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到任后，将所有图书认真编目，并动手写了几十张通知散发到学校和居民家里。图书馆在一个跟往日没什么两样的上午重新开门。第一天没有人来；第二天没有动静；第三天只有邮递员来送给他一封家信。一周过去了，年轻人的激情开始降温。

有一天下午，拉斯洛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看书，忽然听到阅览室门口有些响动，他本以为是老鼠或捉老鼠的猫，撂下书到隔壁看了一眼：阅览室里静悄悄的，木门虚掩，什么活物也没有。他回到屋里重新坐下，刚把书捧起，又听到了响动。年轻人再次起身去看，还是没发现任何异样，不过这次他没马上走开，而是屏吸静气地站在阅览室中央。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窸窣的碎响，虚掩的木门被什么东西轻轻拱动……他冲了过去，拉开屋门，意外地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孩子！

孩子们被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吓坏了，四散逃开。拉斯洛抱歉地朝那几个躲在房后、树后的小孩子招手，孩子们用煤球一样漆黑的眼睛警惕地看他。拉斯洛想了想，回屋演了出空城计，不仅将木门敞开，还搬来一把木椅抵在门边，回到办公室重新坐好，手里捧着书，耳朵却机警地听着门口。慢慢地，孩子们又悄悄地聚回到门口，终于，第一个大胆的孩子试探性地跨进了门槛，另一个随后跟进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拉斯洛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几十双眼睛盯在他身上。拉斯洛让孩子们围坐成一圈，给每个人发了一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们上了第一课，讲“怎样读书”。大多数孩子从没摸过书，于是他从书皮、扉页、作者、标题和插图讲起，然后讲读书的好处，告诉他们书里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再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童话《带刺儿的玫瑰》，绘声绘色地讲起来……那天晚上，阅览室里的最后一个孩子是被父母硬拉走的。

从那之后，拉斯洛开设了“读书课”，还从城里请来一些演员、作家跟孩子们见面。再后来，不仅是孩子，镇上不少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馆的常客。图书馆逐渐变得热闹，常被孩子们挤得满满的；原来静如死水的小镇开始有了新闻和话题，有了惹人关注的兴奋点。在居民们眼里，新来的图书管理员成了一个奇特的怪人。不过，年轻人只在山沟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将文化馆连同可怜的藏书一起烧成了灰烬。既然没有了书，图书馆管理员也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拉斯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镇和孩子们。

“你们看，就是因为那一把火烧掉了小图书馆的几千册藏书。所以作为补偿，我应该多写几部。”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们说。失业后，他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时间写成了处女作《撒旦探戈》，灵感就缘于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拉斯洛善于描写封闭乡村的精神世界，能透过小酒馆里的琐碎场景看到人类最内心的层面。

在《撒旦探戈》里，伊利米阿什从城里回来了；在《战争与战争》的序篇里，先知以赛亚回来了；在《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里，又一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现在绝望者们的视野里，温克海姆男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回到匈牙利，回到无望的故乡，在这里，人们等他就像等弥赛亚，等救世主。

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

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尔或艾斯特哈兹，他也在作品里通过东欧人特有的幽默表现事物悲喜剧的两面。在读者看来，《撒旦探戈》是绝对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认。拉斯洛说，凡事都有悲与喜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

5

拉斯洛是一个看过世界的人。1987年，第一次离开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给他的DAAD奖学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柏林墙倒塌后，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不仅经常往返于德国和匈牙利之间，还先后旅居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希腊和日本，还有中国。

自从在塞格德相识后，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中国计划”他酝酿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实现。那一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从世界范围选出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请他们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后沿着他的足迹实地游访，写一篇报道。与拉斯洛同在名单上的还有马尔克斯。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白，决定沿着诗仙的足迹走一圈。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译和助手。

我们在五一节那天从北京出发，搭乘火车和长途汽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一路上进行了大量采访，每到一地，都要拜会作家同行，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跟中国文人谈李白并不是难事，他们总能谈出个“诗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会为李白是“儒”是“道”争执一番。但是，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有没有听说有关李白的传说？作为中国人，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李白坐在你的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要命的是，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采访者们当时莫名其妙、瞠目结舌、甚至忍不住喷笑的表情和录音机里录下的一句句不知所云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觉得拉斯洛的采访很搞怪。李白写过诗千首，但大多数中国人能顺口背出的总是那首并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过无数山川，但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有后人附庸风雅的题字和为开发旅游而翻修的庙宇。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说的不错。但是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我耸肩默认。的确，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与一个欧洲人说“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许，一个中国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说“不知道”比随便一个中国人说“不知道”更能激发他的灵感？

旅程结束，在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完我们录下的十四盘磁带之后，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作为诗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记。他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灵魂的文章，不是向欧洲读者介绍生平，而是讲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根据这次旅程，他写了一篇散文体长游记《只是星空》。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朋友的作品产生了好奇，毕竟他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刚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不但翻着字典读了，还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其中一篇《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中文，几年后发表在《小说界》上。现在回过头看，那是我文学翻译生涯的起点。

以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但过去读书大多迷恋于内容，翻译《茹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感觉到读书的蹦极状态。这篇小说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字，但让我染上了翻译的瘾，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为未知的未来做准备，直到2002年秋天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从那之后，命运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不仅成为翻译家，还成了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他和凯尔泰斯都是我的文学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当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就兴冲冲地将一本散文集《乌兰巴托的囚徒》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听不懂，更不用说阅读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尽量简单地告诉我，1991年他从蒙古转道去中国，过境时签证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说来真是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后我会翻译他的作品，会充当他的中国声音。

