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独立生活的女人的力量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坚强。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力量也是如此。他对她说，这是他所收到的最不愉快的一封信，她为自己堕落到言语无以形容的程度而感到羞耻，失声痛哭，他也陪着她哭。他把信放火烧了。几个星期后，她发现自己对彼得已不再着迷了。事实上，到了七月，她已在考虑，在他们的实际情况下，怎么甩掉他。这个问题到八月间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自动地解决了，在上午十点左右，正当皮姆在给彼得上英语课，她自己在别的地方学习的时候，荷兰绿衣警察来了，永远砸烂了这个至此为止仍旧讲礼貌、讲服从、讲谨慎、讲上进、讲相互尊重的潜伏家庭。弗兰克一家四口，作为一个家庭，至此不复存在，日记作者认为，她对他们尽管身处逆境而仍勉力维持体面生活的记载，至此也宣告结束了。

她第三遍通读这本书，是在那天晚上回斯托克布里奇的路上。她以后还会读别的书吗？如果这本书使她爱不释手，那怎么有可能读别的书呢？在公共汽车上，她开始毫不谦虚地推测她所写的东西——她所“制造”的东西会造成什么后果来。也许使她那样做的是，自从波士顿起在公路上一直紧跟公共汽车不舍的雷声隆隆、闪电阵阵、漆黑一片的天空：在窗外，是最怪诞的埃尔·格列柯(5)的舞台效果，一场《圣经》中才会出现的风暴，加上巴洛克(6)式的装饰，在车里，艾米捧着书蜷缩着——那天下午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看到的埃尔·格列柯名画真迹的悲剧气氛还逡巡未散。她精疲力竭，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幻想的驰骋。她连读了两遍《后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就赶紧到加德纳博物馆和福格博物馆去，到了那里，这个皮肤晒得黑黑的、走路精神奕奕的、自我沉醉的姑娘，很容易地被一大群哈佛大学暑假生跟上了，他们很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连看三个博物馆，是因为回到阿西纳学院后，她要把她这不平凡的一天怎样在波士顿度过的，对大家多少讲一些真话。对洛诺夫先生，她打算详尽报告他妻子所建议她去看的所有新展览。

风暴、油画、精疲力竭——不过要激起她在一天之内连读三遍自己的公开日记而产生的那种期望，这一切其实都是不必要的。目空一切的自负就已足够了。也许她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做着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的梦。

她的所有考虑，她的所有关于她的著作的天赋使命的幻想，都产自这一点：不论她或者她的父母，在日记里都没有作为笃信宗教或信守教规的犹太人的代表出现。她的母亲在星期五晚上点蜡烛，仅此而已。至于过节，她在藏匿期间第一次过了圣·尼古拉斯(7)节后，发现这比奉献节(8)要好玩得多。她同皮姆一起做了各种各样精巧的礼物，甚至写了一首圣诞老人的诗助兴。皮姆决定把一本儿童版《圣经》送给她作礼物，使她可以从《新约》中学到一些东西，玛戈还不赞成哩。玛戈的志愿是到巴勒斯坦当接生婆。她是他们当中唯一对宗教似乎有所认真考虑的人。玛戈的日记，要是被发现，在对犹太教的好奇心上，或者在过犹太人生活的计划上，就不会像她的日记那样，只有寥寥数语了。当然，她是无法想象玛戈会这么想的，更不用说在日记中这么渴望地想了：我们恢复做人的时候必将来到，不是仅仅做犹太人。

没有问题，她写过这几句话，当时还因为楼下仓库里发生夜盗而犹有余悸。看来肯定是这次夜盗造成了警察发觉他们的藏匿。在发生夜盗后好几天，大家仍吓得身子发软。至于她，除了余悸和含糊地松口气的感觉以外，当然还有一种内疚的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发现，不像莱斯，她又幸免一死。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后，她不断地反复地要想弄清楚他们受到的迫害的意义。一会儿写到做犹太人所遭到的苦难，而且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的苦难，一会儿又煞有介事地想，也许全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我们的宗教中才能学到有益的东西……她提醒吉蒂说，我们绝不能仅仅做个荷兰人就算了，我们将永远是犹太人，我们也愿意这样——但在这一番道理的末尾所用的一句话，要是在“玛戈·弗兰克的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我又一次获救了，现在我的第一个战后希望是但愿我能做个荷兰人！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荷兰话，我要在这里工作。即使我非写信给女王不可，我在达到目的之前也绝不放弃。

