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头脑到哪里去了？”

“他只想救你！”

“救我什么？”

“免得你犯错误。”

“太晚了，母亲。你读过给内森·祖克曼的十个问题吗？”

“亲爱的，我读过了，他寄了一份副本给我们——还有信的副本。”

“三巨头，妈妈！施特莱彻、戈培尔和你的儿子！那么法官的谦恭到哪里去了？他的虚心到哪里去了？”

“他只是说犹太人以前遇到的——”

“在欧洲——不是在纽瓦克！我们不是贝尔森(16)的难民！我们不是那次罪行的受害者！”

“但我们可能是——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们就会是。内森，暴力对犹太人来说不是新鲜的事儿，你知道这个！”

“妈，你如果要看到纽瓦克犹太人所受到的人体上的暴力，你到整容医生的诊所去，那里有许多姑娘在整鼻子(17)。那是埃塞克斯县犹太人鲜血横流的地方，那是打击落下来的地方——用的是一个小锤子！打掉她们的鼻骨——打掉她们的骄傲！”

“请你别对我大叫大嚷。这些事情我都对付不了——我这才打这个电话。瓦普特法官没有说你是戈培尔。上帝不许。他只是读了你的小说仍有点儿吃惊。我们都吃了一惊，你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也许你们都有点儿太容易吃惊了。犹太人过去吃过的惊吓要大多了，我写了一篇小说，其中有一个像悉尼那样的骗子，那算得什么。什么爱西的锤子，爱西的律师，这都算不了什么。你自己也很明白。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唉，亲爱的，那么就把这告诉法官。就把这告诉他，像你告诉我那样，这就行了。你的父亲就会高兴。给他写几句话。你能写这样好听、这样美丽的信。奶奶快死的时候，你写了一封信给她，读起来就像一首诗一样。就像——听人说法语，这么好听。你的关于巴尔福宣言的论文写得那么漂亮，那时你才十五岁。法官把它还给了爹爹，说他仍记得当时他得到的深刻的印象。他并不反对你，内森。但是要是你倔头倔脑，对他不敬，那他就要反对你了。特迪也是这样，他可以帮我们不少忙。”

“不论我写什么给瓦普特，都不会说服他，也不会说服他的太太。”

“你可以告诉他你去看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这，你至少可以做吧。”

“我没有去看。我读了书。人人都读了那本书。”

“可是你喜欢这本书，是不是？”

“问题不在这里。你怎么能不喜欢它？母亲，我不会讲一些陈词滥调的话去讨好大人。”

“但是如果你就说这么些，说你看了那本书，很喜欢……因为特迪告诉爹爹——内森，不知这是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你并不真的很喜欢犹太人。”

“不对，特迪搞错了。我不很喜欢的是他。”

“唉，亲爱的，别耍聪明。请你别顶嘴，你就回答我，这一切弄得我十分糊涂。内森，你告诉我。”

“什么？”

“我只是重复特迪的话，亲爱的……”

“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妈？”

“你真的反犹？”

“让你回答吧。你怎么想？”

“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但是特迪……”

“我知道，他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生，住在米尔本铺着大地毯的屋子里。但是他们也很蠢。”

“内森！”

“对不起，但这是我的看法。”

“唉，我真是搞不清楚——都是那篇小说惹出来的这么许多事儿。我求求你，如果你什么都不肯听我的话去做，至少打个电话给你父亲。他到如今已等了三个星期了。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你的父亲，他不是个会耐心等待的人。亲爱的，打个电话到他诊所去。马上就打。为了我。”

“不。”

“我求你。”

“不。”

“唉，我不能相信这会是你。”

“这是我！”

“可是——你父亲的爱呢？”

“我不要别人管我！”

