房的一个水槽堵了，淋浴房里到处都是我室友恶心的头发，粘在我的薰衣草香皂上，我老妈送走了我们的比格犬，因为她现在承担不了这个级别的责任，我们的冰箱里全是低脂火腿块，放了三个星期，都有味儿了，我最好的朋友刚堕胎，我的网断了。”
诉诸情感
不用说，劳拉·波茨坦已经哭了起来。
假两难推理
“这下我只能退学了！”劳拉哀号道，把每个字用单调的哭腔喊出来，全都挤在一起，“得到一个F，我就会失去财务支持，就付不起学费，就只能退学了！”
此刻的问题在于，萨缪尔只要看见别人哭泣就会产生哭泣的欲望。从记事以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了。他觉得自己像托儿所的婴儿，用哭泣换取其他婴儿的同情。他觉得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泣是袒露缺陷和脆弱的行为，见到别人这么做他会觉得羞耻和尴尬，反过来又触发了本人的羞耻和尴尬，孩童时的自我厌恶层层叠加，他长成了一个巨型的爱哭鬼。每次看见别人哭泣，心理医生对他的所有治疗和童年时的所有矫正措施就会冲上萨缪尔的心头。就好像他的身躯化作了一个大大的未愈合的伤口，一丝最细微的风也会给肉体带来伤痛。
劳拉哭得无拘无束。她没有克制哭泣，反而像是用哭泣把自己包裹住了。这是一场全面的哭泣，涕泗横流，伴随着标准的吸鼻子和打嗝式换气，整张脸向内收缩，面颊和嘴唇被拉紧，像是在做龇牙咧嘴的皱眉表情。她眼睛通红，面颊闪烁泪光，一小团黏液可怖地悄悄爬出左鼻孔。她拱着肩膀，瘫坐在椅子里，盯着地面。萨缪尔觉得他离跟着哭只差最后十秒了。他无法忍受眼看着别人哭泣。因此同事或远亲的婚礼对他来说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哭泣的样子与他和新郎新娘的亲近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去电影院看催泪电影也是个问题，尽管他看不见其他人哭泣，但他能听见他们在抽鼻子、擤鼻涕和急促呼气，据此从他脑子里浩瀚的哭泣场景档案里推断出每一个人的哭泣种类，然后亲自上阵“尝试”。要是他凑巧在约会，而他又对约会对象的情绪状况无比敏感和关注，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她也许会靠过来寻求安慰，却发现他哭得比她伤心十倍不止。
“我还要退还所有奖学金！”劳拉哭喊道，“要是你判我不及格，我就只能退还奖学金了，我家会破产，流落街头，饥寒交迫！”
萨缪尔知道这是谎言，因为奖学金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他无法开口，因为他在拼命遏制哭泣。冲动已经爬进喉咙，正在攥紧他的喉结，小时候天崩地裂疯狂哭号的记忆席卷而来，他毁掉的生日派对，半途被打断的家庭聚餐，全班同学震惊地坐在那儿，默默地望着他跑出教室，饱含寓意的恼怒叹息，来自老师、校长和他母亲，尤其是他母亲——唉，他母亲多么希望他别再哭了，她站在那儿尽量安抚他，在他发作时按摩他的肩膀，用她最温柔的声音说“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完全不明白让他哭泣的正是她对他哭泣的关注和理解，这反过来又让他哭得更凶了。他能感觉到冲动已经顶住喉咙，于是他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念叨“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这个办法暂时有用，直到他的肺部感到灼痛，乞求得到氧气，他觉得眼睛像是被榨尽油的橄榄，因此他必须在两个选项里选一个，要么在劳拉·波茨坦面前肆无忌惮地迸发出一声啜泣（尴尬得难以想象，完全暴露他的弱点），要么使出大笑的把戏，这是他的高中辅导员教他的：“哭泣的反面是大笑，假如你想哭，那就大笑，两者会互相抵消。”这个办法当时听起来很可笑，但事实证明，在无可救药的情况下还颇为有效。他知道现在只有大笑才能避免一场天崩地裂的号啕大哭。他没怎么考虑此刻大笑代表着什么，只知道无论怎样都比大哭要好一万倍，因此看着可怜的劳拉（弯腰驼背，痛哭流涕，显得脆弱而痛苦）边哭边说：“明年我就没法回来上学了，我会变成一个穷人，无家可归，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做什么。”萨缪尔的回应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人身攻击
这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