不，这不是母亲的宝贝玛戈在说话，这是父亲的宝贝安妮。以一个叫“安妮·弗兰克林”的人的身份，到伦敦去学英语，到巴黎去看时装、学艺术，到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去访问电影明星——而自我牺牲的玛戈却在沙漠中为人接生。说实话，当玛戈在想上帝和故土的时候，她所正经地想到过的神祇是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才能找到的神祇。她在藏匿期间一直在阅读，并且加以崇拜。说实话，她的日记中的那个小姑娘同玛戈相比，很少犹太人成分，虽然那完全是因为她的父亲在她晚上害怕的时候高声朗读的不是《圣经》，而是德文的歌德的作品和英文的狄更斯的小说。

但关键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一点，她的日记有了那种使噩梦看起来仿佛是真实的力量。要是以为全世界麻木不仁的人会关心一个听从教士和宗教仪式摆布的留着胡须、虔诚信敦的父亲的孩子——那纯属妄想。对于那些甚至在最细小的分歧上也无容忍肚量的普通人，那个家庭的遭遇是件不值得挂齿的事。那些普通人很可能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顽固地抗拒一切现代化和欧洲化的东西——更不用说基督教的东西了，这才招来了灾祸。但是奥托·弗兰克一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是最愚钝的普通人，也无法不注意到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才对他们迫害的。即使是外教人中最无知的人，在读《后楼》的时候，也无法不知道，弗兰克一家一年才唱一次无害的奉献节歌，说几句希伯来话，点几支蜡烛，交换几件礼物——这个仪式一共只有十分钟——而这就使他们成了敌人。甚至不需要这么多。根本不需要什么——这就是使人感到恐怖的地方。而这就是实际情况。这就是她的书的力量。弗兰克一家能够围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莫扎特、勃拉姆斯、贝多芬的音乐。他们能够读歌德、狄更斯、席勒的作品作为消遣。她能够一夜接一夜地查阅欧洲各王室的家谱，为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9)寻找合适的配偶，她能够在日记中热情地写到她对威廉敏娜女王(10)的敬爱，希望荷兰成为她的祖国——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欧洲不是他们的，他们也不是欧洲的，甚至她的欧洲化家庭也不是欧洲的。相反，在阿姆斯特丹一条美丽的小运河上面三层楼的地方，他们同范达思一家挤在一百平方英尺的地方，同任何犹太人聚居区一样孤立、被瞧不起。先是驱逐，再是囚禁，最后是装在牲口车里给送到集中营里去，在煤气炉里毁尸灭迹。这是为什么？因为要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就是文明民族认为不能再容忍其毒化和污染的劣等民族，奥托和埃迪斯·弗兰克、他们的女儿玛戈和安妮。

那天回家时，她相信自己有力量教诲别人的教训就是这个。但是，要这样就得让大家相信她已死了。要是大家知道《后楼》是一个活着的作家写的作品，它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德国占领荷兰时期藏匿起来的几年艰苦生活的日记，是男女孩子们晚上临睡前可以同《瑞士家庭鲁滨孙》(11)一起阅读的东西。但是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她的作品的意义就不止是为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提供消遣，她如果已经死了，尽管她当初并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样尝试，她却写了一部具有使人猛省的力量的杰作。

那么大家是在什么时候终于猛省了呢？什么时候他们明白了她有力量教诲他们一些什么东西，明白了又怎么样呢？受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新的意义吗？她真的能够使他们不仅在读她的日记的几小时内，而且在读了以后仍成为有人性的生物？在阿西纳学院她的房间里，把三册《后楼》藏在梳妆台后，她对于她的未来读者的想法，比刚才在雷电交作的风暴中颠簸着坐车回来的路上设想自己是其中之一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得多了。毕竟，她不是那个在躲避大屠杀的时候还能够对吉蒂说我仍旧相信人心实在是好的十五岁孩子。她的年轻的理想所遭受的打击不下于她在韦斯特博克坐密封火车时，在奥斯威辛关集中营时，在贝尔森露宿荒地时所遭到的打击。她没有因为人类呈现为这个样子而憎恨人类——不是这个样子又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她也觉得不该再为它唱赞美诗了。