那天夜里在洛诺夫的书房里，我开始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向我父亲解释我自己，但是每次我写到洛诺夫对我的作品的赞扬时，我一气之下把信撕了。我无须解释自己，而且即使他懂得我给出的解释，反正他也不会接受。因为我的发自膝盖后部直达头顶上面的声音，是不会让他高兴一些，而原谅我张扬这些败家子的丑事的，因为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与别人无涉。这声音也无助于申辩，爱西挥起锤子并不是作为丢人的事而是作为贞烈的事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来，后来在法庭上又能够像酒吧间吵架的男人那样争吵的女人，别人是不会那么说她的。即使我一一列举我的文学博物馆中的蜡像——从巴别尔的敖德萨歹徒匪帮到阿勃拉伐纳尔的洛杉矶凡夫俗子——也都不会使他相信，我所做的正是在尽他所崇拜的那位法官加在我肩上的责任。敖德萨？为什么不是火星？他说的是北泽西的人读到那篇小说时会怎么说，因为我们凑巧是那里的人。他说的是外教的人，他们看不起我们，这种蔑视本来已经是够无缘无故的，如今看到我给全世界写的犹太人争夺钱财的故事，只有更高兴叫我们都是犹太佬了。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不该由我向外界透露。这比告密还要坏——这是投敌。

唉，这没有用，我想，这是白写——我又撕掉了写了一半的自辩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由于他拿了我的小说去见瓦普特，也由于我不肯向长辈申述我的意见——这么迅速，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事。乔伊斯，福楼拜，还有我高中时代读书单上的罗曼蒂克的天才托马斯·沃尔夫，不是都被那些自认为在他们作品中受到诽谤的人斥为出卖朋友和不讲道德吗？甚至法官也知道，文学史一半也是小说家惹怒同胞、家庭、朋友的历史。当然，我们父子的争执还没有沾上文学史的光辉，但是，我这么对自己说，如果一个作家没有魄力面对这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而继续写下去，那么他就谈不上是个作家了。

但是儿子呢？责备我轻率冒失的，不是福楼拜的父亲或乔伊斯的父亲，而是我自己的父亲。而且他指责我所歪曲中伤的，也不是爱尔兰人，而是犹太人。而我自己又是个犹太人。大约五千天以前，他们还比现在多好几百万(18)。

但是我每次想解释我的动机，我就对他越生气。羞辱了你的，是你自己——现在就得自作自受，你这个满口道德说教的笨驴！瓦普特是个无知的牛皮大王！自居为社会栋梁的糊涂虫！还有那个自称热爱艺术的虔诚的阔太太！她自己有一千万的身价却责备我谋“经济增益”！还有阿巴·希勒尔·西尔弗！唉，太太，别浪费时间向我宣扬西尔弗拉比的伟大了，去告诉我死去的表哥悉尼和他在黑帮中的朋友吧——向他们转引兹维·马斯利安斯基的话，就像你在乡下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第十八穴旁那样！

十一点钟左右，我听到镇上的雪犁在清扫苹果园外土路上的积雪。后来又有一辆小型卡车头上装着铲雪机开进了车道，把这一夜的积雪堆到苹果园里三十天以来的积雪堆上。最后开来的是雷诺牌小汽车，那是大约半小时后开进车道的，两盏头灯一明一暗，车前玻璃窗上的雨刮器已有点失灵了。

一听到她的汽车回来，我就关了书房里所有的灯，爬到窗户后面去看她走进来。因为我并不只是因为我不能忘怀父亲的不满或E.I.洛诺夫的敬酒才熬夜不睡的——我也不想在这位迷人的神秘的客人（当然，由于是霍普想象中的情敌而更诱人了）回来在我的楼上换睡衣的时候沉睡不醒。这样我究竟能干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在她几乎不穿衣服醒着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穿衣服醒着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比什么都没有总好一些。这是个开端。

但是不难预料，这比什么都没有还要糟糕，而且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开端。房子和汽车房之间埋在积雪堆里的电线杆上的灯熄灭了，从我跪在书房门边的地方，我听到她走进了房子。她走过门厅，上了铺了地毯的楼梯——这是我最后看到或听到她！一直到了大约一小时以后，我有幸又旁听到了一堂意想不到的课，这一课是洛诺夫文学院的成人夜校里上的。我熬夜不睡所等待的事情的其余部分，当然只能凭我的想象。但是这比起在打字机前凭空杜撰要容易得多了。为了这种想象，你不需要把你的照片登在《星期六评论》上。你甚至不需要认识字母。只要年纪轻，一般就能获得很大成功。你甚至不需要年轻。你什么也不需要。

