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亲戚

艾丽斯姨妈住在费城，是个护士。伊莎贝尔姨妈住在得梅因，开着一家花店。弗洛拉姨妈住在温尼伯，是个老师。威妮弗雷德姨妈住在埃德蒙顿，是个会计。她们被称为“未婚女士”。“老处女”这个词过于单薄，不足以形容她们。姨妈们有着咄咄逼人的胸脯——全副武装的一大堆，还有丰满的肚子和屁股，而且跟已婚妇女一样，都穿着紧身内衣。在那个年代，女人的身体似乎得长到能穿二十码的衣服，否则她们在生活中将一无所获。在这个前提下，她们再根据各自的阶层和抱负，要么放任自流，将蛋奶沙司一样松松垮垮的身体塞进浅色的印花裙和潮乎乎的围裙里，一步一晃，要么用束带塑形——那些勒出来的曲线和傲人的坡度与性无关，与权利和权力息息相关。

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属于后者：她们的紧身内衣侧面有几十个挂钩，长筒袜在跷腿时被撑得嘶嘶作响，下午要穿丝绸连衣裙（母亲的连衣裙是她的一个姐姐不穿了的），擦浅黄褐色的粉，涂干胭脂，喷古龙香水，头发上别玳瑁或仿玳瑁的梳子。对她们来说，如果没有这些行头，生活简直难以想象。如果真是那样，她们肯定会用缎面棉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脑袋来。对母亲来说，保持这样很不容易，不仅得聪明灵巧，还得费尽心力。而这番努力的结果有谁欣赏呢？她自己。

有一年夏天，母亲的堂姐妹、表姐妹们一起到我们家来做客。之所以来我们家，一是因为母亲是姐妹中唯一一个结了婚的，家里的房子住得下所有人；二是因为母亲太穷，没有钱去看她们。我们住在休伦县的达格利什镇，在安大略省的西部。镇子边界上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本镇人口：两千人。”“现在是两千四百人啦。”艾丽斯姨妈吃力地从驾驶座上挪出来，大声喊道。她开着一辆1939年的奥兹莫比尔，先去温尼伯接上了弗洛拉姨妈和威妮弗雷德姨妈（威妮弗雷德姨妈是提前坐火车从埃德蒙顿赶到温尼伯的），又去多伦多接上了伊莎贝尔姨妈。

“我们四个肯定比镇上的两千人加起来还要麻烦，”伊莎贝尔姨妈说，“那是在哪儿来着？对了，在奥兰治维尔，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艾丽斯只得把车停下来，她怕开到沟里去！”

楼梯在她们脚下嘎吱作响。

“闻一闻！嗬，没什么比得上乡下的空气。你们是用那个水泵抽水喝吗？现在就试试怎么样？我们也尝尝井水！”

母亲叫我去拿玻璃杯，姨妈们却非要用铁缸子喝水。

她们说艾丽斯姨妈有一次跑到田地里去解决内急，然后一抬头，发现周围站了一圈母牛，那些牛正盯着她看。

“什么母牛！”艾丽斯姨妈说，“是阉牛！”

“你怎么知道不是公牛？”威妮弗雷德姨妈一边说，一边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来。她是姐妹们中最胖的一个。

“要是公牛，我当然会知道！”艾丽斯姨妈说，“你可别把人家的椅子坐坏了，威妮弗雷德。我跟你说，我那可怜的车后座真被你压得够呛。公牛！怎么可能？吓死我了。我能把裤子提上简直是个奇迹！”

她们说车开到安大略省北部那个荒凉的小镇上时，艾丽斯姨妈甚至不肯停下来让她们下去买杯可乐。艾丽斯姨妈看了一眼那些伐木工人，喊道：“我们会被强奸的！”

“强奸是什么意思？”我妹妹问。

“哦——哦，”艾丽斯姨妈说，“就是你的钱包[1] 被人偷了。”

“钱包”是个美国词，我和妹妹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一连两个生词可把我们搞蒙了。其实我知道，“强奸”肯定不是那个意思，一定不是什么好词。

“就是钱包[2] ，钱包被人偷了的意思。”母亲用一种欢快但带警告意味的口气说。我们家人说话一般都很文雅。

接下来就是拆礼物了。姨妈们给我们带来了坚果、枣泥布丁、牡蛎、橄榄，很多罐咖啡，还有送给我父亲的成品香烟。除了在温尼伯当老师的弗洛拉姨妈，其他几位姨妈也都抽烟。在那个时候，抽烟是世故的象征，但在达格利什，抽烟可能意味着放纵。姨妈们把抽烟当成一种既体面又奢侈的事情。

