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一个名叫波普伊·卡伦德的人打工，或者说和这个人共事。波普伊是个古董商人，他没有门店，家里也堆满了旧家具，他家放不下的东西才放到我们家来。波普伊家的衣橱背靠背放着，很多套床垫弹簧竖靠在墙上。他从农场或乡下的小村子里收购东西——家具、盘子、床罩、球形门把手、泵杆、炼制黄油的搅乳器、熨斗，什么都要，然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多伦多的古董商店。那时古董生意的黄金时期还没有到来，人们迫不及待地在旧木制品上刷上白色或浅色的漆，扔掉简易的线轴床，卧室里换上浅色的枫木家具，用绳绒床罩盖住拼缀的被褥。收购东西并不难，花不了几个钱，卖掉却要费一番周折，所以这些东西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停留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波普伊和我母亲选择干这一行并没有错。如果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发财，并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可是那时候波普伊生意惨淡，母亲则几乎挣不到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上当了。

他们没有坚持下去。母亲病了，波普伊则因为在火车上骚扰别人进了监狱。

有些农场不欢迎波普伊，一见到他来，小孩子们就朝他大声嚷嚷，农妇们赶紧闩门。波普伊穿着油乎乎的黑衣服，吃力地穿过别人家的院子，眼睛不由自主地滴溜乱转，显得傻乎乎的，或很猥琐。他会用恳求的语气轻声问道：“有人在——在家吗？”除了外表邋遢，他还咬舌，结巴，我父亲学他学得惟妙惟肖。在有些地方，波普伊会吃闭门羹，而在另一些地方，通常是不那么体面的人家，他却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给他吃的，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只奇怪而无害的鸟儿，因为怪异而备受珍视。如果一个地方不欢迎他，他就不会再去了，会派我母亲去。他脑海里一定有一张周边乡下的地图，每家每户都在上面。有些地图会用小圆点标出哪儿有矿产资源，哪儿是历史古迹。波普伊的地图想必也一样，哪儿有一把摇椅、一个松木餐具柜、乳白玻璃碎片或一只护髭杯，无论是他确切知道的还是怀疑有的，都做了标记。波普伊和我母亲凑在餐厅一起看旧腌菜坛子上疑似工匠留下的标记时，我常听他对我母亲说：“为什么不去看看呢？”他跟我母亲说话或跟别人谈生意时从不结巴，声音柔和但不卑微，听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又像是为自己出了一口气。哪个朋友如果和我一起放学回家，她准会问：“那个人是波普伊·卡伦德吗？”朋友会很吃惊，波普伊竟然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竟然会出现在别人家里。我很不喜欢和波普伊扯上关系，所以很想说那不是他。

说真的，没有几个人注意波普伊的性取向，人们可能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性取向。大家说他奇怪[6] ，也只是“怪”的意思：古怪，反常，招人烦。他的结巴、滴溜乱转的眼睛、肥硕的屁股和满屋子的破烂儿都浓缩在这个词里了。他努力在达格利什这样的地方生存下来，任意的侮辱和莫名的同情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我不知道他是特别勇敢还是不太现实。当然了，他在斯特拉特福德的火车上向两个棒球运动员表达那样的暗示，确实不现实。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对波普伊最后那次倒霉的经历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她对这个人的看法。很多年以后，母亲在报纸上看到，我要去念书的那个大学有个老师因为争男伴在酒吧里和人打架被捕了。她问我报纸上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在保护一个朋友，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朋友，“男伴”是什么意思？

然后母亲说：“可怜的波普伊，总有人要找他的碴儿。其实他非常聪明，他的聪明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样的地方活不下来，人们容不下他们，就是容不下。”

母亲可以开波普伊的车去拓展业务。有时候波普伊去多伦多了，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出去过周末。如果不是有一拖车的货要拉回来，他出门一般会坐火车——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他不幸在火车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自己的车年久失修，连镇子都开不出去，只能往达格利什开个来回，再远就不行了。我父母跟其他很多陷入大萧条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一些大物件，比如汽车或锅炉。这些东西慢慢变旧，没法修，也买不起新的。自己的车好用的时候，我们一夏天会去戈德里奇一两次，去那里的湖上玩，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姑姑们。