要是大家真的终于猛省了以后，那又会怎么样？唯一现实的答复是不怎么样。不相信这一点而相信别的，只会产生甚至她这个大渴望家如今也有权怀疑的渴望。不让她父亲知道她仍活着，这样可以帮助人类改进自己……不，这么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改进活人是活人他们自己的事，不是她的事；他们要想改进自己尽可以自便；如果不想，那就不必。如果说她对什么人有什么责任的话，她的责任是对死者的责任——对她的姊姊、她的母亲、所有被害的同学。这就是她的日记的目的，这就是她天赋的使命：用文字恢复他们有血、有肉的地位……来补偿他们失去的一切。实际上她需要的是一把斧子，不是文字。在她宿舍走廊的尽头的楼梯口，有一把大斧子，装在一根红色的长把上，以备万一发生火灾时使用。要是万一发生仇恨呢——要是气得要杀人呢？她常常盯着它看，但从来没有勇气把它从墙上取下来。何况，到了她的手中，她要斫的又是谁的脑袋？为了要为骨灰和骷髅报复，她在斯托克布里奇有谁可杀？哪怕她能够把它挥舞一千下。不，给她挥舞的是安妮·弗兰克著的《后楼》。要用它斫出血来，她得再一次消失到另外一个后楼中去，这一次没有父亲，完全靠自己独立生活。

这样，她恢复了对自己不到三百页的日记所具备的力量的信心，有了这信心，又恢复了要对她年已六十的老父保密，不让他知道她还活着的决心。“为了他们，”她哭道，“为了他们，”指的是所有那些遭到了她已幸免而又假装遭到的命运的人，“为了玛戈，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莱斯。”

现在她每天到图书馆里去读《纽约时报》。每星期她留心翻阅新闻杂志。每逢星期天，她阅读美国出版的所有新书：读那些据说是“杰出的”和“有意义的”小说，但没有一部比她死后出版的日记更杰出，更有意义，也读那些索然无味的畅销书，真人从这里了解到不可能存在，而且即使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假人。她阅读赞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文章，但他们的书不论有多大价值都不可能像她的书那样值得赞赏。她在图书馆找到的所有期刊——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每一栏里寻找自己的真名字。仅仅有少数几个荷兰读者看完书摇摇头，叹口气，又去干自己的事，那可不行——这太重要了，可不能这样就算了！“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为了他们”——最后，她终于开始怀疑，在后楼中偷生，在死亡营中逃命，在新英格兰这里伪装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她的要想“回来”当复仇冤魂的强烈愿望，是不是因此有点令人可疑，而且有点疯狂。她开始担心她已屈服于当初的不屈服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要伪装的人，还不是若无后楼和死亡营她反正要做的那个人？艾米不是别人。把她从记忆中救了出来，恢复了她的生命的艾米——那个讨人喜欢、懂得道理、勇敢而又讲现实的艾米——就是她自己。她有一切权利做这个人！对死者的责任？骗信徒的假话！对死者已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了——他们已经死了。“说得分毫不差。这本书的所谓重要性是一种病态的错觉。装死是装腔作势，令人恶心。躲着爹爹则更坏。不需要赎罪，”艾米对安妮说，“拿起电话，告诉皮姆你还活着。他如今年已六十了。”

她对他的想念如今甚至已经超过了儿童时代，那时她只想做他唯一的爱女。但是如今她年轻、健康，正在经历着一场大风雨，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告诉他或任何人她还活着；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现为时已晚。那时没有人会相信她：除了她父亲以外，没有人会愿意相信她。如今人们每天络绎不绝来参观他们躲藏的地方，看看她钉在床边墙上的电影明星照片。他们来看她洗澡的木盆、读书的桌子。他们从彼得和她挨在一起看星星的老虎窗望出去。他们看那遮住秘密门的大柜，警察就是从这扇门进来把他们带走的。他们看她的秘密日记打开的两页。他们低声说，这就是她的笔迹，这就是她写的话。他们还徘徊不走，要把后楼里她所接触过的东西都看一眼，像一个作文好的学生那样，她用有条不紊、确切无误、日常用的荷兰话，为吉蒂一板一眼地说明的简朴的过道和实用的屋子——超实际的后楼，如今已成为一个圣地，一道哭墙(12)。他们默默地离开，好像她是他们自己一样悲戚。