他看见了大笑对劳拉表情造成的影响，先是诧异和惊讶如涟漪般逐渐扩散，但立刻就凝固成了愤怒甚至憎恶。他笑得那么肆无忌惮和缺乏诚意，堪比动作电影里疯狂的邪恶天才，他明白这种笑法实在很残忍。劳拉的坐姿变得僵硬、戒备而警醒，表情冰冷，哭泣的一切征兆都烟消云散。不必强调这个变化有多么迅速。萨缪尔想起卖场里袋装蔬菜标签上的一个短语：速冻。
“你为什么这么做？”她问，声音冷静淡漠得异乎寻常。这是一种濒临失控的怪异态度，有着危险的锋刃，就像一名黑帮刺客。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打量萨缪尔的面容，这个瞬间漫长得令人痛苦。鼻孔底下的那滴鼻涕已经消失。她的转变真是无与伦比，她哭泣过的肉体证据通通不见了。连面颊都是干的。
“你嘲笑我。”她说。
“对，”他说，“是的。”
“你为什么嘲笑我？”
“对不起，”他说，“这么做不对。我不应该的。”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不恨你。说真的，劳拉，我不恨你。”
“为什么所有人都恨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没有的事，不是你的错。所有人都喜欢你。”
“他们不喜欢我。”
“你非常讨人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你。我喜欢你。”
“真的？你喜欢我？”
“是的。非常。我非常喜欢你。”
“你保证？”
“我当然喜欢你。对不起。”
此刻的好消息是，萨缪尔不再担心他即将痛哭流涕，身体放松下去，向劳拉露出他特有的无力微笑，他的感觉好极了，局势已经平定，回到一个从情绪角度来说均衡而中立的水平上，他觉得他们刚刚携手闯过了一片变幻莫测的狗屎海洋，就像两个好战友，或者是飞机邻座，而这架飞机刚穿过了一团极其糟糕的湍流。他觉得和劳拉有了同志情谊，于是他微笑着点点头，甚至使了个眼色。此刻他觉得特别放松，因此真的使了个眼色。
“哦，”劳拉说，“哦，我懂了。”她跷起腿，向后一靠，“你看上我了。”
“你说什么？”
“我早该知道的。明摆着啊。”
“不，我认为你弄错了——”
“没关系。不是第一次有老师爱上我了。挺好玩的。”
“不，说真的，你弄错了。”
“你非常喜欢我。你亲口说的。”
“对，但不是那种喜欢。”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陪你睡觉，否则就不及格。对吧？”
“你扯得太远了。”他说。
“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盘算的。整件事的目的就是要睡我。”
“不！”他怒道，感觉到了这个指控带来的刺痛，受到指控总会让你觉得（哪怕你是清白的）有点负罪感。他起身走过劳拉，打开房门说：“现在你该走了。我们谈完了。”
稻草人谬误
“你知道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劳拉说，完全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你不能，因为有法律规定。”
“这次会面结束了。”
“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因为我有学习障碍。”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有。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和赶上截止期，我没法阅读，也没法交朋友。”
“不是真的。”
“是真的。你去查查看。我的档案里有记录。”
“你的学习障碍具体是哪一种？”
“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还真是方便。”
“《残疾人法案》要求你向被确诊为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特别照顾。”
“劳拉，你不费任何力气就能交到朋友。”
“不，不行，我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我看见你一直有朋友的。”
“没一个长久的。”
萨缪尔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此刻他只想对她说点刻薄话。某种侮辱，拥有足够的修辞学分量，可以抵消她声称他看上了她的指控。假如他能深深地伤害劳拉的感情，假如可以足够强烈地侮辱她，那么她的指控就无效了。假如他能说出一句特别刻薄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看上她，这是他的逻辑。
