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你没听过小布什的谎话吗？”
“没有。”
“想想你写的那些书，”比利说，“我觉得难以置信。”
“我作为一个不满的自由党和愤怒的公民的历史已经结束，”我说，表面上是在和他说话，但其实是又在和她说话。我这么做的动机甚至是为了欺骗我自己，欺骗自己还有点燃欲火的希望，但其实那火苗早已熄灭。不论让我在七十一岁时还想要返老还童的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不论让我最初赶来纽约看泌尿科的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杰米·洛根刚一出场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这个在低胸吊带衫外松松地套了件坦肩的值一千块的开襟毛衫的女人。“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在‘这些事’上我已无话可说——我甚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事情已经不适合我了，而对于不适合我的事情，我会视而不见。那就是我现在住在那个地方的原因。也是你们想要住到我那儿去的原因。”
“是杰米想要住到你那儿去的原因，”比利说。
“确实如此。我总是担惊受怕的，”她说。“换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会有所帮助。”她突然打住了，可并不是因为她想到，在一个想把自己在遥远山区的安全住房与他们在纽约的有潜在危险的公寓对换的人面前，承认自己的恐惧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而是因为比利在直直地瞅着她，就好像她是在故意当着我的面羞辱他。如果说他对她的关系是崇拜，那看来这崇拜也不是毫无保留的。毕竟，他们俩是夫妻，他也会有被他那个可爱的妻子惹恼的时候。
“还有其他人，”我问她，“因为害怕恐怖袭击而离开这儿吗？”
“其他人肯定也会谈起这样的想法，”比利坦言。
“也有人已经搬走了，”杰米插进来说。
“你们认识的人里也有吗？”我问。
“没有，”比利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头一个。”
带着一丝并非过分宽容的微笑，带着令我着迷的魅惑的神情（我的臣服就和我想象中当年的比利一样迅速，尽管我臣服的理由从经历上来说和他的正相反，我的理由在于我已几乎忘却了有这档子事），这个高高在上、爱戏弄人的妖精，这个狐媚的杰米说道：“我愿意做大家的领头羊。”
“呃，如果你想要我的房子，”我说，“它就是你的了。这样吧，我来画张房子的简图给你们看。”
我回到旅馆后给罗布·马西和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他是当地的一个木匠，这十年来就是他在照料着我的生活，而他的妻子贝琳达则每周来为我打扫一次房间，在我不想开八英里车去阿西纳的时候就由她去为我采购杂货。在电话里我告诉了他们我所需之物的一份清单，让他们包好后给我送到纽约来。我还告诉他们下周会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搬到我家里来住，他们要住上一年。
“我希望这不是因为你健康的缘故，”罗布说。九年前我前列腺开刀的时候，是罗布开车送我去波士顿，然后又开车把我从医院接回家的。在住院期间，我的饭食都是贝琳达做的。在她小心翼翼、温柔体贴的照顾下，我终于平安挨过了难受的数周康复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住过院，除了感冒外也没得过什么病，可他们是一对菩萨心肠、膝下无子的中年夫妇——丈夫瘦高个，精明能干，乐观开朗，妻子身材丰满，喜欢交友，手脚麻利——自从我开完刀后，他们把我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小要求都视为头等大事。如果我有个亲生儿子来为我养老，我想也不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了，很可能反而会糟糕许多。虽说他们从没读过我写的只言片语，但只要他们在报纸杂志上看见我的名字或照片，贝琳达就一定会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给我。我会感谢她，告诉她我没读过那篇文章，之后，为了确保不会由于我的疏忽而伤害了这位古道热肠的女人（她以为我会把她给我的东西收集在一本她所谓的我的“剪贴簿”里），我会直接把它撕个粉碎，撕得叫人无法辨认，最后扔进垃圾桶。我不会去看的，我早已对这种东西失去了兴趣。
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贝琳达做了顿有鹿肉排和紫甘蓝的晚餐，我们仨一起在我家里用饭。鹿肉非常美味，那是罗布从我家后面的树林里打来的。他们夫妻俩对我的温暖情谊和慷慨大方也让我感动。他们用香槟酒为我祝寿，还送给我一件他们在阿西纳买的栗色的羊毛衫；接着他们要我就人到七十发表一下感言。穿上他们送的毛衣，我从餐桌一头的位子上站起来，对他们说：“我的演讲很短。设想一下公元四〇〇〇年的样子。”他们笑起来，好像我接着会说个笑话，于是我补充道：“不，别笑。请认真地思考一下公元四〇〇〇年。想象一下。往深度和广度里去想。公元四〇〇〇年，好好想想。”一阵短暂又严肃的沉默之后，我轻轻地告诉他们，“那就是人到七十的感受，”然后又坐了下去。
罗布·马西是个出色的男保姆，我们大家都需要的那种男保姆，而贝琳达则是个出色的清洁妇，我们大家都需要的那种清洁妇，尽管我已没有拉里·霍利斯来照料我的生活，但我还有他们俩，我还能够专心写作，甚至写作本身，也都要部分归功于他们把一切都为我照料得服服帖帖。然而现在，我不需要他们了。
“我的身体很好。我在这里还有些工作要做，所以我和他们换房了。我会和你们保持联系的，如果有什么事要通知我，请打对方付费的电话。”
罗布好心地对我说：“内森，这二十年来已经没有人再打对方付费的电话了。”
“真的吗？呃，你懂我的意思的。我会告诉他们继续让贝琳达每周来打扫一次，告诉他们有任何问题都直接找你们。工钱还是由我来付，除非杰米·洛根或比利·大卫多夫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那样的话你们可以互相商量决定。”说出杰米的名字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心里在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了她、罗布和贝琳达，而且是我自己在安排着失去她的命运。那感觉就好像我丢失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为珍爱的东西。