姨妈们带给我们的礼物还有长筒袜和围巾，送给我母亲一件薄纱上衣，送给我和妹妹两条硬挺挺的白色玻璃纱背心裙。（这在得梅因和费城也许是最时髦的款式，但在达格利什却是个错误，因为总有人问我们，怎么不把围裙脱掉。）最后拆开的是一盒五磅重的巧克力。在巧克力吃完、姨妈们离开很久之后，我们还保存着那个巧克力盒子。我们把它放在餐具柜的亚麻布抽屉里，想着在什么正式的场合，它们也许能派上用场，只是一直也没有这样的场合。那个盒子里仍然装满了放巧克力的深色瓦楞纸托。冬天，我有时候还会跑到冷冰冰的餐厅里去闻闻那些纸托，深吸一口那精致而奢华的气味。盒盖里面有一张图，我会再读一遍图上的介绍：榛仁巧克力、奶油牛轧巧克力、土耳其软糖巧克力、黄金太妃糖巧克力、薄荷奶油巧克力。

姨妈们睡在楼下的卧室里和前屋的沙发床上。如果夜里热，她们索性就把床垫拖到前廊上，甚至院子里。她们抓阄决定谁睡吊床，威妮弗雷德姨妈没有资格抓阄。夜已经很深了，你还能听到她们咯咯的笑声，让对方住嘴的“嘘”声，还有“那是什么？”的喊叫声。镇上的路灯照不到我们家，周围的黑暗和满天的繁星都让她们惊叹不已。

有一次，她们决定轮唱一首歌。

划，划，划小船，

随着溪水轻轻荡漾，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人生如同梦一场。

姨妈们觉得达格利什不真实，于是开车去郊区，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说起那里行为怪异的店主，还为我们表演街上听来的一些趣事。每天早上，她们带来的咖啡都会让家里飘起陌生的、美式咖啡的香味。她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商量这一天该怎么玩。有人提议开车去乡下摘浆果，结果她们被划伤了，还热得够呛。威妮弗雷德姨妈甚至一度被多刺的树枝困住，动弹不了，不得不大声呼救。虽然如此，她们还是说玩得很尽兴。又有人提议带着我父亲的鱼竿去河边钓鱼。那天她们钓了一些岩鲈回来，但这种鱼我们一般是不要的。她们还组织过野餐，穿上旧衣服，戴上旧草帽，穿上我父亲的工装裤，互相拍照；还做过夹心蛋糕和半球形的沙拉，那沙拉像珠宝一样五颜六色，非常漂亮。

一天下午，姨妈们张罗了一场音乐会。艾丽斯姨妈唱了歌剧。她把我们的餐桌布揭下来，披在身上，又叫我去找些母鸡的鸡毛来，插在她头上。艾丽斯姨妈唱的是《印第安人的爱情呼唤》和《女人善变》。威妮弗雷德姨妈拿着一把从廉价杂货店买来的玩具喷水手枪，演了个银行劫匪。每个人都得演点什么，我和妹妹唱了两首歌：《德州黄玫瑰》和《荣耀颂》。母亲最出人意料，她穿上父亲的裤子为大家表演了倒立。

只要醒着，姨妈们每时每刻都互为演员和观众，有时候睡着了也不例外。弗洛拉姨妈爱说梦话，因为她在姐妹们中最淑女、最谨慎，其他几个姨妈就不睡觉，等她睡着了以后问她问题，尽量引她说出一些会让她尴尬的话。她们告诉弗洛拉姨妈，她在梦里骂人了，说她直挺挺地坐起来，责问：“为什么没有该死的粉笔？”

我最不喜欢弗洛拉姨妈了，因为她会随口给我们——我和妹妹——出心算题，想训练我们的思维。“如果走完七个街区需要七分钟，其中五个街区长度相同，另外两个街区的长度是前者的两倍——”

“噢，快省省吧，弗洛拉！”艾丽斯姨妈说，她说话最冲了。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提议，或天热得什么都干不了，姨妈们就坐在前廊上喝柠檬汽水、水果潘趣酒、姜味汽水和冰茶，里面放些酒渍樱桃和从冰箱里大冰块上敲下来的小冰块。有时候母亲还会装饰一下玻璃杯，把杯口在打发的蛋白里蘸一蘸，再在糖里蘸一蘸。姨妈们说真是惭愧，她们自己什么都不会做；话里却有种满足感，就像夏天的炎热本就是为她们的生活增添戏剧性才出现似的。