母亲总是说父亲的家庭很奇怪。说它奇怪，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先有了七个女孩，然后才有了一个男孩，还因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仍然生活在一起，住在她们出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一个女孩小的时候死于伤寒，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他逃出了那个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六姐妹很古怪，至少她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她们都是老古董，真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

我不记得姑姑们来过我家。她们不喜欢来达格利什这样的大镇子，也不敢离开家太远。姑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有十四五英里，她们没有车，平时出门驾马车，冬天则用马拉雪橇，那时别人早就不用马做交通工具了。她们一定来镇上办过事，我记得见过一次。一个姑姑在街上赶着马车，车顶高高的，像一顶黑色女帽。她侧身坐在座位上，除了看路，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众人的目光似乎让她感到痛苦，但她很固执，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尴尬而又固执。她自成一景，和波普伊·卡伦德有得一比。我真的不能相信她就是我姑姑，这好像不可能。可是我记得早些年去过农场一次，也许不止一次，那会儿我还太小，记不清楚了。那时我还没有这种怀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古怪。当时爷爷卧病在床，我想是快不行了，在爷爷身体上方挂着一把棕色的大纸扇，纸扇连着几根绳子，拉动绳子就可以给爷爷扇风。一个姑姑正在教我怎么拉绳子，这时楼下忽然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和姑姑对视了一眼，就像两个小孩听到大人叫自己一样。我当时一定觉得姑姑的眼神有些不寻常，和普通大人的眼神不一样，缺少必要的平衡感和界限感；不然我是不会记得的。

还有一件事和一个姑姑有关。我觉得是同一个姑姑，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坐在屋后的台阶上，旁边放着一只六夸脱的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晾衣夹。姑姑在为我做玩具娃娃，用圆头夹子做出大体的样子，用黑色和红色的蜡笔做嘴巴和眼睛，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些纱线，缠在夹子上做头发和衣服。然后她跟我说——我非常肯定她这么说了：

“这是位女士。她戴着假发去教堂，看到了吗？她可骄傲啦。如果起风了，会怎么样？她的假发会被直接吹掉。看到了吗？你吹吹看。”

“这是个士兵。看到他只有一条腿了吗？他的另一条腿在滑铁卢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你知道炮弹是什么吗？就是那种从大炮里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打仗的时候一点火，轰隆隆！”

夏末一个炎热的周日，我们打算开波普伊的车去农场看望姑姑们。父亲说不行，他不开其他男人的车——也就是说他不开波普伊的车，不想坐在波普伊坐过的地方——所以只好由母亲来开车。这样一来，整个出行都叫人觉得不踏实了，责任分配错乱了。

母亲不太熟悉路，而父亲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她走得对不对。这有点捉弄人的意味，也不是没有怀疑和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是在这儿拐弯吗？还是在前边那个路口？等我看到那座桥，我就知道了。”

路线很复杂。达格利什附近的路大部分都是直的，但这儿的路或绕着山盘旋，或隐入沼泽不见。有些地方甚至只是两道车辙，中间夹着一排车前草和蒲公英；有些地方，野生浆果灌木丛的藤蔓爬过了路面。这些高大粗壮的灌木密实、多刺，叶子绿得发亮，近于黑色，让我想起为摩西让路的海浪。

前面就是桥了。这座桥就像连在一起的两节火车车厢，车皮没了，只剩下骨架，宽不过一条车道。旁边的标牌上写着：卡车不宜通行。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车子颠簸着开上桥面时，父亲说，“那就是他了，梅特兰老爹。”

妹妹说：“哪儿？谁？你说他在哪儿？”

“是梅特兰河。”母亲说。

我们往下看，看到桥边的护栏已经脱落，棕色的河水清澈见底，河两侧雪松夹岸；河水漫过一些隐约可见的大石头，流向远处，泛出粼粼波光。我好想游泳。

“她们游泳吗？”我说的是姑姑们。我想她们如果游泳，也许可以带上我们。

“游泳？”母亲说，“我想象不出来。她们会游泳吗？”她问父亲。

“我也想象不出来。”

我们驶过河对岸阴暗的雪松树丛，沿着山坡往上走。我开始念叨姑姑们的名字。

“苏珊，克拉拉，莉齐，玛吉，死了的那个叫詹妮特。”