我告诉他们在我搬入西七十一街的公寓后，我们会商量好让他们开车把我的东西送过来，然后他们中的一个再把我的车开回去。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车就放在他们的车库里保管着，他们最好不时地用用我的车。两个月前我刚写完一本书，现在还没有开始写下一本，所以没有手稿或笔记需要他们送过来。要是我正好在着手写一本新书，那我也许根本就不会考虑搬家的；如果是那样，我是不会放心地把手稿交给他人保管的。而且，如果我有什么理由必须回到我在山林里的住房，那么我知道我就再也不会回纽约了，尽管那不是因为杰米，也不是因为我害怕恐怖袭击，而是因为那里有我需要的最基本的一切，有我的写作所需要的不被人打搅的安宁，有满足我的兴趣的书本，有能够保证我的身心健康、保证我长时间投入写作的环境。任何一座城市能够提供给我的都是我已经决定不再需要的东西：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彼时彼刻。
有开始就有结束的时刻。
这几句话是我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就的，此前我在这张纸上写下了艾米的名字和我在纽约的那个新家的电话号码。这就好像是我的新书的名字。也许吧。也或许我不该这么藏着掖着——干脆就叫它《一个穿尿裤的人》。这是一本告诉你痛苦来自何方又要去往何处的书。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泌尿科医师办公室的电话，询问我是否一切正常，有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比如，发烧、疼痛等异常情况。我说我觉得不错，可我还是委婉地汇报了失禁的情况未见好转。那位冷静的、会安慰人的护士劝我要有耐心，再等等看情况是否会有好转，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些病人在治疗后的好几周方显出疗效。她提醒我说，为了获得理想的疗效有时需要两次甚至三次治疗，这种治疗每个月做一次连做三个月都是绝对安全的。“只要开一个更细的口子，就完全有可能减少或控制住滴漏。请不要有顾虑，随时联系我们，必须让医生知道你的实际情况。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希望你在一周内给我们电话。祖克曼先生，请您务必做到。”
我突然有了一股来势汹汹的冲动，要彻底抛弃我那想要重获新生的浅薄愚蠢的幻想，取出停在车库角落里的我的汽车，飞速向北开回家去，在那里我可以收拾掉我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立刻将它们变形为我的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虚伪的美梦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此刻你不曾拥有的，今后你也不会再有——你已经七十一岁了，就那么回事。自以为是、爱慕虚荣的日子早已不在。心存幻想实在是荒唐透顶。没有必要再去了解更多艾米·贝莱特和杰米·洛根的事，也没有任何必要去了解我自己。那也都是荒唐透顶的事。自我发现的戏早就落幕了。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生活得像个孩子，在这种事上我的知识是绰绰有余的。在我到达六十岁之前，我并没有背离人生，也没有离开纽约，也没有过隐居的生活。我尽力直面人生，可无论我还会写出怎样的作品，没听说过或不了解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小布什连任的可能性等等，都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损失。要人们抵制这样强烈的愤怒与危机感是不明智的——在越南战争期间，我也曾狂热得无法自拔——如果我要回到城市里住，那么不用多久我就会被这种情绪及伴随它的诲人不倦般的连篇废话所淹没。这样的情绪，再加上一个空虚之夜的魔法，可以使人变得如疯子般狂热、痛苦又愚蠢，而这些肯定帮助了杰米·洛根下定决心要逃离此地。
也或许，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足够使她预料到基地组织发动又一场惨绝人寰的袭击，来把她和比利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统统消灭。我无法判断她是理智地做出这么个决定还是被形势逼迫得几乎疯狂而做出来的（她那位理性、耐心的小丈夫也许就是这么认为的），也无法判断她的预感是否会被本·拉登证实，或者我的滞留是否会给我自己带来比瑞普·凡·温克尔的迷失方向更为严重的打击。作为一个对重大事件曾经积极响应的人，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禁锢在低调的孤独之中。我已经改掉了听从于每一次越过我神经末梢的冲动的习惯，然而，我才回来了没几天，就已经做出了也许是我这辈子最鲁莽最草率的决定。
宾馆房间里的电话响了。一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杰米·洛根和比利·大卫多夫的朋友。他在哈佛时就认识杰米，她比他高两年级。他是一名报刊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他叫理查德·克里曼，专门写以文学和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在《泰晤士星期日》、《名利场》、《纽约》和《时尚先生》等杂志上都能见到他的文章。今天有空吗？能出来一起吃顿午饭吗？
“你有什么事吗？”我问。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你的老朋友的文章。”
我对敷衍记者这种事早已生疏，即使我曾经拿手，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行踪被人家轻而易举地打听到而心怀感激。这种紧急状况还真是感人，想当年就是为此我才把自己从纽约流放了出来。
我不做任何解释，直接挂断了电话。克里曼随即又打了过来。“刚才突然断线了，”他说。
“是我挂断的。”