她们的生活已经够戏剧化了。

在外面的大千世界里，她们都经历了很多事，遭遇过事故，也有人向她们求婚，还碰到过疯子和敌人。艾丽斯姨妈本来可以很有钱的。有一天，一个百万富翁的遗孀被推进了医院。那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妇人，她头上顶着干草堆般的假发，手里紧紧抓着一只毛毡旅行包。旅行包里全是珠宝，真的珠宝，有绿宝石、钻石和小鸡蛋大小的珍珠。除了艾丽斯姨妈，其他所有人都对这个老妇人无计可施。最后，是艾丽斯姨妈说服她把假发扔进了垃圾桶（假发里满是跳蚤），把珠宝存进了银行的金库。老妇人开始非常依恋艾丽斯姨妈，甚至想修改遗嘱，把珠宝、股票、现金和公寓全部都留给她。但是艾丽斯姨妈不肯要，职业道德不允许她那么做。

“你处在一个受人信任的位置上，护士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接着，艾丽斯姨妈说起曾经有个演员向她求婚的事。那个演员因为长期纵酒，将不久于人世。艾丽斯姨妈允许他大口喝装在李施德林漱口水瓶子里的酒，因为她觉得那已经无所谓了。那个人是舞台剧演员，所以就算艾丽斯姨妈说出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况且她也没说。

艾丽斯姨妈还见过别的名人，费城上流社会的人士，当然不是在他们风光无限的时候。

威妮弗雷德姨妈说她也见过一些世面。有些名流要人，你只要看一眼他们的财务状况，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怕的事实。

我们住在一条路的尽头。这条路从达格利什向西延伸，穿过一片灌木林，林子里有小木屋、成群的小鸡和小孩。我们住的地方比较高，接下来地势变缓，变成广阔的田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河湾处，田地和牧场上点缀着一些榆树。我们的房子也不错，是一座宽敞的老式砖房，但是房子漏风，布局也不太合理，门窗饰板也需要再刷刷漆。母亲打算一有钱就修房子，彻底地修一修。

母亲不太喜欢达格利什镇。她总是说起渥太华谷的福克米尔斯镇，那是她和表姐妹们上高中的地方，也是她们的祖父（外祖父）从英格兰来到加拿大，最初落脚的地方。她还总是说起英格兰。当然，她从来没去过那儿。母亲对福克米尔斯镇赞叹不已，说那儿有石头建的房子，公共建筑朴素、漂亮（她说和休伦县的很不一样，休伦县的建筑就是用砖搭起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再在上面立一座塔），街道铺得平平整整，商店服务优良，商品质量比这里好，人的素质也更高。达格利什镇那些自视甚高的人会被福克米尔斯镇有地位的人家取笑，而福克米尔斯镇有地位的人家一旦和某些英格兰家族打交道，又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母亲就有些亲戚在英格兰。

关系，关系道尽了一切。姨妈们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同时也处在关系网中，与这个真实、不乏成功人士而又危险的世界紧密相连。她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并且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她们可以驾驭一堂课，管理一间产科病房，左右公众意见，也懂得如何与出租车司机和火车上的列车员打交道。

她们——包括我母亲在内——还有另外一层关系网，联系着她们和英格兰，她们和历史。事实上，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后裔（在休伦县我们叫他们“斯考奇”[3] ）和爱尔兰人后裔会相当坦率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是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来加拿大的，当时他们衣衫褴褛，一无所有；或者他们的祖先是牧羊人、农业工人或没有土地的穷人。但是英格兰人后裔却会讲起一些败家子或小儿子不务正业的故事，讲他们穷困潦倒、丧失继承权或者和不体面的伴侣私奔的故事。有些也许确有其事，因为那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生存状况不好，迫使人们大规模移民，而同时期的英格兰人选择背井离乡，原因可能更多样，因人而异。

母亲的家族——查德列家族——就是这样。按姓氏来说，伊莎贝尔姨妈和艾丽斯姨妈已经不算查德列家族的人了，但她们的母亲曾经是；我母亲曾是查德列家族的一员，嫁给我父亲之后就成了弗莱明家的人；弗洛拉姨妈和威妮弗雷德姨妈仍然属于查德列家族。她们共同的祖父（外祖父）年轻时离开英格兰来到了加拿大，至于个中缘由，她们各执一词。我母亲相信她的祖父曾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用光家里给他的钱之后就没有脸回家了，那些钱是他赌博输掉的。不，伊莎贝尔姨妈说，那只是传说；真相是他把一个女仆的肚子搞大了，不得不跟她结婚，带她来了加拿大。母亲说，他们家族的地产在坎特伯雷附近——就是“坎特伯雷朝圣者”和“风铃草”[4] 中的那个坎特伯雷，其他人则对此表示怀疑。弗洛拉姨妈说他们的家在英格兰西部，据说“查德列”这个姓氏和“乔姆利”有关系；那里有个乔姆利勋爵，查德列家族有可能是乔姆利家族的一个分支。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弗洛拉姨妈说，这可能是一个法国姓氏，原本是Champ de laiche，意思是“莎草地”。这么说，查德列家族有可能是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的。