但是他们才是她的。“他们为我哭泣，”艾米说，“他们可怜我；他们为我祈祷，他们求我宽恕。我成了从被害的犹太人身上剥夺掉的千百万年生命的化身。要复活，现在已太晚了。我已成了一个圣徒。”

这就是她的故事。她说完以后，洛诺夫怎样想？她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艾米洗了淋浴，穿好衣服以后，就搬出了旅馆，他带她去吃中饭。他从饭馆里打电话给霍普，向她说明要带艾米回家。她可以在林中散步，观赏花木，安稳地睡在贝基的床上，过了几天之后，她就会恢复正常，那时就可以回到剑桥去了。关于她的精神崩溃，他所作的解释仅仅是，看来她用功过度。他答应艾米，他只说这么一些，再不多说了。

在开车回伯克希尔山的路上，他一边听着艾米告诉他，在两千万人用二十种语言读着她的书的几年中，她有怎样的感觉，一边决定去同博伊斯大夫商量。博伊斯在里格斯工作，那是斯托克布里奇的一所精神病院。每逢有一本新书出版，博伊斯大夫就会写一封讨人喜欢的信，问这位作家愿不愿为他买的那一本书签个名。他还一年一次请洛诺夫夫妇去吃烧烤。在博伊斯大夫的请求下，洛诺夫有一次还勉强地同意了会见医院的在职人员学习小组，讨论“创造性的性格”。他不想得罪这位精神病学家，而且这可能使他妻子觉得好过一些，因为她总是认为，如果他出去和别人来来往往，家里的情况就会好些。

学习小组对于写作的看法，在他看来是太富于想象力了，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们错了。他也没有认为自己一定就是对的。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洛诺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堂课。他不想改变任何人的想法。小说常常说人们说各种各样奇怪的话——那就让它去吧。

同那些精神病医生会面还只有一个小时，洛诺夫就说这一晚过得很愉快，但是他得回家去了。“我还有一些书在晚上要读。我不读书，就活不了。不过我走了以后你们完全可以自由议论我的性格。”博伊斯热情地微笑道：“我们的看法虽然幼稚。但是我希望你会觉得还有点兴趣。”“我很想使你们感兴趣。我为我的枯燥乏味向你们道歉。”“不，不，”博伊斯说，“一个有成就的人身上的消极被动有其自己的魅力和神秘。”“是吗？”洛诺夫说，“我一定要去告诉我的妻子。”

五年以前白白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算不了什么。他信任博伊斯，知道这位精神病大夫不会有负他的信任，把他第二天要去告诉他的话说出去的。他要告诉他的是，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他把她当作寄女一样的二十六岁年轻女子，向他透露，在所有的犹太作家中，从弗朗兹·卡夫卡到E.I.洛诺夫，要数她最有名。至于他自己有负她的信任，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艾米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不可救药的幻觉。

“你知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可爱的名字吗？这不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逃避我的记忆。我并没有对我自己隐瞒过去，也没有对过去隐瞒我自己。我是要逃避憎恨，逃避像大家憎嫌蜘蛛和耗子那样憎恨人。曼尼，我觉得被剥了皮。我觉得好像我身上的皮肤给剥掉了一半，我的脸给剥掉了一半，在我的余生里，大家都会害怕地看着我。或者看另外一半，看另外没有剥掉的一半，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微笑，假装被剥掉的一半没有在那里，而只同留着的一半讲话。我可以听到自己向他们叫喊，我可以看到自己把我难看的一半的脸伸到他们没有疮疤的脸前去，让他们好好地吓一跳。‘我是漂亮的！我是完整的！我是个生气勃勃、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瞧吧，你们瞧瞧他们对我的残害！’但是不论他们看哪一边，我总是在叫，‘瞧另一边！你们为什么不瞧另一边？’这就是我夜里在医院里想的。不论他们怎么瞧我，不论他们怎么同我说话，不论他们怎么想安慰我，我将永远是这个给剥了一半的皮的人，我将永远不会年轻。我将永远不会和气待人，或者与人和睦相处，或者与人相爱，我将永远憎恨他们。