“祖克曼先生，我在写一本E.I.洛诺夫的传记。我问杰米要了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知道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认识他，而且还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联系。我知道你当时是个对他非常钦佩的年轻作家。现在的我就比当年的你大那么几岁。我没有你那样的天赋——这是我的头一本书，而且也不是虚构小说。可我想尽我所能做得和你一样好。我知道我的不足之处，可我也知道自己的长处。我想要竭尽全力去做好。如果你要打电话去向杰米确认我的身份……”
不，我想打电话问杰米为什么她要把我的住址告诉克里曼。
“洛诺夫最不需要的就是给他写传记的作家，”我说。“他没有兴趣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也没有兴趣让大家读到他的生平。他喜欢默默无闻，这样的想法一点坏处都没有，而且我们大家基本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想法，那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努力。你瞧，他已经死了四十多年。没人读他的书。没人记得他。对于他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任何一本传记都注定大部分依靠想象——换句话说，就是歪曲事实。”
“可是你读他的书，”克里曼答道。“回想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你和同学们一起在王玺社(21)吃午饭，你还对我们提到了他的作品。你告诉我们他的哪些书值得一看。我当时在场。杰米是王玺社成员，是她邀请我去的。你还记得王玺社吗，就是那次你在那里的一张公共大餐桌上吃午饭的那个艺术社团，饭后我们去了客厅——还记得吗？前一天晚上，你在纪念厅(22)里读了你自己的作品，然后有一个学生邀请你，你就答应在离开哈佛前和他们一起吃顿午饭。”
“不，我不记得了，”我说，尽管我其实是记得的——我记得那次朗读会是因为那是我前列腺手术前的最后一次，也是永远的最后一次。我甚至还记得克里曼提起的那次午餐，因为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黑发姑娘一直在看着我。那一定是二十岁时的杰米·洛根。她在西七十一街假装不认识我，但其实我们是认识的，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她有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了我？仅仅因为她是她们中最漂亮的姑娘吗？当然，那也有些道理——漂亮，再加上她那严肃的沉默，暗示出她是个自信又矜持的姑娘，很明显，她的沉默就是因为羞于开口，但也并非过于害羞，以至于不敢注视别人，或对别人的注视不予回应。
“你对他依然很有兴趣，”克里曼说。“我知道的，因为就在几天前你还买了布面精装斯克里布纳版(23)的他的小说集。在史特兰德书店买的。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上班。是她告诉我的。她在店里看见了你，着实吃了一惊。”
“你这样对一个隐居者说话，在策略上是很愚蠢的，克里曼。”
“我不是个策略家，我是个热心家。”
“你多大了？”
“二十八，”他说。
“你想玩什么把戏？”我问。
“你是说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会说是爱寻根究底的精神。我的好奇心就是我的动力，祖克曼先生。这种精神并不能帮助我与别人和谐相处。比如你，就已经不欢迎我了。可对于回答该问题来说，这就是最强烈的动力。”
他是天真得可鄙呢，还是可鄙得天真？或者只是太年轻，只是太狡猾？“比起想要开创一份事业来，”我问，“想要一炮打响的动力更强烈吗？”
“是的，先生。洛诺夫对我是个谜。我想把这个谜解开。我想要还他公正。我以为你会帮我。与认识他的人谈话是尤为重要的。还算幸运，他们中有些人还活着。我需要有认识他的人来验证我对他的想法，或者，如果他们认为合适，来质疑我的想法。洛诺夫是个隐身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且是作为一个作家。隐身是他的天才的发酵剂。《创伤与神弓》(24)。洛诺夫从小就怀揣着一个很大的秘密。他居住在霍桑的故乡(25)纯属偶然，不过人家也议论纳撒尼尔·霍桑(26)也有一个大秘密，他们俩的秘密还颇为相似。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一点也不明白。”
“霍桑的儿子写过晚年的梅尔维尔(27)终于相信霍桑的一生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这么说吧，我比梅尔维尔更确信E.I.洛诺夫也藏着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能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事情，也包括他的写作。”
“为什么他的作品需要解释呢？”
“正如你说的，没人看他的作品。”
“你仔细想想的话，任谁的作品现在都没人要看。相反，我其实没必要跟你这么说，现在的大众只对揭人隐私感兴趣。那些‘解释’别人的人生的传记作品，大多靠添油加醋许多子虚乌有的内容来满足人们的这种恶趣味。即使那些传记里写的都是真事，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明显是打算要甩掉我的话题，“可我不能像你这么冷嘲热讽，要不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洛诺夫小说的遗失是文化史上的一大耻辱，是许多耻辱中的一桩，但这一桩我可以尝试去弥补。”
“噢，”我说，“你是想担当重任去消除这桩耻辱，通过公开那个能够解释一切的他早年的秘密。我猜那个秘密一定和性有关。”
他冷冷地说：“你太精明了，先生。”