“你认为你应该享受，”他说，“什么样的照顾？”
“通过这门课。”
“你认为颁布《残疾人法案》是为了保护作弊者？”
“那就让我重写论文。”
“你具体得了哪一种学习障碍？”
“我说过了，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他们’是谁？”
“科学家。”
“所以科学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对。”
“有什么症状？”
“哦，非常可怕的症状。每一天都，怎么说，像活在地狱里？”
“展开讲讲，有什么症状？”
“好吧，随便你，我在大多数课堂上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就没法集中精神了，我通常不听教导，从不记笔记，记不住人名，有时候我把一张纸从头读到尾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我总是忘记我读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候会一跳四行，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大多数图表在我眼里毫无意义，我非常不擅长解谜，有时候让我记东西我会真的头疼。哦，有时候我想说这个结果却说了那个，我写字比狗爬还难看，我一直不会拼▁aluminum▂这个词，我不知道‘躺’和‘放’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对室友说我一定会打扫房间里我的那一侧，但其实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在车上总是很难判断距离。我根本没法告诉你正北在哪儿。我听别人说‘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去年一年就丢了八次手机，遇到了十次车祸。每次我打排球，球都会打中我的脸，虽然我根本不希望它打中我。”
“劳拉，”萨缪尔感觉到他的时候到了，感觉到侮辱正在聚集和冒泡，“你没有学习障碍。”
“不，我有。”
“不，”他说，演戏似的暂停片刻，决定要非常缓慢而仔细地说出接下来的这句话，以确保对方能完全听清和理解，“你只是不太聪明。”
恐吓论据（即“诉诸威胁”）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会这么说！”劳拉说，她站了起来，把包拿在手里，准备愤怒地冲出他的办公室。
“是真的，”萨缪尔说，“你不太聪明，为人也不太好。”
“你不能这么说！”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可以让你被开除！”
“你需要知道这个。总得有人告诉你。”
“你太粗鲁了！”
萨缪尔发现其他教授开始注意到这番吼叫了。走廊里的房门纷纷打开，一个个脑袋探了出来。有三个学生席地而坐，书包放在身旁，估计正在做集体作业，此刻也抬起头盯着他。羞耻厌恶的本能陡然启动，片刻之前还能感觉到的勇敢荡然无存。他再次开口，音调低了三十分贝，而且有点怯懦。
“我看现在你该出去了。”他说。
富贵论据（即“诉诸富贵”）
劳拉跺着脚从他的办公室冲进走廊，转过身对教授吼道：“我付了学费！我付了真金白银！我付了你的工资，你不能这么对待我！我父亲向这所学校捐了很多钱！比你一年挣的都多！他是律师，他会起诉你！你把这事闹到另完全一个层次去了！我会要了你的命！”
说完，她再次转过身，跺着脚向前走，拐了个弯，消失了。
萨缪尔关上门。坐下。盯着窗台上的盆栽——可爱的栀子花这会儿显得有点蔫。他拿起喷壶朝它喷了几下，喷壶发出嘎嘎轻响，有点像一只非常小的鸭子。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此刻很想哭。劳拉·波茨坦说不定真能让学校开除他。他的办公室里有股臭味。他在浪费生命。还有，天哪，他多么痛恨另完全一个这种说法[8]。
<h2>
5</h2>
“你好？”
“你好！请问能找一下萨缪尔·安德烈森－安德森吗？”
“我就是。”
“安德烈森－安德森先生。我很高兴能找到你。我是西蒙·罗杰斯——”
“其实叫我安德森就好。”
“先生？”
“萨缪尔·安德森。就是安德森，加上前一半很拗口。”
“好的，先生。”
“您是哪位？”
“我正要说，先生，我是罗杰斯与罗杰斯律师事务所的西蒙·罗杰斯。我们事务所在华盛顿特区。也许您听说过我们？我们专精于备受关注的政治动机罪案。我代表您母亲打电话给您。”