伊莎贝尔姨妈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英格兰历史上她唯一知道的人物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了。她希望有人告诉她，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是在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前呢，还是之后。

“莎草地，”我父亲愉快地说，“那确实发不了什么财。”

“我可分不清什么莎草和燕麦，”艾丽斯姨妈说，“但是姥爷说过，他们在英格兰很有钱，是当地的贵族。”

“之前，”弗洛拉姨妈说，“而且苏格兰玛丽女王甚至都不是英格兰人。”

“我看名字就知道了，”伊莎贝尔姨妈说，“所以……哈哈。”

她们每个人都相信，无论详情如何，祖父（外祖父）家一定遭受过某种灾难，然后败落了；在她们身后，在遥远的英格兰，有土地、房子、安逸的生活和家族的荣耀。她们想起自己的祖父（外祖父），怎么可能不这样想？

曾外祖父曾在福克米尔斯镇的邮局工作。他的妻子，不管是不是被他引诱的女仆，为他生了八个孩子后去世了。等大一点的孩子们出去工作，为家里挣钱了（没必要浪费时间让他们接受教育），这位父亲马上就辞了职。跟邮局局长吵架是他辞职的直接原因，不过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决定待在家里，让孩子们供养他。曾外祖父有股绅士派头，他博览群书，能说会道，也颇有自尊。孩子们尽心赡养他，本本分分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但是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每人只生了一两个，大多是女孩）去读商学院、师范学院或护士培训学校。这些孩子就是我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她们经常谈论自私、任性的祖父（外祖父），但对于辛苦工作、体面生活的父母，却几乎绝口不提。真是个老势利眼，她们说，可是又那么英俊，哪怕老了都还风度翩翩；骂人的话脱口而出又恰如其分，说话那么尖刻。有一次，在遥远的多伦多，就在伊顿百货商店的一楼，福克米尔斯镇马具店老板的老婆上去和他打招呼。那个女人没有恶意，也没有头脑，她朝曾外祖父大声喊道：“瞧，大老远地在这儿碰到家乡来的朋友了，真是叫人开心哪！”

“夫人，”曾外祖父说，“我们不是朋友。”

他也真是够讨厌的，姨妈们说，夫人，我们不是朋友！这个老势利眼。他昂着头迈着大步，像只漂亮得能得奖的公鹅。还有一位低等阶层（在他看来）的女士，得知他感冒了，好心好意给他送来一些汤。他坐在女儿家的厨房里，还不是自己的地盘上，泡着脚，身体虚弱，实际上都快死了，就这样，竟然还有脸不搭理那位女士，只打发女儿去道谢。他看不起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语法很糟糕，牙齿也掉光了。

“可是他自己的牙齿也掉光了！一颗都没有了！”

“自命不凡的老怪物。”

“依靠孩子们生活的寄生虫。”

“自大又虚荣，这就是他。”

说这些的时候，姨妈们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得意和自豪。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她们感到很骄傲。她们觉得，拒绝和地位低的人说话这种做法无礼而又刻薄，自以为与众不同（尤其是牙齿都掉光了还这么认为）这种想法也很荒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还是很欣赏他，发自内心地欣赏，欣赏他的出言不逊和骄傲自大：前者浪费在了老板——那个呆板的邮局局长身上，后者浪费在了邻居——加拿大居民身上。（真遗憾，那个没有牙齿的邻居说，那个可怜的老家伙，他都认不出我来了[5] 。）她们甚至可能欣赏他让别人供养自己的决定。她们称他为绅士，用讽刺的口吻谈论他，但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还是让她们很高兴。

对此，我始终不能理解。我身上有太多苏格兰血统，太多父亲的特征。父亲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平等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决不会对任何人“哭哭啼啼”，就像他说的那样，而是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平等相待。我和父亲一样。后来我想过很多次，父亲是不是因为过于谨慎，或出于什么更细腻的情感，才有了这样的立场；也想过，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没有那种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优越感——这一点我母亲和她那些没有恶意但势利的姐妹永远都比不上。