我应该再次挂断的，可我现在很是好奇，想看一看他究竟能坚持多久，想看一看他有多自以为是。他的口气并非咄咄逼人，但那如进行曲般的坚定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了他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表现正是我在他那个岁数时的样子，就好像克里曼正在模仿（或者说，现在似乎更加明显了，他是在刻意模仿）我刚刚起步时那种勇往直前的方式。就是这种样子：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那种鲁莽又严肃的行事方式，对自己的逻辑一点也不怀疑，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对利害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可谓是无情的紧迫感。遇见障碍就会产生消灭它的冲动。在那些哗众取宠的青葱岁月里，你无所畏惧，你永远正确。任何事物都是你要攻克的目标；你随时准备战斗；你，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里唯一正确的人。
未经历过风雨的孩子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热血沸腾地一心想要干下惊天动地的大事。好吧，让他去自说自话好了。他会明白的。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充满敌意，”他说，尽管他看来对此并不怎么在乎。“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对你解释在我看来他的故事有多重要，而且这个故事能够解释在他离开霍普与艾米·贝莱特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写作所发生的变化。”
“他离开霍普”这样的说法惹恼了我。我理解他——他有永不妥协的韧劲，说话直率，浑身都是傲慢的病毒（他会和颜悦色地对我解释我不懂的事情）——可那并不代表我就必须信任他。除了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外，他能了解多少“他离开霍普”后的生活？
“那也无须解释，”我说。
“一本资料翔实的评传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来重新认识洛诺夫这个人，从而还他一个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正确位置。可他的子女们不愿和我谈，而他的妻子又可谓是全美国最老的一位老妇人，而且还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28)，所以不能和我交谈，还有艾米·贝莱特，她也对我的信函置之不理起来。我也给你写过信，你也不回复我。”
“我不记得有你的来信。”
“我是寄给你的出版商的，对像你这么注重隐私的人来说，我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合适。信都被退了回来，上面还贴着一张标签：‘退回寄件人。不再接受未有约定的邮件。’”
“任何一家出版商都会这么做。我最早就是从洛诺夫那里知道了这一点的。当时我和你差不多大。”
“你在标签上使用的语言，是洛诺夫的语言吗，是他的习惯用语吗？”
那确实是洛诺夫的语言——我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语言了——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打听到许多关于贝莱特小姐的事。我想要证实它的可靠性。我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你正是我需要的人。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没有。”
“她住在曼哈顿。她在做翻译工作。她得了脑瘤。如果在我有机会和她再次交谈之前，她的脑瘤恶化的话，她所知道的一切就将永远都是个谜。她能告诉我的比任何人都多。”
“她为什么要告诉你许多事呢？”
“你看，老年人都讨厌年轻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句话说得那么唐突，就好像他突然从哪儿得来了神秘的灵感。这种代沟问题是他在书里读到过的，还是有人告诉他的，还是他在自己以往的经历中知道的，或是如晴天霹雳般凭空而来的呢？“我只是想对我写的书负责，”克里曼接着说，“负责”这个字眼再次激怒了我。
“艾米·贝莱特不是你来纽约的原因吗？”他问。“你是这么对比利和杰米说的，说你来这儿探望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
“这次我挂断电话，”我说，“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十五分钟后，比利打来电话，为他和杰米的草率之举向我道歉。他不知道我们的会面应该保密，他很抱歉给我带来的麻烦。克里曼刚给他们去过电话，告诉他们他把事情搞砸了。克里曼是杰米大学里的男朋友，现在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她不是存心告诉他是谁回应了他们的广告的。比利说这事做得不妥，他现在明白了。不论是他还是杰米都没有预见到我会讨厌和E.I.洛诺夫的传记作者谈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位作家非常崇敬。他向我保证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把我们之间的约定告诉其他人，尽管我必须认识到一旦我搬入他们的住所，在他们关系网中的朋友和熟人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住在他们家的，而且，同样的，一旦他们搬到我家里……
他话说得彬彬有礼，而且还很有道理，于是我说：“没关系的。”再说，克里曼毕竟是杰米曾经的男友。如果是别的理由，我是不会容忍他的。看在这个理由的分上。
“理查德是个执拗的人，”比利说。“不过，”他重复道，“因为我们把你的住址告诉了他，我们真心向你道歉。我们真是欠考虑。”