“你说什么？”
“您肯定明白，备受关注的罪案往往具有左翼色彩，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我想说的是，您听说过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上的那些人吧？他们就是我们的客户。举例来说，还有针对捕鲸船采取的某些行动，录像后在有线电视上播放——这就是我们最拿手的案子了。还有找共和党官僚吵架，放在网上让几百万人观看，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为政治参与家辩护——当然了，保证足量的媒体曝光。”
“你刚才好像说我母亲怎么了？”
“哦，对，先生，你母亲。州政府对你母亲提起诉讼，先生，我为她辩护，你看，案子是我们从芝加哥公共辩护人办公室接过来的。”
“州政府的诉讼？”
“我将在法庭和媒体两方面代表她的利益，至少在资金用完前如此，这件事我们以后恐怕要深入讨论，但今天不需要，刚认识就谈钱未免太庸俗了一点。”
“我没听懂。什么资金？她为什么会上媒体？她叫你打电话给我？”
“这些问题里，先生，您希望我先回答哪一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呃，先生，如你所知，先生，你母亲被控袭击和伤害他人。由于，呃，咱们实话实说，证据压倒性地不利于她，先生，她恐怕只能认罪和协商轻判了。”
“我母亲袭击了别人？”
“呃，哦，好吧，咱们从头说。我还以为你已经听说了呢，先生。”
“听说什么？”
“你母亲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我母亲的什么事？”
“上电视新闻了。”
“我不看新闻节目。”
“本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全国电视台、报纸、通讯社都报道了，还有很多喜剧节目和脱口秀也在说。”
“我肏。”
“还有，先生，互联网。这次袭击在互联网上流传极广。网络媒体你也不看的吗？”
“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天。不妨说她已经达到了病毒传播的程度，先生，网络热搜的程度。”
“她袭击了谁？”
“谢尔顿·派克，先生。怀俄明州的谢尔顿·派克州长。你母亲袭击了他。用石块。多块石块，先生。投掷石块。”
“开玩笑吧？”
“庭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称之为石块。多半会说石子儿，或者小石子，其实我觉得砾石大概更恰当。”
“你在骗我。你到底是谁？”
“我前面说过了，先生，我是罗杰斯与罗杰斯事务所的西蒙·罗杰斯，你母亲在等待开庭。”
“因为袭击了一名总统候选人。”
“严格地说，目前还不是候选人，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新闻频道白天晚上都在播这个消息。你没听说？”
“我很忙。”
“你只带一门课，文学导论，先生，每周两节，每节一小时。希望你不会觉得我过于冒昧或者手伸得太长，先生，但贵校网站上就登着呢。”
“我明白。”
“因为从这件事爆发到现在，你有差不多四十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先生，我不禁要想，你的这段时间都花到哪儿去了？”
“我在电脑上。”
“这台电脑联着互联网，对吧？”
“我一直在，你知道的，写作。”
“这会儿的国民情绪，怎么说呢，就像‘求你了，咱们能说点除了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之外的话题吗？’，已经过饱和了，我不得不说。因此我觉得很诧异，你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事情还和你母亲有关。”
“我们并没有联系，她和我。”
“媒体给她起了个好记的名字：派克袭击者。她算是出名了。”
“你确定那是我母亲？听着不怎么像她。”
“你是萨缪尔·安德烈森－安德森对吧？这是你的正式全名吧？”
“对。”
“你母亲是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对吧？”
“对。”
“她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对吧？”
“我母亲不住在芝加哥。”
“那她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二十年没和她说过话了！”