规矩的读者，要是你以为在交媾之后，一切动物都是心情不好的，那你就在E.I.洛诺夫的书房卧榻上试一试手淫吧，你就知道手淫过后的感觉了。为了要洗涤我的污秽的感觉，我就马上采取最简便的办法，从洛诺夫的书架上抽了亨利·詹姆斯那本收了《中年》的小说集，这是钉在布告牌上两条引语的出处。就在我放纵地干了这种最最非詹姆斯式的荒唐失礼的事情的地方，我把那篇小说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尽力想要找到有关作家的怀疑就是他的激情，激情就是他的任务，以及——你万万没有想到——艺术的疯狂的对话。

邓康白，一个“颇有声誉”的小说家，大病初愈，正在英国一个疗养胜地休养的时候，接到了出版商寄给他的一本近著《中年》。邓康白独自坐在面海的一张木凳上，不太愿意地打开了书——结果却发现了他自认为总是躲着他的艺术成就。但他的天才的开花是在他已不再有力量形成一种“‘最后的风格’……聚敛他的真正的财富”的时候。要这样，就需要第二次生命，而现在一切都已表明他的第一次生命已快完结了。

就在邓康白忧心忡忡地考虑他的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一个饶舌的年轻的陌生人带着自己的一本《中年》，也坐到他的木凳上来。他发现这位温文尔雅的先生也在读这本新小说，便向他热心地谈到邓康白的成就。这个仰慕者——“这个最崇拜的仰慕者……可以假定他可能是吹牛”——休大夫，他是一个像邓康白一样重病以后在旅馆里休养的有钱而古怪的英国伯爵夫人的医生。休大夫在热情冲动下，打开书来高声朗读了写得特别美丽的一段；但是，他抓错了书，把邓康白的那本书当作了是他自己的，发现有十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这样，快要被发现的时候，这个隐姓埋名、病入膏肓的作家——从来不能够达到最后形式的“热衷于修改的人”——感到病魔已经侵蚀全身，接着失去了知觉。

在以后几天中，卧病在床的邓康白希望这个细心的年轻医生所神秘炮制的药能够恢复他的体力。然而他获悉那位伯爵夫人原来打算遗赠休大夫一笔可观的财产，但是如果这位大夫继续为了小说家而玩忽对她的照料就要取消这笔遗赠，邓康白就鼓励休大夫随她去伦敦。可休大夫不能克服自己对邓康白的热烈崇拜，等到他按邓康白的劝告赶到他的雇主那里去时，他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邓康白几乎觉得是应由自己负责的：原来伯爵夫人在醋意的刺激下，旧病复发而死，一个子儿也没有留给大夫。休大夫从她的墓地回到他所崇拜的垂死的作家面前说：“我必须做出选择。”

“你选择坐失一笔财产？”

“我选择接受我的一往情深的后果，不论这后果是什么。”休大夫微笑说，然后又来了一句大度的打趣的话：“去他妈的财产！我不能从心中忘掉你的事儿，全是你自己的不好。”

在洛诺夫的书上，有一条细细的黑线划在“打趣的话”下面。作家在旁边又用几个小得几乎无法辨认的字写了一句自己的打趣的话：“即使我能够，也是你的不好。”

从这里开始，在描写邓康白死去的最后一页的页边上，洛诺夫横过来在两边各写了三行话。这就一点也不像打趣的话了。这六行笔迹工整精细的黑字看上去似乎是詹姆斯关于这个小说家的可疑奇才的含蓄的叙述在洛诺夫清醒的头脑中所留下的一连串精细的印象。

邓康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往情深的后果以后——这种后果同他自己的高尚信念极其不协调，因此在听到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后，就发出“一声迷惑不解的长叹”——他躺了“好几小时，好几天……一动不动，神魂出舍”。

最后他示意休大夫要同他讲话，休大夫在他的枕边跪下来后，他又叫他挨近过来。“你使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幻觉。”

“不是你的光荣，亲爱的朋友。”年轻人期期艾艾地说。

“不是我的光荣——那又有什么！这是光荣——受到考验，保持了我们小小的品质，发挥了我们一点点的魅力。问题是使别人关心，当然你是有些发疯，但这并不影响法律。”