“还有安妮，”父亲说，“不要忘了安妮。”

“安妮，莉齐，我说过了。还有谁？”

“多萝西。”母亲说着有点生气似的猛地一换挡。我们越过山顶，把山谷黑暗的灌木丛甩在了身后。这里的山顶都是牧草地，到处都是开着紫花的马利筋、野豌豆花和多毛金光菊。几乎没有树，但沿途有很多正值花期的接骨木灌木丛，看上去像绿叶间洒了一簇簇的白雪。群山中最高的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

“希伯伦山，”父亲说，“那是休伦县最高的地方。至少我听说是这样。”

“现在我知道该怎么走了，”母亲说，“马上就到了，是不是？”

我们到了。这是一座很大的木头房子，旁边没有树，后面是谷仓和开满鲜花的棕色山丘。现在的马车棚是原来的谷仓，是用原木建成的。我记得很清楚，房子是白色的，但现在看到的却是黄色的，而且有很多地方油漆已经剥落了。

房前一道窄窄的阴影里，有几个人坐在直背椅上。她们身后的墙上挂着刷干净的牛奶桶和脱脂器部件。

姑姑们不知道我们会来。这儿没装电话，所以我们没办法提前告诉她们。她们只是坐在阴影里，看着这条路，整个下午几乎没有第二辆车打这儿经过。

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站起来，跑到房子一侧。

“那应该是苏珊，”父亲说，“她不能见外人。”

“知道是我们，她会回来的，”母亲说，“她没见过这辆车。”

“也许吧，但我觉得够呛。”

其他几个也都站起来，拘谨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双手紧紧扣在围裙前。我们下车后，她们认出了我们，其中一两个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等我们走近。

“快过来。”父亲说，让我们和姑姑们相见，一一叫出她们的名字，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也没有贴面礼。

“莉齐，多萝西，克拉拉。”

没用的，我永远都分不清，她们长得太像了。虽然最大的姑姑和最小的姑姑相差十二岁或十五岁，但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差不多五十岁的样子，比我父母年龄大，但又说不上真的老了。姑姑们都很瘦，骨架修长，年轻的时候可能很高挑，但由于长年的劳作和顺从，现在已经驼背了。有几个姑姑把头发剪短了，发型简单，有些孩子气；有的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没有谁的头发全是黑的或灰的。她们脸色苍白，眉毛浓密，眼窝深陷，明亮的眼睛是蓝灰色、绿灰色或灰色的。她们和我父亲长得很像，但父亲不驼背，脸也比她们长得开，所以看上去很英俊。

她们和我也长得很像。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现在如果不弄头发，不化妆，不修眉毛，穿上没有型的印花裙子和围裙，低着头抱着胳膊肘站在那儿呢？是的，的确很像。所以当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仔细盯着我，迫不及待地让我的脸对着光，说：“这是查德列家的人吗？你们觉得呢？”——这时她们看到的是一张弗莱明家的脸，而且说实话，这张脸要比她们家的好看。（并不是说她们自称长得漂亮；对她们来说，长得像查德列家的人就已经足够了。）

一个姑姑的手红得像剥了皮的兔子。后来在厨房里，这个姑姑坐在一把靠着木箱放的椅子上，身体被炉子挡住一半，我看到她不停地抚摸那双手，还放在围裙里揉搓。我记得很久以前来的时候见过这双手。母亲说那是因为这个姑姑（一直都是同一个吗？）总是用碱液擦洗地板、桌子和椅子，让它们保持洁白；总用碱液，手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次回家的路上，母亲又会用一种谴责、悲伤而又厌恶的语气说：“看到那双手了吗？她们一定是得到了长老会的豁免，才可以在礼拜日擦洗地板的。”

地板是松木的，洁白，闪亮，又像天鹅绒一般柔软。桌子和椅子也有着同样的光泽。我们聚在厨房里坐着，这个厨房就像大房子附带的一个小房子，前后门相对，三面开窗。黑色的炉子看上去冷冰冰的，也被擦得闪闪发亮，边饰更是亮得像镜子一样。这里比我到过的任何房间都干净，空荡，没有一点轻浮的迹象，好像住在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收音机、报纸、杂志，当然也没有书。家里肯定有一部《圣经》，一本日历，但不知道放在哪儿。现在我甚至怀疑，记忆中那些晾衣夹做的娃娃、那些蜡笔和纱线是不是真的。我想问问是哪一个姑姑给我做的娃娃。戴假发的女士和一条腿的大兵真的存在过吗？虽然我平时并不怕生，但这个房间里却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让我无法开口，好像我第一次明白了，有问题是多么冒昧，有想法是多么危险。