很多年以后，我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查德列家族的信，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信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寄来的，她在整理族谱。在英格兰确实有这个家族，他们没有抛弃海外的族人，而是在四处寻找我们。他们知道我的曾外祖父，族谱上有他的名字：约瑟夫·埃林顿·查德列。根据婚姻登记本的记录，他的职业是肉店学徒。1859年，他娶了一个名叫海伦娜·罗丝·阿穆尔的女仆。这样看来，他和女仆结婚这件事是真的，但在牛津大学欠赌债的事可能并不存在。试问有哪位绅士会在牛津大学欠债后跑去肉店当学徒？

我忽然想，如果曾外祖父一直干屠宰这一行，他的孩子们也许会上高中，他也许会成为福克米尔斯镇的有钱人。来信的人没提到查德列家族和乔姆利勋爵有什么关系，也没提到莎草地或征服者威廉。我们所属的家族是由仆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正派家族，偶尔也会有买卖人和农民。要是在很久以前知道这个事实，我可能会很震惊，觉得难以置信；后来，我一心想打破所有错误的观念和幻觉，要是那会儿知道，我可能会欢欣鼓舞；可是当事实真的摆在面前，我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了。坎特伯雷，牛津大学，乔姆利勋爵，这些在我记忆中都已经变得很遥远。最初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英格兰的印象也已经模糊了：在那片和谐有序、富有骑士精神的古老土地上，人们骑着马，彬彬有礼（当然，外祖父在艰苦生活的压力下已经不讲究这些了）；那是西蒙·德蒙特福特和洛娜·杜恩生活的地方；那里有猎狗、城堡和新森林国家公园；乡村的景色清新宜人，人们文明有礼，那片土地永远令人向往。

艾丽斯姨妈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事上了。

那时我住在温哥华，已经和理查德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一个周六的晚上，理查德接了个电话，叫我过去。

“小心点，”他说，“听着好像是达格利什老家的人。”

理查德每次提到我家乡小镇的名字，都像是嘴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得赶紧吐出来一样。

我接起电话，发现根本不是达格利什的人，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是艾丽斯姨妈，她说话还有点渥太华谷的口音，有点乡音——她自己不会知道，知道了也不会高兴。艾丽斯姨妈说话的声音很高，语气欢快，这让理查德想到了达格利什老家的人。她说她在温哥华，现在退休了，是来旅游的，非常想见我。我请她第二天来家里吃饭。

“听着，你说吃饭，指的是吃晚饭，对吧？”

“对啊。”

“我就是想弄清楚。因为以前去你们那儿的时候，还记得吧，你们那边的人总是中午吃正餐，把午饭叫作正餐。我想你现在已经不那么说了，但还是想弄清楚。”

我告诉理查德，母亲的一个表姐要来吃饭，她是个护士，或者说曾经是护士，现在住在费城。

“她不错，”我意思是说艾丽斯姨妈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谈举止也比较文雅，“她去过很多地方，人真的很有趣。她是个护士，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我把那个百万富翁遗孀和满旅行包珠宝的故事讲给理查德听。可是我说得越多，他就越能感觉到我心中的疑虑和不安，他的态度就越含糊，越叫人不放心。他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有优势，而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彼此都不肯浪费任何优势的地步了。

我特别希望艾丽斯姨妈这次来访能够进展顺利。我这么想是有私心的，动机不是特别光彩。我希望姨妈大放异彩，不让我在丈夫面前丢人；又希望理查德和他的钱还有我们的房子让我在姨妈眼中彻底摆脱“穷亲戚”的标签；我希望体面而又含蓄地达成这一心愿，使双方都意识到我的价值所在。

我曾经想，自己如果能有一个有钱、文雅又有地位的亲戚，理查德对我的态度一定会改变，法官或外科医生都很好。艾丽斯姨妈作为替补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害怕听到理查德说起“达格利什”时的那种口气，怕艾丽斯姨妈说话带着渥太华谷的口音——理查德对乡下口音十分挑剔，曾经不停地挑我的毛病——还怕艾丽斯姨妈的声音里有些别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会不会表现得太急切？或认为自己有权利拿到一项在我看来不正当的家庭财产所有权？