“别放在心上，”我再次表示，可在心里我又对自己说还是马上开车回家吧。纽约多得是那种有“探根究底的精神”的人，而且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职业道德的。如果我接手了七十一街的公寓——还有那里的电话——我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种令我手足无措的环境，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表现的，我已经没有灵活的手段来处理好这种事情了。并不是克里曼对洛诺夫所做的委婉的暗示没能挑起我的好奇心。也不是说我对这一系列的事情没有感到惊奇，先是在近乎五十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撞上了洛诺夫的艾米，随后我跟着她从医院走到饭馆，接着又是克里曼打来电话告诉我艾米得了脑瘤，并想用洛诺夫有一个如霍桑一般的“秘密”这种内部消息来刺激我。对于一个爱好隐居的人来说，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局限在单调的重复里的人，一个将他认为的所有非本质的事物统统驱逐出生活的人（在表面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写作，但其实更像是一种失败后的撤退），那就像是被某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所控制，就好像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场人们对其还一无所知的日食：地上的凡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就在我正准备仓促地迈入一个崭新的未来之时，我又不明智地撤退到过去——这种倒退的轨迹谈不上很特别，但至少是出人意料的。
“我们想邀请你在大选之夜上我们家来，”比利说。“家里只有杰米和我两个人。我们准备在家里看大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一起在这儿吃顿饭。之后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能来吗？”
“是周二晚上吗？”
他笑起来。“还是十一月份的第一个周一之后的那一个周二。”
“我会去的，”我说，“我接受了，”可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什么大选，而是比利的老婆，也就是克里曼的前女友，还有就算机会能主动送上门来，我也无力再给一位女性带来快乐了。老年人讨厌年轻人吗？年轻人让老年人充满了嫉妒与仇恨吗？难道老年人不该讨厌年轻人吗？荒诞感自每一个角落迅速渗透进来，我的心因疯狂的渴望而怦怦直跳，就好像针对失禁进行的治疗对恢复性功能也有一定的疗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隐居了十一年之后，不论我是多么性无能，多么性荒疏，在遇见杰米后我的性欲又被唤醒了。就好像性欲本身要拼命去证明它是一种生命力，就好像这个小妇人的出现带来了希望。
通过一次与比利和杰米的单纯又短暂的会面，我不仅重新被抛回到一个志向远大的文学青年的世界里，虽说对这个世界我早已不再感兴趣，而且对此时此刻就要出现的刺激、挑逗、诱惑与危险敞开了怀抱。想当初，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使我下决心永远离开纽约城——一个致命的威胁——它并非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恐怖威胁，而是来自于我刚开始收到的死亡恐吓，FBI(29)认为这威胁来自于同一个组织。每一次恐吓都是通过一张明信片寄过来的，上面都盖有新泽西北部某地的邮戳，那也正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地区。邮戳上从来也不会出现相同的地点，可明信片正面的人物照片却每次都一样，都是当今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不是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为信徒们祝福就是在跪着做祷告，抑或是穿着白色锦缎的法袍正襟危坐。第一张明信片上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犹太杂种，我们来自一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我们的组织旨在对抗种族主义——即卑鄙下流的<b>犹太复国主义</b>(30)——的兴旺发达。作为寄生在这个“非犹太”国度里的又一个犹太居民，你已被我们列为黑名单上的攻击目标。因为你的住址是犹约(31)的公寓，所以势必由我们这个“部门”来完成“消灭目标”的任务。这个警告仅仅是开始。
第二张印有约翰·保罗的明信片也带来同样的问候与信息，只是在结尾处略有不同：“第二号警告，犹太佬！”
自那时起，我开始收到各种恶毒凶险的信息，不过一年里从不会多于两次，而且大多数时候一次也没有。有时，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某个陌生人会突然走过来向我发难，那是因为在我的小说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或者惹恼了他们，或者是因为恼怒而受到吸引，也或者是因为受到吸引而恼怒。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令人不安的骚扰，因为我写的书会轻易地使他们在大脑里形成一种作者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因为来自虚构的小说而趋于幻想。可是那种警告是将我作为攻击目标的：不仅因为连着好几个月我每周都会收到这样的明信片，而且因为就在同一时期，一位住在中西部的评论家，他曾在《纽约时报书评》里写过一篇对我的某本书表示赞美的评论文章，也收到了印有教皇照片的恐吓性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寄到他执教的大学里去的，而且注明烦请“马屁英语系”转交本人。没有问候语，只是用小字写了这么几句话：
只有一位一钱不值、专门舔人屁股、操蛋的狗屁“英语教授”才会恬不知耻地把这个犹太杂种最近写下的那一堆狗屎称作是“文采华丽、寓意深刻的杰作”。像你这样的垃圾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年轻人洗脑实在是一大悲剧。AK-47(32)，开火。只有那样才能挽救美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帮助它重回正轨。