现在我明白了，她们的生活里可能只有劳动，没有聊天；劳动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握着奶牛粗糙的奶头挤奶，在散发着焦煳味的熨衣板上来来回回地熨衣服，把擦地水唰的一声泼在松木地板上，看着白色的泡沫形成圆弧——做这些的时候她们不言不语，也许心满意足。在这里，干活的概念和我们家不一样。在我们家，你只要干完就行了；而在这里，干活可以而且必须永远持续下去。

聊点什么呢？姑姑们像是在与皇室成员交谈，不敢发表意见，倒是可以回答问题。她们没有给我们端来茶点。很明显，她们都是极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像苏珊姑姑那样跑开、躲起来。（我们来到后她就再也没露面。）在那个房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叫人觉得痛苦。但我却为之着迷，那痛苦令人神往，那无奈叫人觉得羞耻。

父亲倒是有办法和她们说上话。他从天气开始聊起，说雨水是不能少的，但七月里的雨把干草给毁了，去年春天的雨水就很足。父亲又说起很久以前的洪水，并猜测今年秋天会不会下雨。这些话让姑姑们平静下来。接着，父亲又问起家里的奶牛、那匹叫内莉的驾车马和那两匹叫王子和女王的役马，还有菜园，西红柿有没有得枯萎病。

“没有。”

“摘了多少夸脱？”

“二十七夸脱。”

“做辣椒番茄酱了吗？做番茄汁了吗？”

“都做了。”

“那冬天就不会饿肚子了，然后你们还能长胖点。”

两个姑姑咯咯地笑起来。父亲受到鼓励，继续开玩笑，问她们最近有没有经常跳舞。他摇着头，装作回想起以前的样子，说她们在乡下到处跑着去跳舞、抽烟、胡闹，弄得远近皆知。他说她们是一帮坏姑娘，她们不想结婚是因为更喜欢调情；唉，有这样的姐姐，他简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母亲说话了。她肯定是想替姑姑们解围，觉得这样开她们的玩笑不厚道，因为她们从来没做那样的事，也不是那种人。

“那件家具真不错，”母亲说，“那个餐具柜，我一直都很喜欢。”

一帮乱来的小姑娘，父亲说，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就是那样。

母亲过去看餐具柜，柜子是松木的，又高又沉。柜门和抽屉上的球形把手都不太圆，形状有点不规则，可能是故意做成那样的，也可能是年份久了，用得多了，就成了那样。

“可能会有古董商来，出价一百元要买这个柜子，”母亲说，“要是那样，不要卖给他，桌子和椅子也别卖。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卖掉这些东西，除非你们真正知道它们值多少钱。相信我。”母亲没征求姑姑们的同意就开始检查柜子，摸摸把手，看看背面。“我说不好这个柜子值多少钱，但如果你们想卖，我会尽量请最懂行的人来估价的。还有，”她认真地抚摸着柜子说，“家里的家具都很值钱，可要看紧了。这都是附近生产的老家具，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把这些老家具都扔了，一有钱就去买维多利亚风格的东西。这样一来，那些没扔的就值钱了，而且将来还会更值钱，真的。”

母亲说得没错，但姑姑们却听不进去。她们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仿佛她精神失常，在胡言乱语一样。可能她们根本不知道“古董”这个词，虽然母亲在说她们的餐具柜，但那些话她们完全听不懂。会有商人跑到家里来给她们钱？没人来。对她们来说，卖掉餐具柜大概就像卖掉厨房的墙壁一样不可思议。除了腿上的围裙，她们不会看任何东西。