“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休大夫说，在他的年轻的声音里掺进了婚礼钟声的味道。

邓康白躺着在消化这句话，接着他又振作起来说：“第二次机会——这是幻觉。只有一次机会，从来没有两次。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就给什么。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任务。其余就是艺术的疯狂。”

“如果你怀疑过，如果你绝望过，那你总是‘做过’了。”他的客人微妙地争辩道。

“我们做过了这件或那件事情。”邓康白承认。

“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就是一切事情。这是做得到的事情。这就是你。”

“讲安慰话！”可怜的邓康白讥讽地叹道。

“但这是真的。”他的朋友坚持道。

“这是真的。这是无足轻重的失意。”

“失意是唯一的生活。”休大夫说。

“是的，这是会过去的东西。”可怜的邓康白自己语不成声，很难听清了，但是他已用这话来标志他的第一次和仅有的一次机会的实际结束。

一听到我头顶上传来的含糊的说话声，我就马上站到卧榻上面去——我的手指仍夹在书中的那一页——伸长了脖子，要想听清楚楼上说的是什么，是谁在说话。这样没有用，我就想到爬到洛诺夫的书桌上去；这比卧榻足足高一英尺左右，我的耳朵就可以挨到离低低的天花板几英寸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跌了下来，如果我把他的放打字纸的地方移动一毫米，如果我留下一点脚印——不！我不能冒这个险，甚至想也不该想。我占用这张桌子一角，写了半打未完成的家信，这已经够过分的了。我的礼貌观念，更不用说这位作家的殷勤好客，都要求我克制自己，不要做出这样卑劣幼稚的失礼的事来。

伹就在这个时候，我却已经这么做了。

有个女人在哭。哪个女人？为什么哭？谁在安慰她——或者惹她落泪了？再高一些，也许就能弄清楚了。一本厚字典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洛诺夫的韦氏大字典放在一个放着厚厚参考书的书架上，与打字椅一般高，在迫切情况下我能做到的最多只是，跪着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集垫在桌子和我的脚底中间，这样可以再升高一两英寸。

啊，意想不到的后果，艺术的无法解释的用途！邓康白是能了解的。詹姆斯是能了解的。但是洛诺夫能了解吗？别摔跤。

“你这就讲道理了，”说话的是洛诺夫，“得由你自己来认识这个道理，如今你已经认识到了。”

头顶上砰地轻轻一声。有人落座在椅子中。疲倦的作家？现在已换了浴袍，还是仍穿着整套衣服，系着领带，穿着皮鞋？

这时我听到了艾米·贝莱特的说话声。这时候她穿的是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认识到——不论怎么样，只有更痛苦。当然我不能住在这里——但我也不能住在那里。我什么地方也不能住。我不能活。”

“轻一些。她今天已够累的了。让她休息吧，她已睡了。”

“她破坏了大家的生活。”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不能怪她。这里说不行的是我。现在你睡去吧。”

“我睡不着。我不想睡。我们可以谈谈。”

“我们已经谈过了。”

沉默。他们是不是跪了下来从旧地板缝里听我在干什么？要是那样，他们早就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了。

床垫弹簧响！洛诺夫爬到床上她身边去了！

但我听到的是艾米从床上爬起来的声音，不是洛诺夫爬到床上去的声音。她的脚在我嘴唇上面几英寸的地板上轻轻地走过。

“我爱你，我这么爱你，爹爹。没有人像你。他们都是这样笨。”

“你是个好姑娘。”

“让我坐在你的腿上。就搂我一会儿，我就没事了。”

“你已经没事了。你最后总是没事的。你是个伟大的幸存者。”

“不，只不过是世界上最坚强的软骨头。唉，给我讲个故事。给我唱支歌。唉，学一学大鼻子杜兰特，我今天晚上真的需要。”

起先听起来像谁在咳嗽。但是后来我却听清楚了，是的，他在对她唱歌，很轻很轻，用吉米·杜兰特的调子——“我就向他踮起脚，他就向我踮起脚”——我只能听清一句，但这就够了，可以让我想起杜兰特在电台上用他有名的破嗓门唱的全部歌词，现在这位著名的作家就在我头顶上模仿他的沙哑的讨人喜欢的无邪的唱法。