算了，不想了。我开始解冻羊腿，做柠檬酥皮馅饼。姨妈们去我家做客时，母亲做的就是这种馅饼。母亲把甜点叉擦亮，把餐巾熨平，因为我们有甜点叉（我想告诉理查德），是的，还有餐巾，尽管我们的厕所在地下室，战后才用上自来水。早上，我把热水倒进壶里，提到前屋的卧室给姨妈们洗漱用。那种壶现在已经进古董店了，或者摆在大厅的桌子上，里面种满了观赏草。

不过当然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甜点叉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难道我是那种将这些物品等同于文明生活的人吗？不，完全不是，不完全是，是又不是，是，又不是。我脑海里响起理查德的话：你的背景。他把声音压低，像是在警告我。或者，也许是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每当他说起达格利什，甚至只是不声不响地递给我一封家书，我都会感到羞愧难当，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慢慢长出来，像霉菌一样，肮脏，令人厌烦，又不容忽视。对理查德他们家的人来说，贫穷就像口臭和脓疮，是一种折磨，被折磨的人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他们看来，最好不要理睬这种东西。假如我在他们面前提起我的童年或家庭，他们大概会有些退缩，仿佛听到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有点咄咄逼人，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那个出身低贱的人物一样，因为小时候没有看过马戏团的表演而耿耿于怀。也许这才是我让他们尴尬的原因。他们家人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得体，理查德就不行了，因为他娶了我就等于将自己置于一种险境。他想让我跟过去一刀两断，在他看来，那都是些低劣的负担。他时时留心我是否与过去藕断丝连，而我确实如此。

姨妈们再也没有一起来过我家。有一年冬天，威妮弗雷德姨妈突然去世了，距那次难忘的相聚不过三四年。艾丽斯姨妈写信给我母亲，说她们的圈子现在不完整了，说她怀疑过威妮弗雷德得了糖尿病，但是威妮弗雷德太贪吃了，不想去做检查。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姨妈们还会来看她，但都是单独来的，而且由于离得太远，来的次数也不多。她们几乎在每封信里都会提到那个夏天，那段大家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母亲临终前曾跟我说：“噢，天哪，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玩具喷水手枪。还记得那场音乐会吗？威妮弗雷德手里拿着玩具喷水手枪！每个人都露了一手。我表演的是什么来着？”

“倒立。”

“哦，对。”

艾丽斯姨妈比以前更胖了，脂粉下的皮肤看起来白里透红。她一路沿街走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没想让理查德去宾馆接她，不是害怕问他，只是他没提，我也就不想说，免得让事情从一开始就错。我以为艾丽斯姨妈会打车过来，没想到她会坐公共汽车来。

“理查德很忙，”我撒了个谎说，“是我不好，我不会开车。”

“没关系，”艾丽斯姨妈的语气很坚定，“我刚才累得一点儿都喘不上气来，不过很快就会好的。身上这么多肥肉，活该。”

艾丽斯姨妈一说“一点儿都喘不上气来”和“身上这么多肥肉”，我就知道理查德今天晚上会是什么态度了。甚至在这之前，一看到艾丽斯姨妈出现在门口，我就知道了。在我记忆中，艾丽斯姨妈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现在染成了金色的，还用发胶喷成了泡沫般的一团。她穿着华丽的孔雀蓝裙子，裙子一侧的肩上点缀着喷泉状的金粉。现在回想起来，艾丽斯姨妈那个时候看上去棒极了。我真希望我们是在别的地方见面，希望当时自己懂得欣赏她，因为她真的很美。我希望一切都不是当时发生的那样。

“嘿，瞧瞧，”艾丽斯姨妈欢呼道，“小日子过得真不错！”我们的房子坐落在格劳斯山山坡上一个叫卡皮兰诺山庄的小区里。艾丽斯姨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们宽大的窗户、摆着石头的花园和装饰灌木丛，说道：“我得说，这个地方棒极了，亲爱的。”

我带艾丽斯姨妈进屋，把她介绍给理查德。她对理查德说：“噢——嗬，这就是外甥女婿了。看来我都不用问你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因为我看得出来，做得很不错。”

理查德是律师。他们家的男人要么是律师，要么是股票经纪人。他们从来不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称为生意，也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谈工作显得有点俗；谈工作做得怎么样简直俗不可耐。如果当时我在理查德面前不是那么脆弱，我可能很乐于见他碰到这种情况，看他猝不及防的样子。

我立刻请艾丽斯姨妈喝酒，希望暂时把自己隔离起来。我准备的是一瓶雪利酒，觉得招待平时不太喝酒的老太太就应该用这种酒。可是她却哈哈大笑着说：“哎呀，给我来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吧，就跟你们年轻人喝的一样。”