“所以我猜，那些从来没变富的人还真幸运。”父亲说，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姑姑们仍然接不了话。她们可能知道“变富”是什么意思，但从来没用过这样的词，没说过，也没想过自己要变富。她们可能注意到有些人，甚至自己的邻居，在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挤奶机，买车买房。我想她们不会嫉妒，反而会有些惊恐，认为那些人这样做不妥，缺乏自制力。她们会可怜那些人，就像可怜那些真的跑去跳舞、抽烟、调情和结婚的姑娘一样，可能也会可怜我母亲。而母亲看着姑姑们这样生活，只想着让她们多一些乐趣，不再这么闭塞。如果能卖掉一些家具，给家里通上电，买台洗衣机，在地板上铺上油地毡，再买辆车学着开一开，她们的生活会怎样？为什么不呢？母亲会问。她关注的是生活的变化和各种新的可能。她以为姑姑们向往那些东西，不只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各种条件和能力。可实际上，姑姑们根本懒得反对这种做法，都想不起来去排斥。她们完全满足于现状，从来没想过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心情愉快，话也多起来。他跟我聊起他的人生和家庭，说起自己离家的经历。实际上父亲曾经两次离开家，第一次发生在他十四岁那年的夏天。爷爷叫他出去劈柴，他把斧柄弄坏了，爷爷把他骂出家门，拿着干草叉追着他打。爷爷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干活也很拼命。姑姑们吓得大声尖叫，而父亲，当时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只能沿着小路拼命奔跑。

“她们会尖叫吗？”

“什么？哦，当然，那时候会。”

父亲本来打算跑到路尽头就停下来，然后晃悠一会儿，等姐姐们告诉他风平浪静了就回去。但是他一直跑，一口气竟然跑了去往戈德里奇一半的路程。于是他想，不如跑到戈德里奇算了。他在一艘湖船上找了份工作，那个季节余下的时间就一直在船上干活。后来圣诞节前的一个月，河运季结束了，他又去了一家面粉厂工作。他能干那里的活，但是年龄不够；厂里怕有人查，就让他走了。正好他也想回家过圣诞节。他想家了，给父亲和姐姐们都买了礼物。买给老爷子的是一块手表，那块手表和车票花光了他最后一分钱。

圣诞节后的几天，父亲在谷仓里放干草，爷爷过来找他。

“你还有钱吗？”爷爷问。

父亲说没有了。

“哦，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姐姐们要盯着牛屁股看一夏一秋，然后等你冬天回来蹭饭啊？”

那是父亲第二次离开家。

他躺在病床上，笑得浑身发抖。

“盯着牛屁股！”

然后父亲说，有意思的是，老爷子小时候和他的父亲吵架后也曾经离开家。爷爷用独轮手推车干活，被他的父亲骂了一顿。

“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一桶一桶地提着饲料去喂马；冬天，马都拴在马厩里，所以我父亲想到了用独轮手推车运马饲料。这样干活当然快多了，但他挨揍了，因为懒惰。他们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任何改变都是坏事。对他们来说，效率就是懒惰。你肯定觉得这是小农思想。”

“也许托尔斯泰会赞同他们的看法，”我说，“还有甘地。”

“该死的托尔斯泰和甘地，他们年轻时又没干过活。”

“也许吧。”

“但那些人有勇气来到这里，真是个奇迹。他们抛开一切，把一切熟悉的东西抛在身后，背井离乡来到这里。面对北大西洋已经够惨的了，还要面对这个国家遍地的荒野。他们干过很多活，经历过很多事。你曾祖父来到休伦地区时，身边有弟弟、妻子和岳母，还有两个孩子。没过多久，弟弟就被一棵树砸死了。第二年夏天，他的妻子、岳母和两个儿子得了霍乱。老人和孩子都死了，只剩下夫妻两个。他们继续开辟农场，又生了孩子。我想他们身上的勇气已经被耗光了。他们信仰的宗教和教养把他们给毁了。看他们是如何循规蹈矩的吧！还有自尊心，也是罪魁祸首。没有了勇气之后，就只剩下自尊心了。”

“可是你没有啊，”我说，“你跑了。”

“也没跑远。”