“因此你不知道她目前的住址，先生，我说的对吗？”
“对。”
“因此她有可能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应该吧。”
“因此这位被羁押的女士有可能确实是你母亲，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目前她的住址并不重要。”
“而她袭击了州长——”
“咱们还是别用这么强烈的字眼为好。不是‘袭击’，而是通过象征性地抛掷砾石以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她的权利。我听见了敲键盘的声音，所以你是不是正在网上搜索？”
“我的天。到处都是啊！”
“一点不错，先生。”
“还有视频？”
“已经被观看过几百万次了。还有人重新混音和剪辑，制作成了一首很好玩的嘻哈歌曲。”
“真是不敢相信。”
“不过，先生，那首歌你就略过别听了，至少等事情平息一点再说。”
“我看见有一篇社论拿她和基地组织相提并论。”
“是的，先生。非常肮脏。他们在新闻里说的话，那真是可怕。”
“他们还说了什么？”
“这个嘛，还是你自己去看比较好。”
“举个例子给我听听。”
“紧张情绪，先生，你要知道，紧张情绪和暴民激情正在逐步升高。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案件有政治动机。”
“他们到底说什么了？”
“她是嬉皮激进派恐怖分子妓女，先生，允许我引用一个非常低级但很有代表意义的例子。”
“妓女？”
“嬉皮激进派恐怖分子，对，你没听错，先生，妓女。请允许我说一句，她受到了恶毒的诋毁。”
“为什么说她是妓女？”
“她曾因卖淫被捕，先生，在芝加哥。”
“你说什么？”
“被捕，但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先生，我必须补充一句。”
“在芝加哥。”
“对，先生，芝加哥，1968年。你出生前，中间隔了好几年，足以让她回归正轨并皈依上帝，这一点我肯定会在法庭上着重提出。当然了，我说的卖淫就是性交易。”
“呃，你看？这不可能啊。1968年她根本不在芝加哥，而是在艾奥瓦州。”
“根据官方记录，1968年年末的三个月期间，先生，她待在芝加哥，也就是上大学的那段时间。”
“我母亲根本没上过大学。”
“她没有从大学毕业，但在1968年秋季学年进入了芝加哥的一所大学就读。”
“不，我母亲在艾奥瓦长大，中学毕业后就待在了那里，等我父亲退役回家。她根本没离开过老家。”
“官方记录不是这么说的。”
“她没有离开过艾奥瓦，直到，怎么说，1980年代。”
“根据官方记录，先生，1968年她曾积极参与反战活动。”
“行了，这完全就不可能嘛。我母亲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事实如此。有照片。有影像证据。”
“认错人了。肯定搞混了。”
“费伊，原姓安德烈森，1950年出生于艾奥瓦州。要我念一下她的十位社保号码吗？”
“不要。”
“因为我有她的号码。”
“不要。”
“所以可能性就非常高了，先生。我想说的是，除非你拿得出相反的证据，或者有某个极其荒谬的巧合玩弄了我们，否则这位被羁押的女士恐怕就是你母亲。”
“随便你。”
“极有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确定。在合理的怀疑范围之外。板上钉钉，无论你多么不愿意相信。”
“我明白了。”
“这位被羁押的女士即为‘你母亲’。这方面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可好？”
“好。”
“如我所说，你母亲恐怕不可能得到无罪判决，对她不利的证据可以称之为确凿无疑。我们能做的，先生，就是寄希望于认罪和轻判。”
“我看不出你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
“人格证人。你可以写信给法官，解释你母亲为什么不该蹲监狱。”
“法官凭什么要听我的？”
“他很可能不会，先生。尤其是这位法官，查尔斯·布朗法官。大家叫他查理。不开玩笑，这是他的真名。他本来下个月就能退休，但为了审理你母亲的案件而特地延期。我猜是因为案件影响力巨大。全国闻名。另外，他对抗第一修正案的记录实在多得可怕。就这么说吧，查理·布朗法官大人对反面意见没什么耐心。”
“既然他不会听我的，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写信？你为什么浪费时间打电话给我？”
“因为你算是有个可敬的头衔，先生，你还是个中等知名的人物，而我愿意尽职尽责地帮助我的委托人，直到资金用完为止。我有我的名声。”