“因此我起了这个可爱的名字——要做一个和我截然相反的人。而且我也很能假装。过了一阵子后，我觉得我根本不是在假装了，我已经变成了我本来要做的那个人。一直到看到那本书。邮包从阿姆斯特丹寄来，我打了开来，就在那里：我的过去，我的自己，我的名字，我的完整的脸——我一心只想报仇。这不是为死者——这与死者复活或鞭笞活人都没有关系，我要为之复仇的不是死尸——而是没有父母，没有姊妹，充满仇恨，充满憎恶，充满耻辱，剥了一半皮的满腔怒火的东西，这就是我自己。我要泪，我要他们基督教徒的泪为我像犹太人的泪一样地流。我要他们的同情——而且是最无情地要他们的同情。我要爱，就像我被糟蹋那样无情的，无限的爱。我要我的新的生命。新的肉体，涤洗干净，不受污染。这需要两千万人才能做到。十倍于两千万的人。

“唉，曼尼，我要同你一起生活！这就是我的需要！千百万人都没有用——只有你！我要同你一起回欧洲去。请听我说，别说不，现在且别说。今年夏天我看到有一所小屋出租，一个小山坡上的石块砌的别墅。就在佛罗伦萨城外。屋顶铺的是粉红色的瓦，还有一个花园。我记下了电话号码。我仍没有丢。唉，我在意大利看到的一切美丽的东西都使我想起，你要是在那里会多么快活——我在那里会照顾你的生活，又会多么快活。我想到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玩。我想到下午在博物馆里，出来后在河边喝咖啡。我想到一起在晚上听音乐。我想到给你做饭。我想到穿着漂亮的睡衣上床。唉，曼尼，他们的安妮·弗兰克是他们的安妮·弗兰克，我要做你的安妮·弗兰克。我想最后做我自己。儿童殉道者和宗教圣徒的地位，我实际上没有资格了。他们甚至不会让我，让现在的我想偷别人的丈夫，求他离开他忠实的妻子，同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姑娘私奔。曼尼，我的年龄是你女儿的年龄，你的年龄是我父亲的年龄，这要紧不要紧？当然我爱你身上的爹爹成分，我怎么能不爱呢？如果你爱我身上的孩子成分，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全世界有一半的人这样。爱情总得有个开始的地方，这就是爱情在我们之间开始的地方。至于我是谁——这个嘛，”艾米说，声音甜美动人，是他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你总得是个什么人，是不是？这是没法躲避的。”

回家后他们送她上了床。在厨房里，洛诺夫同他的妻子坐着，喝她为他做的咖啡。他一想到艾米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读《时代》杂志中关于奥托·弗兰克的报道，或者在图书馆书库里寻找她的“真”姓名，他一想到她在波士顿公园向她的写作教师宣读一篇关于“她的”书的熟悉内情的论文，他就想放声大哭。他从来没有为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么痛苦过。

当然，他没有把艾米以为自己是谁告诉霍普，不过他用不着告诉她，他完全可以猜到，要是他告诉她，她会怎么说：艾米要做安妮·弗兰克是为了他，这位大作家；这就能说明一切，不需要精神病医生。对他来说，她的一往情深的后果是：百般地迷住他，诱惑他，冲破审慎、明智、道德的壁垒，打进他的想象力的领域，在那里，作为安妮·弗兰克，成为E.I.洛诺夫的命中注定的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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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语，意为“小美人”。

(2)　美国作家露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在1868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写一家四姊妹的故事，赚人热泪。

(3)　安妮·弗兰克对她父亲的爱称。

(4)　安妮·弗兰克对她母亲的爱称。

(5)　El Greco（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字教画画家，作品以修长的人物、对比鲜明的色调和幽深的阴影为特色。

(6)　十七世纪欧洲的一种过分雕琢和怪诞的建筑风格。

(7)　圣·尼古拉斯即俗称圣诞老人。

(8)　犹太教节日，自三月（犹太历为九月）二十五日起，共八天。

(9)　即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妹妹。

(10)　当时的荷兰女王。

(11)　瑞士牧师约翰·大卫·威斯模仿《鲁滨孙漂流记》为自己家人所写的一部儿童读物，后经其子约翰·鲁道夫·威斯整理出版，共四卷。

(12)　耶路撒冷城内传说是古代犹太国王希罗德的宫殿的西墙，犹太人一般来此做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