姑姑们年纪大了以后，把农场租了出去，但仍然在那里生活。她们有的患了白内障，有的得了关节炎，不过仍然顽强地活着，互相照顾，直到去世。最后只剩下莉齐姑姑一个人，不得不住进了县里的养老院。她们都很长寿，终究比查德列家的人更坚韧，查德列家族没有人活过七十岁。（艾丽斯姨妈看完阿拉斯加后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我曾经每年圣诞节都给姑姑们寄一张贺卡，上边写上：祝姑姑们圣诞快乐！我爱你们。我那么写是因为自己不记得哪个姑姑不在了，哪个还在。母亲下葬时，我见过姑姑们的墓碑。那是一根不起眼的石柱，上面刻着她们所有人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有几个已经填上了去世日期（肯定有詹妮特，可能还有苏珊），其余的还空着。到现在，去世日期可能又多了几个。

姑姑们也会给我寄贺卡，上面是花环或蜡烛的图案，还会有几句话：

今年冬天不错，雪不多。我们都很好，只是克拉拉的眼睛没有什么好转。送给你这个季节最美好的祝福。

我想象着她们出门买贺卡，去邮局，买邮票——她们这么做是在坚持一种信念：写下几句话，寄到像温哥华这样难以想象的地方，寄给血脉相连、过着不可思议生活的亲人。而她们的亲人读到卡片时会感到那样的迷惑和难以言喻的内疚。想到她们仍然在那里，仍然记挂着我，我确实感到内疚和迷惑。不过那段时间来自家里的任何消息都会提醒我，我是个叛徒。

在医院里，我问父亲有没有哪个姑姑交过男朋友。

“像你说的那种男朋友，没有。曾经有人开过布莱克先生的玩笑。那时他们说，他在那儿盖小屋就是因为爱上了苏珊。我不这么认为。那个家伙只有一条腿，在马路对面农田的一角盖了间小屋，最后死在了那里，仅此而已。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了。苏珊是老大，你知道的，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二十还是二十一岁了。”

“所以你觉得她没有浪漫史喽？”

“我觉得没有，那只是个玩笑。那个人是奥地利人还是哪儿人来着，布莱克只是别人对他的称呼，也许是他自己说叫这个名字的。苏珊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他就葬在那里的一块大石头下。我父亲把小屋拆了，用那些木料盖了我们家的鸡舍。”

我记得鸡舍，记得那块大石头，记得自己坐在地上看父亲修栅栏。我问父亲这段记忆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是真的。老爷子卧病在床那会儿，我经常出去修栅栏。那时你还不太大。”

“我坐在地上看着你，你问我知道那块大石头是什么吗。你说是墓碑。我记得当时没问你是谁的墓碑，我一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不是玩笑，是真的，布莱克先生就葬在那块石头下。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来。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外婆和两个男孩都死了的事吗？那时家里同时摆着三具尸体，他们没有东西当裹尸布，只有从自己国家带来的蕾丝窗帘。我猜葬礼一定很仓促，因为人死于霍乱，又是在夏天，所以裹着蕾丝窗帘就下葬了。”

“蕾丝窗帘？”

父亲看上去很不好意思，好像送给我一件礼物似的，然后态度生硬地说：“嗯，我觉得你可能会对这些细节感兴趣。”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在多伦多图书馆的一台缩微胶片阅读机上读一些旧报纸，这和我正在写的一个电视纪录片脚本有关。“达格利什”这个地名吸引了我的注意，然后是“弗莱明”这个姓氏，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两个词了。

一隐士死于达格利什附近

据报道，布莱克先生，男，约四十五岁，教名未知，在托马斯·弗莱明先生的农场去世。此前，布莱克先生征得弗莱明先生同意，在农田一角盖了一间小屋，最近三年一直生活在那里。他种植了一些土豆，主要靠这些土豆以及鱼、小型猎物为生。据说这位先生来自欧洲某个国家，自称“布莱克”，对自己的过往经历缄口不提。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布莱克先生失去了一条腿，因此有人猜测他可能当过兵。有人曾听到他用外语自言自语。

大约三周前，弗莱明先生见这位隐士的小屋没有炊烟升起，过去查看后发现他已重病在身。这位先生患了舌癌。弗莱明先生希望把他抬到自己家以便照料，布莱克先生拒绝了，最后才勉强同意住进弗莱明先生家的谷仓里。在布莱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天气和暖，年轻的弗莱明小姐们对他悉心照料。他在谷仓里去世，弗莱明先生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小屋旁边。从此，这位隐士的秘密将再也无从得知。