“还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达格利什看你们吗？”艾丽斯姨妈说，“那次真是太缺酒喝了！你母亲还像个小镇上的姑娘，家里也不备酒。不过我总觉得你父亲还是会喝点的，如果你让他喝的话。弗洛拉也不喝酒，但那个威妮弗雷德可是个酒鬼。你知道她在手提箱里放了瓶酒吗？我们会偷偷地溜进卧室喝上一口，然后用古龙香水漱口。威妮弗雷德管你们家叫撒哈拉沙漠，说我们正在穿越撒哈拉。我不是说柠檬汽水和冰茶不够喝，多得很，啊？”

也许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艾丽斯姨妈就看出了些什么——我有些吃惊，或是不太热情。也许她有点气馁，但房子和室内陈设又让她非同寻常地兴奋起来。我们的家具陈设精致而传统，当然不全是理查德的眼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丽斯姨妈在提到达格利什和我父母时，总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我觉得她并不是想提醒我自己的出身，让我认清自己的位置；而是想给她自己一个定位，让我知道她更属于这里，而不是那里。

“噢，坐在这儿看外面漂亮的景色真是一种享受！那是温哥华岛吗？”

“是格雷角。”理查德答道，一副懒得多说的样子。

“噢，我应该知道的。我们昨天坐车去那儿了，参观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是跟着一个旅行团来的，亲爱的，我跟你说过吧？团里有九个老姑娘，七个寡妇，三个鳏夫，没有一对夫妻。不过我得说，话不能说太早，旅行还没结束呢。”

我笑了，理查德说他得去挪一下洒水器。

“我们明天去温哥华岛，然后再坐船去阿拉斯加。家里人都说，你去阿拉斯加干什么。我说我从来没去过，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吗？旅行团里没有一个单身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活不到我们这个岁数！这在医学上可是个事实。你告诉你老公，告诉他结婚是对的。不过我可不要三句话不离本行。每次旅行，他们知道我是护士后，都想免费看看病，让我帮他们看看脊椎啊，扁桃体啊什么的，或者按按肝脏。我说，够了，现在我退休了，要好好享受生活了。这可比做冰茶有意思多了，是不是？你母亲那会儿可真是不嫌麻烦。可怜的姑娘，她经常用蛋白给玻璃杯上霜，你还记得吗？”

我尽量把话题引到母亲的病情上来，说起她的住院经历和一些新的治疗方法，不仅因为我对这些更感兴趣，还因为我觉得说这些会让艾丽斯姨妈平静下来，显得更有头脑。我知道理查德根本就没出去，他躲在厨房里呢。

但是艾丽斯姨妈说不聊本行。

“先蘸打发的蛋白，再蘸糖。噢，天哪，这样一来就只能用吸管喝了。但我们在那儿玩得很开心，地下室的厕所还有其他的一切都很有趣。确实玩得很开心。”

艾丽斯姨妈的口红、向上梳起的闪亮的头发、华丽的裙子、硕大的胸针，以及她说话的声音和内容都体现了她的人生信条：喜动不喜静，喜欢吵闹、变化和俗艳的衣服，追求快乐和挑战。这样的人生准则并不坏，也很有趣。她觉得别人也应该喜欢这些东西，并津津有味地跟我说起她在旅途中所做的努力。

“我是那个活跃气氛的人。有些人出来旅行会闷闷不乐，他们会消化不良，还会说起自己的便秘问题。我总是帮他们转移注意力。你总是可以开个玩笑，起头带大家唱首歌。每天早上起来，我简直能听到他们在心里嘀咕：不知道那个查德列家的女人今天又会想出什么把戏。”

艾丽斯姨妈说，没有什么会让她惊慌失措。她讲起别的旅行经历，讲起在爱尔兰，别的女人都不敢弯腰去亲吻巧言石，她却说：“我大老远跑了来，这破石头我亲定了！”然后就真的这样做了，让一个粗鲁的爱尔兰男人紧紧地抓住她的脚踝，她去亲吻那块石头。