是我在纽约的律师帮我联系上了FBI。结果，一位名叫M.J.史威尼的警探来拜访了我，当时我住在东九十一街上的公寓里。她是一位娇小活泼的南方人，四十刚出头。她带走了所有的明信片（她把那些明信片连同那位评论家收到的一起寄往了华盛顿，去做分析调查），并建议我时时观察、处处警惕，就好像是在指导我我不熟悉的某项体育运动的基本规则。在我走出一幢大楼前一定要留心观察一下两侧的街道，若发现任何形迹可疑之人千万要注意隐蔽。走在大街上，如果有陌生人向我靠近，那我必须始终将目光盯住他们手的位置，而不是脸，以防他们会冷不丁拔出武器。还有许多类似的建议，我立即都采纳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建立起一张严格的防御网，使得那些一心想消灭我的家伙无从入手。在评论家收到的明信片上首次出现的“AK-47，开火”，现在在我收到的信息中也出现了。有几个礼拜，用黑色毡头记号笔写下的两英寸高字体的“AK-47，开火”，构成了我收到的全部信息。
每次收到明信片后史威尼都会和我通话，在把原件装入信封寄给她之前，我会把它们两面都复印下来。有一次，我打电话告诉她我最新的一本书获得了某个奖项的提名，我准备去出席在曼哈顿中城区的一家酒店里举行的颁奖典礼。她问我：“那里的安保系统如何？”“我觉得不怎么严格。”“颁奖典礼对公众开放吗？”“并没有说不对公众开放，”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愿意去自找麻烦。我想到时一定会有上千人参加典礼。”“那好吧，你自己小心为是，”她说。“你好像不愿意我出现在现场。”“我现在不代表FBI和你说话，”史威尼说。“FBI是不会建议你去冒这个险的。”“万一我得奖，万一我必须上台去领奖，我就会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靶子，不是吗？”“如果让我作为你的朋友来说的话，”她答道，“我就会说是的。”“如果你作为我的朋友来说，你会建议我怎么做呢？”“出席这次典礼对你意义重大吗？”“对我毫无意义。”“那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认为去出席这样一次典礼简直是在犯傻，”史威尼说，“更何况我刚刚收到二十多封死亡威胁信，甚至连靠近那里的地方我都会唯恐避之不及。”
第二天一早，我租了辆车开往马萨诸塞州的西部。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就买下了一栋有两个大房间的小木屋，其中一间有一个石砌的大壁炉，另一间里有木板围的火炉。两个房间之间有一个小厨房，从那里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见一片枝桠扭曲的老苹果树林，树林后面是一个宽阔的椭圆形泳池和一棵饱经风霜的大柳树。这是一块面积十二英亩的土地，一片风景如画的湿地从中穿过，有许多水禽在其间出没。湿地往后几百英尺是一条肮脏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走三英里左右你就能看见一条柏油路，然后你沿着这条蜿蜒的柏油路往山下再走五英里就能到达阿西纳。一九五六年，我遇见E.I.洛诺夫的时候，他正在阿西纳教书，他的妻子和艾米·贝莱特也都在那里。洛诺夫的家是一幢建造于一七九〇年的房子，是由他妻子的家族代代传承下来的，距离我刚买下的房子才十分钟的车程。正是因为此地是洛诺夫的藏身之所，我才会本能地选择这里作为我自己的避风港——不仅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我遇见他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从此再也不能把此事忘怀。
我在部队里学会了如何使用步枪，所以我在当地的一家军械商店里买了把点二二口径的步枪。我花了几个下午独自一人在树林里练习射击，直到我重新掌握了诀窍。我把枪藏在床边的壁橱里，一盒子弹就摆在它旁边的壁橱地板上。我设法建立起一套与当地州警的大本营联网的安保系统，并在屋顶的各个角落设置了室外射灯，这样即使我在天黑后回家屋外也不会漆黑一片。事后我打电话给史威尼，告诉她我做的一切。“也许我住在这里的林子里情况会更糟，不过目前我觉得我在城市里感到的那种暴露和焦虑已缓和了不少。我暂时还保留着我在纽约的寓所，但我准备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直到死亡恐吓就此销声匿迹。”“有人知道你住在那儿吗？”“目前为止只有你知道。我已经安排好寄给我的邮件转到其他地方。”“那好吧，”史威尼说，“我不认为这是你的最佳选择，但只要你感觉安全了就可以。”“我会不时地进出纽约城，但我会住在这里。”“祝你好运，”她说，然后她告诉我现在她必须把我的档案转交给波士顿分局。在她说完再见挂掉电话后，我一晚上都为我做的事感到抱歉。我知道在我受到死亡恐吓的整个这段时间里，多亏有M.J.史威尼在我和我的联系人AK-47之间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等到死亡恐吓的邮件终于停止骚扰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我那小木屋。那时候，小木屋已经成为了我的家，我在那儿一住就是十一个年头。我在那里写书、锻炼、得了癌症、采取了积极的治疗，就这样，在这个与世隔绝之地，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成为了一个正宗的老头。一个人过日子的习惯，没有烦恼的孤独生活，已经彻底浸入我的骨髓，摆脱了责任的枷锁，自由自在的快乐——说来荒唐，自由真的比一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一连数日埋头写作，我会感觉到一种近乎奢侈的满足感。孤独，令人抓狂的孤独，也会偶尔光顾，但我总有排解的方法：如果它在白天降临，我就会离开书桌，去林子里或是沿着小河走上五英里，如果它在晚间现身，那我会把正在看的书暂时丢下，去听一些能让我集中精神的音乐——譬如，巴托克(33)的四重奏之类。就这样，我重新找回了我的平静，孤独不再令我无法忍受。总而言之，我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在充满摩擦、冲突、烦乱、彷徨与厌恶的生活里扮演某个角色，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些使你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的各种人际关系已全无必要。我能够远离尘嚣，是因为多年来我已经掌握了一种生活方式，我本以为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认为的不只我一个），因此我感觉到骄傲。我当初离开纽约也许是因为恐惧，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我在孤独中发现了一片自由的天地，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热爱这份自由。