我忽然想看看那块石头，看看它是否还在那儿，虽然已经没有亲人在那里生活了。六月的一个周日，我开车来这边，正好绕过达格利什。公路已经变了样，我本以为那个农场不好找，但很快就找到了，出人意料地容易。它的位置已经不偏僻了。那些小路修直了；新建了一座结实的双车道混凝土桥；为开采砾石，希伯伦山被削去了一半；那些天然的牧草地也已经种上了玉米。

那个原木建的马车棚不见了，房子外面加了一层淡绿色的铝皮壁板，多了几扇大窗子。门前的水泥板——姑姑们坐在直背椅上看马路的地方——变成了露台，上面放着很多盆鼠尾草属植物和天竺葵、一张带遮篷的金属桌，还有几把塑料彩带做的普通折叠椅。

所有这些都让我心生疑虑，但我还是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孕妇，她请我来到厨房。这是一个格调明快的房间，油地毡的图案有点像红色和棕色的砖块，内嵌式的碗柜看上去很像是枫木做的。两个孩子在看电视，由于外面光线很亮，电视屏幕上的颜色显得淡了很多。年轻的丈夫正在用加法机认真地算着什么，好像一点都不受电视的干扰，就像孩子们不受日光的干扰一样。年轻的妻子跨过一条大狗，关掉水池上方的水龙头。

我本来以为他们可能没有耐心听我讲故事，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很感兴趣，也很愿意帮忙。关于我要找的那块石头，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那个年轻人说他父亲从我姑姑们手中买下了这个农场，但不包括马路对面那块地，那块地之前就卖掉了。他认为石头就在那边。他父亲曾说有个人埋在那儿的一块大石头下，有一次他们甚至散步走到那里，去看那块大石头。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想起这件事了。他说现在很愿意陪我过去找找。

我本以为要走着去，没想到他会开车。下车后，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一块玉米地。玉米只有我膝盖这么高，所以石头应该一眼就能看到。我问他这块地的主人会不会介意，他说不会，那家伙从来不下地，他雇了人帮他干活。

“这家伙光在休伦县就种了一千英亩玉米。”

我说这年头农民就和商人一样，是不是？听我这么说，他好像很高兴，开始向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农民也要承担风险，开销也大得惊人。我问他有没有那种驾驶室里带空调的拖拉机，他说有。他说要是干得好，回报——经济回报——会相当可观，但也要经历大多数人没经历过的考验和磨炼。明年春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和妻子会去度假。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出去度假，他们打算去西班牙。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希望家里修个游泳池，但他就是想去旅游。他现在有两个农场，正在考虑买第三个。我刚才敲门的时候，他正在算这笔账。他买不起那个农场，但是又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在玉米地里来来回回地找那块石头，地角上也找了，都没有。他说当然了，当时的地角不一定保留到了今天，很可能人们在种玉米的时候发现那块石头碍事，就把它拖走了。他提议到路边的石头堆里去看看。

我说算了，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在一堆石头中认出那一块。

“我也是。”他说，好像很失望。不知道他想看到什么，或想感受到什么。

我同样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

如果再年轻一些，我会编出一个故事，坚持认为布莱克先生爱上了我的某个姑姑，而且有个姑姑——不一定是他爱上的那个——也爱上了他。我会希望他向她们，向她们中的一个吐露心声，道出他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住在休伦县一个小屋里的原因。再后来我可能会相信，他想过要吐露心声或表达爱意，但终究没有开口。我会在他的沉默和死亡方式之间建立一种可怕的、貌似合理的联系。而现在，我不再相信人们的秘密是确定的、可以言说的，也不再相信人们的感情是有形的、容易识别的。我不再相信这些，只能说，父亲的姐姐们用碱液擦洗地板，用手堆燕麦秆、挤牛奶；她们肯定抱了床被子去谷仓，让那个隐士死得舒服一些，肯定用金属杯把水滴进他那饱受病痛折磨的嘴里——这就是她们的生活。而母亲的堂姐妹、表姐妹们过的则是另一种生活，她们喜欢打扮，互相拍照，经常外出游玩。不管她们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现在都已经是逝者长已矣。我身上还留有她们的影子，但那块大石头不见了，希伯伦山被削去了一半，至于埋葬在这里的那个曾经的生命，你也大可不必为之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