我们吃着饭，喝着酒，孩子们进来了，艾丽斯姨妈夸她们漂亮可爱。理查德来了又走了。艾丽斯姨妈说得没错，没有什么会让她惊慌失措。她几乎一直在说话，没有什么可以把她从自己的故事里拽出来。她又讲了一遍旅行包和百万富翁遗孀的故事，还有那个纵酒的演员的故事。她每次说话一定都是这样，沉浸在回忆里不能自拔，拣自己喜欢的话题扯个没完没了，并且不停地大笑。我不禁想，将来她说起今天晚上，会不会也说过得很开心？会的。这栋房子，这些小地毯，这些盘子，都代表着金钱。理查德对她不热情，但她可能并不在意。也许她宁愿被有钱的亲戚冷落，也不愿意被穷亲戚欢迎。但她是否一直都是这样：自以为是、贪婪而又胆怯？虽然艾丽斯姨妈为人正派，甚至令人敬佩，但仍然是那种你不希望在公共汽车上或聚会上和她一起坐太久的人。我说希望我们是在别的地方见面的，希望当时自己懂得欣赏她，并暗示说都是理查德的判断在作祟，其实不是这样。也许我可以更好地欣赏她，但仍然不能和她一起待太久。

我不得不怀疑，是否记忆中的快乐，那些快乐和盛情，那些处世之道，到头来都不过如此。或者不如说，一杯光彩熠熠的佳酿，放久了也会变味，变稀，变得平常；而我们彼此也都在困境中改变了——没有变得更好。世态炎凉也许已经让我们变得凉薄，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我们的一些看法也显得有些冷酷无情。我曾经很喜欢看杂志上的广告，广告里的女人们穿着雪纺连衣裙，裙子上有披肩和飘动的饰条，她们或者双肘倚着船上的护栏，或者在盆栽棕榈树边喝茶。以前我就是通过这些女人来理解所谓的优雅知性的生活的。她们是我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而姨妈们则是另一扇。事实上，姨妈们穿着那些带花卉图案的裙子，常常让我想到广告里的那些女人，尽管姨妈们胖得多，也不漂亮。其实现在想来，广告里那些女人头顶上的对白圆圈里说的是什么呢？她们在讨论腋臭，或者说谢天谢地，自从用了高洁丝卫生巾，就再也不用烦恼了。

艾丽斯姨妈终于安静下来，问我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发车。这会儿理查德又没影儿了。我要打车送艾丽斯姨妈回宾馆，她说不用了，她喜欢坐公共汽车，真的很喜欢，在车上她总是能跟别人聊起来。于是我走着送她去公共汽车站。她说希望没把理查德和我的耳朵磨出茧子来，还问我理查德是不是很怕生。她说我的家很漂亮，家人很可爱，看我过得这么好，她觉得很高兴。艾丽斯姨妈和我拥抱道别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收拾咖啡杯的时候，理查德走进客厅，一边走一边说：“真是个讨厌的老骚货。”他跟着我走进厨房，重复着艾丽斯姨妈说过的话，那些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谈，指出那些她假充上流人士所犯的语法错误。理查德假装不敢相信，也许是真的不信，也许觉得最好立刻对我展开攻击，以免我抢在前面，斥责他为什么离开房间，为什么那么无礼，为什么没提出来开车送艾丽斯姨妈回宾馆。

我把派莱克斯耐热玻璃盘朝理查德头上扔过去时，他还在喋喋不休。盘子里有一块柠檬酥皮馅饼，盘子没打中他，打在了冰箱上，但是馅饼飞出来，糊在了他的脸上，就像老电影或肥皂剧《我爱露西》里的场景。像剧中人一样，理查德脸上也出现了片刻的惊愕和瞬间的无辜。他顿时不说话了，张着嘴愣在那里。我自己也很吃惊，没想到戏里面那么好笑的事，在现实生活中竟是这样令人震惊。

划，划，划小船，

随着溪水轻轻荡漾，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人生如同梦一场。

我躺在妹妹身边，听着院子里的歌声。她们的歌声，她们的到来，她们的热情，以及她们对彼此、对自己极大的尊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父母，我们所有人都像在过节一样。不同的声音和歌词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似乎这嘈杂、这欢快的较量永远都不会结束。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我知道这种轮唱法，还是很吃惊——歌声慢慢消散，只有两个人的声音还在回荡。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人生如同梦一场。

最后只剩下一个声音，她们中还有一个人在唱，顽强地唱到了最后。她的歌声让最后一句歌词停留在半空中，其中竟然夹杂着一丝乞求，一丝警示：人生——如同——梦一场。

二　田间的石头

母亲并不是整天只知道给玻璃杯口上霜并把自己想象成贵族后裔的人。实际上她是个商人，做点生意。家里到处都是一些由复杂的交换得来的东西，不是买来的，这些东西能保留多久也无从知晓。有段时间我们可以弹钢琴，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橡木桌子上吃饭。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挂在墙上的镜子不定什么时候就消失了，长沙发变成了普通沙发，普通沙发又变成了调味瓶架和马毛双人座椅。我们家就是个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