我摆脱了欲望的暴政——也或许，经过了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即使最为苛刻的生活条件也能让我安之若素。
在二〇〇四年六月的最后一天，那个名叫“AK-47”的家伙又回来向我发出警告。我记得那天是六月三十号，因为就在那天我居住的那片新英格兰地区的雌鳄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它们纷纷离开水泽爬上开阔的沙滩筑巢产卵。这些雌鳄龟是一种体格强壮、行动迟缓的大型龟类，它们长着锐齿，有直径一英尺多的坚硬的甲壳和一条覆着层层鳞片的长尾巴。在阿西纳的最南端，生活着大量的鳄龟。它们成群结队地越过一条通往城区的双车道的碎石路。驾驶员们会耐心地一连等上数分钟，以免在它们从深山老林里的沼泽或水塘里爬出来时压着它们，许多当地居民养成了一种习惯，我也和他们一样，我们不仅会停下车来，而且会把车停到路边，然后下车站在硬路肩上，欣赏这难得一见的两栖动物大游行。它们缓慢又笨拙地往前爬，两条腿短小、强壮、覆着鳞片，末端是如史前爬虫一般的脚爪。
每年，在这些驻足观赏者中间你都能听到同样的俏皮话、欢声笑语和啧啧称奇，还有那些热心教育的家长们，他们会特意带上孩子来观看，于是你又得到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你会知道这些鳄龟的体重有多重，脖颈有多长，牙齿有多锋利，它们一次能产下多少卵，它们的寿命有多长。接着，你回到车上，开车去城里办你的杂务，在四个月前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在欣赏完鳄龟后，我就开车去了纽约，去咨询有关胶原质治疗之事。
我把车子斜斜地停在城市绿地旁，然后撞见了几个我认识的当地的生意人，他们是暂时离开自己的店铺到这里来晒晒太阳的。我站在那里和他们说了会话——话题十分有限，我们都摆出一副世界真美好的友好态度。他们中有一家男子服装店的老板、一个卖酒的老板，还有一个作家，脸上全都洋溢着因远离了伤脑筋的世界，过上了安全的美国式生活而倍感满足的微笑。
在我穿过一条马路前往一家五金店的路上，我突然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声“AK-47”，这人从我身边经过，往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急忙转身，从他高大的背影和内八字的步伐里，我即刻认出他来。他是我去年夏天雇的一位粉刷工，我雇他来为我粉刷外墙，可是，因为他没能按照约定每隔一天来干活——而且，即使他来干活也从不会超过两到三个小时——与其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还不如把他给解雇了。于是，他寄了一张金额离谱的结账单过来，我没有和他理论——那是因为，此前不论是在电话里还是面对面地，关于那是算他的工作时间还是旷工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和他争吵——而是把它直接交给我的律师去处理。那位油漆匠的名字叫巴迪·巴恩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阿西纳的一个臭名远扬的酒鬼，我知道得实在太晚了。我从来也不喜欢在他汽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的查尔顿·赫斯顿(34)是我心目中的总统，可我也不怎么在意，因为尽管这位传奇的电影明星因成为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全美枪支联盟的名誉主席而声名显赫，可在我雇用巴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步入了老年痴呆阶段，因此贴纸上的句子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更无聊。
当然，在大街上听到这么一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实在是太过惊讶了，以至于我都没有工夫去考虑我该如何反应，或者说考虑是否该做出反应。我向着绿地飞奔而去，他刚好爬进了他的皮卡里。我喊着他的名字，在皮卡的挡泥板上砸了一拳，他这才摇下了车窗。“你刚才对我说什么呢？”我问他。巴迪是个态度粗鲁的四十多岁的人，可是却有一张宛如天使的粉红的脸，尽管在他的鼻子底下和下巴上面都长着一层薄薄的金毛。“我跟你无话可说，”他用那习惯性的大嗓门吼道。“你刚才对我说什么了，巴恩斯？”“老天，”他翻着白眼说。“回答我。回答我，巴恩斯。为什么你要跟我说那句话？”“你有幻听吧，你这个疯子，”他说。随后，他倒了下车，临阵脱逃了。在轮胎发出一声如孩子般的尖叫之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到最后，我认为这次事件并不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具有任何戏剧性的意义。是的，他确实说了“AK-47”，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一到家就给FBI纽约支部打了电话，我要把这事告诉M.J.史威尼，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前就离开了FBI。我提醒自己那些明信片在我搬到这里来之前的几个月就收到了，像巴迪·巴恩斯这样的人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存在。不可能是巴恩斯寄那些明信片的，尤其是上面都盖着北泽西大小城镇的邮戳，而马萨诸塞州的阿西纳则在它以南的一百多英里。他用来骚扰我的这个字眼和十一年前写在邮件里来骚扰我的一模一样，这不过是个荒唐的巧合而已。
话虽这么说，可自从我买下点二二口径步枪在树林里练习射击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打开子弹盒，这些年来我一直把未上膛的步枪靠在我卧室里的壁橱板上，可如今，在我睡觉前，我会把它上好膛摆在我床边的地上。我一直这么做，直到我出发去纽约，甚至在我怀疑巴迪根本什么也没对我说之后，甚至在我最终断定那只是我的幻听之后。在那个美丽的夏日清晨，在那个我兴致勃勃地欣赏了雌鳄龟辛苦地穿过马路去完成繁殖任务的清晨，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为逼真的一次幻听，为什么会那样，没有任何理由，至少对我而言没有。