“什么资金？”
“你能够想象，先生，谢尔顿·派克州长在某些圈子里非常不受欢迎。你母亲在特定的圈子里算是个民间英雄。”
“因为她扔石块。”
“一位对抗共和党法西斯分子的勇敢战士，我收到的一张支票上这么写着。资助她请辩护律师的钱滚滚而来。足够聘请我至少四个月了。”
“然后呢？”
“我对在此之前达成认罪交易抱乐观态度，先生，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帮她？实在太想当然了。”
“什么想当然，先生？”
“我母亲的整个大谜团——上大学、抗议、被捕——我完全不知道。她从不告诉我的秘密又多了一个。”
“她肯定有她的理由。”
“但我不在其中。”
“必须要说，你母亲现在迫切需要帮助。”
“我不会写那封信，我不在乎她坐不坐牢。”
“但她是你母亲啊，先生。她生了你，先不说太煽情的，她哺育了你。”
“她抛弃了我和我父亲。一个字也没留下。就我所知，那以后她就不再是我母亲了。”
“一丁点儿家庭团圆的愿望都没有？内心深处就不想要一个母性角色，填补因为缺少她而变得空洞而虚无的人生？”
“我得走了。”
“她生了你。她亲吻你碰疼的地方。把三明治切成小块，免得你噎住。你希不希望生命中有一个人，会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寄贺卡给你？”
“我要挂电话了。再见。”
<h2>
6</h2>
收到第一条与劳拉·波茨坦有关的短信时，萨缪尔正在机场咖啡店听做卡布奇诺时发出的汩汩声音。发信人是院长，那位瘟疫文学的专家。见了你的一名学生，她写道，对你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指控。你真的对她说她很蠢吗？萨缪尔略读完剩下的内容，觉得身体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座椅。你的不恰当言论让我震惊莫名。我看不出波茨坦小姐哪里蠢了。我允许她重写论文以争取全部学分。我们必须立刻讨论此事。
这家咖啡店正对登机门，飞往洛杉矶的午间航班即将在大约十五分钟后开始登机。他来这儿见盖伊·佩里温克尔，他的编辑兼出版商。他的头顶上是电视机，处于静音模式，屏幕上的新闻节目正在播放萨缪尔的母亲朝派克州长扔石块。
他尽量视而不见，听着周围各种各样的声音：点咖啡的叫喊声，公共广播宣布近期危险等级如何如何和请不要让行李离开视线，孩童哭闹，泡沫和蒸汽，牛奶沸腾。咖啡店旁边是个擦鞋摊，两把抬高的椅子仿佛王座，擦鞋的男人坐在底下，是个黑人，正在看书，打扮成这份工作需要的样子：背带裤，报童帽，一身大致二十世纪初的行头。萨缪尔在等佩里温克尔，佩里温克尔想擦鞋，但正在犹豫。
“我是个衣着入时的白种男人，”佩里温克尔望着擦鞋的男人说，“他是少数族裔，身穿降格的服装。”
“所以这有什么关系？”萨缪尔说。
“我不喜欢这个画面。我讨厌这个视觉呈现。”
佩里温克尔今天下午待在芝加哥，但行程目的地是洛杉矶。他的助理打电话说要见萨缪尔，但时间只够他在机场碰头。于是助理给萨缪尔买了张机票，一张去密尔沃基的单程票，助理说萨缪尔愿意飞当然可以飞，但主要目的只是让他通过安检。
佩里温克尔打量着擦鞋男人：“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问题是手机拍照。”
“我这辈子还没让人给我擦过鞋。”
“你别穿运动鞋了。”佩里温克尔说，甚至没看萨缪尔的脚。意思是他们在机场见面才几分钟，他就看见并明白了萨缪尔那双鞋很廉价的事实。另外几点多半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萨缪尔在他的出版商身边总有这种感觉：相比之下不怎么体面，有点衣衫褴褛。佩里温克尔看上去四十来岁，但其实和萨缪尔的父亲差不多年纪——六十五岁左右。他似乎战胜了时间，靠的是比时代更酷。他昂首挺胸，姿态僵硬，带着帝王气度，就好像他当自己是昂贵且包装精致的生日礼物。他的薄皮鞋毫无折痕，像是意大利货，鞋尖略微上翘。他的腰围比机场的其他成年男性小至少二十厘米。他的领带扎得比橡果还要紧还要硬。他略显灰色的头发剃成完美的一厘米平头。站在他身旁，萨缪尔总觉得自己那么肥那么大。他买的都是成衣，不合身，多半大了一码。佩里温克尔的贴身正装将身体塑造出利落的角度和笔直的线条，而萨缪尔的形体显得松松垮垮。
佩里温克尔就像手电筒，照亮了你的全部缺点。他让你有意识地想到你外在投射的自我形象。举例来说，萨缪尔在咖啡店通常会点卡布奇诺，但坐在佩里温克尔对面，他却点了一杯绿茶。因为卡布奇诺似乎太俗套，而且他认为佩里温克尔会给绿茶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