其实对中国的出版界来讲，本来不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后多次来过中国，造访过多位作家和编辑，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他学中文的妻子也来中国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从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他，发表了其小说《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又发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觉并不灵敏，或是知难而退，直到他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才蜂拥而至。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除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后一本书中有一篇《奶奶》，写的就是我的母亲。每次他到北京，都会住在我母亲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将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终于，曼布克国际奖圆了他的这个梦，使他在中国变得抢手，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十五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

6

2015年宣布的曼布克国际奖，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站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那之前，他于2014年获得了美国文学大奖，早在1993年，他就因《撒旦探戈》在德国被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而蜚声欧洲。他在匈牙利获的奖更是不计其数，囊括了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等几乎所有奖项。

当然，无论奖项让作者如何走红，都改变不了作品的难度。无论对哪国的译者来讲，翻译拉斯洛的书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作家极富个性的文学标签就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即便描述穷乡僻壤的阴雨和泥泞，用“史诗般的”来形容他的语言也不过分。在拉斯洛看来，短句简单无趣，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当一个人思维奔涌、表达欲膨胀时，肯定会选择用长句，就像酒馆里的客人一样喋喋不休，不使用句号，一晚上只说一句话，当然，作家的唠叨与酒鬼不同，与表现欲一同膨胀的还有文字的野心与诗意。即便在母语文学中，他的长句也独树一帜，对绝大多数的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他的句式既很难读又很耐读，细腻又粗粝，细碎又宏大，构设精密，富于律动。如果翻译不好，会让人读起来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因此不难理解，接连两届的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都颁给了他的英文译者和他的作品，2014年是《撒旦探戈》，2015年是《西王母下凡》，评论家们认为两位译者“发明了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翻译成中文后也是如此，读者会读到一种有异于中文语言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中文”：

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封闭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直到电灯熄灭；一张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酒馆老板的脸；此刻，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飞虻愣神，嘴里小声地嘟囔说：“你们全都见鬼去吧！”

读这样的长句，与其说是中文，不如说像太极拳，缜密沉着，缠绵不断，节节贯串，丝丝入扣，是中文写作者凭中文思维不大可能写出来的中文。难怪以长镜头著称的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在创作上离不开拉斯洛，从1987年至今，他俩已经合作了九部影片，不是由拉斯洛亲自改编自己的小说，就是由拉斯洛创作剧本，特别是《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人》和《都灵之马》，全都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仅从上面抄写的这句话，我们就可窥见他们俩的关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为塔尔·贝拉式长镜头的电影语言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文学支撑。读他的小说，感觉就像看塔尔·贝拉执掌的镜头如何以几乎静止的缓速慢慢地摇动：流向远方的泥泞，淅沥不停的阴雨，平原上黑暗的光线，贴在玻璃窗上的面孔，单调执拗的钟表嘀嗒，喋喋不休的一句醉话，手风琴拉出的探戈旋律，倒酒喝酒咂吧嘴的声响，在疾风中沉闷至极的行走，牛叫，数钱，跳舞，窥伺，夹着僵硬死猫的女孩，还有教堂废墟里幽灵似的疯子……无论镜头固定多久或推移得多么缓慢，都无法把我们带入任何的精神世界，所能看到感到的只是毁灭、恐惧、绝望和欺诈。

“首先，《撒旦探戈》在电影史上以片时最长、承载事件最少而出名：在这部七小时半长的电影里，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对运动的想象在其自身中消散，将我们带回起点。”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这句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书名，“撒旦探戈”，陷阱中周而复始的魔鬼舞步。

在这部小说里，骗子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人，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麻木、猥琐、愚蠢，如跑转轮的老鼠。貌似发展的人类永远不会吸取任何的经验教训，一次次微弱希望的萌发，总以落入陷阱结束，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这部代表作里，骗局是未来的同义词，谎言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影片里，一行满怀憧憬的逃亡者在猫头鹰的凝视下，被“救世主”伊利米阿什引上迷途；小说的结尾，医生用木条将自己房间的门窗钉死，告诉我们“无处可逃”。尽管这部小说采用了形式主义特征强烈的后现代写法，但本质是冷峻的历史唯物主义。准确地讲，是部深刻的寓言小说或哲学小说。正因如此，就连目光高冷、吝啬口舌的苏珊·桑塔格也被他折服，称之为“当代最富哲学性的小说家”，是“能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德国当代名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视野的普世性，只有果戈理的《死魂灵》可以与之相比，远远超过了所有当代写作的短浅关注。”

另外，作者对卡夫卡的崇拜和继承也不言而喻，在《撒旦探戈》的正文之前，他用卡夫卡《城堡》中的一句话做引言：“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他多次在采访中明确地说，卡夫卡是他追随的文学偶像。我在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他在作品里展现了贫困、绝望、污浊和黑暗之后，并没有给出解脱和救赎之路。

拉斯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忧伤主义者，即便生活中的他不缺爱情也不乏成功，他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类严肃作家，也许今天会被许多人讥笑，认为他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他写《撒旦探戈》的时候，觉得“当时的世界太黑暗”，但是现在，他也认为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人类仍活在自己铺设的陷阱里，总是欺骗与自欺，这让他感到忧伤，甚至怀疑幸福。

“幸福是什么？是爱吗？我觉得不是，爱是痛苦的。”有一次，他带着那副招牌式的波斯猫目光和裘德·洛式微笑跟记者讲，“幸福只是一种幻觉，也许你确实能幸福上那么一两分钟，但在之前和之后都是忧伤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可以让我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的历史，有时我觉得是一出喜剧，但是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一出悲剧，而这悲剧却让我微笑。”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强大到能够挣脱上帝，但他们逃不出魔鬼的圈套，所有自以为聪明的努力不过都是在跳撒旦探戈，在原地踯躅。无处可逃！这是作家对整个人类提出的警示，不过，也恰恰由于作品的残酷和不留出路，为唤醒个体对普世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严肃的可能。