在注射完胶原质之后，我失禁的情况未见丝毫好转。在大选日的早晨我汇报了这个情况，医生办公室建议我预约一下时间，在下个月进行第二次治疗。如果在间隔期里有改善的状况，那我随时都可以取消预约；如果没有，那就再注射一次。“如果还是不管用呢？”“那就再做一次。第三次，我们就不会再通过尿道注射了，”护士解释说，“而是通过前列腺手术的伤口。只是刺一个孔。只需要局部麻醉。不疼的。”“如果第三次治疗还是不见效呢？”我问。“哦，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祖克曼先生。我们一步步来。不要失去信心。不会一无所获的。”
就好像小便失禁的问题还不够有伤大雅，人家还非得像对付一个不愿吃鳕鱼肝油的任性的八岁娃娃一般来哄着你。可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年迈的病人拒绝屈服于无可避免的苦难，拒绝温文尔雅地蹒跚着走向坟墓：医生和护士要照料的其实是个孩子，一个必须得到安慰的孩子，那样他才能为了自身早已不存在的理由而继续硬撑下去。无论如何，在我挂掉电话的时候，脑子里就在想着这些。我感觉已耗尽了我的骄傲，感觉我的气力已走到尽头，感觉无论我抵抗还是默认，我都注定要失败。
我在这座城市里转悠的最初那几天里，是什么最令我惊奇呢？就是那最普通不过的东西——手机。在我那座山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信号接收站，而且，在山下的阿西纳，虽说那里有信号站，但我也很少看见有人走在大街上对着自己的手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以前的纽约，那时如果有人走在百老汇街上自言自语，那他一定是个疯子。近十年来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大家在突然间都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吗，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吗，就不能等到彼此见面后再说吗？无论我走到哪儿，总有人不是在我身前就是在我身后对着手机叽里咕噜。看看来往的车辆，开车人也大都在打手机。坐上出租车，司机也在打手机。对于一个常常连着几天不和任何人交谈的人来说，我不得不奇怪先前阻挠人们如此行事的那股力量为什么会突然间崩溃了，使得人们情愿对着电话不停地嘀咕，也不愿意自由地走在大街上，享受那片刻的孤独，依靠自己动物的直觉来捕捉街道上的风景，徜徉在活力的都市所引发的万千思绪中。对我来说，这景象使街道看来像漫画，行人们也显得异常荒诞。而同时，这也像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为了彻底消灭距离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戏剧效果。结果会如何呢？你知道，你可以随时联系上别人，如果联系不上，你就会失去耐心——又烦躁又光火，像个愚蠢的小鬼。我明白，在饭店、电梯、球场等地早已失去了宁静的环境，然而，应该是人类巨大的孤独感造就了这种渴望被倾听的强烈愿望，而且即使被别人偷听去也在所不惜——对了，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电话亭时代，它有厚实的折叠门可以关紧，所以我对这样的景象尤感印象深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可以构思一篇故事，故事里的曼哈顿变形为一座邪恶之城，在那里人人都互相监视，在他或她的手机的另一头总有个人在跟踪，可即使这样，只要来到户外的广阔天地，无论在哪儿他们总忍不住要互相拨打电话，这些电话不离手的人还自以为他们是在享受着最大程度的自由呢。我知道这些道理，只要设想一下这样的台词：我与所有的时代怪人为伍，我们相信从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年代开始，机械就成为了生活之敌。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以为，在他生命中只有一半的清醒时间里还要对着部手机喋喋不休也算是在过人的日子。不，这个傻玩意对提升公众的思想水平根本毫无益处。
我注意到了年轻姑娘们，我无法忽视她们。在纽约，这会儿的天气还很暖和，姑娘们的穿着打扮叫我无法漠视，无论我是多么不想被重新挑起那蠢蠢欲动的欲火，这欲火本来已经被在一个千里之外的自然保护区里离群索居的生活压制下去。我开车去阿西纳时就已经知道了，如今有多少大学里的姑娘对衣着暴露既不会感到害羞也不会感到恐惧，可是等我来到纽约依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首先衣着暴露的女人在数量上不知要比阿西纳多多少倍，其次在年龄范围上也要宽泛许多，我羡慕地理解到，女性的穿着方式不仅代表她们想要惹人注目的愿望，而且这种挑逗性的艳装大游行还代表着最本质的敞开自我。也或许那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如此理解。也许我的理解全不对头，也许这只是当今的时装式样，也许当今的T恤就是这么剪裁的，也许当今的妇女时装就是这么设计的。尽管她们穿着紧身的T恤、超短的短裤、迷人的奶罩，连肚皮都露在外面，这一切似乎代表她们都是唾手可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事实不仅仅针对我。
可是我必须承认，杰米·洛根最令我迷惑。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么近地坐在一位魅力不可挡的年轻姑娘身边了，也许自从我最后一次在哈佛文艺俱乐部的餐厅里坐在这同一个杰米对面以来就再也没有过。当我们在交换住房上达成一致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她搅得神魂颠倒了。回到宾馆后，我一个劲地想着要是不换房该有多美——就让比利·大卫多夫待在他想待的地方，他就想待在原地，待在西七十一街路德小教堂的对过，而让杰米与我一起返回平静的伯克希尔山，这样她就能摆脱恐怖袭击的噩梦。她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引力，牵引着我那多欲的鬼魂的巨大的引力。甚至在她还没有出现时，这个女人就已经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