“再唱一个。”艾米说。

她坐在他腿上！艾米穿着睡衣，洛诺夫穿着整套衣服？

“你去睡吧，”他告诉她。

“再唱一个。唱《不能没有百老汇》？”

“‘唉，我很明白我不能没有百老汇——但是……百老汇能够没有我吗……’”

“‘曼尼，我们在佛罗伦萨该多么快活——我亲爱的，我们可以不必偷偷摸摸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偷偷摸摸。我们从来没有偷偷摸摸过。”

“不，像现在这样那就不是。但是，不这样，就都是假的，错的，寂寞的。我们可以都很快活。在那里我就不会再是你的小姑娘了。我们玩时我愿意做你的小姑娘，但平时就是你的妻子。”

“我们以前是谁，以后也是谁。别做梦了。”

“不，不是这样的。没有她——”

“你要你的良心背着一具死尸吗？她不到一年就要死的。”

“但是我的良心已经背着一具死尸。”她的双脚突然落地，地板上咯吱了一声。原来她是坐在他的腿上！“你瞧！”

“遮起来。”

“我的死尸。”

地板上一阵乱。洛诺夫走动时的笨重的脚步声。

“晚安。”

“看一眼。”

“别演闹剧，艾米。遮起来。”

“你喜欢悲剧？”

“别闹。你装得不像。既然决定不要失去自制——那么就不要。”

“可是我要发疯了！我不能同你分开生活！我不知道怎么才好。唉，我为什么不接受那工作——搬回来！管她呢！”

“你做的是对的。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放弃一切！”

“放弃一切梦想，不错。”

“唉，曼尼，吻一下我的乳房就会害死你吗？这也是梦想？你就这么吻一下就会害死什么人吗？”

“你马上把衣服遮上。”

“爹爹，我求求你。”

但是我接着听到洛诺夫的软毡拖鞋——不错，他已换了衣服，准备上床了——走过楼上过道的声音。我尽可能不出声地从桌子上爬下来，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卧榻边，为了偷听他们谈话，我像演了一场杂技似的累得筋疲力尽，一回到那里就一下子倒在上面了。我对偷听到的他们谈话感到惊奇，我对自己有负他的信任感到惭愧，我对自己没有被发觉又感到放心——但是同我不久就开始对我想象力的贫乏和前途的不妙所感到的失望相比，这一切感觉实在算不了什么。爹爹，佛罗伦萨，大鼻子杜兰特，她的孩子腔和欲望，他的疯狂的、超人的克制——唉，要是我能够想象我偷听到的场面那就好了！要是我能像实际生活那样放手去创造那就好了！要是有一天我能够稍稍接近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种独创性和刺激性！但是如果我真的做到了，那么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呢，我的父亲和他的法官？我的长辈会怎样经受这个打击呢？如果他们经受不了，如果对他们感情的打击太伤他们的心了，那么我自己怎样能受得了他们的痛恨、咒骂和脱离关系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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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二十余年。

(2)　皆为电视演员。

(3)　Admiral Nimitz（1855—1966），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上将。

(4)　原为黑人对白人的蔑称。

(5)　英语“扔公牛”意为吹牛。

(6)　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的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国家”的宣言。

(7)　Ernie Pyle（1900—1945），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曾获得1944年普利策奖。1945年在太平洋前线阵亡。

(8)　皆为著名犹太血统的棒球队员。

(9)　美国流行连环画的大力士主人公。

(10)　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天使望故乡》。

(11)　Stephen S. Wise（1874—1949），匈牙利裔的美国宗教领袖，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犹太人议会的创始人。

(12)　Abba Hillel Silver（1893—1963），美国的犹太法学博士，生于立陶宛。美国锡安主义运动激进派领导人。

(13)　Zvi Masliansky（1856—1943），最著名的意第诸语演说家，在他那个时代颇具影响力。出生于白俄罗斯。

(14)　两个都是希特勒的狂热反犹太的助手。施特莱彻曾任希特勒组织领袖，戈培尔曾任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

(15)　Rocky Graziano（1919—1990），美国拳王。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的一个集中营。

(17)　犹太人面部特点之一是鼻子较大，因此有些妇女往往到美容院整鼻。把鼻梁骨削去过于突出部分。

(18)　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